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險合同法

《保險合同法》基礎知識

保險合同法》應掌握的幾個問題

（一）保險合同訂立的程序

險合同訂立的程序與一般合同訂立的程序相同，需要經過要約與承諾兩個階段，承諾一經成立，合同即成立，并產生相應的合同效力訂立中，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經保險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保險合同成立。

二）投保單、保險單和保險憑證的概念

保單是投保人的書面要約。投保單經投保人據實填寫交付給保險人就成為投保人表示愿意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書面要約。險單簡稱“保單”是《保險法》中列舉的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訂立的正式書面保險合同的一種。它由保險人簽發給投保人，完整地記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是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發生損失時向保險人提出索賠或給付的依據和憑證。險憑證是保險人發給投保人以證明保險合同業已生效的另一種文件形式，是一種簡化了的保險。

三）對保險合同內容中以下概念的解釋：

險標的、保險責任、除外責任、保險期限、保險責任的起始時間、保險價值、保險金額、保險費

保險標的是保險合同的保障對象。

保險責任是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人所負的責任，即所承保的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應承擔的損失賠償責任或保險金給付責任。除外責任是保險合同中明確列明的不屬于保險賠償范圍的責任。

保險期限是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負擔賠償責任的時間段。

保險責任的起始時間應根據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期限而定，對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具有重要意義。

保險價值是指保險標的在某一特定時間內以金錢估計的價值總額。

保險金額是保險人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金責任的最高限額。

保險費是投保人付給保險人使其承擔保險責任的代價，又稱“保費”。

四）保險合同的特約事項的含義

保險合同必須具備的主要事項之外，保險合同的當事人還可特別約定雙方當事人同意的其它事項，即為特約事項。按照與保險合同的包括過去事項、現在事項和將來事項。

五）什么是保險合同的效力

險合同的效力，指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合同當事人、關系人依據保險合同，享有的一定權利和負有的一定義務。享有權利的人，可取得該項權利，負有義務的人應當履行該項義務，否則即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六）對于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來說，保險合同的效力

投保人負有繳付保險費的義務；

投保人負有如實告知義務；

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的危險通知義務；

減災防損的義務。

七）對于保險人來說，保險合同的效力

保險人來說，保險合同的效力，指的是保險合同成立后，保險人應承擔的義務。包括：

保險事故發生的原因

保險人承擔損失賠償責任的范圍

履行賠償或保險金給付的期限

八）對財產保險合同當事人和關系人變更的法律規定

保險法》規定，“保險標的的轉讓應當通知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變更合同。但是，貨物運輸保險合同和另有約定

九）對人身保險合同當事人、關系人變更的法律規定

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以變更受益人并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收到變更受益人的書面通知后，應當在保險單上批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

十）保險合同內容變更的條件

據《保險法》的規定，下列事實出現時，保險合同的內容應當變更：

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增加，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的約定應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解除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保險合同的約定履行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的責任，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

據以確定保險費率的有關情況發生變化，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明顯減少或標的的保險價值明顯減少時，除非合同另有約定，保險人，并按日計算退還相應的保險費。

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的年齡不真實，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險費少于應付保險費，保險人有權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補交保險費，或者按應付保險費與實付保險費的比例支付。投保人申報的年齡不真實，致使投保人實付保險費多于應付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將多收的人。

十一）保險合同中止的概念

險合同成立并生效后，由于某種原因使保險合同的效力暫時停止的狀況稱為合同的中止。在合同效力中止期內，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十二）保險合同恢復的概念

險合同的恢復是指中止后的保險合同依一定程序和條件恢復其效力的情況。

十三）保險合同解除的概念

險合同解除是指在保險合同的有效期限屆滿前，當事人依法使合同效力終止的行為。

十四）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條件

《保險法》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并且不承擔違約責任，當對保險合同存續期間所規定的權利義務進行清結，應當履行合同解除前的義務。

十五）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條件：

《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不能任意解除保險合同。除非因為下列的情況出現：

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或者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解除合同。

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在未發生保險事故的情況下，謊稱發生了保險事故，向保險人提出賠償或給付保險金的請求，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還保險費。

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賠償或給付的責任。

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約定履行其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責任的，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解除合同。

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的，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履行前款規定的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危險危險程度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自保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內，投保人與保險人雙方未達成恢復合同效力的協議，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

十六）保險合同解除的程序

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合同當事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解除合同。因此，在法律規定和約定的條件下，具有解除權的一方當事人，除合同。但當事人單方依法或依約定解除合同時，應當及時通知雙方當事人，根據《保險法》的規定，解除保險合同的通知，應當作為終止權利義務關系的憑證。任何一方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或合同的約定單方擅自“解除”合同的，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及其他法十七）保險合同終止的其他原因

險合同終止除當事雙方主動解除外，還有以下法律事實可以導致其效力終止：

保險合同的約定期限屆滿

保險人履行了賠償或給付保險金責任

保險標的發生部分或全部損失

《保險法》規定的其他合同終止的原因）財產保險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而被保險人未按合同約定及時通知保險人；）人身保險合同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被保險人自殺的；）人身保險合同被保險人故意犯罪導致自身傷殘或者死亡的。

第二篇：與保險格式條款有關合同法

與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糾紛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六十條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第十七條 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

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第一百三十一條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從業人員在辦理保險業務活動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欺騙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

（二）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

（三）阻礙投保人履行本法規定的如實告知義務，或者誘導其不履行本法規定的如實告知義務；

（四）給予或者承諾給予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利益；

（五）利用行政權力、職務或者職業便利以及其他不正當手段強

迫、引誘或者限制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

（六）偽造、擅自變更保險合同，或者為保險合同當事人提供虛假證明材料；

（七）挪用、截留、侵占保險費或者保險金；

（八）利用業務便利為其他機構或者個人牟取不正當利益；

（九）串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騙取保險金；

（十）泄露在業務活動中知悉的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商業秘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五十五條 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

（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第五十九條 下列民事行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

（一）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的；

（二）顯失公平的。

被撤銷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無效。

第三篇：淺探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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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探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作者：曲爽 王子越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1期

【摘要】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貫穿于保險法之中的，人們在簽訂保險合同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根本性準則。它始終貫穿于保險活動的全過程，對保險立法和司法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主要包括最大誠信原則、保險利益原則、近因原則。本論文通過對保險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論述，進一步清楚的認識保險合同中基本原則的意義和要求，分析其中的不足并提出合理意見，進一步完善保險合同法，保護投保人的合法權益，穩定保險市場秩序的順利進行，促進保險事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基本原則體系；最大誠信；保險利益；近因原則；損失賠償

一、保險合同法基本原則的分析

（一）最大誠信原則

最大誠信原則應同時適用于保險人和投保人。投保人遵守該原則主要體現在如實告知和履行保證上，保險人遵守該原則則主要體現在棄權和禁止抗辯權上。對投保人而言，誠信原則主要表現為應當承擔的二項義務：一是如實告知；二是保證，即保險人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對某一事項的作為與不作為、某種事態的存在不存在作出的承諾。

對于保險人而言，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主要也應承擔兩項義務：第一，履行說明義務。訂立保險合同時，保險人應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特別是有關責任免除的條款，應當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免責條款不生效力。第二，棄權與禁止反言。這主要適用于保險人和保險代理人。如保險人或保險代理人明知不能承保或者因收取高額保險費而冒險簽發保險單，就屬于棄權行為。發生保險事故后，保險人不得以此為由拒絕賠償或給付。

（二）保險利益原則

1.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

財產保險的保險標的是財產及相關利益，其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的經濟利益。應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法律承認的合法利益；第二，必須是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第三，必須是能夠確定的利益。

2.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

人身保險的保險標的是人的壽命和身體，其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被保險人的壽命和身體所具有的利害關系。這種利害關系往往由保險法規定，主要包括：本人、配偶、子女、父母；

與投保人具有贍養和撫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和近親屬；同意投保人為其投保的被保險的人。此外，勞動關系、合伙關系、債權債務關系的當事人之間，也可能產生保險利益。在人身保險中，要求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必須具有保險利益，不要求在保險事故發生后進行索賠時也具有保險利益。可見，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不必限于保險事故發生時仍存在，比如妻子為丈夫投保人身保險，并不因離婚而使得該保險合同無效。

（三）近因原則

所謂近因，不是指最初的原因，也不是最終的原因，而是一種能動而有效的原因。它既指原因與結果之間有直接的聯系，又指原因十分強大有力，以致在一連串事件中，人們從各個階段上可以邏輯地預見下一事件，直到發生意料中的結果。如果有數種原因同時起作用，近因就是導致該結果的起決定作用或強有力的原因。近因原則的效力表現在：如保險人承保的危險構成產生保險標的損害的近因，保險人應承擔對保險標的損失的賠償責任。

保險人承擔賠付保險金責任的前提是損害結果必須與危險事故的發生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損害結果可能由單因或多因造成。

二、對我國保險合同法基本原則的認識

（一）最大誠信原則

從法律理論和保險法的規定上來說，最大誠信原則要求保險合同的各方當事人最大限度地恪守誠實信用，即該原則對保險人和投保人均有約束力。

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軌階段，信用體系建設的各種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加上中國保險行業起步晚，尤其是十多年來的超常規發展，保險市場出現了不正當競爭和粗放式的規模擴張，造成了保險公司造假現象屢屢發生，誤導甚至欺詐保戶的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我認為保險業發展到現代，無論是法律還是市場需求，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仍將對最大誠信原則的理解停留在過去的認識上是不利于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的，最大誠信原則作為保險活動的基礎應適用于投保人同時也應適用于保險人，這樣才能實現保險人和投保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二）保險利益原則

在我國，只有保險人對投保標的具有一定的保險利益才可以投保。綜上所述，保險利益的存在，只有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才有意義。保險利益產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之間的經濟聯系，它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可以向保險公司投保的利益，體現了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害關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保險標的遭受風險事故而受損失，因保險標的未發生風險事故而受益。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是投保的前提條件。規定保險利益原則的意義在于遏制賭博行為的發生，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

（三）近因原則

我國《保險法》和《海商法》都規定對于保險事故造成的損失，保險人應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金義務，但未對近因原則做出明確規定，近因原則是在處理賠案時，賠償與給付保險金的條件是造成保險標的損失的近因必須屬于保險責任，若造成保險標的損失的近因屬于保險責任范圍內的事故，則保險人承擔賠付責任；反之，若造成保險標的損失的近因屬于責任免除，則保險人不負賠付責任。只有當保險事故的發生與損失的形成有直接因果關系時，才構成保險人賠付的條件。近因原則的不明確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急待解決的一個問題，我呼吁我國保險法立法應盡快對近因原則明確規定，并借鑒國際上公認的典型判例，使保險賠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法律的高度統一認識，統一判案，這將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畢穎慧.《保險法》修訂中的人本觀探析[J].山東工商學院學報，2009，（04）.[2]陳愛軍.影響保險合同成立的若干問題研究[J].當代法學，2003，（09）.

第四篇：關于保險合同法中的最大誠信原則問題

關于保險合同法中的最大誠信原則問題

一、最大誠信原則的緣起及內涵誠實信用原則(簡稱誠信原則)是模糊的社會公平正義觀念在民法領域的體現,或者說是社會公平正義觀念與具體民法規范之間的連接紐帶[1](第56頁)。它要求人們在民事活動中,應當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不負對方的信賴,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信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內在要求,保險合同概莫例外。然而,由于保險關系的特殊性,保險合同對于誠實信用的要求遠遠大于其他合同,故各國的理論和實踐均認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

保險合同的標的是被保險人的財產或人身將來可能發生的危險,屬不確定狀態。保險人之所以能夠承保處于不確定的危險,是基于其對危險發生程度的測定和估計。由于投保前后,保險標的均在被保險人的控制之下,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危險狀況最為清楚,而保險人作為危險的承擔者,卻很難全面了解保險標的的具體狀況。為了便于保險人測定和估計事故發生的危險程度,特別要求投保人在申請保險時應當對保險標的狀況(如保險利益的大小、危險程度,以及一切關系到保險人是否愿意接受或據以確定保險費率高低所需了解的重要事實和情況)作出真實可靠的陳述,或嚴格遵守保險合同規定的條件。如投保人沒有履行此項義務,即使合同成立后,保險人仍可通過法律程序獲得應有的保護。這便是最大誠信原則最初的基本內涵。

最大誠信原則產生初期主要是約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險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壞此原則而拒絕履行賠償義務。為了平等地保護投保人的利益,現代立法已予修訂,即最大誠信原則同時適用投保人和保險人。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增加第五條規定:“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二、最大誠信原則對投保人的約束最大誠信原則對投保人的約束主要有兩個方面:如實告知和履行保證。

(一)如實告知義務如實告知,即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投保人要將保險標的的有關重要情況如實地向保險人聲明、申報、陳述,保險人據此作為承保與否及訂立合同條款的參考[2](第81頁)。告知是訂立保險合同的必要程序,但不是保險合同條款的組成部分,實務中它可誘使保險合同的訂立。

對于如實告知的義務主體是否僅限于投保人,各國法律規定不一。美國有的州只規定投保人負有如實告知義務,有的州規定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均負有如實告知義務。但是,該國保險法理論和實務普遍認為,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皆有如實告知義務。日本商法典第664條則區分損失保險和人壽保險而作出不同規定:損失保險的投保人負如實告知義務,人壽保險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負如實告知義務。《保險法》第十七條只規定投保人負如實告知義務,但是考慮到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http:///形,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之危險事項有比投保人更為透徹的了解,特別是有關被保險人的個人或者隱秘事項,除被保險本人以外,投保人難以知曉,所以應對《保險法》第十七條作擴充解釋,即負如實告知義務的投保人包括被保險人。

在告知的方法與范圍上,有兩種立法例,一是“無限告知義務主義”,即要求投保人主動盡量將有關情況提供給保險人;二是“詢問回答主義”,即保險人就需要了解的事項向投保人詢問,投保人如實回答即可。上述兩種做法中,前者對投保人來說過于苛求,因為保險業務專業性強,投保人在主動告知時難免掛一漏萬,如將保險事故風險全系于此,這對投保人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后者相對來說則比較合理,因為承保人作為專門機構,對投保人投保事項理應盡最大的注意而向投保人詢問。我國采取的是后一種做法,《保險法》第十七條第1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告知義務履行的期間,我國《保險法》未作規定,但從學理上來分析,無疑應當在合同訂立

之時。至于投保后,保險標的危險狀況有變化,可納入危險變更通知義務[3](第438頁),足以影響合同基礎時,可予情勢變更。

在如實告知義務的標準方面,判定投保人是否違反如實告知義務,主要是看他們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如果不是出于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即使投保人告知的情況與實際不符,也不能認定違背告知義務。因為有些情況雖然對保險人判定危險或是否接受保險至關重要,但投保人限于自身知識經驗水平不知道或無法知道。同時,于下列情形之一時,當事人可以不負告知義務:為保險人所知道的;依通常注意為保險所應知或不可能不知的;保險人聲明可不必通知的[4](第156頁)。

與如實告知相反,投保人違背最大誠信原則通常有二種情況,一是告知不真實,又稱不實的說明;二是應告知而未告知,稱為隱匿、遺漏。依各國立法通例,如果投保人的誤告、隱瞞或過失遺漏的情況,足以影響保險人對危險的估計,保險人可以因此解除合同或拒賠。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把投保人不履行告知義務的情況區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規定:“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不履行告知義務如屬故意,保險人“并不退還保險費”;如屬過失,保險人則“可以退還保險費”。

(二)履行保證義務履行保證,即被保險人保證在保險期間遵守有關的規定,它有三方面的具體要求:

1.事故發生前,投保人要盡到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努力避免事故的發生。我國《保險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被保險人應當遵守國家有關消防、安全、生產操作、勞動保護等方面的規定,維護保險標的的安全”,“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照約定履行其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的責任的,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288·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6卷 或者解除合同”。這些保證規定通常有明示和默示兩種形式。明示的保證是指保險人為了慎重起見,以條款的形式載于保險單內,它是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之一。默示的保證是指保險單中雖然沒有明文加以規定,但從習慣上講,一般是被社會公認的被保險人應該保證的作為或不作為。默示保證與明示保證具有同等的約束力。投保人應嚴格遵守,如有違背,合同即失去效力。因被保險人破壞保證而使合同無效時,保險人無須退還保險費,除非破壞發生在保險合同生效之前。但是,如果被保險人破壞保證是由于保險人事先棄權所致,或是由于環境改變致使被保險人不能履行其所保證的事項,或是由于法令變更致使被保險人履行保證事項為非法行為等,保險人不得以被保險人破壞保證為由而主張合同已解除。

2.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這是針對訂約時所未曾預料或未予以估計的危險可能性的增加

[5](第67頁)。訂約時已預料到的危險和危險事故發生過程中危險程度及因素的不斷升級不在此列。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的,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有權要求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規定的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危險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依此規定,在保險合同有效期間,保險標的的危險增加后,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保險人,不論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是否已經通知保險人,保險人都有權選擇解除保險合同或者請求增加保險費;保險人請求增加保險費時,投保人應按規定補交保險費,如投保者不履行此項義務,由此引起保險事故造成的損失,保險方不負賠償責任;保險人解除合同的,應當依法返還投保人已交的保險費的全部或者部分。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60條第2款、日本商法典第657條第3款還規定,保險人已知保險標的“危險增加”而仍然收取保險費,或者不立即表示解除保險合同的,不得再主張解除保險合同。

3.危險事故的通知和搶救義務。危險事故發生后,除非保險人已知或依通常注意應知,或者保險人聲明不必通知的外,投保人必須及時通知保險人。投保人應同時進行積極的施救,對

損后的財產進行整理、修復,采取各種必要措施減少財產損失。被保險人雖然在投保后已取得了保險保障,但由于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一般先于其他人知悉情況,因此為了避免社會財富的損失,被保險人有責任盡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減少損失。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二條只規定了“及時”通知,而沒有具體期限的規定,在實踐中依靠具體的保險條款規定。未履行通知和搶救義務,或者通知超過法定或約定期限的法律后果,各國規定主要有兩種:一是保險人可對投保人或被保險人遲延通知而擴大的損失拒賠,但不得解除合同;二是保險人對于過度遲延通知,以致情事變更,保險人不能把握時機以保護其利益的可以免除合同上的責任。我國《保險法》對此未作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應當立即通知保險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或者減少損失,被保險人收到保險人發出的有關采取防止或減少損失的合理措施的特別通知的,應當按照保險人通知要求處理”,“對于被保險人違反前款規定所造成的擴大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三、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人的約束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人的約束體現為棄權與禁止反言。

(一)棄權棄權是指保險合同一方當事人放棄他在合同中的某種權利。通常是相對保險人故意拋棄合同解除權與抗辯權而言的。因此,構成棄權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保險人須有棄權的意思表示。這種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在多數場合,保險人棄權的意思表示,可從其行為中推知。如保險人收受投保人逾期交付的保險費,或明知投保人有違背約定義務的情形,而仍收受保險費的,即足以證明保險人有繼續維持合同的意思,因此,其本應享有的合同解除權、終止及其他抗辯權均視為拋棄。

其次,保險人必須知道有權利存在。所謂知道,原則上以保險人的確切知情為準,但如保險人已知悉有關事實,并從該有關事實中可以推知投保人違背約定義務的,也應視為知道。但保險人棄權的范圍不得與社會公共利益豐沖突,不得違背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不得拋棄對于事實的主張。

穆圣庭,等:關于保險合同法中的最大誠信原則問題(二)禁止反言禁止反言亦稱禁止抗辯,是指該方當事人既已放棄這種權利,將來不得反悔再向對方主張這種權利[2](第83頁)。禁止反言原則的基本功能是要防止欺詐(實際的或推定的)發生,以提高司法的公正,促成雙方當事人之間本應達到的結果。為了防止該原則被濫用,英美法規定了適用這一原則的嚴格條件:

(1)被禁止人實施了虛假行為。這里的虛假行為既包括言辭、書面、積極的行為,也包括有義務陳述某事實時而保持沉默的消極行為;(2)被禁止人知道(明知或應知)事實真相;(3)請求禁止反言一方善意地信賴對方的行為或陳述,并基于此信賴,為一定的行為;(4)請求禁止反言一方不了解事實真相,也不具備了解事實真相的條件[6](第70頁)。然而,在保險合同中,對保險人適用禁止反言原則并不受上述條件的限制,即只要訂立合同時,保險人放棄了某種權利,合同成立后便不能反悔,至于投保人是否了解事實真相在所不問。這正是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人的特別要求。

棄權與禁止反言與保險代理人的權力有密切關系。如投保人向保險代理人投保火災保險,告知代理人屋內儲存危險品,而代理人明知這一行為是不能承保或應收取高額保險費的,但為了招攬生意賺取手續費,竟放棄權利,簽發保險單,這屬棄權行為。如以后如發生火災損失,無論是否由此危險品所致,保險人均不得以投保人破壞保險單的規定為理由而拒絕賠償,此即禁止反言。因此,為了避免不應承擔的賠償責任,保險人通常在保險單上載明棄權條款,規定棄權行為均須以文字加以說明,否則無效。有些保險條款還規定代理人無權棄權,如美國的人壽保險單通常規定“僅本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或秘書,有權變更此一保險單或放棄其中任何條款。”

(三)我國保險法的特殊表現及不足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未明確規定棄權與禁止反言的義務,而是根據最大誠信原則規定保險人應當履行說明保險條款的義務。這一規定主要體

現在現行《保險法》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中。《保險法》第十七條第1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第十八條規定:

“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我國《保險法》關于保險人訂約說明義務的規定,在保險法中屬創新之舉(查外國保險立法,未有此規定者)。在說明方式上,保險人可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說明,也可以通過本人或代理人向投保人作出說明。保險人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無需投保人詢問或請求,保險人應當主動對該條款的內容、術語、目的及適用范圍等作出多方面的解釋。保險人對投保人進行的有關保險合同的條款的說明,應當負責;保險人說明有誤,應當對投保人承擔說明不實的責任。受保險人委托進行保險代理業務的保險代理人,就保險合同的條款向投保人所作的說明,保險人應當對該說明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保險法》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對保險人規定的說明義務是不完全相同的。第十七條規定的說明義務是針對保險合同的所有條款,并且只是規定“應當”說明。第十八條規定的說明義務是專門針對保險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并且出于充分保護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利益的考慮,實際上對保險人提出了超出一般人可以預見的注意義務,即規定保險人對保險合同除外責任的說明應是一種“明確”的說明。因此前者為“一般說明義務”,后者為“免責說明義務”。所謂說明即“醒意”,意為揭示或闡明合同條款的含義;所謂“明確說明”,則包括“醒示”和“醒意”兩層含義。醒示義務亦稱特別提請注意義務,即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負采取合理方式提請相對人注意的免責條款之存在的義務。

對于違反說明義務的法律后果,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沒有規定,而第十八條規定,對保險的責任免除條款,保險人“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同時何為違反說明義務的標準,兩條均語焉不詳。

這樣實際上就使得保險合同的所有除外責任條款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投保人只要對保險人的這一說明是否“明確”有異議,就要由法院或仲裁機關首先對保險人的說明作出事實上的判斷,才能決定保險合同中除外責任條款的命運。司法實踐中,這是誘發保險合同糾紛的直接動因,在客觀上也極不利于保險事業的穩定發展。

一定意義上,說明義務或多或少地攝取了棄權與禁止反言的部分內涵,即保險人應對保險合同的有·290·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6卷 關條款作出說明,若未作說明(即視為棄權),即使保險合同中明確記載有該條款,保險人也不能據此主張權利(即禁止反言)。但這種立法例并沒有真正達到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的目的,于最大誠信原則原意不符。我國立法對棄權與禁止反言的規定仍有必要予以補充。

保險的宗旨在于對危險的合理分擔,使意外損失分散于大眾,從而使之消于無形,實現社會的安定。

保險宗旨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依靠保險當事人之間建立一種良好的誠信機制,保險法的中的最大誠信原則正是這一需求的反映,也是維系雙方當事人利益平衡的工具。這一原則通過加諸各方一定的負擔和義務得以實現,也就形成了上述系統的如實告知、履行保證、棄權、禁止反言制度。我國保險法雖然對于如實告知、履行保證均作了相關規定,但失之于簡陋;而對于棄權、禁止反言,則付之闕如,而代之以特異的“說明義務”,并未達致良好的效果。有鑒于此,我國保險法在將來再次修訂之際,應對這些制度作出更為系統詳盡的規定。

第五篇：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去魅

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去魅

關鍵詞: 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誠信原則;披露義務

內容提要: 保險法學說和理論不妨對“最大誠信原則”予以淡化和去魅，因為該原則的普通法淵源并不明確，其與大陸法系民法中的誠信原則也并無歷史關聯，且已有學說和司法認為其語義浮夸誤導。不僅如此，保險商洽中的披露義務并不依附于“最大誠信原則”;這也意味著該原則在保險法上并非必要。

通說認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投保人告知義務是該原則的典型表現。[1]35-36 此外，由于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合同法乃至整個民法體系中具有至高地位，因此大陸法系中的保險法學者通常容易純粹從邏輯上傾向于認為最大誠信原則不過是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但是，仔細深究可以發現最大誠信原則在判例法中淵源不明，也與民法法系中的誠信原則沒有歷史關聯，其意義本身空虛矛盾，而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足以涵蓋之。

一、“最大誠信原則”的判例法淵源并不明確

雖然保險制度濫觴于歐洲大陸，但現代意義上的保險法乃是伴隨著英國近代歷史上發達的海上貿易而肇始于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因此，追溯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首先應該從英美法著手。最早以成文法明確保險合同為“最大誠信”合同的法律是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但該法主要是對此前英國保險領域判例法的法典化編纂。[2]20 因此，追溯“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時不能止于該法，而應進一步上溯至相關判例。在此方面，英國1766年Carter v Boehm案[1]在“最大誠信原則”的學說史上似乎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不少論著舉凡論及“最大誠信原 1

則”的判例法，必然會先從曼斯菲爾德勛爵(Lord Mansfield)就該案的判詞開始。無怪乎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原則最早源于該案。[3]47

但是，曼斯菲爾德勛爵在Carter v Boehm案中“只是強調保險合同需要當事人的‘誠信(good faith)’”[2]，并未言及“最大誠信”。在審理該案時，曼斯菲爾德勛爵指出：“保險乃是基于投機的合同。賴以估算事故之偶發概率的特殊事實主要僅為本案被保險人獨自知悉;本案中，承保人信任被保險人的陳述，相信被保險人為了使承保人誤以為本案所涉情形并不存在而隱瞞其(被保險人)知道的事實。在此基礎上，承保人對風險進行評估，以為并不存在風險。實際上，被保險人隱瞞本案所涉情形，此為欺詐，故保險單無效。盡管此種隱瞞可能由于錯誤而發生，盡管被保險人并無詐欺之意，但合同依然無效：因為承保人實際承擔的風險完全不同于其合同訂立時所理解、評估并擬承擔的風險。如果承保人隱瞞事實，則保險單同樣無效。比如，承保人承保一艘航船，但其暗中已知該船已經安全到港。此種情形下，被保險人可起訴請求承保人返還保險費。這一原則適用于一切合同和交易。依據誠信(good faith)，任何一方當事人都不得隱瞞僅為自己暗中已知的情形、并從對方的不知情和誤以為真這一狀態中獲得交易。?? 這一規則旨在防止欺詐、鼓勵誠信(good faith)。”[3]

顯然，曼斯菲爾德勛爵在此并未明示或者暗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對此，已有學者指出：對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課加如此嚴苛的“最大誠信”義務并非曼斯菲爾德勛爵之本意;此后的英格蘭法院長期以來對上述判決的理解脫離了判決書的整體語境，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法院從此以后通過判決錯誤地使被保險人負擔了遠遠比Carter v Boehm案中更加嚴格的義務。[4]616-617

最早直接在字面上言及“最大誠信”的判例是1798年 Wolff v Horncastle案，[5]435但是主審該案[4]的布勒(Buller)法官并未進一步說明什么是“最大誠信”，也并未說明這一原則更早 2 的淵源。這是一個關于保險利益的判例，法官只是一言帶過提及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contract uberrimae fide)，在這一點上其甚至并未援引被奉為圭臬的1766年Carter v Boehm案。這樣看來，“最大誠信”的淵源似乎是一樁無頭案。也有文獻指出：[2]105 Carter v Boehm案之前更早的關于最大誠信的判例是普通法院審理的Seaman v Fonereau案[5] 和衡平法院審理的 De Costa v Scandret案[6]。經查，這兩個案例中的主要法律問題的確都是關于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告知義務，但是法官在判決書中并未提及“誠信”或者“最大誠信”原則。

就“最大誠信(utmost good faith)”這一表述，著名保險法學者R.A.Hasson 教授曾經在其論文的篇首直接指出：“一個具體法律規則的‘名頭(rubric)’是決定該規則之命運的重要方式之一。??拉丁文Uberrima Fides 自然比英文 utmost good faith 更加動聽、更能令人銘記于心。”[4]615 “最大誠信”這樣一個普通法淵源不甚明確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著一些法官對Carter v Boehm案的片面理解、并憑借著拉丁語的華麗外表而在過去幾百年里一路傳承下來，并最終被編纂成為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和澳大利亞《1984年保險合同法》第13條和第14條。盡管普通法系的成文保險法是對判例法的確認，但既然“最大誠信”原則的判例法淵源并不明確，則其在成文法中的確認看似言之鑿鑿，實則似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最大誠信原則”與 “誠信原則”并無實質歷史關聯

十八世紀以來，曼斯菲爾德勛爵在保險合同領域作出了大量裁判。這些裁判確立的保險法規則隨著英國的殖民擴張而廣泛適用于其他普通法系國家，最終成為現代保險法的基礎，其若干基本原則亦為現代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主要法域所共同繼受。

但是，追溯英國(英格蘭)合同法的發展軌跡，我們會發現“最大誠信原則”與大陸法系民法學界耳熟能詳的誠信原則并沒有歷史關聯。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合同法從未在一般意義上認可誠信原

則。曼斯菲爾德勛爵在Carter v Boehm 案中提出的“誠信適用于一切合同”這一主張實際上也并未為后世英國司法所采納。[7] 幾百年來英國合同法的絕對主流是不承認誠信原則，只是以一些具體規則應對當事人的不誠信行為。[6]58-59

既然英國合同法上并無誠信原則，則何談“最大誠信”原則是合同法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英國尚未一般認可誠信原則，因此憑借“最大誠信”這一術語來確定當事人的義務既無益處也無必要。[7]341 美國合同法大體上確立了誠信原則，但其不適用于合同商洽階段，而是僅適用于合同的履行和執行(performance and enforcement)。[8] 美國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既然不適用于保險合同的商洽或者訂立階段，則難以認為其是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的基礎。

英國保險法的淵源固然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紀地中海沿岸歐洲城市國家的商人法，但現有研究尚不能表明最大誠信原則源于彼時的歐洲商人法。雖然早有意大利注釋法學時代的法學家維維亞諾·托斯科(Viviano Tosco)對《優士丁尼法典》的規定“合同中的誠信即公平”注釋到：“在所有的合同中都存在誠信，而不僅僅存在于誠信訴訟中。”[8]5但是，難以確定其謂“所有的合同”在當時是否包括保險合同。考慮到在“注釋法學”時代(11世紀末至15世紀)后期，即從14世紀開始，意大利城市國家的保險事業已經比較發達，[9]6 因此不妨假定其謂“所有的合同”包括保險合同。但這也只是意味著保險合同是誠信合同，并不意味著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個多世紀之后的1681年《路易十四海商律》(Maritime Ordinances of Louis XIV)中，“最大誠信”依然闕如。該法是其時最有影響的法典化保險法，其明確指出了商業保險的重要性、并詳實規定了保險法的諸多規則，[9]10比如其第38條、第39條和第40條的規定類似于被保險人告知義務，[10]417但其并未言及“最大誠信”，甚至“并未嚴格適用最大誠信原則”。[10]418該法關于實答義務的規定也可被理解為凸顯了誠信原則，[10]418 但始終并未明確提及或者規定“最大誠信”。

眾所周知，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合同法乃至整個民法體系中具有至高地位。鑒于此，在邏輯上固然可以推論認為“最大誠信原則”不過是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遺憾的是，這種純邏輯推論并不符合二者發展的歷史脈絡。簡單說來，當“最大誠信原則”在英國被逐漸奉為保險法基本原則時，誠信原則尚未在民法法系的法典中得到確認。因此，難以認為前者是對后者的強化。具體而言，英國保險法在十八世紀中期開始成長時，現代意義上的歐洲大陸諸國民法尚未產生。從1756年曼斯菲爾德費勛爵就任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開始，英格蘭普通法才開始關注保險法。被封為圭臬的Carter v Boehm案判決形成于1766年。到1788年曼斯菲爾德費勛爵退休時，英國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已經確立。這都遠在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和1804年《拿破侖民法典》頒布之前，更遑論1811年奧地利普通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和1896年德國民法典。1756年巴伐利亞民法典雖然是歐洲在啟蒙時期里最早的一部民法典，其以優士丁尼的《法學階梯》為藍本。但是，羅馬法有誠信原則卻并無“最大誠信”原則。[9] 因此，在法制史上，1756年巴伐利亞民法典不太可能是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綜言之，很難斷定民法法系合同法的誠信原則是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歷史淵源。如果說“最大誠信原則”是對誠信原則的強化，則意味著“最大誠信原則”的確立須晚于誠信原則，然而歷史正好與此相反。

這一結論，也可在當代英國司法中找到支持。英國上議院克萊德勛爵在2001年指出：“更令人覺得為難的是該法(《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的范圍漫無邊際。‘最大誠信’這一表述似乎源于該法律文本邊注中的拉丁文uberrimae fidei，但是這個拉丁文的淵源無從查證。不過，這一概念似乎并非源于民法法系，而且其被認為在民法法系地區并無存在之必要。實際上，南非共和國上訴法院在1985年Mutual and Federal Insurance Co Ltd v Oudtshoorn Municipality案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這一概念應該被摒棄。布萊克斯通在1876年第四版《英格蘭法律述評》第二卷指出，海上保險合同之本質在于其‘遵循最純粹的誠信(the purest good faith and

integrity)’，但是在Carter v Boehm案中，曼斯菲爾德勛爵只是強調保險合同需要當事人的‘誠信(good faith)’”。[10]

三、“最大誠信”并不比“誠信”具有更豐富的實質意義

已故英國學者Raphael Powell教授在1956年解釋英國合同法為何不要求合同當事人積極遵守一般性的誠信義務時指出：“有一類合同須當事人‘最大誠信’。這類合同的存在暗示著所有其他合同應該要求普通誠信。但是，使用‘最大’這一表示最高程度的詞匯，實在有些夸大其詞(hyperbole)。實際上，不妨只說投保人必須誠信投保，因此必須披露所有重要事實。”[11]26

此類反思至今未曾中斷。在具有民法法系傳統的英國蘇格蘭地區，也有學者提出詰問：為什么保險合同必須為“最大”誠信?難道誠信有程度之分、從而有(一般)誠信、“最大”誠信乃至“最小”誠信?難道不可以簡要認為保險合同須為誠信合同、從而要求當事人互相告知一切重要事實嗎?[11] 另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 這一術語“不過是以一種簡潔、方便的方式表明保險合同要求當事人雙方互負披露義務”，是一種“并不令人滿意的原理”;[12]86 “最大誠信”是“一種便宜的表述，其通常并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準確性”;[13]255 “這種表述可能并非審慎精選的結果;認為誠實具有程度之分可能并非明智。”[14]4

不獨學者如此反思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特征，司法界也有類似的反思。在以“混合法域”為法制特色的南非共和國，上訴法院法官米勒(Miller)在 Mutual & Federal Insurance v Municipality of Oudtshoorn案指出：“不應過于從字面上理解‘最大誠信’這一表述。一個人可能不那么誠信，但不可能比誠信更加誠信。” [12]因此，在米勒法官看來，誠信就是誠信，誠信無程度之分。審理該案的另一名法官儒勃(Joubert)也持類似觀點。他在查找羅馬法和荷蘭法淵源的基礎上指出：

“羅馬人熟知bona fides 和mala fides，但從未將uberrima fides 作為另一種誠信。我在羅馬—荷蘭法中找不到任何淵源能夠支持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這一命題。相反，其無疑是誠信合同。?? 而且，‘最大誠信’這一表述并無魔力。誠信并無程度之分。一丁點兒誠信、較大誠信或者最大誠信這種區分完全不可想象。唯一的區分就是誠信和非誠信。我們的法律中并不存在將最大誠信作為第三類誠信的空間。??‘最大誠信’并不是一個具有準確內涵的法律術語，故不能將其作為具有準確法律意義的標準而予以適用。??我認為，‘最大誠信’是一個外來的、模糊的、誤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沒有任何意義。如我所述，我們的法律不能以‘最大誠信’作為保險合同締結之前的就重大事實履行告知義務之法律基礎。我們的保險法并無保留‘最大誠信’原則之必要，現在將之予以拋棄是適逢其時。”[13]

根據徐國棟教授的研究，“在中世紀產生了商人法和建立了商人法院的物質基礎上，法學家對于客觀誠信的研究貢獻了‘最大誠信’的概念和‘商人的誠信’的概念。噶依爾(Gaill)說：‘在商人中必須盡最大誠信的注意’。”[8]6徐教授認為噶依爾“無意中提出了誠信的級別問題”并認為“在誠信的領域,其中也分為許多等級”。[8]6這樣看來，誠信似乎果真有程度或者級別之分。

不過，徐教授也接著指出：“有的行為對誠信要求比較低，有的要求比較高，乃至于最高，商人們的行為即屬于此類。”[8]6徐教授這種進一步的理解表明，對誠信要求存在程度之分的是交易行為，而不是誠信本身。筆者認為，有的行為要求誠信“低”一些，有的行為要求誠信“高”一些，實際上因為不同行為關涉的價值不同，或者是行為的性質不同，而不是因為誠信本身有程度高低之分。日常用語經常描述某人在某事上“有點不誠實”、“具有最大誠意”;這似乎表明誠實/誠信有程度之分，但這不過是表明該事項或者行為所涉客觀經濟價值較小、或者其對行為相對方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力不一樣而已。集貿市場的菜販賣菜時缺斤少兩，其只會被斥為“有點不誠實”。金品店出售金品首飾時在純度方面欺騙消費者，則金品店大概會被斥為“很不誠實”。兩種

情形下的不誠實并沒有程度之分，本質上都是不誠實，只不過前者涉及的價值小，二者涉及的價值大而已。因此，反過來并不意味著金品店應該比菜販具有更多的誠信：他們應該無差異的具有誠信，有差異的不過是客觀上的交易價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對雙方的心理影響程度。

具體到保險合同，通說認為其要求“最大誠信”的主要原因在于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信息不對稱。但是，信息不對稱在現代許多種類的合同、即使是在司空見慣的買賣合同中也極為常見，卻不見買賣合同和其他許多合同被認定為“最大誠信”合同。司法確認的“最大誠信”合同的范圍和種類極為有限，[14]其在早期僅包括土地買賣、保證、合伙、債務免除與和解、婚姻與分居協議。[14]89

四、保險合同中的披露義務并不依賴于“最大誠信原則”

如前所述，通說認為：保險合同是典型的“最大誠信”合同;這方面最典型的規則是被保險人的“披露義務”(duty of disclosure)。[15] 但是，“最大誠信”合同并不僅限于保險合同。依據英國早期的學說以及判例，最大誠信合同還包括土地買賣合同、保證合同、合伙合同、債務免除與債務和解合同、婚約與分居協議、以及其他在商洽階段存在披露義務的合同，因為這些合同都與保險合同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在合同商洽階段至少一方當事人須向另一方披露重要事實。[14]89盡管土地賣方確實負有披露其權利瑕疵之義務[16]，且保證關系中的債權人有義務向保證人披露主合同關系中可能不利于保證人的不尋常事實[17]，但后來的司法判例仍將土地買賣合同[18]和保證合同[19]排除在前述最大誠信合同的種類之外。這便引出一個邏輯上的追問：披露義務是否依附于“最大誠信”原則?如果在學說上拋棄“最大誠信”原則，披露義務是否會出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 8

前述司法判例概況顯然表明英國的司法和學說在這一問題上并沒有統一的具體認識。但一個一般共識是：“最大誠信”合同的范圍相當有限[20]，故不得將其作為一項原則擴張適用到新型案件中;即使對屈指可數的這幾種合同，也“應該視不同合同的具體情形而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最大誠信原則”。[14]92

筆者認為，這種所謂“不同程度上”的“最大誠信”，在思維上便有悖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如果“最大誠信”實際上就是指最大程度的誠信，那么豈能有“不同程度上”的最大程度的誠信?!這種悖論產生的原因在于對“最大誠信”這一本身無實質意義的術語被賦予了司法適用的意義。可以說，在英國的學說和司法中，“最大誠信”和披露義務的關系處于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

然而，只要能洞悉“最大誠信”的無意義，這種關系便“理得清、剪得斷”。在邏輯上，“最大誠信”原則與披露義務的關系有三種可能：其一，以“最大誠信”為因，以披露義務為果;其二，以披露義務為因，以“最大誠信”為果;其三，“最大誠信”主要就是披露義務，披露義務是“最大誠信”的具體化。但是，如前所述，相對于“誠信”而言“最大誠信”并無實質意義。因此，前兩種情形意味著沒有實質意義的原因或結果。第三種情形則不過是為先合同披露義務造設了一個沒有實質意義的同義詞而已。如此種種，不如索性摒棄“最大誠信”這一沒有實質意義的表述和“原則”而直面披露義務的具體規則。

余論

綜上所述，“最大誠信原則”的法律淵源并不明確。相對于“誠信”原則而言，其并沒有更多的實質意義，因為誠信本無程度之分。給“誠信”這一“帝王原則”冠以“最大”這一最高級修飾，并不會造就一個 “王中王”，不過是在王冠之上加戴一個草帽。

偏好于在論證中形成諸種法律原則，是民法法系的特點之一。因此，我國學界基本一致認為“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合同法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立法機關在2002年修訂《保險法》時特意增訂形成的第5條表述為“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該條并未采用“最大誠實信用”這一表述。2009年修訂《保險法》繼續沿用了七年前的表述。立法機關如此“罔顧”法學專家的共識，并非毫無道理。“如果存在一般性適用于一切合同的誠信原則，那么這類‘最大誠信’合同便毫無特別之處。”[11]26既然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已經明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那么此規定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足以適用于保險合同。《保險法》第5條也重述了這一原則。因此，在被保險人披露義務這一規則上，我國具有現成的、自足的法律基礎，不需要再借鑒一個來歷不明、夸大其詞、甚至有些嘩眾取寵的域外法原則，否則便有畫蛇添足之憾。所幸的是，我國立法者避免了這一遺憾。德國的情形也是如此，其《2008年保險合同法》并未一般規定“最大誠信原則”，而是設定了相關具體規則。如果“最大誠信原則”果真是保險合同法中具有普適性的基本原則，那么德國學界和立法者斷然不會對之熟視無睹。

學界似乎也可以在認識上淡化“最大誠信原則”這一淵源不明、意義空虛的美麗傳說、并對之予以去魅。相比之下，保險合同法中的披露義務這一具體規則，是更值得品味研讀的真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這一術語固然確立已久，但其實用性值得懷疑;它似乎使人們偏離真正的問題：某種合同是否要求當事人負有先合同披露義務?如果是，披露的范圍或者內容是什么?”[7]339披露義務與其他類似的義務有何異同?這些異同會造成什么實際的法律效果?諸如此類的具體規則問題更加需要我們共同詳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