第一篇：黨的35年三中全會改革路

以下是由

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改革目標是什么?中國將如何改革?對此，國內外各方紛紛猜測、眾說紛紜，成為世界媒體報道的焦點。

事實上，中國已經走上了自主、自信、自強的改革開放道路，并將繼續沿著這條“人間正道”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前行。這是有其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發展邏輯的，因此也需要我們了解黨中央重大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的機制。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同時，“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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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中央的重大決策程序來看，第一步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決策，通常是每五年舉行一次;第二步是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簡稱“中央全會”)決策，通常是每年至少舉行一次。黨代會決策是對未來中國發展進行全面的重大決策和全面的戰略部署，中央全會決策是對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重要決定和具體部署，如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七次全會，分別涉及到深化機構改革(二中全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中全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四中全會)、“十一五”規劃(五中全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六中全會)、為黨的十七大做準備(七中全會)。這反映了黨中央決策機制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而保證了中國重大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高效率地作出正確決策，及時糾正小的錯誤，避免顛覆性錯誤。這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決策”的重要體現和獨特優勢。

從中國重大改革決策和部署看，先后有四次“三中全會”決策，與之相對應的是形成了彼此區別又彼此相聯系的四個階段：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隨后啟動了農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階段。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統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目標。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局階段，即在農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礎上，開啟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次是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和基本原則，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50條。這是在確立了創建新體制的目標之后的“建立新體制”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在原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改革。

第四次是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42條。這是在初步建立了新體制的基礎上的“完善新體制”階段。

按照這一改革發展邏輯和制度變遷邏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標志著中國將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工作看，實際上經歷了兩個階段，花了近兩年的時間，也顯示了中國特色的決策機制和過程。第一個階段是起草黨的十八大報告階段，經過近一年時間才完成并在黨的十八大上正式通過，為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總體目標、基本原則和主要任務。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容，就是制定三中全會《決定》的詳細大綱。

第二個階段是在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標，總攬全局，謀劃長遠，深入調查研究并著手起草三中全會《決定》這一指導下一個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開會議，聽取了《決定》稿在黨內外一定范圍征求意見的情況，決定根據這次會議的意見進行修改后，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據新華社報道，這次征求意見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各地區各部門各有關方面和黨的十八大代表對文件稿提出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經過前后兩個階段，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才形成了擬提交三中全會審議的《決定》文件稿。這一過程是“先民主、后集中”，“從下至上”，再“從上至下”，“再民主、再集中”的政治民主、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過程，遠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決策程序更為廣泛民主，更能反映全國不同人群的利益，更能集中眾多不同方面的意見，也更能有效集成全黨和全社會的政治智慧。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30多個省級地區和300多個地級、2800多個縣級、40000多個鄉鎮級行政單位的大國，這樣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充分民主與高效集中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已經被實踐充分證明是十分適宜的，也是十分有效的。

從黨的十八大報告，我們可以讀到有關三中全會《決定》的若干重大信息：

第一，這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不同于前三次改革決定，不只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涉及到其他方面體制改革，比以往更加全面，更加協調。這也符合制度變遷的發展邏輯：一類制度變遷，會引發其他制度變遷;其他制度的變遷，又會反作用于某一類制度的變遷。這是因為任何一類制度的變遷都將產生外部性，既可以是正外部性，也可以是負外部性，譬如經濟體制改革在促進經濟效益的同時可能會損害生態效益和社會公正，這就需要其他體制改革，如生態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建立、發展和完善，來對沖經濟體制改革的負外部性。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體制保障。根據“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的要求，三中全會《決定》是一個“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將全面推進統籌協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領域的改革以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這是《決定》最大的創新點和亮點。“五位一體”的改革總體方案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體制保障，小康社會建設的順利推進又是改革總體方案的目標。例如：文化體制改革，是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是為了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第三，全面改革就是全面創新，這就超越了僅針對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創新的局限性，擴大了改革的領域，開拓了創新的空間，更充分地激發了全體人民的創造力。不僅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還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文化傳承規律、自然規律;不僅有市場創新、產權創新，還要有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社會創新;不僅要解放經濟生產力，還要解放科技生產力、社會生產力、文化生產力、綠色生產力;不僅要破除經濟體制機制弊端，還要破除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體制機制弊端;不僅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生態文明，不僅要創造經濟財富、物質財富，還要創造文化財富、精神財富、生態財富。這不僅大大突破了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相協調、相互補。從這個意義上看，不斷創新、全面創新，不僅要“不唯書、只唯實”，敢于突破和超越西方，還要做到與時俱進，善于突破和超越自己。

第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是將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使各類改革更具政治可行性、經濟可行性和社會可行性，成為下一個十年中國“五位一體”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必將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產生巨大的正外部性。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跨越了35年。我們始終堅持和不斷實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黨的十八大更加明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人民還將不斷開創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業，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跡。

第二篇：三中全會：中國改革邏輯

以下是由

11月9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上，新一屆領導集體將首次向外界全面闡釋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線圖。日前，多名高層領導人已在不同公開場合表示，此次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在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國已經探索了35年的“改革開放”之路。

這35年，一些歷史性的節點永恒地記載史冊。回顧35年歷程，“三中全會”是觀察中國“后30年”(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偉大變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一條主線。

歷屆三中全會，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前瞻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外媒分析認為，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所選擇的改革道路，或許將開啟自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談話”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中國變革。

三中全會與它所改變的中國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促進經濟發展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可以說，35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折射出黨對于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

換句話說，三中全會已成為“改革”的代名詞，是觀察中國“后30年”變革的歷史線索。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共召開過的7次三中全會，“深化改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不變主題。這7次三中全會，有5次議題直接是與深化改革相關，2次則和農村改革與發展相關。

而尤為引人注目的，則是4次關系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全會，它們分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它們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和時代性色彩，分別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揭開了改革開放“新革命”的序幕，成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

具體來說，這次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和重大歷史的撥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改革特點在于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深圳經濟特區則是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標簽，中國經濟開始意識到“市場”的力量。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曾說，這次全會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則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當時，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還是原來的那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各種弊端不斷凸顯。此時，農村改革的倒逼機制開始發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開始探索從舊的經濟體制轉為新的經濟體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有許多重大突破，現代企業開始萌芽，社會各階層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自此，“市場”的力量正式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強動力，并深刻改變了近20年的中國。

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必然要聯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聯系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自從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面臨巨大困難。此時，鄧小平拿出了共產黨人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在1992年春天發出“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臺”的呼聲。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并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而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具體化，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這個階段可以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較強勁。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房地產改革等影響深遠，深刻烙印在當代中國改革史上。

又過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為此后1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勾畫出“藍圖”，同時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思路。

與10年前相比，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這次全會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黨的執政理念和發展目標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人性化的執政理念，標志著最高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個明顯的改變是，200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日益重視社會的發展。在經歷經濟高速發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臨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矛盾集中等現代化轉型難題。中國領導人適時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執政目標，以此統一中共上下的執政理念，扭轉單純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建設的問題。在發展仍是黨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護好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將是考驗黨執政能力和執政素質的重要課題。

“經濟奇跡”與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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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年”有一個醒目現象，即經濟體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著一系列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鄧小平在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時說：“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未停止過多種層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說，中國近幾十年幾乎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么該如何解釋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奇跡”?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向前推進。換言之，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需要什么樣的政治秩序與之相適應，并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發展快的社會，在共識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難。因此，國內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顯得極為重要。

現在的中國不用說與1949年相比，即使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國家的財富積累、制度化和規則化建設，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教育水平，均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事實上，中國執政黨堪稱世界上最善于變革的政黨。貫穿于歷屆三中全會的永恒主題便是“改革”。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始于鄧小平時代的內部變革，延續至今。任期制、責任制、差額選舉制等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進。以黨內民主為例，中國地方官員選舉的差額比例越來越大，競爭性成分越來越高;中共代表大會黨代表選舉差額比例、公開透明程度均在不斷增加。甚至，中國執政黨開始引入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高層領導人和重大決策的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成就認為，黨內民主等內部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新規范，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

正如鄧小平所說，“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當然，中國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風風雨雨和執政黨內部的經驗教訓，都將是改革的動力。

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其中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史上重要一筆

再過幾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國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會，本質上來講，是期待中國改革，期待中國改革惠及更多的國內公眾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全面闡釋執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線圖的重要時點。此次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無論這次三中全會將出臺什么樣的改革方案，都將為中國改革史寫上至關重要的一筆。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議題就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戰略高度。一個異常明確的信號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今年適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5周年，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改革都會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然而，與前幾輪改革相比，這一輪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更大。對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價更大的改革。與30多年前相比，歷史環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敵人是意識形態障礙，如今的改革難點主要是‘利益’障礙。”

跟35年前相比，當下的中國在經濟上要發達得多，社會狀況也復雜得多，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因此，人們期待的改革應該是大膽而審慎的改革，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維持現狀的人的強烈反對，從而破壞長期的改革事業。中國政府的謹慎或許反映了其經濟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誠意。”

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國改革史上大書特書。

第三篇：黨的三中全會思想匯報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新的科學發展觀，本質和核心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根本目的就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那么，以人為本的大學科學發展觀，就是以學生為本，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全面協調大學內部不同群體的人與人、工作與工作以及當前與長遠之間的關系，保證大學的可持續發展。

這種大學發展觀是對見物不見人、求量不求質、求形式不求內容、求局部不求整體、求當前不求長遠的片面發展觀的否定。我國高等教育的毛人學率已從1978年的1.4%增加到2004年的19%，在校大學生已達2000萬人。幾年來的大學擴招，使高等教育快速進人大眾化時期，很多學子有了進大學的機會，初步緩解了國民的高等教育需求與供給不足的矛盾。但是，我國大學在快速發展中，卻出現了許多與科學發展觀相悖的問題。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大學改革與發展的強大動力。筆者認為，依據科學發展觀，目前我國大學應進一步處理好如下十大關系。

一、知識、能力與全面發展的關系

大學科學發展觀強調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由于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教育主要是傳授知識，把學生獲取知識的多少作為衡量教育成敗的主要標準。“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人人心。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大學教育必須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潘懋元教授講:應當承認，對于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知識與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識、能力一般都屬于智育范疇，在全面發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礎，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識質量觀或能力質量觀帶進21世紀，既不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利于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可持續發展。

因此，必須把傳統的知識質量觀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質量觀，轉變為包涵知識、能力在內的全面發展質量觀。所以說，按照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的要求，構建新的人才培養模式，是新時期大學的一個嶄新課題。知識、能力、素質三者是互有聯系又各有內涵的矛盾統一體，只有使之學術視點辯證統一，才能全面協調發展。知識是形成能力和素質的基礎，但知識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質;素質的提高，又將促進知識的更快掌握、擴展，促進能力的更好發揮與發展。大學應加強素質教育，融傳授知識、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為一體，培養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的各類專門人才。

另外，大學培養的高級人才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中堅力量，是創建人類文明社會的“設計師”和“建筑師”。社會的發展和文明進步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統一。而人類文明社會的“設計師”若缺失創造物質文明的科學知識或創造精神文明的人文知識，自然使社會文明進步處于畸形狀態，延緩其發展。《歐洲大學憲章》提出大學要進行的改革應是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

綜上所述，大學要把科學教育、人文教育與素質教育統一起來，實行全面發展教育。科學教育、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結合之所以需要，是由人才培養模式所決定的。大學要培養的人才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是既能創造美好生活又能正確享受生活的人。高質量的人才需要有科學技術專業知識，還有另外一面，人對生活的理解、善于調節人生的酸甜苦辣，主要靠人文精神的修養。不論科學技術如何發展，人永遠不會物化到失去自己的思維與感情。

所以大學要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達到人才素質的和諧與均衡發展的目標，必須下決心改變:過弱的文化陶冶，使學生人文素質不高;過窄的專業教育，使學生的學術視野不寬，學術基礎不牢;過重的功利主義導向，使學生全面素質培養與基礎訓練不夠;過強的共性制約，使學生的個性發展不足的現狀。加強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并努力使二者真正融合，達到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之目的。

二、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的關系

我國《高等教育法》第31條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應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此即要緊密圍繞培養人才這個中心，開展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大學從單純的培養人才到開展科學研究，再到直接為社會服務，這三大職能的重要程度也跟其產生的順序相一致。大學所進行的科學研究本身就是知識信息的創造與加工;教學過程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知識信息的傳播，也是通過教學相長刺激科研靈感與發展科研能力的動力;而大學利用其人力資源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所進行的高科技產業開發和為社會上的企業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技術咨詢與服務則是知識信息的共享與應用。因此，大學是能夠很好地整合知識的創造、加工、傳播和應用的這樣一種社會機構。

因此，大學不僅要致力于培養高素質創造性人才和承擔科技前沿重大課題的任務，還應是知識創新、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直接參與并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大學不僅要把教學、科研職能提到一個新的水平，同時還應充分發揮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經濟功能，要使大學實現教學、科研、經濟(包括社會發展)三大職能的一體化。大學不僅是知識傳授和科學研究的基地、更是參與社會變革、乃至于導引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國各類型各層次大學要依照自己的層次類型處理好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者的關系。無論是應用技能型的、教學為主型的，還是教學科研型的、科研為主型的大學，都要依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在開展知識創新、培養創造性人才的基礎上，充分實現大學的三大職能。這是因為現代大學職能的進一步擴展，不僅表現在三大職能賦予了新的內涵和要求，而且更表現在三大職能緊密聯系，相輔相成，對知識的傳播、加工、創造和應用起整合作用。

大學要從“象牙塔”式的傳統學術領域中走出來，以其知識創新、傳播和應用的特殊功能，為科教興國做出應有的貢獻。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特別是在科學發展觀主導下，高等教育與經濟建設、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密切結合，并不只是一種理念，而是被越來越多的實踐所證實的一個發展趨向。近年來，國內不少大學的產學研結合已經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參與宏觀和微觀決策研究咨詢等方面，也發揮了“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這就足見大學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

科學發展觀要求大學必須確立“知識傳播、知識創新、知識物化融為一體”的大學職能觀。作為“知識傳播體系”，大學要轉變“應試教育”的落后模式，使學生主動接受知識、增強創新意識、培養創新能力。作為“知識創新體系”，大學要發現、創造新知識，要在多學科的交叉中促進邊緣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的形成。作為“知識物化體系”，大學要千方百計使新知識、新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為人類創造和積累更多的財富。

匯報人：xiexiebang

第四篇：18屆三中全會部署15方面改革

三中全會公報要點提示：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提出要深化財稅改革和軍隊改革

新華社北京11月12日電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204人，候補中央委員169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黨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十分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二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沉著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扎實推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實現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開局。

全會高度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認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全會強調，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強調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

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全會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

全會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要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

全會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全會提出，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

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

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全會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全會提出，緊緊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這一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著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創新發展軍事理論，加強軍事戰略指導，完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要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各級黨委要切實履行對改革的領導責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鼓勵地方、基層和群眾大膽探索，及時總結經驗。

第五篇：公車改革路難行

公車改革路難行

財政部開展統一組織全國事業單位公務用車清查工作，繼中央部委集中公布‘三公經費’后，公車改革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

自1994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布《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規定》至今，公車改革探索已走過20個年頭。雖然初步取得成效，但仍然任重道遠。因此，進一步深化公車改革，成了各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公車改革之路如何前行，怎樣取得新的突破？基層公車改革如何協同推進，我們需要走到公車改革的基層一線尋找答案。公車改革者普遍認為，公車改革不是取消所有公車，而是要劃清‘公用’和‘私用’的界限，克服特權思想，建立有效監督約束機制，使公車改革有章可循，公開透明。古詩云‘春江水暖鴨先知’，那公車改革該誰先知呢？又該誰去監督，采用什么方法去監督，如何才能推進公車改革的順利進行。

公車改革問題復雜，不僅涉及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也是公車改革的重點領域。由于部門多，各管理部門職能不明，難以形成合力進行有效的改革。公車改革要采取適度公平的手段，只要單位是公有的，公務車都要納入車改，應該參照黨政機關的標準進行，對特殊的單位可以采用不同的車改措施。

公車問題的的根源是公權力的私用，所以說公車問題不是車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究其根源是權的問題，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對權力的約束和規范上，放在防止發生權力的私用和濫用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公車置于公眾監督下，由于不是所有的公車都像警車那樣好認，導致一般市民對公車‘監督無門’。我們的政府應該意識到公車特征的重要性，為公車添加必要的標志。

有效的監督機制還應當在改革中廣泛征求民意。公車改革不是簡單的機關內部問題，改革方案不經過公眾的通過，搞所謂的‘低調’改革，這是不對的，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公車改革很難得到認可。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張建中說：”公車改革貴在堅持和完善，不要寄希望于一個完美的體系去實施，在探索中前行才是最現實有效的選擇，如果一受質疑就停下來，那才真正是改革中的不幸”。改革的出路是全國統一步伐的改革，這才是實現公車管理模式的根本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