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頁至第342頁。

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編輯先生：

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中只要能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注釋增補材料里面一段針對一個俄國“文學家”的批評性插話。我在那里對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里發現了“俄國”共產主義，并且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于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339

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這篇跋是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對那位俄國“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評論得出我不同意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的結論，那么，他至少也同樣有理由根據我對這位“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后，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

二

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

340

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

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剝奪大量人手中的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并把他們突然拋向勞動市場的變革。但是，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在那一章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于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在這個地方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當前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批注}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341

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他們的勞動，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實際上是它的最大的短處。——批注}

寫于1877年10—11月發表于1886年日內瓦《民意導報》第5期,原文是法文，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頁

第二篇：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簡介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簡介

(1877年11月左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寫作背景

馬克思這封信是在《祖國紀事》雜志1877年第10期登載了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這篇文章對《資本論》進行了歪曲。11月馬克思看到此文，毅然給該雜志編輯部寫了這封答辮信，其目的在于試圖通過批判來糾正米海洛夫斯基的錯誤解釋。但這封信寫好后沒有寄出公開發表．因為馬克思認為信中表達的關于歷史發展和俄國公社的新觀點以及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觀點的不夠成熟有關，即還沒有“最后結束這項研究以便發表”的程度。1

在馬克恩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檔案和文稿中發現它，并將抄本和1884年3月9日的信一起寄給在日內瓦的俄國女革命家、“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一方面對她說：“您可以酌情處理”，另一方面提出馬克思沒把這封信寄到彼得堡發表的另一個原因，是與當時的俄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有關，即“因為他擔心，光是他的名字就會使刊登他的這篇答釋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險．”2馬克思的這封信在俄國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可法通報》雜志上第一次發表。

中心思想

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駁斥米海洛夫斯基強加給他的荒謬觀點，闡明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提出了俄國社會發展的兩種可能性，指明每個民族所要走的特殊道路及其根據。

主要內容

首先，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對《資本論》的曲解，提出對俄國進行多年研究的結論。在信中馬克思說他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一版中評論了赫爾岑，但決不能由此得出他反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全集》第126頁）同樣，馬克思說他在《資本論》德文本第2版的跋里以極大的尊敬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但也不能以此為理由斷定他贊成車爾尼雪夫斯基關于俄國農村公社具有生命力，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馬克思說：“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要直截了當地講經過許多研究而得出的結論，這就是．’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第129頁）

其次，馬克思指明《資本論》中關于原始積累那一章的中心點是描述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概要地總結了生產的發展趨勢，即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并給社會生產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們全面發展以推動；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馬克思指出，假如俄國想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么，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它民族一樣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

最后，馬克思強調米海洛夫斯基把《資本論》中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是錯誤的。馬克思認為“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第l30頁）同時舉例講明羅馬平民白己耕種的小塊土地被剝奪以后，變成了除白己的勞動力以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在他們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相分離的過程，并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第131頁）這樣在研究問題時“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1

2馬克思：《致尼?弗?丹尼爾遜》（1879年4月10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7頁 恩格斯；《致維?伊?查蘇利奇》（1884年3月6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頁

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同上）。“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同上）

意義

馬克思這封信的意義是深遠的，它指明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提供的條件來決定，社會形態的發展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統一。

第三篇：卡·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卡·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63

編輯先生：

“卡爾·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中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一版補遺64里面的一個附注，即我對一個俄國“文學家”②的論戰性的意見。我在那里對這位俄國作家提出了什么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65里發現了俄國的公社，并且說，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于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二版的跋66里，——而這篇跋是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一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④。這個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同那位“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論戰推斷我反對那位“文學家”的這些觀點，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樣多的理由根據我對這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后，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二

我在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段歷史中，“成為形成中的資本家階級進一步發展的杠桿的一切革命都是劃時代的，使廣大群眾同他們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并把他們突然投到勞動市場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這整個發展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67）。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在這個地方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

②亞·伊·赫爾岑。——編者注

③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話，在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轉述的。——編者注 ④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編者注

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那末，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形成的過程，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形成的過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這種勞動，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種貧民”]更受人輕視，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

卡·馬克思寫于1877年11月左右原文是法文 發表于1886年日內瓦出版的“民意道報”雜志第5期俄文是按手稿譯的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P126—131 63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是在該雜志于1877年10月登載了俄國民粹主義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國紀事”第10期，“時評”第320—356頁）一文后不久寫的，這篇文章包含有對“資本論”的錯誤的解釋。馬克思的信沒有寄出，是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的。恩格斯復制了這封信，并將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這封信曾在日內瓦1886年“民意導報”第5期上發表。在俄國，馬克思的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志上發表。——第126頁。

K.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I , Hamburg , 1867 , S.763.——第126頁。

奧·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1847—1852年漢諾威—柏林版第Ⅰ—Ⅲ冊。——第126頁。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8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1頁）。——第126頁。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8頁。這一段引文和第23卷這個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別，是因為馬克思援引的“資本論”第1卷是根據1875年的法文版，而俄譯本第23卷是根據1890年的德文第4版（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5頁）。——第130頁。

第四篇：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卡·馬克思

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編輯先生：

“卡爾·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中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一版補遺里面的一個附注，即我對一個俄國“文學家”②的論戰性的意見。我在那里對這位俄國作家提出了什么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６５里發現了俄國的公社，并且說，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于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二版的跋６６里，——而這篇跋是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一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①。這個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同那位“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論戰推斷我反對那位“文學家”的這些觀點，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樣多的理由根據我對這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后，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１８６１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二

我在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段歷史中，“成為形成中的資本家階級進一步發展的杠桿的一切革命都是劃時代的，使廣大群眾同他們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并把他們突然投到勞動市場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這整個發展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OST頁６７）。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在這個地方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

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那末，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形成的過程，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形成的過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這種勞動，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種貧民”〕更受人輕視，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

第五篇：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

卡·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63

編輯先生：

“卡爾·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①，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中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一版補遺64里面的一個附注，即我對一個俄國“文學家”②的論戰性的意見。我在那里對這位俄國作家提出了什么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65里發現了俄國的公社，并且說，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于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③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二版的跋66里，——而這篇跋是關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一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④。這個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

②亞·伊·赫爾岑。——編者注

③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話，在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轉述的。——編者注 ④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編者注

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同那位“文學家”和泛斯拉夫

主義者的論戰推斷我反對那位“文學家”的這些觀點，那末，他至少

也有同樣多的理由根據我對這位“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

斷定我同意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后，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

當地說。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

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

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

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二

我在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

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

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

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

段歷史中，“成為形成中的資本家階級進一步發展的杠桿的一切革命都

是劃時代的，使廣大群眾同他們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并把

他們突然投到勞動市場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這整個發展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

本論”法文版第315頁67）。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

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

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

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

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在這個地

方我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

地總結了我過去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那末，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

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

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

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

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

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

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

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

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

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

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形成的過程，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

本形成的過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

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這種勞動，又出現了占有

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

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種貧民”]更受人輕視，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

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

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

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

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

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

卡·馬克思寫于1877年11月左右原文是法文

發表于1886年日內瓦出版的“民意道報”雜志第5期俄文是

按手稿譯的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P126—131 63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是在該雜志于1877年10月登載了俄國民粹主義

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國紀

事”第10期，“時評”第320—356頁）一文后不久寫的，這篇文章包含有對“資本論”的錯

誤的解釋。馬克思的信沒有寄出，是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的。恩格斯復

制了這封信，并將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

維·伊·查蘇利奇。這封信曾在日內瓦1886年“民意導報”第5期上發表。在俄國，馬克思的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志上發表。——第126頁。

K.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I , Hamburg , 1867 , S.763.——第126頁。

奧·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漢諾威—柏林版第Ⅰ—Ⅲ冊。——第126頁。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8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1卷第11頁）。——第126頁。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8頁。這一段引文和第23卷這個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別，是因為馬克思援引的“資本論”第1卷是根據1875年的法文版，而俄譯本第23卷是根據1890年的德文第4版（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5頁）。——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