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收入分配改革漸行漸近，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5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聞世震、吳曉靈率調研組兵分兩路，分別選取東、中、西部地區的樣本省市進行密集調研。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也分別展開調研。記者從相關部委了解到，由國家發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關注初次分配領域。”全國人大財經委的一名人士對記者說，改革方案將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為著力點，充分發揮市場對初次分配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吳曉靈曾透露全國人大調研的一個重要結論，即建議減輕競爭性行業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是為“化稅為薪”。記者從人社部得知，此建議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員的贊同。記者近期在企業中調查了解，大部分企業主認為目前稅負過高，但覺得“化稅為薪”的操作性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與此同時，企業員工則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的落實監管心存質疑。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則向記者提出，應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 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是為“提薪讓稅”。“‘化稅為薪’的自主權在企業手上，但‘提薪讓稅’的主動權在政府手上。”葉青表示，應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改革結合起來，并行不悖，調查報告《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企業反映：稅重，不規范收費多

“結構性減稅對應的往往是結構性增稅。”蘇州一家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去年因應對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國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稅收征繳的力度。

劉經理是陸家嘴核心區一家公司的老總，說是老總，其實手下就四個人，他的業務卻遍布整個上海，甚至很多海外客戶：因為他的業務是幫人注冊公司。這個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頭禪：生意不好做，該省的就要省。他說的省錢就是指“如何逃避重稅”，在其看來，這也是注冊公司的各類老板最關注的問題。也正因為此，劉經理對上海崇明、松江、嘉定這些偏遠地區都非常熟悉，因為“在那里注冊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稅”。

淮南礦業集團是一家大型企業，是全國520家大型企業集團和安徽省17家重點企業之一。在安徽省政府官員對淮南礦業集團調研時，據一位參與調研的官員向記者透露，淮南礦業集團方面反映稅負較重。“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加工制造等行業，起到積極的減負作用，然而對采掘業特別是煤炭行業不僅沒有減負反而在增負。”淮南礦業方面如是說。

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增值稅允許抵扣，加工貿易企業有進有出，有進項稅也有銷項稅，兩項抵扣，實際繳納稅負理論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礦業作為資源類企業，其煤炭等是產品，不是買來的，銷項稅多，進項稅少，基本無法抵扣，實際稅負就相應加重。

此外，在人大財經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調研建議中，更多的是提出將稅負降低，以促使企業提高工資，并沒有提到企業的“費負”，這一塊也是企業的負擔大頭之一。

華東地區某省組織了政府人員對下屬國企進行了常規調研，結果發現企業竟然普遍反映質檢“檢測過于頻繁，檢測種類過多，收費過高，企業不堪重負。”這次調研有一個結果：生產型企業中70%的企業反映質檢部門的問題，一是檢驗檢測的必要性，二是收費的合理性，而這兩者都加重了企業的負擔。“費不規范的多，企業不可預見。企業預算中無法準確計量，而稅，企業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做好預算。”上述參與調研的官員告訴記者。即使對于再嚴格的稅收，一般企業都有相應的合理避稅手段，但對于收費而言，企業根本無法逃避。

■“化稅為薪”實操：如何讓左口袋的錢到右口袋？

接受采訪的幾位官員和學者均認為，吳曉靈等人的建議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問題隨之而來，誰能夠確保左口袋的錢就真正能夠轉到右口袋呢？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熱點分析

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體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貫穿始終。

一是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分割體制。在城鄉經濟一體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趨勢下，原有體制中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性歧視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農民的身份在就業、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待遇。在市場經濟收入增長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這種歧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目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體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制，中下階層缺乏表達訴求權。我國在轉型經濟體制中，雖然按勞分配依然被強調為主體地位，但相應的體制設計還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嚴重“缺位”現象。特別是勞動集體談判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國有企業工會組織基本作為企業“職能部門”存在，在維護職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業管理層的掣肘；大量的非國有企業還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徒具形式，勞資矛盾協調機制嚴重缺位。從一些國有企業早期“砸三鐵”到后來的隨意裁員，以及“農民工”工資長期被壓低的現象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一機制的缺乏。

三是壟斷行業對分配關系的扭曲。行政性壟斷實際上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部分行業歸口管理演變而來。在體制轉型期比較普遍的現象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往往熱衷于“選擇性”地參照“市場化”和“國際慣例”，這種選擇性集中體現在所謂“市場價格”、贏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參照，大部分壟斷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壟斷帶給行業的超額利潤大都沒有回饋給國家和社會，而是以“做大做強”之類的理由留在了部門和企業，并且部分地轉化為這些行業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福利等。這是目前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對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關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影響。相對于經濟市場化進程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集中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教育、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是一些突出的表現。

五是缺乏對資源配置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我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在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權力具有了“價格”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出現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這是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對策鏈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的全球儲蓄與消費分論壇上，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指出，下一步國家將考慮從五個方面促進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點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

第一，增加勞動力收入。

第二，加強城市化進程，形成有利于國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城鄉差距是造成我國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這與城鄉二元結構有關，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還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薪酬形成機制。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據測算，工資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企業薪酬形成機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待遇與分配水平，完善城鎮居民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擴大覆蓋范圍，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健全城鄉的社會救助制度。完善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助幫機制。

第五，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傾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運轉化。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研究推進收入與分配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加稅收再分配環節。

延伸閱讀

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問題

鄒東濤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與貧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矛盾的加劇，是近年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對這一問題必須冷靜思考、分析和處理。

（一）關于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用來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標。首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尼系數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為0.18，現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是0.35—0.4。這成為媒體炒作最熱的問題之一。作為清醒的學者、官員和媒體對此都應該冷靜點。首先應當認識到，與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條件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相比，我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加，這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其次，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還不是全局的，“奔騰式”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矛盾。其三，對于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的嚴重問題，國家絕不能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必須高度關注。其四，面對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但在輿論上切不可盲目和過度渲染，因為過度渲染無益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對現存的問題和矛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但不要搞民粹主義

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貧富和諧，關鍵是要解決好社會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同情社會弱勢階層，是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趨向，也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人文關懷優良傳統的表現。但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要謹防“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在19世紀俄國出現的一種影響較大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極端強調平民的利益、意見、公決、創制權等。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關系中借用“民粹主義”的概念，是指反對收入分配差距、絕對“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場競爭、崇尚平均主義等逆市場機制的思潮。

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的目標，必須把握好兩點：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則，而公正首先來自符合效率原則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原則首先是市場競爭機會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這兩個原則，才能確保財富持續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國家政策過度向社會弱勢階層傾斜，讓“懷弱”極端為“民粹主義”，必然會影響經濟效益，減少財富增長，最終不利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問題。

（三）調節收入分配，關注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首先是政府的職責

政府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有大的作為。而政府要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不能“東按葫蘆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人跟著利益走，利益跟著制度走”的觀點，一個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僅是推進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財富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促進貧富和諧的關鍵。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利益表達的機制，利益的談判和博弈機制，利益沖突的解決機制等。從我國現實存在的嚴峻問題來看，首先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官民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解決廉政問題，從而在民眾思想深處消除“仇官”心理(實際上是“仇腐”心理)；二是從制度上解決各級官員的勤政問題，真正為民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帶來看得見的利益。

第二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城鄉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真正取得實效；二是從制度上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人口平穩有效地向城市轉移。

第三個方面是要為解決行業間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著力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切實打破行業間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個方面是為解決勞資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勞工最低工資保障線和強化對高收入的稅收監管，從制度上解決勞資收入懸殊問題，從而在勞工思想深處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會制度，加大工會工作的力度，從制度上解決勞資的對話和勞工的利益表達機制；三是鼓勵和提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努力促進勞資和諧。

第五個方面是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的積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等。

第六個方面是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捐贈制度，讓有錢人廣泛地、自覺地參與到構建貧富和諧的工作中來。

通過這一系列與收入分配有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一方面，使“貧有保底”，從而“貧而不窮”；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種社會規則，具有博愛和人文主義思想，長期堅持不懈地履行社會責任，多行善舉，關愛社會弱勢群體，從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會矛盾。只要這些做到了，貧富同舟共濟，促進社會和諧，不僅是必須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二、關注公平不能向效率開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貧富矛盾的凸現，不少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提出了質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效率優先”造成的。如果是這樣，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們可以冷靜地想想：我國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絕不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產出率還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而單位GDP增長的資源消耗率則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我認為，國家和社會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實現貧富和諧，但關注公平，實現貧富和諧，絕不能向效率開刀。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而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社會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而是要調節收入差距，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會矛盾。一個社會首先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進發展。否則，實現平等和貧富和諧必定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中國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現的普遍難題和頑疾是經濟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國就正確地提出和實行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經濟效益，又不損害社會公平和影響社會穩定，這不僅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對于這些，該是什么問題，就在什么范圍內解決什么問題。如果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構建貧富和諧就把矛頭指向實行了20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發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國，永遠不能忽視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沒有效率。

“平均主義”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這是所有國家的歷史實踐都證明了的。比如說，勤勞人效率高，如果勤勞人的回報與懶惰人一樣，這也是不公平的，結果會造成人們不愿意勤勞。因此要“獎勤罰懶”，而獎勤罰懶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單認清這個問題還不夠，我們還要客觀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有利于激勵效率，而結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壞收入都一樣），必然會嚴重影響效率。經濟學天生關注效率，社會學天生關注公平，這是學科分工使然。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達成“共識”：“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不能歸結為“效率優先”，但并不是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完全凝固不變，而是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是因為鼓勵效率的市場機制尚未形成，還需要政府在推進效率方面發揮有力作用；二是我國當初平均主義還比較嚴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況則大大變化了。市場作為激勵效率的力量已經初步形成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和協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客觀上將轉變為“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學者提出“初次分配領域效率優先，再分配領域公平優先”。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著兩個誤區:一是資本的主導者可能以強勢地位故意壓低甚至拖賴打工者工資，這在初次分配領域是難以自發解決的，必須由政府監管和干預；二是初次分配領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帶來宏觀經濟的高效率，可能還會沖擊和影響宏觀經濟效率，這也必須依靠國家干預。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對初次分配領域的管理，主要是通過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預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

第三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原標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 國發 〔2013〕 6號

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現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的戰略部署，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扎實基礎。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堅持共同發展、共享成果。倡導勤勞致富、支持創業創新、保護合法經營，在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的同時，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堅持注重效率、維護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市場調節、政府調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和價格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堅持積極而為、量力而行。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突出增量改革，帶動存量調整。

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國務院

2013年2月3日（此件公開發布）

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進“十二五”規劃實施，完善收入分配結構和制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艱巨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進，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

參與分配，不斷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確立，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財產穩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踐證明，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總體相適應的。

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充分發揮再分配調節功能，加大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徹底取消農業稅，大幅增加涉農補貼，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深入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扶貧標準大幅提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持續提高，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

同時，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有待優化。這些問題的產生，既與我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和階段性特征，也與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的體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實等直接相關。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解決一些領域分配不公問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根本舉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處理好勞動與資本、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市場等重大關系，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向縱深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區域之間發展條件差異大，城鄉二元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還在深入發展。要充分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二、準確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 1.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著力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體制環境，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繼續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為重點，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2.主要目標。

——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和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扶貧對象大幅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橄欖型”分配結構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范，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

——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明顯提升。

三、繼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創業規模，創造平等就業環境，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完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決定和增長機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機制。

3.促進就業機會公平。大力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完善稅費減免和公益性崗位、崗位培訓、社會保險、技能鑒定補貼等政策，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完善和落實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借鑒推廣公務員招考的辦法，完善和落實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制度，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分級分類的公開招聘制度，切實做到信息公開、過程公開、結果公開。

4.提高勞動者職業技能。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足額提取并合理使用企業職工教育培訓經費，保障職工帶薪最短培訓時間。新增財政教育投入向職業教育傾斜，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建立健全向農民工免費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制度。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規范職業技能鑒定收費標準。提高技能人才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

5.促進中低收入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研究發布部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到2015年，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逐步解決一些行業企業職工工資過低的問題。落實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研究出臺勞務派遣規定等配套規章，嚴格規范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依法保障被派遣勞動者的同工同酬權利。

6.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建立與企業領導人分類管理相適應、選任方式相匹配的企業高管人員差異化薪酬分配制度，綜合考慮當期業績和持續發展，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對行政任命的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薪酬水平實行限高，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縮小國有企業內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員薪酬增幅應低于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幅。對非國有金融企業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和股東大會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適當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調整優化工資結構，降低津貼補貼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資占比；提高艱苦邊遠地區津貼標準，抓緊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實施方案。結合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分配制度。

8.健全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建立健全以實際貢獻為評價標準的科技創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勵企事業單位對緊缺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實行協議工資、項目工資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崗位分紅權激勵等多種分配辦法，保障技術成果在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完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貼制度。允許和鼓勵品牌、創意等參與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落實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

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保護存款人權益。嚴格規范銀行收費行為。豐富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等基金產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

10.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11.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公開公平公正的國有土地、海域、森林、礦產、水等公共資源出讓機制，加強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監管，防止通過不正當手段無償或低價占有和使用公共資源。建立健全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出讓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務支出。、加快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

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稅收調節力度，改革個人所得稅，完善財產稅，推進結構性減稅，減輕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不斷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的支出，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嚴格控制行政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十二五”期間中央和地方機構編制總量只減不增，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左右。

13.加大促進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全面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嚴格規范教育收費行為。進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職業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資助政策，逐步提高補助標準。為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和殘疾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提供補助。切實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當地中考、高考問題。

14.加強個人所得稅調節。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

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依法做到應收盡收。取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優惠。

15.改革完善房地產稅等。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細化住房交易差別化稅收政策，加強存量房交易稅收征管。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稅負水平。合理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

16.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十二五”期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推進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健全城鎮居民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揮商業保險補充性作用。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渠道，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和待遇水平，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推進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門診統籌。“十二五”期末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范圍內醫保基金支付水平達到75%以上，明顯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報銷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現統籌區域和省內異地就醫即時結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水平。

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十二五”期末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按質量標準完成農村困難家庭危房改造1000萬戶以上，實現全國游牧民定居目標。

19.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健全城鄉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建立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獨居、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完善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進孤兒集中供養，建立其他困境兒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

20.大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積極培育慈善組織，簡化公益慈善組織的審批程序，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落實并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超過利潤總額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后扣除。加強慈善組織監督管理。

五、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

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促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1.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穩步提高重點糧食品種最低收購價，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著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養新型經營主體，支持適度規模經營，加大對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促進產銷對接和農超對接，使農民合理分享農產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發展特色高效農業和鄉村旅游，使農民在農業功能拓展中獲得更多收益。

22.健全農業補貼制度。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穩定增長機制，完善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糧食直補政策，增加農機購置補貼規模，完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新增農業補貼向糧農和種糧大戶傾斜。完善林業、牧業和漁業扶持政策。逐步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范圍，適當提高保費補貼比例，進一步細化和穩步擴大農村金融獎補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確保農民分享流轉收益。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4.加大扶貧開發投入。大幅增加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加大以工代賑力度，努力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二五”時期，對240萬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實施異地扶貧搬遷;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扶貧標準，到2015年扶貧對象減少8000萬人左右。

25.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開透明的各類城市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六、推動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制度建設，健全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監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強信息公開，實行社會監督，加強基礎工作，提升技術保障，保護合法收入，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26.加快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立法。研究出臺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扶貧開發、企業工資支付保障、集體協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及時修訂完善土地管理、礦產資源管理、稅收征管、房產稅等方面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產登記制度，完善財產法律保護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財產權益。

27.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拖欠工資問題突出的領域和容易發生拖欠的行業納入重點監控范圍，完善與企業信用等級掛鉤的差別化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落實清償欠薪的工程總承包企業負責制、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惡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資支付屬地政府負責制度。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

28.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黨政機關各種津貼補貼和獎金發放行為，抓緊出臺規范改革性補貼的實施意見。加強事業單位創收管理，規范科研課題和研發項目經費管理使用，嚴格公務招待費審批和核算等制度規定。嚴格控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管人員職務消費，規范車輛配備和使用、業務招待、考察培訓等職務消費項目和標準，職務消費接受職工民主監督，相關賬目要公開透明。

29.加強領導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實《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嚴格執行各級領導干部如實報告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的規定，對隱報瞞報、弄虛作假等行為，通過抽查、核查，及時糾正，嚴肅處理。繼續規范領導干部離職、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個人從業行為，嚴格按照有關程序、條件和要求辦理兼職任職審批事項。

30.嚴格規范非稅收入。按照正稅清費的原則，繼續推進費改稅，進一步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堅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項目，收費項目適當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制度。

31.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圍繞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工程建設等重點領域，強化監督管理，堵住獲取非法收入的漏洞。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嚴厲查處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行為。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加強反洗錢工作和資本外逃監控。

32.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大力推進薪酬支付工資化、貨幣化、電子化，加快現代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推廣持卡消費，規范現金管理。完善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發票管理和財務報銷制度，全面推行公務卡支付結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銀行、稅務、工商等相關部門信息資源，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完善個人所得稅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城鄉住戶收支調查一體化制度。

七、加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組織領導

33.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納入日常考核。各有關部門要深入調查研究，加強工作指導，強化監督檢查，認真總結經驗，及時解決改革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34.突出重點，強化實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與國有企業、行政體制、財稅金融體制等相關重點領域改革有機結合、協同推進。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鼓勵部分地區、部分領域先行先試，積極探索。

35.深入宣傳，注重引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全社會從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收入分配問題，深入宣傳堅持科學發展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切實做好各項改革政策的解讀工作，加深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艱巨性、復雜性的認識，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四篇：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報告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報告

從2004年啟動調研開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謂“八年磨一劍”，終于進入收獲季節。據悉，總體方案將在下半年出臺，全體國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曉的是什么結果，人們尚不敢抱太樂觀的態度。因為8年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將出臺的消息，已經多次出現，無聲無息地制訂，沒見到過一份征求意見稿，又無聲無息地退回，也沒聽說明確的理由。或許這次真能“一勞永逸”，宣告一個曠日持久的難題終于得到了解決。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難以成行，是因為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現實等因素過于復雜的交織。中國由列強入侵總結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從此開始“趕超行動”，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歸之于“中國一盤散沙”，所以，“中國式趕超”堅持以國家為主體，無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點上是完全連貫、無縫銜接的。只要國家行動是有效的，國家從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國家行動的效率，那收入分配體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堅持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首先是國家包括國企的“效率優先”。改革以來，出現過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種機會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國家享用財富盛宴的過程中，分沾了殘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學者分析了中國富豪產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關聯，其內在機理就在這里面。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因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失衡，而獲得了經濟學意義上額外的合法性。以“工業化”為核心內容的“趕超行動”，從頭就面臨資本匱乏的難題。改革開放的最大意義之一是讓中國跨過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初始階段，而資本愿意進入中國則因為存在著以“超經濟的方式”獲利的結構性機會。所謂“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通過壓低農業收益，將大量農民驅入城市就業市場，人為加劇資本匱乏條件下的勞動力過剩狀態，另一方面依托戶籍制度，拒絕給進城的農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業的社會保障支出。這兩者的共同作用壓低了農民工的總體收入，也壓低了戶籍市民的工資，收入分配體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體制，中國資本[3.88 0.00%]快速積累，甚至出現資本過剩，與此同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勞動者逐漸離開就業市場，持續增加的勞動力供應開始掉頭，收入分配改革開始有了討論的空間。2008年后，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和債務危機，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國民無論是否適齡的勞動者，其消費者屬性不斷增強，而在“無消費，則無生產”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下，分配出現自動向消費者傾斜的趨勢，以避免經濟失速。中國社會進入了“沒有公平，就無法保證效率”的階段，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進入了快車道。

經濟要求的自發浮現，并不一定會帶來國家行為的自動調整。盡管30多年的發展一再證明，不單一地依賴國家，中國可能發展更快，但國家自身邏輯和由國家邏輯得利的集團，包括龐大的靠財政供養的群體、借權力尋租的部門和依托壟斷而獲得暴利的機構，都離不開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他們關心的首先不是經濟能否轉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會不會“動他們的奶酪”。

由此，國家與國民，政府與企業，國企與民企，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等，在收入分配改革這個公共平臺上開始了一場無形但卻公開的博弈。歷經8年，“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實滿足國民合理的期盼，那么，這場原本關涉經濟利益的溫和要求，有可能演化為權力與權利的尖銳對峙。近年來，“仇富”“仇官”的社會心態日趨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否準時推出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將成為對國家回歸其調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檢驗。

第五篇：收入分配改革指導意見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

國發 〔2013〕 6號

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現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的戰略部署，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扎實基礎。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堅持共同發展、共享成果。倡導勤勞致富、支持創業創新、保護合法經營，在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的同時，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堅持注重效率、維護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市場調節、政府調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和價格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堅持積極而為、量力而行。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突出增量改革，帶動存量調整。

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國務院

2013年2月3日

（此件公開發布）

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進“十二五”規劃實施，完善收入分配結構和制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艱巨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進，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不斷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確立，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財產穩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踐證明，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總體相適應的。

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充分發揮再分配調節功能，加大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徹底取消農業稅，大幅增加涉農補貼，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深入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扶貧標準大幅提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持續提高，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

同時，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有待優化。這些問題的產生，既與我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和階段性特征，也與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的體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實等直接相關。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解決一些領域分配不公問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根本舉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處理好勞動與資本、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市場等重大關系，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向縱深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區域之間發展條件差異大，城鄉二元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還在深入發展。要充分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二、準確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 1.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著力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體制環境，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繼續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為重點，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2.主要目標。

——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和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扶貧對象大幅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橄欖型”分配結構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范，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

——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明顯提升。

三、繼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創業規模，創造平等就業環境，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完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決定和增長機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機制。

3.促進就業機會公平。大力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完善稅費減免和公益性崗位、崗位培訓、社會保險、技能鑒定補貼等政策，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完善和落實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借鑒推廣公務員招考的辦法，完善和落實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制度，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分級分類的公開招聘制度，切實做到信息公開、過程公開、結果公開。

4.提高勞動者職業技能。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足額提取并合理使用企業職工教育培訓經費，保障職工帶薪最短培訓時間。新增財政教育投入向職業教育傾斜，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建立健全向農民工免費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制度。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規范職業技能鑒定收費標準。提高技能人才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5.促進中低收入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研究發布部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到2015年，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逐步解決一些行業企業職工工資過低的問題。落實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研究出臺勞務派遣規定等配套規章，嚴格規范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依法保障被派遣勞動者的同工同酬權利。

6.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建立與企業領導人分類管理相適應、選任方式相匹配的企業高管人員差異化薪酬分配制度，綜合考慮當期業績和持續發展，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對行政任命的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薪酬水平實行限高，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縮小國有企業內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員薪酬增幅應低于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幅。對非國有金融企業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和股東大會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適當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調整優化工資結構，降低津貼補貼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資占比；提高艱苦邊遠地區津貼標準，抓緊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實施方案。結合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分配制度。8.健全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建立健全以實際貢獻為評價標準的科技創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勵企事業單位對緊缺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實行協議工資、項目工資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崗位分紅權激勵等多種分配辦法，保障技術成果在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完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貼制度。允許和鼓勵品牌、創意等參與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落實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保護存款人權益。嚴格規范銀行收費行為。豐富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等基金產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

10.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11.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公開公平公正的國有土地、海域、森林、礦產、水等公共資源出讓機制，加強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監管，防止通過不正當手段無償或低價占有和使用公共資源。建立健全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出讓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務支出。

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

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稅收調節力度，改革個人所得稅，完善財產稅，推進結構性減稅，減輕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不斷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的支出，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嚴格控制行政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十二五”期間中央和地方機構編制總量只減不增，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左右。

13.加大促進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全面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嚴格規范教育收費行為。進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職業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資助政策，逐步提高補助標準。為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和殘疾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提供補助。切實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當地中考、高考問題。

14.加強個人所得稅調節。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依法做到應收盡收。取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優惠。

15.改革完善房地產稅等。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細化住房交易差別化稅收政策，加強存量房交易稅收征管。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稅負水平。合理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

16.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十二五”期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推進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健全城鎮居民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揮商業保險補充性作用。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渠道，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和待遇水平，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推進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門診統籌。“十二五”期末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范圍內醫保基金支付水平達到75%以上，明顯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報銷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現統籌區域和省內異地就醫即時結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水平。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十二五”期末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按質量標準完成農村困難家庭危房改造1000萬戶以上，實現全國游牧民定居目標。

19.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健全城鄉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建立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獨居、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完善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進孤兒集中供養，建立其他困境兒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

20.大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積極培育慈善組織，簡化公益慈善組織的審批程序，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落實并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超過利潤總額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后扣除。加強慈善組織監督管理。

五、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

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促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1.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穩步提高重點糧食品種最低收購價，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著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養新型經營主體，支持適度規模經營，加大對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促進產銷對接和農超對接，使農民合理分享農產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發展特色高效農業和鄉村旅游，使農民在農業功能拓展中獲得更多收益。

22.健全農業補貼制度。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穩定增長機制，完善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糧食直補政策，增加農機購置補貼規模，完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新增農業補貼向糧農和種糧大戶傾斜。完善林業、牧業和漁業扶持政策。逐步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范圍，適當提高保費補貼比例，進一步細化和穩步擴大農村金融獎補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確保農民分享流轉收益。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4.加大扶貧開發投入。大幅增加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加大以工代賑力度，努力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二五”時期，對240萬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實施異地扶貧搬遷;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扶貧標準，到2015年扶貧對象減少8000萬人左右。

25.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開透明的各類城市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六、推動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制度建設，健全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監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強信息公開，實行社會監督，加強基礎工作，提升技術保障，保護合法收入，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26.加快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立法。研究出臺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扶貧開發、企業工資支付保障、集體協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及時修訂完善土地管理、礦產資源管理、稅收征管、房產稅等方面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產登記制度，完善財產法律保護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財產權益。27.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拖欠工資問題突出的領域和容易發生拖欠的行業納入重點監控范圍，完善與企業信用等級掛鉤的差別化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落實清償欠薪的工程總承包企業負責制、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惡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資支付屬地政府負責制度。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

28.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黨政機關各種津貼補貼和獎金發放行為，抓緊出臺規范改革性補貼的實施意見。加強事業單位創收管理，規范科研課題和研發項目經費管理使用，嚴格公務招待費審批和核算等制度規定。嚴格控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管人員職務消費，規范車輛配備和使用、業務招待、考察培訓等職務消費項目和標準，職務消費接受職工民主監督，相關賬目要公開透明。29.加強領導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實《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嚴格執行各級領導干部如實報告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的規定，對隱報瞞報、弄虛作假等行為，通過抽查、核查，及時糾正，嚴肅處理。繼續規范領導干部離職、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個人從業行為，嚴格按照有關程序、條件和要求辦理兼職任職審批事項。

30.嚴格規范非稅收入。按照正稅清費的原則，繼續推進費改稅，進一步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堅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項目，收費項目適當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制度。

31.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圍繞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工程建設等重點領域，強化監督管理，堵住獲取非法收入的漏洞。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嚴厲查處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行為。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加強反洗錢工作和資本外逃監控。32.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大力推進薪酬支付工資化、貨幣化、電子化，加快現代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推廣持卡消費，規范現金管理。完善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發票管理和財務報銷制度，全面推行公務卡支付結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銀行、稅務、工商等相關部門信息資源，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完善個人所得稅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城鄉住戶收支調查一體化制度。

七、加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組織領導

33.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納入日常考核。各有關部門要深入調查研究，加強工作指導，強化監督檢查，認真總結經驗，及時解決改革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34.突出重點，強化實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與國有企業、行政體制、財稅金融體制等相關重點領域改革有機結合、協同推進。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鼓勵部分地區、部分領域先行先試，積極探索。

35.深入宣傳，注重引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全社會從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收入分配問題，深入宣傳堅持科學發展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切實做好各項改革政策的解讀工作，加深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艱巨性、復雜性的認識，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