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7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扶貧“逼捐”折射出濫權的傲慢

2017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

扶貧“逼捐”折射出濫權的傲慢

時事評論背景：

云南永勝縣為加快全縣脫貧攻堅進程，發文要求干部職工捐扶貧款，每名職工最低捐款一千元，引發網友一致吐槽。目前，該縣縣長已致歉并承諾將退回捐款。

時事評論觀點：

行政“逼捐”，公眾已見多不怪，但值得探究的是，在信息時代，為何該縣主要負責人的理念如此落后?《慈善法》早已為捐款攤派劃出了紅線，為何該縣還敢觸碰法律雷區?問題的根源找不到、除不掉，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種“逼捐”行為恐怕仍會上演。

即便是套以“扶貧”的名義，捐款仍然是內心的道德選擇，不應迫于權力，不該礙于壓力，不需看誰的面子，而應植根于自愿自覺。強迫玫瑰栽種在沙漠中，芬芳必不會持久。慈善來源于大愛生發的自覺，而自覺的培養基來自感化后的自愿。以行政名義強迫捐款，捐的不是愛心，而是鬧心，結果只能是“強扭的瓜不甜”，耗費善心資源。這個道理，早已是社會共識。違背共識的“逼捐”，背后必有利益的考量。

把強迫干部職工捐款變成扶貧工作任務的一部分，不僅侵犯了干部職工的權益，也無法達到精準脫貧之目的。據悉，該縣的文件派捐，共集資一千多萬元。即便是用于各自掛鉤村、貧困戶的產業發展、教育幫扶等項目，也只是杯水車薪，不可能真正實現脫貧。敢于漠視社會共識，棄法律于不顧，恐怕還是因為政績沖動，為了向上級交差。這么做，只會扭曲精準扶貧的本質，讓扶貧工作變成了“假把式”“花架子”。

貧困戶形成貧困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因病致貧，有的是因災致貧，有的是因為缺少勞動力致貧，有的是缺少技術和資金致貧。精準扶貧，理應以增強“造血”功能為核心，從思路、信息、項目、資金、技能等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動力，幫助黨員群眾增強致富本領，開辟致富渠道，增加家庭收入。缺錢，是貧困地區的共性問題，但依靠城市結對扶貧、產業扶貧、金融扶貧等手段實現脫貧的地區比比皆是，該縣扶貧想通過行政“逼捐”來實現脫貧，與其說是無能的表現，不如說是濫權的傲慢。

值得一提的是，明法于前，豈是縣長致歉就可交代的?法律不是“稻草人”，而是“通電網”。對于該縣明顯的違法行為，必須對主要負責人加以追責處分，才能維護法律的權威，否則只會引發“破窗效應”。

脫貧攻堅不能僅靠一腔熱情，更不能靠違法手段。真扶貧、扶真貧，必須把干部職工的智慧與干勁兒激發出來，把企業的責任擔當撬動起來，把貧困群眾的脫貧動力攪和起來。順著自然規律下功夫，讓扶貧項目扎下根;順著市場規律施巧勁，讓扶貧效益結出果。

第二篇：2017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扶貧,別忘了“涵養水源”

2017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

扶貧，別忘了“涵養水源”

時事評論背景：

在報上又看到了一則類似的新聞：一位山東農民，年過六旬，靠著勤勞苦干，本已過上小康生活，可由于兩個兒子先后結婚，又欠下了一屁股“饑荒”。前幾年大兒子結婚，女方要求在縣城買一套兩居室，買一臺十幾萬元的小轎車，再加3斤3兩百元大鈔(合10萬元)。為了兒子能討到媳婦，老人一咬牙，滿足了女方條件。不久前老二結婚，彩禮更多??無奈，老人只好賣了自己住的宅子。為還債，又愁眉苦臉外出打工了。

時事評論觀點：

其實，不僅僅是彩禮，其它的人情負擔，也橫亙在農民脫貧的路上。幾年前，我曾就此問題在某縣做過調查，除了婚喪嫁娶要請客，還有林林總總的名目侵蝕著農民本就不很“豐滿”的荷包：小孩10歲、16歲，大人36歲、48歲、54歲過生日要請客;孩子考上了中學、大學，也要請客;圍繞逝者做的文章更多，35天、49天、周年都要搞一次。逢農歷三、六、九，周末、月首都有人請客。碰上“好”日子，有的家庭幾口人得分赴幾家趕場。一個家庭一年幾千元也打不住。收到請柬，很多人連連叫苦：又接到“罰單”了!

我曾問一些農民：“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這樣?”回答：“都是鄉鄰，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都送了禮，你家不送，會被鄉鄰瞧不起。”于是，便陷入了惡性循環。我給你送了禮，再找個名目撈回來。一位村民無奈地說：“一過節，我就想辦法躲。舊社會楊白勞過節躲債，我現在是過節躲吃。”

我曾做過統計：農民人情消費和醫療消費，基本上占了農民總消費的一半!

脫貧不易，鞏固脫貧成果、做到任憑“風吹雨打”不再返貧，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貧困和周圍的環境有絲絲縷縷的關系，單打一恐怕不行。

這些年，隨著國家財力增強，多予少取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三提五統”、集資攤派造成農民返貧的情況已越來越少。與此同時，為了防范“因病返貧”“因學返貧”“因災返貧”，各個部門、各級政府均采取了許多措施，農村合作醫療、助學貸款、自然災害保險等等，為農民豎下了一道道“防災網”。但農民“因禮返貧”這方面，似乎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就當前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經過這些年的挖潛，大幅度增收已很困難。而非農產業，農民增收的空間也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擺脫貧困，必須是增收、節支一起抓。在狠抓增收的同時，要想方設法“涵養水源”——讓來之不易的血汗錢，盡可能多地存留在農民手里，其中，就包括削減畸高的人情消費。否則，“水土流失”不斷，“脫貧大樹”能長好嗎?難!

第三篇：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怎樣打好脫貧攻堅戰？

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

怎樣打好脫貧攻堅戰？

時事評論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15日主持召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抓黨建促脫貧攻堅工作座談會，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重要指示精神，結合組織部門職能，選優配強領導班子、建強基層黨組織、夯實基層基礎，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使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轉化為各級領導班子、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干部奮發有為的行動，更好地團結帶領人民群眾打贏脫貧攻堅戰。

時事評論觀點：

當前，扶貧開發工作已經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關鍵階段。脫貧攻堅沒有“選擇題”，只有“必答題”，直接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局，既是戰略之舉，又是根本之策，更是當務之急，必須把基層黨建同脫貧攻堅結合起來，發揮好組織優勢、組織功能、組織力量，堅決打贏扶貧開發、全面小康攻堅戰。

黨委掛帥，統領攻堅。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也是各級黨委和廣大干部必須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務。各級黨委要認真履行脫貧攻堅主體責任，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充分發揮脫貧攻堅指揮部的統籌作用，整合集中相關力量，成立，著力抓好精準識別、制定措施、實施攻堅、效果評估等環節的統籌指揮調度，形成強有力的統一指揮體系，推動脫貧攻堅工作穩步、有序、高效開展。各地要按照“黨委主體、政府主抓、干部主幫、基層主推、社會主扶”要求，層層簽訂軍令狀，建立上下聯動扶貧工作機制，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局面，確保不讓一個貧困村、一個貧困群眾掉隊。

建強堡壘，筑牢攻堅。“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老鄉富不富,關鍵在支部”。基層黨組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黨在農村最堅實的組織和力量支撐。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切實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通過提升基層黨組織領導精準扶貧的能力，依靠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去引導、去推動、去落實，確保脫貧攻堅任務落實到位。要以縣鄉村換屆為契機，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把夯實基層黨組織同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建好鄉鎮黨委書記、村黨組織書記、農村創業致富帶頭人“三支隊伍”，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的優秀年輕干部和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落實好貧困村黨組織選派“第一書記”舉措，完善村級組織運轉經費保障機制，鼓勵他們努力創造脫貧攻堅新業績，真正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斗堡壘。要結合“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把脫貧攻堅作為合格黨員的重要標尺，引導他們在脫貧攻堅戰中沖鋒在前、敢闖敢拼，攻堅拔寨、打開局面。

調動各方，合力攻堅。脫貧致富不僅僅是貧困地區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要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動員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要建立領導掛幫、部門幫扶、支部結對、干群結親等集團幫扶機制，推進政策、資金、項目、技術等資源精準向貧困村和困難群眾傾斜;整合農業、水利、國土、高校、科研院所等農業農技專家，組建服務隊，深入到脫貧攻堅一線服務群眾;鼓勵離退休老干部回鄉駐村幫扶，號召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脫貧攻堅，扶持和吸引有技術、懂市場、會經營的農民工回鄉創業，形成脫貧攻堅合力。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不僅要各方助力，更要自身發力。要充分發揮扶貧對象在扶貧脫貧工作中的主體作用，激發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重視發揮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激發他們“寧愿苦干、不愿苦熬”，依靠自己的勞動脫貧致富奔小康。

精準考核，保障攻堅。考核是工作的“指揮棒”，要將其融入扶貧工作中，為決勝脫貧攻堅保駕護航。在考核管理上，將脫貧攻堅目標任務進行細化分解，著力解決好“扶持誰”“怎么扶”的問題。在考核責任上，盯緊盯牢主體責任、第一責任人責任和具體責任的精準落實，著力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在考核辦法上，要改進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辦法，提高貧困縣實績考核中減貧、民生等方面指標的權重，建立評估認定機制，堅持把脫貧攻堅實績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對長期在貧困地區一線工作、扶貧實績突出的干部予以表彰并提拔，對那些在脫貧攻堅上認識不到位、精力不集中、工作不得力、作風不扎實、效果不明顯的干部要進行問責，發揮好考核的“指揮棒”作用，把好干部選出來、用出來、管出來、帶出來。

組織敢擔當，脫貧攻堅就能“不破樓蘭終不還”。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是黨對貧困群眾的承諾，更是不容推辭的責任。只要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以事不避難、敢于擔當的責任感，按照扶貧開發的決策部署，強力推進，精準發力，狠抓工作落實，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形成強大工作合力，就一定能全面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

第四篇：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

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

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

時事評論背景：

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加快構建科學規范、運轉高效、實施有力的宏觀調控體系，是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根本要求，是促進“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的強有力保障。

時事評論觀點：

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應把握好的基本原則

“十三五”時期，新形勢新任務對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針對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明確提出，要更加注重擴大就業、穩定物價、調整結構、提高效益、防控風險、保護環境。為此，需重點把握好以下四個方面。

堅持總量調節和定向施策并舉。實施宏觀調控要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點，既防止經濟增速大幅波動，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又抓住時機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一方面，保持經濟總量基本平衡，把握好總供求關系的新變化，明確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下限，加強區間調控、相機調控，加強政策預研儲備，備好用好政策工具箱。當經濟面臨滑出合理區間的風險時，采取更大力度的穩增長措施，以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堅持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注重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別是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統籌施策、精準發力，推動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努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堅持短期和中長期結合。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兼顧長遠，既有利于解決當前面臨的矛盾，也為長遠發展打好基礎。一方面，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通過預調微調，搞好需求管理，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經濟波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防范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另一方面，著眼于改善中長期供給能力，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加快推動經濟結構優化，不斷提高要素產出效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堅持國內和國際統籌。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國際投資貿易格局變化、世界資本流動、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主要經濟體經濟政策調整都會不同程度傳導、影響到國內經濟運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宏觀調控必須具備全球視野，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多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要加快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主動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雙邊國際經濟合作，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國際宏觀經濟治理結構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拓展發展空間，為世界經濟穩定復蘇作出積極貢獻。

堅持改革和發展協調。經濟平穩發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又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和活力。要把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與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努力實現多重目標、多項改革和多種政策聯動

協調平衡。一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主動調控、穩中有為，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有利于經濟平穩發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臺、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務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要通過改革創新引導宏觀調控方式創新，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難題，著力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

“十三五”時期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的主要任務

《建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總結宏觀調控實踐經驗，借鑒國外有益做法，從宏觀調控實施依據、創新調控思路和工具、完善調控政策體系和運用大數據技術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的重點任務。

依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和總供求格局實施宏觀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體現了國家意志、人民愿望和對發展規律的把握，明確了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是引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綱領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是貫徹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工作安排，明確了發展目標和相應的宏觀政策取向。要強化國家中長期規劃的引導和約束作用，發揮好計劃在落實規劃上的關鍵作用，加強對政府公共預算安排、金融資本運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合理配置等領域的引導和綜合協調，穩定和引導社會預期，促進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有效防范風險。

創新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要依據不同階段、不同情況和不同特點，與時俱進、探索創新，及時調整完善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增強政策的現實針對性。“十三五”時期，要在保持政策基調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實行相機調控、精準調控。把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作為宏觀調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充實和完善“三個工具箱”：當經濟平穩運行時，加快推出一些促改革、調結構的政策措施;當經濟出現波動時，預調微調的力度就要大一些;當經濟出現下滑時，采取力度更大的穩增長措施。要堅持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并重，把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大膽探索創新政策工具，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有保有壓、有扶有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結構調整優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

完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建議》強調，“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落實好這一要求，一要加強重大問題研究和政策儲備。圍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深入開展重大問題研究，并逐步向戰略構想、發展規劃、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演化，形成政策儲備。二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統籌協調機制。統籌協調重大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節奏和出臺時機，避免政策效力過度疊加或相互抵消，形成調控合力。三要完善政策分析評估機制。對政策背景、力度、效果和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和量化測算，統籌進行政策特別是重大政策的綜合評估和協調，增強宏觀調控政策體系的有效性。

運用大數據技術提高經濟運行信息及時性和準確性。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必須加強對經濟形勢的監測預測預警，特別是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潛在性問題，及時進行預研預判，這些都需要夯實宏觀調控的信息基礎。大數據的迅猛發展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提供了重要機遇，實時、海量的數據極大豐富了經濟運行信息的來源。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數據采集制度，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整合網絡資源，實現互聯互通。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改進經濟運行監測預

測、風險預警和政策效應評估。加強政企合作，推動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大數據資源、產品和技術服務，為宏觀調控提供支撐和保障。

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政府價格管理要把不該管的堅決放給市場，集中力量把該管的管住管好。“十三五”時期，要在保證公立醫院良性運行、醫保基金可承受、群眾負擔不增加的前提下，調放結合，積極穩妥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加快輸配電價改革步伐，推動逐步放開上網電價和公益性以外的銷售電價;實現成品油價格完全市場化，逐步放開天然氣氣源和銷售價格。同時，加大市場價格監管和反壟斷執法力度，維護良好市場秩序。到2017年，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基本放開;到2020年，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基本完善，科學、規范、透明的價格監管制度和反壟斷執法體系基本成熟定型，價格調控機制基本健全。

建立風險識別和預警機制。“十三五”時期，要加強經濟領域重大風險防控，堅持全球視野，有效防范和化解突出風險隱患。一是堅持預防為主。以國際國內重點領域重大風險為重點，建立健全風險識別和監測預警體系，做到防控關口前移，防微杜漸，避免矛盾積累。二是堅持穩妥有序化解風險。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既不可操之過急，也不能無所作為。三是堅持提升風險防控能力。要通過改革創新、結構升級，重點提高財政、金融、能源、礦產資源、水資源、糧食、生態環保、安全生產、網絡安全等方面的風險防控能力，將發展成果更多轉化為防范風險、保障安全的能力。四是堅持底線思維。從防范最困難、最危險的風險著眼，完善風險處置預案，加強政策儲備和物資保障，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第五篇：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創新完善村級治理模式

2016年湖北省公務員考試時事評論：

創新完善村級治理模式

時事評論背景：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該《方案》是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發展指導原則的具體化，明確了未來五年農村改革的方向、重點、底線等重大問題，必將從全局上更好地指導和協調農村各項改革，增強各項改革之間的銜接配套，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的綜合效應。相對于既往的法規政策規定，《方案》在加強和創新農村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方面有兩點重大突破，必將對新形勢下的農村治理產生重要影響，也為創新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時事評論觀點：

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為自治單位需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

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單位，其下設有若干村民小組，行政村的區域往往涵蓋若干自然村。《方案》提出在有實際需要的地方，依托土地等集體資產所有權關系和鄉村傳統社會治理資源，開展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這一規定是對村民自治的突破，更加符合農村社會治理的現狀和規律。在我國，行政村的設置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理念，就基層農村社會而言，行政村往往打破了自然村既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交往形式，在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下，不利于激發村民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一些自然村落，基于親屬血緣、經濟利益等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生活共同體，將自治權交給這樣的共同體，無疑有利于將村民自治提高到新的水平。

上述改革試點必將對農村村級治理模式帶來重大影響。與此同時，隨著改革的推進，也為進一步完善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模式提出了要求。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服務的供給是按照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層層傳遞的。包括鄉村公路建設、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網絡等都是以行政村為單位配置的。在很多居住分散的農村，尤其是山區少數民族地區，行政村由若干相對分散的自然村落組成，原有的公共服務供給的終端一般都落在行政村的村部，常遠離一些村落的生活半徑，失去了公共服務應有的輻射功能。為了與上述改革相同步，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上也需要采取相應的改革。提供均等化、普惠性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的職責，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遵循人人平等的價值理念，為此，應該打破公共服務供給以行政村為終端的單一模式，按照《方案》的基本精神，在居住人口達到一定數量的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組布局公共服務終端，讓公共服務更好地貼近群眾需求，讓群眾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服務。

村級“政經分開”治理模式為完善村級社會治理體制提供了契機

長期以來，村級“兩委”既肩負著對接黨委政府的村級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服務職能，又直接經營管理村級集體經濟，在實踐中出現一些弊端。首先，“政經合一”的方式分散了“兩委”的村級公共事務管理和服務的資源，不利于村民自治事業的健康發展;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組織的運作對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所有者與經營者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更加明晰的界定，“政經合一”的模式不利于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為此，《方案》規定“在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組建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的地區，探索剝離村‘兩委’對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職能，開展實行‘政經分開’實驗，完善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運行機制。”這種新的治理模式既為

農村集體經濟的大發展減少了體制約束，又為提高農村村級治理水平釋放了改革活力。

隨著村級“兩委”“政經分開”治理模式的推進，一些外來投資者、經營者必將參與到村級經濟社會事務活動中來，為原有村級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隨著村‘兩委’對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職能的剝離，必將激發集體資產經營者參與村級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此，要采取相應的措施，順勢而為，更好地健全農村村級治理新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