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富豪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后

中國富豪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后

這一年真是難以告別。

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換屆、雪災、地震、北京奧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每一個企業家的表情都定格在這個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會計出身的胡潤那樣，從數字里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難讀懂一份專業的財務報表。所以，我們試圖越過財富的數字，從企業家創富路徑，看看他們內心的風景。

撲面而來的“爭議”

“萬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今年這個“最令人尊敬的企業家”陷入了“負擔門”**，他健康、公益、富有責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眾質疑。

“企業給地震捐兩百萬是合適的”、“慈善不能成為企業負擔”的言論，引發了他個人信譽最大的次生災害。數周內，他進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時間”。網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靈卻高不過一座墳頭”的批評，讓這個胡子拉渣的硬漢不得不承認自己依然很“青澀”。

他的錯誤是，在不合適的時間表達出的慈善理念，觸及了公眾的主流價值底線。

當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宣布，因為金融危機，業績不佳，其董事長兼總裁愛德華·李迪將僅領取1美元年薪時，想象力再貧乏的人都會聯想到，坊間怨聲載道的拿天價年薪6616萬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萬元的馬明哲。

1美元和6616萬人民幣深深刺痛著“中國國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領帶”的實干家牛根生，他“經營企業就是經營人心”的企業理念，他“裹尸布沒有口袋”的裸捐行為，曾感動了整個中國。但三聚氰胺讓這個把“奶賣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輿論的“神舟5號”，陷入爭議的漩渦。他電視上大講“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形象被顛覆，一夜間這個圈內的老大哥，被公眾掛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險的時刻”。

顯然，這個掉進質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記了杰克·韋爾奇的忠告：你要變成質量問題的瘋子，否則質量問題將把你變成瘋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技術瘋子”任正非，被稱為“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準能戰勝一只綿羊帶領的一群獅子”的那頭“獅子”，同樣難逃媒體的責難。

盡管任正非和他的華為成為中國企業30年的一個另類符號，他用軍事企業管理理念，用毛澤東兵法治商、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把華為帶向世界，戰功赫赫，可華為員工自殺事件、辭職**、勞工問題，讓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家”又擔上“最冷血的企業家”名號。

人們一邊為任正非的決斷力叫好，一邊反思他的狼性、獅性文化。

甚至有人將法國企業界的一句名言送給“榨干機”任正非：“愛你的員工吧，他會百倍地愛你的企業。”

很陽光，很“姚明傳奇”、很“白馬王子”的李彥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業深度危機。因為“三鹿公關百度事件”，“央視曝光競價排名丑聞”，“百度涉黃**”，他被稱為“互聯網三聚氰胺的炮制者”。這個最懂中國國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為“最懂中國潛規則和最擅長中國潛規則的人”。

一夜間，這個“宏粉”無數、又紅又專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帶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國首富黃光裕那顆凌厲的光頭，曾經它被稱作圈內最智慧的頭，可事發后，被證明那“不是高僧的光頭，而是黑社會老大的光頭”。因為操縱股價被拘捕，如同過山車一樣，他的財富帝國跌進了有生以來最殘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腦兒地被拋在了“并不健忘”的公眾面前。

當這些公眾眼中的企業家明星們突然“崩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審視他們為何如此。

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后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為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后銷聲匿跡甚至淪為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為什么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為什么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李彥宏出了問題，有人說是股東要求利益回報逼的；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李彥宏、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盡管他被罵為商界的“范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眾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匯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游銷售產業退出，轉向上游，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為果子找出路。他認為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并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為什么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為什么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后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彥宏何嘗不是另一種“互聯網上的投機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勞工法律不完善的時候“狠榨一筆”嗎？馬明哲不也是鉆了薪酬體制很“中國特色”的空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

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說，企業家的職能本位是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

“汽車瘋子”亨利·福特懸賞2.5萬元，征求有辦法讓他在每一臺汽車上節省一個螺釘和螺帽的人。正是這種沒有止境的技術創新，讓他擁有了汽車王國。

劉永行每生產出一種新的豬飼料，都要嘗嘗是什么味道，“這樣我才知道豬吃了是什么味道。”這個聽黨的話、看政府的臉色做事、從不鉆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樹“，始終在危難時刻，能讓家族生意避開政策調控的鋒芒。他遠離官場的潛規則，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實業創新。他與黃光裕同樣被稱為“首富”，卻有不同的路徑。

張維迎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紛爭的2008，讓很多人看到了，回歸企業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緩。這一年，一條啟示錄是：全心全意經營企業，而不是刻意地去經營企業家自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生命是一個過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鑒的鏡像，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的是滄桑和衰老。

責任、財富良心、慈善是這幾年的流行詞。企業家的精神內涵半徑在擴大。

可企業家精神終歸是個“大詞”，李嘉誠用他的行為作了注腳。一次在取汽車鑰匙時，李嘉誠不慎丟落一枚兩元硬幣，硬幣滾到車底。當時他估計若汽車開動，硬幣便會掉到坑渠里，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時旁邊一名印度籍值班員見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誠收回該硬幣后，竟給他100元酬謝。

李嘉誠對此的解釋是：若我不拾這枚兩元硬幣，讓它滾到坑渠，這枚兩元硬幣便會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給了值班員，值班員便可將之用去。錢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費。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一種財富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凈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為合理與否。

“裸捐”的比爾·蓋茨認為，企業家只是窮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為了一己，而要還給社會。

馬云有言，做企業有三重境界，分別為生意人、商人和企業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驅動者，為了錢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輕離別，但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如果一個人腦子里想的是錢，就永遠不會成功，就永遠不能成為企業家。只有當一個人想著去幫助別人，去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發展做貢獻的時候，才能真正成功。

馬云這段有名的話，應和了管理大師德魯克的理念。

有人問德魯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魯克回答說：“如果你不改變你提問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會成功。”人又問：“我該如何提問呢？”德魯克說：“只有你先問“我該如何貢獻？”你才能獲得成功。”

顯然，拿馬云、德魯克的尺子去量，我們少有真正的企業家。

也許，這個冬天，企業生存維艱，談企業家精神本位，實在是件奢侈的事兒，活著才是頭等大事。

借用“一臉卡通”馬云的話：連“朱堅強”都能活，你為什么不可以？

第二篇：集體的形象很重要

一旦你加入了某個集體，你們的命運就緊密地擰在了一起，集體的興衰榮辱也就是你的興衰榮辱。團隊給外界的形象，是你們的產品，而產品是由人生產出來的，所以歸根到底，人才是團隊的名片，你的一言一行就代表著這個集體。一個成熟的職場人士，必須具備集體榮譽感，這種自覺必須形成習慣，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覺維護集體的聲譽，體現在細微之處，這樣的自覺就是忠誠度的具體體現。

集體的形象很重要，它需要我們每個人去維護，集體的形象好了，在群眾中就有威信，如果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和約束，就很容易給集體抹黑。怎樣維護集體形象，至少要做到以下三個方面。

一、牢固樹立維護集體形象的意識。集體是個人生活和成長的土壤，是成就事業的搖籃。只有始終把個人置于集體之中，自己的價值才會得到充分的體現。集體的智慧多、力量大，這是一個被人們重復了千萬次的真理。大家工作、生活在一個集體中，都希望有一個好的工作、生活、學習環境。但良好的環境需要我們大家來創造，來維護。一個單位好比一臺機器，少了哪個零件，缺了哪個部件，就不能運轉自如。在一個集體中，盡管每個人的分工不同，能力有別，但作用不可忽視。如果我們每個同志都像魯迅說的那樣，“有一份熱，發一份光”，那么，我們這個集體的環境就會越來越好。環境好了，大家就會心情舒暢，工作效率就高，工作成績就會比較突出，也就會多出人才。反之，大家就會心情壓抑，謹小慎微，放不開手腳，就難以作出成績來，還會影響個人成長進步。既然集體形象與我們個人利益息息相關，那么我們只有為他爭光的義務，而沒有給他抹黑的權利。

要維護好集體形象，首先要嚴于律己，強化責任意識。責任意識，就是角色意識，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擔負著不同的角色，具有各自的社會責任。責任意識要求我們每個人在社會活動中，除對自己負責外，還必須對他所處的集體及社會負責，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社會、他人的關系，一個人多一份權力，就多一份義務，多一份責任。權力越大，為人民盡責的機會越多，做貢獻的潛能越大，也就越要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只有充分認

識到這一點，才會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增強責任心，激發事業心，保持進取心，愛崗敬業，勤奮工作，努力創造一流的工作業績。現實生活中，許多工作，不是沒有要求，沒有章程，沒有落實的條件，之所以無人落實或落實不到位，關鍵是缺乏責任意識。事實反復證明：“不患無策，只怕無心”。一個人的學識、能力、才華很重要，但缺乏責任意識，心思和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那么即便有再高的水平，在強的能力，也不可能把分內的事做好，更談不上對自己肩頭的重擔負責。

強化責任意識，反映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思想品德。責任意識表現在實際工作中，就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就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茍；就是講奉獻不講條件，找辦法不找借口；就是主動做好分內工作的同時還能對組織和其他同志的工作給予不遺余力的支持。“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領導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無一不是因為他們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而打動了全國人民的心。黨員干部只有心系事業，恪盡職守，對工作負責，對事業負責，對黨負責，才能在履行職責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體現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樹立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

無論在什么地方，在那個崗位上，都要牢記自己的責任，認識到自己所處位置的重要性，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抱有深厚的感情，以高度的政治覺悟和良好的精神狀態，以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做好每項工作，把上級的指示精神落到實處，切實做到無愧于組織，無愧于自己。

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內科醫生李曉紅生前說的一句話：“面對天職，我別無選擇”。在2003年的非典面前，她舍生忘死，沖鋒在前，用年僅28歲的年輕生命，樹起了一座責任當頭、義無返顧的豐碑。“面對天職，我別無選擇”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是：“對工作、對同志極端的負責任”。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崗位，雖有不同的職責分工，但相對于責任意識而言，卻有一個共同的要求，那就是恪盡職守，盡職盡責。

溫家寶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面對全世界的目光，擲地有聲的說：“我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敢負責，是整個社會最需要的精神和品格。我們每個人的工作崗位不同，能力和作用也大小有別，但只要時刻牢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和職業責任，恪盡職守，努力工作，即使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也一樣能為社會發出光和熱。也只有人人講責任、重責任，并時時刻刻踐行于本職崗位，在人民面臨災難之際，才能萬眾一心、和衷共濟，迎難而上，共度難關。

二是維護集體形象，必須強化紀律意識。紀律是人們遵守秩序，執行命令和履行職責的規范，是經常性的行為準則，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決執行。無論何種行業，都將紀律、規章制度放在首要位置，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在紅軍、八路軍、人民解放軍中嚴格貫徹執行。這是我軍發展壯大，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

江澤民在擔任軍委主席時，提出“紀律是軍隊的命脈,紀律是鐵律”，這是講主席從嚴治軍的重要指導思想。共和國的元帥劉伯承同志在闡述紀律的作用時曾指出：“軍隊的戰斗力是由政治質量，軍事修養、物質保障、嚴格紀律四個條件組成的，四者缺一不可”。古今中外的軍事歷史早已證明，嚴明的紀律出戰斗力。

5、12紋川大地震，黨中央一聲令下，人民子弟兵迅速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奔赴地震災區，他們牢記總書記的指示：災情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爭分奪秒，英勇頑強，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作風，把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降到最底限度。申軍紀、制號令，師出以律，均為歷代兵家的強軍之要。我國古代許多名將，都注重把嚴明紀律作為提高戰斗力的重要手段。曹操割發代首，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等，都是為嚴肅紀律，提高戰斗力。事實證明，軍隊的戰斗力不是個體素質的簡單相加，而是在步調一致的基礎上形成的整體合力。有了嚴明的紀律，戰斗力諸因素才能匯集起來，才能產生整體的合力。

嚴明的紀律是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的保證，一個單位工作能否上去，任務能否圓滿完成，建設發展的快慢，風氣的好壞至關重要。事實表明，風氣建設是成事之本，風氣好，出成績，出人才、出經驗，反之，則一事無成。現在我們單位正在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通過各項規章制度規范我們每個人的言行，培養和提高素質修養，鄧小平說過：“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就有力量”。一個單位，一個集體，如果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理想，沒有紀律，沒有奮斗精神，各行其是，就會象一盤散沙，沒有士氣，沒有斗志，沒有凝聚力和戰斗力，喪失戰斗意志，就會在困難面前打敗仗，將一事無成。要不斷地強化紀律的意識、服從大局的意識，狠抓風氣建設，正風氣才能鼓士氣，良好的形象是無形的力量、有形的導向。形象好，就能更好地發揮真理的說服力，決策的號召力、原則的戰斗力、感情的凝聚力。今年在全市司法行政機關開展創建“十型機關”活動，為司法行政機關每位工作人員提供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和平臺，同時也提出了明確的工作目標。內強素質，外樹形象。機關人員正以昂揚斗志，良好的精神狀態投入創建“十型機關”的活動。這項活動已取得明顯效果，目前，機關風氣正，人員士氣高，工作上講究協同，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樹立了解難題，辦實

事，重實效，“對下指導抓大事，內部建設抓風氣，工作要求抓質量，個人素質抓形象”的良好風氣。實踐證明，克服工作中的困難，高質量地完成工作任務，除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還必須有嚴明的政治紀律和完善的工作制度。才能在關鍵時刻聽指揮，在平時工作中守規矩，在重大是非上立場堅定，在具體行動中保持一致，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決維護領導的權威，維護集體的形象，只有這樣，再大的困難，再艱苦的環境條件，都不可能動搖我們戰勝困難、完成任務、干好工作的決心和信心，就會在逆境中創造一流的工作業績。

有個部隊領導到西藏一個條件艱苦的邊防部隊去掛職鍛煉，第一次和戰士見面時，戰士們鼓掌，他示意幾次，掌聲都沒有停下來，他很納悶，駐地部隊的干部告訴他：戰士們長期生活在空氣稀薄，高山缺氧的環境里，大腦缺氧導致反應遲鈍，記憶力減退。兩年的掛職鍛煉結束后，他回到了內地原單位機關，每次到駐扎在山區的基層部隊檢查工作時，他都動情地講起這件事，教育基層官兵扎根山區安心工作，因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責任重于泰山。

這里的干部、戰士有的一待就是幾年、十幾年或幾十年，如果沒有鐵的紀律，沒有理想、信念，沒有扎根邊防、扎根山區、獻了青春、獻子孫的奉獻精神，就不可能堅持下來。實踐證明，紀律是堅守崗位，干好工作的保證，理想、信念是前進的動力。

第三篇：解析國家形象廣告背后的故事

解析國家形象廣告背后的故事

紐約時報廣場的廣告大屏幕從今年1月17日起，展現著數十張中國臉，其中有美國民眾熟識的姚明、鄧亞萍、吳宇森、章子怡，但是在這些中國臉中，硅谷人士會看到他們的同行馬云、李彥宏，當然也有不少他們不認識的人士。這是名為《人物篇》的中國國家形象廣告，它將一直播放到2月14日。

廣告播出后，國內外各大媒體對此紛紛予以報道。新華社在17日播發的新聞里評價說：“讓美國觀眾了解一個更直觀。更立體的中國國家新形象。”外媒對中國國家形象廣告的評價是，不僅為中國國家主席訪美造勢，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巨大的“軟實力。”應該說，這是繼2009年底“中國制造”宣傳片在美國播出后，“中國形象”的又一次主動出擊。

和《人物篇》同時推出的還有《角度篇》，這支15分鐘的宣傳片展現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變化。片子將用于外事活動展示。如，使領館節慶、外交性質的酒會、茶會等場合。

國家形象廣告通過兩輪比稿勝出的靈獅中國，為此專門成立了形象片創作小組，由董事長沈贊臣親自擔任出品人兼總制片人，同時，創作組還匯集了朱幼光、高小龍等國內優秀廣告人參與策劃、拍攝工作。

如何表達當下的中國

1月19日，靈獅中國董事長沈贊臣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第一次為國家形象做廣告，最 的是主體的確定，“廣告創意無非就是沖擊力、聯想力，說起來簡單。但是，如果用‘四大發明’、‘傳統文化’不能體現當下中國的變化”。如果用改革開放30年陳果，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簡直就是掛一漏萬。“

經過反復研討調研，最后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創意方案。在靈獅報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文案中這樣寫道：“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元素，是她色人民。人民的性格、意志、品德乃至能力、觀念、理想等等諸多方面，都能輝映出這個國家的形象。”

“國家是一個大的品牌，形象宣傳片相當于一個品牌廣告，為國家‘拍廣告’可不能馬虎。”擔任總策劃的朱幼光進入靈獅后，接受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國家形象廣告。他在會議創作經歷時直言：“創作團隊特別想把這件事情做到完美，但不可能聽取每一個人的意見。更何況，國家形象是一個系統工程，一部片子不肯能面面俱到。我們要從一滴水做起，盡全力把它做干凈，做漂亮，最終必將成為一片大海。”

參與形象片創作的導演高小龍說：“這些杰出華人面對鏡頭，面對世人的關注時，可以從他們自然呈現出來的氣質、教養和風度里感受到當代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身影和表情，配合上感性的字幕表達，讓人感到強力的張力。” 值得關注的兩點

沈贊臣認為廣告背后最值得關注的有兩點。他說：“一個是政府的開放自信；另一個是。所有廣告拍攝的參與者所流露出來的圈圈報國心令人感動。”他還不無感觸地說：“以前都是政府出命題作文，由公司執行。這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給予了充分的創作空間，執行出來的創意和比稿時提出的方案基本一致，改動不大，而且片中的59位人都是我們確定的。”另外，當受邀請人得知是為國家拍形象拍片廣告時，都毫無條件地參與拍攝，有的甚至是自掏腰包。沈先生介紹說：“一次拍攝休息，吳宇森告訴我，‘在好萊塢打拼十年，感受最深的是，個人的發展、命運是和祖國的強大連在一起的。’這是實在話。所有參加拍攝的各界人士，不管是知名的還是普通百姓，都由衷地表露出一種報國感恩的心，令人動容。”

三個故事啟發創作團隊

采訪中，沈贊臣告訴記者，在尋找國家形象廣告的創意靈感的過程中，他給創作組講了親身經歷的三件事。也正是這三個故事為創作團隊提供了活生生的創作素材，最終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創意思路。

第一個故事是靈獅廣告成立后，中外方第一次坐在一起開董事會。“開會的時候，外方很不屑地告訴中方代表：‘我們帶來了客戶，先進管理理念、系統，你們有什么？’一副傲慢表情。我當時就告訴他：‘我給你市場，你后悔嗎，后悔你出去！’”為此，靈獅大力培養本土員工和不遺余力挖掘本土品牌。兩年后，公司實現盈利，讓外國人沒話好說。

第二個故事，是合資五年后，外方派了個總經理，很強勢。“開會的時候，中方總經理、副總經理都在，擺出不可一世的樣子，一拍桌子，指著在場的所有人說：‘你們中國人就是一群沒有進化的猴子。’當時我第一反應是站起來，一杯水倒在他頭上，叫他滾出去！”沈贊臣告訴國家形象廣告的創作團隊，就因為西方人認為中國愚昧、落后，可以拿來隨便侮辱。

地saw那個故事是九十年代初，“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信用卡，我有一張香港結算的運通卡，有資產擔保的。去商場里買西服，售貨員一聽我是中國人，馬上要我出示護照。我說：‘你是不是每個顧客都要看護照，你為什么歧視我，我不但投訴你，還得要你們賠償！”沈贊臣說，這三件事對他刺激最深。也許是經歷的事太多了，沈贊臣對改革開放30年的變化感受尤其深刻，他說：“現在去歐洲，你會發現哪個首飾柜臺里都會有一個講中文的服務員，哪個國家都喜歡中國人去。中國強大了！”

第四篇：拷問“集體貪腐”背后實情

拷問“集體貪腐”背后實情

耒陽市礦征辦征收的稅費每年逾4億元，占耒陽全市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被稱為耒陽市“第二財政局”，被稱為“史上最肥科級單位”。一個擁有770人的科級事業單位，110人涉案，其中55人被立案調查，從征收辦主任到下屬收費站站長紛紛落網，涉案金額達500余萬元。（《中國新聞網》10月11日）這樣的新聞著實令人咋舌。這樁貪腐窩案在一個科級事業單位，涉案人員從一把手跨度到一般干部，涉及人員之多、面積之廣，實屬罕見，真實地反映出權力監管形同虛設。

如果我們探究的目光再深遠一些，其實不難發現，“集體貪腐”絕不僅僅是權力監管失控的負面效應。在“110人涉案，官員紛紛落馬”的表象背后是一種利益均沾的、攜手共抗制度和監管的小團體權力生態。在這條一環扣一環的貪污腐敗的鏈條上，一把手高居金字塔的頂端實施遙控，把手中的權力當作斂財謀私的有效工具和保護傘，單位的領導班子成員則充當各式的“執行者”，導致中下層官員紛紛伸手迎合，上下齊心團結一致，巧立各種名目瘋狂斂財。

權力個體對于法制的漠視在于其內心的貪婪和私欲，而群體權力對于法制的漠視則主要在于生態的異化和公平規則的逾越不存。要讓普通干部廉潔自律，必須保證領導干部大公無私——否則，群體心態就會失衡。在你貪我也貪，他貪我為什么不能貪的情緒宣泄下，就會產生道德和規則以及制度的集體淪喪。這起“貪腐窩案”，就是最好的例證。

這起嚴重的群體性權力濫用案件，不僅讓我們見識了權力失去監管后的可怕后果，也讓我們看到了利益共同體催生的權力生態叢林化景象。因濫用權力而落馬的貪官污吏再多也不必懼怕，可是因集體貪腐滋生出的群體生態畸形，何時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贖呢？

第五篇：崇尚自主背后的忽略：教師集體協作精神

21世紀是張揚個性、崇尚自主的時代，個性一詞是再流行不過的了。國家的發展需要個性追求特色；企業的生存需要個性打出品牌；個人挑戰時代更離不開獨具個性的素質。發展個性并不是以自我為中心，也不是個人主義，更不排斥集體主義，相反崇尚自主與集體協作精神密不可分。而在許多的情況下，由于狹隘理解其中的內涵，忽略了集體協作精神的發揮，產生了諸多負面的影響，尤其發生在教師群體中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關注。??

一、問題之表現

崇尚個性是時代的潮流，作為教師同樣要求具有獨特的教學風格和人格魅力，但人們重視個性的同時卻淡化或忽略了集體協作，這種片面的做法所產生的影響已初見端倪。

1.教師認識上的分歧。不同的人對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是無可非議的，這不過是人生觀、世界觀不同罷了。現在任何事情都提倡多元化，教學也不例外，教學主體的多元化、客體的多元化、智力的多元化等，教師們中間出現多元化人們也能欣然接受。但一味的提倡多元化，追求個性造成了教師們對教育目的、教育方針、學生的發展等認識上的分歧。有些教師受世俗化影響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去引導學生，如湖南某地方的一位教師給學生說，上學就是掙票子、娶美女。有些教師誤解學生主體性，導致自己不負責任放任自流。還有些教師認為減負就是不給學生留作業，減少一切課外活動等，其實他們沒有理解其中的內涵。這些認識上的分歧是忽略集體協作的后果，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阻礙了學生的發展。

2.教師工作上各自為政。追求自我、表現個性卻使一部分教師淡化了集體，認為沒有必要與其他教師協商。不同科目上的教師缺乏教學上的探討，他們認為是多余的，簡直是浪費時間，即使是同一科目的教師也不愿意交往，恐怕別人把自己的經驗奪走，再加上評比的顧慮，甚至出現了同行是冤家的惡況。由于過分強調自我，教師之間的教研活動更是少得可憐，有些學校采用集體備課（大部分是中小學教師）的方式，但實際上他們則談一些與教學無關的家庭瑣事，教師之間信息的隔絕造成了學生的片面發展。學生的發展是多方面的，不僅要有語文知識，也要有數學知識；不僅要懂物理，也要懂化學；不僅了解歷史，還要了解地理；不僅身體健康，還要心理健康。這都不是某一個教師所能完成的，而是許多教師連續不斷施加影響的結果，教師工作上的不協調是極其有害的。

3.教師人際關系的冷漠。過分強調自我，導致教師以自我為中心而很少關心學校集體、教師集體和學生，與他們之間的交往也少之甚少。總是認為學校是學校的事，自己是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就是萬事大吉，從不去考慮學校的生存與發展，更不會體諒學校的處境與難處，自己生活上或工作上稍感不足就埋怨學校，向學校提出苛刻的要求，如暫時不能滿足就會大發牢騷，形成與學校僵持的局面，有時以不認真工作來給以報復。經濟物質利益激化了教師自我為主的思想，有些教師為了爭名次、評職稱、拿獎金，從不考慮其他教師的心理感受，一旦自己不能獲得就去嫉妒他人或仇恨他人，好像其他教師是自己不能得到的根源，致使教師之間關系惡化。受社會強調自我的影響，教師學生也缺乏交流，教師不關心學生，反過來，學生不過問老師，有的教師一個學期結束了還不認識幾個學生，這樣的情況下教學的質量又如何保證？學生又如何發展？

崇尚自主的背后，的確我們忽視了教師的集體協作精神，這已經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不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因此，我們必須找出問題之原因。

二、原因之透析

張揚個性，展現自我是無可厚非的，它符合時代的需要，是對過去過分強調集體主義束縛人發展的一種揚棄，它絕不是否定集體主義，而恰恰離不開集體主義。引起忽視集體主義的原因具體說來如下：

1.經濟的發展和教師生活水平的提高容易忽視集體協作。當今的時代是經濟的時代，誰擁有經濟基礎誰就擁有榮譽與地位，這無形之中使人們去盲目追求物質利益。教師是活生生的人，但也脫離不了社會，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開始滲透到教師群體當中，有些教師為了爭取一點獎金卻不惜損害其他教師的利益，為了增加經濟而不把教學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這對教師集體協作作用的發揮是極其不利的。社會發展了，教師的各種待遇也提高了，都有了稱心如意的住房，各家都安裝了防盜門窗（尤其在城市），像囚籠一樣把自己圍困起來。即使在學校，教師們也有自己的單獨辦公室，各自為政地鉆研“自己的事業”。再加上計算機的應用，有些教師沉浸在網絡中，進行人機對話，缺乏與同事的友好合作。可在尊重個人，發展自我的同時絕不要忘了集體協作。

2.教師對創新教育的偏解也不利于集體協作。社會的發展需要教育，教育的發展需要創新，創新教育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信息時代的今天誰擁有新知識、新經驗，誰就是時代的主宰者。學校需要創新，教師需要創新，創新成了一個民族發展的關鍵。創新所要求的是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倡導個人去自我開拓。有些教師偏解了創新教育，認為創新就是追求自我，展現自我而從不顧集體；還有的認為創新就是完全脫離集體，與集體不一致才叫有“新意”，致使他們采用不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教學規律的方法去教育學生搞所謂的創新；有的教師為展現自我，蔑視群體，無視與別人交往，不但不能落實創新教育，反而起了阻礙作用。實踐證明創新教育離不開廣大教師集體協作，沒有集體協作的創新也顯得很蒼白。

3.對素質教育張揚個性的困惑也有礙于教師的集體協作。素質教育已是當今教育的主流，素質教育的內涵就是通過教育使學生的各種素質得到應有的發展。傳統的應試教育，學生機械地背誦知識，重視知識的積累而忽視能力，造成了學生的片面發展，到頭來很難適應瞬息變化的當今社會。面對知識爆炸，人們沒有必要去死記知識，而是要教給學生獲得知識的方法和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讓學生全面發展。有些教師認為要培養學生的素質首先要完善自我素質，于是他們爭取一切機會去學習、進修、出國訪學，這也無可非議。事情恰恰不僅如此，為了爭取一次機會，明爭暗斗、拉關系、走后門，鬧得教師極不團結。素質教育重視特長的發揮，有些教師不能很好理解，感到素質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就是只重視學生的愛好，結果只在某一方面去發展學生。有些教師認為素質教育就是讓學生玩，教學上缺少交流，要求上達不到一致，從而放松對學生的管理，致使班級混亂，學風不正。教師的集體協作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實現。

找出癥結之所在是首要條件，分析問題之原因起關鍵作用，而提出解決之策略才是最終之目標。

三、對策之探討

1.加強對教師進行集體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我國公民道德建設要以集體主義為原則，這是公民道德規范體系的最根本的指導原則。作為一名教師首要的是具有集體主義精神，教師之間形成一種團結互助、互相尊重、互相協作的集體是順利進行教學工作的重要保證，是實施創新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前提。教師在民主、和諧的集體中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蘇霍姆林斯基說：“集體是教育的工具。”教師在集體中受到關懷，體會其中的溫暖，才能真正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必須讓教師認清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個人是集體的基礎，集體是個人構成，沒有集體也就無所謂個人。個人所構成的集體結構決定了集體的功能，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道出了集體協作的偉大，但“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我們應把傳統的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隸屬關系為主導的觀念轉變為平等互利為主導的新型關系，使集體與個人兩者利益和諧，“雙贏”發展。

2.以舉行各種集體活動為契機培養教師的集體協作精神。集體協作精神實際上也是人的本質所在，人類為了生存發展抵御自然災害的侵襲，集體協作結成集團形成社會。通過參加集體活動對個人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集體活動中教師們能夠增加了解，為培養集體意識打下感情基礎，讓教師們真實地感受到集體的存在和體貼，滿足其歸屬感的需要。在集體的活動中，人與人之間可以建立和諧健康的關系，進而在感情上使自己與集體融為一體；可以敞開心扉地表現自己，同時也給集體了解自己提供機會。譬如通過學術活動自己不但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識，而且可以建立與集體間的友好感情，增強集體協作。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個人之所以成為個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義，與其說是靠個人的力量，不如說是由于他是集體的一個成員??”可見，集體活動是培養教師集體協作精神的最佳方式。

3.建立核心力量，加強教師集體的凝聚力。國不能一日無主，同樣教師集體也離不開一個英明的領導，沒有他們集體將會成一盤散沙，任何工作會無從下手，甚至會使集體瓦解。作為教師群體更應具有集體協作精神，這是教師特殊的勞動特點所決定的。教師所從事的工作是培養活生生的人，并且復雜多樣隨時有可能變化，倘若教師不能協調一致把握學生的變化，很可能誤人終生。通過建立核心力量，發揮他們的帶頭作用，讓教師積極地融入集體，發揮集體的優勢。在集體核心中不但要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還應有出類拔萃的拔尖青年教師，充分發揮他們的楷模帶頭作用。也不應該忽視熱心集體的教師，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來宣傳集體形成氣勢。還應該重視非正式群體的引導，摸清原因對癥下藥，讓其納入集體，保證整個集體和諧發展，增強集體的凝聚力。教師越是信任集體就越會關心集體，這樣便能集思廣益促進集體發展，從而在集體中培養教師的協作精神。

4.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是培養教師集體協作精神的保證。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一定的規章制度，也不可能有集體的存在，因為集體是建立在一定的規則之上的。每個教師都有著與眾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環境、個人經歷、興趣愛好，而且也有著不同的事業追求，他們生活在同一集體必須得有一定的規章制度可循。因此，科學制定和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是培養教師集體協作意識必要的外在因素。合理的規章制度不但具有約束功能，而且也具有導向功能和激勵功能。將集體的組織規則內化為個人的行動指南，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集體的目標。在制定制度時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綜合考慮教師的各種處境，保證制度前后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不能朝令夕改，但也要注意實際情況的變化，不要把制度變成僵死的教條。

總之，崇尚自主，發展個性，實行素質教育，培養創新能力是對教師的必然要求。但教師的集體協作也絕不能忽視，沒有協作也不會有真正的個性和自我。作為教師一定要把握追求自我和集體協作精神的關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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