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反映部分農村假藥泛濫監管真空值得關注1

基層反映部分農村假藥泛濫監管真空值得關注

近日，哈爾濱市道外公安分局偵破兩起特大假藥案件，涉及百余種假藥和3000多家藥店，涉案金額1300多萬元。從案件的銷售明細表上看到，假藥案涉及的藥店大多在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基層認為農村、城鄉結合部假冒藥品呈泛濫趨勢值得關注。

基層反映，假藥販子以兩毛五至一元錢一條不等價格從物流公司手里購買藥店地址和聯系方式信息，雇傭人員電話推銷，購藥、售藥全用假名和假身份證，并頻繁變換公司名，不斷變換倉庫地點和經營地點。他們購銷的假藥均為常用藥品、熱銷藥品，覆蓋面廣。假藥團伙往往開設多個虛假的公司售藥，制作假的公司印章和資質文件，賣藥時也出示給藥店，消費者很難識別。這些假藥多以淀粉、玉米粉、飼料、化學色素為原料，有的從醫藥公司購買臨近過期成品藥，加上淀粉灌裝。制假者為使真藥反應效果相似，還在假藥中添加鐵粉、興奮劑、安定等成分。

假藥主要流入到城鄉結合部、農村地區小藥店、保健品店、私人診所和鄉村診室。基層認為假藥在農村泛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犯罪成本低。生產、銷售假藥量刑偏輕，如導致14患者急性腎衰竭死亡的“齊二藥”事件，奪命假藥大案主犯王桂平僅被判無期。正是對制售假藥犯罪的大罪小判，量刑不到位，致使不法分子對法律毫無敬畏之心。二是監管不到位。在農村藥品監管領域幾乎是處于真空狀態，目前工商、質檢等執法部門的主要服務對象還是以城市為主，沒有常態性的監管，以致農村市場處于混亂狀態。三是農民防范、識別能力不強。農村和城鄉結合部成為了假冒偽劣的集散地，這與農民收入低、鑒別能力差有一定的關系，農民對假藥的防范、識別能力相對不強。

對此基層建議，一是要完善農村藥品監管網絡，加強農村藥品監管；二是加強懲治力度，提高制售假藥的違法成本；三是加大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對假藥的防范識別能力。

第二篇：基層反映：“論文買賣”值得關注

基層反映：“論文買賣”值得關注

目前正是即將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最忙的時節，落實工作、提交論文、準備答辯等。與此同時，在校園布告欄里，一些“代寫論文”的廣告層出不窮；打開網絡，“提供各類論文價格，保證原創，值得信賴”類似字樣頻繁在網頁上滾動出現；瀏覽論壇，有不少學生匿名詢問代寫論文價錢、論文質量，也有不少“過來人”介紹經驗，點評網站的服務質量。而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以論文買賣為主營業務的網站已發展至800多家，部分論文交易網站流量5年間增加10倍。

之所以“代寫論文”交易如火如荼，究其原因主要是找工作與寫論文之間產生的利益博弈：一邊是學校輔導員催著學生找工作簽協議，一邊則是論文指導老師要求學生盡快上交畢業論文，在權衡利弊下，論文還是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為了杜絕學術造假、買賣論文，高效已經出臺了不少辦法。南開大學、中南大學、西南石油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高校均出臺了《畢業生論文檢測結果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全文文字重合比有的要求不超過20%，有的要求不超過25%，最寬松的是不超過30%。論文不能通過檢測，將面臨延遲答辯和畢業的風險。然而，技術監管始終只是一個輔助手段，而非治本之策。

與抄襲相比，論文買賣隱蔽性更高，且高校只能管理自己的學生，對論文代寫網站無計可施，學校管理因此加大了難度。此外，法律上對論文買賣行為的監管仍是空白，從著作權法角度看，1

如果論文來源是合法的，雙方又簽有協議，賣方自動放棄署名權，這種形式法律并無明文禁止。除非相關網站在提供服務時存在惡意欺詐或質量問題時，經消費者投訴，方可由工商部門查處。況且“論文買賣”網站如果辦理了ICP備案，就是合法網站；論文買賣屬于個人私下交易，除非有人舉報，政府有關部門一般不會主動對其查處和清理。

基層認為，如果任由“論文買賣”行為存在，尤其對于高校學生來說，“誠信”這種品質將變得廉價。因此，建議“論文買賣”行為能夠引起有關部門關注，建議盡快出臺相應法律法規和政策對相關網站進行規制、并嚴厲打擊學術造假行為。

第三篇：基層反映農村喪事服務亟待加強監管

基層反映農村喪事服務亟待加強監管

隨著近年來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喪事活動死灰復燃，喪事服務異軍突起，成為活躍在廣袤農村消費市場上一支“生力軍”，其炙手可熱的發展勢頭和方興未艾的消費勢頭將喪事消費市場進一步拉大，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監管，主要表現為：一是一些喪事舊習陋規重新抬頭，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重新占領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與社會主義倡導的價值主流，與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大相違背。二是名目繁多的各種喪葬用品和喪事配套服務，更是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浪費。三是喪事服務收費監管乏力，廣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為此，基層建議：一是加大喪事從簡和“厚養輕葬”觀念的宣傳教育引導力度，依托電視、電臺、宣傳車、宣傳單、院壩會等媒體和平臺，大倡移風易俗之風，大講勤儉節約之利。二是市、區物價部門應就喪事服務的收費標準進行專題調研和測算，出臺符合當地消費水準的統一收費標準，就提供的各項服務明碼標價，增加收費的透明度。三是民政、工商、物價、城管等職能部門應明確分工，整合力量，加強監管，從嚴、從重打擊制售宣傳散播封建迷信葬品和漫天要價的暴利行為，凈化社會空氣，維護社會正常秩序。

第四篇：6-基層反映地方政府“攀親”央企現象值得關注

基層反映地方政府“攀親”央企現象值得關注

當下，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邀請央企投資地方項目，紛紛出臺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央企的投資眼球，湖南、湖北、四川、重慶、安徽、甘肅等省份都與央企舉辦了對接會，簽訂合作金額都以千億元計。民營資本發達的浙江、經濟發達的廣東也都不甘落后，把吸引央企前來投資作為一項工作重點。地方政府為何如此青睞央企？

一是央企資本雄厚。對地方政府來說，央企的資本主要是資金充裕、技術先進和信譽良好。有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122家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24.3萬億，凈資產9.5萬億，利潤8489.8億元，蘊藏著巨大的投資能力和擴張欲望。其次，央企在與科研單位合作、新技術研發、專利申請上都具有優先、優量、優質的特點，因此掌握著大量的高新技術，這可以看作是長期發展的隱形資本。再者，央企背后強大的政府支持是央企在投資、市場交易中信譽的最好證明，比起外資、游資和熱錢，地方政府顯然對央企更為信任。

二是產業升級要求。在地方與央企的對接中，央企重組地方企業的方式非常常見，重組利用的就是建立以增資擴股為主要形式的股份制公司和以產業升級換代為標志的新型企業，發展以技術為先導的高新產業，利用央企強大的科技優勢，使先進的生產力落戶地方，優化地方經濟發展的硬環境和軟環境，推動自身產業體系建設，將地方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幫助地方企業完成轉型升級。以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與神華集團合作重組寧夏煤業集團為例，重組后集團原煤產量超過原來的2.5倍，迅速躍居全國第五。可以說，央企將地方資源和要素延伸到整個國際市場上，為民營經濟拓寬了新一輪升級發展的空間

三是地方發展所需。央企在國際金融危機時，表現出的抗風險能力、逆勢上揚能力成為地方財政“體力不支”的背景下政績考量的訴求。如果一個央企在地方上落地生根，而后帶動上下游企業來此發展，形成產業集群，則必然會促進當地經濟迅猛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當地政府的收入水漲船高，這一切對地方政府都頗有誘惑力。因此，借助央企的強大資本發展本省經濟，彌補經濟低迷時期民資、外資的投資不足，成為所有地方的“戰略選擇”。

地方政府不設條件、不限領域、不拘形式的“聯姻”央企，火爆背后難免會存在隱患，為此，基層建議：

一是吸引投資不能等于賣地。央企經營的行業多為電力、電信、新材料、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需要占用地方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地方政府不能為了吸引投資而盲目圈地、低價賣地，絕對不能因此而傷害老百姓的利益。

二是項目定位必須有所取舍。地方應根據自身條件和發展階段，圍繞主業進行招商，有針對性地引進項目加快承接產業轉移，與央企進行科學對接，要有全局性、戰略性和長期性，不能不能盲目“鋪攤子”，盲目引進項目或重組，堅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此外，還要注重與央企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合作交流，通過共建研發中心、共同培養人才等措施，促進地方自主創新體系的建設。

三是避免領域擴展損害地方。央企向地方擴張的過程中，無限擴張必然會帶來風險。當一個企業大到不能破產的程度，它就綁架了社會，即企業政府化，地方政府會因此而背負上債務、信用的包袱，戰略擴展變成了戰略侵略。而且，央企在地方項目運營上也有不能掩飾的尷尬，因此要避免過度引入央企導致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單一化，對地方經濟的長期發展產生的不利。

四是適度保留民營發展空間。與央企聯盟的企業多為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形成聯盟的可能性較小，另外，央企強勢入主地方也削弱了民營企業的資源和市場地位，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必然會受到壓縮，為了保證地方經濟的內在活力，應留有和保護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

第五篇：17-基層反映年底“討薪潮”現象值得關注

基層反映年底“討薪潮”現象值得關注

臨近年底，猶如政府部門的“突擊花錢”一樣，農民工的“突擊討薪”也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年關現象。

一是違反社會治安的討薪行為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農民工往往采取拉橫幅、堵塞道路、取爬樓、爬塔吊、阻礙交通等方式，妨礙正常施工現場管理、辦公秩序，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二是極端討薪行為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部分農民工因情緒激動會采取聚集或鬧事、圍堵國家機關，沖擊辦公區域等極端行為，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三是討薪無果會引起暴力或犯罪行為造成社會傷害。少數農民工甚至會采取偷盜企業財產、敲詐、勒索企業主等犯罪行為為自己討薪、討公道，不僅傷害人身財產安全，更把自己引上了討薪犯罪的道路。

基層建議，通過三種轉變走出“年年欠薪，年年清欠，年年討薪”的困境： 一是轉變結案治理方式，變“集中清欠”為“常態監管”。執法部門應在平時嚴刑峻法地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為農民工撐腰，那么，年關興師動眾的“討薪大會戰”就沒有了必要，走過場式的集中整治、集中行動也不用再浪費公帑。

二是轉變工資支付方式，變“年底結賬”為“月薪支付”。不少用人單位，尤其是建筑等農民工用工量大的企業都采取年底結賬的支付方式，而臨近年底，三角債務不斷，導致農民工討薪事件集中爆發，應完善農民工薪酬支付機制，至少應建章立制，要求企業主按月支付酬勞，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拖欠當月工資。

三是轉變政府監管方式，變“投訴舉報”為“主動監管”。近日，人社部、發改委等9部委召開會議，要求確保元旦春節前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各地應限時處理集體勞動報酬爭議和小額爭議。基層認為，在討薪問題上，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等投訴、等舉報、等爭議，被動的處理問題治標而不能治本，而應在平時加強走訪、調查，掌握農民工工資支付的第一手資料，這樣才能終結年年開會部署、年年發文督導、年年集中清欠的“運動式”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