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電子版)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知識

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

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

世界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重大事件,諸如科技革命如火如茶飛速發展,以網絡技術、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新一輪的全球技術革命對社會生產方式、生產組織方式活方式與交易模式等的影響日益彰顯,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均嘗試通過新技術革命重塑產業發展模式,從而實現創新能力與競爭力的大幅度提升,確立或鞏固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2)中國迅速崛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2007年超過德國為世界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為世界第二,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和增長動力結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變幻莫測,正在經歷新的分化與重組,各種利益集團與新的組織互相角力,新的國際秩序和地緣竟爭局面正在展開。(3)產業、資本、技術、貿易出現新的流向或動向,對發展主動權話語權的爭奪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產業領域,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了發展計劃0。(4)國際市場和消費能力也在轉型升級,趨向更高層次,一般產品和低附加值技術遭受打壓或抑制,經濟增長趨緩。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的根本途徑,世界已經進入一個重大的經濟與產業的調整期或轉換期,新舊動能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對于中國而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經濟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和變革,也將進一步倒逼中國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模式,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發展動能轉換是我們面臨的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0美國啟動“再工業化”戰略,日本實行“產業復興計劃”,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法國則頓布了“未來工業計劃”

一、國際背景

(一)新一輪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給社會生產轉型帶來契機 1.新技術革命的內涵

從普遍共識來看,人類社會已經出現了兩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18世紀后半葉英國紡織機械化、出現工廠為標志,也有人認為是以蒸汽機或煤炭利用為標志。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前兩次的工業革命都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大變革。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隨著電子產業發展,后來有學者將電子工業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計算機的發展及其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作為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版,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互聯網、綠色能源、3D打印技術等將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門。也有人指出工業革命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革命,新技術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制造,其將帶來制造業的巨大變革,終結大規模的流水線制造業,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個性化的經營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現反城市化浪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主流生活方式。

國內對新技術革命內涵的認識也存在些許差異。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從而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批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以替代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賈根良(2012)從經濟史角度指出新技術是以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為主體,并融合信息技術革命(即第五次技術革命)重大成果的變革,其在新技術革命上不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羅·麥基里(PaulMakllie)以機器人和3D打印技術為核心的“制造業智能化革命”,而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納米技術革命和生物電子等技術革命。黃群慧、賀俊(2013)基于技術經濟范式的角度認為隨著第三

次工業革命的加深,工業和制造業將會被重新定義,用來描述價值鏈經濟特征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或“悲傷曲線”,制造業將再次向發達國家轉移,這對依靠人口紅利和廉價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后發國家非常不利,中國制造業要想在全球仍保持優勢,必須調整發展策略,提升軟實力。

2.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當代技術革命有著不同于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特征,僅就技術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個

(1)技術科學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是十分偉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但是,同新技術革命相比它們無疑要遜色得多。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一方面,當代科學理論必須依靠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又必須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和技術融為一體。因此,當代技術革命的第一個特征是技術科學化。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理論—技術的循環路徑。科學理論對技術肯定有著指導作用,不過,從總體上說,技術與科學又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雙方保持著相對分離的發展道路。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科學—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技術—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例如,電子技術、無線電技術等等新技術都是科學理論的直接產物。也就是說,沒有電磁理論、電子學理論,便不會有這些新技術。這一現象,在當代技術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學理論已經成了技術形成發展的直接原因。這樣,在整個技術體系中傳統技術的發展大致還在采用技術科學——技術的路子,但新型技術全部都是采用科學—技術—科學的路子并且這些新型技術已經在技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說科學一技術—一科學的形式已經成為當代技術發展的主要模式。

(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術革命中技術體系中結構的某些變化。由于科學理論的高度抽象和綜合,當代技術革命已經不僅要解決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領域或者是一些技術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息及相關的問題。這樣,在科學理論之間技術領域之間科技之間出現了多元化的關聯性。因此,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這些特點明顯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術革命有別。例如,在第一次技術革命中,重大的發明常常是單一技術成果。如1733-1738年呢絨工凱伊發明的“飛梭”,179年克倫普頓設計

的“mu"即騾機,都是單一的織布紡紗技術。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內燃機技術也基本上是單一的機械技術。但電力技術的出現便開始了技術群體的發軔,因為電力技術是電機技術、通訊技術、弱電技術等的集合。到了當代技術革命時代,由于技術體系內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聯性日益加強,技術群體化已經成了一大待征。這首先表現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系上。這種關系表明在技術體系中的不同技術是相互包容、互為前提的。例如,沒有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控制技術,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等全面自動化技術便不能實現。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其次,技術之間的相關性還表現在主導技術以及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日益綜合化,例如信息技術的綜合化表明,它不但是電子學數理邏輯等科學理論的產物,而且還是橫斷科學理論的結晶,它不但包含有電子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而且還包含有“軟件”技術、“硬件”技術等等;這種綜合統一還表現在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時期是動力技術同機械技術相結合,而在新技術革命中,是機械技術、動力技術同電子技術相結合,形成一批自動化的技術群體。喬布斯發明的ipod、iphone及其蘋果公司等產品就是技術集成化成果(3)技術智能化新技術革命更加深入,技術與科學相互作用更加緊密,出現了一體化趨勢方面,電子計算機以微處理機與傳統技術相結合,形成了機電一體化技術領域,技術智能化已經十分明顯。機器已經不僅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決人腦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體化,產生了“知識密集型技術”。這種技術創造性高、智力高、驅動性強,風險性也較大,其發展主要依賴于智力發展因此也有人稱“高技術”,它能廣泛滲透到傳統產業中去。在這種新技術中,資金的因素已經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的有效信息。3.新一輪技術革命給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1)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目前工業化國家普遍采用大規模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方式,而新工業革命將產生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規模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如此符合需要的個性化產品的大規模定制生產即成為可能。這種智能化生產方式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如德國大眾汽車已經制定了一項全新的生產戰略,即模塊化橫向矩陣,通過標準化某些部件參數,最終達到通過一條生產線生

產出市場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車的目的。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導致制造業制造模式發生根本性變化,從現在的削減式制造模式變為一次成型疊加式制造模式。所謂削減式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環境問題。而新一輪工業革命以3D打印機為代表的疊加式制造模式,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消費需求,同時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銷,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運輸成本等消耗。這種制造模式不僅涉及制造母機變革,還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重大革命。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今,制造業生產組織方式實際是“集中生產,全球分銷”,即在某地建一工廠后,在全球購買原料并在此工廠集中大批量生產,再運輸到全球銷售的方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適應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需要,但在全球運輸成本急劇上升、低碳環保要求加大的今天,顯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輪工業革命條件下,與新生產方式、制造模式變革相匹配的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已經形成,即“分散生產,就地銷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開設3D打印店,根據需要進行及時的就地生產、銷售。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環節的費用、能耗與碳排放等。這一生產組織方式現已在報刊出版產業得到了廣泛使用。(2)新技術革命給生活帶來的變化新技術革命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普遍變化。比如:低碳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將緩解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機器人和自動駕駛交通工具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廣泛應用:增材制造將大規模應用,尤其是在高價值產品領域;可再生能源將替代傳統礦物燃料能源;農業和資源技術的進步將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帶來保障等。對于大城市而言,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而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

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金融商業中心。

(二)世界經濟處于深度復蘇調整期在尋求新的動能發力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后伴隨產生的歐美債務危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大事件。這場危機把世界經濟由快速發展拉入了緩慢增長的調整期。這場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全球經濟失衡、經濟虛擬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結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轉折點,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交織,新舊動力轉換難以無縫接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長期看,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輪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在人口、技術創新和宏觀政策等深層因素的制約下,供需兩側都受到明顯抑制,將在較長時期呈現弱增長態勢,總體風險偏于下行,雖然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有回暖趨勢,但我們仍要看到所面臨的風險。

1,世界經濟處于長波周期調整途中的弱復蘇小周期階段從長波看,世界經濟處于第五輪長周期下行階段。在技術創新周期、信貸周期和制度變遷等因素交織作用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大體經歷了五輪長周期,每輪周期50年左右(參見表1)。2006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是第五輪周期從上升階段(1902009年)到下行階段的轉折點,世界經濟從危機前近6%的中高速增長轉向衰退、蕭條和曲折復蘇。未來5-10年,人口加速老齡化、通用技術創新難有新突破以及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空間大幅收窄等因素將繼續抑制消費、投資和供給,加之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結構性挑戰、國際貿易仍將疲軟,世界經濟預計持續呈現弱增長態勢,再次進入上行周期尚需時日。表1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長周期概況上升階段下行階段標志性技術和產業第一輪1795-18251825-1850蒸汽機、紡織業第二輪1850-18731873-1890鋼鐵、煤炭、鐵路第三輪1890-19131913-1945電氣、汽車、化學第四輪1945-19711971-190計算機、汽車、生物第五輪19020082006信息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表2代表性通用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時期(%)貢獻率(%)蒸汽機(英國國)1780-18600.190.511840-18700.10.130.23)1870-18900.140.231839-18700.090.120.21鐵鐵

路路

(（美美

國國)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0.68

電信

力息

(技

美術1990-19950.410.460.87(美國)0.77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rep2015)》,吳敬(2011)《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從短波看,世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大致歷經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輪上升小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觸發了新周期的轉折點。2009年世界經濟陷人戰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彈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世界經濟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將呈現持續走高態勢。目前可將2010-2021年視為一個可預見的經濟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經濟處于該周期的下行階段,2016-2021年將處于該周期的上行階段。與歷次小周期上行階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將僅為3.62%,低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和2002-2007年的4.77%是歷次經濟復蘇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動力不足是世界經濟弱復蘇的主要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凸顯,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

傳統動力弱化,新動力尚在培育中,在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過渡期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世界經濟在短中期都將呈現弱復蘇態勢傳統動力弱化。

一是從供給面看,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減弱。信息技術擴散的邊際效應遞減,通用技術創新未有實質性突破。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帶來的廉價勞動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補。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縮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顯著萎縮。全球化逐漸陷入低潮,多哈回合談判歷經15年僅在個別點上取得一些進展,未來在重大問題上很難有所突破。區域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但合作機制和貿易規則的區域化、碎片化會導致其在全球層面上相互沖突、彼此牽制,難以給全球貿易帶來有力促進。

二是從需求面看,強力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傳統“大三角”關系趨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對進口的拉動效應減弱,2002-2008年美國GDP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3.5個百分點,而20112014年GDP增長1個百分點僅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1.8個百分點;與之相中國出口額持

續下降,2015年萎縮2.9%。東亞生產網絡外需疲軟及國內經濟結構深度調整導致全球對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緩,而“頁巖氣革命”等大宗商品價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資逐漸形成產能,大宗商品供求關系轉為寬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額由2010年的40萬桶/日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萬桶/日,價格大幅回落,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形成明顯制約。隨著“大三角關系趨弱,危機前全球貿易量增幅顯著高于全球經濟增幅的態勢發生逆轉2012-2015年全球貿易量年均增長3.1%,低于全球經濟年均增幅3.3%。未來看,這一外部需求關系變化仍將持續,一方面給主要制成品和資源產品出口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對美歐等主要制成品進口國經濟帶來沖擊,這種負反饋效應將弱化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根據IMF預測2016-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年均增速僅為3.62%,遠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國際貿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預示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很快。新動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逐漸意識到“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美國通過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重振制造業、促進出口等加快調整過度依賴消費和負債、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發展方式。歐元區通過降低政府負債水平、金融監管一體化建設、容克投資計劃等,努力解決高福利社會帶來的創新不足、勞動力市場僵化、基礎設施陳舊、歐元區經貨聯盟缺陷等結構性問題。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蓋勞動力市場、放松管制、企業部門、貿易、金融部門、工資政策等廣泛內容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旨在激發市場活力,刺激私人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實現振興。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制定規劃和戰略著力解決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產業結構單一等結構性問題,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視野2030”(2016年)等。中國也在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并推動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續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撐全球經濟實現長期強勁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但新動力培育尚需時日,在新舊動力轉換接續期間,財政緊縮、去杠桿、去產能優化產業結構、適度放緩工業化城鎮化速度等結構性改革舉措將給經濟帶來下行壓力,拉低全球經濟增速。

(三)國際經濟風險累積亟待轉型破解盡管2017年世界經濟出現回暖,但一

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隱患。

1.債務風險2017年全球債務率繼續上升,債務風險的控制對世界各國仍是嚴峻挑戰。OECD首席經濟學家Mann表示,雖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發出紅色警報的債務指標目前并未達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稱,企業債務的積累情況非常可怕。世界銀行表達了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債務和赤字不斷增加的擔憂。據統計,2016年年底,半數以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個百分點以上,三成國家的財政平衡惡化,赤字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5個百分點。2016年至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重新迎來資本流入、本幣升值、經濟復蘇、資產價格反彈等諸多利好,企業開始重新大量借入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旦貨幣政策收緊加速,這些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本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沖擊。發達國家中,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2017年已經突破20萬億美元。特朗普稅改如果得以推行,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CDP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要達到降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值務的日標,美國現在的經濟增速遠遠不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目前歐洲五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突破警戒線。

2.發達經濟體過激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環境帶來風險美國重啟貨幣正常化進程已兩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也相釋放轉變超寬松政策的信號。如果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過預期,全球金融環境的收緊更為迅速、收緊幅度更大,將對較脆弱的經濟體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在歐元區,債務高企的成員國的通脹和增長仍十分滯后。如果這些國家不能進行必要的財政整頓并實施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增長潛力,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就將面臨風險。部分新興市場的金融風險也可能因金融環境收緊而暴露出來,那些與美元掛鉤、具有高杠桿和存在資產負債表錯配的經濟體可能遭受更大壓力。世界經濟呈現出經濟發展溫和與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之間的脫節。自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以來,本輪美國股市的牛市已經歷時八載有余,目前股價已經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繼續上揚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不過,一些分析人士已經認為,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較高的全球風險偏好突然惡化,股市牛市將終結。隨著美股市盈率接近歷史高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擔心美國股市未來由升轉跌的風險。羅伯特·希物教授就指出,盡管他不知道本輪股市何時下跌,但一旦股市轉

為下跌,其持續時間與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場預期,不僅可能通過傳染效應沖擊其他國家資產價格,還可能通過負向財富效應影響美國的居民消費。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也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上漲。此外,全球房地產市場也面臨過熱風險。

3.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保護主義仍是一大隱患2017年全球貿易增長逐漸回升至4%,雖然預計仍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帶動全球增長加快。然而,新的貿易限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貿易回暖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努力捍衛自身利益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難以減弱的個新因素。(2017年新興經濟體報告》揭示,一些國家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378項,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臺153.1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仍然為美國,新增143項。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內或對某個經濟體有利,但對全球市場有害無益。因而貿易保護主義是缺乏全球貿易大局觀的功利表現,十年危機周期也凸顯,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了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

4.美國政府決策的不確定性仍是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固素特朗普所承諾的改革仍在進行過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臺,對于已經被國會通過的稅改措施,可能帶來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影響仍待明確。美國放松金融監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金融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這可能會降低資本和流動性緩沖或削弱監管的有效性,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持續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損害市場信心和投資。如果沒有鼓勵商業投資的新措施,經濟增長將從2019年開始放緩。5.政治、安全問題等非經濟因素也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其他非經濟因素方面,如地緣政治緊張、歐洲地區政治風險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敗帶來的風險、極端天氣事件、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等都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2015年以來,地緣政治危機的擴散效應更加明顯,影響范圍更加廣泛,呈現出長期化、復雜化、僵持化態勢。總體而言,當前地緣政治風險仍主要集中在西亞北非、中東歐以及亞太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多種因素相互疊加,將持續影響區域及各國政治和安全局勢。世界經濟論壇(WEF)在近日發布“2018全球風險報告”,“自然災害、極端天氣、互聯網攻擊、數據欺詐與竊取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調整措施失敗”將成為2018年全球前五大風險因素。與2017

年報告相比,2018年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前五大風險因素中,有關環境與氣候的問題占到三位。報告指出,接下來的年全球將可能面對強颶風影響、極端溫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漲等惡劣的環境問題

二、國內背景

(-)經濟“新常態”要求回歸理性發展2013年12月10日,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新常態”,所謂“新常態”是指一種新的但又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態勢。它包括宏觀發展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確立的轉型發展模式,以及因應這種環境和模式的目標體系與具體目標。“新常態”的“新所區別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來一直持續的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三高”發展模式。

1.“新常態”下的發展環境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政策作用釋放期。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竟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1)市場升級,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拉開檔次的消費漸成主流;(2)投資升級,傳統的高強度大規模投資模式讓位于較為精準化的對功能設施及對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模式的投資;(3)貿易轉型,我國出口競爭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貿易巨額順差局面正在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4)產業升級,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業趨勢性轉弱,新興產業、服務業加快發展,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征;(5)要素提質,勞動力的數量及成本優勢和引進技術引領創新的驅動力持續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人力資本質量和自主創新能力;(6)內涵提升,市場競爭過分依靠產能數量、價格比拼、政策傾斜、資源壟斷的時代終結,培育個性化的創新型的有引領作用的市場需求,呼喚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產品研發機制和法制保障體系;(7)環境提升,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資源約束全面趨緊,人民群眾生態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綠色低碳發展中尋找新的增長點;(8)監管提升,伴隨經濟增速下落,歷史積累的各種隱性和結構性風險不斷顯露,政府必須加快職能轉變和能力提升,加大預研預判和果斷處置危機力度;(9)機制創新,以全面刺激投資來拉動消費的邊際效

果不斷遞減,新消費、新需求應由市場來培育,政府如何創造環境、政策調控和適度干預將會不斷有新的探索和嘗試。

2.“新常態”下應對機制新常態的提出是符合經濟規律、尊重經濟規律的直接體現。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在經濟起飛后,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消減,在經歷一個高增長階段后,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德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的發展,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對這個過程認識不清、處理不當,更嚴重的后果是可能落入一些新興發展國家已經落人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態判斷,強調轉變增長方式保持戰略定力,不對經濟階段性下滑采取強刺激,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直接體現。因而,應對“新常態”,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會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培育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催生要素節約、生態文明和新的消費;穩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國際市場和需求、消化過剩產能,全面培育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累積的弊端問題亟待化解中國近40年的高增長總體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竟爭和市場外延擴張的粗放型增長,并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成長。這種高增長是在周期性經濟波動中實現的。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在高增長的同時,不僅累積了一系列問題,而且面臨著一系列新變化。支撐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在逐漸消失,而制約因素在不斷生成和強化。

1.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 我國綜合能源對外依存度從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終維持在15%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為嚴重,從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土地資源質量下降,土地超載導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鹽漬化,造成土地生產減退。中國鹽漬化土地約6萬平方公里,占耕地總面積的7%,全國荒漠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8%,年增1萬平方公里中國是三大酸雨區之一,三分之一國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億噸排名世界第一,全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嚴重污染。目前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世界第二。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環

境成本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5%。在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長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顯現。2.生產供應能力強與價值創造能力弱并存,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4.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目前有17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74種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術含量和低創新能力必然導致低附加價值。中國的R&D投人占CDP的比重為1.35%,而創新型國家在2%以上。在全球RAD授入中美國、歐盟和日本占86%。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9%,而創新型國家在70%以上。中國對外引進技術的依存度為549%,其中70%的數控機床、80%的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依賴進口,而創新型國家在30%以下。創新型國家擁有的發明專利總數占世界的99%。僅占全球人口15%的富國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入的98%。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所承擔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機電產品不足10%。即便如此,中國在低端制造領域仍然受到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竟爭。

3.金融風險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具體反應為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不高。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例如信用風險不合理的評估與定價機制帶來了一系列的套利機會、監管漏洞,甚至出現金融的亂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微觀基礎比較薄弱的表現就是投資資本回報率低。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高歌猛進,但是企業的投資資本回報率(簡稱ROC)較低。該指標是衡量企業基本面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比其竟爭對手有更高競爭力的指標例如中國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C平均值僅為3%。這也意味著這些公司1元的投資資本產生的稅后利潤為3分。對比美國在過去38年中用同樣方式測算出來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平均值為1.6%,差異顯著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兩大驅動力,一個是投資率,另一個則是投資資本回報率。在中國投資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較低的情況下想要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依靠投資率。事實上,這幾乎是中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增長邏輯這種增長邏輯下的確可以實現一個很好的增長數字,比如說每年將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一些。但帶來的后果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金融系統風險不斷匯聚。2017年,社會融資

總量約為19.4萬億元,而CDP增長量不到6萬億元。換言之,將近3元的融資拉動了1元的GDP.這也證實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意味著投資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觀基礎正是企業薄弱的投資資本回報率。關于制度基礎設施的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制度設計短板等原因,我們目前仍無法對信用風險作出正確的評估。同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融資利差較民營企業低138個基點。這就是典型的定價失效,讓價格調整資源配置的功效喪失。因此,金融風險在不斷積累、匯集。為此,防范的重點在于提升企業的質量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同時,加大研發力度和能力并對金融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更長遠來看,增加對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使得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始終處于健康良性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另外,中國的體制轉軌客觀上已經給居民帶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包括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選擇必然是縮減當前消費和增加儲蓄。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而且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衡量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未得到有效抑制。這樣,消費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有限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已經顯現。

4.實體經濟承受著不利的沖擊沒有實體經濟的崛起,中國的經濟一定不會有未來。只靠房地產金融支撐的經濟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沒有牢固的基礎,必然會倒塌。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通過低廉的商品價格在全世界無往而不勝。中國制造的成本之所以這么低,除去勞動力價格因素外,最為關鍵的還是土地使用權分化。中國的土地使用權為耕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住宅用地等。這就使得土地因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現價格的差異。在一個城市中建廠房與建商場的價格相差很大,這就導致工業的土地成本被人為降低。而低地價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導致工業產品價格極具競爭力,這也是中國制造業高速發展的致勝法寶。

而隨著近十年房價的飛漲,帶動國內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使中國制造業之前的優勢消失殆盡。很多國內外知名企業都逐步將工廠搬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制造業隕落的清晰軌跡正逐步呈現。

首先,高房價帶動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制

造業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價讓很多企業家“脫實向虛”。最后,高房價將抑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新企業都誕生在低房價時代高房價的城市是肯定沒有創新土壤。比如在國外,微軟最初誕生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后來才搬到西雅圖;日本的優衣庫誕生在山口縣,離東京有四個多小時的車程。而在國內,如果當初杭州房價提高,肯定無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車、同花順等創新性的互聯網企業。我們反過頭來看高房價的香港,不僅生金融泡沫,而且還使其實體經濟投資環境惡化還有中國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增長,對海外市場、技術和資本(其背后是技術和營銷網絡)依賴的增強。不僅可能固化中國產業體系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個經濟暴露在全球經濟周期的影響之下,承受著不利的外部沖擊。這對中國處于組裝加工環節的國際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需要轉型升級疏解

第一,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2017年1-8月我國民間投資增速降至6.4%,若從單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國此輪民間投資增速,經歷了從20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過程。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帶動投資增速由升轉降。這一變化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穩投資過程的復雜性。2012年以來,穩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穩定房地產投資。當這兩個方面見到成效以后,就認為投資增長可以企穩回升了,因此對投資增速回升態勢,出現了偏樂觀的判斷。民間投資的回落,提醒我們需要全面認識投資增長由落轉穩的過程。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穩不住,投資增速仍可能下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會加大

第二,外貿出口負增長格局預計難以改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近期英國脫歐,恐怖襲擊增多,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增加,預計世界經濟仍將是不穩定的弱復蘇態勢。再考慮到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因素,我國出口低迷的態勢預計難有大的改觀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穩消費的任務仍然繁重。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增長的情況對消費有重要影響。考慮到困難地區和重點行業去產能、調結構、轉方式仍面對較多困難,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如關停并轉),局部就業穩定、居民收入穩定的任務還相當繁重。因此,總體看,中國經濟下行壓

力仍然存在。

三、中國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性與意義

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上強調指出,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牽住創新這個”牛鼻子”,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受全球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雙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傳統因素消退與新興力量成長并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升級是要素配置方式的變革與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國經濟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復蘇,中國經濟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重塑經濟發展新動能,是中國開啟經濟發展新方位、對全球經濟作出新貢獻的關鍵。

中國經濟階段轉換存在工業化逐步鈍化、出口帶動占比越來越低、人口紅利降低、城市化率趨緩、居民收入已經進入中高端上沿、生產率開始出現下降的狀況,經濟仍然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穩增長面臨嚴峻挑戰,亟須提高經濟發展新舊動能的切換效率,讓新動能盡快釋放出強勁的動力,讓經濟陣痛期變得更短些。穩增長、調結構、提質增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化解矛盾風險等成為當前經齊建設工作的主要任務。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有效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對經濟的影響和沖擊,確保了國民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新動能已彰顯力量,推動經濟平穩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2013-2017年,GDP年均增長7.1%,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017年,GDP總量達到82.7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5%左右。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新動能持續發力功，不可沒。在國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涌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三新”

經濟活動層出不窮,新動能不斷增強。雖然目前“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還比較低,但發展勢頭旺盛,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影響,對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穩增長的同時,新動能還推動經濟穩中向好。工業高技術產業、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長,推動工業向價值鏈中高端發展。2013-2017年,工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7%,高于全部工業年均增速5.1個百分點2015-2017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5%,高于同期全部工業年均增速4.4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2015-2017年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4.8%,高于同期規模以上服務業管業收入年均增速3.5個百分點。網上交易爆發式增長,激發了國內市場活力和消費需求。2015-2017年,網上零售額年均增速超過30%,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約20個百分點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產業結構逐步優升級,服務業撐起國民經濟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個百分點。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6%、42.6%和52.8%,第三產業的年均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10.2個百分點。新動能推動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快改造,高耗能行業產能有序縮減。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年均增速為6.4%,比全部工業低0.2個百分點。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新動能推動服務業結構不斷優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全方位滲透,與互聯網融合的服務業不斷發展。“電子商務帶動郵政快遞業高速增長,分享經濟帶動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飲、物流、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多個服務業領域新型發展,使得新動能主要來自服務業。”2016年,在“三新”經濟增加值中,三新“服務業增加值占52%。受此影響,有關服務行業比重不斷提高。推動需求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年均達56.2%,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均貢獻率為43.8%,近5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年均貢獻率幾乎為零。消費貢獻率持續保持較高水平,與新動能推動消費升級換代密不可分。新動能推動創造新型消費供給。2016年,“三新”經濟中新型生活性服務活動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約為72%,比2015年有明顯提高。新動能推動居民消費的品質不

斷改善。網上零售、視頻直播、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訂餐洗衣等020服務讓消費者的各種需求足不出戶即可得到滿足。面網絡約車、共享單車、共享住宿、移動支付等新服務模式,也讓人們的出行、旅游、休閑娛樂變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娛樂、教育培訓、健康養生類消費升溫,服務型消費漸成熱點

在消費結構升級的同時,投資結構也在持續優化。高技術制造投資、裝備制造投資、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特別是民生相關領域投資快速增長。2013-2016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4.8%,裝備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3.4%,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年均增長29.7%,教育領域投資年均增長19.2%,都大大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二)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

經過改革開放近40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這種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發揮了勞動力和資源環境的低成本優勢,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面不優。在新形勢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已不可持續,同時,這種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社會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消除貧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國防安全等風險壓力不斷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我國發展正面臨著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繁重任務。

創新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舉措。通過創新可以推動我國形成國際竟爭新優勢、增強發展的長期動力,促進舊動能的轉換。與低成本優勢相比,技術創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點,由此建立的創新優勢持續時間長、競爭力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由低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換,可以為我國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同時,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渡,并通過加快產業技術創新,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既可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也可以改變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強現實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產品、新工藝、新能源、新交通與通訊工具、新產業,推動了智能制造、個性定制、協同生產等新型生產方式的發展,揭示了資源和環境約束趨緊、傳統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況下產業轉型和企業戰略調整的方向,展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聯化、綠色化、定制化和利基產業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輪廓。面對此形勢,美國推出“制造業回歸”戰略,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搶占未來制造業的主導權。日前,我國在重大工程、基礎研究和新科技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創新成果這對于我國加快培育新動能,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工業化進程,對于提升我國的產業和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動能結構轉換為依托

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悖的現象表明當前我國出現的問題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緩,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這些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供給側矛盾突出,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因此,必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風險,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在處理好”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一尤其是“制度供給怎

樣優化”,是借助制度動力、創新動力和結構調整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大新引擎,從要素結構、供給者結構、產業結構著手重點推動經濟發展,是圍繞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核心位置,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只有創新才能有效推動中國制造2025目標的實現,并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創新才能促進勞動分工并改變勞動力就業結構,改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技術創新才能造就優秀品質,促進產品質量提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消費需求。總之,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與創新,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不竭動力。

(四)實現動能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選擇

我國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重要時期,加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按照世界銀行的報告,當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竟爭,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將其總結為:一是只注重增長速度和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從而導致社會建設滑后;

二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民主政治轉型的失敗;三是社會流動性不足;四是依靠資本投資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的缺陷;五是過于超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六是內需不足、出口增長乏力的需求不足。張德榮(2013)將其原因總結為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分化阻礙經濟的發展、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一個國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城市化進程會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結構的制約等方面。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力不夠,從而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由此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而制度創新不足更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稀缺的資源不受市場控制,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求不足等系統性問題呈現出來,最終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陰”,周文和孫懿(2012)強調體制改革、結構轉變以及發展方式轉型:陳昌兵和張平(2016)認為只要轉變增長方式,保持知識部門平穩增長就會順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陰”;丁一兵等(2014)認為融資約束是制約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張放松金業外部融資約束,推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韓師光和李建柱(2013)對日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陰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先發展教育提供充足的優質人力資源、加強公共服務建設、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的路徑選擇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并優化經濟結構,以及采取積極措施擴大內需,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總之,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夠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家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成了首要的發展理念。只要以創新增強發展動能,推進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抓手實現發展動力轉化、結構優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研”,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第二部分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基礎動能轉換原理與經濟增長理

論

(-)新動能的內涵

1.“新舊動能”概念進入政策層面“新舊動能”概念的提出到內涵豐富,經歷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

2015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召開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對當時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初步判斷:“我國經濟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新舊動能開始正式出現在國家領導人講話中。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有三處提及“新舊動能”,強調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新舊動能選代更替”的過程,并對國內經濟形勢作出了初步判斷: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管理優化服務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意見》,是我國培育新動能加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發展得益于動能轉換,希望山東在國家發展中繼續挑大梁,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新舊動能轉換”,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并提出”雙創”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強調,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這種轉換既來自“無中生有”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也來自“有中出新”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

2.新舊動能的含義什么是舊動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動能,首先必須知道什么是舊動能,所謂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它不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業,還更寬泛地覆蓋利用傳統經營模式經營的第二、三產業。舊動能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這包括勞動投入、資本投入、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CDP、工業增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一套考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入、CDP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動能?與舊動能相對應,我們要尋找新動能。所謂新動能是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都屬于新動能。

具體而言,新舊動能轉換有三層含義:一是通過新動能的增量來對沖傳統動能的減弱,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通過大眾創業方眾創新、“互聯網+”等創造出新業態、新模式來改造傳統動能;三是通過新動創造的“戰略縱深”為傳統動能升級贏得空間。通過新舊動能轉換的提出和薦,從而改善共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或者說通過新變革創造更多的需求,來提升經濟。

新動能與舊動能主要的區別就是,新動能通過創新驅動,提高效率拉動經增長,舊動能主要通過要素投入、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新動能與傳統的舊動能有顯著的不同。

對于新動能,也可以根據生產函數的理論來分析。生產函數左邊是GDP成者是產量,等于右邊前面一個系數(全要素生產率)乘以各種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舊動能,而新動能則存在于全要素生產率里面。全要素生產率是由什么東西決定的呢?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制度變革包括改革等;結構優化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23

知識增長等。這“三大發動機”大致對應著新一屆領導所強調的改革、轉型、創新三方面。這也就是經濟發展新動能的三個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舊動能轉換?顧名思義,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但是嚴格說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僅僅有新動能也是不夠的,舊動能不可能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更準確的說法是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也就是說,舊動能還要發揮一定作用,只不過是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作用。今后,我們要更多發揮新動能的作用,提高新動能在整個動力結構體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動能來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動能和舊動能是相對而言的。以第二產業這個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戰場為例,新舊動能的區別顯著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能源利用上講,舊動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粗放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礦物能源的精細化利用或風能、太陽能、核能等物理能源為主導;二是從原材料上講,舊動能是以對礦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對原子設計、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層循環利用為主導;三是從生產工藝上講,舊動能是以機械化為主導,新動能是以高度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為主導;四是從生產模式上講舊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的單向生產方式,新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一再生資源一再生產品”的深層次循環式生產方式;五是從資源約束上講,舊動能是資源匱乏性生產,新動能則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層循環化生產,所以極大地增加了資源約束彈性;六是從生產性服務業上講,新動能的生產過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務業因素。

當然,新動能與舊動能是相對的、是動態發展的,舊動能經過升級改造可以變成新動能,新動能隨著時代發展、技術革新也會衰落成舊動能。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以發展的眼光審視新舊動能轉換,在改造升級傳統動能時注意發掘其中蘊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時及時根據技術前沿調整方向。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將進一步打開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資源、環境、市場的新空間,將克服資源匱乏、環境污染、市場飽和形成的工業危機,從而把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3.新舊動能概念的外延新舊動能”自2015年開始出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講話和文件中以來,內涵不斷豐富和完善。“新舊動能”作為政府官方用語，24

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在發展中深入理解

(1)發展“新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時期,“新經濟”有不同的內涵,當前新經濟主要是指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的新經濟形態。而“新動能”的內涵更加廣泛,需求端(例如:消費能力提升)和供給端(例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或新產業形態)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能”。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出現“新經濟”,并將“新經濟”和“新動能”聯系在一起。報告指出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于技術進步,一種新的產業形態或模式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2)“舊動能”可轉換為“新動能”。如果將“新動能”對應“新經濟舊動能”應該對應傳統產業和傳統經濟模式,既包括“兩高一剩”產業,也包括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下降的對外貿易。對于“舊動能”,實行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發展效率和質量,可轉換為“新動能”。

(3)“新舊動能”是“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中國經濟進人了新常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由過去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由過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消費和服務業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新舊動能”共同構成新常態背景下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

經濟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研究集結了眾多流派和觀點,也因所處階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階段性結論,按照思想史的一貫發展脈絡,經濟增長主要呈現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也稱內生增長理論、演化增長理論)等。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談及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是從 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開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時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理論更關注于增長和發展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從增長論的角度及對當代的影響看,這三人對

經濟增長均有著重要的思想貢獻,這些思想一直是現代增長理論的思想源泉。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增長論與勞動論是緊密相關的,增長取決于生產性勞動的生產率以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比例,這意味著勞動參與率的不斷優化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資本積累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與斯密全力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相反,李嘉圖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一經濟停滯,他試圖從收入分配理論出發,以邊際生產遞減原理來論證經濟增長會由于收益遞減而趨于停止。也就是說,李嘉圖看到了由于土地質量下降帶來的邊際收益遞減,因而他更加關注有限產出下的收入分配問題

馬爾薩斯(1798)則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相聯系,他認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長,會呈現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術級數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從而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2.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經濟增長”的用語,但其理論著作中蘊藏著其對經濟增長的思考

其一,馬克思在論著中關于勞動生產力變動的分析,可以認為是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素質、科學技術、企業組織形式、規模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五個經濟增長因素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條件影響自然生產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在工業化初級階段資本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不斷地積累資本,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擴大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

其二,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來看,勞動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而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則分析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正是因為馬克思卓越的開拓性研究,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才又開始沿著馬克思所探索的領域向前走

其三,馬克思不僅在許多場合論述了分工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意義,還特別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其論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方面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又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造成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財富的積累,二是貧困的積累。第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余價值,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對資本家而言表現為絕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表現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方法的改善

馬克思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實踐是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他得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論述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方式轉變有直接指導意義。

3.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一環,兼具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點,因此被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基本思想認為,在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假定為外生不變參數的資本產出率,可以通過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調整;而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和資本勞動比率,又是隨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變動的,因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哈羅德所說的充分就業均衡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理論成果來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產量既可以表示經濟總量,也可以表示人均產量。Y=A·F(K,L)=K°(A)<1-)2=(今)=y=k=(4)s*f(k)=(6+n+g)·k其中,K一資本,L-勞動,A一技術,S-資本折舊率,k-人均資本,s-儲蓄率,n-人口增長率,y-有效勞動之上的CDP。

索洛汲取了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優點,又摒棄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感的假設條件,因為他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要以產出增長率(Gw)和自然增長率(Cm)的長期平衡為前提假設,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不能取代資本,生產中的勞動力與資本比例是相對固定的,但在現實經濟中這種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過于

強調資本與產量的比率不變,導致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條件很難實現、并且模型過于強調資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視了勞動投人、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基于此種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種沒有固定生產比例假設的長期增長模型。

作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開創者,索在構造他的長期增長模型過程中,不僅保留了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主要特征(如齊次資本函數、比例儲蓄函數以及既定的勞動力增長率),而且還在理論模型的現實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假設基礎上,得出了經濟穩態增長的結論,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是個重大改進,面且也與許多經濟數據相吻合,對后續的經濟增長因素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經濟增長因素理論

經濟增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正確地把握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于把握經濟增長規律、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研究領域。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試圖估計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美國的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之后,丹尼森、庫茲涅茨等人又進一步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分析。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人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關于生產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看成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的結果,土地是不變的,其他兩個是可變的。關于要素生產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產量和投入量之比。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具體而言,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六個,即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的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和其他影響單位產量投入的因素。美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庫益涅茨,將一國的經濟增長定義為“不斷擴大的供應人民所需各種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長期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以先進技術為基礎,并按先進技術的要求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他認為,這個定義中的三句話都很重要,商品供應的持續增加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應用現代化技術取得的。但技術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須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除此之外,庫益涅茨還強調了知識存量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存量被利用的時候，28

它們就成為高增長和迅速結構變動的源泉。庫涅茨利用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特點,以及各種變量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在西方濟學界影響深遠。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只提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若干因素但沒有對各個因素進行數量方面的具體分析。丹尼森、庫茲涅茨所研究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影響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具體化和數量化,是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極大豐富與發展。此外,丹尼森和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并把這一理論具體化,加入了創造性分析,從而大大發展和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當然,丹尼森和庫茲涅茨對經濟增長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這一領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這一領域中的許多問題,如經濟增長因素分類的細化、余值法估算技術進步的局限性,以及對經濟增長各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等,還沒有進一步地展開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5.新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從產生以來,經歷了一條由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新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全力解決經濟科學中一個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題:增長的根本原因。新增長理論的出現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這一融合的顯著特點是,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作用的產物,重視對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開放經濟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的廣泛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這一理論自1980年代產生以來,迅速成為理論關注的焦點,對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

(1)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lacas.R、Stokey.N和 Young, Alwyn等人為代表,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知識和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入要素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

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也就是說,任一給定廠商的生產力是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的遞增函數,隨著投資和生產的進行,新知識將被發現,并由此形成遞增收益。因此,通過產生正的外在效應的投入(知識和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增長就可以持續

(2)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Baumgardner.J, borland.J和楊小凱等人為代表,他們在對亞當·斯密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勞動分工不僅如亞當·斯密所強調的那樣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協調成本(Coordination Cost)以及可獲得一般知識的數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擴展與知識的積累相互作用。如果參與分工的人數在協調分工的成本函數的彈性與其在生產函數中的產出彈性之間的相對差異小于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那么,均衡的增長率將大于零,即增長可以無限地持續下去。

(3)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Helpman.E和 Howitt.P等人為代表,強調發展研究是經濟刺激的產物,即有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大量的創新和發明正是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有意識投資的產物。由于這一研究與開發產生的知識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排他性,因此開發者擁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可見,創新需要壟斷利潤的存在,因此,這種經濟不是完全竟爭的,它需要某種壟斷力。但是,發明者的壟斷地位具有暫時的性質,在新的創新出現時,它就會被取代并喪失其壟斷利潤。正是這種對壟斷利潤的追求,以及壟斷利潤的暫時性質,使得創新不斷繼續,從而,經濟就進人持續的長期增長中。

(4)線性技術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bdo.S和Bam.R等人為代表,其顯著特點是生產函數的線性技術(或稱凸性技術 eonvextechnology),產出是資本存量的函數。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這里的資本是廣義概念的資本,它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人力資本,即兩者的復合。它們在生產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雖然每一種投入具有遞減收益,但兩種資本在一起就具有不變規模收益。從而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產出同比例地增加,導致長期增長成為可能。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點是對

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務是與私人投入一樣的生產性支出,是“增長的催化劑”(catalystof growth),政府的活動被完全內生化。同時,政府政策效應一增長效應還是水平效應——取決于各種政策的配套,具有復雜性,由此評估政策效應必須“面面俱到”(look at everything)(5)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觀點以 Romer.P, Grossman.、Helpman.E和 Krugman.RP等人為代表,他們受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新貿易理論”的啟發,把內生創新的模式擴展到國際的商品、資本、思想流動。這一研究強調政府貿易政策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具有影響,即政府政策對技術投資結構產生的作用,將會使世界經濟的增長狀況呈現相應的變化。同時由于知識外溢的作用,在開放型經濟中,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并形成靜態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意義上的資本積累效應。結合比較優勢理論的論述,只要貿易能夠增加資本的回報率資本積累就會產生,進而導致一國生產函數的擴張,并且偶然的主要技術變化的作用可能會導致后進國家的“蛙跳”式增長,實現趕超。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技術內生化的引入,說明技術不再是外生的人類無法控制的東西,而是人類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投資的產物。新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在經濟學理論界和各國經濟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目前仍在繼續發展,新的理論模型還在不斷產生,一些嚴格的假設條件逐步被放寬,越來越多的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將政策變量納入新增長模型,一些學者則利用新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對各國經濟增長作了經驗分析,對于新增長理論的運用也在各國經濟實踐中日漸成熟

新增長理論的理論意義和借鑒價值

首先,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的源泉由外生轉化為內生,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并對技術進步的實現機制作了詳細的分析,這些研究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它將技術看作是經濟系統的一個中心部分,是“內生”的,并且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投資又使技術進步更有價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長期恒定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其次,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新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古典增長理論學家大衛·李嘉圖得出經濟發展最終處于停滑的悲觀結論。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增長理論都認為一旦沒有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也將停止。新增長理論則認為,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總的規模收益遞增,這突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關于要素收益的遞減或不變假定,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

第三,對于一些經濟增長事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例如,新增長理論證明了壟斷克爭經濟中均衡的存在,因為對新技術的壟斷以及由此帶來的超額利潤提供了投資和技術研究的動力。由于知識和人力資本有外溢效應,高人力資本的發達國家資本利用率高,從而這些國家的物質資本收益率與人力資本收益率也將較高因此,當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時,資本和人才可能會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同時國際貿易也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品部門,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等等。

最后,對制定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新增長理論認為,市場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會可能達到的最大創新潛力,一部分創新潛力被浪費了。政府有責任、有理由進行干預,這樣做的結果是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是,政策制定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周期上,忙于進行“微調”和尋求操縱“軟著陸”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支撐經濟周期的是探索發現與創新過程。因此,政府應著力于能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對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長理論

演化增長是指將增長視為經濟演化過程,即在數量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質量或結構性的變化,它是一種知識增長過程,即知識如何被創造和運用的過程。此,正如 Metcalfe和 Foster(2010)指出,對于演化增長理論而言,“財富如何通過知識來創造”或者“經濟增長與知識增長的互動關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題。經濟增長不僅僅表現在要素積累或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還涉及整個資源配置模式

(包括生產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費模式等)的變化,它最終體現為一個經濟體能夠滿足人們各種不斷變化和增長的需求的能力的提升。

演化增長理論從三個不同時期,站在不同起點上開始發展,形成了不同的演化增長理論:有的強調技術變遷,有的強調制度變遷,最新進展則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

第一個時期,20世紀80年代至今:從技術變遷來研究經濟增長

演化增長模型最早是由Ncon和 Winter(1982)創建的。他們的模型反映了產出、投人等要素隨著時間演化的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其基本原理是:假設在個竟爭性市場環境下,存在許多廠商,每一廠商都使用一定資本存量和技術,生產僅有兩個要素即資本和勞動,廠商充分利用資本,資本的增長是內生的。市場上存在不同技術,技術是里昂惕夫類型的。企業搜尋最贏利的技術,并把不利技術驅出市場。企業對技術的搜尋是一個馬爾可夫過程。模型的長期動態曲兩個搜尋的隨機過程決定。第一個過程產生新奇性成發明作為暫時的私人知識,第二個過程中私人知識擴散到其他廠商,并最終變成公共信息,通過這些過程,廠商發現它比現有技術更贏利,并立即無成本地改變其資本去利用。在Nn和 Winter先麗性工作的基礎之上, Dosi Silverberg.Verhagen,Fado等人從微觀和宏觀經濟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演化增長模型。演化增長的微觀經濟模型主要有四種: Chiaromonte和Doi(1993),Dom等(1994), silverberg和venp(194,196), Apolo和Do(2002);演化增長的宏觀經濟模型也主要有四種:Conlisk(1989), Met.calle(1988).Verspagen(1993), Silverberg in Ichnen(19931996).Neom(1995)Silverberg和 Verspagen(2003)對這些模型作了詳細的評述。這些新發展的演化模型都傳承了 Nelson Winter模型的思想:強調了經濟增長中技術變遷的作用;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礎上模擬選擇過程,選擇過程持續地變更技術,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盡管這些新發展的理論模型立足于不同的理論基礎,但仍然具有四個共同的觀點:(1)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一個演化的過程,而非新古典主義所說是向平穩狀態增長路徑的收斂過程。因為資本主義的轉化涉及經濟領域與其他領域因素如科學、技術與制度的相互作用。(2)與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類似,都贊同技術是形成經濟增長以及增長率變動的關鍵因素。但演化增長理論的特殊性在于用技術變遷解釋了增長率變化的趨勢。為此,演化增長理論作了兩點強調:一是區別激進創新

與增量創新,二是區別創新與模仿。(3)關于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的作用,這些演化增長模型都贊同激進創新和增量創新在經濟變遷中的作用,激進創新常常開啟新的經濟活動的可能,創造新的產業,或者毀現存產業,增量創新是這些產業背后的驅動力。經濟增長過程的特征是結構變革,解釋新產業的增長和老產業的衰退是演化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4)關于經濟選擇和克爭。演化模型都把競爭看成一個重要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長期趨勢。選擇的動態過程形成了經濟增長。據此觀點,分析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市場份額的變化需要采納群體動態的觀點。

第二個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強調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強調技術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能夠解釋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的經濟增長,顯示了這種理論所具有的魅力。但是,為什么同樣受到工業革命影響的國家,如英國和法國,增長卻有差異?經濟史學家在對此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強調制度變遷的演化增長理論,其代表人物是Dou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制度變遷的演化角度開辟了演化增長理論研究的另一條途徑Nomh認為,經濟增長理論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導致其缺乏解釋力的關鍵。在新古典理論以及演化的技術變遷理論中含有兩個錯誤的假設:一是制度不起作用;二是時間不起作用。因此,這兩者對“為什么經濟走上持久的繁榮之路,或處于持續的停滯狀態?”難以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Noth把演化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以及經濟增長結合起來考慮。由于經濟增長存在制度的路徑依賴,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導致持續的繁榮,出現持續的貧困也是可能的。這將取決于制度的路徑依賴性。當經濟進入一種好的市場機制時,由于經濟的外部效應、學習效應、適應性預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饋機制,強化了這一軌跡,最終把經濟引向長期繁榮;相反,如果進入一種無效的制度變遷,經濟將在這條路徑上滑下去,陷入長期混亂與蕭條。影響經濟績效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特點的混合體,它們都處于不斷的演化中,隨著時間變化而顯示不同的績效。據此, North提出,政治制度對經濟績效有著極大影響,將西方成功的市場經濟的各種正式的政治和經濟規則轉接到第三世界和東歐的經濟上,并不是取得良好經濟成效的充分條件。制度變遷的演化理論改變了新古典主義忽視制度的作用,在理論上具有進步意義。在實踐上,對于處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國家,進行制度創新,避免陷于不良制度陷阱的路徑依賴,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他們過分強調制度重于技術,而忽視經濟變遷的全過程中制度、技術和人口統計之間存

在著復雜的相互影響關系沒有構建一個理論框架把各個要素的演化都整合起來。這是它的缺陷所在。

第三個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演化經濟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論及何種因素促進經濟增長時,都有不同的興趣點。前者主要關注技術進步的過程,后者則定位于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兩大學派相互之間很少交換思想,以致各自都具有定的局限。Nelson等人試圖從新的角度統一這兩種理論。他們提出技術與制度應該被理解為協同演化,這種協同演化應該被看作經濟增長背后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應該被看作各自獨立發展。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Douglass North最近也采取了一種演化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制度形成和變遷。兩個學派之所以能夠相互靠近,主張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變,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在形式上是同源的。兩學派的行為假設都認為,人的行為和相互關系需要被理解為行為和思想共有的習慣的結果。人們在面臨復雜環境時,具有“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都拒絕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設。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

第二,對技術、制度等研究對象的共同關注。現代演化理論主要關住“技術”。對他們面言,一個國家的技術競爭能力是約束生產率的基本要素,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現在出現了新的傾向,一方面,演化經濟學逐漸把“制度”看成由社會、技術變遷本身鑄造的技術。不過他們還未能把制度納入正式分析之中。另一方面,雖然制度經濟學家明顯傾向于制度,他們也承認國家制度對于運用提升技術能力的影響是制度影響經濟績效的主要方式。但是,迄今為止,制度學家還沒有把技術和技術變遷明確地包括在制度分析中。

第三,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在理論上已經可行, Nelson等人已經找到一個恰當的概念使之作為兩大理論的連接點。其中,“慣例”可以作為一個聯合的概念。雖然許多演化經濟學家把“物質”技術作為慣例,然而, Nelson認為,慣例這概念更適合于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化。如果把制度界定為廣泛運用的“社會”技術,那么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演化理論的一個成分就是自然的了。Sampat和 Nelson提出形成慣例的項目通常涉及兩個不同方面,他們稱之為“物質技術和

“社會技術”。對于后者,許多學者稱之為“制度”,如Narh稱之為“游戲規則”,威廉姆森稱之為“治理模式”。把制度作為社會技術可更好地與增長的演化理論相協調。強調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物質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持續地起著領導性作用。社會技術的作用在于它確保物質技術的執行和發展。另一方面,沒有適當的制度,驅動經濟增長的物質技術將不能以它們應有的方式出現,取得應有的效力。當前的協同演化理論還很不成熟,如何以個“正規的”或者“準正規的”模型表述這一協同演化的過程,則有待探索。

以上分析說明影響演化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隨時間的變化而演化變遷,在某一時期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在另一時間可能會變得很不重要,并會為其他因素所代替。這是演化增長理論不同于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的方面。另外,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演化增長也有很大作用。Faerie(1989, Freeman和Sete(1987),Doi, Pavitt和Sote(1990)等人認為,解釋經濟增長時,很難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之間作出有益的區別,任何模型都不能僅限于某一因素的狹險視野中,強調單一的因素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合理的。總之,演化增長理論還處于不斷的演進之中,經濟增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按筆者看來,一定要結合具體情況,考慮技術與制度的具體協同演化規律這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既要強調技術創新,建立國家創新系統,同時又要不失時機地推進產權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創新,使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根據不同情況相互搭配,協同作用,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三)制度變動與經濟增長理論

前面所提及的經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進行了研究,無論是外部力量抑或是內部力量都對經濟增長發揮著持續影響,但有些情況下,盡管我們盡可能地考慮上述因素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得出的結論和實際增長數據仍有很大的差距。后來的很多經濟學家把口光投向了另一重要因素一制度,對前述經濟增長理論提出理論挑戰

新制度學派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本身,而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把制度因素作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只有實施有效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產權制度改革等，36

才可能實現經濟有效增長。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認為,社會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擴展,人們不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進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還要在可實現這種配置的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自由交易都能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而在正的交易成本下,權利的初始界定對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雖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正確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經濟組織種能夠提供個人刺激的有效經濟組織是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諸多決定這種有效經濟組織的制度因素中產權的作用最為突出。諾斯指出,當技木沒有重大變化時,只要充分發揮制度因素的作用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中提出了制度創新理論,分析了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制度創新是能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其動機是實現預期的收益增長,其結果是出現制度均衡。制度均衡與制度創新交替出現的過程被定義為制度變遷。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逐步深人,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認可,制度變遷更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持續性作用

(四)空間動力與組織理論 1.增長極理論

增長極(growthrate)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 error)提出的,20世紀50年代初,他針對古典經濟學家的均衡發展觀點,指出現實世界中經濟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種非均衡條件下發生的,佩魯通過對實際經濟活動的調研分析,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程度首先出現于一些增長點上,然后通過不同的聯系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區域經濟產生影啊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的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郵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法國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布代維爾(.Boudeville)作為佩增長極理論的重要追隨

者,于1957年在其論著《區域經濟規劃問題》中將地理空間概念引入增長極,并且提出了“增長中心”的空間概念,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補充了原來佩魯對于“經濟空間”概念的理解布代維爾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

布代維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蓋爾在研究了各種增長極觀點后,指出影響發展的空間再組織過程是擴散一回流過程,如果擴散一回流過程導致的空間影響為絕對發展水平的正增長,即是擴散效應,否則是回流效應。增長極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應把少數區位條件好的地區和少數條件好的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

增長極理論的基本點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間表現為一定規模的城市,即增長中心。

第二,必須存在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和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第三,具有擴散和回流效應。

增長極體系有三個層面:先導產業增長;產業綜合體增長;增長極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增長。在此理論框架下,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遞進、有機聯系的系統。其物質載體或表現形式包括各類別城鎮、產業、部門、新工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等。增長極形成與發展過程會產生兩種效應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佩魯認為,極化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向增長極的回流和聚集:擴散效應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從增長極向周圍不發達地區的擴散。在發展的初級階段,極化效應是主要的,當增長極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極化效應削弱擴散效應加強。增長極效應是一種多種效應的復合體,如上游下游效應、集聚效應和互利效應等

增長極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塑造新動能和轉型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主要表現在

第一,集聚經濟(區位經濟)。集聚(區位)經濟是由于從事某項經濟活動若干企業或聯系緊密的某幾項經濟活動集中于同一區位而產生的。例如,某專業化生產的多個生產部門集中在某一區域,可以共同培養與利用當地熟練勞動力,加強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共同承擔新產品開發的投資,可以形成較大的原材料等外

購物資的市場需求和所生產產品的市場供給,從而使經濟活動活躍,形成良性循環。區位經濟的實質是通過地理位置的靠近而獲得綜合經濟效益

第二,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范圍的增大而獲得內部的節約。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減少分攤廣告費和非生產性支出的份額使邊際成本降低,從而獲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經濟。外部經濟效果是增長極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結果。經濟活動在某一區域內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廠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獲得某些產品和勞務,從而獲得整體收益的增加。

打造增長極的必需條件:(1)在一個地區內存在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群體和企業家群體,這實際上是熊彼特關于創新學說的反映,即創意與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元動力而非簡單的投資或消費拉動;(2)必須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即發育成為增長級的地區需具備相當規模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存量,通過不斷投資擴大經濟規模,提高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率,形成規模經濟;(3)要有適于經濟與人才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它包括既要有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基礎設施等“硬環境”,還要有政府高效率運作、恰當的經濟政策、保證市場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以及人才引進與培養等“軟環境”。打造增長極的三個條件對于地方政府打造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參考意義。

在現代區域經濟發展中,增長極理論被作為指導理論來解決區域發展與規劃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極理論被廣泛應用在不發達的地域經濟發展中,許多國家通過實踐試圖應用這一理論,消除落后地區的貧困,來促進地區內經濟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極理論不斷發展成熟,派生出了諸如核心一邊緣理論、非均衡增長理論、自中心發展理論和區域網絡模型理論等,增長極理論已發展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一個理論。

2.核心一邊緣理論

1957年瑞典學者繆達爾(K.My)在其代表作《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中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經濟”,認為“空間經濟的增長并不會產生或發生均質擴散,而是首先起源于具備優勢條件的區域,通過不斷累積地區內優勢因素,從而拉大與其他區域的發展差距,加深區域經濟空間發展非均衡性程度”。

美國區域發展與區域規劃專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n)根據繆達爾和赫

希曼等人有關區域間經濟增長和相互傳遞的理論,于191年在《區域發展政策一一委內瑞拉案例研究》以及1966年在《區域規劃與政策》中,對“核心一邊緣”理論進行了詳細解釋。他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創新”問題,并嘗試通過新的組織形式來解釋社會革新以及制度創新。他認為,社會革新一般從具有創新價值的核心聚集區向周邊區域擴散,核心集聚區集中了區域內的優勢發展條件,在地區空間系統中處于支配的地位;而核心發展區的外圍區域,由于發展條件較差,在空間上往往表現出依賴于集聚區發展態勢。他認為,核心發展區具有較強的擴張趨勢,而邊緣區的發展則要依附于中心區的增長,兩者共同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在這個完整的系統中,技術、信息、資本等要素多產生且集中在核心區,促進核心區經濟增長;而邊緣區則會表現出在經濟資助和技術、信息、資本等方面的匱乏,使區域內空間在增長初期的二元化發展更加明顯。

該理論解釋一個區域如何由互不關聯、孤立發展,變成彼此聯系、發展不平衡,又由極不平衡發展變為相互關聯的平衡發展的區域系統。在區域發展實踐上,都傾向于將生產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初具規模的城鎮,并認為這不僅能夠促進鎮的迅速成長,催化地理意義上“區域增長極”的成熟,還可以通過政策調控在一定程度上帶動腹地的經濟發展弗里德曼的核心一邊緣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核心區與邊緣區的關系會發生轉化。在發展的初期,呈現出的特征是核心區域對邊緣區域的控制,邊緣區域對核心區域的依賴。然后,依賴和控制關系逐步加強,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核心擴散作用的加強,核心將帶動、影響和促進邊緣區域的發展。邊緣區域將形成次級核心,甚至可能取代原來的核心區域。

3.非均衡增長理論

1958年,德裔美籍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A.O.Hirschman)在其著作《經濟發展戰略》中提出了“發展是一連串非均衡的鏈條”的命題。他提出的基本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進步不會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但是它一旦出現,必然使相關因素集中于發源地附近形成經濟增長。其強調了非均衡性的系統增長,進而提出了非均衡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首先發展某一類或幾類具有帶動作用的部門,通過基本的發展,來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由于較落后的地區資本有限,不可能發展所有的部門,而只能集中優勢資源發展幾類具有帶動性的部門,這樣可以高效地利用資本。他認為對不發達國家或地區來說,多部門的齊頭并進、多元發展是不現實的，40

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缺乏資金。最現實的辦法是在各部門之間,保持某種比例的不均衡增長。不均衡發展就會產生壓力,壓力推動著地區發展。同時,在這種發展過程中需要政府的干預,以支持發展一些薄弱部門。基于“非均衡發展理論”,根據地區條件、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產業基礎與經濟實力,有選擇性地建設發展,以培育增長極。

4.自中心發展理論

自中心發展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D.圣海斯等人提出,是指區域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主要是在現有地方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盡可能地長期開發利用當地資源,應用小規模技術,組織勞動密集型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區域外部的依賴性,直接滿足區域內人口的基本需求。強調在較小尺度的地域單元內發展應自下而上進行,在不斷增強資源有效性的條件下,逐步為建立更大的生產單元打下基礎,為組織更復雜的生產過程積累經驗。其發展步驟有:確定潛在的加工生產活動,確定綜合經濟圈的空間層次,分析潛在的經濟活動。自中心理論強調農村地區的內源發展,強調綜合利用當地資源、滿足當地居民需求。

5.區域網絡模型理論

區域網絡模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動態思考。道格拉斯(Douglass)的區域網絡發展模型是增長極理論演進過程中比較典型的理論。道格拉斯認為,在城鄉關系演變過程中,鄉村的內在推力主要是通過一系列“流”與城鎮的外在輻射擴散力相交合,進而導向“城鄉聯系的良性循環”。這一過程實際上可以被視為多個聚落的族群在一定區域內地方化的、有序的、相互關聯的系統化過程,并從中獲得更強程度的網絡功能效應,從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最終實現。它已經將城鄉發展中的增長中心與城鄉一體化理論由單純的城鄉系統內部的靜態分析轉向了復雜的區域背景下的動態思考。區域網絡模型理論在合理開發資源、調整空間結構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五)創新理論

熊彼特(188-1950)認為,創新是一個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 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削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后果的中心變成有秩

序的撒退”。這一觀點指出了創建新動能、轉型發展的艱巨任務

創新的概念比較寬泛,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于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為導向,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著理想化需要或為滿足社會需求,而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并能獲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為。在經濟學范疇中,創新主要是指通過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來提高生產力、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自1912年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最早提出“創新”概念,目前對創新理論的理解不僅局限于熊彼特的創新觀,而是發展成了包含產品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國家創新、區域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等不同劃分類型和層次的研究分支的復雜創新理論體系。

創新概念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的。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為了獲取潛在的利潤而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即“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熊彼特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靜態分析認為,假定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沒有利潤、沒有得悉的靜止均衡狀態,那么在此狀態中,生產就始終在原有水平上均衡地循環往復,沒有資本運動,也沒有企業家活動。但是,資本主義經濟處在不斷運動變化發展之中,其本質特征就是運動和發展。在熊彼特看來,經濟發展是經濟生活中本身所發生的非連續化變化與運動,是某種破壞均衡而又恢復均衡的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這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力量就是創新。因此,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創新、新組合和經濟發展。他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在破壞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在創造中毀滅的生命變化過程,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與作用,把創新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看成是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聯結科學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換媒介

熊彼特的創新概念本質上屬于經濟范疇,是一個包括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組織創新等創新內容在內的經濟學概念,他強調的是把技術等要素引人經濟,使技術與經濟相結合,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生產能力,即只有當新的技術發明42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能成為創新。他認為,發明并不等于創新,發明者不等于創新者,只有敢于冒風險把一種新發明最先引入經濟組織之中的人才是創新者。正是

基于這樣的認知,熊彼特指出,所謂的創新,或者生產要素的新組合主要包括五種情況:“一是生產新的產品,即產品創新;二是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即工藝創新或生產技術創新;三是開辟一個新的市場,即市場創新;四是獲得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給來源,即材料創新;五是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即組織管理創新。”

熊彼特的理論奠定了創新理論基礎,之后西方經濟學家對其創新理論不斷地發展,使其內容更加豐富、完善,從而形成了當代西方創新經濟學,并逐步發展為以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為對象的技術創新經濟學和以制度變革和制度建設為對象的制度創新經濟學兩大流派。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納爾遜和溫特在生物進化理論的啟示下,創立了創新進化論這一獨特新穎的理論分支,而就在經濟進化理論的主題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技術創新經濟學和制度創新經濟學兩個分支又呈現出融合的趨勢,成了1987年英國著名技術創新研究專家弗里曼提出的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基礎。

表3創新理論體系理論理論研究的學術觀點代表人物體系分支問題技術創新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索洛新古典技術創新干預可促進技術創新學派與經濟增長沒有技術創新就不會有新的主導部門,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羅斯托經濟增長技術創新理新技術擴散的七種影響因素曼斯菲爾德新技術擴散企業規模大小對技術擴散具有重要影響戴維論新熊特技術創新中等程度意爭的市場結構最適于卡曼、學派與市場結構技術創新施瓦茨將創新分為基礎創新、改進創新技術長波與虛假創新,并認為缺乏技術創門斯新是導致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理論理論研究學術觀點代表人物體系分支問題新馬克思制度改變促進創新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現行加爾布雷斯、螺爾達爾主義派與創新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論新制度經/制度與創源泉;制度具有內生性:有效刺激諾斯理濟學新的相互的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關系技術創新與制度相互作用拉坦

(1)技術創新理論研究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其代表人物包括曼斯菲爾德、卡曼、施瓦茨、列文、海萊納等。技術創新理論首先關注的是新技術推廣或擴散問題,它揭示了影響新技術在同一部門內部不同企業之間推廣,以及向不同部門擴散的經濟因素,包括模仿比例、模仿的相對盈利率、采用新技術所要求的投資額、舊設備還可使用的年限、一定時間內該部門銷售量的增長情況、某項新技術初次被某個企業采用的年份、該項技術初次被采用的時

間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階段等,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技術擴散呈現“S型曲線”,這是新技術或新產品在推廣過程中所具有的帶規律性的普遍特征。這些研究也表明,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是一個學習過程,即模仿者在模仿的基礎上還有自主創新活動,以區別于不創新的簡單模仿(斯通曼,1987)。舒爾茨則將技術創新擴散定義為新技術通過市場和非市場果道得以傳播的過程,并且,如果沒有擴散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有直接的經濟影響。從指導經濟發展的政策含義來看,技術創新包括了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組織創新,三者間既遵循各自的發展規律又相互聯系,共同影響著產業的演化。

作為對熊彼特理論的發展,技術創新理論也關注市場結構對創新的影響,認決定技術創新的市場因素包括競爭程度、企業規模和壟斷力量。競爭促使企業不斷創新,并且競爭越劇烈創新的動力會越大。而企業規模影響著創新所開的市場前景,規模越大的企業在技術上創新所開辟的市場就越大。壟斷力量則影響著技術創新的持久性,差斷程度越高的企業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就越強,它所進行的創新也就能持久,越不易在短期內被模仿者所仿制。因此,最有利于創新活動開展的是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

技術創新理論的一個研究重點是對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技術創新長波論,即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的持續時間為50年的周期性波動是由技術創新推動的。根據熊彼特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魄力眼光、進取、敢于冒險和創造精神的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在時間上不是均勻分布,而是“蜂聚”在某些時間段里,創新活動帶來的盈利機會和超額利潤會引起大批企業仿效和跟進,從而出現創新浪潮,成為促進經濟繁榮的驅動力,促使經濟處于周期的上升階段。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創新活動因為被社會消化而不再有利可圖,此時經濟就出現收縮和不景氣,從而進入周期的下降階段。而經濟不景氣持續一段時間后,企業家們會繼續轉向那些可能取得技術突破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領域,新的創新活動將再次出現。門斯繼承和發展了熊彼特的技術創新長波論,認為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和長期波動的主要動因,并利用美國1900-1979年耐用生產設備方面固定投資的時間序列總量數據證實了技術創新長波論。荷蘭經濟學家范·杜因綜合了熊彼特和門斯的觀點提出了創新生命周期理論,他認為任何一項基本創新活動都要經歷引進、增長、成熟和下降四個階段,并構成基本技術創新

的生命周期,而經濟長波的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階段分別對應創新生命周期中的增長、成熟、下降和引進階段。這樣,在創新生命周期的帶動下,經濟增長就會出現長周期波動,即經濟長波發展階段是由創新生命周期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2)制度創新理論研究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涉及諸多與制度相關的問題,盡管他沒有深人入分析,而這此工作在其后由戴維斯和諾斯(1971)發展成了，新制度經濟學派。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技術進步、投資增加、專業化和分工發展等并非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只是經濟增長本身的表現,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因此,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經濟發展中的首要選擇是制度的選擇。如果社會群體發現現有制度不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就必須醞釀建立新的制度,否則,經濟就會處于停滯狀態。如果經濟社會不存在通過制度創新而獲得潛在收益的時候,意味著此時不存在制度創新的可能,制度實現了所謂的均衡。按照這種邏輯,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明確所有權。新制度學派的觀點與舊制度經濟學完全不同,在舊制度學派看來,技術創新決定著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關系的理論爭執,是新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區別,盡管這種爭執在拉坦看來并沒有實質意義。實際上,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必須在一個持續的相互作用的邏輯中進行分析,而動態、互構、共演應當成為現代經濟學關于技術與制度關系研究的基本取向。馬克思也認為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同時又受到制度創新的影響和制約,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不可分割。新制度學派所指制度是涉及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而非社會政治制度因此,所謂的制度創新就指能夠使制度創新者獲得追加或額外利益的對現存制度的變革,或者是經濟組織形式或經營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種新設計或新選擇,主要表現為某種特定組織行為的變化、這一組織與其所處環境的相互關系的變化在這一組織環境中當事人的行為及其相互關系規則的變化。制度創新的動力和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的變化、生產技術的發展,以及因二者引起的一定社會集團或個人對自己收入的預期的變化,而制度設計的任務就是要創新建立一種適當的平衡機制,既保持足夠的私人刺激以鼓勵創新,又保持足夠的公有性,其核心是確立與保存創新的私有權,以及維護創新的公有權。

制度創新是一個復雜而緩慢的過程,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因為制度上新的發明是一個困難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等待這種發明的產生,同時,即使有了制度發明,新舊制度的交替和更迭也需要一定時間的磨合和適應,再加上法律法規的限制,制度創新往往存在時滯。戴維斯和諾斯進而把制度創新過程分為五個階段或步驟,其中認識到創新提出創新方案和比較選擇方案由“第一行動集團”承擔,并與“第二行動集團”共同努力實現制度創新,這些“行動集團”可以是個人、團體,也可以是政府。但是政府擔任“第一行動集團”組織制度創新被認為是最為合理的,因為政府具有強制力,可以在產權、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制度創新需要高費用,并且在制度創新的經濟利益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時,政府承擔制度創新費用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3)國家創新系統研究

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在內的創新活動,推動著經濟系統的演化。在熊彼特看來,如果在經濟均衡中產生了創新,在短時間內必然會獲得超額利潤,同時帶來大量的模仿,而模仿則會打破技術上的壟斷,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并引起經濟的繁榮。但是,隨著技術擴散到絕大多數企業,超額利潤降為零,此時,投資就會下降,經濟開始衰退,并直到新的創新行為出現。可以理解,創新因素的引人入所帶來的熊被特稱為的經濟“循環流轉過程”,可以對經濟周期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然而,這種由創新作為單一要素投入從而誘發經濟演化的創新理論線性模式并不能夠對復雜的社會現實作出完美的解釋,因為創新的思想可以來自研究、開發、營銷等多個環節,同時企業、大學及科研機構、政府、社會、媒介等都有可能成為創新的源頭,這就需要系統化的創新理論來進行解釋,于是,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因此得以產生

國家創新系統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趕超實質是整個“技術一經濟范式”的變遷和超越,它依賴于國家創新系統對技術創新資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適應性效率,因此,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國為了促進技術創新而設定的一組制度或機構,它本質上關注的是互動學習互動機制,以及這種機制在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系統中如何實現經濟效益。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的各種組織機構,包括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教育部門、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等,以促進新技術啟發、引進、改造和擴散為目的而構成的網絡,并通過在知識進行生產、擴散和

使用過程中各種構成的要素以及各種相互作用關系,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創新績效和國家競爭優勢。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看來,國家創新系統的運行績效可以從表現在企業間的相互作用,企業、大學與公共研究機構間的相互作用,知識和技術的擴散以及人員流動四個維度建立的評估指標體系去進行評判。事實上國家創新系統理論更看重制度創新,因為國家間的追趕、超越乃至出現重大的技術差距,不僅僅與發明及科學活動的增加和技術創新有關,而且是制度、組織管理創新綜合作用的結果(Freeman,1987)。創新需要促進創新要素進行交流互動的一種復合機制,這種機制是通過大學和企業等一系列的相關機構聯結產生而在技術的公有和私有之間平衡和趨向平衡的動力是通過相關制度安排來保證(Nelson,1988:1993),因此,提高國家創新系統運行效率的關鍵在于解決制度設置問題,通過制度設計或一系列的機構組成調整其社會經濟范式以適應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其中的核心是通過政府有關政策、對創新進行投資的企業進行的研究與發展、大學和機構提供的基礎研究、教育和相關培訓、特定的產業機構、有利于促進技術進步的財政金融支持等形成對創新活動的激勵。

國家創新系統在后續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了部門或產業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創新系統運行機制及全球化與國家創新系統之間的關系三個重要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其中,產業創新問題與國家創新問題關注的內容較接近,基本上涵蓋合作網絡、技術流動和制度設計等要素,具體包括技術和技能創新、產品創新、流程創新、管理創新和營銷創新等方面的內容。產業創新的核心是技術的創新,而技術創新要依賴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流動,因此,以研究知識創造、吸收、流動、擴散等為核心的知識管理及以促進知識溢出、共享為主的產業集群網絡成了產業創新系統研究的核心內容,而大量的以產業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揭示和驗證了知識管理和產業集群方面的創新理論。區域創新則關注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性組織體系所支持并產生的創新問題,其本質只是國家創新系統在研究層面上的微觀化。區域創新系統包括由企業、顧客、供應商、合作者和競爭者構成的知識應用和利用子系統,以及由技術中介機構、勞動中介機構、公共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組成的知識產生和擴散子系統,兩個子系統通過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本的流動與相互作用而產生聯系。而區域創新的動力來自相互學習、知識生產地理上的鄰近以及

社會嵌入性,其中,不同主體之間空間上聚集在一起,不僅使企業之間的相互學習和知識共享更為方便,而且可以減少知識和信息交流與交易的費用,還有利于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社會嵌入性則強調社會文化基礎,參與方因為地理空間上的鄰近所形成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可以使得地方行為主體之間應形成相對穩定的依賴于當地社會文化的非正式聯系、信賴關系和協作關系。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優化)理論(一)產業結構升級經典理論

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相反,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產業結構的變化源于需求結構的變化,也應該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資本和勞動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許多學者通過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也證實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現代經濟增長不僅是經濟總量的持續快速增長,而且還是產業結構的長期顯著的變動,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研究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二者關聯的早期文獻中,學者們都將經濟增長看作產業結構變動的內在原因,這類理論文獻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霍夫曼定律和庫茲涅茨產業結構變動理論。

1.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威廉·配第(willianPelty)最早發現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某種內在關聯,他在《政治算術》中談到了英國農民和船員之間存在的收入差異,當時船員的收入達到了農民收入的4倍。根據這一比例關系,配第總結道:“比起農業來,工業的收入更多,而商業的收人又比工業更多。同時,配第發現當時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的人均國民收入比歐洲其他國家都高,可見配第已經初步認識到了經濟增長的內在結構變動。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基于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系統分析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故學者們將他們的理論統稱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在滿足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前提假設后,克拉克依據59個國家的統計數據系統總結出了產業結構隨著經濟增長所表現出來的變動規律,即: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將依次主導產業結構變動。產業結構變動的內

在機理主要源于恩格爾定律的作用:初期的人均收入增長帶動了工業品的需求的上升,隨著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以及工業品需求的飽和,人們消費結構不斷深化,促使服務需求的不斷上升;同時,由于產業間資源配置的不對等,產業間工資收入出現了較大的差別,尋求更高收入的勞動力就會不斷地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進而流向第三產業

2.霍夫曼定律

由輕工業向重工業過渡的工業化進程是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個重要階段,它也是第二產業內部結構演化的主要形式。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W.C.Hofman)在(工業化的階段與類型》中對此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霍夫曼計算了20個國家制造業中消費資料產業凈產值與生產資料產業凈產值的動態比例關系這種比例關系叫作霍夫曼比例,因霍夫曼比例=消費資料產業凈產值霍夫曼比例表示了制造業內部消費資料產業與生產資料產業的結構關系一般而言,隨著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霍夫曼比例會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律。根據霍夫曼比例不斷下降的趨勢,我們可以將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動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霍夫曼比例為5.0(6.0-4.0),此時制造業以消費資料產業為絕對主導產業;以此類推,可以得到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動的四個階段如下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結構變動主導產業霍夫曼比例階段5.0(60-40)第一階段|消費資料產業在制造業中占絕對主導25(35-15)第二階段消費資料產業仍占主導,但其發展速度較緩1.0(20-1.0)第三階段消費資料產業逐漸被生產資料產業趕超,二者生產規模相當1以下第四階段生產資料產業在制造業中占主導霍夫曼定律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長,制造業將由輕工業為主導逐漸演化為由重工業為主導,消費資料產業的權重地位會不斷下降,而生產資料產業的權重低位會不斷上升,產業結構最終將出現不斷深化的變動趨勢

3.庫放涅茨產業結構變動理論

庫盤涅茨(ss Kumets)基于各個產業的產值比例進一步發展了配第拉克定理,即將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同時用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這兩種比例關系的動態變化進行描述,利用現代經濟統計體系,對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考察,庫盤涅獲劃分產業的方法與克拉克類似,三大產業具體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引人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各個產業的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

二者的比例關系即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即4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庫盤深茨還比較了40多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產業結構,通過國家問橫截面和國家內時間序列的研究,得出產業機構變動的具體內在規律:隨看國經濟水平的持續增長和發展,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主導地位會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在產業結構中逐漸占有主導地位,但是它創造產值的速度要快于吸納勞動力的速度,即勞動生產率可以呈現持續快速上升的趨勢;第三產業會逐漸成為產業結構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產業,但是它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要高于它創造產值的能力,也就是說,第三產業將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產業,但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持續上升的幅度和速度是難以維系的。同時通過橫截面分析,庫蘊益比較了不同國家三次產業的總產值和勞動力所占份額的分布規律,得出了同縱向分析大致相同的結論

4.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

經濟學家錢納里(H.B.Cey)運用庫盤涅茨的方法,對產業結構變動趨50勢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從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考察了制造業內部各產業部門的地位與作用的變動,發現產業間存在著的產業關聯效應是制造業內部結構轉換的原因。他發現制造業發展受人均GNP、需求規模和投資率的影響大,而受工業品與初級品輸出率的影響小。

錢納里將制造業的發展分為經濟發展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發展階段,并進而將制造業按三種不同的時期劃分為初期產業、中期產業和后期產業等三種不同類型的產業。在經濟發展初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初期產業包括食品皮革、紡織等制造業部門:在經濟發展中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中期產業包括非金屬礦產品、橡膠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部門;在經濟發展后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后期產業包括服裝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鋼紙制品、金屬制品和機械制造等部門

5.羅斯托經濟成長六階段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tw.Rostow)提出了“主導產業擴散理論”和“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他認為,無論任何時期,甚至在一個已經成熟并繼續成長的經濟體系中,經濟之所以能保持增長,是因為為數不多的主導部門迅速擴大的結果,而這種擴大又對其他產業部門產生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擴散效應作用,這種擴散效應包括回顧效應、旁側效應和前向效應。羅斯托這種理論被稱為羅斯托主導產業擴

第二篇：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2018繼續教育

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

世界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重大事件，諸如：(1）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飛速發展，以網絡技術、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新一輪的全球技術革命對社會生產方式、生產組織方式、生活方式與交易模式等的影響日益彰顯，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均嘗試通過新技術革命重塑產業發展模式，從而實現創新能力與競爭力的大幅度提升，確立或鞏固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2）中國迅速崛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2007年超過德國為世界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為世界第二，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和增長動力結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變幻莫測，正在經歷新的分化與重組，各種利益集團與新的組織互相角力，新的國際秩序和地緣競爭局面正在展開。（3）產業、資本、技術、貿易出現新的流向或動向，對發展主動權話語權的爭奪更加激烈，尤其是高科技高端產業領域，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了發展計劃。（4）國際市場和消費能力也在轉型升級，趨向更高層次，一般產品和低附加值技術遭受打壓或抑制，經濟增長趨緩。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展的根本途徑，世界已經進入一個重大的經濟與產業的調整期或轉換期，新舊動能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對于中國而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經濟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和變革，也將進一步倒逼中國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不同于以往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模式，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發展動能轉換是我們面臨的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

@美囡啟動“再工業化”戰略，日本實行“產業復興計劃”，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法國則頒布了“未來工業計劃”。

一、國際背景

（一）新一輪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給社會生產轉型帶來契機1.新技術革命的內涵從普遍共識來看，人類社會已經出現了兩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18世紀后半葉英國紡織機械化、出現工廠為標志，也有人認為是以蒸汽機或煤炭利用為標志。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前兩次的工業革命都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大變革。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一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隨著電子產業發展，后來有學者將電子工業成本的下降，信息化、計算機的發展及其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作為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2011年里夫金（Rifkin,2011）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版，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是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另外，他全面分析了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互聯網、綠色能源、3D打印技術等將開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門。也有人指出工業革命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革命，新技術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制造，其將帶來制造業的巨大變革，終結大規模的流水線制造業，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個性化的經營模式，并且有可能出現反城市化浪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主流生活方式。

國內對新技術革命內涵的認識也存在些許差異。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從而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一批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以替代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賈根良（2012）從經濟史角度指出新技術是以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為主體，并融合信息技術革命（即第五次技術革命）重大成果的變革，其在新.2.技術革命上不僅包括了里夫金的“新能源革命”和保羅·麥基里（PaulMakllie)以機器人和3D打印技術為核心的“制造業智能化革命”，麗且也包括了新材料、納米技術革命和生物電子等技術革命。黃群慧、賀俊（2013）基于技術經濟范式的角度認為隨著第二次工業 革命的加深，工業和制造業將會被重新定義，用來描述價值鏈經濟特征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或“悲傷曲線”，制造業將再次向發達國家轉移，這對依靠人口紅利和廉價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后發國家非常不利，中國制造業要想在全球仍保持優勢，必須調整發展策略，提升軟實力。

2.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當代技術革命有著不罔于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特征，僅就技術自身而言，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個：(1）技術科學化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是十分偉大的，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但是，同新技術革命相比，它們無疑要遜色得多。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一方面，當代科學理論必須依靠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進仔深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又必須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和技術融為一體。因此，當代技術革命的第一個特征是技術科學化。

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一一理論一一技術的循環路徑。科學理論對技術肯定有著指導作用，不過，從總體上說，技術與科學又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雙方保持著相對分離的發展道路。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例如，電子技術、無線電技術等等新技術都是科學理論的直接產物。也就是說，沒有電磁理論、電子學理論，便不會有這些新技術。這一現象，在當代技術革命中更加突出。科學理論已經成了技術形成發展 的直接原因。這樣，在整個技術體系中傳統技術的發展大致還在采用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路子，但新型技術全部都是采用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的路子，并且這些新型技術已經在技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說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的形式巳經成為當代技術發展的主要模式。

(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這一特征反映出新技術革命中技術體系中結構的某些變化。由于科學理論的高度抽象和綜合，當代技術革命已經不僅要解決材料和能量中某一領域或者是一些技術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息及相關的問題。這樣，在.3.科學理論之間、技術領域之間、科技之間出現了多元化的關聯性。因此，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這些特點明顯地同第一次、第二次技術革命有別。例如，在第一次技術革命中，重大的發明常常是單一技術成果。如17331738年呢絨工凱伊發明的“飛梭”，1779年克倫普頓設計的“mule”即驟機，都是單一的織布紡紗技術。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內燃機技術也基本上是單一的機械技術。但電力技術的出現便開始了技術群體的發韌，因為電力技術是電機技術、通訊技術、弱電技術等的集合。

到了當代技術革命時代，由于技術體系內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聯性日益加強，技術群體化已經成了一大特征。這首先表現在各類技術之間的關系土。這種關系表明在技術體系中的不同技術是相互包容、互為前提的。例如，沒有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控制技術，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等全面自動化技術便不能實現。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其次，技術之間的相關性還表現在主導技術以及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日益綜合化，例如信息技術的綜合化表明，它不但是電子學、數理邏輯等科學理論的產物，而且還是橫斷科學理論的結晶，它不但包含有電子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而且還包含有“軟件”技術、“硬件”技術等等；這種綜合統一還表現在主導技術與相關技術的結合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革命時期，是動力技術同機械技術相結合，而在新技術革命中，是機械技術、動力技術同電子技術相結合，形成一批自動化的技術群體。喬布斯發明的ipod,iphone及其蘋果公司等產品就是技術集成化成果。

(3）技術智能化新技術革命更加深人，技術與科學相互作用更加緊密，出現了一體化趨勢。

一方面，電子計算機以微處理機與傳統技術相結合，形成了機電一體化技術領域，技術智能化已經十分明顯。機器已經不僅僅是代替人的工具，而且可以解決人腦控制的智能。另一方面，科技一體化，產生了“知識密集型技術”。這種技術創造性高、智力高、驅動性強，風險性也較大，其發展主要依賴于智力發展，因此也有人稱“高技術”，它能廣泛滲透到傳統產業中去。在這種新技術中，資金的因素已經退到了第二位，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的有效信息。

3.新一輪技術革命給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1）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目前工業化國家普遍采用大規模大批量標準化生產方式，而新工業革命將產生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規模 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4.一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如此，符合需要的個性化產品的大規模定制生產即成為可能。這種智能化生產方式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如德國大眾汽車已經制定了一項全新的生產戰略，即模塊化橫向矩陣，通過標準化某些部件參數，最終達到通過一條生產線生產出市場所需的任何款型的汽車的目的。

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導致制造業制造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現在的削減式制造模式變為一次成型疊加式制造模式。所謂削減式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力日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環境問題。而新一輪工業革命以3D打印機為代表的疊加式制造模式，不僅可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消費需求，同時由于其快速、一次成型，就地分銷，大大降低了能源、原材料及運輸成本等消耗。這種制造模式不僅涉及制造母機變革，還涉及原材料等方面的革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重大革命。

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今，制造業生產組織方式實際是“集中生產，全球分銷”，即在某地建一工廠后，在全球購買原料并在此工廠集中大批量生產，再運輸到全球銷售的方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適應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需要，但在全球運輸成本急劇上升、低碳環保要求加大的今天，顯然有很大的缺陷。新一輪工業革命條件下，與新生產方式、制造模式變革相匹配的新的生產組織 方式已經形成，即“分散生產，就地銷售，共享使用”，它只需要在有需求的地方開設3D打印店，根據需要進行及時的就地生產、銷售。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流通環節的費用、能耗與碳排放等。這一生產組織方式現已在報刊出版產業得到了廣泛使用。

(2）新技術革命給生活帶來的變化新技術革命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普遍變化。比如：低碳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將緩解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機器人和自動駕駛交通工具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廣泛應用；增材制造將大規模應用，尤其是在高價值產品領域；可再生能源將替代傳統礦物燃料能源；農業和資源技術的進步將為世界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帶來保障等。

對于大城市而言，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5.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

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雨成為－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 金融商業中心。

｛二）世界經濟處于深度復蘇調整期在尋求新的動能發力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后伴隨產生的歐美債務危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大事件。這場危機把世界經濟由快速發展拉人了緩慢增長的調整期。這場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人發展、國與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全球經濟失衡、經濟虛擬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結果，充分暴露了既有世界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

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轉折點，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交織，新舊動力轉換難以元縫接續，經濟步人弱復蘇小周期。長期看，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輪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在人口、技術創新和宏觀政策等深層因素的制約下，供需兩側都受到明顯抑制，將在較長時期呈現弱增長態勢，總體風險偏于下行，雖然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有回暖趨勢，但我們仍要看到所面臨的風險。

1.世界經濟處于長波周期調整途中的弱復蘇小周期階段從長波看，世界經濟處于第五輪長周期下行階段。在技術創新周期、信貸周期和制度變遷等因素交織作用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大體經歷了五輪長周期，每輪周期50年左右（參見表1)。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是第五輪周期從上升階段（19902008年）到下行階段的轉折點，世界經濟從危機前近6%的中高速增長轉向衰退、蕭條和曲折復蘇。未來5-10年，人口加速老齡化、通用技術創新難有新突破以及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空間大幅收窄等因素將繼續抑制消費、投資和供給，加之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結構性挑戰、國際貿易仍將疲軟，世界經濟預計持續呈現弱增長態勢，再次進入上行周期尚需時日。

.6.表1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長周期概況上升階段下行階段標志性技術和產業第一輪1795-18251825-1850蒸汽機、紡織業第二輪1850-18731873-1890鋼鐵、煤炭、鐵路第三輪1890-19131913-1945電氣、汽車、化學第四輪1945-19711971-1990計算機、汽車、生物第五輪1990-20082008一信息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表2代表性通用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期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

（%）

蒸

汽

機

（英

國）1780-18600.320.190.511840-18700.10.130.23鐵路（美國）1870-18900.090.140.231839-18700.090.120.21鐵路（美國）1870-18900.240.210.561899-19190.070.340.41電力（美國）1919-19290.750.230.981974-19900.270.410.68

信

息

技

術1990-19950.410.460.87（美國）1996-20010.771.021.79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intellectualprope民yreport2015》，吳敬進（2011）《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遠東出版社從短波看，世界經濟步入弱復蘇小周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大致歷經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輪上升小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觸發了新周期的轉折點。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戰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彈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世界經濟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將呈現持續走高態勢。目前可將2010-2021年視 為一個可預見的經濟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經.7.濟處于該周期的下行階段，2016-2021年將處于該周期的上行階段。與歷次小周期上行階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將僅為3.629毛，低于1983一1988年的3.91%、1994一一2000年的3.669毛和2002-2007年的4.779毛，是歷次經濟復蘇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2.新動力不足是世界經濟弱復蘇的主要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凸顯，世界經濟步人深度調整和轉型發展期。傳統動力弱化，新動力尚在培育中，在新i日動能接續轉換過渡期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世界經濟在短中期都將呈現弱復蘇態勢。

傳統動力弱化。一是從供給面看，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減弱。信息技術擴散的邊際效應遞減，通用技術創新未有實質性突破。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帶來的廉價勞動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補。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大幅縮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顯著萎縮。全球化逐漸陷人低潮，多哈回合談判歷經15年僅在個別點上取得→些進展，未來在重大問題上很難有所突破。區域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但合作機制和貿易規則的區域化、碎片化會導致其在全球層面上相互沖突、彼此牽制，難以給全球貿易帶來有力促進。

二是從需求面看，強力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傳統“大三角”關系趨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對進口的拉動效應減弱，2002-2008年美國GDP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3.5個百分點，而2011→2014年GDP增長1個百分點僅帶動貨物進口額增長1.8個百分點；與之相應，中國出口額持續下降，201

511 年萎縮2.9%。東亞生產網絡外需疲軟及國內經濟結構深度調整導致全球對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緩，而“頁巖氣革命”等大宗商品價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資逐漸形成產能，大宗商品供求關系轉為寬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額由2010年的40萬桶／目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萬桶／日，價格大幅回落，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形成明顯制約。隨著“大三角”關系趨弱，危機前全球貿易量增幅顯著高于全球經濟增幅的態勢發生逆轉，2012→2015年全球貿易量年均增長3.1%，低于全球經濟年均增幅3.3%0未來看，這一外部需求關系變化仍將持續，一方面給主要制成品和資源產品出口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對美歐等主要制成品進口國經濟帶來沖擊，這種負反饋效應將弱化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根據IMF預測，2016-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年均增速僅為3.62%，遠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國際貿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預示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很快。

.8.新動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逐漸意識到“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I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美國通過私人部門持續去杠桿、重振制造業、促進出口等加快調整過度依賴消費和負債、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發展方式。歐元區通過降低政府負債水平、金融監管一體化建設、容克投資計劃等，努力解決高福利社會帶來的創新不足、勞動力市場僵化、基礎設施陳舊、歐元區經貨聯盟缺陷等結構性問題。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蓋勞動力市場、放松管制、企業部門、貿易、金融部門、工資政策等廣泛內容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旨在激發市場活力，剌激私人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實現振興。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制定規劃和戰略著力解決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產業結構單一等結構性問題，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視野卻30”（2016年）等。中國也在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并推動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續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撐全球經濟實現長期強勁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

但新動力培育尚需時日，在新舊動力轉換接續期間，財政緊縮、去杠桿、去產能、優化產業結構、適度放緩工業化城鎮化速度等結構性改革舉措將給經濟帶來下行壓力，拉低全球經濟增速。

（三）國際經濟風險累積亟待轉型破解盡管2017年世界經濟出現回暖，但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仍是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隱患。

1.債務風險2017年全球債務率繼續上升，債務風險的控制對世界各國仍是嚴峻挑戰。

OECD首席經濟學家Mann表示，雖然曾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發出紅色警報的債務指標目前并未達到2007年水平，但已非常接近。OECD稱，企業債務的積累情況非常可怕。世界銀行表達了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債務和赤字不斷增加的擔憂。據統計，2016年年底，半數以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超出2007年10個百分點以上，三成國家的財政平衡惡化，赤字占GDP的比重 超出2007年5個百分點。2016年至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諸如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重新迎來資本流人、本幣升值、經濟復蘇、資產價格反彈等諸多利好，企業開始重新大量借人以美元計價的債務。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加速，這些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本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沖擊。發達國家中，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2017年已經突破20萬億美元。特朗普稅改?90如果得以推行，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將進→步上升。要達到降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目標，美國現在的經濟增速遠遠不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目前歐洲五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突破警戒線。

2.發達經濟體過激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金融環境帶來風險美國重啟貨幣正常化進程已兩年，2017年下半年，主要發達經濟體也相繼釋放轉變超寬松政策的信號。如果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過預期，全球金融環境的收緊更為迅速、收緊幅度更大，將對較脆弱的經濟體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在歐元區，債務高企的成員國的通脹和增長仍十分滯后。如果這些國家不能進行必要的財政整頓并實施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增長潛力，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就將面臨風險。部分新興市場的金融風險也可能因金融環境收緊而暴露出來，那些與美元掛鉤、具有高杠桿和存在資產負債表錯配的經濟體可能遭受更大壓力。

世界經濟呈現出經濟發展溫和與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之間的脫節。自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以來，本輪美國股市的牛市已經歷時八載有余，目前股價巳經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3倍。“特朗普牛市”是2017年股市繼續上揚的→個重要影響因素。不過，一 些分析人士已經認為，這其中存在泡沫。如果較高的全球風險偏好突然惡化，股市牛市將終結。隨著美股市盈率接近歷史高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擔心美國股市未來由升轉跌的風險。羅伯特·希勒教授就指出，盡管他不知道本輪股市何時下跌，但一旦股市轉為下跌，其持續時間與下跌幅度都可能超出市場預期，不僅可能通過傳染效應沖擊其他國家資產價格，還可能通過負向財富效應影響美國的居民消費。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也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上漲。此外，全球房地產市場也面臨過熱風險。

3.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保護主義仍是一大隱患2017年全球貿易增長逐漸回升至4%，雖然預計仍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帶動全球增長加快。然雨，新的貿易眼制措施仍可能不利于全球貿易回暖。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努力捍衛自身利益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難以減弱的一個新因素。

《2017年新興經濟體報告》揭示，一些國家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手。2009年至2017年，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達1378項，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臺153.1項.易保護主義措施。2017年，全球新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仍然為美國，新增143項。

.10.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內或對某個經濟體有利，但對全球市場有害無益。因而，貿易保護主義是缺乏全球貿易大局觀的功利表現，十年危機周期也凸顯，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了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

4.美國政府決策的不確定性仍是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因素特朗 普所承諾的改革仍在進行過程中，不少政策尚未出臺，對于已經被國會通過的稅改措施，可能帶來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影響仍待明確。美國放松金融監管也使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金融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這可能會降低資本和流動性緩沖或削弱監管的有效性，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持續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損害市場信心和投資。如果沒有鼓勵商業投資的新措施，經濟增長將從2019年開始放緩。

5.政治、安全問題等非經濟因素也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其他非經濟因素方面，如地緣政治緊張、歐洲地區政治風險尚未消散、治理薄弱和腐敗帶來的風險、極端天氣事件、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等都可能是使經濟增長脫軌的風險因素。

2015年以來，地緣政治危機的擴散效應更加明顯，影響蓓圍更加廣泛，呈現出長期化、復雜化、僵持化態勢。總體而言，當前地緣政治風險仍主要集中在西亞北非、中東歐以及亞太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多種因素相互疊加，將持續影響區域及各國政治和安全局勢。

世界經濟論壇（WEF）在近日發布“2018全球風險報告”，“自然災害、極端天氣、互聯網攻擊、數據欺詐與竊取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調整措施失敗”將成為2018年全球前五大風險因素。與2017年報告相比，2018年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前五大風險因素中，有關環境與氣候的問題占到三位。報告指出，接下來的一年全球將可能面對強胞風影響、極端溫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漲等惡劣的環境問題。

二、國內背景

（一）經濟“新常態”要求回歸理性發展2013年 12月10日，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新常態”，所謂“新常態”是指一種新的但又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態勢。它包括宏觀發展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確立的轉型.11.發展模式，以及因應這種環境和模式的目標體系與具體目標。“新常態”的“新”所區別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我國加人WTO以來一直持續的高投資、高增長、高加工貿易出口的“三高”發展模式。

1.“新常態”下的發展環境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期”：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政策作用釋放期。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1）市場升級，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拉開檔次的消費漸成主流；（2）投資升級，傳統的高強度大規模投資模式讓位于較為精準化的對功能設施及對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模式的投資；（3）貿易轉型，我國出口競爭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貿易巨額順差局面正在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方向發展；(4）產業升級，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業趨勢性轉弱，新興產業、服務業加快發展，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的新特征；（5）要素提質，勞動力的數量及成本優勢和引進技術引領創新的驅動力持續 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人力資本質量和自主創新能力；（6）內涵提升，市場競爭過分依靠產能數量、價格比拼、政策傾斜、資源壟斷的時代終結，培育個性化的創新型的有引領作用的市場需求，呼喚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產品研發機制和法制保障體系；（7）環境提升，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資源約束全面趨緊，人民群眾生態需求日益迫切，需在綠色低碳發展中尋找新的增長點；（8）監管提升，伴隨經濟增速下落，歷史積累的各種隱性和結構性風險不斷顯露，政府必須加快職能轉變和能力提升，加大預研預判和果斷處置角機力度；（9）機制創新，以全面剌激投資來拉動消費的邊際效果不斷遞減，新消費、新需求應由市場來培育，政府如何創造環境、政策調控和適度干預將會不斷有新的探索和嘗試。

2.“新常態”下應對機制新常態的提出是符合經濟規律、尊重經濟規律的直接體現。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在經濟起飛后，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消減，在經歷一個高增長階段后，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德.12.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的發展，元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

對這個過程認識不清、處理不當，更嚴重的后果是可能落人一些新興發展國家已經落入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央提出新常態判斷，強調轉變增長方式，保持戰略定力，不對經濟階段性下滑采取強剌激，是按經.規律辦事的直接體現。因而，應對“新常態”，要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新的社會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培育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催生要素節約、生態文明和新的消費；穩步“走出去”催生新的國際市場和需求、消化過剩產能，全面培育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累積的弊端問題亟待化解中國近40年的高增長總體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競爭和市場外延擴張的粗放型增長，并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技資的增長和產業成長。這種高增長是在周期性經濟波動中實現的。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在高增長的同時，不僅累積了一系列問題，而且面臨著一系列新變化。支撐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在逐漸消失，而制約因素在不斷生成和強化。

1.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我國綜合能源對外依存度從2005年到2015年有6.0%上升到16.3%，且至2012年起就始終維持在150毛以上的水平。其中，原油依存度最為嚴重，從2005年39.5%上升到2015年69.69%。

土地資源質量下降，土地超載導致土地沙化、土壤流失、土地鹽漬化，造成土地生產減退。中國鹽漬化土地約6萬平方公里，占耕地總面積的7%，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89毛，年增1萬平方公里。

中國是三大酸雨區之一，三分之一國土受到酸雨危害。每年污水排放量400多億噸，排名世界第一，全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城市河道90%受到嚴重污染。目前中國哥哥量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世界第二。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環境戚本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59毛。在人均自然資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長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顯現。

2.生產供應能力強與價值創造能力弱并存，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目前有17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74種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術含量和低創新能力必然導致低附加價值。中國的.13.R&D投入占GDP的比重為1.359毛，而創新型國家在2%以上。在全球R&D投人中美國、歐盟和日本占86%0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9%，而創新型國家在70%以上。中國對外引進技術的依存度為549%，其中70%的數控機床、80%的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依賴進口，而創新型國家在30%以下。創新型國家擁有的發明專利總數占世界的999毛。僅占全球人口159毛的富國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人的98%。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所承擔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機電產品不足10%。即使如此，中國在低端制造領域仍然受到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3.金融風險加大前所未有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具體反應為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不高。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人的不足，例如信用風險不合理的評估與 定價機制帶來了一系列的套利機會、監管漏洞，甚至出現金融的亂象。正式上述原因造成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

微觀基礎比較薄弱的表現就是投資資本回報率低。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高歌猛進，但是企業的投資資本回報率（簡稱ROIC）較低。該指標是衡量企業基本面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企業是否比其競爭對手有更高競爭力的指標。

例如中國A股主板上市公司在1998-2015年的ROIC平均值僅為3%。這也意味著這些公司1元的投資資本產生的稅后利潤為3分。對比美國在過去38年中用同樣方式測算出來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平均值為11.6%，差異顯著。

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兩大驅動力，一個是投資率，另一個則是投資資本回報率。在中國投資效益不高或者是比較低的情況下想要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依靠投資率。事實上，這幾乎是中國過去很長→段時間的增長邏輯。

這種增長邏輯下的確可以實現一個很好的增長數字，比如說每年將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9%或是6.7%，甚至可以得更高－些。但帶來的后果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金融系統風險不斷匯聚。

2017年，社會融資總量約為19.4萬億元，而GDP增長量不到6萬億元。換言之，將近3元的融資拉動了1元的GDP.這也證實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意味著投資效率打了很大折扣，其背后的微觀基礎正是企業薄弱的投資資本回報率。

關于制度基礎設施的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制度設計短板等原 因，我們目.14.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1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前仍無法對信用風險作出正確的評估。同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融資利差較民營企業低138個基點。這就是典型的定價失效，讓價格調整資源配置的功效喪失。

因此，金融風險在不斷積累、匯集。為此，防范的重點在于提升企業的質量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同時，加大研發力度和能力并對金融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

更長遠來看，增加對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共同合力才可以真正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匯聚，使得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卻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始終處于健康良性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另外，中國的體制轉軌客觀上已經給居民帶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包括失業、養老、醫療增加儲蓄O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而且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衡量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未得到有效抑制。這樣，消費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產元限擴大的趨勢與有限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已經顯現。

4.實體經濟承受著不利的沖擊沒有實體經濟的幅起，中國的經濟一定不會有未來。只靠房地產金融支撐的經濟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沒有牢固的基礎，必然會倒塌。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通過低廉的商品價格在全世界元往而不勝。中國制造的成本之所以這么低，除去勞動力價格因素外，最為關鍵的 還是土地使用權分化。中國的土地使用權為耕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住宅用地等。這就使得土地因為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出現價格的差異。在一個城市中建廠房與建商場的價格相差很大，這就導致工業的土地成本被人為降低。而低地價加上低人工成本直接導致工業產品價格極具競爭力，這也是中國制造業高速發展的致勝法寶。

而隨著近十年房價的飛漲，帶動國內土地、房租、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使中國制造業之前的優勢消失殆盡。很多國內外知名企業都逐步將工廠搬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制造業隕落的清晰軌跡正逐步呈現。

首先，高房價帶動土地租金和用工成本上升，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業一定不堪堪承受。再者，高房價讓很多企業家“脫實向虛”。最后，高房價將抑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新企業都誕生在低房價時代，高房價的城市是肯定沒有創新土壤。比如在國外，微軟最初誕生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后來才搬到西雄圖；日本的優衣庫誕生在山口縣，離東京有四個.15.新l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多小時的車程。而在國內，如果當初杭州房價提高，肯定無法催生阿里巴巴、快的打車、同花順等創新性的互聯網企業。我們反過頭來看高房價的香港，不僅滋生金融泡沫，而且還使其實體經濟投資環境惡化。

還有中國依靠出口的增長來支撐投資的增長和產業增長，對海外市場、技術和資本（其背后是技術和營銷網絡）依賴的增強。不僅可能因化中國產業體系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個經濟 暴露在全球經濟周期的影響之下，承受著不利的外部沖擊。這對中國處于組裝加工環節的國際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三）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需要轉型升級疏解第→，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2017年1「8月我國民間投資增速降至6.4%，若從單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中國此輪民間投資增速，經歷了從2ο16年初至今先降后升再降的過程。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多，其增速下降，帶動投資增速由升轉降。這一變化使我們更深人地認識穩投資過程的復雜性。2012年以來，穩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穩定房地產投資。當這兩個方面見到成效以后，就認為投資增長可以企穩固升了，因此對投資增速回升態勢，出現了偏樂觀的判斷。民間投資的回落，提醒我們需要全面認識投資增長由落轉穩的過程。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穩不住，投資增速仍可能下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會加大。

第二，外貿出口負增長格局預計難以改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近期英國脫歐，恐怖襲擊增多，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增加，預計世界經濟仍將是不穩定的弱復蘇態勢。再考慮到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因素，我國出口低迷的態勢預計難有大的改觀。

第三，居民收入增速略低于GDP增速，保民生、穩消費的任務仍然繁重。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人增長的情況對消費有重要影響。考慮到困難地區和重點行業去產能、調結構、轉方式仍面對較多困難，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如關停并轉），局部就業穩定、居民收入穩定的任務還相當繁重。因此，總體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

三、申國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性與意義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上強調指出，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牽住創新這個“牛鼻.16.子”，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受全球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雙重因素疊加影響，我國經濟正處于新！日動能接續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傳統因素消退與新興力量成長并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升級是要素配置方式的變革與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全球經濟仍然面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各國經濟正在由衰退逐步走向復蘇，中國經濟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重塑經濟發展新動能，是中國開啟經濟發展新方位、對全球經濟作出新貢獻的關鍵。

中國經濟階段轉換存在工業化逐步鈍化、出口帶動占比越來越低、人口紅利降低、城市化率趨緩、居民收入已經進入中高端上沿、生產率開始出現下降的狀況，經濟仍然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穩增長面臨嚴峻挑戰，亟須提高經濟發展新舊動能的切換效率，讓新動能盡快釋放 出強勁的動力，讓經濟陣痛期變得更短一些。穩增長、調結構、提質增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化解矛盾風險等成為當前經濟建設工作的主要任務。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有效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對經濟的影響和沖擊，確保了國民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

新動能已彰顯力量，推動經濟平穩增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2013二2017年，GDP年均增長7.1%，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017年，GDP總量達到82.7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59毛左右。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新動能持續發力功不可沒。在國家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涌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三新”經濟活動層出不窮，新動能不斷增強。雖然目前“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還比較低，但發展勢頭旺盛，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動能減弱帶來的影響，對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穩增長的同時，新動能還推動經濟穩中向好。工業高技術產業、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長，推動工業向價值鏈中高端發展。2013-2017年，工.17.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7%，高于全部工業年均增速5.1個百分點；2015→2017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5%，高于同期全部工業年均增速4.4個百分點。

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2015-2017年，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人年均增長14.8%，高于同期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速3.5個百分點。網上交易爆發式增長，激發了國內市場活力和消費需求。2015-2017年，網上零售額年均增速超過30%，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約20個百分點。

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升級，服務業撐起國民經濟半壁江山。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了6.3個百分點。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6%、42.6%和52.8%，第三產業的年均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10.2個百分點。

新功能推動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快改造，高耗能行業產能有序縮減。2013-2017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年均增速為6.4%，比全部工業低0.2個百分點。2017年，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比2013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

新動能推動服務業結構不斷優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全方位滲透，與互聯網融合的服務業不斷發展。“電子商務帶動郵政快遞業高速增長，分享經濟帶動交通出行、房屋住宿、金融、餐飲、物流、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多個服務業領域新型發展，使得新功能主要來自服務業。”2016年，在“三新”經濟增加值中，“三新”服務業增加值占529毛。受此影響，有關服務行業比重不斷提高。

推動需求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3-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年均達56.2%，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均貢獻率為43.8%，近5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年均貢獻率幾乎為零。

消費貢獻率持續保持較高水平，與新功能推動消費升級換代密不可分。新動能推動創造新型消費供給。2016年，“三新”經濟中新型生活性服務活動增加值占全部“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約為7.2%，比2015年有明顯提高。

新功能推動居民消費的品質不斷改善。網上零售、視頻直播、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訂餐洗衣等020服務讓消費者的各種需求足不出戶即可得到滿足。

而網絡約車、共享單車、共享住宿、移動支付等新服務模式，也讓人們的出行、旅.18.游、休閑娛樂變得更加精彩便利。文化娛樂、教育培訓、健康養生類消費升溫，服務型消費漸成熱點。

在消費結構升級的同時，投資結構也在持續優化。高技術制造投資、裝備制造投資、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特別是民生相關領域技資快速增長。2013-2016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4.8%，裝備制造業投資年均增長13.4%，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年均增長29.7%，教育領域投資年均增長19.2%，都大大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二）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經過改革開放近4ο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這種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發揮了勞動力和 資源環境的低成本優勢，也由此形成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在新形勢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技人支撐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方式已不可持續，同時，這種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社會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消除貧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國防安全等風險壓力不斷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我國發展正面臨著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的繁重任務。

創新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舉措。通過創新可以推動我國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增強發展的長期動力，促進舊動能的轉換。與低成本優勢相比，技術創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點，由此建立的創新優勢持續時間長、競爭力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由低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的轉換，可以為我國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同時，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可以全面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渡，并通過加快產業技術創新，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既可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也可 以改變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

目前，全球信息、能源、材料及制造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物聯網、大.19.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強現實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催生了一系列新產品、新工藝、新能源、新交通與通訊工具、新產業，推動了智能制造、個性定制、協同生產等新型生產方式的發展，揭示了資源和環境約束趨緊、傳統投入要素成本上升情況下產業轉型和企業戰略調整的方向，展現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聯化、綠色化、定制化和利基產業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輪廓。面對此形勢，美國推出“制造業回歸”戰略，德國推出“工業4.。”戰略，日本加速更新制造模式，其目的都是期望搶占未來制造業的主導權。目前，我國在重大工程、基礎研究和新科技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創新成果，這對于我國加快培育新動能，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工業化進程，對于提升我國的產業和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動能結構轉換為儂托近年來，我國經濟進人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人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悖的現象表明當前我國出現的問題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緩，IS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角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 異軍突起。這些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供給側矛盾突出，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因此，必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來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精脹”“中等收人陷阱”“塔西伯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風險，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面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在處理好“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一→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是借助制度動力、創新動力和結構調整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大新引擎，從要素結構、供給者結構、產業結構著手重點推動經濟發展，是圍繞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元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20.第一部分中國經濟新1日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與意義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李克強總

理多次強調，“要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核心位置，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只有創新才能有效推動中國制造2025目標的實現，并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創新才能促進勞動分工并改變勞動力就業結構，改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技術創新才能造就優秀品質，促進產品質量提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消費需求。總之，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與創新，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不竭動力。

（囚）實現動能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選擇我國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人轉變的重要時期，加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按照世界銀行的報告，當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高杰（2012）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將其總結為：一是只注重增長速度和經濟建設而忽視社會建設，從而導致社會建設滯后；二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民主政治轉型的失

敗；三是社會流動性不足；四是依靠資本技資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的缺陷；五是過于超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六是內需不足、出口增長乏力的需求不足。張德榮（2013）將其原因總結為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分化阻礙經濟的發展、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一個國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鎖定、城市化進程會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口結構的制約等方面。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力不夠，從而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由此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而制度創新不足更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稀缺的資源不受市場控制，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加之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需求不足等系統性問題呈現出來，最終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21.對于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周文和孫蘸（2012）強調體制改革、結構轉變以及發展方式轉型；陳呂兵和張平（2016）認為只要轉變增長方式，保持知識部門平穩增長就會順利突破“中等收人陷阱”；丁→兵等（2014）認為融資約束是制約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主張放松企業外部融資約束，推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韓師光和李建柱（2013）對日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的研究表明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先發展教育提供充足的優質人力資源、加強公共服務建設、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并提出我國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路徑選擇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并優化經濟結構，以及采取積極措施擴大內需，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總之，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只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實地推進經濟發展，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充分地激發創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維護公平正義，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夠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家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成了首要的發展理念。只要以創新增強發展動能，推進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抓于實現發展動力轉化、結構優化，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22.第二部分功能轉換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基礎

一、動能轉換原理與經濟增長理論

（一）新動能的內涵1.“新舊動能”概念進入政策層面“新舊動能”概念的提出到內涵豐富，經歷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

2015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召開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對當時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初步判斷：“我國經濟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艱難進程中”，“新舊動能”開始正式出現在國家領導人講話中。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有三處提及“新舊動能”，強調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新舊動能迭代更替”的過程，并對國內經濟形勢作出了初步判斷：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進一步顯現，經濟增

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17年1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管理優化服務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新！日動能接續轉換的意見》，是我國培育新動能加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第一份文件。

2017年3月6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發展得益于動能轉換，希望山東在國家發展中繼續挑大梁，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新舊動能轉換”，并提出做好2017年政府工作要“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并提出“雙創”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強總理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培育發展新動能座談會上強調，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這種轉換既來自“無.23.中生有”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也來自“有中出新”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

2.新舊動能的含義什么是舊動能？要想明白什么是新功能，首先必須知道什么是fB動能。所謂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它不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業，還更寬泛地覆蓋利用傳統經營模式經營的第一、二、三產業。舊動能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國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人，這包括勞動投人、資本投人、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人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套考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人、GDP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那么，什么是新動能？與舊動能相對應，我們要尋找新動能。所謂新功能，是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都屬于新動能。

具體而言，新舊動能轉換有三層含義：一是通過新功能的增量來對沖傳統功能的減弱，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等創造出新業態、新模式來改造傳統動能；三是通過新功能創造的“戰略縱深”為傳統功能升級贏得空間。通過新舊動能轉換的提出和推薦，從而改善共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或者說通過新變革創造更多的需求，來提升經濟。

新動能與舊動能主要的區別就是，新功能通過創新驅動、提高效率拉動經濟增長，舊動能主要通過要素投入、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新功能與傳統的舊動能有顯著的不同。

對于新功能，也可以根據生產函數的理論來分析。生產函數左邊

是GDP或.24.者是產量，等于右邊前面一個系數（全要素生產率）乘以各種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就是原有的舊動能，而新動能則存在于全要素生產率里面。全要素生產率是由什么東西決定的呢？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制度變革包括改革等；結構優化包括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知識增長等。這“三大發動機”大致對應著新一屆領導所強調的改革、轉型、創新三方面。這也就是經濟發展新動能的三個方面。

再有，什么是新舊動能轉換？顧名思義，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但是嚴格說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僅僅有新動能也是不夠的，舊動能不可能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更準確的說法是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也就是說，舊動能還要發揮一定作用，只不過是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作用。今后，我們要更多發揮新功能的作用，提高新功能在整個動力結構體系中的比重，更多地依靠新動能來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動能和舊動能是相對而言的。以第二產業這個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戰場為例，新舊動能的區別顯著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能源利用上講，18功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粗放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礦物能源的精細化利用或風能、太陽能、核能等物理能源為主導；二是從原材料上講，舊動能是以對礦物原材料一次性利用為主導，新動能是以對原子設計、分子制造的新材料以及深層循環利用為主導；三是從生產工藝上講，舊動能是以

機械化為主導，新動能是以高度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為主導；四是從生產模式上講，舊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的單向生產方式，新動能是“資源一產品一廢物一再生資源一再生產品”的深層次循環式生產方式；五是從資源約束上講，舊動能是資源匱乏性生產，新動能則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層循環化生產，所以極大地增加了資源約束彈性；六是從生產性服務業上講，新動能的生產過程包含了更多的服務業因素。

當然，新動能與舊動能是相對的、是動態發展的，舊動能經過升級改造可以變成新動能，新功能隨著時代發展、技術革新也會衰落成舊動能。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以發展的眼光審視新舊動能轉換，在改造升級傳統動能時注意發掘其中蘊藏的新的生命力，在培育發展新動能時及時根據技術前沿調整方向。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將進一步打開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資源、環境、市場的新空間，將克服資源匱乏、環境污染、市場飽和形成的工業危機，從而把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25.3.新1日動能概念的外延“新舊動能”自2015年開始出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講話和文件中以來，內涵不斷豐富和完善。“新舊動能”作為政府官方用語，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在發展中深人理解。

(1）發展“新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措施。在不同時期，“新經濟”有不同的內涵，當前新經濟主要是指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的新經濟形態。而“新動能”的內涵

更加廣泛，需求端（例如：消費能力提升）和供給端（例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或新產業形態）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出現“新經濟”，并將“新經濟”和“新功能”聯系在一起。報告指出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培育壯大新功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于技術進步，一種新的產業形態或模式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2）“舊動能”可轉換為“新動能”。如果將“新動能”對應“新經濟”，那么“舊動能”應該對應傳統產業和傳統經濟模式，既包括“兩高一剩”產業，也包括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下降的對外貿易。對于“舊功能”，實行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發展效率和質量，可轉換為“新動能”。

(3）“新舊功能”是“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由過去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由過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1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消費和服務業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新舊動能”共同構成新常態背景下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

（二）經濟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研究，集結了眾多流派和觀點，也因所處階段的不同而形成了階段性結論，按照思想史的→貫發展脈絡，經濟增長主要呈現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經

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也稱內生增長理論、演化增長理論）等。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談及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是從solow所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開始，但他自己也坦言，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在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時期就有所研究，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26.典經濟理論更關注于增長和發展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從增長論的角度及對當代的影響看，這三人對經濟增長均有著重要的思想貢獻，這些思想一直是現代增長理論的思想源泉。

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認為增長論與勞動論是緊密相關的，增長取決于生產性勞動的生產率以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比例，這意味著勞動參與率的不斷優化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資本積累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與斯密全力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相反，李嘉圖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一一經濟停滯，他試圖從收入分配理論出發，以邊際生產遞減原理來論證經濟增長會由于收益遞減而趨于停止。也就是說，李嘉圖看到了由于土地質量下降帶來的邊際收益遞

減，因而他更加關注有限產出下的收入分配問題。

馬爾薩斯（1798）則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相聯系，他認為，按照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長，會呈現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以快于算術級數的速度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從而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2.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經濟增長”的用語，但其理論著作中蘊藏著其對經濟增長的思考。

其一，馬克思在論著中關于勞動生產力變動的分析，可以認為是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他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素質、科學技術、企業組織形式、規模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五個經濟增長因素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土地和其他自然條件影響自然生產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在工業化初級階段，資本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不斷地積累資本，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擴大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

其二，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來看，勞動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而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則分析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正是因為馬克思卓越的開拓性研究，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才叉開始沿著馬克思所探索的領域向前走。

．τ7.其三，馬克思不僅在許多場合論述了分工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意義，還特別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41 其論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又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造成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財富的積累，二是貧困的積累。第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余價值，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對資本家而言表現為絕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再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表現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方法的改善。

馬克思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實踐是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他得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論述對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方式轉變有直接指導意義。

3.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一環，兼具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點，因此被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基本思想認為，在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假定為外生不變參數的資本產出率，可以通過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而加以調整；而資本和勞動的相互替代和資本勞動比率，又是隨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變動的，因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哈羅德所說的充分就業均衡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理論成果來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的索洛方程，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產量既可以表示經

濟總量，也可以表示人均產量。

Y=A*F(K,L)=Kα＊（AL)oα）yK一＝（）α~y=k°'=f(k)LL日＊f(k)=（δ＋n+g)*k其中，芷一資本，L一勞動，A一技術，S一資本折舊率，k－人均資本，s－儲蓄率，n－人口增長率，y－有效勞動之上的GDP0索洛汲取了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優點，又摒棄了后者那些令人疑惑的假設條件，因為他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要以產出增長率（Gw）和自然增長率（Gn）的長期平衡為前提假設，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不能取代資本，生產中的.28.勞動力與資本比例是相對固定的，但在現實經濟中這種比例很容易被打破，由于它過于強調資本與產量的比率不變，導致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條件很難實現，并且模型過于強調資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視了勞動投入、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基于此種分析，索洛建立了一種沒有固定生產比例假設的長期增長模型。

作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開創者，索洛在構造他的長期增長模型過程中，不僅保留了哈羅德一多馬模盟的主要特征（如齊次資本函數、比例儲蓄函數以及既定的勞動力增長率），而且還在理論模型的現實性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假設基礎上，得出了經濟穩態增長的結論，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是一個重大改進，而且也與許多經濟數據相吻合，對后續的經濟增長因素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經濟增長因素理論經濟增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正確地把握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于把

握經濟增長規律、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研究領域。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索洛率先試圖估計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美國的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之后，丹尼森、庫茲涅茨等人又進一步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分析。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關于生產要素投入量，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看成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技人的結果，土地是不變的，其他兩個是可變的。關于要素生產率，丹尼森把它看成是產量和技人量之比。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具體而言，丹尼森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六個，即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的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和其他影響單位產量投人的因素。美國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庫茲涅茨，將一國的經濟增長定義為“不斷擴大的供應人民所需各種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長期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以先進技術為基礎，并按先進技術的要求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他認為，這個定義中的蘭句話都很重要，商品供應的持續增加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應用現代化技術取得的。

但技術要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利用，就必須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除此之外，庫茲涅茨還強調了知識存量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存量被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成為高增長和迅速結構變動的源泉。庫茲涅茨利用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描述和分析了一百多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29.特點，以及各種變量

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在西方經濟學界影響深遠。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只提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若干因素，但沒有對各個因素進行數量方面的具體分析。丹尼森、庫茲涅茨所研究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影響經濟增長的眾多因素具體化和數量化，是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極大豐富與發展。此外，丹尼森和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并把這一理論具體化，加人了創造性分析，從而大大發展和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當然，丹尼森和庫茲渥茨對經濟增長因素所做的分析，只是在這一領域作出的初步的探索，這一領域中的許多問題，如經濟增長因素分類的細化、余值法估算技術進步的局限性，以及對經濟增長各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等，還沒有進一步地展開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5.新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從產生以來，經歷了一條由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全力解決經濟科學中一個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題：增長的根本原因。新增長理論的出現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這一融合的顯著特點是，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而是經濟體系

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作用的產物，重視對知識外濫、人力資本投資、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開放經濟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人的廣泛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這一理論自1980年代產生以來，迅速成為理論關注的焦點，對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思路主要涵蓋以下凡方面：(1）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Lueas.R、Stokey.N和You噸，Alwyn等人為代表，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知識和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入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濫效應”，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技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30.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也就是說，任一給定廠商的生產力是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的遞增函數，隨著投資和生產的進行，新知識將被發現，并由此形成遞增收益。因此，通過產生正的外在效應的投入（知識和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增長就可以持續。

(2）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Baumgardner.J,borland.J和楊小凱等人為代表，他們在對亞當·斯密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勞動分工不僅如亞當·斯密所強調的那樣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而且主要受協調成本刊

oordinationCost）以及可獲得一般知識的數量的限制，并且分工的擴展與知識的積累相互作用。如果參與分工的人數在協調分工的成本函數的彈性與其在生產函數中的產出彈性之間的相對差異小于人力資本的產出彈d性，那么，均衡的增長率將大于零，即增長可以無限地持續下去。

(3）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Helpman.E和Howitt.P等人為代表，強調發展研究是經濟刺激的產物，即有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大量的創新和發明正是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有意識投資的產物。由于這一研究與開發產生的知識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排他性，因此開發者擁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

可見，創新需要壟斷利潤的存在，因此，這種經濟不是完全競爭的，它需要某種壟斷力。但是，發明者的壟斷地位具有暫時的性質，在新的創新出現時，它就會被取代并喪失其壟斷科潤。正是這種對壟斷利潤的追求，以及壟斷利潤的暫時性質，使得創新不斷繼續，從而，經濟就進人持續的長期增長中。

(4）線性技術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ebdo.S和Barm.R等人為代表，其顯著特點是生產函數的線性技術（或稱凸性技術eonvextechnology），產出是資本存量的函數。與新古典模式不同的是，這里的資本是廣義概念的資本，它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人力資本，即兩者的復合。它們在生產中未被完全替代，因而雖然每一種投入具有遞減收益，但兩種資本在一起就具有不變規模收益。從而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產出同比例地增加，導致長期增長成為可能。

這一研究思路的另一特點是對政府政策的分析，提出政府服務是與私人投入一樣的生產性支出，是“增長的催化劑”（catalystofgrowth），政府的活動被完全內生化。同時，政府政策效應一一增長效應還是水平效應一一取決于各種政策的配套，具有復雜性，由此評估政策效應必須“面面俱到”（lookateverything)0.31.(5）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觀點以Romer.P、Grossman.G、Helpman.E和Kn耶nan.R.P等人為代表，他們受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新貿易理論”的啟發，把內生創新的模式擴展到國際的商品、資本、思想流動。這一研究強調政府貿易政策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具有影響，即政府政策對技術投資結構產生的作用，將會使世界經濟的增長狀況呈現相應的變化。同時由于知識外溢的作用，在開放型經濟中，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并形成靜態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意義上的資本積累效應。結合比較優勢理論的論述，只要貿易能夠增加資本的回報率，資本積累就會產生，進而導致一國生產函數的擴張，并且偶然的主要技術變化的作用可能會導致后進國家的“蛙跳”式增長，實現趕超。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人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技術內生化的引人，說明技術不再是外生的人類無法控制的東西，而是人類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投資的產物。

新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在經

濟學理論界和各國經濟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增長理論目前仍在繼續發展，新的理論模型還在不斷產生，一些嚴格的假設條件逐步被放寬，越來越多的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將政策變量納人新增長模型，一些學者則利用新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對各國經濟增長作了經驗分析，對于新增長理論的運用也在各國經濟實踐中日漸成熟。

新增長理論的理論意義和借鑒價值：首先，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的源泉由外生轉化為內生，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并對技術進步的實現機制作了詳細的分析，這些研究填補了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空白。它將技術看作是經濟系統的一個中心部分，是“內生”的，并且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投資又使技術進步更有價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長期恒定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其次，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源泉和動力。新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為經濟持續的增長找到了掘泉和動力。古典增長理論學家大衛·李嘉圖得出經濟發展最終處于停滯的悲觀結論。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增長理論都認為一旦沒有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也將停止。新增長理論則認為，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人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總的規模收益遞增，這突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關于要素收益的遞減或不變假定，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

.32.第三，對于一些經濟增長事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例如，新增長理論證明了壟斷競爭經濟中均衡的存在，因為對新技術的壟斷以

及由此帶來的超額利潤提供了投資和技術研究的動力。由于知識和人力資本有外溢效應，高人力資本的發達國家資本利用率高，從而這些國家的物質資本收益率與人力資本收益率也將較高，因此，當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時，資本和人才可能會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同時國際貿易也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技術含量低的傳統產品部門，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等等。

最后，對制定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新增長理論認為，市場力量的作用不足以利用社會可能達到的最大創新潛力，一部分創新潛力被浪費了。政府有責任、有理由進行干預，這樣做的結果是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是，政策制定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周期上，忙于進行“微調”和尋求操縱“軟著陸”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支撐經濟周期的是探索發現與創新過程。因此，政府應著力于能但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如支持教育，剌激對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等。

6.演化增長理論演化增長是指將增長視為經濟演化過程，即在數量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質量或結構性的變化，它是一種知識增長過程，即知識如何被創造和運用的過程。

因此，正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對于演化增長理論而言，“財富如何通過知識來創造”或者“經濟增長與知識增長的50

第三篇：2018年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滿分作業

新舊動能轉換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滿分作業

1.佛山陶瓷業已經成為中國陶瓷產業發展最完善的產業集群地。

2.產業生態、大數據、生產性服務業是產業互聯網的三要素。3.舊動能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需求側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舊動能在傳統經

學特別是凱恩斯經濟學里面有系統的闡述,大家也都很熟悉。過去多年來,中

經濟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拉動增長,尤其是投資。現在這“三駕馬車 都遇到了新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大規模的要素投入,尤其是大規模的要素的粗放投入,這包括

勞動投入、資本投入、資源能源投入以及環境方面的投人。這種粗放投入現在看 來也是比較舊的動能

第三個方面是GDP導向的考核制度。包括我們長期以來以CDP、工業增

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等指標為主的一套干部考核體系。通過這樣一套考

核體系來引導GDP或者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舊動能 所以,我們把舊動能概括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大規模的要素投入、CDP 導向的考核制度等三方面。

4.從發展階段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有序轉換是推動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5.第二次工業革命以20世紀初福特汽車公司大規模生產流水線誕生為標志,或者以電氣化、石油、汽車為標志。6.在電磁理論出現之前,技術的發展大致是遵循技術—理論—技術的循環路徑。

7.當前,中國并未完成工業化發展階段,也未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特定發展階段。驅動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只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這兩大部門。8.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 ' error)提出的,20世紀50年代初,他針對古典經濟學家的均衡發展觀點,指

出現實世界中經濟要素的作用是在一種非均衡條件下發生的, 9.新技術革命給生產帶來的變化 第一是生產方式變革。第二是制造模式變革。第三是生產組織方式變革。

1.科技創新具有乘數效應,不僅可以直接轉化

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提高社 會整體生產力水平。

2.許多學者通過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也證實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

長之間的內在聯系。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依存的關系 3.“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主要經歷過以下四個階段,成功實現了全球價 值鏈逐步提升。

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1967-1973年)。資本密集型產業階段(19-190年)技術密集型產業階段(1980-1985年)。全商務服務出口階段(1985-1990年)。

4.增長極體系有三個層面:先導產業增長;產業綜合體增長;增長極的增長與 國民經濟的增長。

5.產業結構優化是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并滿足社會不斷

增長的需求的過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6.最初,學界將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公司向海外市場的拓展及其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 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的開端。

7.制造業產業鏈條主要可分為7個大環節:產品設計、倉儲運輸、原料

果購、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和生產制造。8.產權制度、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非國有經濟發展 等都屬于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內容,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9.從20世紀70年代起,每

次重大技術創新或管理方式變革都被認為有可能引領新技術革命。

10.過度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1.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征是產業的空間集聚。

2..新技術革命的發端信息技術在初期會降低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但在一段時期內,信息技術始終被認為是新技術革命發生的助推器

3.作為區域主導產業,必須擁有長期而廣闊的國內外 市場容量。主導產業的產品應在國內甚至是國際市場具有較大的、長期的需求。

如果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主導產業很快就會衰落。所以,主導產業選擇必須把

需求的收人彈性最大化“作為一個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 系數至少要大于1。

4.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核心的新動能

5.產業升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產業之間的

結構變化,也包括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6.共享經濟的實質是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產權制度變革。7.中國農業發展傳統動能,不僅表現為政府對糧食等農產品高產增產的追求

而且也體現在農業生產經營者高度依賴化肥、農藥等現代物化技術要素投入實現增收等方面。

8.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占比上升表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

產業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調整,服務業作

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高,主動力作用更加顯 現。

9.理解“業態”,可從“業”和“態”兩個視角去觀察。1.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出 現下滑態勢,2013年后下行趨勢明顯,呈現“L”型。

2.產業業態是指(某項)產業的產業組織或產業活動單位的生產經營活動的

組織形式和運作形態,是產業的實現形式或存在形式。3.復合模式即是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模式復合而成,通常在產業轉型的初期

表現為產業鏈延伸模式。

4.,庫盤涅獲劃分產業的方法與克拉克類似,三大產 業具體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

5.新技術革命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以數字化制造及 新型材料應用為標志,但并未能得到一致的最終確認。6.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逐步減少舊動 能、增加新動能,甚至用新動能替換舊動能。7.從一定程度上說,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

就是發展經濟學,而當代經濟學發展也越來越承認古典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研究 中的重要意義。8.所謂削減式

制造模式,是先鑄造零部件或產品毛胚,然后進行切削加工,最后形成零部件或

產品。顯然這個生產過程要浪費很多人工、能源與原材料等,還會造成碳排放等 環境問題。1.創新是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推動力,只有創新才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新興

產業的培育,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 2.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 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于以往 的深刻變化,中國將進入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的 “經濟新常態”。

3.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認為,社會成本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擴展,人

們不僅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促進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還要在可實現這種配置 的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

4.可持續發展是基于環保減排,改善環境質量,減少生態破壞,使用可再生資

源,并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模式。5.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研究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有關產業升級內因與外因的分

析研究,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創新推動了產業升級。二是要素稟賦決定了產業升級。三是在一定的發展積累后,由產業鏈條的升級帶動的產業升級。

6.“新常態”背景下,國內經濟環境面臨九大發展趨勢: 7.當前我國投資和出口動力逐漸減弱,未來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將依靠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

8.制度轉型和制度創新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經濟增長的關

鍵。單靠市場化改革可能不足以支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長期動力在根本上將

來源于新的多元化的制度改革紅利。

8.所舊動能,是指傳統產業,包括采謂用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 9.新技術革命的典型特征(1)技術科學化。(2)技術群體化(集成化)。(3)技術智能化。

1.從世界范圍看，產業升級趨勢可概括為：現代、虛擬融合。2.在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增長主要由政府主導;3.匹茲堡的鋼鐵行業大規模發展，當時，煉鋼爐的滾滾濃煙為來了“煙城”的名號，甚至被人稱為“人間地獄”。

4.近年來，全市把現代農業產業園區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有效載體，充分發揮現代農業園區在積聚產業、整合要素、集約資源、規模經營等方面的作用。

在我國，特殊的政治經濟管理架構和體制，是塑造產業結構的重要力量。

具體到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動力或優勢主要體現為要素低成本和要素升級。

5.以新型煤化工為主體，重點發展煤制天然氣，深化發展煤焦化產業，建設新疆、山東、內蒙古三大煤化工基地，形成具有能源集團特色和比較優勢的化工產業發展模式。6.動能轉換能克服“新常態”下成本、資源、環境和市場等諸方面面臨的約束與短缺

7.創新就是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動能問題，形成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新動力。

8.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9.將適應技術模仿追趕型的經濟治理模式改革為適應前沿創新的經濟治理模式，以下幾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1.發揮市場與政府的合力 2.發揮金融的助推放大效應 3.發揮要素的支撐作用 4.充分發杯市場主體的力量 5.注重勞動力質量與技能的提升 6.完善營商環境 7.增強創新能力

1.創造新動能、發展新動能、適應新動能，使我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型國家。

2.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戰后首次衰退

1.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

4.發展新產業。值得重點關注的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節約、環保產業，包括節約產業和環保產業。二是生態產業。三是資源能源行業，四是大文化產業。五是大健康產業

2.金融風險不斷的匯聚主要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的微觀基礎比較脆弱，二是對自己制度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5.要實現上述七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3.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創新為依托，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

4.產業更新模式是指擺脫對原有資源的依賴，依靠自身積累或者借助外部力量，建立起基本不依賴原有資源的替代產業體系。

5.科學技術的進步雖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正確制度安排下的有效經濟組織種能夠提供個人刺激的有效經濟組織是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在諸多決定這種有效經濟組織的制度因素中產權的作用最為突出。

8.從發展本質看，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外在表現

6.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的背景下，挖掘舊動能、構建新動能，將是我國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應著力于實現下列幾個方面新動能的轉換:(1)以技術前沿創新代替技術模仿；(2)以人口質量紅利代替人口數量紅利；(3)以技術創新導向的民間資本設備投資取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4)以質量提升為導向的農業現代化和深度工業化代替原來以數量擴張為導向的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5)以攀升國際價值鏈的新型開放和提升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取代外需的數量擴張；(6)以城市群一體化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簡單數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紅利提升原有改革紅利。

1.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2.傳統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農業機械化，而農業機械化并不直接改變農業產品，3.1988年初東莞升格為地級市。

4.自從電磁理論產生之后，技術發展中，除了技術一一科學一一技術的途徑外，又增加了科學一一技術一一科學這一新型發展途徑。

5.大規模定制智能化生產方式。這一生產方式是由計算機控制的聯網智能化制造設備通過互聯網，在收到指令后，隨時進行更快的感知、自我反應、計算判斷、分析決策，進行操作上的變化，6.產業升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產業之間的結構變化，也包括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7.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8.沒有微電子技術的進步，就沒有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及半導體材料技術、光制技術等的進步。

9.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低成本比較優勢會形成對創新的抑制。10.引入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各個產業的勞動力份額和產值比例二者的比例關系即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11.當代技術革命，在表現形態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出現了科學和技術一體化的過程。12.產業結構優化的特征

(1)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是產業結構逐步趨于合理，不斷升級的過程，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標準不同；

(2)產業結構優化的原則是產業間協調發展和最高效率原則；(3)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宏觀經濟效益最大化；

(4)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

1.經濟增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生產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2.“世界經濟面臨長期維持低增長的平庸時代的威脅（IMF）”，主要通過加快推進結構性調整，來培育經濟增長內生新動力。3.芮明杰（2012)認為新技術革命實質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4.三次產業結構可通俗地表述為：“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 5.技術發展中的橫向關聯性綜合性、交叉性極為突出。6.產業結構優化是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實現協調發展，并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的過程的合理化和高高化。7.要實現上述七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8.產業現代化演進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推動，科技的特征實際上往往成為產業現代化的根本標志。

9.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和實質，實際上是促進國民經濟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使各產業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10.我國環境政策的實施并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其主要原因是環境政策并未得到充分執行，實施方式主要以事后治理為主。

11.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1.產業集群的實現與城市發展具有密切的聯系，2.轉方式、調結構是新常態的本質要求。

3.區域產業系統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復雜的大系統 4.產業生態、大數據、生產性服務業是產業互聯網的三要素 5.新技術革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快速的交通連接。新技術革命將助推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措施）和交通需求管理（軟件措施），提高區域整體的交通便利性和效率性，降低環境負荷。二是積極老齡化的安心社會。大城市將樹立起充滿活力的老年人形象，它將隨著新健康技術問世而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都市。三是綠色清潔的環境。生態和低碳技術的發展將有助于營建水綠環繞、共生共存的都市空間。四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變。新技術促進就業市場，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通過改善地區間的關系來改善社會分配不均。五是更具活力的都市商業。大城市依靠尖端技術驅動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以建設具有強大基礎設施條件的全球城市網絡的金融商業中心。

6.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優化供給結構的動力源泉，是提高供給質量的根本保證。

7.伴隨著東京城市發展，其產業結構變化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都市發展的初級階段。城市規模擴張階段。全球化城市階段。

8.產業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升級變化遏制了產業鏈延伸和服務業發展

第四篇：新舊動能轉換（推薦）

三、內涵與啟示

（一）“新舊動能”政策體系產生背景

1.消費和服務業將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過去30年，中國平均經濟增速為10%，這主要是得益于其成本競爭力（勞動力、土地、環境、匯率等）、改革紅利（1979年農村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1998年國企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和政府強勢主導。如今這種增長模式已經達到了極限：成本競爭力消失，國企效率下滑，杠桿率飆升，最近資產市場震蕩也暴露出政府政策調控的有效性不足。中國的經濟增速從10%降至5%-6%，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是大勢所趨，經濟結構也將隨之深度調整。消費和服務業將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圖1所示，從2013年第一季度開始，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開始高于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支持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了資本形成的貢獻，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

2.新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支撐力逐步提升 高盛在報告《“新常態”下的“新中國”經濟投資》中提出了一套系統性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追蹤變革中的中國經濟。高盛從143個行業，3636家公司中，進行挑選了30個次級行業的671家公司，作為追蹤中國新經濟的參照。這些公司來自A股、H股和中概股，市值1.8萬億美元。這些產業遍布衛星光纜、網購、教育服務、影視娛樂、家用耐用品、能源服務、資產管理、生物科技、航天國防、IT咨詢等30個領域。相對于傳統產業，新經濟產業中健康醫療、科技行業的比例大幅提升，合計占到60%以上。過去幾年的數據也表明，新經濟的表現確實要遠遠優于傳統產業

3.山東省區域性經濟風險事件頻發，引起中央層面注意。

2017年初，曾經的中國500強企業山東天信集團陷入債務泥潭，7家關聯公司天信集團、天圓銅業、天信光伏、天信進出口、天澤物資、天澤物流、澳納紡織已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其中負債最多的山東天圓有限公司負債總額高達104.52億元，負債率高達180.77%。這是繼山東上市公司中國宏橋、魏橋紡織同時發布延遲刊發2016年全年業績停牌，長興集團破產、齊星集團債務危機后，又爆發的一起企業危機事件。一系列的區域性企業債務危機揭示了山東經濟的“窘境”：雖然山東省在經濟體量方面位居全國前三，但在產業結構、人均收入、科技支撐以及民營經濟和新興業態發展等許多方面，和廣東、浙江等新經濟活躍省份的差距還很大。同時山東省區域性經濟風險事件也引起了中央層面的注意，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了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問題，并于今年4月專程到山東省進行調研，考察了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工作情況。

（二）內涵解析

“新舊動能”自2015年開始出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講話和文件中，在2016年在互聯網出現的頻率逐步提升。2016年末，特別是進入2017年以來，“新舊動能”更是頻繁出現在政府相關文件中，內涵也逐漸豐富和完善。“新舊動能”作為政府官方用語，并沒有嚴格的概念界定，但是我們可以從一系列政府文件中和領導講話中進行理解。

1.發展“新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的重要措施。

在不同時期，“新經濟”有不同的內涵，當前新經濟主要是指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的新經濟形態。而“新動能”的內涵更加廣泛，需求端（例如：消費能力提升）和供給端（例如：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或新產業形態）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出現“新經濟”，并將“新經濟”和“新動能”聯系在一起。報告指出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因此，我們可以片面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于技術進步，一種新的產業形態或模式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2.“舊動能”可轉換為“新動能”

如果將“新動能”對應“新經濟”，那么“舊動能”應該對應傳統產業和傳統經濟模式，既包括“兩高一剩”產業，也包括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下降的對外貿易。對于“舊動能”，實行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發展效率和質量，可轉換為“新動能”。

3.“新舊動能”是“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長的“雙引擎”。

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由過去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由過去30年的平均10%下降到如今的6%左右。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消費和服務業取代投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經濟對于經濟增長貢獻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但是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新舊動能”共同構成新常態背景下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

（三）啟示

1.抓住“新舊動能轉換”的機遇

李克強總理對山東省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給予的高度期望，希望山東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目前，山東省各地市和各業務部門都在積極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工作。山東省層面制定引領性政策和規劃，各地市都出臺了“新舊動能轉化”工作計劃，青島市各區（市）紛紛推出了“新舊動能轉化”重要工程。這標志著一系列重要工程將會在山東省推進，為我行參與全省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和拓展業務空間提供了新的機遇。建議總行各部門和各分支行關注和研判山東省和各地市推出的重要政策，采取針對性措施。

2.鞏固傳統優勢，提升支撐我行發展的“舊動能”

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政府將繼續在資源分配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在金融活動中仍是重要的參與者。政府金融將在未來長時間內成為銀行重要的業務。同時，青島銀行在過去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忠誠客戶，它們是支撐我行目前發展的基礎。繼續發揮地方法人銀行的優勢，鞏固與地方政府、原有客戶的良好關系，挖掘和提升服務原有客戶的能力是目前我行穩健發展的重要支撐。

3.關注“新經濟”，培育支撐我行發展的“新動能”

高盛在《“新常態”下的“新中國”經濟投資》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增長引擎轉向消費和服務業，傳統的中國投資框架已經無法有效追蹤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投資者傳統上還習慣于根據PMI、工業增加值等數據來判斷中國經濟。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都將發生深入變革，“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發展相比，表現出“輕資產、輕污染、新技術、新模式、重人力資本”等特點。傳統信貸模式和服務模式已經無法滿足“新經濟”發展要求，改變不合理制度和創新服務模式，提升服務“新經濟”的能力，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支持我行基業長青的需要。

第五篇：新舊動能轉換材料

新舊動能轉換專題研討材料

新年伊始，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在山東省全面展開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推進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的總的要求、重大意義，對把握重大機遇、發展產業集群、著力深化改革、創新領導方式作了系統部署，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任務和工作要求。

在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賽跑中，省委省政府清醒地意識到，產業結構不優，新動能成長不快，發展活力不足，經濟效益不高，嚴重影響了山東的區域競爭優勢。新舊動能轉換，最根本的任務就在于，加快把新興產業培育大，把傳統產業改造好，把落后產能化解掉，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競爭力，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和發展新局面。

從改革層面講，思想觀念里的革新，較之產業結構、宏觀政策、激勵機制上的改革，更為關鍵。改變保守陳舊的思想觀念，來一場“頭腦風暴”和觀念革命，是改革攻堅、轉型發展不可忽視的課題。許多人注意到，發達省份的干部遇到新矛盾新問題習慣“向前看”，善用創新的思維尋找解決辦法，山東的一些干部卻習慣于“向后看”，看有沒有成規慣例可循、有沒有現成經驗可用。因循守舊、害怕改革，為官不為、不敢擔當，只有先克服這些態度問題，發展上的起色才能慢慢顯露出來。說到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就是促進山東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踐行新發展理念，共享新舊動能轉換取得的成果。同時，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以人民為中心，服務和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和期盼，也可以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速度，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向更高水平邁進。

面對新舊動能轉換重大發展機遇，我們要拿出勇氣、拿出干勁，抓住機遇、抓緊時間，全力以赴做好新舊動能轉換這篇大文章，努力為全市、全省發展大局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