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司法所長培訓講座

引言：

我叫錢列陽，是北京律師協會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的主任。以后我們就是同行了，你們今天是實習律師，我們以后都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在這一次一個月的集中培訓之前，以前的實習律師是一個禮拜的集中培訓，刑事業務只占半天。所以從一個禮拜擴大到了一個月以后，刑事業務的培訓從半天擴大到一天，所以今天刑事業務一天的授課任務由我一個人來完成。在此之前，聽說是從24日開始進行的集中培訓，所以李大進律師、龐正中律師、吳以鋼律師、彭雪峰律師等都已經分別講了各自業務領域和專業領域的問題。

我以前講了5次課了，1到17期的實習律師的培訓里面，刑事業務是我們幾個人輪流講，17次里我分攤了5次，所以這次總的集中培訓我來講這是第一次課。我了解了一下情況，大家都是做實習律師，也就是說，正規的刑事業務的操作大概沒有接觸或者沒有真正接觸過。

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在這次講課過程中，我認為可能刑事業務的特點注定了，我告訴大家該怎么做很重要，告訴大家不該怎么做更重要。因為不知道該怎么做，你是掙不到律師費；不知道什么不該做，你恐怕不僅僅是掙不到律師費，可能是丟掉律師飯碗，甚至丟掉人身自由。

所以，我覺得，刑事辯護業務跟其他各位老師講的其他業務的差別，還有一個執業風險，還有一個人身自由的風險，這個大家大概在媒體、報紙、書上都看的很多。所以我想，我會在今天的講課里，講幾個很實際的、很生動的例子，來給大家作為一種警示。

一、刑事辯護律師的責任

（一）對客戶的責任

1．要杜絕功利主義。

2．不要把被告人的案件作為顯示自己能力的舞臺，不要把法庭作為宣講自己政治觀點的平臺。有的律師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明明罪輕的案件硬是按無罪走，他們這樣做也是對客戶的不負責任。案例：某高官受賄案。

（二）對社會的責任

1．化解社會矛盾的責任。

律師不可以調詞架訟，擴大社會矛盾。2．要做履行合同的典范，誠實信用。

3．在立法、執法上，作為法律人的法律責任。對于立法中出現的漏洞，我們有義務及時通過寫文章、開會等各種方式，反饋給立法機關。對于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如果是腐敗問題另說，那是紀檢的問題，對于執法中本身存在的其他固有的問題，我們也有義務去呼吁完善法制、完善執法。“四化”：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專業化，專業問題技術化，技術問題細節化。

二、接待客戶

（一）刑事辯護律師的職業形象

穿著打扮：西裝領帶，職業套裝，保持“三色原則”。

辦公室的布置：讓客戶覺得像是律師的辦公室。第一次見客戶，沒有極特殊的情況，應該在律師事務所，而不要在飯桌、酒吧、咖啡廳、茶座等地方。

（二）“五不”

“五不”：（1）不承諾結果（2）不承諾公關（3）不私下收費（4）不貶損同行（5）不簽風險代理合同 我們在操作中要注意這“五不”，規范操作：簽約；收費；開發票；辦理委托手續。這是面對委托人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同時要注意：簽約要一審一簽。

三、案卷

1．封面 2．目錄 3．委托合同

4．合同簽約人的身份證的復印件 5．發票復印件，并有客戶簽字 6．委托書，并有委托人簽字 7．起訴意見書 8．起訴書 9．辯護詞

10．會見被告人的歷次會見筆錄 11．被告人的口供 12．證人證言 13．鑒定材料

14．辦案的記錄、照片 15．工作中的筆記 16．本案媒體報道 17．辦案心得 辦理一個刑事案件，要做兩件事：（1）列大事年表；（2）畫幾何圖。

四、會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在會見被告人的問題上，現在仍然存在著“兩法沖突”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見律師，警察可以在場。北京的規定，現在警察已經可以不在場。《律師法》規定，律師會見被告人，拿著“三證”——律師執業證、委托書、律師事務所函，這樣的“三證”隨便會見被告人的做法，被公安機關認為沒有實際可操作性。所以《律師法》里所規定的拿著“三證”就可以到看守所會見被告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行不通。

問題不在于律師，也不在看守所，在全國人大，在公安部，這些問題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所以，就北京來講，除了這“三證”以外，還要有批準律師會見的一套手續，你還是要找偵查機關、辦案機關去拿那個批準會見非涉密案件的委托書，這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是必不可少。

到看守所會見被告，北京已經規定可以一個律師會見了，取消了陪同律師會見制度，外地還不行。外地的律師很多地方仍然需要兩個律師才可以會見。

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我們在會見被告的時候，如果有警察在場，我倒還放心一點，我現在不放心的是沒有警察在場。律師的自由度和律師的風險是緊緊聯在一起。被告人突然拿出一張紙條叫你帶走，如果有警察在場，他不敢這么做，沒警察在場特別是一對一的時候，怎么辦？沒有警察在場，不等于沒有攝像探頭在場，而且攝像探頭全國各地看守所基本都有，但是攝像探頭只是在錄像，并沒有人真正盯在那兒看，所以這個錄像錄下來了之后，要保留一段時間。

你給被告人一張紙條，被告人給你一張紙條，內容攝像探頭拍不出來，但是攝像機會把這個記錄全都記錄下來。如果有一天，這個案件發生了串供，其實你這個紙條跟串供沒有關系，但是司法機關要來查你的時候，就會到看守所去查辯護律師和被告人見過幾次，然后把特定的這幾次的錄像調出來，一調出來這時候他們來看，就會看見攝像機如實地記錄了你和他之間曾經有過紙條的交接。這邊發生了串供、毀滅證據的情況，這邊攝像機的探頭里拍下了你跟被告人之間交接紙條的行為。不管是不是構成犯罪，犯罪嫌疑是不是構了？

家屬為了跟被告人取得聯系，花重金買通看守所的警察，幫他們傳遞消息，幫他們轉移證據，這是經常的事情。但是，無論是警察還是被告，他能承認這是真實的嗎？他只能推到律師頭上，因為只有律師是合理合法會見他的，他不推給你律師推給誰？有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屬，他是這樣考慮問題，他不從你律師執業考慮問題，我花錢請你做了律師，不管三七二十一讓我弟弟放出來，就OK了，至于你因此執照被吊銷，因此終止了職業生涯，因此身陷囹圄，跟我有什么關系，反正我是給了你錢的。有的客戶實際上，別看他滿臉堆笑著付錢，他腦子里對你個人的事業、前途、執業安全，他是不作考慮的，反正我給你錢了，不惜把你一次性消費掉。我說的這些將來你們在職業中慢慢體會，有好人，也有委托人不是好人。

所以，當我有一個被告人要我傳一些紙條出來，我拒絕，很快家屬就知道被告人傳紙條讓我帶出來被我拒絕，他們是怎么知道的？他們是通過其他一些渠道知道的，是獄中的被告人和家屬有其他渠道取得聯系。所以獄中被告人馬上就告訴了家屬：“有一個紙條讓錢律師轉出來，錢律師不轉。”結果跟我談話就帶有一些責備我：“為什么不這樣做？”我說：“這是低級錯誤，這種錯誤我們絕對不犯，怎么能這樣做呢，我這樣做太滑稽了，看守所是不能帶出任何紙條的。”我一口回掉了，結果家屬就說：“早知這樣，還別找這樣的大牌律師，找個小律師就完了。”什么意思？只要找個小律師，是不是小律師就可以給他傳紙條？傳了紙條的小律師被逮著把律師執照給吊銷，他會覺得無所謂，因為他花錢了。這樣的心態，就是我們作為執業律師要防止的一種心態，所以絕不能取巧，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不能過分善良，超越法律底線。比如說，現在通常情況，被告人家里有七八十歲的老父老母癱在床上，兄弟姐妹不敢讓他們知道這個人吃了官司，所以往往這樣講：他出國了。結果老爹老媽說：“通個電話也好啊，到了春節總該跟家里說一聲。”所以家里就千求萬求，就讓癱瘓在床的老母聽兒子一句話的聲音就行，尤其是女律師經不起人家的求，把手機拿給人家，撥通了。“你趕緊給老媽說兩句，就說你在美國挺好的，糊弄一下老人。”很多女律師心軟，也包括男律師、年輕律師，經不起這樣的誘惑。通完電話出來，警察在門口等著呢，手機、律師執照留下，要么人也留下。你的這個善良造成的結果，輕則把執照扣下讓律師協會拿走，重則還有其他問題。

如果被告在電話里突然說出了兩句轉移證據方面的話，怎么辦？我們擋都擋不住。“我跟我老媽通兩句”，“再叫我兄弟”，“兄弟挺好的？趕緊把床底下的那個箱子給扔了”。就這一句話，手機是我們律師提供的，吃不了兜著走。所以，防不勝防。因此我們只有在執業中嚴格要求自己規范，不能夠傳紙條，不能夠借用手機，這一切必須做到一絲不茍，這不是說我們律師古板，是我們為了保護自己。

在這方面，還有一條，會見被告是要做筆錄的，這個筆錄家屬有可能會看。嚴格意義上講，你自己會見被告人的筆錄，法律也沒有明確禁止說不能看，但是有些轉話、傳話你不要特定的記，防止里面有暗語，比如“左邊的第三顆牙不疼了”，像這樣特定的語言的傳話我們不要做。“家人都很好的，身體也挺好的，學習成績還不錯，你放心好了”，這樣的話可以轉，但有些特定的話不能轉。前些年看過美國一本小說，叫《天使的憤怒》，講的是一個女律師，那個女律師是主人公，叫詹妮佛·帕克。她剛當律師的時候接手的第一個案件，就是把一個小信封轉交給自己的當事人，她也不知道，就把這個信封轉交給了在押的被告人。被告人打開一看，這信封里是一只死掉了的鳥，被告人一看到這只鳥，立即就翻供，立即就態度大變，堅決和司法機關抵抗。因為是黑社會轉過去的這只死鳥，意思就是你要是配合司法機關，你就會像這只死鳥一樣。而這位年輕的美國女律師沒有經驗，什么都做，結果馬上就受到司法審查，雖然最后并沒有怎么處理她，但這就是沒有經驗造成的。

我們同樣，在職業生涯中，我們沒有經驗，因為在我們接觸案件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冰山的一角，我們并不知道案情的全部。而且很多時候，我們的被告人、當事人在見到我們律師以后，并沒有說實話，他只告訴你對他有利的話，而沒有告訴你對他不利的話。當你偏聽于他的這一面之詞的時候，你很難下結論，或者你聽了他的結論，你就覺得他是無罪的。但事實情況是，我們還看不到案卷的全部，在偵查階段我們看不到案卷，在審查起訴階段我們也基本看不到案卷，做不到《律師法》所達到的水平。這個時候我們很難下結論，尤其是家里人跟他之間在看守所或者其他秘密渠道的信息的溝通，我就覺得這樣做很不好。

所以我在這里講，做好筆錄，規范地操作，不必過早地對案件下結論。你只要會見完當事人，家屬馬上來請你吃飯，有一串話等著你，這時你說出來的每一句話，你是言者無意，人家聽者有心，甚至人家都帶著小錄音機。所以在這種時候，我們辦理這些案件的時候，我們跟當事人的談，跟被告人的談，我們完全是從職業角度，不是從私人朋友的角度。雖然經常刑事案是人情案，是私人朋友幫忙，但幫忙歸幫忙，但凡你接了這個案子，你是職業律師，為被告人、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你一定要回到職業的定位的生涯上來。這是我想講的對待當事人的問題。

五、在審查起訴階段的工作

補充一條：對于我們辦理的案件，有時候我們不能只聽當事人的一面之詞，我們要注意網上搜索一下，看看媒體、網上的相關報道、背景資料，有時候反而比當事人、家屬講的更客觀，更實事求是。到了審查起訴階段，當我們的手續交到檢察院以后，我們就作為辯護人，確立了自己的辯護的職業定位。我們可以去做調查取證，然后我們拿了起訴意見書了，對這個案件指控的大方向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因此，我們可以訪問證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跟檢察官溝通了。

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在閱卷權的問題上，在審查起訴階段，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能從檢察院見到案件的法律手續和鑒定書，按《律師法》的規定，可以見到與案件有關的材料。也就是說，按《律師法》的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從起訴書我們應該能夠拿到被告人的口供和主要的證言，但是這一條在執行中，各個檢察院的掌握各不相同。第一，是不是五份口供都給你看，還是五份口供只給你看一份，意思意思就得了，三個證言是不是給你看一個，意思一下也就得了？而且審查起訴階段是一個半月，如果加上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退回補充偵查回來還有一個半月，全加起來時間用足，審查起訴階段有長達6個半月，這還不算在途的時間。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些檢察機關就鉆空子，就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即將結束，馬上就要訴到法院的時候，他才給你看案卷材料，給你看一點筆錄，實際上意義不大。這方面現行法律沒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再加上“兩法沖突”，所以到現在我們也做不到能夠充分按《律師法》履行，所以我沒有把握你們在每一個案件的個案中，到底能看到多少案卷材料，還是一點都看不到。

我想說的是，不管怎么講，畢竟我們能拿到的是起訴意見書，能夠跟被告就起訴意見書的內容進行溝通。這個時候要有一條要注意，就是有的被告會在漏罪的問題上征求你的意見。他犯了3個罪，檢察院的指控2個罪，他把第3個罪說出來想征求你的意見：我該不該說出來，或者我該不該坦白，或者說我還知道別的線索我該不該揭發？作為執業律師，理論上講我們不承擔對自己的當事人承擔舉報的責任，但是《律師法》明確規定，對于違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是要舉報的。就像類似明天就要發生“9·11”了，或者某個大橋下安了兩顆炸彈，再過兩個小時就要爆炸了，像這種違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律師聽到是要及時報告的。

至于說《律師法》里規定的被告人的其他財產權益，就是可能傷害到的其他權益，沒有明確的界定。我們開會的時候也跟美國同行聊過，美國同行原則上講，要么不聽，要么就說：你自己斟酌，但是這些問題不是辯護律師的職責，辯護律師僅就公訴機關對你的指控將來作出無罪或罪輕的辯解，這個以外的行為你自己掌握。我們覺得，原則上當我們聽到當事人跟我們談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本著回避的心態，或者說我們頂多鼓勵他：該坦白的坦白，如果有檢舉揭發、立功表現的話，對你量刑是有好處的。我們可以把這些話都說到。

在調查取證的問題上，我在下一節課的時候，我會給大家講一個我們北京的案例。我只是說在審查起訴階段，按照現行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保障律師權益的規定，檢察機關跟我們之間是可以溝通的。我們在了解了一定的情況以后，我們是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法律意見，也可以當面談。在這方面，我也有成功的案例，就是說使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就把一部分罪行拿掉。

現行的體制，一個是普通程序簡易審，一個是簡易程序。簡易程序大家知道，最高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認罪的案件，檢察院往往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簡易程序的案件，公訴人都可以不出庭，法官可以當庭宣判，所以判緩刑也好，判實刑也好。海淀區法院王冬香法官一年審理簡易程序的案件2400多起，她一上午能審四五起，十幾個書記員圍著她，然后往法庭上一坐，外面的被告恨不得排著隊，每個案件審個40分鐘、半個小時審完，每個書記員定幾個案件，她把總。所以她上次告訴我，她的記錄是大概一年審結了2400多個案子。365天刨去節假日，刨去休息的時間，你說她的效率有多高？一些輕微的案件，她往往當庭就宣判了。實際上，法律的問題是公正和高效，而在認罪的案件，在簡單的案件、簡易的案件或者一些輕傷害案件里，實行的是高效，我認為這是對的。而對于重大疑難案件、無罪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程序正義，追求的是公正。如果每一個案件都像當年審辛普森案件審的話，那簡直不得了了。

所以這一對矛盾，我認為我們受理的案件，尤其各位剛剛走上工作崗位辦的案件，我不主張你們各位上來就接手大案要案、社會熱點案件或者政治敏感案件。即使你們通過一個名案短期內出了名，由于你缺乏相關的辦案經驗和對付媒體的經驗，最后你會搞得自己很被動。我主張大家如果說要辦一些刑案的話，從小案開始，多辦一點簡易程序的案件。法庭上公訴人恨不得都不出庭，反正就你自己講了一通意見，然后45分鐘這個案子就審結了，拿這樣的案子慢慢練練手。

在座各位無論將來，我估計絕大部分不會做刑事律師，我也不太主張大家做刑事律師，太辛苦了，風險也太大了，但是做幾個刑案來讓自己來了解一下刑事辯護的程序，還是很重要的。將來你們肯定最后走上某一個專業化的律師的道路，但在今天做一些小案件，體會一下刑事案件的感覺的時候，不要做高風險的大案，要做一些更簡單的案件。所以，簡易程序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其次是普通程序的簡易審。

普通程序簡易審，指的是三年以上的案件，簡易審的條件是被告人認罪、退贓，這樣的案件實行簡易審都是有罪判決，但簡易程序本身就比標準程序在量刑上要降低一個檔次。普通程序的簡易審可以由律師啟動，也可以由檢察官啟動，也可以由法官啟動，我們也可以提出申請，申請這個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簡易審。

這一類案件，我們律師在今天的司法體制中，我們是可以有這樣兩個選擇，就是在程序上先做出對被告人有利的一種選擇，然后再談到證據問題。關于調查取證問題和跟公訴人溝通方面的問題，休息以后再講。

補

四、會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會見被告人時，有兩條需要補充一下： 1.第一次見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時，我們要在委托書上讓犯罪嫌疑人本人簽字確認，并且最好隨身攜帶一盒印泥，讓他在委托書上按上指印。2.每見一次被告人，最后要問一下被告人的監號。注意：

申請取保候審：今天取保候審其實不基于你的申請，你該取保的你不申請也取保了，你不該取保的你申請半天也沒取保，但有時我們這樣做是完成是為了一種程序上的法律服務。

六、調查取證

（一）案例：某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受賄案

7個被告都是國家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這個事業單位是個媒體，跟香港搞了一個合資企業。這7個人被委派到那家公司，就是國有事業單位委派到合資企業從事公務，那么他的受賄就是一個正常的受賄罪，就不是一個商業受賄，他在這方面貪污的話，也不能按職務侵占，就得按貪污罪來走。當時反貪局在工作中就疏忽了，關于這幾個人的特定身份，電腦就打出了一個模板，只是把名字、職務、某些地方換一換，這7個人都是被委派的。我接手了其中一個案子，當時我也是覺得主體上沒有什么問題，一直到我見到被告，被告告訴我：我們這些人都在一起工作，但實際上2003年底我調離了，我離開了以后我想出去自己干一個公司，所以把檔案全都轉出去了，出去以后沒干成，后來我又回來了，還是接著這么干，但是我的檔案當時已經調離了。我當時一聽，我就覺得這個情況就跟其他人不一樣了，后來我就通過關系就去查。到了這家事業單位的人事部門的人事檔案里頭，還真找到了一張2003年底他調離本單位把檔案轉入人才交流中心的一張存根。

我把它復印了，就在審查起訴階段，我就把這張紙直接交給了公訴人。因為審查起訴階段公訴人對反貪局有兩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權利，所以，公訴人馬上就把這張紙轉給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立即核實，到這個事業單位人事檔案再一查，他的人事檔案關系在受賄行為發生前已經調離了國家事業單位，等于是一個返聘。當時包括他本人并沒有在意，因為他們傳媒的工作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對這個事情就沒有太在意，這一下無意插柳柳成蔭了。馬上核實，一核實他的行為確實受賄了，但他不再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犯罪，而是公司、企業人員的受賄犯罪。嚴格意義上講，公司、企業人員的受賄犯罪偵查權在公安機關，不在反貪局。但是這方面不在反貪局的話，工作本身還是有效的，只不過它的主體身份發生變化了。當時我們所看到的材料是每人都有一張紙，都是受委派，他已經離開了，就不存在被委派的關系，人事部門也沒太注意，誰都忽略了當時的這個問題。

我找到了這個證據以后，我如果當時不提供，我留著，到了法院我把復印件拿出來，會怎么樣？程序上會很麻煩，而我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我直接交給檢察機關，辦案的人見到這份材料以后，讓反貪局核實，核實完了，他自己就把這個案件從普通程序降為簡易程序，然后他自己也不出庭，不用出庭。所以我跟這個檢察官，本來以為我們會在法庭上對一下，由于我提前交了這份材料，我們在法庭上就沒有對上，最后到開庭的時候我發現我們對面的公訴人的位置是空著的，因為簡易程序的案件公訴人可以不出庭，所以他就不出庭。

這個案件從頭到尾審理了45分鐘，我當時掐著的是時間，因為這個人已經被關馬上就要滿一年了，我希望他能夠“實報實銷”。我們叫的“實報實銷”，指的就是關多久、判多久，這是刑事業務里的一句行話。辯護律師無罪辯護成功的標志，不僅僅是無罪判決，這很少，絕大部分判緩刑和“實報實銷”——關多久、判多久，這都是無罪辯護成功的標志。因為很難讓司法機關堅決說無罪，無罪還要國家賠償，就從這一條司法機關就不同意，錯的也得是對的，所以我們現在妥協到“實報實銷”。我當時是使勁算著日期，我想今天是星期五，他通知我今天開庭，到下禮拜二滿一年，但凡滿一年過一天，他都不能判一年，超期羈押。我們要給當事人這方面算得很精細，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果說到下禮拜二滿了一年，他到禮拜

三、禮拜四再判決，一判判一年零三個月，他還要多待三個月。如果禮拜一宣判，判有期徒刑一年，第二天禮拜二就能放，而現在開庭是在禮拜五上午，到這個時候，我是非常斤斤計較地算時間。所以法院通知我，星期五上午開庭，我去了以后被告人做的是認罪供述，我在法庭上也沒有什么新的證據。由于我以前的證據公訴人已經采信了，已經把罪名都變更了，公訴人都不出庭了。所以法庭辯論也談不上辯論了，也不是對抗了，是做個廣播操了，我自己說兩句就完了。也不再是個拳擊比賽了，而是一個自己做做廣播操就完了。被告人講了以后，律師講兩句，審理了40多分鐘，這個案子就審完了，審完以后等著宣判了。我就立即提醒法官，我說：他距離羈押滿一年還剩4天，到下禮拜二就滿了，希望法官能夠提高效率。

因為有的時候法官一忽略，等著真要宣判的時候，發現已經過了一天了，那就得一年零三個月、一年半，法官他只能按這個程序，不然超期羈押這個日子沒法算，這方面法官也算得很細的。到了中午，我的手機就響了，被告人的家屬給我打電話，說法官剛來電話，讓下午2點到看守取保候審領人。所以周五下午2點，就把他放出來了，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我的希望是判一年實刑就可以，再熬幾天熬到下周二就放了，結果判了個緩刑馬上就放了。

這樣的案件，不會見諸媒體，但作為執業律師，我認為這是我很成功的一個案件。就是說，結果比我料想的還好，我的目的只有一條，求得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如果這個案件當時要是按普通程序走，上了法庭我很瀟灑地把那個證據甩出來，那公訴人馬上就會要求休庭，得去核實你這個證據是真的假的。核實完了以后，你這的確是真的，那就撤回起訴書，變更罪名，變更完了罪名以后，重新再審理，禮拜二一過，好幾個月過去了，他根本不出來，當事人根本不可能放出來。

所以，我們作為刑事辯護律師，我們時時刻刻要想著被告人少關一天、多關一天，對被告人和家屬來講差別是很大的。我們是很自由的人，要理解被告人，醫生要理解病人的痛苦，所以在這方面我會算得很細。當時我一聽，專門給法官打了一個電話，表示感謝。被告人自己也沒有想到，上午9點開庭，下午2點就可以走出看守所，一天之內這件事就完成了，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種情況也很少。你如果做無罪辯護，或者做其他的話，在程序上就把當事人給耽誤死了。

（二）案例：某律師觸犯《刑法》306條案

2008年3月15日，海淀區人民法院把一個北京律師，以《刑法》306條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半實刑。

這個女律師30多歲，讀了4年大學，然后參加司法考試大概也是考了三四年，終于在第4年通過了司法考試。河北人，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父母是河北農民，全指著她生活。她有了律師資格，到北京執業，進了一家律師事務所，這家律師事務所給她每個月800塊錢的工資底薪，其他的按照辦案提成。她有一個師傅，她就跟著師傅干，當了3年多的律師，從來沒有辦過刑案。

有一天，有一個刑事案件，強奸案中的奸淫幼女案，找她師傅，她師傅忙，這個案子她接過來，收了1000塊錢律師費。所以，她在沒有任何人指導、沒有任何人帶的情況下，鋌而走險接了一個刑案。而且刑案中風險最大的是性犯罪案件，因為性犯罪案件很難找客觀證據，大量的都是主觀證據。客觀證據比較安全，主觀證據變化性太大，風險很大。所以，她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在沒有人帶的情況下，自己接下了一起性犯罪案件的辯護，這是她犯的第一個錯誤。

這個案子的案情非常簡單，一個不滿14周歲的女孩子跟一個男的談朋友，在滿14周歲之前兩個人有了性行為。后來由于其他原因案發，公安機關調查了解，最后把這個男的抓了，我們這位女律師給這個男的做辯護，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位女律師不知道《刑事訴訟法》第37條有一個規定，辯護律師未經司法機關的許可，不得會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而被告人的爸爸為了讓自己的兒子能夠盡快出獄，是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方法。所以，當我們這位女律師到海淀公安局看守所門口準備會見被告人的時候，被告人的爸爸直接把這個女孩子帶來，出現在女律師的面前，事先也沒有打招呼，就帶來了。

這個時候作為有經驗的律師，一聽說你是被害人，那我們簡直像見了麻風病人一樣：“你別跟我說話，我們離遠點，我們不能未經司法機關同意，就接觸被害人。”而被告人的爸爸本身就是個農民，別說法律知識有多少，他的文化知識就沒多少，他肯定是給了人家一堆好處、許諾，然后就說你是愿意的。其實，公安機關辦理性犯罪案件，尤其涉及14歲以上還是14歲以下的時候，公安機關首先要對被害人的確切出生年月日進行核查，如果沒有第一手資料公安機關是不敢抓人的，如果人家是正當談戀愛怎么能按奸淫幼女罪還抓呢？

但是我們這位女律師沒有經驗，當被告人的爸爸帶著被害人出現在女律師面前的時候，女律師并沒有回避，而是問她：“你們當時發生性關系的時候，他知道不知道你的年齡？”這個女孩子早就被被告人的爸爸各種許諾搞定了，說：“不知道年齡。”“這樣，你自己寫一個關于你們當時是談朋友，并且他不知道你的真實年齡。”結果這個女孩子文化低，寫半天也沒寫清楚，我們這位女律師非常“認真負責”，自己以自己的口吻寫了一份，讓女孩抄了一遍，作為向法庭要提交的一份證據。這是她犯的第二個錯誤，直接面見了被害人。接下來，被告人家屬又問她：“你看還能有什么證據能證明？這女孩子的出生年月日、身份證能不能證明？”女律師說：“如果有身份證能夠證明她的出生年月日，從而證明他們兩個有性行為的時候她已經滿14歲了，也可以。”被告人的爸爸二話沒說，到大街上造了一個假身份證。這也很容易，花不了多少錢，拿了被害人的照片，就去買了一個假身份證。

于是乎，這一張我們律師起草的被害人抄了一遍的自述，連同一張假身份證明，我們這位女律師就把它提交給司法機關，證明被告人無罪。這不是偽造證據又是什么呢？《刑法》306條，威脅、利誘、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改變口供。強奸案件中的被害人的證言是非常危險的，這和傷害罪、盜竊罪、搶劫罪中的受害人的證言還不一樣，那還比較穩定，強奸罪中她當時是愿意的還是不愿意的，是怎么樣的情況，這樣的案件非常難辦，風險很大。我們這位女律師既沒有找人請教，無知才能無畏，“勇敢”地接起了這個案件。結果，那個案件還沒怎么樣，她自己連同被告人的爸爸以制造偽證罪被抓起來，直接被拘留。他爸爸是個農民，不懂法律，救兒子心切，最后把自己也擱進去了，這種事好象也是情有可原、法無可恕，可關鍵是把我們這位女律師也拉進水里。

我們這位女律師這個時候又犯了第四個錯誤，不向律師協會求助。因為我們律師協會有一個權益保障委員會，專門有一些有經驗的律師，如果向律師協會求助，律師協會可以免費派律師為她做代理、做辯護，這是我們這個行業里一種自助的組織。結果她本人根本不向律師協會求助，自己找了兩個朋友律師為她做無罪辯護。其結果，就是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實刑。如果說做罪輕辯護，做一個認罪，雖然律師資格丟掉了，好歹緩刑，人先放出來，完全可以判緩刑。當時我都覺得很奇怪，為什么這樣的案子不把律師判個緩刑呢？三年以下的案件都可以判緩刑的，這一年半為什么一定要實刑呢？說她不認罪，罪行確鑿又不認罪的案件，一般不適用緩刑，所以給她判了一個緩刑。

這樣一個案件，當時我知道的比較全，是因為這個案子被電視臺盯上了，北京電視臺BTV—3做節目，把我叫到演播室做了一次嘉賓，點評這個案件。她的律師職業生涯到此結束，服完一年半徒刑出來她就是什么都沒有了，一身輕了。所以記者問她將來怎么辦，她說：“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讀了4年法律，又考了4年律師，又干了4年律師，最后以這樣的方式結束，她對記者說：“我憎恨律師行業。”

自從我知道這個案件以后，我每次執業培訓的時候，我都在強調，如果說要是這位女律師要是一年多以前也能夠在今天這樣的教室里聽我們講一講，有一點經驗，可能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為了幾百塊錢，最后丟掉了自己后半生的職業生涯，且不說還要受一年半的牢獄之災，非常可憐。但是從法律上講，她所做的這一切，都踩在了法律的“紅線”上，程序上、實體上她都是違法的，確實偽造證據。而她所做的這一切，是被被告人的爸爸在慫恿，被告人的爸爸有足夠的理由為了救兒子不惜一切最后把自己給擱進去了，他爸爸也被判刑了。但是我們作為律師，我們能把自己的職業生涯這樣一次性消費嗎？所以，我們為什么說要有自己的定力，我們不能被被告牽著鼻子走，不能被他們的行為所左右，就是因為我們要懂得自己的職業定位是什么。這位女律師出現的這個情況，當時律師協會也非常重視，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我們本來對《刑法》306條，大家可能在媒體上也都知道，這一條一個最大的威脅，我們大家都反對要取消306條，就這個法條本身來講一點問題都沒有，不要說辯護律師，任何人如果偽造證據、做偽證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可是威脅、引誘證人做偽證，這個威脅的標準、引誘的標準是什么，這個標準誰來掌握？恰恰是我們辯護律師的對立面——公訴機關來掌握，這就像一場足球比賽，突然發現裁判是對面的球員，那我們這場比賽就很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認為《刑法》306條，由于它立法上的含糊、不明確，以及不是由中立的第三方來判定辯護律師的行為，使得大量的辯護律師不敢調查取證，怕被套上這個帽子。而不敢調查取證，就影響了案件辦理的質量，影響司法公正。我們有經驗的律師，對客觀證據我比較敢取，就像我剛才說的人事部門的存根檔案，這樣的證據我敢取，但是某人說的主觀證據的話，我現在不敢取。因為他往往跟司法機關說的是1、3、5，跟我律師講的是2、4、6，然后再被司法機關找回去的時候，司法機關說：“你說的2、4、6不對呀，你跟我說的是1、3、5，你是不是在騙我們司法機關，是不是做偽證？”證人一害怕：“我還是1、3、5，不是2、4、6。”“那當初為什么說2、4、6，誰讓你這么說的？”“律師。”就這么簡單的一個邏輯關系。其實你說誰在威脅、引誘證人？公訴人找到證人去取證：“如果你要是說不清楚，我們可以到檢察機關去談。”就這一條就把證人給嚇壞了：“我們還是在辦公室談吧，我一定配合你們，在辦公室我們把事談完，別到檢察機關，去了以后還指不定出不出得來呢。”

所以，我們辯護律師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有經驗，在調查取證上我們越來越不敢輕易取主觀證據，306條就成為了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一再呼吁要取消的時候，我們這位女律師以她的親身經歷，以身試法地告訴我們，這一條還是有存在的必要性。我們這邊學術界一直想把它推掉，她做了一個反證，而且這個行為她確實真的構成犯罪，還真有人往里跳。

所以我就覺得，刑事辯護律師的職業生涯的困境和出路，到底在哪里？我為什么今天一開始上來，用交通道路來比喻今天刑事辯護這條路呢？就是說這條路是有大量的井沒有井蓋，有大量的拐道沒有反射鏡，有大量的該有紅綠燈的地方是黑糊糊的一片。這個時候誰趕上了，開車開到一個沒井蓋的地方，一骨碌就栽下去了，前面那輛車騎著井蓋過去了，你這輛車沒騎著井蓋過去，你一個骨碌就栽下去了，這種情況非常多見。所以，這些案件里的這些問題，我認為是現在調查取證中非常艱難的一個問題。

（三）注意事項

對于萬不得已要調查取證的，我建議各位同行： 1．必須兩個人取證。

2．原則上在律師事務所進行。3．絕不和證人有任何送禮和吃喝。

4．取證必須單獨進行，不能有家屬在場，不能有其他人在場。

5．有條件的話，最好要有錄音錄像。6．要明確說明證人是否愿意出庭作證。所以，對于取主觀證據的時候，我們至少要有這幾條作為自己行為的底線。很可能有的證人是被告人的家屬找來的，你就要跟被告人家屬講清楚，絕不能有任何許諾給證人各種好處。要保護好自己，而且還要警告家屬，不要去碰證人。尤其是無罪的證據，如果拿到的是無罪的證據，在審查起訴階段，一定要在開庭之前及時跟司法機關溝通。比如說證明被告人不在現場，如果有這樣的證據，因為100%檢察機關要來核實，你如果有這樣的證據，即使到了法院階段，你提交給了法院，法院馬上會把這個證據交給檢察院，檢察院拿到這樣的證據，立即公訴人自己或者委托反貪局的人或者委托公安局的偵查人員，馬上來找這個證人，馬上單獨談。如果是這樣的一種無罪的硬的證據的話，馬上要核實，問你問題的同時，還問：“律師跟你是怎么說的？”司法機關100%會詳細了解、詢問律師跟你怎么說的，被告人的家屬給了你什么樣的許諾、條件，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是不是律師讓這樣做的？矛頭直指律師。

所以，對于這種主觀證據，并且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有的時候我為了保護自己，當我得到這些的時候，我都不見證人。我給檢察機關打個電話，或者我讓被告人家屬把證人自己寫的材料送到檢察機關去。我都不沾，我就說：有這么一個證據線索，你們核實一下，是不是這么回事，如果是這么回事，他是無罪，那你們自己去調查取證，如果說是有罪的，那你該否定這個無罪證據就否定。在這方面，我們作為執業律師，我們是非常慎重的，公訴人和司法機關的核實，既核實證據，又核實我們律師的行為，這就是今天的司法現實。

七、證人出庭問題

對于證人出庭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我們今天辯護律師應該大量要做的事情，向法院申請證人出庭。我們了解清楚對我們有利的證人的聯系電話、通信方式，然后我會告訴家屬不要去找證人吃飯，不要給證人送禮，不要給證人任何職業上的好處或者就業上的幫助，必須讓他客觀公正，然后我們會申請證人出庭，也會告訴被告。

無論證人、鑒定人出庭，只有回答問題的義務，沒有詢問的權利。換句話說，會出現公訴人向證人、鑒定人發問，被告人向證人、鑒定人發問，律師向證人、鑒定人發問，法官向證人、鑒定人發問，不會出現鑒定人反問問題。如果鑒定人在法庭上反問我們當事人的問題，應該馬上給予制止，因為他沒有權利反問。

但是有很多案件，尤其是一對一的比如行賄受賄案件，我們律師的責任是搭建一個平臺，讓證人和被告人之間能夠面對面就某些問題讓他們之間去問、去說。這個時候證人的證言和被告人的口供往往能夠擦出火花來，往往能夠使證人的某些在司法機關的證言，在被告人的面前、在法庭上會有所改變。所以我們更多的時候，是營造一個證人出庭和被告人能夠雙目相對而視的這樣一個環境、這樣一個條件，搭建這樣一個平臺。

實際上我們更多的時候，我更愿意看到這樣，不僅對律師安全，而且也把他的證言充分展示在法庭上，讓法官自己來看，當時是怎么回事。

八、鑒定人出庭問題

在這方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制度一直是在進步，我談一下鑒定人出庭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司法體制，鑒定人出庭這個問題上，一直有一個盲區，就是由于鑒定材料的過于專業，使的鑒定材料的實體審查往往被忽略了。

《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鑒定材料要有取材的范圍、鑒定的過程、鑒定人的簽字，然后鑒定人作為言詞證據的一個，鑒定人還要出庭回答法庭的提問，這方面《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很嚴格。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比如說一起傷害案件，輕傷偏重還是重傷，往往就是一線之差，但是輕傷偏重和重傷在刑期上是三年以下還是三到十年，這是天壤之別。公安機關受理了一起傷害案件，馬上就做鑒定，做了鑒定不看鑒定過程，只看鑒定人的資格有沒有，鑒定機構有沒有鑒定資質，圖章是不是真實的，簽字是不是真實的。公安機關只做程序審查，送到檢察院，檢察院的公訴部門也只做程序審查，不做實體審查，也是一樣，看圖章真不真實，鑒定資格有沒有，鑒定結論說是輕傷偏重就是輕傷偏重，說重傷就是重傷。然后轉到法院，法院的法官在審理的時候，同樣只做程序性審查，不做實體性審查。真的是該重傷嗎，是不是其實是輕傷偏重？真的是輕傷偏重嗎，是不是實際上是重傷？這里有很多醫學專業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誰都覺得我們是搞司法的，我們不是搞醫學的，我們不懂，所以我們只能以鑒定結論為主。其結果就出現了辯護人也好，家屬也好，受害人也好，同一個案件出了不同的鑒定結論，然后這些不同的鑒定結論就像打撲克牌一樣，誰官大聽誰的。你找了一個處級的鑒定機構，我找了一個局級的；你找了一個局級的，我找了一個部級的，我找了一個中央直屬的。互相像打撲克牌一樣，以鑒定機構的圖章的行政級別的高低，法院誰官大我聽誰的，這是我們國家二三十年來鑒定上存在弊病。相反，鑒定人是不是誠實履行了職務，鑒定人有沒有可能因為收受賄賂而把該做的輕傷做成重傷，該做的重傷說成輕傷，有沒有這種可能？當然是有這種可能的，但是誰對他們的論證過程做實體審查呢？沒有人做。因為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中就沒有專家證人出庭，如果可以的話，辯護人這邊也找一個專家、醫生出庭。“你為什么這樣的傷當時做成重傷，而不是輕傷偏重，理由在那里？”有很專業的詢問，沒有。這樣一來，就逼著我們律師去學習傷情鑒定，去學醫。當我們遇到一個司法會計鑒定的時候，我們又必須去學習司法會計。我們不做鑒定的實體審查就沒有人做了，法官不做，檢察官不做，只有我們自己在做。

所以在這方面，這就給我們律師又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司法精神病鑒定，認定是否有精神病需要掌握什么知識？幻視、幻聽、幻覺，這是精神分裂癥的一個基本癥狀。一個死亡鑒定，搶救了十幾個小時才死，是醫療搶救不當引起的死，還是直接的傷害行為引起的死搶救不過來？比如說同樣一起傷害案件，送到醫院的時候還活著，如果沒救了當時就沒救了，為什么15個小時以后才宣告死亡，有沒有可能醫院的問題處理不當，是不是隱含了一個醫療事故？

所有這些醫學問題、醫療專業的問題，經常會擺在我們辯護律師面前，我們不得不臨時抱佛腳，去看書、找專家咨詢、去請教，光兩個專業名詞就把我們的頭給搞暈了，就像人家外行來看法條一樣，我們去看人家的東西，但是沒有辦法。

好幾個案件，我們都是通過這樣的鑒定，我們發現司法會計鑒定尤其問題嚴重，我們最近辦理的案件中就有，后來我們由于請了鑒定人出庭，我們發現整個鑒定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一個單位偷稅案件，偷稅案件前提是什么？營業額是多少，成本是多少，利潤是多少，營業稅、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是多少，最后得出該交多少稅，你沒交多少稅，少交多少稅，達到了法定的比例，因此構成偷稅罪。簡單來講，就是這樣一個邏輯關系。但是，司法會計鑒定是公安機關去找的，公安機關給司法會計鑒定的材料是否足夠豐富，是否足夠完整，是非足夠完整，誰來審查它？理論上講應該由公訴機關來審查，但審查起訴部門只看鑒定書，不去審查偵查機關給的原始材料足不足。所以有一個案件，當檢察機關最后指控單位犯罪偷稅多少，算出利潤以后、偷稅多少以后，我們要求鑒定人出庭。鑒定人出庭以后，我們拿出一份仲裁裁定書，證明被告的單位在跟別人打一起仲裁案件的時候敗訴了，敗訴了以后要賠給人家1300萬。仲裁裁決是一裁終局的，所以這是一份已然生效的法律文書。而這份仲裁裁決書所反映的內容，證明要賠出1300萬，這是要打入公司成本的，如果成本加大了，利潤就降低了，利潤降低了，應納稅所得額就變了，稅的數額就變了，是否還構成犯罪，就再當別論了。

所以當我們問鑒定人：“你拿到過這份鑒定資料沒有？”他說：“我沒有。”我們馬上就跟公訴人提出來，支持本案犯罪所賴以維持的這一份鑒定結論不完整，不能作為指控的證據使用，因為它所獲取的原始的會計憑證、財務憑證和相關資料不完全，這1300萬沒有打入成本。我們就把這個觀點向法庭提出來。由于鑒定人這樣的出庭，不然的話，如果鑒定人不出庭，反正司法會計鑒定報告擺在那兒了，結論擺在那兒了，公訴人根本不給你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拿到原始的素材，但是有這個結論就夠了”。我們只有把鑒定人請他出庭，鑒定人明確表示給我做鑒定的司法會計原始材料里沒有這份裁定書，那么他的結論就變了。迫使檢察機關向法院申請休庭，這個事兒得重新搞。像這樣的情況，只有鑒定人出庭，才能夠找的到。

另外一個案件，我們向法庭申請鑒定人出庭，我們是一個虛假出資的案件，鑒定人說鑒定結論為0，沒有出錢，理由是以現有的材料證明出資沒有到位。什么材料？合同約定中外雙方在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這一年的時間內，外方必須把出資到位，由于會計憑證中沒有看到外方資金到位的任何記錄，所以他的結論是出資為0。這個結論一點都沒有錯，就本身來看，這個會計鑒定做的結論是對的，但是，中外合資的這個企業是建造一條高速公路的一個合同，這條高速公路建起來了，實際上是外方在國內通過其他方式募集到了資金，把這條高速公路建起來了，并不是從國外本身把錢投進來的。在這種時候，我們問公訴人：“你們認為出資為0，你們依據的是什么？”他說：“依據的是1988年國家外經委、國家工商總局的規定，關于合資企業中的出資方必須是自有資金的到位，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是從國外的錢匯入中國，進入資本金賬戶，這是唯一資本金到位的方式，而它沒有到位，因此我認為它出資為0。”我們告訴他：“2006年1月，國家工商局、外經委又出了一個規定，合資的入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資各方，股東的入資，可以是自有資金，也可以自己從其他地方借來的資金，以自己的名義投入，同樣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一個入資的方式，你知不知道？”他說：“我不知道這個規定。”1988年的規定今天依然有效，但隨著市場經濟走過了20年，我們的法律也在不斷的完善，所以對于2006年出的這個規定，實際上是對1988年規定更加的豐富，允許入資的方式更多。規定的時間你確實沒有到錢，但規定時間以外資金是到位的，而且是以其他方式。遲延繳納的話是可以付滯納金的，我晚了一年、晚了幾個月，每天萬分之三也好、萬分之幾也好，滯納金該補就補，這是個民事上的違約責任問題。我的錢晚到了，但這是刑事責任嗎，這是錢不到位嗎？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司法會計的鑒定的結論能不能直接為刑事法庭所采信呢？這中間還有一段空間。

法院只看司法會計的結論，不看這個案件全部的材料，不看案件的具體情況，直接就拿了結論來用，這種法律中存在的縫隙或者說我們立法中、執法中的真空，只有我們律師能發現。鑒定結論牽引著判決書走，這是二三十年來我們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讓鑒定人出庭。我們當時向鑒定人提出還有2006年規定的時候，他的臉也是一紅一白，因為他所掌握的法律依據不完整，不是說錯，而是不完整。有很多鑒定結論，有很多鑒定書，就他職業本身來講并不一定錯，就像我剛才講的，他少拿了一份材料，以殘缺的材料得出的結論是對的，2+3就是等于5，但他還沒有看到剩下還有一個4他沒有加上去。

所以，完整的鑒定本身的正確性，并不等于直接能為刑事法庭所采信，這一部分真空是有我們大量的律師的空間來做這樣的事情。所以，關于鑒定人出庭的問題，我們覺得往往我們作為辯護人，我們越來越看到，我們要承擔實體審查的責任。

九、在法庭上

法庭的審判、辯論，這是刑事辯護業務的最核心的精髓，充滿了精彩、驚喜、無奈、痛苦。聽說你們已經旁聽過知識產權庭，也實實在在領教了兩位律師誰的水平高，誰的水平低，你們也都看出來了。所以，我們在律師圈里，經常有的律師由于在某一個案子上輸給了對手，心里憤憤不平，嘴上又說不出理由來，所以搞得很痛苦。有的律師之間、同行之間在律師協會開會，有的時候關系還挺緊張，較著勁，其實一究根究底，曾經是敗訴過。其實律師行業這是很正常的，只有刑事律師在這方面倒是混的口碑很好，從來不跟同行打，矛頭對外，跟公訴人打。

所以我已經很少跟律師對庭，我都是跟公訴人對庭。我也很少做受害人的代理人，即使代理了，一般來講也不太跟辯護人公開地、直接地對抗，因為刑事犯罪定罪量刑主要是公訴人和辯護律師之間的對抗。所以，我好象也很習慣于在刑庭上對抗。前些年讓我傷心了一次，是因為我跟著別人一起上了一次知識產權庭，那個法官就調侃我：“你不是刑庭的嗎，你到知識產權庭干嘛來？”我說：“你要說我沒‘知識’就直說嘛。”

所以，我覺得刑庭的一個特點，跟你們看到的知識產權庭更嚴肅、更規范、更對抗。也有笑聲，但很少，有笑聲是特殊情況。據說有一次在北京的法庭上，有一起傷害案件，被害人倒在地上，被告人從被害人的身體上跨過去。然后法官就問被告人：“當時你從他身體上跨過去的時候，邁的是哪條腿？”他回答：“前腿。”這種情況是屬于刑事法庭的特例，可以博得大家一笑的地方。當然刑事法庭也有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昨天剛剛參加一個會議得到一個信息，很有意思。好象是在西藏一起殺人案，被告人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說白了，被告人家屬給了被害人這邊足夠多的錢。但是作為公訴案件尤其是殺人案件，還是要公訴的，結果被害人這一方沖上法庭把公訴人給打了。像這種情況，當然是很極端的例子，它反映出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容不下法治的一種文化，就是把人情、把利益置于法治的規則之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5000年傳統文化，實際上是一個不太具有法治理念的文化。

“誰和誰關系不錯”、“他可是咱自各兒的人”，這種話我們在生活中經常聽到，把講人情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實際上把是非、規則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這是我們經常需要面對和面臨的無奈。所以在我們法律人看來不可想象，但是從我剛才說的那種極端的例子來講，對他來講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家的人被他打死了，他賠給了我足夠的錢，我諒解他了，那你還抓他干嘛，還判他干嘛，所以公訴人你還要指控他，那我當然要來打你了。用他自己的思維邏輯和文化底蘊來講，他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在我們看來很可笑，被害人沖上去把公訴人給打了。所以，我想說的就是，今天我們在法庭所面臨的行業，實際上很多的時候我們是在跟民眾的傳統文化挑戰。比如說，我們刑事辯護律師給“壞人”做辯護，這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為什么你要為壞人做辯護？”言外之意，我們是“二壞人”，站在少數人一邊。所以，我們經常講到，我說給“壞人”辯護，不是給“壞人”的“壞”辯護，而是給“壞人”的“人”辯護。他偷了東西，我不能說他偷的對，他殺了人，我不能說他殺的好，但是他再壞他是人，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是憲法保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人人”中的一個人。所以給最壞的人的辯護，給最壞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才是給在座各位好人權利保障的最好保障。所以，壞人權利的實現，就是“木桶理論”中的最短的那塊木板的延長。“木桶理論”大家都知道，這個木桶放多少水，由最短的木板決定。中國法治的這個“木桶”里最短的木板是人權法，人權法律如果是一個木桶，最短的木板是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這塊木板又是整個木桶中最短的木板，這塊木板的權利的延長就是他們自身權利保護的標志，就是人權總體水平的標志。你就看看世界各國，無論警察國家、法治國家、文化國家，分這三個層面，美國是屬于法治國家，但是北歐這些國家是屬于人文國家，它已很平穩、很成熟了，犯罪率各方面都已經降到最低了。我到瑞典大學城里去，也有警察部門，警察部門的人告訴我們，他已經十幾年校園里沒有任何案件。所以他還怎么會開槍，怎么會拿手銬，怎么格斗，怎么會追擊，這種警察的基本技術，他們都已經完全沒有用的余地，因為整個社會的富有程度、貧富很均勻，社會高福利，保障很平穩，所以這個社會超平穩。什么高？自殺率高，因為太平穩了。像瑞典、挪威這種國家，年輕人自己的能量爆發不出來，感覺太壓抑了，從出生到死，國家、社會全給保了，然后自己也沒有多少奮斗的空間和余地，待的實在太沒意思了，酗酒，精神上出問題，自殺率高。但是沒有說因為殺富濟貧或者因為生活所迫去搶劫，這樣的原因沒有。但是，這些國家的犯罪人在看守所的待遇是最高的，在世界各國是最高的，圣誕節等動不動什么節假日可以回家過。它的這種文化把被告人，把在押犯罪嫌疑人某種意義上講更當人來看，其實這是法治的精髓。好狗再好它是條狗，壞人再壞他是個人，這是質的差別，好和壞是量的差別，人和狗是質的差別，我不能保護一條好狗而殺死一個壞人，這是不對的。

（一）刑辯律師的職業定位

所以，我們刑事辯護律師經常當我們走進法條、走出法庭、在法庭的院子里、在馬路上，被人家攔下來質問的時候，我們經常會得到這樣的問題：“你們北京來的律師，你們是這么優秀、這么棒的律師，你們怎么會給這么壞的人辯護？！”

言外之意，你們是不是為了錢什么都干的出來？你們給壞人辯護這簡直是跟社會公平正義相對抗，這么壞的人你怎么還能為他辯護？所以，我們這方面對普通的、善良的百姓的誤解，我們所經常需要做出的解釋和我們所經常感覺的無奈，其實是刑事辯護律師經常遇到的一種困惑，這是民商類的律師、知識產權類的律師不需要遇到的。

所以，我們從法庭的角度來講，有時候有幾次我不得不在大法庭上，在法庭辯論之前我要用三五分鐘，為我們刑事辯護律師的職業定位我要做一下解釋。10年前“德國牙醫案”的時候，當時我就不得不做解釋，因為這個案子一口氣開了8天庭，開到最后終于到了法庭辯論了，底下黑壓壓坐著的都是受害人和近親屬。8天庭的門票一天一個顏色，據說一套票能倒到100塊錢。他們都想來看，媒體也報道，即1998年的江西南昌“德國牙醫案”。當時我是給這個牙醫做無罪辯護，所以網上說：“應該把這個律師的牙也拔光！”說這些話的人，這些對我憤怒的人，都是非常善良的好人，但是他們會對我們有很強的誤解。包括我剛才講的，我走進法庭、走出法庭，路上就有人指著我們說：“你們這些人干嘛來給這么壞的人做辯護？”

所以以致于我在法庭上我不得不開篇的時候，我想講一下我們辯護律師的定位：“我們今天是一個法治的國家，這個人再壞他是人，他要行使他的辯護權，而恰恰是對他辯護權的保護，是我們法治精神的體現。如果倒退50年，任何壞人帶著高帽子，游行一圈，大家喊‘殺！’然后一舉手，‘啪’一槍打死，這是50年前對地主老財、反革命、反動分子，經常是這樣處理的。而這次法院為了審理這個案子，不僅開8天庭，花了50多萬塊錢置辦了各種錄音錄像設備，為什么？花這么多錢在這樣的案子上，值得嗎？值得，這是法治的代價。為了充分維護他的權利，法院、國家、納稅人必須掏出錢來完善各種視聽設備，以充分保護他的權利，在此基礎上再定罪，這就是法治文化。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對一個人是好是壞做出評價在其次，有罪無罪作評價在主要。”

所以當時我覺得，我們刑事辯護律師有時候面對一些公眾壓力的時候，有時候必須說一些可能跟大眾的心態不相吻合的話，所以刑事辯護律師經常被網民們罵的狗血噴頭。前些年田文昌老師被網民們罵，我覺得我也可能跑不出這個下場，我早晚有一天也會被罵的狗血噴頭，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們中國法律人是一個小集團，我們不挨罵誰挨罵，有些時候我們不來說這些真話誰來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我們如果說的跟沒學過的法律的人一樣，那我們選擇法律人這條路干什么，選擇律師這條路干什么？我們如果只會大合唱，不會獨唱，那跟濫竽充數也沒什么區別。當所有的人都說一個聲音的時候，辯護律師從法治的角度，而不是從炫耀個人的角度，該發出不同的聲音就是要發出來，這是必需的，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這方面，刑事辯護律師經常站在弱的一方，站在少數的一方，站在被別人誤解的一方，站在與別人對立的一方。就是在這一方面，這種尷尬、這種無奈、這種痛苦，可能是律師行業中刑事辯護律師所特有的感覺。也可能正是這種感覺，刺激著我們這些人在堅持著走下去。如果要是都很溫暖了，都很舒服了，到處都是贊譽聲了，聽著膩不膩？那可能就走不動了。

你們進入律師圈以后，你們會發現，以后有很多什么中國律師論壇、北京律師論壇，有很多律師論壇，然后律師論壇里還有很多分論壇——房地產分論壇、知識產權分論壇、金融分論壇，必然還有一個刑事分論壇。然后，刑事分論壇一定是所有論壇里開的時間最長的，擠的人最多的，氣氛最熱鬧的，情緒最激動的。因為刑事辯護律師面對的是公權力，受擠壓，痛苦很多，所以每個辯護律師一上來都要大吐苦水，要慷慨激昂地把自己受的委屈要一吐為快。而這方面像民商、金融尤其是律師和律師之間的對抗，也沒有那么大的激烈的程度。

而且在這個行業里，刑事辯護律師大概也是穿律師袍穿的最多的，我們經常被要求穿袍，中院的案子經常要求穿袍，尤其有錄像的案子，有些錄像不一定在電視里播，要留作資料，也經常需要穿袍。所以別人的律師袍還新著呢，我的律師袍都磨的卷邊了，這是這個道理。

（二）律師袍的搭配 在律師袍的問題上，今天我要特別講一下。律師袍：黑色的袍子，白色的襯衫，紫紅色的領帶。黑+紫紅+白，這三個顏色的相加不是偶然的，是美學上的一個固定的公式，這個公式顯示的是一種莊重。比如說，雪白+紫紅+金黃，給人的感覺是富麗堂皇，比如說像歐洲古典的故事片，《茜茜公主》也好，什么也好，宮廷里的服裝經常是紫紅色+金色+白色三個顏色的搭配，白色的服裝，紫紅色的綬帶，金色的扣子，給人感覺富麗堂皇，就是美學上的公式這都是固定的。

我為什么這么講？我們很多律師穿律師袍不注意，黃色襯衫、粉色襯衫、綠色襯衫、花的襯衫，配上一件黑色律師袍、一條紫紅色的領帶，要多難看有多難看。他自己不感覺，但是一排律師都穿著律師袍，都是白襯衫，只有一個穿的是花襯衫、黃襯衫、綠襯衫，馬上就感覺出：土的要命。真的是很不像樣，而我們很多律師不注意。

每次我的律師袍一定和一件白襯衫配在一起，因為我不敢保證我每天都穿白襯衫，今天我也沒穿白襯衫，但一旦需要穿律師袍的時候，我一定會把和律師袍一起的白襯衫穿上，這是一個規范的律師的職業形象。尤其是你在法庭上的錄像，有可能在電視里播出來，因為有時候是電視臺錄像，有的時候是法院錄像，可法院錄像有時候會把帶子給電視臺，電視臺播出來。如果你要是在電視上見到自己穿著律師袍的形象，而襯衫卻不是白襯衫的時候，你都會自己都感到無地自容，難受的要命，完全沒有了法律的莊重和尊嚴。

所以，請大家記住，如果不穿還則罷了，穿律師袍一定要配白襯衫。

（三）對證人、鑒定人的詢問

我們在對證人和鑒定人的發問的過程中，要注意不要做誘導性發問。

今天我們還沒有證人詢問規則，由于沒有證人詢問規則，法院、檢察院很簡單，一刀切，不許做誘導性發問，只能是讓被告、讓證人直接陳述。而將來證人出庭以后正規的證人詢問規則，現在還沒有出臺，但是國際通行的證人詢問規則，對對方證人不可以做誘導性發問，對己方證人是可以的，這就屬于敵意證人還是中立證人，這些證人的詢問規則還沒有出臺。

中國的證人詢問規則早晚會出臺，但今天在沒有出臺的情況下，我們對證人的發問，當我們敘述一件事情，敘述完了以后問證人：“是這樣嗎？”這

第二篇：全省司法所長培訓通知

舟曲縣司法局

關于參加甘肅省司法廳舉辦的三期

全省司法所長培訓班的通知

各鄉鎮司法所：

為進一步提升司法所工作整體水平，充分發揮司法行政基層工作在維護穩定、服務民生、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作用，省司法廳定于2011年10月17日至30日，連續舉辦三期全省司法所長培訓班。現將我局參加培訓班的人員及其他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訓內容

學習有關人民調解、安置幫教、社區矯正工作的理論和實務；司法所規范化建設；講解基層工作信息管理平臺、服刑在教人員信息核查等。

二、培訓對象

我縣未參加過省級培訓的部分司法所長。

三、培訓時間及培訓人員名單

第一期（楊耀輝、楊若蘭）：2011年10月17日報到，18日至19日授課，20日考察學習，21日結束。

第二期（劉杰巴、馮杰）：2011年10月22日報到，23日至24日授課，25日考察學習，26日結束。

第三期（楊文平、閆向軍）：2011年10月27日報到，28日至29日授課，30日考察學習，31日結束。

四、培訓地點

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第一招待所（地址：蘭州市焦家灣路375號，招待所前廳電話：0931-8950069）

說明：

1、乘12路、4路公交車到七四三七站下車，南行100米即到。

2、乘71路、117路公交車到焦家灣站下車，向北行50米即到。舟曲縣司法局 二Ｏ一一年十月十日

第三篇：司法所長述職

述職報告

劉集司法所張慶洲

二O一O年十二月九日

各位領導：

一年來，我在司法局的正確領導下，在劉集鎮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緊緊圍繞2010年工作目標責任書，以科學發展觀、服務于人民群眾為宗旨，認真履行職責，現就任職一年來工作任務完成情況匯報如下，如有不妥之處，請各位領導批評指正。

一、業務工作方面

1、建立健全劉集鎮各級人民調解委員會35個，調解小組66個，其中，鎮調委會1個，村調委會24個，學校調委會4個，機關企事業調解小組6個。村、居調委會達到了“四落實”、“六統一”。

2、堅持每月兩排查一分析制度，全年共排查調處各類矛盾糾紛104起，調解率100%，調解成功率96%。無因調解不及時而引起的民轉刑案件和群眾性集體上訪案件的發生。

其中：婚姻糾紛11起，鄰里糾紛12起，損害賠償6起，土地承包糾紛8起，征地拆遷28起，房屋宅基地糾紛10起，其它糾紛29起。

3、強化調解人民的培訓利用每月25日的調解主任例會和年初集中培訓的方法，對102名調解員進行了法律、法規業務知識的培訓學習，提高了他們的調解技能。

4、完成了2010年《人民調解》征定任務21份。

二、安置幫教工作方面

1、加強對刑釋解教人員的排查，全鎮共排摸出2005年至2010年的刑釋解教人員119名，其中：刑釋116名，解教3名，并建檔立卡進行安置幫教，幫教率為100%。安置率85%。

2、積極主動與各單位和基層安置幫教小組協調，采取感化、挽救、政策幫扶、落實責任田，聯系在就業，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對年齡過大生活確有困難的3名刑釋解教人員與民政聯系，被送敬老院敬養1名，享受低保1名。為他們解決了實際困難，確保減少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3、年內試建過度性安置幫教基地一個，安置刑解人員3名。培養樹立典型2名。

三、法制宣傳方面1、2010年協調與鎮各中心、站室，采取多種形勢開展法制宣傳工作，全年共辦各類法制培訓班6期，辦板報45期，發放各類宣傳資料圖片5萬余份。

2、開展法律進村、社區、學校、企業活動，年內上法制課12場次，解答法律咨詢38人次，為提供依法行政，遵紀守法增加了知識。

3、加強信息報送，全年共報送各類信息15篇，有關媒體采用5篇，撰寫調研文章4篇，向鎮政府提出司法建議3條，采納3條。

4、“五五”普法通過依法治理領導小組驗收合格，2010年普法工作安排，全鎮共建立普法領導小組36個。共有普法對象46456人。

5、轄區內依法治理示范單位達到100%，民主法制示范村、社區達到50%。并有命名掛牌。

四、配合中心工作方面

按時完成市區安排的階段性工作和臨時性工作。配合鎮黨委政府完成重點城鎮建設項目，創業園區的開辟征地、政府辦公樓征地拆遷工作。

五、政治業務學習方面

學習是一個干部的必修課，作為司法所負責人，堅持帶頭不斷加強學習，深刻領會上級指示精神，是我認真履行工作職責，全心全

意為人民服務基礎。一是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參加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社會主義法制理念，黨風廉政學習。二是按時參加市局組織的集體學習和培訓活動外，主動積極參加鎮上周一、周五學習。年內記學習筆記2萬字以上，撰寫心德體會7篇。三是熟悉業務知識科學管理。為了不斷提高管理水平，避免工作偏失，利用閑時向書本學，工作中向同志們學，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六、廉潔自律方面

嚴以律己、清正廉潔，永做組織上放心，人民滿意的公務員。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懇懇做事，自覺維護黨員形象，珍惜黨的聲譽是我對自己的基本要求。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又從事司法行政工作多年，我始終銘記做事先做人，正人先正紀的道理，時刻告戒自己，做人做事上要對得組織，下要對得起農民群眾，要對得起家人和自己的良心。

總之，一年來在組織上的關心、領導的支持和同志們的幫助努力下，做了一些工作，但與組織上和人民群眾的要求還存在著一定差距和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克服解決，切實轉變工作作風，自加壓力，提高工作效率，力爭各項工作上臺階。

第四篇：淺談如何當好司法所長

淺談如何當好司法所長

甕聲司法所

我是一名司法行政系統的新兵，從事基層司法工作不足兩年時間，如何當好一名基層司法所長，如何將司法工作更好地滲透是擺在我面前的一項重要問題。基層司法所長，是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帶頭人，自身素質的高低，各項業務工作的能力大小，能否帶出一流的司法隊伍，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涉及的面特別廣：法制宣傳、依法治理、人民調解、安臵幫教、社區矯正、法律服務等聯系方方面面，千家萬戶。就如何當好司法所長。我個人認為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基層司法所長首先必須具備一定政治思想素質，思想上能與各級黨委政府司法局保持高度一致，不斷學習，把握好堅定的政治方向。使自己當今繽紛繁雜的社會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至迷失方向。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

作為所長，要不斷學習，積累知識。把自己練成業務上的能手才能勝任基層司法行政各項工作業務。才能給所里其他干警做示范。如社區矯正工作是我們基層司法行政的一項新的工作業務。作為所長必須要帶頭學習，精通這項新工作業務的內容。只有掌握好這項工作的處理流程，解決方法和

處理技巧，才能達到教育和改造罪犯的目的。才能不辜負人民交給我們的使命。

二、找準定位，增強工作責任感

基層司法所長是本所的帶頭人，是本單位工作的核心。所長的工作能力，甚至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和帶動整個司法所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整體形象。能影響和帶動司法所的執法意識和執法水平。因此說基層司法所長必須加強工作責任感，練就一身過硬的基本功。

基層司法所要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明確自己的位臵和工作職責，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中去。要克服司法所目前經費困難的問題。創造條件開展好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徹底轉變工作職能，努力做好法制宣傳，社區矯正等工作，積極協調調動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三、要加強隊伍建設，團結關心本所干警

甕聲司法所一共三人組成，工作任務又相當繁重。因此說全所干警團結一心顯得非常重要，也是做各項司法行政工作的必備前提。作為所長，要知人善任，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大膽地放手讓其他干警獨立工作。要善于發揮他們的特長，工作熱情。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對于他們在工作中的不足和過失，要善意地予以幫助和教育。平時要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在所里形成一個良好的團結互助，互學互愛的良好氛圍。使我們司法所全體干警團結一心，增

強隊伍的戰斗力。只有這樣才能更快讓他們迅速成長，早日成為基層司法行政的骨干力量。以增強基層司法所隊伍的整體素質。

四、要善于協調各方關系，促進各項工作順利進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職能涉及的面較多，如法制宣傳、依法治理、人民調解、安臵幫教、社區矯正等。要做好這項工作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甕聲司法所屬安圖縣司法局的派出機構，人、財、物在司法局，工作在基層，目前的職能也較弱，要想較好地做好工作還需要其它部門的支持與配合，這就要求基層司法所長在平時工作當中要注重按照上級的指示精神辦事，注重領會領導的意圖，努力做到依法辦事。作為司法所長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這就要求基層司法所長在平時工作當中要多向街道黨工委領導匯報自己的工作，主動爭取領導對我們工作的理解、幫助和支持。努力多做工作，積極配合當地黨委、政府的各項中心工作。為當地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作保證。只有多做工作，才能贏得當街道黨工委領導的關心和支持和信任。同時我們基層司法所要協調好各相關單位的關系，如其他基層司法所和當地的派出所。共同做好基層的各項工作。作為一名司法所長，沒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較強的協調溝通能力，是難以勝任并推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

總之，要不得精通基層司法行政業務，要有高度的責任

感和使命感，善于協調各方關系是當好一名基層司法所所長的必具條件。

第五篇：司法所長崗位職責

司法所長崗位職責

（一）團結和帶領全所人員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堅決執行上級的指示和決議。

（二）自覺接受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當地黨委、政府的雙重領導，積極爭取黨委、政府對司法所工作的重視和支持，加強與有關單位的溝通協調，領導全所人員圓滿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三）積極拓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促進基層社區依法治理，當好基層黨委政府的法律顧問。參與對轄區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群體性事件的調處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四）負責全所人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風紀律建設，抓好業務學習，不斷提高全所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工作能力，樹立司法所的良好形象。

（五）負責制定司法所各項工作計劃，精心抓好落實。

（六）負責制定和完善司法所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工作人員崗位責任制，使所內的各項工作達到規范化、制度化。

（七）負責本所的行政管理工作，及時做好各項業務的審核、審批及上報工作。遵守財務制度，嚴格經費管理。

（八）廉潔自律，秉公辦事，自覺接受上級和群眾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