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4.05.16 求是刊文 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

《求是》刊文：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

2014-05-16 10:06 來源： 求是

編者按：2013年1月5日，總書記深刻論述了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發展的思想和歷史進程，科學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依然競爭、較量的今天，如何認識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特別約請了《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部分編寫專家撰寫了這組文章。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總趨勢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武漢大學教授 顧海良

世界社會主義的500年，從1516年莫爾發表《烏托邦》這一社會主義思想源頭開始，到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到俄國十月革命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發展，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500年歷史回顧，有利于深化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一論斷的認識；也有利于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正確把握。

鄧小平同志說過：“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里，一是“必然代替”、一是“長過程發展”，這兩個關鍵詞語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大勢，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思想，揭示了社會主義500年的思潮、運動和制度發展的歷史邏輯。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得出的科學結論。《共產黨宣言》發表后，席卷歐洲的1848年革命爆發。馬克思恩格斯極為關注這場斗爭，認為這是可能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道路和準備基礎的革命。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并沒有很快發生。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作了反思，認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243頁）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提出“兩個決不會”思想的緣由。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同上，第二卷第592頁）可以認為，“兩個必然”揭示的是人類歷史發展趨勢的問題，“兩個決不會”探索的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過程長期性的問題。“兩個決不會”的提出，使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理論更加完整。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演進，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160多年的發展昭示，“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論斷的內在統一性，體現于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及其主題之中。

19世紀4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形成和完善的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質和歷史使命，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作出科學論述。這時，科學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為理論主題的。

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實際的階段。在堅持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理論主題的基礎上，科學社會主義增加了社會主義如何取代資本主義，特別是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內涵。列寧從20世紀初期全世界資本主義總的情況的高度，得出了壟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等論斷，對像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作了理論和實踐上的回答。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了社會主義如何代替資本主義新的歷史進程。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密切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聯系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中，同樣對科學社會主義主題的新內涵作出了重要的理論創新。這主要集中于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如何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如何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等基本問題上。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科學社會主義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新階段。科學社會主義在關于必然取代和如何取代資本主義主題的基礎上，增加了社會主義如何在與資本主義長期并存中發展自身并最終代替資本主義的新內涵。這里講的“并存”，既有交流、合作，又有矛盾、沖突。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后，世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探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關系，探索借鑒、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機制中的合理因素等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交流和合作的空間得到極大拓展。現在，對于社會主義來說，不只涉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繼起性，還涉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空間并存性。時間繼起性是空間并存性的前提，空間并存性是時間繼起性的過程形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并存，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對當前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作出科學理解。

運用“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相統一的觀點來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走向，既要看到它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趨勢，又要看到它的生產力的容量還有進一步釋放的余地。如列寧所說：設想世界歷

史會一帆風順、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出現大幅度的躍退，那是不辯證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始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由此引發的2011年席卷全球的“占領”運動，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爆發的新的表現，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同時，我們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還將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切實把握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并存中的各種復雜情況和問題，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對科學社會主義主題作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回答。

社會主義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北京大學教授 閆志民

在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中，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會主義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也改變了社會主義的命運，使社會主義運動展現出勃勃生機。

取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歷史文化，長期處在世界發展的前列。但是到了近代，卻逐漸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超越，又不斷遭到外國列強的侵略，山河破碎，國土淪喪，民族危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這些斗爭雖然沖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促進了人民的覺醒，但并沒有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也沒有結束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苦苦尋求救國良方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希望，中國人民歷史性地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從此有了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領導人民進行了以社會主義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28年的英勇奮斗終于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新中國成立后，堅決廢除舊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使我國完全以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長期受壓迫和被歧視的中國人從此真正站立起來了，成了國家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正在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新中國成立后，僅用了3年時間就恢復了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到1952年底，工農業生產的各項指標全都大幅度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28.3%，平均每年增長18%；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25%，平均每年增長4.5%。然而，建國初期由于缺乏經驗，經濟體制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我們黨在總結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及時提出，要“以蘇為鑒”，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獨立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1956年開始，我們黨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終于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創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此中國的面貌、人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49年，我國的社會生產總值只有557億元，到2013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56.9萬億元，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58267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價為41600億美元，是全球貨物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38213億美元，是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新中國成立時，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工業生產十分落后，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機械制造業，1949年只能年產15.8萬噸粗鋼，12.1萬噸原油，3243萬噸煤炭，43.1億度電。2013年我國躍居世界第一機械制造大國，能夠年產粗鋼7.79億噸，原煤36.8億噸，原油2.09億噸，電53975.9億千瓦小時。我國的鋼、煤、發電量、水泥、化肥、棉布、谷物、肉類、水果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國不僅早已有了兩彈一星，而且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艦、宇宙飛船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2013年又實現了神舟十號載人飛船與天宮一號成功對接，嫦娥三號探測器在月球軟著陸和巡視勘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從深潛海試到科學應用的跨越。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1952年，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19元。經過60多年來的努力，我國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不但成功地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在世紀之交達到了總體小康水平，現在正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到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695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896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6767美元。按照世界銀行2013年的標準，中國已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

為人類和平、發展做出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積極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系，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壓迫，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

9.8%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對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拉動作用越來越強勁。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07年就已經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首位，現在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近30%，對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中國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貨物進出口大國，也對世界經貿發展做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2000年至2013年，中國累計進口總額近13萬億美元，為世界各國直接創造了至少上億個就業崗位。2000年至201

2年，中國對世界出口額增量的貢獻率為15%，進口額增量的貢獻率為11.86%，而美國分別只有6.63%和

8.53%。中國雖然現在還不富裕，但經常向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向金融危機中處境十分艱難的國家伸出援助之手。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對一些歐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中國的命運之所以能夠發生根本改變，中國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績，中國人民之所以能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它的作用和影響已遠遠超出了中國本土的范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民族振興的寶貴經驗，也為世界提供了與“華盛頓共識”不同的另一種選擇。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劉建軍

從一定意義上說，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尋夢、追夢和圓夢的歷史。從托馬斯·莫爾創作《烏托邦》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就一直在尋找、追求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精神奴役的理想社會。這個夢想激勵著人們不懈追求，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從20世紀起，中國人懷揣著民族復興的夢想，投身世界社會主義洪流，如今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可以說，中國夢是開在世界社會主義這棵大樹上的一朵最美的花朵，它必將結出最豐碩的果實。

自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同志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發表重要講話以來，“中國夢”這個生動的詞語已經家喻戶曉，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斗，已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音。那么，怎樣才能實現這一偉大夢想呢？習近平同志做出了鮮明回答：“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走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本質要求。夢想與實現夢想的道路有內在的聯系和一致性。一種夢想所具有的性質，也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追逐夢想的路徑選擇。中國夢與中國道路是內在關聯的，二者具有性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中國夢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夢，它的實現不能照抄照搬其他民族走過的道路，而必須走中華民族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中國夢又是通過社會主義實現歷史性振興的夢，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通俗表達，具有社會主義的屬性和意蘊，因而決定了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結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夢想，也體現著近代以來人類對社會主義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中國夢的產生，是從中國近代以來的苦難現實中孕育出來的，這個夢想的實現，與社會主義緊緊聯系在了一起。因為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中國道路是我們黨經過長期艱苦探索找到的正確道路，它凝結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深刻的教訓，來之不易。夢想的實現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它至少需要兩方面條件：一是腳踏實地、埋頭苦干，把對夢想的渴望和激情變成追求夢想的實際行動。二是找到正確行動的道路。習近平同志指出：“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目的、方向確定后，道路就是最重要的。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從救國的目的出發，經過探索和嘗試，確立了革命的大方向。但真正弄清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真正找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則經歷了長期曲折的探索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我們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方向。至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我們還不清楚，在后來的探索中走了彎路。只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才逐步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更是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它來之不易，凝結了黨艱辛探索的經驗和精華，必須倍加珍視和呵護，決不能輕視和放棄這一寶貴的成果。

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已為事實所證明，并贏得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和擁護。一條道路是否成功，要以事實為依據，要由廣大群眾來判斷。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既是我們在探索中逐步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用實踐檢驗這條道路的過程。改革開放是一個艱辛探索的過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們的自覺性不斷提高，自信心不斷增強，而這源于我們的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現在，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未有過，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見的。事實強有力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中國道路已現曙光，我們充滿自信。人不但生活于現在，而且生活于未來。未來作為一種現實的要素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給人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和動力。尤其是一個光明的未來、美好的理想，更能令人信心倍增。我們之所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也正是因為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看到了光明的未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路在腳下，夢在前方。自勝者強，自強者勝。只要我們真抓實干、埋頭苦干，出實策、鼓實勁、辦實事，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加倍努力，義無反顧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我們一定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本世紀中葉建設成一個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第二篇：《求是》刊文談國內道德狀況 稱總體上進步向善

《求是》刊文談國內道德狀況 稱總體上進步向善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 作者：秋石

在我國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日益變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內的社會意識形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樣、多變的復雜情況。當前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是應該怎樣評價我國現階段的社會道德狀況，道德總體上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這個問題已經超出單純道德評價的范疇，涉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成就的評價，需要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評價我國現階段道德狀況的立場和方法論

考察道德現象，離不開具體的價值觀立場、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1.價值觀立場。道德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的實踐精神方式，與人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滲透在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這就使得人們容易把道德本體化和獨立化，忘記道德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事實上，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式，是一定經濟基礎的反映，受經濟基礎制約，其獨立性只有相對意義。評價道德的價值是正還是負、性質是善還是惡，總是具有兩方面的維度：一方面，看決定道德發生發展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一方面，看道德對相應的經濟基礎起作用的性質。從根本上說，建立在進步經濟基礎之上的道德，能夠推動進步經濟基礎發展的道德，其價值為正、性質為善，反之，則價值為負、性質為惡。從這個基本價值觀立場出發，評價當前我國道德狀況的性質，就要放眼廣闊的經濟社會領域：根本標準，只能是生產力的標準，是經濟基礎的標準，是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標準。

2.認識方法論。對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狀況進行評價，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現象。列寧曾說過：在社會現象領域，“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在道德領域，所謂整體的普遍聯系，就是道德在生產方式以及上層建筑歷史變革總進程中的狀況，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經濟基礎以及同上層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總聯系方面。這才是反映本質的道德現象。

3.歷史視野。經濟進步與道德進步是同向還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靜態的無謂爭論，只能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動態比較中來評判。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從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看，即便是在歷史最黑暗的時期，人類道德進步的總趨勢并沒有根本逆轉。道德發展的這種客觀規律同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今天，我們只有在歷史的比較中，才能深刻認識到，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新中國，使中國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獲得了巨大躍進；而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獲得了新的巨大進步。

二、我國社會道德狀況在總體上獲得巨大發展進步

從正確價值觀立場、科學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出發來分析認識當前我國的道德狀況，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發展進步的。1.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筑的變革，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注入了持續的動力。第一，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為全社會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堅實基礎，從而使社會共同利益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利益基礎。決定道德性質的直接基礎是利益關系。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在全社會始終得到倡導和堅持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其利益基礎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共同利益。私有制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廢除，使沒落的舊道德特別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則，喪失了賴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礎和利益基礎。這是中國道德發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使多種經濟成分得到迅速發展，多種經濟利益得以普遍實現。不可否認，受私有經濟成分發展的影響，受市場經濟利潤至上、等價交換等原則的影響，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確實有了更加頑強的表現。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從社會主流道德來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仍然是中國社會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據，就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了社會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時，過去實行單一公有制時造成的利益“大鍋飯”局面和平均主義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統籌兼顧，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實現余地，按勞分配原則獲得了有力的道義支撐，自私自利并沒有重新成為社會普遍的道德原則。

在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改革完善的過程中，不斷變革的道德，也給予經濟發展以強有力的助推作用，與中國經濟發展形成了良性互動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既對人們的傳統道德觀念產生了劇烈的沖擊，也催生了與時代的發展進步相適應的新道德觀念和新道德規范。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更新了傳統的觀念，激勵著人們勇于變革、勇于進取、勇于探索、勇于創新，在不斷破除不符合時代精神的陳規陋俗的進程中，不斷為人們的行為確立新時代的準則。第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為全社會打下了共同道德價值的堅實基礎，使以人為本和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基本價值取向。中國共產黨誕生90多年來，自身進行了許多重大變革，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如

一、堅定不移。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為本，都是中國共產黨為自身設立的最根本的道德價值目標、道德價值尺度和道德建設的核心。黨的這種道德價值目標和道德價值尺度，已成為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天經地義的神圣道德觀。

第三，馬克思主義為靈魂的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立，從精神道德的意義上說，在于使人民群眾通過認識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進步的客觀規律，通過認識人類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必將不斷改造自身并升華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觀規律，培育出對人類現實生活和未來前途充滿正義、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會理想與道德理想。

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道德學說，本質上是以真善美的價值目標激勵人們為創造和建設新社會奮斗的實踐理論，幫助人們站在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層面，把人類的終極價值、至善目標和解脫苦難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眾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人自身的偉大社會實踐中。中國人民正是在實踐馬克思主義精神道德學說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斷建設真善美的新社會和新生活。

2.在新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嶄新道德，以及不斷開展的群眾性道德建設活動，又反過來為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營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環境，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和動力。

第一，經濟的發展進步和道德的發展進步之間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輔相成關系，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進步，決不可能建立在社會道德總體滑坡的基礎之上。一個偉大的事業，總是伴隨著相應高尚的道義基礎。黨在領導人民建設新社會新生活的進程中，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的精神文化建設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設，用先進的道德思想武裝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勵人民，用優秀的道德榜樣引導人民。在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明確提出了“五愛”的社會公德規范。從上世紀60年代起，在全社會廣泛開展了學習雷鋒和焦裕祿的活動。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堅持對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務作出新部署。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十四屆六中全會分別通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兩個決議，集中闡述和部署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戰略任務。黨中央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發了世界政黨史上第一部由執政黨制定的專門部署道德建設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

黨的十六大以來，思想道德建設的力度進一步加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貫徹落實，使全社會在思想道德建設上更加自覺自信。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為偉大的奮斗目標，這是我們黨和全社會重視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會主流道德輿論和主流道德觀念積極、進步、向善。對社會整體道德質量的更高標準，對國民道德素質的更高要求，對社會向善價值追求的更緊迫期待，對社會各色各樣敗德行為的更嚴厲譴責，都深刻揭示了全社會道德狀況向善前進的大趨勢。對人的正當利益的肯定、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的個性的肯定、對人權的肯定；改革開放意識、進取競爭意識、自由民主意識、公平公正意識、和諧包容意識、生態環保意識等的增長，無不是社會主流道德輿論和主流道德觀念積極、進步、向善的表現。

第三，社會道德建設領域大大拓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及經濟道德、公共道德、新聞道德、生態道德等各個領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道德建設的觸角，日益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延伸，道德調節社會關系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加深。

第四，社會道德榜樣的層次愈加豐富多樣。道德模范的層次更加豐富多樣，對人的道德評價的尺度也更加豐富多樣。從雷鋒到郭明義，從焦裕祿到楊善洲，這些精神道德上一脈相承的道德榜樣所踐履的主人翁責任意識、無私奉獻精神和堅守品格，始終代表著我們這個時代普通群眾和領導干部道德風貌的主流。第五，道德理論發展進步。我國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越來越系統化、規模化和科學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指導全社會的道德建設，提供了扎實的理論支撐。

事實證明，我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在總體上是與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同向的，道德建設的成就，在冰雪災害、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以及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等一系列檢驗社會道德狀況的關鍵時刻，得到了充分的顯示和證明。

三、我們面臨的道德考驗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這些考驗，也必然會在道德領域表現出來。

1.我國社會道德問題的主要表現。

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主要表現于一些時段、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問題主要表現于一些時段。我國道德領域出現受到普遍關注和產生廣泛爭論問題的時期，集中表現在改革發展的節點時期，比如，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初期，實行商品經濟制度的初期，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別是新的制度體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舊社會規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沖突的時期，舊規范往往失范，新規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問題主要表現于一些領域。一是與市場經濟聯系緊密，容易發生權錢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錢腐蝕的領域，是腐敗、誠信等問題多發易發的重災區。二是現有道德嚴重失范的領域，比如，公共道德領域問題多發易發，一個重要原因，是現有道德所調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人群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從農民到城市新市民；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體制內的人到體制外的人；從國有制的人到個體、私營和外資等多種所有制的人等。第三，道德問題主要表現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員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少數官員弄權謀私、錢權交易、貪污腐化等。這些人的敗德行為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最大。二是一些企業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誠信缺失、坑蒙拐騙、制假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沽名釣譽、抄襲剽竊、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不守公德、見危不救、以怨報德等。正是這些局部的、少數社會成員的敗德現象，無形中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道德壓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認為社會正在逐漸滑向一個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淵，進一步加劇了人們評價社會道德狀況的悲觀、消極情緒。

2.出現道德問題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發展滯后性的原因。道德的發展軌跡和經濟的發展軌跡是同向的，但決非簡單同步。舊的道德觀念將長久地影響人們，而新的道德觀念轉換成為人們的內心信念和行為規范，往往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法律規范相協調、與優秀傳統道德相承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既是宣傳思想部門和教育部門的工作，也是全社會共同的艱巨任務。第二，體制機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國社會大變革、大轉折、大發展的時期，道德問題往往折射的是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最為群眾詬病的一些官員貪污腐敗的問題，雖然表現為官員的敗德，但深層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錢權交易多發頻發，而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卻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比如，屢屢引發國內外關注的社會誠信缺失的問題，雖然表現為一些企業和商人的敗德，但深層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風險急劇加大，而社會征信等信用體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擊的見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問題，雖然表現為一些社會成員公德失范，但深層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文化向“陌生人社會”文化不斷轉變，而社會控制和約束體系逐漸弱化。比如，讓人憂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現象，雖然表現為一些社會成員的非理性心態，但深層次的重要原因，是社會收入差距拉大、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還不完全相適應的原因。社會上確實存在重法治輕德治的傾向，甚至有人對德治很反感，認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對立面。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當前敗德行為的代價過低，并與違法行為代價過低的情況交織在一起，這是導致許多道德問題持續產生的重要體制機制原因。

第四，社會輿論放大效應的原因。一例敗德的突發事件，會引起一些小報小刊和網絡媒體的亢奮、躁動以及持續、深度的追蹤報道，道德“滑坡”的輿論也隨之鋪天蓋地般傳播開去。而那些在默默無聞的場合、做著默默無聞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們的事跡，卻難以成為小報小刊和網絡媒體關注報道的對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跡報告會上，有哪一個動情至深而淚流滿面的聽眾，能夠贊成我們的社會已經全面道德“滑坡”的論點呢？ 當前社會存在的這些道德問題警示人們：道德考驗必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但中國人民有信心經受住這一切考驗。因為社會的道德主流是進步、光明、向善的，因為社會的道德問題是發展前進中的問題，更因為中國人民從事著以真善美為價值前提和價值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第三篇：人民和歷史的選擇

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歷史和人的選擇

在中國近代史的課上，我們了解了許多的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了解了我們國家的歷史。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必然的選擇，中國人在進行各種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來革命一條路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1894年創立興中會時，提出了“振興中華”這個振奮人心的口號。1905年，他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由于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由此引發的這場革命被稱作“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結束了統治中國數前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并于1912年元旦宣告建立中華民國。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著不可抹煞的偉大功績。它的意義首先在于打亂了原有的反動統治秩序，使它再也無法重新穩定下來，從而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它的意義還在于從此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試想，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國人從這個事實中產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動歷史前進，中國的命運并不是由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任意擺布的。進步的閘門開啟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這對于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20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一位偉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還是失敗了。為什么辛亥革命會出現這樣的結局呢？這是因為，領導這場革命的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太軟弱。這就決定了它必然不能提出明確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必然脫離中國社會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必然形不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因此，辛亥革命的失敗是必然的。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明，農民不能承擔的歷史使命，資產階級同樣不能承擔。要在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必須要有新的階級充當領導力量。各種救國的方案，各種慘烈的斗爭，都相繼劃上了痛苦的句號。舊的路已被證明是走不通的，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歷史呼喚一個新的政黨的出現。

就在這時，中國共產黨出現了，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必然選擇。歷史的呼喚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一個嶄新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20年后，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規定把7月的第一天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為什么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要建立一個共產黨？這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第四篇：紅旗刊文 憲政關鍵元素屬于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

紅旗刊文 憲政關鍵元素屬于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

2013年05月21日 14:26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楊曉青

楊曉青（圖片來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網站）

原題：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和學界有關“憲政”的呼聲抬頭。有人認為，西方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有人借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時，打出“改革已死，憲政當立”的旗號，提出在中國實行西方憲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張，認為“中國夢即憲政夢”；還有人論述了“社會主義憲政”的概念。可見，憲政話題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論題，而是必須回答的現實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同志鮮明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頁）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極具現實針對性。

一、對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

作為西方現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構，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于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這從對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即可看出。

1.憲政以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紀資產階級在自由主義革命時期響亮的口號，革命勝利之后的政府都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這一基本原則。該原則雖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到批判，主流觀點認為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在進行合理補償的前提下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為西方社會的根本基礎并沒有被動搖。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為經濟基礎。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制度，又適應了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能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

2.憲政實行議會民主政治。憲政主張主權在民，其實現的途徑是由不同政見不同利益集團的人組成不同的政黨，代表本黨通過“自由”競選上臺執政，在野的則為反對黨。多黨競選，輪流執政，議會是各黨派進行政治斗爭的場所。表面上似乎各黨都可以參加競選，但巨額競選經費開支決定了只有代表財力雄厚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政黨才有可能勝選執政。憲政理念中不經過這種多黨競選而上臺執政則沒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是選舉的民主和多黨政治協商的民主相結合，真正實現了“人民主權”原則。人民代表大會中，沒有議會黨團，不按照黨派分配席位，選舉由國家財政保障人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各政黨都肩負著人民的重托，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法履行職責，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競選得來的，而是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成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根據憲法的這一原則，中國共產黨沒有經過多黨競選而上臺執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憲政理念為標準，沒有多黨競選就無憲政，更無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3.憲政實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國家政權體制。憲政國家的憲法規定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行使，“三權”相互獨立并相互制衡。憲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琛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美國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由國會、總統、法院行使。國會的立法要由總統批準才能生效，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要由國會批準才能上任，國會和大法官有權彈劾總統，最高法院可以對國會的立法和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違憲審查，以達到“三權”互相制衡。

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國家政權體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議行合一”，由各級人大統一行使國家權力,“一府兩院” 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體現我國國家性質的最好形式。但以憲政體制為標準，不實行三權分立，就是有憲法而無憲政，更無憲治。

4.憲政實行“司法獨立”及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中，立法機關最易受多數意志的左右，有可能利用其“多數決”的機制制定侵犯和剝奪少數人權利的法律，從而形成所謂“多數人的暴政”。為了對這種“多數人的意志”形成約束，從而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在西方憲政國家，一般賦予司法機關或獨立的憲法法院行使對國會的立法和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通過審理具體案件審查聯邦立法或各州憲法和立法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美國是判例法國家，其司法審查制度在憲法本文及其后來的修正案中并無明文規定，它是通過1803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個案件時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首創的，該案的判決成為判例（法律）。

西方憲政國家一般還奉行司法最終解決原則，將司法機關設計成為“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在資產階級內部政治斗爭的關鍵時刻，由最高司法機關的投票決定勝負。例如，2010年小布什與科爾競選總統的最終結果，是由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票比4票決定小布什勝選。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監督憲法的實施。司法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的干涉，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和罷免。據此，我國司法機關即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應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職權，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堅持“依法治國、司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這種憲法和法律實施、適用、監督的制度體現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代表人民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設計，行之有效，符合我國國情。“司法獨立”是憲政體制中的原則，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是人民民主專政體制中的原則。

5.憲政實行軍隊“中立化、國家化”。依據憲政理念，軍隊或一切武裝力量均應為國家所有而不能聽命于某一政黨。為保證軍隊在憲政體制中保持中立，避免軍人干政，在西方憲政國家一般規定軍隊的最高控制權應由文職機關或文職官員掌握，即對軍隊實行“文職控制”。如根據美國《國防改組法》，國防部長及其領導下的陸海空三軍部長均由文官擔任。由軍職人員擔任的各軍種參謀長僅作為文職官員的軍事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也在國防部長領導下工作。多黨競選，輪流執政，軍隊不予干涉。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軍隊接受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與國民黨軍隊的殊死戰爭，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奪取政權，建立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這樣的軍隊不可能是“中立化、國家化”的軍隊，共產黨不可能放棄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但這樣的政權也就不可能是憲政的政權。

以上是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憲政還有一些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實行市場經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權與公民權利至上；新聞自由；聯邦制；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自由；議會控制財政撥款；人權無國界；可以武力干涉別國內政；等等。憲政的這 些關鍵性制度元素與理念和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構成憲政的完整制度架構。西方憲政民主法治在歷史上曾經是進步的制度和理念，在幾百年的實行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基本符合和適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外交等需要，某些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中的部分合理內容已被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所吸收和實行。但憲政作為完整的制度架構并沒有普適性，其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適合社會主義國家，通過以上比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質區別。

二、憲政的政治強權和話語霸權及其欺騙性

有人認為，西方的憲政是個好詞，為西方國家普遍使用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所接受。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大量接觸西方國家的制度文化，對憲政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也已經能夠接受了，我們可以在憲政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既不改變我國的國體、政體和基本制度，又能體現出中國特色，使其內容與西方的憲政區別開來，如同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成功地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區別一樣。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入憲，為什么“社會主義憲政”不可以入憲？而且，“社會主義憲政”還可以得到世界主流國家的歡迎和肯定，是中國對“人類憲政事業”的貢獻。

首先，主張將“社會主義憲政”入憲客觀上迎合了憲政的政治強權和話語霸權。憲政之所以有這種政治強權和話語霸權，是因為憲政的背后有資產階級的財產統治。恩格斯早已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實質上究竟是誰統治著英國呢? 是財產。財產使貴族能左右農業區和小城市的代表選舉；財產使商人和廠主能影響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選舉；財產使二者能通過行賄來加強自己的勢力。財產的統治已經由改革法案通過財產資格的規定所確認了。既然財產和通過財產而取得的勢力構成資產階級的本質，既然貴族在選舉中利用自己財產的勢力，因之他不是以貴族的身分出現而是和資產階級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見實際上整個資產階級的勢力要比貴族的勢力強大得多，可見真正進行統治的是資產階級。”（恩格斯：《英國狀況英國憲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7—688頁）列寧也早已指出：“?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里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

其次，資產階級確實需要憲政的統治和話語霸權。恩格斯在分析資產階級和國家政權的關系時指出，資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權利（財產），一天天地把政權從貴族手中奪走，除了金錢特權他不承認任何特權。對它來說“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個國家對自由競爭是一種累贅，對它來說，最好是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存在，使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剝削他人，……但是，資產階級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范，就不能不 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對付無產者，同時盡量使國家離自己遠些。”（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頁）憲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為此，資產階級要求小政府大社會，政府越小越好，只要能夠為自己服務即可，政府不可過多干預市場的自由競爭。資產階級還操控各種媒體在世界范圍宣傳憲政的自由民主及其“普世價值”，用憲政的“合法性”標準和“普世價值”來衡量世界各國的政權，打壓異己、支持盟友，以鞏固自己在全球的經濟統治、政治統治、思想統治和話語霸權。

西方憲政的欺騙性在于，以表面上全民的自由民主掩蓋其實質上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專政。例如，憲政宣稱主權在民，實行議會民主政治。但議會民主的實際運轉完全掌控在資產階級的手里。所有參加選舉的議員或官員必須得到大利益集團的支持才能當選。恩格斯指出：“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于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馬克思在分析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實質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轉引自《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列寧指出：“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同上書，第44頁）所以，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應廢除舊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頁）公社的實際做法是，人民代表不僅要制定法律，而且也對這些法律的實施親自負責。公社委員會的成員，“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同上書，第358頁）

再如，憲政標榜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但現實中，三權分立并不是真實的。以美國為例，總統的行政權趨于膨脹，一權獨大；法院既有司法權，又通過制作和適用判例享有立法權，還享有對立法和行政行為的違憲審查權；國會有權彈劾和審判總統及聯邦最高法院法官，行使一定的司法權；司法部作為行政機關，享有對各種案件的調查、起訴權，行使一定的司法權；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而州法院的法官由州議會選舉或任命產生，常為兼職，年年更換，獨立性甚小。（[美]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07、408頁）雖然資產階級學者鼓吹憲政的立法權是主權權威的體現，但在三權分立體制中，立法權必須受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制衡，立法機關擁有的只能是一種殘缺不全的主權，甚至在整個國家中找不到主權權威。所以，三權分立政治制度直接否定了資產階級提出的“人民主權”原則，而不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法院司法權通過違憲審查可以凌駕于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之上，直接違反民主原則。憲政三權分立的本質是資產階級不允許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獨掌全部國家權力。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正符合力量不相上下的各大利益集團分享國家權力的要求，符合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即使常常造成內斗不斷而影響效率 也在所不改。因此，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是資產階級內部的畸形民主制，與人民大眾參與國家管理毫不相干。

對“司法獨立”，馬克思特別揭露：“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卑鄙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于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頁）西方國家所有法官的推選任命必須得到大利益集團的支持，要不折不扣地為大利益集團服務。那些自愿報名擔任無報酬兼職法官的，全部是資產者本人，他們為利益集團服務是不言自明的，何來“司法獨立”？看看搞憲政的臺灣法院對陳水扁貪腐案在陳水扁執政時和下臺后的審判表現，足以印證馬克思論斷的正確性。

“社會主義憲政”論之所以不可取還在于，以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掩蓋了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這些非關鍵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有的已經寫入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聯邦制（蘇聯實行過，但已失敗）；有的被社會主義國家變通性接受，如市場經濟、尊重和保障人權、宗教信仰自由、議會審議和批準財政計劃等；有的仍為西方國家所特有，如新聞自由、人權無國界。而私有制、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中立化是憲政的核心必有制度，也是自由主義者所真正憧憬的政治體制目標。但“社會主義憲政”論卻忽略了這些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憲政的整體制度架構，只強調憲政的非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權國際公約，在憲法中規定了保障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憲政了，前面再冠以社會主義就可以是“社會主義憲政”了。客觀上這會給人民民主制度套上憲政的枷鎖，引導人民民主的國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憲政的道路——蘇聯東歐國家就是沿著這條道路一路走來的。

三、毛澤東并不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稱為憲政

主張“社會主義憲政”的人說毛澤東專門撰文論述過“憲政”，并說“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這是指毛澤東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在文中毛澤東確實提出“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引論不能斷章取義，毛澤東緊接著說：“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頁）

在文中毛澤東明確將民主政治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毛澤東說：“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所說的憲政，就是外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口里說要這種憲政，并不是真正要這種憲政，而是借此欺騙人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確實想要這種憲政，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他們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家不要這種東西，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同上書，第732頁）第二種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怎么樣呢? 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但是這種民主，在現在的中國，還行不通，因此我們也只得暫時不要它。到了將來，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后，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同上書，第732—733頁）第三種是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還非社會主義的民主，而是合乎現在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 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同上書，第733頁）當時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既無民族獨立，也無民主事實。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同志被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黨真會實行憲政。毛澤東在這篇演說里揭露了蔣介石的這種欺騙，將促進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變為啟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個武器。

至于毛澤東在文中還說“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同上書，第735頁）這里，毛澤東將蘇聯與英國、法國、美國并列為“世界上歷來的憲政”，是從憲法的產生規律有共性這個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蘇聯也是英國、法國、美國式的憲政民主。而且該文僅此一處并列，其他論述則將蘇聯和歐美國家劃分得十分清楚。毛澤東在使用概念時不但未將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混淆，還特別從中分出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概念，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準備實行的憲政與英國、法國、美國的西方憲政區別開來。

毛澤東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也沒有使用過憲政這個概念，更沒有肯定過西方的憲政民主。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也沒有使用過憲政的概念。因為在1940年毛澤東就認為歐美式的憲政民主是舊的、過了時的、沒落的、反動的東西，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1949年新中國即將建立，“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后”，毛澤東再次著文《論人民民主專政》，直接稱新中國的民主政治為“人民民主專政”，以區別“新民主主義憲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巨大進步，為什么還要倒退回去搞舊的、過了時的憲政？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國更沒有必要去為資產階級的“憲政事業”做貢獻。

四、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

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其理由如下：

首先，人民民主制度與憲政是兩種本質不同的政治制度。既然從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中已經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使用概念時就應明確將二者區別開來。

毛澤東結合中國國情命名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實質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是馬列主義的精髓。“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巴黎公社是最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馬克思總結說：“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頁）恩格斯指出，公社革命就是“炸毀舊的國家權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權力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頁）這里，“新的真正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行使權力，人民管理國家。這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制最本質的特征。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已經將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以區別于憲政，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將人民民主制度稱為“社會主義憲政”。

社會民主黨的鼻祖考茨基在他專門寫的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版）中，將無產階級專政貶低為馬克思偶爾說出的“一個詞兒”。他引導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即空談階級斗爭，但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在資本主義憲政架構內接受資產階級現行憲法，參加議會多黨競選，爭取多數選票，最終得到大資產階級的承認與支持，能夠參與輪流執政。因此，社會民主黨也根本改變了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

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可以加社會主義，是因為市場和計劃都是經濟建設的手段，并不能決定國家的性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尊重和保障人權、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些原則可以入憲，是因為憲法要反映和確認我國經濟、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這些改革成果從不同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但并沒有改變我國的性質和基本制度。以我國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為例，我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原則對公約的相應條款做了保留，使我國加入聯合國人權公約也不會改變我國的性質和基本制度。我國社會并不存在大資產階級的不同利益集團，人民民主專政也不允許分享國家權力，不會搞三權分立。如果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被冠以“社會主義憲政”，就必然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因為憲政是整體改變國家的性質、政權制度架構和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不是僅僅改變幾個非核心的原則和制度。

憲政不符合我國的國情，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一再提醒全黨。“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局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頁）“西方國家的一些人，總想把他們那套民主制度強加給我們，總想讓我們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西方國家一直在進行尖銳的斗爭。西方敵對勢力打所謂的?民主?牌，實質就是要實現他們?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我們千萬不能上這個當。我國有十二億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權鼎立、多黨競選，肯定會天下大 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頭腦一定要清醒。”（《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頁）

其次，依憲治國不是實行憲政，人民民主制度的憲法確認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制度和憲政的核心制度與理念從根本上是不相符的。說憲政就是有憲法并得到實施，反對憲政就是不要憲法和社會主義法治。這是混淆了憲法和憲政的關系。回顧歷史就很清楚，憲法與民主制和憲政沒有必然的聯系。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古羅馬是奴隸制、封建制民主國家），有憲法未必有憲政（例如清朝末年的欽定憲法），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雖然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憲法，但憲法的內容和確認的國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一樣的。

新中國成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我們對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深，制定和通過了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憲法。三部憲法均確認我國國體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確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我國的政體，規定我國的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規定中國共產黨執政所實行的政治協商、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單一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外交、國家機構等各項基本制度；規定公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三部憲法對于鞏固人民民主制度，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盡管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方面走過彎路，但是，決不能因此否定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執政規律的探索和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制度建設方面的偉大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的1982年憲法及其修正案是我國的現行憲法。現行憲法是對前三部憲法的繼承和發展，在國家的國體、政體和政治協商、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單一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外交、國家機構等各項基本制度及公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主要內容上是一脈相承的。現行憲法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將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取得的新經驗加以確認，保障了改革開放的發展大方向不能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受到來自國內國際、黨內黨外各種顛覆勢力的不斷挑戰，我國在具體法律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學教育過程中，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憲政理論的巨大影響和干擾，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執政規律的不斷探索和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制度建設方面的偉大實踐，其各項基本制度被新中國的每一部憲法所確認，并一以貫之地得到實施，這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依憲執政、依憲治國始終沿著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蓬勃發展。

但西方主流國家并不承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民主法治的國家，更不可能承認實施人民民主憲法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憲政。不管是不是在憲政前面冠上社會主義，也不管共產黨是不是依憲執政，他們都不會承認社會主義中國是憲政。

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黨的十七大強調，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要求，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社會主義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民主法治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這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是從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而不是為了要“保護少數”去搞憲政。這里，須特別注意，切不可單獨提“憲法和法律至上”。因為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至上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在黨的領導下，為了人民的利益，通過法定程序，憲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單獨提“憲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憲政”的話語圈套，這也是“憲法和法律至上”口號的局限性。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第五篇：人教網刊《半畝歷史》2013征稿啟事

人教網刊《半畝歷史》2013征稿啟事

【欄目設置】

半畝之窗：

欄目定位（特色）：動態信息，理論指導。緊扣征稿主題，聯系時事，如史學動態，考古發現，或結合歷史上同期的史實，提供理論指導或傳播動態信息。如相關歷史概念的分析，學術研究、歷史事件述評，基于現實問題的歷史分析等。

半畝學堂：

欄目定位（特色）：答疑解惑。針對教與學中實際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答疑；也可以圍繞重點，難點，提供獨到的案例設計；或談三維目標的落實策略等。提倡小目標的精到剖析，不求面面俱到，鼓勵不同的觀點和爭論。

半畝廣角：

欄目定位（特色）：論從史出。以明確的主題為引領，搜集相應的文字和圖片等，得出相應的歷史結論或給人以啟發，架起讀者認識歷史、感悟歷史之橋。避免史料的簡單堆砌。半畝點評：

欄目定位（特色）：品評人物。結合征稿主題，選取典型歷史人物，或褒或貶，激揚文字，獎善懲惡，弘揚正氣。

半畝夜話：

欄目定位（特色）：談古論今。結合征稿主題，以靈動的方式，闡釋歷史，懷古念今，抒發情感，引發思考，闡釋自己對歷史的獨特感悟。既可以是心靈獨白，亦可以是二三友的談話。以小品文為主。

【征稿主題】

上半年主題 盛世華夏

第1期 盛世華夏·科技截稿日期：2012年12月15日

第2期 盛世華夏·政治截稿日期：2012年12月30日

第3期 盛世華夏·經濟截稿日期：2013年1月15日

第4期 盛世華夏·人物截稿日期：2013年2月30日

第5期 盛世華夏·思想截稿日期：2013年3月15日

第6期 盛世華夏·御侮截稿日期：2013年3月30日

下半年主題 由分散到統一

第7期文藝復興前的世界

截稿日期：2013年4月15日

第8期14－17世紀的世界（文藝復興、歐洲近代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新航路的開辟、早期殖民掠奪）

截稿日期：2013年4月30日

第9期17－19世紀的世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斗爭、俄國改革、美國內戰，日本明治維新、第二次工業革命）

截稿日期：2013年5月15日

第10期 19世紀末到1945年的世界（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截稿日期：2013年5月30日

第11期 1945－1991年的世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91年冷戰結束）截稿日期：2013年6月15日

第12期 1991－2011年的世界（1991年蘇聯解體至2011年）

截稿日期：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