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臺灣民間借貸對中小企業民間融資的借鑒

鄭航濱：臺灣民間金融發展狀況與啟示

一、臺灣民間金融發展狀況

臺灣地區金融體系呈現典型的雙元結構特征，即除公開合法的金融組織外，尚有大量未被納入正式金融監管的民間金融中介。這些民間金融中介主要包括：分期付款公司、信用借貸、質押借貸、遠期支票貼現、地下錢莊、存放廠商、民間互助會(合會)、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地下投資公司等。

(一)臺灣民間資金市場活動盛行

臺灣的民間和黑市資金市場、地下錢莊從事投機、高利貸活動始終比較盛行。據臺灣當局調查統計，1949年4月臺灣地下錢莊有近500家之多，占“央行”舊臺幣發行量的62．5％。當時地下錢莊的最高利息每百元達日息2元，即日息2％。1952年5月臺灣“行政院”公布《取締地下錢莊辦法》之后，黑市借貸交易遂轉入地下暗中進行，一直到現在臺灣黑市資金市場仍然十分活躍。

臺北市的黑市資金市場表面上屬于非法而禁止存在的資金市場，而實際上在暗中交易且具有相當規模。據1979年臺灣當局破獲的四家地下錢莊所公布的資料來看，被查獲的往來支票總數達新臺幣千萬元以上，其主要交易是使用遠期支票調換即期支票。據臺灣“中央銀行”調查報告，黑市交易中，民營企業民間借貸占其借款總額的比例由1967年的34．5％上升到1979年的36．5％。另據資金流量統計，1980年臺灣民營企業向家庭(包括個人)、部門等借款額為2400億新臺幣，若連民間企業彼此之間的融通一并計算在內則金額達3500億元，而向正式金融機構的借款總額亦不過3800億元，可見民間金融在信用市場所占比例之大。

臺灣財金主管1990年12月對臺灣民間融資規模不完全統計，其數額約占GNP的30％以上。臺灣民間金融的存在，與其大量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和民間地下經濟活動有密切關系。臺灣約占企業總數1％的大企業為官僚資本經營，而占企業總數98％的70多萬個中小企業中，絕大部分為民間經營。在臺灣地區生產總值和出口總值中，民間企業分別占80％和65％左右。民間企業資本少，向銀行借款手續繁雜，只好轉而求助于民間融資。

(二)臺灣民間金融交易方式

l、信用借貸和信用拆借。資金需求者以口頭保證或立字據的方式向親友或其他資金貸放者告貸。形式相當于民間自由借貸。信用拆借，即通過地下金融以高利借人資金，或工商企業同業間互相調劑資金。

2、小額質押借貸。由借款者提供不動產、汽車、機車、電冰箱、電視機、黃金等作為擔保，向資金貸放者(地下錢莊或財務公司)借款。

3、遠期支票調現交易。指廠商簽發遠期支票借以籌措資金，由資金需求者以其收受的遠期匯票或自己開立的遠期支票與他人調換即期支票或現金，利息預先扣除，類似銀行貼現。這種交易多屬非自償性貸款，風險很大，資金貸放者要冒血本無歸之險以賺取高利貸之利。這種民間交易，手續簡便，且十分活躍，但利率很高，風險頗大，由于缺乏自償性，以致欺詐、倒閉、銀行拒絕往來的案件層出不窮。據臺灣有關資料，1979年臺北市民間和地下金融案件占全市經濟犯罪案件的70．9％。

4、非法經營存放款。從事生產或流通的工商企業，向外借用周轉資金用于其所經營范圍以外，又通過轉存、轉貸以圖利者。地下錢莊的主要貸放對象包括中小企業、一般社會消費大眾與資金緊急需要者。貸款方式除少數信用放款外，大部分采用遠期支票調現、房地產抵押及汽車抵押等。

5、存放廠商及股東往來。指公司員工及股東為了解決自己公司資金的不足，以資金借與公司而收取一定的利息，即企業以借款方式吸收職工甚至非職工存款，這是臺灣很流行的一種融資方式。某些企業吸收民間存款高達150億元臺幣，利率也較官辦銀行高得多。

6、合會組織形式。指家庭之間融通資金的一種方式，屬于消費信用的一種，其種類名目很多，如標會、輪會、搖會、稻谷會、兄弟會等。“合會”是長期流傳于兩岸農村的民間金融習慣和傳統互助組織，并兼有儲蓄與融資的功能。合會簡稱“會”，又有“義會”、“標會”、“搖會”、“抬會”、“互助會”等不同的形式和稱法。

臺灣民間合會有標會、搖會、具有團體性質的合會及父母會四種。目前最盛行的是標會。根據臺灣“法務部”1985年的研究報告顯示，臺灣人參加民間合會的普及率達85％，而目前正在跟會或起會的仍有59．8％。合會的參與人中，有36．7％的人曾被倒會，5％自己倒會，1．5％的既被倒會，自己也倒會。另據臺“主計處”的研究報告指出，1981年臺灣民間合會的利息所得超過110億元，占其GNP的0．65％。在調查樣本35(10戶中，有43％的家庭參加標會的目的是儲蓄，有1．88％是為借款，剩下的,54．65％兼有儲蓄和借款兩個目的。

7、分期付款公司。公司的業務主要為消費性貸款，融通大眾購買耐久性消費品或汽車等資金需求。其經營形態具有公司性質，但未被納入臺灣地區“財政部”的金融管理。

8、民間和地下投資公司。于1982年下半年出現，發展迅速以致泛濫成災。其仿效日本的“老鼠會”的經營手法，以每月4分甚至10分的高利率吸收民間資金，然后進行風險很高的投機活動，炒買炒賣房地產、股票，甚至將資金轉移到海外從事金融交易，牟取暴利。構成黑市利率高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機會成本；二是通貨貶值貼水；三是倒賬與違法風險貼水。其中通貨貶值影響民間黑市利率水準尤為顯著。

(三)臺灣民間金融主要特征

l、民間金融規模龐大。臺灣民營企業(其數量占臺灣企業總數的98％以上)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于有組織的金融機構和無組織的民間借貸。1964－1986年臺灣民營企業的民間借貸金額從75．24億新臺幣上升到6287．74億新臺幣，增長82．6倍，而從民間借貸在臺灣民營企業資金來源中所占的比重來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達48．11％，最低年份(1974年)也達到了30．09％，平均比重為36．62％。上世紀90年代臺灣民間金融資金量約6000億元新臺幣(約200億美元)，規模及占GNP比重均為世界第一，民營企業很大部分資金來自民間金融借款，占總借款比重的33％。這項統計數據表明，在民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中，民間金融所占比重在最高年份只是稍遜于正式金融機構，在最低的年份也達到了正式金融機構的一半。這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了臺灣地區的民間金融規模相當龐大。

2、民間金融具有廣泛基礎。臺灣民眾對于民間金融的參與具有很高的熱情。以標會為例，1984年臺灣有50％以上的人口參與民間金融活動，而且都市群眾的參與程度略高于農村；從家庭所得劃分來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參與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6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階層入會比例高達70％。根據另一項調查表明，臺灣民眾參與標會的普及率高達85％，標會所占信用資金一年為1140億元，占調查當年(1978年)GNP的21，92％。

3、臺灣民間金融形式多樣。上世紀60－70年代臺灣主要形式是傳統的民間金融形式，如當鋪、民間互助會(合會、標會)和地下錢莊。到70年代逐漸興起抵押借貸、遠期支票貼現、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企業職工集資。到80年代則產生地下投資公司，并成為當時地下金融的龍頭。至于近年來新生的地下期貨公司有后來居上之勢。此外還有像地下股市、兩種經紀人等形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民間互助會(俗稱標會)和地下錢莊，以及80年代初的地下投資公司。

(四)臺灣民間資金市場經久不衰主要原因

1、當局的金融壓抑政策。臺灣長期以來對利率進行管制，每年都規定存放款利率的最高限額。盡管后來允許利率有一定的上下浮動空間，但浮動范圍極小，金融管制仍然十分嚴重。儲蓄者在高度金融壓抑下為了避免損失，不得不進行自我投資或求助于民間金融。中小企業一般都缺乏資金，向金融機構行庫取得融資不易，即使取得有限資金，亦不足其運轉，為了生存不得不向民間金融求援。因為自我投資的利潤率或民間金融的利率(市場利率)遠遠高于官方的利率。1961-1981年期間臺灣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利率之差最高的時候為16．2百分點(1979年)，最低的時候為7．68百分點(1970年)，平均為12．2百分點。

2、臺灣金融自由化進程緩慢。具體表現為限制民營銀行的設立，公營銀行壟斷的局面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利率長期受到嚴格管制，公營銀行難以擺脫行政干預。80年代末90年代初，臺灣開始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對金融機構設立和利率的限制，其民間金融活動才有所收斂。在臺灣經濟起步時期，合會對臺灣經濟起飛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日本占據臺灣時期，臺灣就出現了私營的“互助會”組織，并且開始企業化，設立“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合會為臺灣中小企業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因為當時銀行服務奇缺，投資者不得不救助于各種民間借貸，包括合會。但是，即使進入21世紀金融機構大量在全島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也未能使合會就此消失。根據2000年6月的MoneyGuide理財雜志對全島民眾所做的一份理財投資工具調查報告顯示，全臺灣地區仍然有高達65％的民眾會選擇以合會為理財投資的工具。

3、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利率之間的較大差距。對于民間金融的產生影響一是較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必然導致一部分儲蓄從正式的金融體系中分流出來，而轉向民間互助會等無組織的民間金融部門(即民間借貸市場)。二是低于市場均衡利率的銀行利率導致銀行信貸資金供不應求。這時銀行信貸資金就只能根據企業或個人的信用程度來獲得。由于大企業或公營企業具有較高的信譽，因此導致金融機構中的資金幾乎都流向這些大企業或公營企業。而廣大中小企業或民營企業由于信用較差主要是由于缺乏擔保品、無擔保人、獲利能力差、財務資料不全或不可信等，很難從金融機構中獲取資金。據統計，1965—1983年期間臺灣公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的比重平均約占84．5l％，而民營中小企業平均僅占54．57％，二者相差近30個百分點。這些民營中小企業在不能從正式金融機構獲取資金的情況下，只能求助于民間金融。1965—1983年期間民營中小企業來自于民間借貸的比重平均高達30．8％。

4、金融中介服務滯后。臺灣金融中介機構數量相對缺乏是金融中介服務滯后的一大障礙。臺灣地區的資金需求者很多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落后，財務結構不健全，擔保品不足，又缺少與正規金融部門打交道的信用記錄，無法在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貸款，只好求助于民間金融。

5、企業向金融行庫申請融資手續十分煩瑣。要經過征信程序，提供各種財務報表，要有會計師簽證，還要提供一定的擔保品，時滯較長，而向民間金融借貸，手續十分方便。許多金融機構行庫都是面對大型企業，不把中小企業看在眼里，作風“衙門化”，盛氣凌人，使許多中小企業不敢向金融機構行庫借款，只好求之于黑市，地下金融自然有其市場。

6、傳統的民間借貸習俗根深蒂固。金融壓抑和金融中介的滯后固然能解釋臺灣民間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原因，但卻不能說明臺灣民間金融為什么能夠普遍存在。以標會為例，在臺灣地區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參加(最高的時候達到85％)。調查這些群眾參與標會的原因，只有19．58％的人是為了獲取較高的利息，而有37.13％的人是認為金錢運用比較方便，有33．92％的人是為了朋友間互助活動，有7．28％的人是為了經商周轉方便。可見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民間金融的高利息并不是吸引他們參加的主要原因，實質是傳統互助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延伸。

(五)臺灣民間資金市場存在的基礎

1、逃漏可觀的稅捐。臺灣民間金融較其他地下經濟的影響為深，因為民間金融活動往往可以控制金融的流向，直接影響工商資金與金融(資本)市場的運轉，并逃漏可觀的稅捐，致使財金主管機關特別重視。

2、地下經濟與金融相傍而生。臺灣地下經濟的存在其嚴重性可能更大于地下金融。估計1982年地下經濟總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約為31．3％，其中地下金融只占6．5％——這是估計民間企業向地下金融所借款項，1982年約為4019億元，按黑市利率的年利率29．3％計算，利息為1179億余元，占當年生產毛額的6．5％，也就是說，實物面地下經濟所占生產毛額的比率為24．8％。并認為地下經濟嚴重危害地上經濟正當業者的利益。

3、金融雙元化促使民間借貸活躍。臺灣地區民營企業所需資金約有40％來自民間借貸，顯示臺灣金融機構在質與量的方面無法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通過金融機構的擴充及金融媒介管道多樣化，建立有系統的授信制度，才可使生產事業隨時能夠取得有效的資金。

4、非銀行融資業務有法不依。“銀行法”明確非銀行而自行吸收存款屬于犯罪行為。既然非銀行自行吸收存款是犯罪的行為，但臺“財政部”不但未依法取締，反而公開表示公司行號吸收存款不算地下金融活動。

5、套利資本促生黑市交易。黑市資金市場和臺灣金銀外匯黑市買賣市場，臺灣當局明定不允許而實際存在的市場。黑市買賣外匯黃金，外匯買賣主要是美元，包括美元現鈔和美元支票。美元是臺灣貨物走私的主要外匯支付工具。臺灣黃金的供需情況不平衡，自產黃金很少，靠進口或走私進口補充，臺灣的金價比國際金價一般要高10—20％。黃金美鈔的黑市買賣主要由銀樓業操作，其公開買賣飾金而暗中買賣黃金美鈔的行業。臺灣地區有銀樓業約2500家，其中臺北市有460多家。黃金美鈔黑市交易確切數字無法統計。根據臺灣統計學會“地下經濟與國民所得統計”研究報告，計算臺北市、高雄市、基隆市、臺中市四個地區參與黑市美金交易的銀樓、旅行社及觀光飯店估計為340家，每家每月進出交易額約有2500美元，全年總交易額則為新臺幣108億元。

6、兩岸民間和地下通匯方式。一是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直接帶外幣闖關。攜帶超標未申報外幣進入大陸是犯法行為。二是“地下錢莊”通匯形式的出現。錢莊經營者在大陸和臺灣都開有賬戶，若臺商想把賺到的人民幣匯出，只需把人民幣存入“錢莊”在大陸的賬戶，錢莊經營者隨即以電話指示臺灣方面放出臺幣；反之，若遇臺商急需人民幣，也可以把臺幣存入錢莊在臺灣的賬戶，錢莊再在大陸放人民幣給臺商。地下錢莊的經營效率高而風險小，在大陸臺商密集的城市較為盛行。地下錢莊的匯率是按照大陸的人民銀行和臺北的臺灣銀行當天對美元的匯率為交易依據，兌換服務手續費月利8％左右。在官價與黑市之間差價高時，還可獲取接近20％的價差利潤，使地下錢莊成為暴利行業。三是臺灣的旅行社。旅行社發團向大陸時，不以結匯的方式支付當地旅行社費用，而由當地臺商支付人民幣，旅行社再付臺幣給臺商。同時在臺灣旅客返臺時，也可以把外幣分攤給旅客帶回臺灣。由于臺灣當局對資金流出管制嚴格，大陸在資本項目方面也實行管理。在大陸投資的臺商遇到給大陸工廠的工人用人民幣發工資和利潤匯回臺灣，不走合法渠道試圖通過民間和地下通匯套利和避稅。

7、臺灣民間投資增長帶動民間金融的活躍。近年來臺灣外需增長強勁，特別是兩岸貿易和投資依存度提高，外貿出口呈現兩位數增長，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相對島內需求，除民間投資呈現較快增長外，民間消費增長乏力，官方投資不足，臺灣產業結構繼續向服務業集中，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首次接近70％。外貿持續順差及資本賬與金融賬資金的流入，臺灣外匯儲備持續大幅上升到2004年9月底達到2330億美元。

(六)臺灣民間金融對經濟金融的影響

大規模的民間金融雖有利于民營企業拓寬融資渠道，但也對臺灣經濟造成較明顯的負面影響，一是降低宏觀調控力度，在經濟過熱，臺“央行”調高利率而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時，民間金融的活躍會提高貨幣流通速度，而臺“央行”在市場出現不景氣時，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時會由于民間金融的存在使有限度的放松變成超限度的擴張，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也加劇了經濟運行的波動，從而削弱了臺“央行”的金融調控力度。二是助長泡沫經濟泛濫，臺灣民間金融注重的是投資高回報率而非產出效率，使得臺灣民間金融將臺灣股市、房地產市場等高風險高回報投資領域作為資金投放的首選目標，成為支撐臺灣泡沫經濟的主要力量。三是影響社會安定，臺灣民間金融活動大部分在法律規定之外進行，因而其權利和義務關系很難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并由于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如中小企業的民間借貸利率較高，這無疑會加大它們的經營成本，為獲取較高的利潤，它們往往將資金投入到風險較大的行業中去，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民間借貸的風險。此外，至于高利貸、地下投資公司、地下錢莊等總是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極為惡劣。四是腐蝕稅基減少稅收。臺灣民間金融活動的交易往往不通過正式的金融機構，而是采取現金結算以逃避監管當局的檢查和監督，從而使臺“財政部”對金融機構征收的稅收收入減少。此外臺灣民間金融還存在組織結構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等問題，所以臺灣民間金融具有很強的投機傾向。

(七)臺灣對民間金融限制和疏導措施

1、健全金融體制。

(1)建立金融法規。臺灣金融當局1989年大幅修改“銀行法”。新法進一步明確地下金融活動中，“收受存款”的定義和范圍，并加重處罰，上限由原來的5年有期徒刑和25萬元新臺幣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300萬元新臺幣。2000年再次修改“銀行法”，放寬銀行經營業務范圍，提高經營效率。出臺“信托業法”，促進金融業務多元化。2001年頒布“票券金融管理法”，以促進貨幣市場健全發展。2002年通過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為金融機構籌資與投資人投資提供多樣化渠道，使民間金融活動日益沒有市場。

(2)增加金融機構種類及數量。1990年臺“財政部”開始接受開設銀行的申請，3年內批準了16家新銀行，使島內民營銀行的數量迅速超過公營銀行，其它金融機構數量也有不同程度增加。截至2004年9月，總計島內金融機構總機構431家，分機構5918家。同時給予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等金融周邊機構法律地位，授權主管單位依法制定管理辦法，予以有效管理監督。準許民間或金融機構投資設立財務公司，讓其向銀行借款或發行商業本票、公司債等取得資金，然后對中小企業及個人辦理貸款。大幅放寬對各類金融分支機構所設立的限制。

(3)放寬利率管制。1985年廢止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的“利率管理條例”，各銀行可在 “中央銀行”核定的上下限內自行制定利率。1989年頒布新的“銀行法”，廢除由“中央銀行”核定上下限的規定，銀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利率放開使正規金融機構可以運用利率杠桿與地下金融中介競爭，逐步取代原有官市和黑市的利率雙軌制。

(4)放寬外匯管制。1989年取消“中心匯率”，匯率制度由原來的“機動匯率制”向完全浮動更近一步。1990年12月臺當局取消“小額議定匯率”，交易匯率完全由各銀行自行決定，但規定差額不得超過新臺幣0．1元。1991年3月將民間匯出匯入款上限均改為300萬美元，1992年10月又大幅提高至500萬美元。1994年1月將公司企業每年匯出匯入款限額提高~1000萬美元。1996年6月再次大幅放寬外匯管制，由各銀行自行訂定外匯部位限額，代替以往由“中央銀行”單方面核定限額的管理措施。

2、提高金融機構效率。對公營銀行民營化改造，提高其競爭能力。放寬對外商銀行的業務限制，準其設立分支機構，以增加對本地銀行的競爭壓力，共同提高經營效率。對中小企業銀行恢復標會業務，標會利率高于銀行放款利率，使標會納入正軌。對信托投資公司解除設立分公司的限制，將信托投資公司改制為信托銀行。對信用合作社解除分社設立限制，由各信用合作社依其能力自行決定。存款利率較一般銀行高，取消非社員存款限額的規定。對郵政儲金準其設置資金運用部門，辦理放款與投資業務，合理運用資金。對證券市場修改上市股票定價辦法，降低上市標準，鼓勵有發展潛力的企業上市。對貨幣市場放寬票券金融公司的設立標準，促進競爭。增加發行量及種類，鼓勵小額投資的社會購買，增加貨幣市場的交易籌碼。對當鋪業放寬當鋪數量，允許當鋪增加分鋪數，擴大服務范圍，增加資金來源，提高每人借款限額，放寬典當品種限制。

3、轉型地下金融。一是準許金錢借貸者設立登記，但規定其利率上限。不準公開吸收存款，不準暴力討債。1999年4月2日，臺灣“立法院”通過的“民法債編”首次以法律形式對于臺灣民間盛行的合會(標會)活動做出了詳細規范。二是準許各大企業成立信用互助會，制定管理辦法，對組織、利率、額度、財會、人事、罰則等問題作一般性規范，使企業內員工存款及標會納入管理。三是準許臺灣島內黃金自由買賣，條塊仍不準出口，避免資金外流。金條可作銀行借款，以加強對當鋪業競爭的壓力，促使當鋪業貸款利率接近銀行業貸款利率。

4、建立信用體系。包括加強追究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不實簽證的責任；建立簽證會計師許可制度，提高公司財務報表公信力；授權會計師監督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借助會計師完善財務管理；建立公司資料公示制度，任何個人、企業均可通過電腦取得公司資料；逐步全面實施公司年度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簽證等完善臺灣的信用組織體系。

二、兩岸民間金融發展的啟示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測算，目前大陸民間金融規模大約在7000億至9500億元。兩岸民間貨幣流通量人民幣大約40億至60億元，新臺幣流通大約在在10億元至100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抽樣調查顯示，浙江、福建、河北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為550億、450億和350億2元，相當于各省貸款總量的15％－25％。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報告統計，2005年大陸在金融管制體外的民間融資測算為9500億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幣貸款的5．92％左右。根據中國農業部農村定點觀察站的數據顯示，2003年大陸地區農戶戶均借款來源中，來自銀行及信用社的貸款只占26％，而來自私人的貸款則占71％。從地區結構看，東部地區農戶資金來源中有81％來自民間金融，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這一比例則分別為76％和160％。

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不僅能優化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為中小民營企業、縣域經濟融資另辟蹊徑，還可以減輕中小民營企業對銀行的信貸壓力，轉移與分散銀行的信貸風險。積極引導和規范民間金融的發展，可從兩岸民間金融發展得到啟示：

一是立法保障和制度安排。建議出臺《民間借貸管理條例》，將民間借貸納入法制化軌道，納入金融監管范圍，為規范民間借貸構筑合法的交易平臺。

二是實行民間金融自主定價，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提高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和信貸風險的補償能力，擴大農村信用社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范圍。

三是鼓勵民間金融創新融資方式和機構類型。可先試先行，引導民間金融浮出水面，讓其陽光化，逐步向正規金融組織演化。組織民間小額貸款機構，通過信托方式將民間資金委托農村信用社點名放貸。鼓勵成立各種形式的合作金融。

四是改造并且優先重組民間金融存量。對一些確已具備一定的注冊資本金、能夠依法經營、履約率較高的私人錢莊等“非法”金融機構，應允許其在一定期限內轉為合法民間金融機構，對其加強管理和監督。引導民間金融轉變為民營金融。借助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逐步開展個人委托貸款業務。

五是發展增量構建全新民營金融機構。讓民間投資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銀行。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民間資金持有者成為農村信用社的合法股東；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成立農村合作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發展合作金融組織。推廣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會員間互相擔保和以民營經濟為核心內部融資的做法。通過吸引民間資本實現民營化產權改造，或以自然人、企業為發起人，通過定向募集民間資金新建民營銀行。

六是培育多層次的民間金融直接融資市場。通過擴大企業債券發行、中小企業上市、開展股權交易等各種方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把更多的中小企業引入合法融資渠道。讓民間資金通過購買投資基金、信托基金及更多的融資方式，實現市場運作，投入到經濟建設。

七是引導民間金融向正規金融組織發展實行試點。成立小額信貸組織，特別是當前正在試點的由工商部門注冊、只貸不存的商業性小額信貸試點要明確政策，如只貸不存、民間資本投資注冊的基本條件、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商業性運營模式、利率的把握和明確的正向激勵機制。

八是加強民間金融信用建設。改善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條件，改善民間金融的生存土壤。加快征信體系建設以降低道德風險和違約成本。建立由中央銀行牽頭、由各金融機構參與、并聯合工商管理、消費者協會、稅務、保險、不動產管理等部門組成的征信體系，建立包括企業法人、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合伙制企業、自然人在內的信用數據庫。建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

九是建立民間金融風險控制制度。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貸款擔保制度、破產清算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對民間金融的監管水平和風險動態監測管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福州中心主心支行)

民間融資陽光化 立法護航應先行

2012-04-18 10:31 來源：東方網 編輯：范樂

日前，在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座談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講話稱，在溫州推進金融綜合改革，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渠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

一面是企業對資金的“饑餓”，一面是民間游資過剩，全國不少地方遭遇了中國式的不對稱“錢荒”：中小企業融資難呼聲迭起，民間借貸火熱異常。民間金融到底是暗流洶涌、危機四伏的“魔鬼”，還是有效補充了正規金融、緩解中小企業和百姓融資難的“天使”呢？溫州老板沈某從某大廈縱身一躍，用生命在民間借貸資金斷裂案宗上再加一個印記。“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在正規金融機構和民間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如是說。而隨著跑路、自殺事件頻現，民間借貸引起的社會深層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高利貸的本質是資金供求失衡，解決的途徑就在于民間借貸陽光化，讓市場來調節資金供求。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曾在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強調，“要十分關注民間借貸市場的狀況，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轉變金融業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全面提高對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加強對小企業的資金支持。”一夜之間，專家學者皆曰：“民間借貸陽光化是解決目前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疏為上、堵為下。”打擊與取締并非是對待民間金融良方，民間金融的合法化、陽光化才是上策。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原始的金融管制下，民間金融陽光化未必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市場準入，即國家在急需大量資金投入的時候會放寬政策吸引民資進入，而一旦環境好轉，民資則面臨著被迫退出的尷尬局面。所以，民間金融合法化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首先，從政策上應為民間金融正名，從法律上應認可民間借貸合法的社會地位。應當針對民間金融的特點，通過制定《民間融資法》、《放貸人條例》等法律法規以及調整相關政策賦予民間融資行為主體及其行為以應有的法律地位，明確其應該承擔的權利與義務，使民間金融機構公開化和合法化。

其次，把民間金融納入到銀行、小貸公司、融資擔保機構同等的金融體制內，建立規范的民間金融活動秩序框架，制定專門的法律對民間金融進行規制是制度性選擇。將民間金融一味地褒揚和“一棍子打死”都不可取，民間金融合法化，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放棄監管。筆者以為，合法化意味著監管強化，對該堵的堅決堵上，比如說洗錢。對該疏則應該疏導。只有這樣，才能明確民間金融合法化的界限與標準，不至于使民間金融活動只能游走在法律邊緣。

第三，將地下金融機構轉變為合法民間金融機構的前提是打破金融壟斷。中國實行政府主導的集中型金融制度，在各個金融領域是政府大一統格局。故此，民間金融要想實現戰略層次躍升，當下改革的重心要逐步轉移到打破金融壟斷，放松金融管制，培育那些能夠提供基礎服務、能夠滿足普遍性需求的金融機構及市場上來。否則，光靠一些空洞籠統而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口號是不行的，搞不好，民間金融又將面臨著被迫退出的尷尬局面。

合會：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

我國臺灣地區民間金融的經驗更可以成為大陸民間金融未來的走向提供借鑒。與大陸近二十年的發展類似，臺灣早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正規金融部門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從整個金融體系來看，沒有一個具有足夠彈性的、能夠滿足經濟快速增長的信貸需要的金融部門，臺灣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很難想像的。現有研究發現，正是臺灣的民間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為整個經濟中飽受信貸配給(即信貸約束)之苦的中小企業和消費者提供有彈性的信貸供給的任務，如貿易信用和合會等民間借貸形式。根據1985年的調查，臺灣大約有68%的成年人是合會的成員。在韓國經濟快速成長時期，也有類似的經驗。一方面，正規金融部門發育不完善，另一方面，非正規金融卻相當發達。

有關臺灣合會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的合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收入越高的家庭參加合會的可能性越大。根據家計調查，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的合會參與率只有13%左右，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合會參與率卻高達45%。這表明，與大陸目前存在的以幫助資金困難的家庭而建立的互助會不同，臺灣當時的合會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個自選擇的過程，即收入較高或有償還能力的家庭共組合會。第二，相對而言，工作較為穩定的家庭，參與合會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會員中較多的是有成員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家庭。第三，參與合會對家庭耐用消費品有消費有正的影響。與非合會會員相比，參與合會可以讓會員較早購買耐用消費品，同時，還可以提高會員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

從臺灣的經驗可以看出，即使在經濟發展達到較高的水平，合會仍然是正規金融之外家庭和個人獲得消費信貸的一個重要途徑。但是合會會員的組織，特別是合會融通資金的目的可能與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有所不同。盡管仍然缺少詳細的實證研究，現有的觀察表明，在目前大陸不少的合會中，不少合會具有助貧的互助功能，缺錢的家庭往往作為會首發起一個合會，通過承擔監督會員繳納會金等服務免息使用首期會金；合會較多地出現在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信貸更為困難的農村地區；組織合會的目的中，生產和商業活動仍然有較大的比例。

第二篇：中小企業民間借貸調查

中小企業民間借貸分析

摘 要：近年來媒體上不乏中小企業主因為欠債而跑路跳樓的現象，其中溫州地區更為典型。據報道，曾有溫州市最大的眼鏡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負債20億出逃事件，這一事件給溫州企業界造成了巨大沖擊，也從側面反映了當下我國中小企業的悲慘現狀。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胡福林債務關系涉及近萬人、幾十家企業，包括信泰上下游企業和債主，這一事件還在發酵，影響會進一步擴大。就在胡福林出逃幾天之后，溫州正得利鞋業的老板也因債務問題從溫州市區順錦大廈跳樓身亡，更加凸顯了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造成企業主跑路跳樓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問題就在于民間借貸。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民間借貸成為了這些企業及企業主走投無路的最后一根稻草。關鍵詞：中小企業；民間借貸；信用；風險

前言

改革開放這些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各級政府都加快了地方經濟建設步伐，農村經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個體、民營等不同經濟形式蓬勃興起，民營及私營企業主市場意識不斷提高，都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之相反，國有商業銀行在基層卻在不斷地收縮網點、縮小規模、緊縮信貸資金投放，加之金融機構嚴格的信貸政策，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信貸支持力度嚴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間借貸的，靈活、多樣、快捷的民間融資因此得到了很大發展，個人找個人、企業找個人借貸非常普遍。據報道，福建省中小企業約有52%無力從銀行獲得貨款，致使很多中小企業不得不從民間來尋求資金。

一、民間借貸概述

（一）民間借貸是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公民與其它組織之間的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見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因借貸產生的抵押相應有效，但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規定的相關利率。

（二）民間借貸分為民間個人借貸和公民與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民間個人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遵循自愿互助、誠實信用原則。民間借貸是一種直接的、靈活的融資形式。它作為一種自發的融資方式，其產生與發展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是借貸主體自身的內在要求，也是外在供給不足情況下的另一種選擇。

（三）民間借貸產生的主要原因

1、存款利率較低。存款人把錢存入銀行幾乎得不到什么收益，如果再考慮到當下的通貨膨脹率，則老百姓則是長期生活在負利率時代，因此主觀上都不愿把錢存入銀行。

2、正處在快速發展期的廣大個體戶、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相當大。由于向銀行貸款手續比較繁雜、嚴密，特別是大額資金的借貸必須要有合規、足值的抵（質）押，而民間借貸手續簡便，資金額度可大可小，運用時間長，倍受青瞇。加上民間借貸的收益普遍高于銀行存款利率，使得老百姓愿意把錢投入民間借貸市場。

3、鑒于中小企業自身的經濟實力、信用狀況、財產抵押物等各方面的不足，與大企業相比，銀行給予的待遇不一樣，從銀行系統貸款就變得十分困難。

二、民間借貸的現狀

（一）民間借貸廣泛發展的基礎

民間借貸為個人和企業生產經營性資金提供了有力支持，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產品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促使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處于升級態勢，農村經濟對資金需求也呈現出迅速擴張態勢。民間借貸的發展也因此成為新時期農村個體工商戶和個體私營企業的迅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二)民間借貸主體呈現多元化特點

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是民間借貸市場的主要借款者。放貸者由傳統經商人員為主，現主要發展為三大類：一是以獲利為目的人；二是借款人的親朋好友；三是資金寬松的私營業主。求貸者由原來的農戶為主，發展到以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為主。放貸者的資金是收入增加后的富余資金，用途主要是生產經營性的流動資金需要，期限較長，彌補了銀行、信用社貸款以短期為主的缺陷。當前民間借貸的期限多為一年或一年以上，以往三個月、六個月短期約定已不多見。

（三）民間借貸的信用狀況

民間借貸最早出現在沿海發達地區，隨著民間資本越來越大，中小企業業主貸款難的問題日益突出，個別開放城市嘗試讓這部分“民間資本”與中小企業對接，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全國許多經濟開放城市中，民間借貸已經由“地下”走到“地上”，老百姓也轉變了陳舊的認識，民間借貸為政府解決中小企業

貸款難、活躍地方經濟，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小額擔保公司的出現就是個明證。民間借貸對拓寬居民投資渠道，彌補農村資金供求缺口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社會金融秩序，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三、民間借貸引發的主要問題

（一）加重了企業負擔，容易造成資金使用的惡性循環。中小企業通過民間借貸市場高息負債后，會進一步增大財務支出，使本來效益不好的企業更會雪上加霜。民間借貸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業所吸收的高息負債帶來的有限效益制約，往往得不償失。借貸資金在退出生產經營過程后，增值有限，企業難以支付到期債務，往往通過吸收新的高息本金來償還到期的高息負債，拆東墻補西墻，企業資產被挖空并形成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企業今后的健康發展。

（二）民間借貸容易發生債務糾紛，不利于社會安定。一是民間借貸手續簡單、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規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規范性、不穩定性，容易引起借貸雙方的糾紛；二是民間借貸金額小，涉及人員廣泛，且多發生于社會基層，一旦發生糾紛，將對社會安定產生負面影響；三是民間借貸一旦發生欠債不還，部分通過暴力收回借款，借貸雙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民間也因此出現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追債公司。

（三）社會信用難以控制，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國家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來，各金融機構限制了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及效益不好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些企業在得不到銀行信貸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額利息直接從社會上融資，誘導民間閑散資金投入，使社會資金從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應該淘汰的企業中進行無效流動。

四、民間借貸問題的解決之道

（一）政府相關部門應將民間借貸納入立法和監管范疇，盡快制定出關于民間借貸業務的相關法律和管理規定，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同時要監控民間借貸市場利率，使其在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基礎上由市場自行調節，促進民間借貸市場有序、規范發展，對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額暴利的高利貸者則堅決予以打擊、取締，以維護社會的穩定。

（二）金融部門應積極籌措資金，平衡市場上資金的供求關系。在保證大企業資

金需求的同時，應當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對中小企業在資金上給予更多的扶持，還要進一步簡化貸款手續，提高貸款工作效率，為借貸人提供更優質的金融服務。

（三）民眾應該加強對民間借貸的認識，要相信天上沒有掉下的餡餅，遇到問題時要尋求法律的保護，提醒身邊的人不要上當，要依據正當的手段掙錢。高利息肯定會伴隨著高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民間借貸帶來的后果，正確對待民間借貸的問題。

（四）加強金融和法律知識宣傳，引導民間借貸活動健康運行。法院應該積極正確行使審判職能，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控，防范非法集資引發的風險，引導和規范民間融資行為，使民間借貸資金用于經濟發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費，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第三篇：民間借貸融資服務合同

融資服務合同

甲方（融資方）：

乙方（服務方）：

丙方（投資方）：

鑒于甲方通過乙方推薦的投資丙方獲得債權融資元，經甲、乙、丙三方商定一致，就融資服務有關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一、乙方推薦丙方為甲方融資的投資方。

二、甲與丙方簽訂《借款合同》后日內，甲方按照借款合同融資額的 %（合計服務費，每逾期一日應按照融資費總額的0.5%(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違約金。

三、甲方違反與丙方的借款合同延期償還借款或甲丙雙方協商延展借款期限，甲方應按債權融資總金額每月%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融資服務費，按月或按甲丙雙方商定的延展期限計算一次性先予支付。如甲方逾期支付融資服務費，每逾期一日應按照融資費總額的0.5%(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違約金。

四、因甲方與丙方簽訂的借款合同無效、終止、不能履行等不影響本合同的效力及融資服務費的支付。

五、本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六、本合同發生爭議甲、乙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能應通過以下第種方式解決。

1、雙方一致同意，若發生爭議，任何一方均應向 起訴訟；

2、雙方一致同意，若發生爭議，任何一方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員會適用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進行仲裁。

甲方：乙方：

年 月 日年 月 日

第四篇：淺談民間融資

淺談民間融資

【內容摘要】 民間融資作為資金資源的一種有效配置手段,在補充銀行資金不足、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但這柄資本市場上的雙刃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所以,盡快理清我國民間融資的現實狀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讓資金在同等條件下在金融機構與民間金融之間合理分布,規范引導民間融資發展勢在必行，本文擬從法律角度對民間融資的存在與發展作進一步探討。

【關鍵字】民間融資 合法性 路徑

一、民間融資合法性問題的解讀

“合法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為可能并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不具備合法性。①

法律一詞，在我國，廣義而言是指有權國家機關制定的一切行為規范。狹義的法律則是指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我國關于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問題的規范體系是有不足的。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保護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對財產權的理解，應當既包括公民對財產的所有權，也包括公民對財產的使用權。公民對財產的所有權屬于消極權利，公民對財產的使用權屬于積極權利。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可以分離的，不能把財產權僅僅理解為對財產的使用權，對財產的使用權也屬于財產權的范疇。我國《民法通則》也特別指出公民的財產權包括所有權人對自己財產使用，處分的權利。因此公民對財產使用權的行使也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財產權確立的意義之一在于使公民獲得了對自己財產的自治權。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為，為自己的財產尋找出路。資金作為公民財產的主要形式，理應獲得公民的自由支配。我國《合同法》也承認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民間借貸合同受法律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確認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有效的民間借貸。因此，從憲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出發，民間融資并不等于違法融資。當然憲法也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權利即使要受到限制，也應當由法律加以限制。由于有效等級的差異，違反一個位級規范并不意味著必然違反另一個位級規范。

我國目前對民間金融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行政法規《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活動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取締辦法》）。《刑法》中確認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并未對這種行為劃定范圍。《取締辦法》為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供了規范性的依據，但并不能成為刑罰適用的依據。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的規定，立法解釋的權力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對于法律無權作出解釋。集資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偏離了民間融資的本性。那么，《刑法》對民間金融的規制應當是以擾亂金融秩序為要件的違法融資方式。《取締辦法》雖然將未經金融管理機關批準而從事的融資認定為非法融資行為，但是由于在憲法與行政法規之間缺乏法律這一位階，對民間融資實行限制或剝奪就缺乏完整性的法律規定。

因此，從法律規范位階的角度，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法律位階的理解。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民間融資的存在具有合憲性，從民法的意思自治看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構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保護；第二，無任何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經依法批① 高炳忠：《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準的融資行為屬于非法融資的規定來自于行政法規，其效力頗可質疑。因此，由立法機關制定“民間融資法”顯然已屬必要。

二、現行法律對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

通常而言，融資是一個金融概念，是指籌集資金或吸收資金。依其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債權債務式和股權投資式。融資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民間融資主要是私人之間的一種資金融通行為。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區的民間融資行為呈現出供需兩旺的發展勢頭。而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非公有制經濟從金融部門所獲得的資金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對于個人來講，由于投資理財渠道狹窄，銀行又連續降息從而使居民個人為了尋求收益更高的投資方式，形成了民間借貸資金供給。現實生活中，無外乎有以下幾種融資方

②式。

（一）債權債務式

1．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合同

借款合同依主體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商業銀行為貸款人的商業借貸合同；一類是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前者是商事合同，后者是民事合同。自然人之間的借貸當然是合法的，它是一種互通有無的互助行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鄉居民解決生產、生活資金需求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行為。一般情況下，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是無償的，且約定利息不得超過最高額度限制。依現行司法解釋，最高額不得超出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的，超出部分無效。另外，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合同禁止復利，即“驢打滾”。

2．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

自然人向單位的資金融通又可以細分為因公借貸和因私借貸兩類。前者在現實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其合法性勿庸置疑，它的存在有實踐上的可操作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因而是為財經制度所允許的。因私則會因單位性質的不同而構成不同的犯罪構成，觸犯不同的罪名。若是非國有單位，則構成《刑法》272條的挪用資金罪，即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的、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行為。若是國有單位則構成《刑法》382條的貪污罪。在這一點上是沒有太大疑問的，其行為不但違反了財經制度，而且情節嚴重者還會觸犯法律。即自然人不論是向本單位還是外單位進行融資，不論是用于合法或者非法用途，只要是因私，就會因為構成挪用行為而遭到法律的否定評價。

3．單位向銀行的資金融通，這是企業解決資金缺口的常態

在目前情況下，由于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所持的“慎貸”和“惜貸”態度，貸款難已經成為一個不證自明的老大難問題。盡管合法，但處于成長期的中小企業要以此作為主要的融資手段的話，顯然是望梅止渴之舉。

4．單位向個人的資金融通行為，至于企業法人、其他組織與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則為現行法律所禁止，被視為無效合同。

5．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

從金融學的角度來看，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即盈余單位(最終貸款人)直接把資金貸給赤字單位(最終借款人)使用，其間不需要經過金融中介機構的融資方式。該種融資方式可以及時、靈活、有效地調劑資金余缺，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快速高效的發展。但在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中，不管是何種資金融通行為都遭到了法律的否定評價。在我國出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釋中，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行為也因為規避法律而歸于無效。

（二）股權融資式②姜旭朝，丁昌鋒。民間金融理論與實踐[J].經濟學動態，2004，（12）

股權融資作為民間融資的一種方式，我們既要強調其融資能力，同時還應強調其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如果不能保證股市資金向優勢企業和優勢項目流動，就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就是對投資者利益的侵害，就是股市功能的扭曲。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阻力和困難很大，尤其是中小企業要通過股權融資方式來吸納資金，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礙很多。

三、對民間融資現象的反觀與思考

（一）從商業銀行經營的原則考察

商業銀行經營的原則是“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即效益性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這里我們暫且不論這里所言的效益是否包括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或者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無論從哪方面講，商業銀行都不太愿發放貸款給非國有經濟。從效益性上講，商業銀行發放貸款要經過一系列調查與咨詢、聘請中介評估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還要對其生產經營狀況、財務狀況進行分析調查，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銀行支付的成本。從安全性上講，由于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市場風險和信息獲取的渠道不暢通，導致了經營中出現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使銀行對其不敢問津。從流動性上看，《商業銀行法》嚴格規定，商業銀行在中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基于以上原因，民間融資的渠道變得更加狹窄。加之我國銀行體系還尚未建立面向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服務機構，為了規避與防范商業風險，商業銀行難以與非國有經濟構建良性互動關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制度變遷的今天，如何解決民間融資問題的探討就更具有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筆者以為，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應該將“流動性”放在首位，只有有效盤活商業銀行的資金，讓資金流動起來，才能切實解決資金的效益性和安全性，才能實現資金的保值和增值，這一點從根本上說也是符合商業銀行自身利益的。從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來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仍不明確。經營目標不明確的銀行，就談不上統一經營思想和按照現代企業的目標運行。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在這一思想的統領下，盡快改善銀行的金融服務，推出盡可能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才可能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的資金供給問題

（二）從經濟人或者理性人的角度來考察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通常而言，作為一個商事主體，它是指依照法律規定參與商事法律關系，能夠以自己名義從事商行為，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包括個人和組織。在與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商主體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營利活動的主體。從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民間融資所持的否定態度看，我國的法律規定明顯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這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企業之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并沒有損害任何社會主體的利益。企業將其自有的閑置資金不論是存入銀行還是借貸給其他個人或者企業，完全是商事主體行使投資自主權的意思表示，是一種投資行為，國家不應該對其進行干涉。再者，在現實生活中，放貸的企業并非多數，國家完全沒有必要進行宏觀調控，至于投資的安全性，這完全屬于商事主體意思自治范圍內的事情，國家大不可為了維護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而對企業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加以干涉。據筆者所知，在國外立法中是沒有這樣的限定的。但是，企業之間互通有無的資金必須是自有資金，如果吸收公眾存款然后放貸則構成擾亂金融秩序的犯罪行為。

（三）從民間融資與我國良性金融生態環境形成的角度來考察

民間融資是折射金融生態是否健康的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實踐已經證明，民間融資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彌補我國目前銀行業金融服務品種單一的不足，可以比較有效的滿足處于成長期的中小企業的調劑資金缺口的的迫切需要。其次，民間融資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建立符合價值規律的利率定價機制。民間融資的利率是由雙方當事人在完全自愿的情況下商定的，能夠比較真實的反映金融供給市場的供求情況和資金

機會成本，有利于形成利率市場化。目前銀行的利率上浮幅度過大，無形中增加了市場主體的成本。再次，民間融資有利于民間資金在當地的聚集，有利于滿足本地生產性資金的的需求，優化資源配置。最后，民間融資有利于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民間融資多發生在較小的范圍之內，比較有效的解決了融資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弊端。特別是在目前，在自然人和法人的社會征信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民間融資的興起有利于推動和建立良性的金融生態環境。

(四)從目前我國征信體系的現狀來考察

從2002年開始，我國開始致力于建立以自然人和法人為主的征信體系，時至今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征信體系還尚未建立。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經營信用和風險的單位，但由于我國金融征信制度體系很不發達，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信用狀況幾乎無法了解，造成中小企業貸款難和消費信貸的高風險性，這也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金融征信制度的完善應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完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的同時，必須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消費貸款信用等級制度。作為信用評分的依據可以包括企業所有人或消費者的收入狀況、債務余額、財產、雇傭狀況、住宅所有權，以及以往銀行貸款行為記錄。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表明，建立廣泛的社會信用制度需要一個長期過程，短期之內銀行貸款風險只能通過增加貸款擔保機構來緩解。考慮貸款擔保活動的高風險性，人民銀行應著重抓好國家和省級兩級再擔保機構的建設。此外，積極發展貸款保險業務也是彌補金融征信體系缺位的重要手段。由此觀之，民間融資的蓬勃興起也是我國個人和企業征信體系不健全的必然結果。

（五）從我國目前的直接融資法律制度來考察①

縱觀我國證監會制訂的大量融資政策，在這些政策中，國有企業一般享有優先進入資本市場的特權，使上市成為專為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服務和“脫貧”的工具。而對非國有企業而言，上市的門檻過高。根據《公司法》規定，發行股票須經證監會核準；發行公司債券亦須審批，其資本金要求顯然對于非國有經濟來說太高不可攀，財務會計報表的要求也難以做到，因此現行的法律未為非國有經濟提供在證券市場融資的有力保障。所以有必要建立如下相關法律制度：

1．增加資本市場的交易品種

除了現金、上市流通的證券外，建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以外的可轉換公司債券及投資基金市場，增大市場容量。

2．改變現在的股權結構，打破國有股與法人股不可流通的局面

這樣非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一樣，可以通過“收購”或“買殼上市”的行為進入證券市場。

3．建立多種合法的交易組織形式，使非國有經濟不限于場內集中交易的嚴格限制，可以在較為靈活的場外交易市場上融資。

4．設立二板市場，拓寬非國有經濟的直接融資渠道

通過設立二板市場，可有力推進高科技民營企業發展，為其提供一條門檻較低的上市融資渠道。

四、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協議，入世后我國將逐漸打破金融壟斷、鼓勵金融市場競爭。而廣泛存在的行政管制大大壓迫了民間融資的自治空間，將法律責任覆蓋到金融活動的廣泛領域和環節中，也將自主融資壓迫到狹小的角落里。金融管制權，不應過分壓抑市場內在力量和金融形式創新。對民間融資的調控應該是有邊界的，調控的邏輯前提是市場失靈和政府

失靈，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才需要進行經濟調控；調控須遵守法律為避免政府失靈所限制的條件。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對民間融資總體而言，法律松綁，解除法律威懾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民間融資自身尚未建立其良好的風險防范機制，對民間融資進行適度的調制時規范民間融資的利益取向。同時，還應該兼顧繼續發揮民間融資的靈活性，多樣性特點，保障各類主體的基本權利。

對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可以通過立法調控分而治之相結合的方式：

（一）出臺專門的《民間融資法》調控民間融資行為

管理民間融資，法制先行。當前，我國的法制建設在民間融資的保護、規范和方面尚不健全，嚴重制約著民間融資的成長。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已肯定了“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但仍沒有一部法律保護其正常的融資活動，致使民間融資至今未獲得合法地位。現行法律中關于民間融資、社會集資與非法集資的法律界限模糊，不利于民間融資的發展與監管。制定《民間融資法》，從法律上確定民間融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引導他從“地下”轉為“地上”，保護合約雙方的正當權益，促使其經營逐步走向契約化和規范化軌道。

《民間融資法》應體現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原則，既要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構成，又要符合金融管理秩序的相關規定。對融資主體的劃定，應多尊重民事主體當事人對財產或資金的支配權。當然，對民間融資組織的規范應建立在對組織宗旨合法性，活動合法性的基礎上。同時，在《民間融資法》中規定對民間融資組織實行登記和報備制度。對融資內容的規范，應當根據民間融資在社會資金資源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鼓勵民間借貸，貸款經紀人，農村地區融資組織等多種融資方式規范化發展。另外，為維護金融穩定，保障金融秩序，通過立法將民間融資行為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對民間融資的資金來源和運用情況，利率水平，適時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同時，還可以在《民間融資法》中對融資信用體系的建設有所涉及、(二)完善和協調民間融資行為相關法律法規

《民間融資法》從宏觀的角度對民間融資行為的合法性，組織機構，風險防范以及信用體系的納入等問題進行規范。對于在各種民間融資行為中產生的當事人權利義務，交易方式，違約責任，權利保障等方面則可以通過試用或變通適用《合同法》等民事，經濟法律法規的規定。

通過立法，清理對民間融資行為多頭管制和行政法規、規章，協調法律，法規，規章之間的一致性。為建立多元化的民間融資服務體系，引導民間融資規范化運作，形成金融競爭態勢，提供法律服務。

第五篇：民間融資

銀行業從業人員嚴禁參與民間融資

南都訊 據財新網報道，銀監會日前發文明確表示，嚴禁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參與民間融資活動。)

通知表示，近期少數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的現象較為突出，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給相關機構資產安全帶來較大風險。該通知的發布旨在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行為，有效防范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引發的風險向銀行體系轉移。

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要依法合規開展業務活動，不得直接或變相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

通知明確，上述人員不得以變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經辦人和關系人支付費用或傭金等方式違規吸儲，不得以各種形式參與非法集資活動，不得介紹機構和個人參與高利貸或向機構和個人發放高利貸，不得借銀行名義或利用銀行員工身份私自代客投資理財，不得利用銀行員工或銀行客戶的個人賬戶為他人過渡資金，不得借用銀行客戶的個人賬戶為銀行員工過渡資金，不得自辦或參與經營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不得向他人提供與自己經濟實力不符的個人擔保，不得向民間借貸資金提供擔保，不得允許本行員工以各種方式進入銀行業金融機構辦公或營業場所開展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

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內部員工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的管理和處置主體，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大管理和問責力。具體要做到加強員工思想教育，梳理完善銀行業金融機構前、中、后臺的各項內部管理制度，特別關注“八小時”意外的行為，建立落實管理責任制，集中力量對內部員工參與民間融資活動的行為進行風險排查。

通知最后還提出，要加大查處力度，對現場檢查發現的違規問題及通過群眾來信、來訪等方式舉報核實的違規問題要依法從嚴處罰，對于發現銀行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違規參與非法融資活動的，一律取消其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