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問題-二級公路收費站不能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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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關于公務員的高跳槽率，引發網上一片議論。網友觀點不一，有人表示不大相信，有人懷有疑問，更有人表示了一絲擔憂。對此現象，我們究竟該持有什么樣的態度?

網友表情之一：驚訝!

——“鐵飯碗”變身跨界跳槽最活躍人群，怎么可能!

節后離職潮中，哪個行業人群最活躍?在近日某招聘網站發布的調查報告中令人驚詫的是，被認為抱著“鐵飯碗”的公務員竟成為了跨界跳槽最活躍的白領人群。調查顯示，跨行業跳槽人群最活躍的是公務員，同比去年增加超過三成，這令不少人感到驚詫。

人們選擇當公務員，大多基于“工作穩定、有穩定的收入，有一定的權力”這三個因素，但現在一些中基層公務員覺得，在公務員崗位上所得報酬，和能力、付出是不匹配的。有媒體報道，公務員“跳槽”主要原因在于“過于穩定和具有壓抑性的工作環境束縛了公務員的創造力”等8個原因。

當然，之所以出現跳槽同比去年增加三成，想必與中央全面推進深化改革有關。特別是在破除養老保險“雙軌制”后，公務員和機關事業人員將與普通企業員工一樣要自己掏腰包購買社保，這就意味著“鐵飯碗”變成了玻璃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務員被納入了普通社會保障體系的正軌，那么對于公務員來說就出現了這樣的選擇。比如，之前想跳槽而又不想放棄“退休金”的公務員們，這回終于可以下定決心了，反正都跟普通職工差不多了，也就沒有了選擇性遺憾這個說法了，所以放開手腳，辭職又何妨?再比如，一些在踏進公務員門檻之初就是奔著“鐵飯碗”而來的人，夙愿想必是難以實現了，跳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吧?

其實，之前公務員職業穩定得異乎尋常，現在有了正常的流動，社會不必大驚小怪。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分析，公務員“跳槽潮”只是對于需求價值得不到滿足的正常反應。同時，人和所有的植物一樣，都必須要趨向陽光、水和肥料這樣的優質資源。如果公務員們一門心思地謀求在體制內得到各種欲望滿足，這樣的現實才更可怕。

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強調讓“有權者不再任性”，這意味著簡政放權已然是大勢所趨。科學地剝離基層公務員手中特權，既是將權力制度化也是對干部的保護。去掉公務員頭上的權力光環，回歸社會本色，淡化“官念”，使得這個職業不再“突兀”，公務員跳槽熱就不再吸引眼球，而只是社會普通人才的流動而已了。

網友表情之二：疑問?

——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于這一現象，輿論呈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公務員這個“金飯碗”失卻成色是一個好現象，這讓公務員從原來世人眼里“人上人的職業”，到普通的“三百六十行”，是理性回歸;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務員跳槽過于頻繁有可能對公務員隊伍建設造成負面影響，有可能破壞公務員群體的整體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務員群體的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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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公職不再是人人爭搶的“香餑餑”，充分說明了人們的擇業觀念在轉變，根深蒂固的傳統“官念”在逐漸淡化。扭曲的“官念”已經不能適應新常態下社會發展，試圖混進公務員隊伍后舒坦悠閑過著“喝茶看報就是一天”的理想也只是夢想而已。

放眼全球，公務員本不應是一份能夠迅速“發家致富”的高收益職業，其主要優勢在于社會地位較高、工作和收入較穩定、退休待遇可預期等。這就是習總書記所說的：“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干部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干部。要發財可以合法發財，自己經營，靠勤勞致富、靠能力致富”。值得一提的是，在反腐敗所帶來的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中實現個人價值，成就自主創業夢想，恰恰是今天“人人皆可出彩”的中國夢的新注腳。

所以，對于公務員離職，不僅要理解和尊重每個人的個人選擇，更要看到這是一種良性的流動和發展趨勢，而這，也正是多項改革措施到位后，巨大成果和積極效應的集中顯現。

部分公務員跳槽之后，有利于讓政府機關的人數與所承擔的工作量更匹配。而且，公務員跳槽到其他行業，人才的流動也有利于其他行業發展。另外，對于想考公務員的人來說，也增加了被錄取的機會，可見是多贏的。

網友表情之三：擔憂......——會不會造成國家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才的短缺?

去年年底，中央審議通過了建立基層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這為基層公務員解決了起碼的職業上升通道問題。同時，新一輪的公務員加薪方案據了解正在醞釀過程中。公務員群體的待遇、晉升問題，也正在納入新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之中。將公務員這個“鐵飯碗”放在整個社會之中，仍然是優越性十足的好職業。與每年火熱的公務員考試熱相比，公務員辭職的仍然是少數案例。公務員“辭職潮”，還遠遠沒有達到值得擔憂的地步。

要緩解公務員跳槽的問題，應該推行公務員職業化，探索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和晉升通道，這才是確保公務員隊伍穩定的保障。破除養老保險“雙軌制”也好，探索公務員聘任制也罷，亦或是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大，都是在打破現行公務員體制機制上做文章，其目的是公務員群體有新鮮的血液流進來，只有真正讓公務員有歸屬感和成就感，才能夠很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也才能很好地遏制腐敗。

當然，公務員跳槽人數大幅增加也提醒有關方面：其一，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的制度要盡快落到實處，讓公務員多條晉升通道;其二，公務員社保及工資改革要盡快走向合理;其三，今后跳槽的公務員可能會越來越多，招錄新公務員時要考慮到這一點。另外，還要進一步規范和監督公務員離職后的從業行為。

因此，對于公務員“跳槽熱”的現象，大可不必過分驚訝，應回歸“辯證”和“理性”的思考。更何況，公務員作為一種服務職業，除了有選賢任能的選用機制外，也有優勝劣汰的淘汰機制。職業一點來看，公務員“跳槽”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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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問題 - 聚焦公務員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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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似乎一直是一個圍城，外面的人想進來，他們看到的是福利待遇，體面安穩;而里面的人想出來，因為不愿意忍受低工資，因為還有對更廣闊前途的向往。

有數據表明，政府/公共事業/非營利機構行業的從業人員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近年來的公務員考試熱也有所降低。與1992年和2003年的公務員辭職潮相比，現在的離職現象能否成“潮”仍待觀察。無論如何，讓優秀的人才自由流動，為他們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個重大課題。

只待一紙批文，任明就將離開他工作了17個年頭的法院，成為一名律師。

任明是中部某地級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長，假如辭職成為律師，他的收入起碼要加一個“0”。

扔掉鐵飯碗，走到體制外，公務員辭職正越來越受關注。前不久，智聯招聘發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顯示，政府/公共事業/非營利機構行業的從業人員跨行業跳槽人數比去年同期上漲34%，這讓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務員辭職潮。

近年來，公務員這一曾經象征著體面、穩定和高福利的職業，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2015年的公務員考試，雖然招考人數刷新歷史紀錄，但是報名人數和平均競爭比都創下近5年來的新低。

幾年前，任明也曾動過離職的念頭。那時候，離職的想法幾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對，然而今年的辭職，迄今為止卻只有一個朋友反對。

雖然官員辭職的消息不時出現，但對于大多數一般事務性的公務員來說，離職能否成“潮”仍待觀察。“畢竟公務員還是穩定、體面，而且大部分非技術類的公務員辭職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擁有1000多個成員的“公務員辭職共勉群”QQ群主李志說。

好日子過去了

剛剛辭職的時候，毛平有些不習慣，“忽然之間沒上級、沒束縛了，不知道向誰匯報”。

辭職之前，毛平已經在東部某市的家鄉做了十多年的公務員，是城建系統內的一個副科級干部。這份職業曾帶給他體面、安穩的生活，近年來，他的想法產生了一些變化，收入偏低，晉升無望，在體制內要做點事情又很難，最終毛平選擇了離開，“最起碼收入會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懷念的公務員黃金時代還要追溯到他剛剛考上公務員的時候。那是2002年，當時的毛平已經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過10年。因為歷史負擔重，企業的收入很低，看著一茬茬的年輕人學會技術就選擇離開，毛平覺得前途無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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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公務員熱的前夜。1999年，中國高校開始擴招，逐年增加的畢業生在日后逐步成為公務員考試的主力軍。雖然與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領和央企相比，公務員并未體現出十分明顯的優勢，但穩定和體面仍然讓公務員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公開數據顯示，從第一次公務員考試到2001年，參加考試的人數相對穩定，報考總人數不足5萬。但2002年報考人數超過前幾年的總和。而自1996年實行辭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間，全國公務員辭退率僅0.05%，人員流動率為1.25%，是中國“最穩定的群體”。

“選擇考公務員的時候就是考慮穩定，那時候考上公務員大家都很羨慕。”雖然是從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卻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時候年收入六萬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種福利補貼，還有招商引資的獎金，一年能達到十幾萬元。

公務員的工作讓毛平過上了安穩而體面的生活。考上公務員的第二年，毛平還解決了副科級待遇，并很快買了房子，體制內的身份也讓他覺得很有面子。雖然2008年的時候，陽光工資開始實行，諸如招商引資獎金這樣的收入被砍掉，但與金融危機中的企業相比，公務員“安穩”的生活還是讓人覺得踏實。

2013年開始，事情起了變化。“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公務員的隱性收入減少，強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這個經歷過大拆大建的城市，數名重要官員落馬，城建系統看上去變得有些危險。

體制內特有的一些壓力也讓他時常感到精神緊張。身在建設系統，他曾經被委派負責過修補群眾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單位本身用料就有問題，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時候，毛平還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訪者的工作，假如訪民鬧到領導那兒，他又要被批評一頓，“可這是我能解決的嗎?”

唯一穩定沒變的就是基本工資和副科級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來只有8萬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沒什么指望，雖然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來，升遷很多時候要看領導而不是專業。

先行者不斷出現，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辭職，沒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辭職，這次他終于成功離開，“我們已經四十幾歲了，再晚一些，真沒有出來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來他所在法院第一個提出辭職的副庭長。

相比其他公務員崗位，司法系統的公務員，尤其是法官，正持續出現較大數量的人員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兩會期間，北京市高院曾介紹，5年來北京法院系統有500多人辭職調動離開法院。2014年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兩高報告時則指出，5年來，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達到了74人。而另據上海市高院統計，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數增加到了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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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算是庭里的業務骨干了，去年，他一個人辦了100多件案子，帶著合議庭3個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時以上，沒有完整的周末幾乎是他的工作常態，“假如每個案子都開一次庭的話，一年就300多個庭，算下來我幾乎每天都要開庭。而作為副庭長，我每周還要有兩個半天開會研究案件，還有很多宣傳、調研的任務，很多案件的文書都要帶回家加班寫”。

與之相比，同在一個城市的律師，一年正常辦案的數量也就是十幾件。能辦到30～50件的律師，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這樣的律師通常會配備五六個助手。

繁重的任務對應的收入卻并不算高。我國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參照公務員體系，按照行政級別來定收入。

任明說，在當地，一個成熟法官“非常輕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萬元的工作。而任明辭職后，可預期的收入起碼要比現在多加一個“0”。

活兒多錢少，晉升空間狹窄，這是法官們面臨的普遍情況。一名剛剛進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務員告訴記者，看著一個師兄從法院離開到律師事務所，一年掙了兩百多萬元，自己每個月3000多元的收入讓人覺得前途渺茫。另一個剛剛離職的安徽法官則告訴記者，假如還留在體制內，她可能也希望調到其他政府部門，“法官太累了”。

當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任明也明白，無論在哪兒，大牌律師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們更多的是從職業榮譽感中獲得滿足。

在新一輪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員精英化被視為改革方向，任明說自己其實很看好這次改革。

雖然改革對所有法律從業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覺得，體制內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師會先享受到司改的紅利。他也注意到，雖然所在城市還沒有多少法官辭職，但北京上海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法官離職潮。任明覺得，這或許是一個信號，說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

偶爾，任明也會覺得遺憾，他始終覺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適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師，只是時代變了，“這是一個出大律師的年代”。

離開體制還能干什么

離開政府部門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項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關。他坦言，對方是看重自己的體制內經歷，“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門打交道”。

像毛平一樣依靠體制內資源積累跳槽到企業，實際上是很多官員的選擇。2013年9月，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辭職，擔任格力副總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辦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里巴巴。俞勝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業銀行副行長、黨委委員，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行長、董事會副董事長、行長等職。2014年5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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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質檢總局辦公廳原新聞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360副總裁，主管市場及公關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樣的技術性人才轉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法制工作處副處長薛強就辭職加入了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

在加入眾達之前，薛強曾負責起草國家發改委反壟斷相關規章和文件，還參與了許多重大反壟斷案件的調查工作。而薛強加入的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是一家國際性的律師事務所，反壟斷與競爭法業務一直是眾達律師事務所的擅長業務。據財新披露，2014年全年，證監會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干部離職，其中大多數投身市場機構。目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對于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來說，離職后能做什么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人糾結來糾結去，就是不知道自己離開體制還能干什么。”李志說。

一年半以前，在鎮黨委辦工作的李志發現自己實在不喜歡機關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組了一個“公務員辭職共勉群”。最開始只有幾十個人，大家相互吐槽，討論出路。后來人數慢慢增加，在媒體介入報道之后，越來越多想辭職的和辭職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異地、太辛苦、工資低、壓抑、提拔無望，看多了進進出出的圍城心態，李志覺得，可能很難出現所謂的“離職潮”，因為大多數基層公務員進入體制后，很難找到心儀的下家，“沒有一技之長”。

去年，《解放日報》曾經刊登了一位80后公務員的辭職自述。這位公務員說，“碌碌無為過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而人生卻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覺到自己是loser。”

離職以后的毛平對此也深有感觸，他甚至會勸說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過辦公室的公務員，“體制里的分工太細，很封閉，能力很難得到提升”。

“辭職是好事”

“八項規定”、反腐風暴、養老金并軌??越來越細致的規定正讓考公務員的熱情降低。

2015年國考，12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單位參加，計劃招錄2.2萬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約3000人，招錄人數創歷史新高。

然而，通過資格審查的報名人數為140.9萬人，比去年少11.5萬人。無論是報名人數，還是招考的平均競爭比，都創下5年來最低。

“總體來講，公務員報名人數下降是個好現象，社會不應該覺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認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體制內，這本身就不太正常，jinhua.huatu.com

“一個國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這說明社會沒有提供一流人才發揮的機會和條件，因為大家都覺得，只有當官才能享受到這種機會”。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也認為，“公務員辭職其實是好的現象，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應該有更多選擇的空間。”

歷史上兩次大的離職潮，一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職，下海創業。當時下海失敗，還可以重新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門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買斷工齡等形式下海。

“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市場秩序和管理都比較規范，并且想要下海經商辦企業，沒有幾把刷子和資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當時的情況相提并論。”莊德水認為，中央“八項規定”以及對政府工作人員行為的規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為公務員離職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這樣的專業人才，一般的事務性公務員辭職成本很高。

不過，如何激勵體制內專業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的問題仍然存在。

毛平就覺得，舊的收入被壓縮了，卻一直沒有新的補償，影響公務員工作的動力，“這樣下去，可能很多本來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懶政，你也很難治理，因為標準太難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莊德水認為，公務員的薪酬制度和績效考核體制確實需要進一步完善，提高業務崗位人才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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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問題 -習近平扶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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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并發表講話后，會議指出，發展鄉村教育，讓每個鄉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扶貧不是一句空口號，得有真辦法、實舉措、硬功夫。早在23年前出版的《擺脫貧困》一書中，在閩東工作的習近平就闡發了“脫貧”“扶貧”的重要意義和實現途徑。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就扶貧問題發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貧困地區”，“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廣大貧困人口的實事”，“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等重要論述。

23年前著書談扶貧工作：“扶貧先要扶志”，“把經濟建設當作最大的政治”

23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習近平聚焦扶貧工作的著作《擺脫貧困》首次出版，該書收錄了習近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寧德工作期間的重要講話和文章，共29篇。全書圍繞閩東地區如何脫貧致富、加快發展這一主題，涉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重要內容，思想豐富深刻，文風生動親切。在《擺脫貧困》一書的跋中，習近平指出，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有些方面落伍了。落伍原因歷史學家們可以慢慢探究;但對于更多的人來說，勵精圖治，發憤圖強，以中國的繁榮昌盛為己任，盡短時間使整個國家“脫貧”，盡短時間使中國立于發達國家之林，才是更為緊迫、更為切實的思想和行動。“要實現這一目標，唯有全民把經濟建設當作最大的政治!”，習近平著重強調經濟建設對于扶貧的重要性。

習近平在該書多處強調，“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但能否實現‘先飛’、‘先富’，首先要看我們頭腦里有無這種意識”，“貧困地區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長處、優勢在特定領域‘先飛’，以彌補貧困帶來的劣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近日撰文認為，《擺脫貧困》一書從開篇到最后一篇再到跋，一以貫之的主旨是“把經濟建設當作最大的政治”。

引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貧困地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2年12月，習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問困難群眾時曾論述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貧困地區小康的辯證關系。“小康”一詞，今天已經被中國共產黨人賦予了更深刻的內涵。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處于引領地位的戰略目標。全面小康與中國夢相互激蕩，凝聚為全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時代主題。

今年1月，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指出，“現在，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只有五、六年了，但困難地區、困難群眾還為數不少，必須時不我待地抓好扶貧開發工作，決不能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2月，習近平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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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沒有老區的全面小康，特別是沒有老區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那是不完整的。這就是我常說的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涵義。”

如何實現貧困地區的全面小康，習近平給出了答案：要找準路子、突出特色。2012年在河北考察時，他曾談到，“要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分類指導、因勢利導，各項扶持政策要進一步向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傾斜。”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時他進一步指出，“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貧困地區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把種什么、養什么、從哪里增收想明白，幫助鄉親們尋找脫貧致富的好路子。”當年同月，在山東調研時，他談到，欠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一樣，都要努力轉變發展方式，著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不能“撿進籃子都是菜”。

扶貧力量，依靠各級領導干部：“要心里裝著困難群眾”，“要立下軍令狀”

要讓數千萬人口脫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貧困人口一直是習近平的牽掛。扶貧要靠誰，要靠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各級領導干部要心里裝著困難群眾，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滿腔熱情為困難群眾辦事。”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河北省阜平縣看望困難群眾時強調領導干部的重要性。當日，在村委會，總書記聽取了大家發言后再次強調，農村要發展，農民要致富，關鍵靠支部。他叮囑當地干部和隨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要原原本本把黨的政策落實好，大家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汗往一處流，一定要想方設法盡快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

“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廣大貧困人口的實事。”今年3月8日上午，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西代表團審議時進一步指出，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倒排工期，算好明細賬，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他希望廣大干部群眾勤勞實干、加快發展，并要求中央有關部門注重解決扶貧攻堅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貧困地區各級領導干部要立下軍令狀，好干部要到扶貧攻堅一線經受磨練。

扶貧難點，阻止貧困代際傳遞：“發展鄉村教育，建設鄉村教師隊伍”

昨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指出，發展鄉村教育，讓每個鄉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把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多措并舉，定向施策，精準發力。如何避免貧困的代際傳遞，完善扶貧的體制和機制建設，增強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早在2013年9月，總書記在聯合國“教育第一”全球倡議行動一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視頻賀詞時就曾指出，“努力讓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努力讓13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6月，習近平在全國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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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上著重強調貧困地區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大對農村地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職業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經濟學者辜勝阻在接受采訪時就如何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給出過六條建議。一要構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戶”扶貧模式;二要不斷完善金融扶貧機制，積極發展普惠金融;三要更加重視貧困地區的“軟環境”建設和人才開發，使扶貧工作從“輸血式扶貧”走向“造血式扶貧”，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四要改變資源分散、體制分割、管理分治的“多龍治水”的碎片化現象;五要加大對貧困地區低保的轉移支付力度，在貧困地區將低保和扶貧政策相銜接;六要完善扶貧規劃與城鎮化規劃統籌協調機制，通過發展小城鎮，對不具生存條件的地方進行整體搬遷，使搬遷的群眾享受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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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問題 - “四風”猶存病根在“為官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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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上有這樣一種怪論，認為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為官不為”現象，是反對“四風”帶來的。果真如此嗎?

回顧一下可知，2013年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動員部署會”上，曾明確指出要聚焦作風建設，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反對官僚主義，要著重解決在人民群眾利益上不維護、不作為的問題”，“堅決整治消極應付、推諉扯皮、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

在“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上，習近平同志談到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時列舉了“25個有的”，其中便有許多“為官不為”的表現，比如有的辦事拖拉、推諉扯皮，渾渾噩噩混日子，上班時間斗地主、嗑瓜子、玩手機、逛淘寶;有的“懶政”現象突出，出工不出力，懶懶散散;有的不敢擔當、不愿負責，當“太平官”、“逍遙官”;還有諸如口號響當當、服務冷冰冰，在位不在崗，等等。

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為官不為”，消極應付、推諉扯皮，正是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突出表現，是糾正“四風”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如果說當下仍存在的這類現象，正表明我們反對“四風”不能隨著教育實踐活動結束而“曲終人散”，必須常抓不懈、持續發力。

那么，反“四風”反出了“為官不為”的錯誤論調是從何而起呢?

八項規定出臺后，規矩多了，管得緊了，查得嚴了，媒體、網絡曝光頻繁了，人民群眾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因而在一些官員看來，多作為則多出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企望于躲過“這陣子”，繼續過“好日子”。

此種想法錯上加錯，可逐條駁斥之。

首先，真的是多作為則多出錯?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要分清“作為”和“亂作為”的區別。韓非子說過，“萬物莫不有規矩”，“圣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有了規矩才有是非對錯、正確與不正確之分，才能止紛定爭、維護秩序。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有了紀律和規矩，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健全黨的組織，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規矩重在規范人的行為，管的是亂作為、查的是違法亂紀，各種曝光是要將各類不齒之事和種種丑態暴露在陽光之下，讓更多的人引以為戒。規矩使人們言有所依、行有所循，不亂言亂行，但絕不是讓人們不言不行。

一些官員所謂的“多作為則多出錯”，正確地表述應是“多亂作為則多出錯”。更準確地說，“亂作為”本身就是錯。查糾“四風”就是要堅決糾正種種亂作為，堅決查辦胡作非為。

其二，真能躲過“這陣子”，繼續過“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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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糾“四風”不是一陣子，是躲避不過去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橫下一條心糾“四風”的決心天下盡知，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應當堅持原則，恪守規矩，嚴肅綱紀，嫉惡如仇，堅決反對和切實糾正“四風”，爭當踐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榜樣。

“為官不為”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周恩來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列舉出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其中講到的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懶漢式的官僚主義、機關式的官僚主義，都包含有“為官不為”的表現。

在封建殘余思想、扭曲的權力觀支配下，一些官員一旦在規矩的制約下不能公款揮霍、吃請送禮、吃拿卡要，就感到“生活不滋潤”、“為官不易”了，便“無利不起早”、“為官不為”了。“為官不為”現象，從實質上看，是一些黨員干部沒有真正弄清楚作為共產黨的“官”是什么，當干部為什么、應當干什么。問題的根子還是在黨性觀念的缺失、宗旨意識的淡漠、公與私的倒錯，是一己私利和封建的“官特權”在作怪。

王岐山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報告中指出，“當前，‘四風’面上有所好轉，但樹倒根在，重壓之下花樣翻新，防止反彈任務艱巨。”

“為官不為”是當前“四風”樹倒根在的一個重要病根，是不良積習的另一種集中表現。“為官不為”的背后夾雜著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形式主義的錯誤觀念，不解決“為官不為”，必然會助推奢靡享樂之風的反彈復發，會使我們反對“四風”已經取得的成果功虧一簣。

毛澤東曾經說過，“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治理“為官不為”的唯一途徑，就是堅定不移地把查糾“四風”引向深入，既剎奢靡之風，又治怠惰之氣，在抓常、抓細、抓長上狠下功夫。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七十年前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至理名言，仍然是今天我們治理“為官不為”之利器。只有健全、強化并積極回應群眾監督、社會監督和媒體監督，對懶政怠政公開曝光，才能讓“為官不為”無處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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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熱點-政企聯手套5億撥款,不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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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政企聯手套取、騙取國家專項資金的問題屢見不鮮、屢查屢犯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查不罰，或罰而不嚴，很難產生以儆效尤的作用。

近日媒體報道，撫順鋁廠與撫順市國資委涉嫌聯手造假，套取5億國家專項撥款，并導致部分資金去向不明。對此，昨日撫順市國資委回應，承認造假，但錢都用在老百姓身上了。

實際上，這些資金有沒有用到工人身上，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于，為什么要采取政企聯手造假方式套取和騙取國家財政專項資金，且不敢公開資金的去向。

眾所周知，國家對經濟薄弱地區、特別是東北老工業基地企業破產過程中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完全是為了幫助這些地區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確保破產企業職工利益不受影響，確保企業破產不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然而，一些地方卻將此當做了侵占國家利益的機會，不惜利用財務造假、人員造假、假破產等手段，套取和騙取國家資金，甚至引發許多貪污腐敗問題。

按理，撫順市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監管機構，更應當知道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如何執行好國家財經紀律，如何維護好國有資產的合法權益。然而，在撫順鋁廠的破產案件中，卻充當了套取國家專項資金的元兇，與企業一道，利用造假手段，惡意套取國家專項撥款。很難想象，這樣的機構，怎么能夠監管好國有資產，又怎么能夠維護國有資產利益。

更為蹊蹺的是，早在去年6月，《新京報》就已經對此事有過報道，指出了撫順市國資委和撫順鋁廠偽造5427份職工檔案，套取國家財政5個億補助的問題。那么，為什么近一年時間過去了，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處理呢?難道5億元資金就要這么稀里糊涂地被非法占用嗎?

事實上，從近年來媒體報道的情況看，類似于撫順市國資委和撫順鋁廠這種政企聯手套取、騙取國家資金的問題，并不是個例，也不僅僅發生在破產案件中，幾乎所有的國家專項資金，都曾發生過類似問題。如國家審計署發布的《2013年第25號公告：5044個能源節約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資源綜合利用項目審計結果》顯示，共有102個項目單位編造虛假申報材料，套取、騙取國家專項資金5.56億元，其中，不乏格力、TCL、長虹、漢能等知名企業。而國家審計署去年發布的2013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蹤審計結果則顯示，共有38個單位和個人通過虛報資料、重復申報等方式，套取騙取棚戶區改造資金15.41億元。這其中，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聯手，是不可能實現的。

那么，為什么政企聯手套取、騙取國家專項資金的問題屢見不鮮、屢查屢犯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查不罰，或罰而不嚴，很難產生以儆效尤的作用。就如撫順市國資委和撫順鋁廠聯手套取國家財政專項撥款一樣，去年拖到現在，大有拖拖就過關的意思，如此對違規行為的寬縱，顯然是個惡劣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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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撫順市的這起造假套取國家專項資金的問題，必須深入調查，查清資金的去向，更要對利用造假手段套取國家資金的行為進行嚴厲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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