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農民收入上面。但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上，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認為只有發展農村金融，才能保證農民有條件進行再生產。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民收入太低，是因為存在著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只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就能增加農民的收入。

上述觀點從資本運營和生產經營兩方面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但是，這些主張在中國的農村未必行得通。中國的農村改革必須變換思路。

在我看來，當今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但歸納起來大體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農業集約化生產與家庭承包經營之間存在矛盾。與其他發達國家規模化生產的農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沒有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投入產出之比也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國農業的技術含量低、生產力低下、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作為階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現在看來，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作為發包方的集體所有制組織與承包人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問題。當集體所有制組織的利益與土地承包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集體所有制組織會毫不猶豫地破壞業已形成的土地承包關系。農民作為土地的承包者，雖然可以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由于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發包人，這樣就出現了農民無法通過農村內部的組織機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問題。近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呼吁，通過合作社或者農會的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現有的農村生產關系阻礙了農民的聯合。更重要的是，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中國的土地承包合同關系不得不經常性地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在農村承包經營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臨失效的危險。中國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已經變成了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制度設計。在沒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農村互助組織逐漸地實現規模化生產。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地區，農民內部之間的分工已經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基本上實現。政府部門應該在穩定現有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積極鼓勵農民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發展道路。今后應該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

第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之間存在矛盾。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的農民。近年來，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爭論，其實質就是關于農民安置方式的爭論。城市化固然能夠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問題，更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吸納能力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現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鄉村普遍缺乏資金流動、信息流動和實物流動密切結合的小城鎮，因此，今后應該更多地建設符合農村需要的小城鎮。但是，小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土地使用的矛盾。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開發區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在一些開發區，已經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鎮。政府在清理和整頓經濟開發區時，應該注意小城鎮的正常發展與經濟開發區盲目建設之間的區別，通過政策引導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將經濟開發區逐步改造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小城鎮。在一些不贊成發展小城鎮的學者看來，城市化才是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他們反對小城鎮發展，認為這樣會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助長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但是，應當看到，城市的設計不是搭積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經初步定型的情況下，成倍地增加人口會導致城市功能的急劇萎縮。城鎮化雖然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出路問題。即使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小城鎮仍然居住著一個國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農村村民自治和政權機構不斷擴張之間存在著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國當代有著多重含義，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先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尊重農民經營自主權的必要形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農民自主管理的社區組織結構。但是，中國農民自治機構面臨著政權機構

擴張所帶來的壓力。在一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農民的自治事業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事實上，在當初的自治制度設計中，不是沒有考慮到農村村民自治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但由于我國政權機構不斷擴張，鄉鎮政府人員隊伍龐大，如果不從自治組織獲取必要的費用，機構就難以運轉下去，所以，鄉鎮機關普遍存在著干預村民自治的現象。這種干預既是利益的訴求，也是傳統行政思維觀念的延續。如果不改革中國的行政體制，減少或者約束政府的行政權力，那么，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難以繼續發展。可以說，農業集約化生產與承包責任制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當前農村許多矛盾的根源，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滯后之間的矛盾是導致中國當代農村問題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緊張關系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導火索。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不但要從提高農民收入入手，而且還看到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在解決三農問題時，不但要從生產關系方面思考問題，而且要從上層建筑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才能為中國當代三農問題的解決開出合適的藥方。

第二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農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上，各社會層次上的人士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一些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認為只有發展農村金融，才能保證農民有條件進行再生產。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民收入太低，是因為存在著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只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就能增加農民的收入。由于農民的收入本來就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的收入相當低，增收非常困難，同時隨著近幾年炒房炒樓、炒綠豆、大蒜的一些“專業”人士數量的不斷增加，農民的收入依然不見樂觀。

在我們看來，當今中國農村問題千頭萬緒，但歸納起來大體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農業集約化生產與家庭承包經營之間存在矛盾。

現代化農業要求規模化大生產，而家庭聯產承包制決定了，在中國大多數地區不可能實行規模化生產。“席地經營”不可能獲得高額的回報。除了在山東等一些地區農民通過塑料大棚生產，獲得相對較高的農業收入以外，絕大多數從事糧食作物生產的農民都不可能從承包田中獲得豐厚的回報。雖然國家一再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并且千方百計地降低農民購買生產資料的費用，但是，農民從農業耕作中所獲得的收益仍然遠遠低于出外打工所獲得的報酬。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農業效益遞減也是一個整體趨勢。與其他發達國家規模化生產的農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沒有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其他行業相比，中國的農業投入產出之比也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國農業的技術含量低、生產力低下、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

作為階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看來，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因為從制度基礎上來看，承包責任制是建立在集體所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一種轉型時期的特殊生產分配關系。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家庭聯產承包法律關系主體具有虛擬性質，作為發包方的集體所有制組織與承包人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問題。當集體所有制組織的利益與土地承包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集體所有制組織會毫不猶豫地破壞業已形成的土地承包關系。農民作為土地的承包者，雖然可以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由于自治組織同時也是發包人，這樣就出現了農民無法通過農村內部的組織機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問題。近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呼吁，通過合作社或者農會的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現有的農村生產關系阻礙了農民的聯合。更重要的是，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中國的土地承包合同關系不得不經常性地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在農村承包經 1

營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臨失效的危險。一些地區農民撂荒土地，其實是想用一種非常消極的辦法來擺脫目前中國農村所面臨的矛盾關系，但由于他們的農民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脫離建立在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的一系列法律關系。中國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已經變成了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制度設計。

改變這種狀況當然不能操之過急。在沒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過農村互助組織逐漸地實現規模化生產，并且自發地與市場接軌。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地區，農民內部之間的分工已經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基本上實現。政府部門應該在穩定現有生產關系的前提下，積極鼓勵農民探索更加科學有效的發展道路。

面對國際集約化的農業生產，中國建立在家庭聯產責任制基礎上的農業耕作規模過小。今后應該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大力發展集約化農業。

第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之間存在矛盾。

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必然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的農民。這些農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來，關于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爭論，其實質就是關于農民安置方式的爭論。城市化固然能夠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問題，更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吸納能力的問題。當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規模狀態，并且能夠在一定區域內進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鎮化之間沒有大的區別。我們應該拋棄這樣的思維模式：那就是在現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執一端，討論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現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鄉村普遍缺乏資金流動、信息流動和實物流動密切結合的小城鎮，因此，今后應該更多地建設符合農村需要的小城鎮。

但是，小城鎮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土地使用的矛盾。當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開發區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在一些開發區，已經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鎮。政府在清理和整頓經濟開發區時，應該注意小城鎮的正常發展與經濟開發區盲目建設之間的區別，通過政策引導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將經濟開發區逐步改造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小城鎮。

在一些不贊成發展小城鎮的學者看來，城市化才是解決當前中國農村人口過剩問題的唯一出路。他們反對小城鎮發展，認為這樣會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助長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但是，應當看到，城市的設計不是搭積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經初步定型的情況下，成倍地增加人口會導致城市功能的急劇萎縮。城鎮化雖然不能在現代化的道

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出路問題。即使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小城鎮仍然居住著一個國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農村村民自治和政權機構不斷擴張之間存在著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國當代有著多重含義，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先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尊重農民經營自主權的必要形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農民自主管理的社區組織結構。但是，中國農民自治機構面臨著政權機構擴張所帶來的壓力。在許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員會成為了代表政權機關收取稅費的“二政府”，成為了上傳下達的管理組織。在一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也存在著緊張關系，農民的自治事業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

事實上，在當初的自治制度設計中，不是沒有考慮到農村村民自治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但由于我國政權機構不斷擴張，鄉鎮政府人員隊伍龐大，如果不從自治組織獲取必要的費用，機構就難以運轉下去，所以，鄉鎮機關普遍存在著干預村民自治的現象。這種干預既是利益的訴求，也是傳統行政思維觀念的延續。如果不改革中國的行政體制，減少或者約束政府的行政權力，那么，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難以繼續發展。

可以說，農業集約化生產與承包責任制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當前農村許多矛盾的根源，而農業人口的嚴重過剩與城鎮化發展滯后之間的矛盾是導致中國當代農村問題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緊張關系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導火索。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不但要從提高農民收入入手，而且還看到農業發展中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在解決三農問題時，不但要從生產關系方面思考問題，而且要從上層建筑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才能為中國當代三農問題的解決開出合適的藥方。

我國農民數量如此之多，要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要帶領農民奔小康，要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增加農民的收入，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對策有：

1、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2、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充分挖掘農業內部潛力。

3、加快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拓寬農民增收途徑。

4、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

5、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第三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暑期社會實踐調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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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日期：2010年8月12日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一、調查背景及意義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多億人口的大國，而農村人口的數量占到總人口的將近60%。人們的生存發展以及國家經濟科技等的進步都離不開農民的辛勤勞作。現在農民收入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一個難點問題。

我國的“三農”問題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問題。《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就指出：“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而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農產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再到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生活總體上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仍然呈現出相對滯后、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不吻合等弊端，難以滿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農民收入依然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加大。作為一個農村人，我不禁要問：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農民增收困難，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利用假期時間對自己所在鎮的農民關于增收問題做了一次深入調查，以期為本地農民增收困難問題的解決提供合理化建議，幫助當地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調查方式包括發放不記名調查問卷、實地走訪以及與當地農民交談了解情況等。

二、調查問卷

您好！我是湖南大學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大三的學生。此份調查問卷主要是了解農民的收入來源，不涉及其它事情，調查問卷不留名，不泄露您的隱私。非常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1.您的年齡是

A 18-40B 40-50C 50 以上

2.您家庭目前人口數目人

3.您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是

A農業收入B 外出務工C 經商D 其它

4.您家庭一年的收入狀況

A5000以下B.5000-10000C 10000以上

5.您家里主要外出務工人員所從事的行業

A建筑業B運輸業C 采礦業D服務業F其它

6.您覺得打工與務農哪個掙的錢多

A打工B務農

7.您是不是專業養殖戶或種植戶

A是B不是

8.您的文化程度是

A小學及以下B初中C高中D 大專及以上

9.在你的消費當中，哪種消費內容所占的比例最大：

A供養子女學習B家庭飲食開銷C娛樂方面D 其他

10您對國家實施的三農政策的滿意程度

A.較滿意B滿意C一般D不滿意

11.鄉村干部處在農村最基層，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您對村干部看法:

A滿意B不滿意C基本滿意

12.對鄉村干部不滿意原因:

A不思進取B不深入基層C貪占、吃喝風嚴重D知識結構不能滿足需要

三、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調查發放問卷30份，收回有效問卷30份，調查對象為我家鄉所在的本村以及鄰近行政村的農民。參與調查過程的人們年齡都在30至50歲之間，絕大部分已經成家。在調查的30戶農民中，人口總數為109人，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每年人均純收入大概為1400元（因為沒有辦法統計每個被調查對象家庭的具體收入數據，只能根據調查結果得出大致的收入水平）。家庭年收入5000元以下的戶數為26戶；5000—10000元之間的戶數為0戶；10000元以上的戶數為4戶。在被調查的30個家庭中，外出務工人員數目為26個，主要從事采礦、建筑行業的工作。具體比例為從事采礦業15人，占57.7%；從事建筑行業9人，占34.6%；從事服務行業2人，占7.7%。被調查的人們，知識水平普遍較低，30個調查對象的學歷均為高中以下水平。而且絕大多數認為家庭開銷最大的為子女上學費用。

通過對調查問卷以及談話內容進行統計分析，我得出了本村附近農民收入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收入水平普遍比較低。30戶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大概只有1400元。如果除去日常生活、子女讀書、生病就醫，婚喪嫁娶人情世故等的費用，農戶所剩無幾。如果再遇上自然災害或者收成不好，甚至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2、農民收入渠道窄，要想增收難度較大。大部分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仍然是傳統的糧、棉、油等農產品，而且經常會出現糧價下跌，賣不出去等情況；調查對象普遍反映家中有剩余勞動力，但是由于知識水平較低，同時市區直企業下崗職工也在不斷增加，這些都給他們外出打工獲得收入增加了很多的困難；大部分村鎮企業也因為經營不善出現虧損甚至關閉，這也制約了農戶收入的增加。

3、外出打工待遇較差，工作條件艱苦。在與被調查的30戶農民聊天過程中，大部分人都說家里面出去務工的人從事的都是建筑隊工作或者井下采煤工作，收入很低，工作環境非常惡劣，而且還經常有危險。但是由于學歷的限制，他們外出也只能從事這些方面的工作。

4、農民收入非常不平衡。少數農戶的高收入掩蓋了個別農戶收入下降的真相。通過了解發現，個別農戶的年收入已經過萬，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也有農戶的家庭年收入不滿一千，已經到了賒賬度日的地步。這種情況的發生跟個人有關，也跟國家政策以及村干部的領導有關。

5.村干部問題重重，村委服務不到位。通過調查我發現，本村以及臨近村莊的村干部選舉已經成了“選錢”—誰有錢誰就能當上干部。有人為了當上村干部，花費巨額資金送禮，有的甚至打起了“選票價格戰”，一張選票從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選人一次竟花費幾萬甚至幾十萬。不難想象，在這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村委會其服務意識和帶動能力是怎樣的。素質偏低的村委會成員導致村委會發揮不了應有的職能，這也是農民增收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

6.農村兒童教育水平以及師資狀況堪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當地的教師工資水平較低，這致使大量優秀教師流失，進而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下降。同時，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增加，出現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對他們的輔導、教育乏力，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像心理發育不健全、學習成績下降等。

四、對策及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想真正實現農民增收就必須多管齊下，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存在的種種不足。

1.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要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農民自身的素質。政府部門可以安排科技人員下鄉，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鼓勵農民大膽嘗試，自主創新。

2.發展鄉鎮企業，推動本地經濟發展。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困難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依靠發展農業和相關產業來解決問題，根據當地的農業特色，建立與其相關的鄉鎮企業，聘請外來有管理經驗的人員進行管理輔導，使企業走上良好的發展軌道。

3.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國家應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強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降低農村經濟發展成本，拓寬農民收入途徑，真正實現農民增收、富裕。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新增基本建設資金應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傾斜，逐步縮小城鄉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

4.加大政府監督保障力度，規范制度體系。政府應加大投入力度，每年從財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保障農民生活，減輕農民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壓力，增強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同時，規范制度體系，確保國家各項政策的嚴格執行，使農民真正從中受益。這樣也可以保證每位農民達到溫飽水平，不至于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

5.增強農民民主民權意識，提高村官素質。可以通過宣傳教育對廣大農民普及選舉知識，使他們明白選舉村干部并不是“選錢”，而是選出一個帶領自己致富的領導，一個可以信賴的、有領導能力的人。同時加強鄉鎮政府的行政干預力度，嚴厲打擊賄選行為，保障每次選舉實現公正公平公開，選出村民心目中滿意的干部。

6.加大農村學校師資力度，提高教育水平。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保證并進而提高農村教師的收入，吸引外來優秀教師來農村任教，使農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水平得到提升。同時組織城鎮孩子進行“一幫一”活動，關愛關懷農村留守兒童，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是他們能夠健康成長。

第四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一、調查對象概述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而農村人口占農村人口的70%以上.人們的生存,我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辛勤勞作的農民.現在農民收入問題已成為我國的一個熱點問題,一個難點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收入有了很大增長，但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增長不是勻速的，就全國平均而言，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4年，為超常增長時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15.9%。第二個階段，1985－1990年，為波動增長時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長4.2%。第三個階段，1991－1996年，農民收入反彈回升，1996年比上年猛增9%，是90年代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最高的一年。第四個階段，1997－2000年，為緩慢增長時期，表現為增幅逐年下降，維持緩慢增長。連續4年增幅下降后，200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366.4元，比上年回升2.1個百分點，實際增長4.20%，屬于恢復性增長。

二、調查過程

（一）調查問卷：

1、您家鄉的居民的住房大多是？

（1）平房（2）樓房（3）別墅

2、您家鄉的發展狀況如何？

（1）發達（2）不發達

3、您家鄉的鄉鎮企業數量如何？

（1）很少（2）一般（3）很多

4、您家有多少人口？

（1）3（2）4（3）5（4）65、您的家庭收入平均每年是多少？

（1）3000元以下（2）3000-3500元（3）3500-4000元（4）4000元以上

6、您的家庭收入來源？

（1）農作物（2）外出打工（3）經商

7、您的家庭開支最多的是？

（1）家庭生活費（2）孩子教育費（3）醫療費

8、您家有多少人參加了醫療保險？

（1）無（2）1（3）2（3）所有

９、您的創業技能怎樣？

（１）很強（２）一般（３）較差

（二）調查分析

１、農民收入問題的現狀和困難

由于農民的收入本來就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的收入相當低，增收非常困難．我們調查顯示：

（１）農民絕對收入水平較低。2003年，全國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國平均值還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貧困線標準，2003年年底全國尚有2900萬絕對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標準，則全國有9000萬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標準，而這個數量大于歐洲任一國家的人口總數。2003年公布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字，同2002年相比，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雖然不屬于統計中的貧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僅僅略高于貧困線，只要氣候等生產條件稍有不利變化，就會陷入到貧困人口的行列中去。這部分貧困人口和準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將受到自然和經濟基礎條件的約束，難度非常大。近年來，減貧速度不斷減慢。

（２）增收速度緩慢。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過去的情況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開放的前6年，農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長按可比口徑計算在14％～20％之間。而1997年以來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人均GDP為4460元，大約相當于540美元，按農業人口折合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人均GDP要達到3000美元。農村人均要實現這個目標，每年的增長率要達到12.2％。即使考慮到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將農村人均GDP的目標確定為社會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長率也要達到8．4％。同這個要求相比，實際發展速度要低得多。

（３）城鄉差距加大。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中，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鄉差距縮小的年份只有9年，縮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的兩個階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個階段是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個階段則主要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城鄉收入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6：1，198

3年縮小到最低，為1．82：1；然后不斷擴大，到1994年達到了一個新高，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從1998年開始，逐年顯著擴大，2003年擴大到3．23：1。近幾年來，盡管諸多因素都很有利，農民增收速度可以超過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鎮居民，使城鄉差距繼續擴大。

（４）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之間農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較大，并且這種差距沒有縮小的趨勢。總的說來，呈現出明顯的東高西低、從東南沿海向西部內陸地區遞減的趨勢。上海、北京和浙江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貴州、甘肅和陜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區之間相對差異較小，因此，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現出明顯的由東向西的遞增趨勢。即東部沿海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別較小，而西部地區城鄉差別更大一些．

２、造成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

（１）農民整體素質還不高，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突出表現：一是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分析，農民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約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較差。在結構調整上，思路狹窄，不敢主動出擊，存在等靠思想和過份依賴政府心理，瞻前顧后，怕擔風險，不敢大膽地調整產品結構，不具備適應市場經濟的應變能力。三是絕大多數農民對市場把握不準。從調查情況看，多數農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場行情，對市場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會去搞深入細致的調查，捕捉不到有價值的市場信息，在組織農業生產時，不是先看市場后抓生產，而是今年的生產看去年，對市場判斷不準把握不準，造成的結果是“什么賺錢種什么，種出什么就賠錢”。

（２）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還跟不上形勢要求。總體看，一是特色主導產業總量小，覆蓋農戶少。農業產業化經營率還不高，龍頭企業規模小，帶動力弱，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低，大部分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還沒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還是單純的買賣關系，產業化經營鏈條短，農產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級原料生產比重大，大部分農產品基本上是從農田到市場，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高科技含量產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結構調整還只是停留在規模擴張上，缺乏在內在質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為例，近兩年來，有的地區蔬菜種植特別是設施蔬菜種植，面積連年快速增長，為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種植結構雷同，品種特色不明顯，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貯藏、保鮮、深加工及包裝、運輸等嚴重滯后，如不抓緊研究對策，將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的結構過剩，應引起高度重視。

（３）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引導、協調、服務功能滯后，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諸多困難。一是信息服務滯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時給農民提供各種市場信息和致富信息，使農民無所適從，組織生產難，進入市場難。二是技術服務跟不上。原因是部門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員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員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主動上門服務意識差，其結果是科技人員得不到實踐，農民得不到產前、產中、產后的技術服務。特別是高新技術應用上，技術與生產嚴重脫切，導致農民增收難。三是信貸部門缺乏有效的資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戶貸款困難。調查發現，多數農民都有強烈的增收意識，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項目，但苦于沒有啟動資金，而難以上馬。

（４）農民的負擔比較重．據調查顯示，我國農村大部分農民家庭都有兩個孩子，孩子

要上學會需要一筆很大的投資，現在農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學，不一輩子像他們一樣只是個農民，供一個子女上大學幾乎要花掉農民家庭三分之二的開支；家庭長輩的供養也需要一筆的開支．除此之外，還有農作物每年的成本開支．家庭生活費，子女教育費，農業成本費，三個最基本的方面的開支累加起來，對與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來說，生活就難上加難了．

三、體會

我國農民數量如此之多，要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要帶領農民奔小康，要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增加農民的收入，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對策有：

１、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要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農民自身的素質．農民的文化素質相對較低，這就要求政府部門下鄉組織農民技能培訓，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讓農民大膽嘗試，自主創新，隨機應變，讓農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場的最新信息和動態．收入來自與農民，農民必須從自身做好．

２、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充分挖掘農業內部潛力。這是農民增收的基礎。要面向市場，依靠科技，發揮比較優勢，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一是在優化品種、品質結構，大力發展優質農產品生產的同時，切實抓好質量安全管理。二是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形成優勢產業帶。三是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四是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農村服務業，提高鄉鎮企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

３、加快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拓寬農民增收途徑。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去，可以增加農民的資源占有量，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擴大農產品市場需求，同時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發展小城鎮，壯大縣域經濟，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加強對農民進城務工的引導和管理，把農民進城務工當成一項產業來抓，促進農民工跨區域流動，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

４、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強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幫助農民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降低農村經濟發展成本，促進農民增收。一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新增基本建設資金應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傾斜。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經費應向農村傾斜，以逐步縮小城鄉經濟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差距。二是對農業、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尤其是要配合農村稅費改革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積極探索對農業和農民實行補貼的各種有效方式，逐步建立對種糧農民生產直接補貼機制。

５、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一是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堅持依法征稅，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盡快取消農業特產稅。二是繼續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規范糧食市場，完善糧食宏觀調控體系，積極探索對農民的補貼機制。三是加快推進農村金融和衛生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農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的運行機制和管理辦法，解決農民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因病致貧、返貧問題。

第五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報告

１、農民收入問題的現狀和困難

由于農民的收入本來就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斷增加，農業結構調整成效尚未充分顯現，農村勞動力難以充分就業，農民創業意識和技能薄弱等，使得農民的收入相當低，增收非常困難．我們調查顯示：

（１）農民絕對收入水平較低。2003年，全國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國平均值還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貧困線標準，2003年年底全國尚有2900萬絕對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標準，則全國有9000萬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標準，而這個數量大于歐洲任一國家的人口總數。2003年公布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字，同2002年相比，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雖然不屬于統計中的貧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僅僅略高于貧困線，只要氣候等生產條件稍有不利變化，就會陷入到貧困人口的行列中去。這部分貧困人口和準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將受到自然和經濟基礎條件的約束，難度非常大。近年來，減貧速度不斷減慢。

（２）增收速度緩慢。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過去的情況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開放的前6年，農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長按可比口徑計算在14％～20％之間。而1997年以來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人均GDp為4460元，大約相當于540美元，按農業人口折合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人均GDp要達到3000美元。農村人均要實現這個目標，每年的增長率要達到12.2％。即使考慮到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將農村人均GDp的目標確定為社會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長率也要達到8．4％。同這個要求相比，實際發展速度要低得多。

（３）城鄉差距加大。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中，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鄉差距縮小的年份只有9年，縮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的兩個階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個階段是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個階段則主要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城鄉收入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6：1，1983年縮小到最低，為1．82：1；然后不斷擴大，到1994年達到了一個新高，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從1998年開始，逐年顯著擴大，2003年擴大到3．23：1。近幾年來，盡管諸多因素都很有利，農民增收速度可以超過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鎮居民，使城鄉差距繼續擴大。

（４）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之間農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較大，并且這種差距沒有縮小的趨勢。總的說來，呈現出明顯的東高西低、從東南沿海向西部內陸地區遞減的趨勢。上海、北京和浙江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貴州、甘肅和陜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區之間相對差異較小，因此，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現出明顯的由東向西的遞增趨勢。即東部沿海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別較小，而西部地區城鄉差別更大一些．

２、造成我國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

（１）農民整體素質還不高，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突出表現：一是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分析，農民勞動力中，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約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約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較差。在結構調整上，思路狹窄，不敢主動出擊，存在等靠思想和過份依賴政府心理，瞻前顧后，怕擔風險，不敢大膽地調整產品結構，不具備適應市場經濟的應變能力。三是絕大多數農民對市場把握不準。從調查情況看，多數農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場行情，對市場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會去搞深入細致的調查，捕捉不到有價值的市場信息，在組織農業生產時，不是先看市場后抓生產，而是今年的生產看去年，對市場判斷不準把握不準，造成的結果是“什么賺錢種什么，種出什么就賠錢”。

（２）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還跟不上形勢要求。總體看，一是特色主導產業總量小，覆蓋農戶少。農業產業化經營率還不高，龍頭企業規模小，帶動力弱，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低，大部分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還沒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還是單純的買賣關系，產業化經營鏈條短，農產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級原料生產比重大，大部分農產品基本上是從農田到市場，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高科技含量產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結構調整還只是停留在規模擴張上，缺乏在內在質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為例，近兩年來，有的地區蔬菜種植特別是設施蔬菜種植，面積連年快速增長，為農民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種植結構雷同，品種特色不明顯，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貯藏、保鮮、深加工及包裝、運輸等嚴重滯后，如不抓緊研究對策，將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的結構過剩，應引起高度重視。

（３）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引導、協調、服務功能滯后，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諸多困難。一是信息服務滯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時給農民提供各種市場信息和致富信息，使農民無所適從，組織生產難，進入市場難。二是技術服務跟不上。原因是部門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員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員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主動上門服務意識差，其結果是科技人員得不到實踐，農民得不到產前、產中、產后的技術服務。特別是高新技術應用上，技術與生產嚴重脫切，導致農民增收難。三是信貸部門缺乏有效的資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戶貸款困難。調查發現，多數農民都有強烈的增收意識，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項目，但苦于沒有啟動資金，而難以上馬。

（４）農民的負擔比較重．據調查顯示，我國農村大部分農民家庭都有兩個孩子，孩子要上學會需要一筆很大的投資，現在農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學，不一輩子像他們一樣只是個農民，供一個子女上大學幾乎要花掉農民家庭三分之二的開支；家庭長輩的供養也需要一筆的開支．除此之外，還有農作物每年的成本開支．家庭生活費，子女教育費，農業成本費，三個最基本的方面的開支累加起來，對與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來說，生活就難上加難了．

三、體會

我國農民數量如此之多，要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要帶領農民奔小康，要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增加農民的收入，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對策有：

１、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要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農民自身的素質．農民的文化素質相對較低，這就要求政府部門下鄉組織農民技能培訓，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讓農民大膽嘗試，自主創新，隨機應變，讓農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場的最新信息和動態．收入來自與農民，農民必須從自身做好．

２、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充分挖掘農業內部潛力。這是農民增收的基礎。要面向市場，依靠科技，發揮比較優勢，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一是在優化品種、品質結構，大力發展優質農產品生產的同時，切實抓好質量安全管理。二是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形成優勢產業帶。三是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四是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農村服務業，提高鄉鎮企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

３、加快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拓寬農民增收途徑。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去，可以增加農民的資源占有量，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擴大農產品市場需求，同時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發展小城鎮，壯大縣域經濟，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加強對農民進城務工的引導和管理，把農民進城務工當成一項產業來抓，促進農民工跨區域流動，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

４、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強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幫助農民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降低農村經濟發展成本，促進農民增收。一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新增基本建設資金應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傾斜。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經費應向農村傾斜，以逐步縮小城鄉經濟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差距。二是對農業、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尤其是要配合農村稅費改革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積極探索對農業和農民實行補貼的各種有效方式，逐步建立對種糧農民生產直接補貼機制。

５、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一是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堅持依法征稅，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盡快取消農業特產稅。二是繼續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規范糧食市場，完善糧食宏觀調控體系，積極探索對農民的補貼機制。三是加快推進農村金融和衛生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農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的運行機制和管理辦法，解決農民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因病致貧、返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