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下錢莊,集資放貸,血本無歸,涉嫌集資詐騙罪還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有無案例？

地下錢莊，集資放貸，血本無歸，涉嫌集資詐騙罪 還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有無案例？

作者閆建業律師（大連）

集資放貸行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放貸通常涉及三方主體，即借貸人、放貸人、散戶。散戶為了獲得高于銀行存款的利息而降資金提供給放貸人，由放貸人將資金借給借貸人，同時約定高額利息，放貸人賺取利差，即所謂高利貸款，這種運作模式又稱為地下錢莊。由于這種資金運作模式通常采用信用借款方式，一旦借貸人資金鏈斷裂，會導致放貸人無法向散戶還本付息，因此，這種資金運作模式風險很高。

根據刑法176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擾亂了金融秩序要結合手段、金額、后果等綜合考察。

集資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行為。客觀上是否采取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及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鍵點。如果上面談到的放貸人沒有將散戶的集資借給借貸人，而是據為自由，那么該“放貸人”涉嫌集資詐騙罪。

以下是兩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案例：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例一 被告人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自2010年9月1日起，被告人柳某租賃陸某的上栗縣某花炮廠進行鞭炮生產，租賃初期因資金不夠，被告人柳某向四名朋友一起借款20萬元，約定月利息每萬元四百五十元，并以被告人柳某在赤山鎮街上的房屋作為抵押，進行了公證。之后，被告人柳某也按時支付了三個季度的利息計81000元。期間被告人柳某為了擴大再生產及支付高額利息，向十七位出借人借款共計93萬元，并均出具了借款手續，注明了月利息每萬元為四百五十元及歸還借款期限。另被告人柳某還向一名出借人借款3千元，沒有辦理借款手續；向另一名出借人借款2500元，沒有約定利息。在上述借款初期，被告人柳某均支付了部分利息，后因被告人柳某無力支付利息和歸還本金，其中兩名出借人向萍鄉市安源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人柳某償還借款和利息，同年3月15日經法院調解，雙方均達成了調解協議。后被告人柳某無力償還借款而躲避在外，直至2012年5月23日在萍鄉市區被公安機關抓獲。經查，被告人柳某借款共計93.55萬元，其中所借款的20萬元，因被告人柳某與四出借人系朋友關系，并以其房屋作了抵押，進行了公證，并已經安源區人民法院依法以民間借貸糾紛作了調解處理，因而該20萬元不能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計算。故被告人柳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為73.55萬元。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柳某家屬就借款償還事宜與以上出借人均達成調解協議，上述出借人亦向本院出具了諒解書，請求法院對被告人柳某從輕處理。江西省上栗縣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被告人柳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例二：被告人鄭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樂清市翁垟鎮人鄭某，原來家境殷實，將家里的閑錢借錢給他人用于周轉，兼賺些利息。2006年3月開始，鄭某開始向鄰居、朋友等人大肆借錢，按2至3分的利息借入再以3至4.5分的利息借出，賺取利息差。2006年至2007年期間，鄭某共向陳某、湯某等30余人借款共計2202.73萬元。2007年9月開始，由于國家銀根收緊，貸款難度加大，鄭某借出去的錢也收不回來，資金鏈條斷裂，出現危機直至東窗事發。案發后，鄭某通過變賣家產、向親戚籌款等方法陸續向債權人還清了全部債務。10月21日上午，樂清法院一審宣判鄭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15萬元。以下是兩則集資詐騙罪的案例：

集資詐騙罪案例一：被告人唐亞南集資詐騙案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唐亞南原系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曾因犯詐騙罪、脫逃罪于1989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1999年被假釋。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唐亞南伙同他人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夸大、虛假宣傳萬物春公司養殖梅花鹿的經營狀況，在安徽、河南、河北、山東、江西、江蘇、北京等7省市116縣區，以萬物春公司的名義先后與49786人（次）簽訂《聯合種植養殖合同書》，非法集資人民幣9．73億余元，所得款項絕大部分被唐亞南等人用于個人購車、購置房產、揮霍、轉移隱匿以及支付先前集資的本息、發放高額集資業務獎勵及業務提成等。至案發時止，尚有集資款人民幣3．33億余元無法歸還，并導致一名被害人自殺。

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唐亞南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唐亞南不服，提出上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開庭審理，依法駁回唐亞南的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被告人唐亞南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虛構資金用途、隱瞞公司虧損狀況的方式騙取他人錢財，其行為已構成集資詐騙罪，且詐騙數額特別巨大，給人民群眾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唐亞南策劃、指揮集資詐騙活動，系主犯，并系累犯，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嚴懲。因此，依法核準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第一審對被告人唐亞南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刑事裁定。

集資詐騙罪案例二：被告人呂偉強集資詐騙案

浙江省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8月至2008年3月，被告人呂偉強以支付高額利息為誘餌，虛構工程招投標、與他人合伙做外貿生意、投資基金等資金用途，采取出具借據、簽訂借款協議等方式，在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縉云縣、青田縣等地非法集資人民幣2．6億余元，所得款項除用于償還前期集資款、支付高額利息外，其余部分被呂偉強用于在澳門賭博、購買房產、汽車等個人揮霍。至案發時，尚有集資款人民幣4038萬余元不能歸還。2008年4月24日，被告人呂偉強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呂偉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呂偉強不服，提出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依法駁回呂偉強的上訴，維持原判。

作者閆建業律師（大連）

第二篇：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例

浙江女富豪吳英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公訴

來源： 北青網 2008-2-24

本報訊 前年年底爆發并備受關注的浙江女“富豪”吳英合同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已經于近日審查終結，2008年2月21日，浙江東陽市人民檢察院以吳英等8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依法追訴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這是記者昨天從東陽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獲悉的。

2006年年底，剛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各地人皆知曉的浙江東陽26歲、傳言身家在38億的年輕女“富豪”吳英被刑事拘留，其塑造的“本色神話”也瞬間破滅。關于該事件的報道當時全國各地鋪天蓋地，但關于吳英被拘留的真相以及她真實的身價以及本色集團目前的狀況等，各媒體的報道不一。本報記者曾于2007年2月15日專程奔赴浙江東陽進行實地調查。

昨天，據東陽市政府新聞辦負責人介紹，經依法審查查明，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名東陽市本色商貿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13日成立以來，法定代表人吳英在不具備吸收公眾存款業務資格的情況下，采取書面或口頭承諾還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資、資金周轉等名義，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在義烏、東陽、寧波等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共計7.2億余元。公司成立之前，吳英個人以相同的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共計1.27億余元，所吸收資金被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和吳英用于償還本金、支付利息、公司經營及個人使用等。目前尚有5.37億余元資金沒有歸還，嚴重擾亂了國家金融秩序。

此外，自2005年下半年以來，林衛平、楊衛陵、楊衛江、楊志昂采用書面或口頭承諾還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資、資金周轉等名義，在義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其中林衛平向71人、1家單位非法吸收存款8.65億余元；楊衛陵向31人非法吸收存款1.65億余元；楊衛江向12人非法吸收存款7060萬元；楊志昂向9人非法吸收存款6635萬元，上述吸收資金均被四人高息放貸給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吳英等人。

在吳英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過程中，徐玉蘭受吳英之托幫助向14人非法吸收存款2765萬元；駱華梅、楊軍介紹吳英向林衛平非法吸收存款并從中賺取介紹費各300余萬元，楊軍介紹吳英向楊衛江非法吸收存款并從中賺取介紹費24萬元。

昨天，當記者問及本案的開庭時間時，東陽市政府新聞辦負責人稱目前還尚未得知。

九江特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300萬贓款退還受害人

來源：新華網

2008年11月4日，（江西）九江市公安局舉行成功偵破“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公開退贓會，186名受害人共領到了300多萬元。

2006年4月，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派張寶霞、高春影到九江開發市場，2007年1月20日成立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張寶霞任總經理，高春影擔任財務負責人。隨后，張寶霞、高春影以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名義開展聯合養殖梅花鹿等業務，以年利潤高達30%以上作為誘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截至2007年7月上旬，張寶霞、高春影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025.55萬元，南昌、九江、上饒等地有186人受害。

據查，張寶霞、高春影在明知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未通過年檢的情況下，繼續以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的名義與聯合養殖梅花鹿的農戶簽訂合同，并謊稱集資款由總公司支配使用于生產經營。2007年7月初，張寶霞、高春影在得知安徽省萬物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多名高管被刑拘后，攜款潛逃，后被抓獲。今年9月1日，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被告人張寶霞有期徒刑9年，并處罰金10萬元；判處被告人高春影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5萬元；扣押、凍結的涉案贓款326萬多元及收益待判決生效后，由九江市公安局依法處理，返還受害人。

鄭州一房產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狂攬4000余萬 來源：中國經濟網

以開發房地產需要資金為由，以高額利息回報作誘餌，在登封市內先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4461.3萬元。昨日，鄭州市勝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勝利及其妻子王紅莉被登封市檢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起公訴。

2007年7月11日，登封市嵩陽辦事處居民王某到登封市公安局報案，稱2007年6月，王勝利、王紅莉采用一房多賣的手段，詐騙其現金96萬元。接到報案后，7月12日，登封警方以王勝利涉嫌詐騙罪立案偵查，并于當日將王勝利、王紅莉抓獲，次日刑事拘留。在偵破該案過程中，登封警方再次接到市民溫某等人報案稱，王勝利、王紅莉采用一房多賣的手段，詐騙他們現金200萬元。

王勝利和妻子王紅莉都是登封市嵩陽辦事處人，王勝利為鄭州市勝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經理，王紅莉任公司監事。經過偵查，登封市公安局發現王勝利、王紅莉自2003年以來，未經銀監部門批準，以高息做誘餌，吸收社會不特定群眾存款數千萬元，遂以王勝利、王紅莉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進一步偵查。

2007年11月21日，登封警方以王勝利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虛報注冊資本罪，被告人王紅莉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向登封市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其間，由于該案案情重大，牽涉人員多，數額巨大，曾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2008年3月21日，該案再次移送到登封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經承辦該案的檢察官審理查明，2002年6月至2007年7月期間，被告人王勝利因開發房地產需要資金，未經銀監部門批準，以高額利息回報作誘餌，在登封地區內，伙同被告人王紅莉或單獨先后非法吸收王某、溫某、宋某等不特定社會群眾資金共計4461.3萬元，并出具相關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

為達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目的，2006年5月，王勝利注冊成立鄭州勝利房地產公司，因缺乏注冊資金，王勝利要求注冊會計陳某負責辦理相關驗資事宜。2006年6月，在王勝利沒有提供注冊資金的情況下，陳某以個人名義，從自己朋友處籌集資金1000萬元，存入王勝利的驗資賬戶，為王勝利出具虛假驗資報告，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導致王勝利注冊的鄭州市勝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取得了公司登記，為其以后的犯罪行為提供了便利。

登封市檢察院審查后認為，王勝利和王紅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巨大，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告人王勝利采用欺詐手段，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已構成虛報注冊資本罪，遂依法提起公訴。

湘西非法集資案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8-11-04

近年來，湘西州多家企業長期以承諾高息回報為誘餌吸納民間資金，涉及集資戶數萬戶，吸收資金100余億元，大量政府官員參與集資。2008年年中，部分參與集資的政府官員獲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引發集資鏈斷裂。

此后，不到半個月內，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資企業被取走資金至少達10億元，大多融資企業資金鏈斷裂。因擔心本金難收回，9月以來，萬余集資者幾次聚集圍堵湘西州政府。

湘西集資事件發生后，湖南省紀委組織專案組赴湘西，對涉案的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干部展開調查。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湘西地區已有113名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干部參與集資，其中縣處級以上的黨政官員相當多。而湘西州委常委、統戰部長滕萬翠在這113人中職位最高。

湘西非法集資超百億

湘西大規模的民間集資始于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資達到白熱化。據中國人民銀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布的分析報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間借貸規模近70億元，占該地區金融機構同期貸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經派駐工作組，對非法融資較大的12家企業實行清盤摸底。一位參與非法集資調查的警方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保守估計，非法集資總金額可能超過100億元。

富盛實業公司非法集資，董事長畏罪自殺身亡

湖南省政府門戶網站

2007-05-24

岳陽富盛實業總公司是岳陽市岳陽樓區一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民營企業，公司董事長姚某曾在多家區街和市直輕工企業擔任過廠長，自1993年12月開始創辦、經營富盛公司后，在企業內部并私下面向社會非法集資6．89億元，到1997年7月案發時未兌付余額12327萬元，其中本金10225萬元，涉及集資者6800人，包括干部、職工、農民、個體戶、離退休人員等。該公司非法集資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是高息誘惑。非法集資年活期利率15-20％，定期利率25-30％不等，且存期可長可短，所得利息可取可存。二是通過地下網絡相互串聯。該公司高息吸存消息的傳播，主要靠參與集資者相互轉告擴散。如姚某的兩個女兒所在單位稅務局和郵電局集資金額巨大。由于集資利率高，加上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公司連年虧損，根本無力支付高額利息，更不可能償還本金，因此只得采取“寅吃卯糧”、“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對集資款實行“以進養出”，直至無力維持下去。案發后，姚某服毒自殺身亡，后經地方政府干預，變賣公司資產后兌付了41．65％的集資款本金，利息分文未付，參與集資者后悔莫及。

60歲嫌犯5年集資詐騙1.7億 服農藥自殺 現代金報2008年04月30日

從去年至今，先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高達7.2億余元的“富姐”吳英，后有綽號“小姑娘”的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集資詐騙7億元，浙江省的金華、麗水先后曝出震驚全省乃至全國的非法集資大案。

昨天，記者從溫州市平陽縣人民法院了解到，該院受理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資達1.7億余元的案件，雖然看起來從金額上和上面兩起大案沒法相提并論，但是隱藏在背后的案情卻讓人不能不深思。

主要嫌犯服毒自殺 同伙被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今年4月24日，平陽縣檢察院起訴被告人徐某幫助他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巨大，應該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追究刑事責任。徐某幫助的，就是整個非法集資事件的真正主角，今年60歲的周某。徐某在1996年和他人共同出資成立了溫州益正橡膠化工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之后，徐某認識了同為經營橡膠業務的周某。在周某的授意下，從2003年開始，徐某以公司的名義和周某等人簽訂了虛假的編外采購員協議，多次幫助周某出具虛假的橡膠經營利潤證明，從而幫助周某以經營橡膠的名義向他人吸收資金。

2006年，周某出資成立了溫州國正橡膠有限公司，并聘任徐某為該公司的法人代表及總經理。之后，徐某利用相同手段，繼續為周某向他人非法吸收資金。2007年9月份，因為實際上橡膠生意沒做幾筆，入不敷出，周某資金周轉有了問題，難以及時支付所謂的分紅。當月24日，一個曾介紹朋友借款2000萬元的受害人，要求提前還錢，周某一再推托。一天后，幾個借款“大客戶”在溫州找到徐某問出真相，才知道被騙，隨即向平陽公安局經偵大隊報案。27日上午，周某在溫州某賓館終于被找到，可已服農藥自殺。據調查，到去年9月26日為止，周某共向幾十名受害人吸收資金共計人民幣1.7741億元，并將其用于還本付息、期貨投資及個人揮霍。

分紅僅1.75%憑借虛假利潤吸收巨額借款

以往那些非法集資大案中，往往都是犯罪分子利用非常高的利率(即返利，高的能達到月利率10%)來吸引受害人爭先恐后地借款給他們。而記者了解到，周某每個月給出的分紅只有1.75%，就是說投入1萬元一月才分紅175元。那么這起案件中，吸引廣大受害人的又是什么呢?原來，借款的人也是慢慢投入，雖然看回報不是特別的吸引，但由于周某很會做表面功夫，利用那些假的利潤報表，欺騙他們投資橡膠行業利潤頗豐;此外，周某還每年帶一些借款“大客戶”等人到徐某家拜年，促進其他人更加相信他生意做得很大。

由于周某每月及時分紅，于是受害人也就慢慢地加大投入。據悉，幾個借款“大客戶”中，一個人就借款給周某5000萬元，而其他那些受害人，最少的也有五六萬元。

新聞分析這么多人為何上當

受投資實業的幌子蒙蔽了

由于許多媒體的報道，再加上利用高利息集資詐騙的手法特征明顯，群眾是比較容易辨別的。記者了解到，由于2000年前后，平陽和其他溫州地區曾發生多起集資詐騙案件，所以當地群眾對高利息集資詐騙倒有警惕;但由于2003年以后投資房產、投資煤礦的比較多，一片利好，因此群眾對投資實業比較信任。同時，由于周某的利息比較低，更讓人覺得他是正經做生意的，而不是集資騙錢的。

而一些市民對于那種打著投資實業進行集資詐騙的缺乏辨別能力，這正是記者所擔心的。據悉，在這起案件中，由于銀行職員、政府公務員也參與到“借款大軍”中，普通市民就更加放心去投資了。

法官對記者表示，目前想要鑒別假投資越來越難，一是市民的求富心理很強;二是那些犯罪分子偽裝得又特像，還灌輸給他們投資總有風險的思想。提醒市民，必須要在參與他人的經營項目前，進行嚴格的考察、審查，正確判斷，確定真實性，并以合法的形式出資經營，才能確保資金安全。

涉嫌詐騙和非法集資２０００多萬 一婦女自殺身亡

中國贛州網

2008年7月25日

涉嫌詐騙和非法集資2000多萬元無力償還 虔城一名六旬婦女跳樓自殺身亡

7月22日凌晨3時30分，一名六旬婦女從贛州市青年路一宿舍樓4樓跳樓自殺身亡。章貢區成立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初步查明，該婦女涉嫌詐騙和非法集資2000多萬元。目前，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

事件發生后，章貢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當即從政法委、公安、司法等有關部門抽調精干人員成立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并做好所涉人員的政策宣傳工作。

經查，這名婦女姓姚，今年62歲，生前性格外向，交際廣泛。從2004年起，姚某以購買店面、招標公共汽車、從事農資生意、承包春運班車為由，采取高息分紅、隱瞞事實、虛構真相的手段，從其朋友和鄰居處詐騙、集資資金共計2000余萬元，不少上當受騙人員僅憑姚某一張字據就將現金打入姚某指定的賬戶。今年7月，部分沒有分到紅利的集資戶發現上當受騙后，于21日晚找到姚某家要其退還集資款，姚某向其老母親交待相關事宜后跳樓自殺。22日上午，陸續有27人到贛州市公安局章貢分局報案。24日，公安部門對此案正式立案偵查。

第三篇：關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法律意見

關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法律意見書

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檢察院：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現已經移送貴院審查起訴。受敬某的委托和湖南正之道律師事務所的指派，由我擔任敬某的辯護人，現根據本案事實，結合現行法律及刑事政策，提出如下法律意見：

一、本案涉嫌犯罪屬于單位犯罪，而不是個人犯罪。對敬某應當以“其他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單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構罪。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在單位犯罪案件中，除單位外，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也要承擔刑事責任。

（一）本案承辦公安機關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及長沙市公安局確認本案系單位犯罪。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訴意見書》第一頁倒數第五行至第二頁第一行“中納銀企公司非法吸收楊某…等31名不特定群眾的資金300余萬，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園公司的經營活動”；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案件移送起訴告知書》載明“敬某：2015年6月長沙市岳麓區中納銀企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一案，我局認為…”；長沙市公安局對張某刑事拘留的《批復》載明“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經濟犯罪偵查大隊：你單位報來2015年6月長沙市岳麓區中納銀企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一案的材料…”等多份材料均確認本案系單位犯罪。

（二）在本案所有借貸與擔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為單位股東涉嫌參與相關合同行為，其行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本案中不論是借款人湘府嘉園公司（以下簡稱湘府嘉園公司）、借款人川泰公司（以下簡稱川泰公司），還是擔保人中納銀企公司（以下簡稱中納公司）均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公司。上述公司與出借人之間發生借款關系時，均以出借人作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作為乙方、中納公司所為擔保方（丙方）簽訂三方《借款擔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與出借人之間簽訂《借款借據》和《還款計劃書》，相關合同也是以公司名義簽訂，并不是以犯罪嫌疑人敬某個人名義進行，敬某只是作為川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擔保合同》、《借款借據》及《還款計劃書》上簽字。在所有借貸與擔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為單位股東涉嫌參與相關合同行為，其行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三）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眾存款全部用于投資湘府嘉園公司或川泰公司，完全是為了單位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訴意見書》第一頁倒數第五行至第二頁第一行“中納銀企公司非法吸收楊某…等31名不特定群眾的資金300余萬，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園公司的經營活動。”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已經認定了中納銀企涉嫌非法吸收的資金用于投資川泰 公司、湘府嘉園公司的經營活動而非敬某個人使用。

這一點在公安機關對本案另一被告人張某的訊問中也能體現。岳麓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對張某第2次訊問（2015年8月3日）第二頁第四行至第六行“敬某做擔保業務吸收了三、四百萬的資金，而那些錢沒有進中納銀企公司的賬。大部分進了敬某的川泰公司…還有90多萬進了湖南湘府嘉園置業公司”

本案出借人也認可其投資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相關出借資金直接進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賬戶。如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楊某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3日）第二頁第八行“借款人是長沙川泰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姬珊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3日）第二頁第八行“借款人：長沙川泰建材貿易有限公司”第十二行“借款人：湖南湘府嘉園置業有限公司”；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唐敏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4日）第二頁第七、八行“…兩萬為轉賬。投資期限為3個月。匯至商戶名為：長沙川泰建材貿易有限公司”等等。

因此，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眾存款全部用于投資湘府嘉園公司或川泰公司，敬某個人并沒有使用，完全是為了單位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

（四）中納公司只是第三方中介公司，實際借款公司為湘府嘉園公司及川泰公司。

承前所述，本案出借人認可其投資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相關出借資金直接進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賬戶；在本案另一被 告張某的也認可中納公司 “是一家擔保公司，介紹客戶投資項目”（詳見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張某做的第一次《訊問筆錄》（2015年8月3日）第二頁最后一行）；其他證人也是認可，中納公司是一家中介性質公司，如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李某（中納公司原員工）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7月28日）第一頁最后一行“我們業務就是介紹客戶投資”，“（中納公司）是一家擔保公司，也就是介紹客戶投資”；相關簽約合同均是以出借人作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作為乙方、中納公司所為擔保方（丙方）簽訂三方《借款擔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園公司與出借人之間簽訂《借款借據》和《還款計劃書》（詳見本案所有的《借款擔保合同》、《借款借據》和《還款計劃書》）。因此，在所有的借貸之中，中納公司只是一個中介性質的服務機構。實際借款公司為湘府嘉園公司及川泰公司。

（五）敬某應當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中納公司的營業執照（副本）直接顯示“法定代表人：張某”，中納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為劉某，后變更為張某。敬某只是中納公司的股東。所有的《借款擔保合同》中均注明法定代表人為劉堅或張某，均是劉堅或者張某簽字蓋章。

本案承辦公安機關在對所有受害人（出借人）進行詢問筆錄時，均有問中納公司的相關情況，大部分受害人均知道并且能清楚的回答中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為張某。

本案承辦公安機關在對證人（中納公司原員工）進行詢問筆錄時，各證人均提到張某是中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變更之前劉某是法定代表人。

張某在擔任法定代表人期間，負責管理公司事務。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楊某（中納公司原人事行政部經理）做的第二次《詢問筆錄》（2015年8月4日）第一頁倒數第七行至第二頁第七行“張某在公司是法人…他每天都來…但他什么事都要管，我們有些事沒有向他匯報，直接向敬某匯報，他還有意見，說他是法人，有些事必須向他匯報，他還向公司財務說，財務的事必須向他匯報…另外，公司還明確下文了，張某是法人，并負責業務二部的事務，還下了文由張某管理公司里面的大小事務”

因此，對敬某應當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定罪量刑。

綜上，本案涉嫌犯罪屬于單位犯罪，而不是個人犯罪。對敬某應當以“其他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二、本案涉嫌涉案金額應以實際非法吸收存款數額計算，并且應當扣減已經歸還部分及已經進行民事訴訟部分，而不應以合同約定數額計算。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區公安分局認定1楊某、2姬某、3肖某、4梁某、5周某、6李某、7鄧某、8歐某、9肖某、10王某、11劉某、12李某、13龍某、14唐某、15易某、16伍某、17章某、18魏某、19秦某、20王某、21劉某、22黃某、23黃某、24徐某、25余智勇、26李某、27李某、28許某、30嚴某、29蔣某、31陳某等31名出借 人不持有異議。

（一）犯罪數額不應當以合同約定的金額計算，應當扣減當場及后續支付的利息。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區公安分局移送貴院審查起訴的起訴意見書中認定的涉案金額300余萬，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該數據是依據合同約定的數額計算，實際上每個出借人在簽約交款當日就在本金中扣除了1.5%至2.0%的月利息，共計238850元（詳見諸被害人詢問筆錄及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區公安分局做的明細表），出借人實際并沒有交合同約定數額。

辯護人認為：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的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既然認定為犯罪，那么犯罪單位與所有的出借人所簽訂的合同就是無效的，其中關于利息的約定自然也是無效的，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以合同額來認定數額，就等于認可了利息，繼而就等于認定合同的有效性，這顯然與認定犯罪是背道而馳的，也是嚴重的邏輯錯誤，這明顯脫離了客觀實際。財產和經濟犯罪都應以其實際獲取的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

因此，在認定犯罪所得時應當扣減當場及后續給付的利息238850元。

（二）犯罪金額應當扣減已經歸還給被害人的部分。案發前，敬某已經歸還了部分受害人的本金共計29.5萬。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宋某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3日）第二頁倒數第四行“還了一萬本金給我了”；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對歐某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3日）第三頁第二行“本金只還了我1萬元”； 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對易某做的第一次《詢問筆錄》（2015年6月3日）第二頁第十三行“…才在今年4月份還了￥30000元”；前述歸還本金數額在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區公安分局做的明細表也予以確認。2015年9月28日，諸借款人簽字認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還客戶投資明細》記載“已還本金，宋某1萬，歐某1.5萬，劉某價值2萬的東西，易某3萬，魏某1萬，徐某1萬”。另在長沙市岳麓區經偵大隊已歸還陳某20萬。

2015年9月28日，諸借款人簽字認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還客戶投資明細》記載“此次歸還本金，蔣某15600元，嚴某8800元…”共計197200元。

上述被害人的本金已經退回492200元（295000+197200），在認定犯罪所得時應當予以扣除。

（三）計算犯罪金額時，應當扣減已經進行過民事判決的部分。本案認定的31名受害人中有唐某、伍某、秦某已經在岳麓區法院進行民事訴訟并且已經判決，案號分別為（2015）岳民初字第02093號（唐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2號（伍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4號（秦某）。既然岳麓區人民法院已經認定為川泰公司與唐某、秦某、伍某之間借款關系為合法的民間借貸，并且已經判處川泰公司、中納公司承擔相應責任。那么不應當再作為刑事案件的組成部分處理。

如果作為刑事案件處理，刑事案件必然導致借款退賠，那么作為 出借人唐某、伍某及秦某可以依據刑事判決要求川泰公司、中納銀企公司承擔相關責任，又可以依據民事判決要求川泰公司、中納銀企公司承擔相關責任，那么將導致責任疊加而獲利。川泰公司、中納銀企公司既要承擔民事責任也得承擔刑事責任，顯然是不當的。

因此，在計算犯罪所得及認定犯罪時，應當扣除已經進行民事判決的部分，即唐某4萬、秦某4萬、伍某2萬共計10萬。

綜上所述，應當在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認定的犯罪金額上扣減

1、當場及后續給付的利息238850元，2、已經退還的本金492200元，3、已經進行民事判決的100000元，共計592200元。

三、犯罪嫌疑人敬某有酌定或者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

（一）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行為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性較小。

1、川泰公司、湘府公司與出借人之間約定的利率屬于合法民間借貸約定的利息范圍，不至于擾亂金融監管秩序。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本案所有的《借款擔保合同》均載明，約定的利息為月息1.5%至2.0%不等（詳見卷宗《借款擔保合同》）各受害人《詢問筆錄》、證人的《詢問筆錄》均確認上述事實。以最高月息2.0%計算，即年利率為2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 效”之規定，年利率24%屬于合法的民間借貸利息。不是高利貸行為沒有擾亂金融監管秩序。

2、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時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故意。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犯罪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吸收公眾存款是非法的而予以實施。在中納公司、川泰公司與湘府嘉園公司借款時，均出具了正式的《借款擔保合同》、《借款借據》、《還款計劃書》等，并且岳麓區法院也認定了本案中部分借款人與川泰公司、湘府嘉園公司的借款行為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因此，嫌疑人在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時，認為自己實施的是合法的民間借貸，并不具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故意。

3、因為川泰公司資金鏈斷裂，對外債權未收回及湘府嘉園公司未及時還款導致無法歸還本案受害人借款，非敬某本來意愿。

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并不是不愿意歸還受害人的借款，是因為川泰公司資金鏈斷裂，對外的債權沒有收回，湘府嘉園公司的借款也沒有及時歸還。相反，敬某沒有卷款逃跑，一直在和他的家人在積極的籌款，積極的對外主張債權，以期將資金收回后歸還給本案被害人。其積極還款的行為得到了本案被害人的認可，被害人也出具了《和解協議書》及《刑事諒解書》

（二）犯罪嫌疑人敬某有自首情節，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自首、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或者 減輕處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貫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的實施細則》規定，“對于具有自首情節的，可以綜合考慮自首的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確定從寬的幅度”“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沒有卷款潛逃，在公安機關沒有完全掌握其犯罪行為的時候就如實供述自己罪行（詳見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2015年6月3日對敬某第一次《詢問筆錄》），在之后公安機關的諸次訊問中也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當按照前述規定從輕、減輕處罰。

（三）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態度良好，取得了本案受害人諒解，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犯罪案發之后，沒有卷款逃逸，在歸案后如實交代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工作，表示愿意認罪伏法，在長沙市第二看守所羈押期間書寫了《悔罪書》對自己的犯罪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檢討。且犯罪嫌疑人敬某與本案受害人簽訂達成《和解協議》，在《和解協議書》敬某制定了還款計劃并獲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諒解。敬某愿以實際行動履行其還款承諾，目前已經變賣家產籌集了二十余萬已經退還給本案受害人。另外，敬某經營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項目正在運營之中，同時敬某作為債權人仍有許多對外債權可以主張，其也是有能力退賠受害人損失的。根據《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貫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的實施細則》規定：“對于退贓、退賠的，綜合考 慮犯罪性質，退贓、退賠行為對損害結果所能彌補的程度，退贓、退賠的數額及主動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1）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過二年；（2）取得被害人一方諒解的，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過二年；（3）同時符合上述兩項情形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一般不超過四年。”“對于當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禮道歉以及真誠悔罪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下”，對犯罪嫌疑人敬某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四）嫌疑人敬某一貫表現良好，沒有刑事犯罪記錄，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系因法律意識淡薄，受到利益誘惑才導致本案發生，建議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長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橋派出所出具敬某的《戶籍證明》中載明“經查，該人暫未發現違法犯罪記錄”。本案案發前敬某是一名本分的商人，一貫表現良好，遵紀守法，沒有刑事犯罪記錄。本案系因其法律意識淡薄，受到利益誘惑導致。本案犯罪行為確實與民間借貸有模糊地帶，難以區分。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的習僻尚未形成，可改造性較大，再犯可能性相對較小，建議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四、辯護人建議對敬某適用緩刑。

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判處緩刑的條件有“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 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一）嫌疑人敬某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承前所述，本案系單位犯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500人以上的”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即使本案依據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認定的31名受害者300余萬資金也沒有達到“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因此應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對犯罪嫌疑人敬某采取緩刑沒有社會危害性。

就本案而言，敬某涉嫌的罪名為非法吸收存款罪，系非暴力犯罪，其行為也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案發后，嫌疑人沒有逃逸，在歸案后如實交代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偵查機關的工作，表示愿意認罪伏法，積極籌款歸還被害人借款，對其采取緩刑沒有社會危害性。

（三）、犯罪嫌疑人有較好的悔罪表現。

如前所述，敬某在案發之后，沒有卷款逃逸，在歸案后如實交代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工作，表示愿意認罪伏法，在長沙市第二看守所羈押期間書寫了《悔罪書》對自己的犯罪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檢討。并且與家人一起以實際行動退賠受害人損失。

（三）對嫌疑人敬某判處緩刑有利于其籌集還款資金，及時歸還本案受害人借款。嫌疑人敬某與本案受害人簽訂達成《和解協議》，在《和解協議書》敬某制定了還款計劃并獲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諒解。敬某愿以實際行動履行其還款承諾，并且有能力履行。敬某經營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項目正在運營之中，同樣本案借款人湘府嘉園公司投資的湘府嘉園房地產項目正在銷售中，此九十余萬借款可以回收，另一借款人長沙川泰建材貿易有限公司投資的燃氣管道安裝項目，工程款結算之后，預計利潤有一百四十余萬，可以退賠受害人損失，該公司還有其他項目在運作。同時敬某作為債權人仍有許多對外債權需要主張。

如果敬某在監獄服刑，無法籌集還款資金，其家屬對其經濟業務往來及對外債權不知情，無法替其運作公司及主張債權。無法及時歸還本案受害人借款。

（四）敬某判處緩刑更有利于其改過自新且符合刑事法律中蘊涵的人道主義原則

犯罪嫌疑人敬某因本案于2015年6月4日被長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5年7月9日經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時至今日，羈押已有175日之久。犯罪嫌疑人敬某家中尚有一名三歲的幼女及一名尚在哺乳期內的幼子急切需要敬某的照顧，感受親情的溫暖，這不僅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要求，也與共建和諧社會相吻合。對敬某判處緩刑，不僅可以讓其感受刑罰的懲罰功能，更有利于其接受刑罰的教育功能，同時也有利于其改過自新。懇請貴院本著教育、挽救的司法理念，對敬某予以緩刑以實現刑罰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因此，辯護人基于上述理由建議對敬某適用緩刑。綜上所述，辨認人認為本案屬于單位犯罪不是個人犯罪，對犯罪嫌疑人敬某應當依據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其他責任人員”定罪量刑；本案涉嫌涉案金額不應以合同約定數額計算應以實際非法吸收存款數額計算，并且應當扣減已經歸還部分及已經進行民事訴訟部分共計592200元；犯罪嫌疑人有法定或者酌定的從輕、減輕情節。辯護人建議對犯罪嫌疑人敬某判處緩刑。以上法律意見請貴院予以考慮。

湖南正之道律師事務所

楊勇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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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

第一百七十六條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第一百九十二條 【集資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概念不清

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刑法并未明確規定，也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因此，什么樣的行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什么樣的行為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刑法本身沒有解決。造成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援引了1998年7月國務院第247號令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取締辦法》）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判決。《取締辦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與吸收公眾存款性質相同的活動。但是，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以及相關法律的規定，解釋法律的權力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對于法律無權做出解釋。因此，援引《取締辦法》界定刑法條文，援引行政規范做出刑事判決顯然與憲法相悖。還有的法院在刑事判決中援引了1991年7月2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以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以上高息來界定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因此，導致援引民事規范做出刑事判決。界限不明

特別是與合法的民間借貸界限不明，這是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特征是行為人“面向社會，吸收公眾存款”，而什么是公眾存款，爭議較大的是代表公眾的“不特定對象”，而什么是不特定對象，爭議較大的是到底什么人是“不特定對象”，什么是特定，還是特定中的不特定，還是不特定中的特定，實踐中爭議相當大，很容易混淆界限。然而，從目前全國比較典型的案例分析，以民間借貸性質進行界定，在民事規范上并不發生沖突，其行為完全可以用民法來調整，用不著刑法來調整。理由一：中國合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建立在真實意愿基礎上的民間借款合同受法律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在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范圍內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因此，對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而不能將違法行為當作犯罪行為來對待。理由二：行為人與相對人而言，在不能按期還款的情況下，相對人完全可以以債權人身份憑據借條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債權。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時，經審查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起訴的法定條件，便可依法審理并作出裁判。行為人對裁判后承擔的后果是民事責任，除非涉嫌刑法第313條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才有可能構成犯罪，但也構不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理由三：從借款用途分析，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侵犯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動機，行為上也沒有實施發放貸款，其借款的用途是投資辦企業或生產經營活動，行為人對每筆債務均持有借有還的態度。這對許多大、中、小型企業來說，應當是一件好事，它彌補了銀行無力貸款的缺陷，激活了市場經濟，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種現象的發生，行為人都不會想到在實施犯罪。因此，行為人往往在工作崗位上埋頭工作時被司法機關刑事拘留。所以從借款用途上可以區分其行為是否與國家金融制度相對立，進而區別罪與非罪。定性不準

刑法第176條把“擾亂金融秩序”作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就國家利益而言，金融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我們要建立和維護的金融秩序應當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金融秩序，而中國現存的完全由政府壟斷的金融秩序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阻礙作用日漸突出，已經存在的民間借貸和屢禁不絕的“非法”金融市場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金融壟斷的不合理性。因此，從發展角度來看，規模化的民間借貸對金融市場壟斷的沖擊和影響，對于提高金融機構服務質量，促進金融體制改革，促進社會進步是有益的。因此，把規模化的民間借貸以及對金融市場壟斷的沖擊以“擾亂金融秩序”來界定，不符合市場經濟需求的客觀規律。除此之外，與整個國家金融體系相比，民間借貸尤其是農村民間借貸有限的規模決定了其對金融秩序的不良影響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根本不受影響。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往往缺乏金融秩序受到危害以及程度如何的證據。相反民間借貸的資金流向終端還是銀行。因此，刑法在界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應當慎重考慮在事實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受害者是眾多的債權人，如民間借貸行為人一旦因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責任，那將涉及到許多大、中、小型企業將面臨破產或倒閉，許多債權人無法主張債權。這樣從后果上分析，國家金融市場秩序是得到保護，但債權人的利益卻受到危害，由此而引發社會不安定問題顯而易見。由此可見，刑法第176條對社會危害性定性不夠準確。觀點不一

可以這么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目前司法界爭議較大的罪名，特別是各地法院在審判中也是觀點不一。大城市與小城市、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落后地區的審判觀點都不同，沒有一個統一的適用標準，審判顯得很混亂。但從孫大午案件分析，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過程中，逐步朝著“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觀念發展，從而顯見中國審判制度在不斷進步。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客體是國家的金融信貸秩序。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金融交易主體之間形成復雜的金融關系，金融關系的有機整體就是金融秩序。金融關系包括：金融交易關系，金融管理關系，金融機構的內部關系，金融管理關系是指國家金融主管機關對金融業進行監管和宏觀調控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它是一種非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管理關系，即縱向金融關系。金融秩序由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機構內部秩序三個有機統一的方面結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實現國家的宏觀調控，保證社會資金的合理流向，保護廣大公眾的利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不僅侵犯了金融儲蓄的管理秩序，而且由于因為金融儲蓄是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對儲蓄管理秩序的侵犯必將侵犯整個金融信貸秩序。所以本罪的客體是國家的金融信貸秩序。

（二）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以或者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

所謂“公眾”意即吸收存款對象的不特定性，指社會上大多數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存款包括個人存款和機構存款，所以公眾包括法人。且本罪只要求行為針對社會上大多數人，并不要求實際從社會上大多數人得到資金。但由于現代法人的發展，法人規模越來越大，其成員構成規模也越來越大，法人內部的特定對象也滿足不特定性要件。所以筆者認為，關鍵問題是行為的性質是否金融業務活動。如果行為屬金融業務活動，而對象又為特定少數人，則可以依刑法的“但書”出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沒有吸收公眾存款資質的個人或法人吸收公眾存款，另一種是具有吸收公眾存款資質的法人采用違法的方法吸收存款。對于后者，依《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規定，金融機構辦理存款業務，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將存款用于帳外經營活動；

（二）擅自提高利率或者變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三）明知或者應知是單位資金，而允許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存儲；

（四）擅自開辦新的存款業務種類；

（五）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客戶范圍、期限和最低限額；

（六）違反規定為客戶多頭開立帳戶；

（七）違反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其他存款行為。其中第（一）項將帳外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時才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后幾項行為行政法規中也沒有被規定為犯罪，不宜作為犯罪。所以具有吸收公眾存款資質的法人采用違法的方法吸收存款不構成本罪。只有不具有吸收公眾存款資質的，能夠構成本罪。

目前存在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形式很多，如利用非法成立的類似于金融機構的組織吸收存款，典型的包括抬會、地下錢莊、地下投資公司等。一些合法的組織也從事或者變相從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活動，如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資金服務部、股金服務部、結算中心、投資公司等。對這些組織上從事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以本罪論處。

金融活動表現為資金的流動，因此對金融秩序的擾亂也表現為量化的標準。需要說明的是，“擾亂金融秩序”，既可以作為本罪的社會危害性量化的標尺，同時也是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性質的說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本質正是一種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

（三）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單位也可以構成本罪。

單位指各類非法金融機構以及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資金服務部、股金服務部、結算中心、投資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其業務范圍僅限于成員單位的本、外幣存款，不具有對外吸收公眾存款的資質，其從事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達到定罪標準，就構成犯罪。有論者認為具有吸收公眾存款資質的法人，實施的違法吸存行為，情節嚴重的，也能構成本罪，筆者認為值得商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作為行政犯，應當以行政法規作為立法與執法依據，而中國的行政法規僅將這些行為規定為行政違法，所以不能構成犯罪。

（四）本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但行為人不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量刑

依照刑法第176條的規定，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處罰。

第五篇：鄭X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之申訴書

鄭X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之申訴書

申訴人：鄭X，男，漢，1966年5月4日出生，現關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代為申訴人：李澤民，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律師

申訴事項：請求立即釋放申訴人

事實和理由：

XXX年X月X日，XX市公安局XX區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由將申訴人刑事拘留。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接受申訴人之妻的委托，指派李澤民律師作為申訴人的律師，在偵查階段為申訴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為申訴，控告；代為申訴取保侯審。現提出如下申訴意見：

申訴人在本案中沒有犯罪行為。

XXXX年X月，申訴人受聘于四川馬XX公司，任財務經理，管理公司內部財務。申訴人在公司的一切工作均依照《公司法》，《會計法》及自身的職責開展，申訴人的行為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財務負責人都應該進行的工作。其行為本身并無違法性可言。現“馬XX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申訴人認為應追究犯罪行為人的責任而不應殃及無辜。從申訴人進入公司至今，申訴人沒有參與任何過關于吸收公眾資金的會議，討論，沒有參與過任何與吸收公眾資金有關策劃，決策行為。申訴人沒有犯罪的故意，也沒有與他人共同的犯罪故意。因此，申訴人在“馬XX公司”上班，完成自己的工作，領取自己應得的勞動報酬。這與申訴人在其他公司工作的內容，性質都不會發生變化，其行為不是犯罪行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公安機關應保障無辜的人不受刑事追訴，故向貴局提出申訴，請求立即釋放申訴人！

此致

XX市公安局

申訴人：鄭XX

代為申

訴律師：李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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