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的教學思考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的教學思考

【摘要】深入領會和貫徹中央16號文件，吃透《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材的核心內容和規律，使理論更接地氣，更貼近學生實際，本文從四個角度對教學課程進行思考，以期為教師提供意見參考。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教學；思考

中共中央16號文件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認真領會精神的基礎上，著力吃透教材，使教學更具實戰性，更貼進行學生的實際。筆者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為例，結合實際教學內容，做以下思考。

一、明確時間界限，找準近現代史的基本線索

通常意義上，史學界將中國近現代史劃分為三個階段，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至今的歷史，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劃分了中國近代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間節點為現代史；1949年至今為當代史。這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書中的劃分有所區別。“綱要”中體現的時間節點是始于1840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近代史，之后為現代史。要在學習“綱要”的導論時，將時間點劃分和基本線索厘清，以便更好地掌握學習規律。

二、避免重復教學，突出重點側重學術性

與高中的《中國近現代史》相比較，《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內容字數變少，課時壓縮。要避免高中教學的圖文并茂式，在把握中國近現代史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有所側重，突出學術性。對于中國古代文明，中國五千年燦爛的文化，點到即可。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到殖民侵略，要明確中國近現代的社會性質、主要矛盾、歷史任務。在第一章講授過程中，要讓學生明確中國落后挨打的實質，中國在受侵略中的災難以及反抗斗爭。第二三章則側重于中國各階級對于國家出路的問題進行探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國家出路的同時，農民階級、地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都做出相應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發展。但是，他們的努力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引領學生明確為什么是無產階級來完成中國歷史的改革。

要從高中的“是什么”的問題向“為什么”進行轉變，強調“綱要”的學術性，側重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要以前沿問題研究為基礎和核心進行探討。

三、要明確教學特色，區分對待該課程與其他兩課之間的關系

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開設，目的是培養學生了解歷史，熱愛國家的情愫，科目內容有相互聯系。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內容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一課存在重復性內容較多。二者起點均已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滲透的主旨思想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輝煌的成就。但兩門課程各有側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側重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中國革命的發展以及中國的建設等，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則側重于改革思想的形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涵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綱要”與“概論”在講述同一問題時也各有側重。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經驗”這個章目而言，“綱要”以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為核心，而“概論”以理論內涵為核心，二者相互補充，各有側重。在學習“綱要”過程中，以規律性為學習重點，要“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怎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而“概論”則是對歷史的升華，回答為什么的問題。

四、凝練教師的人格魅力，發揮主導作用

教師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中處于中心環節。教師要將個人的魅力體現于教學中，喚醒學生對理論課程的喜愛。

首先，教師要堅信馬列主義，才能打動學生相信。教師要將《中國近代現代史綱要》中革命先烈的精神、老前輩教師對教育事業的忠誠貫穿在教學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的一個寶就是《資本論》，三個上就是床上、車上、廁上。用他的話來講就是，一天不看《資本論》，渾身不自在。就是這樣的一種精神，使他的講授理直氣壯，活靈活現，深入淺出，學生樂于接受，學有所得。

第二，要跳出就理論講理論的模式，與學生相關聯，與當前重大事件相關聯。教師上課要有的放矢，根據不同年代的學生思想狀況進行必要的課程變革，要對學生的狀況充分調研，才能深層次的解決學生思想中存在的問題，才能讓這門課程更具價值。要敢于剖析歷史，敢于“刺激”學生，以第一章為例，教學重點是帝國主義入侵的問題，那么我們就要敢于評價帝國主義入侵的功與過，就要讓學生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短暫的春天為中國的發展做了繼續和儲備，但進程被打算，中國淪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與學生的關注點相結合，與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相結合，提高學生的創新思維。

第三，要熱情飽滿，聚精會神，全身投入，感染學生。學生在熱情飽滿的教學態度感召下，會不自覺地融入到教學中來，這種政治激情的感染力能夠迸發出鼓動性和震撼力，對學生心靈的沖擊持久。

參考文獻：

[1]李松林.“中國近代史綱要”教學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J].思想理論教育（上半月）.2007.4.[2]徐奉臻.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回溯提升教學法探微[J].吉林教育，2007.1.[3]劉蓮.王琦.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改革[J].中國冶金教育.2011.3.

第二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教學案例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教學案例

案例1：強權與生命被蹂躪的縮影

鴉片，學名罌粟，最早在唐朝中期作為藥材由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由于它有鎮痛、止瀉、催眠的功效，自明代以來，中國法律許可輸入鴉片供醫療使用，但每箱需納稅3萬美元左右。但鴉片又是一種毒品，久吸易成癮。“其初不過紈绔子弟，習為奢靡，尚知斂戢。嗣后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至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長期吸食鴉片上癮之人，形容枯槁，奄奄若病，“如睡魔，如死尸，傾家蕩產，敗德傷人”。

鴉片進入東北，主要有兩條道路，一是海路，由東南沿海至天津和奉天各海口。二是陸路，由天津經山海關至奉天。1832年，英船北上，闖入連云島海口，登岸入城，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從海路登陸，侵入我國東北，試圖販賣鴉片。1838年，英國販賣煙土的地點主要有：錦城的天橋廠，海城的沒溝營、田莊臺，蓋平的連云島，金州的貔子窩，岫巖廳的大孤山等。此外，還有一些美國商船也販賣鴉片。

早在19世紀下半期，清政府就先后頒布多條禁煙令，明令禁止在中國走私鴉片，不過鴉片走私仍蔓延到清政府“封禁”的“龍興之地”——東北。據統計，自1839年6月-1840年5月，盛京將軍耆英在奉天等地查獲的煙土共2400余兩，煙具180多件，繳獲煙土、煙膏454兩。拿獲煙販40余名，這在全國禁煙運動中也算是轟轟烈烈的一項成果。

全國禁煙運動的開展，使英國的鴉片貿易受到很大打擊，英國政府為了保護骯臟的鴉片走私和迫使中國開放商品市場，于1840年6月正式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爆發后，英軍對遼東半島進行了數次侵擾。清政府曾命盛京將軍派兵巡查沿岸各港口，防止英軍艦隊北竄。同時，頒布敕諭，命令盛京將軍耆英：如果英軍艦隊駛入盛京沿海，不要在海面上與他們交戰，要根據情況堵住各登陸地點，防止英軍登陸；如果他們已經登岸，就要盡全力予以剿除。

在清政府的眼里，盛京被認為是清王朝興起的“根本重地”，能否保證盛京 1 的安全，是能否保證整個“龍興之地”安危的關鍵。在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對東北的局勢十分關注。首先，敕諭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各備兵一千，聽候調遣。根據局勢派往山海關、錦州及省城的關隘要處，適當減少省內駐兵，或以換防等方式充實海防。同時，組織沿海村民，修筑土堡，放哨瞭望，一旦出現敵情，兵民配合作戰。對商人、紳士、市民等捐資修建城堡的，給予獎勵。其次，在旅順口等地安置大炮，除在已有的大炮中挑選大而又準的運送盛京海岸各隘外，還采辦鐵料鑄造新炮十余門(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為“鞏定將軍”；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為“振武”。)，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復州、金州等海口，防御英軍入侵。另外，還制造槍支與火藥，以供官兵操練和保證發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時給盛京將軍下達作戰指示，通報南方各地的戰況，以作好應戰準備。1841年2月5日，英船駛至山海關、秦皇島一帶，一部分英軍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軍全部殲滅。這樣的戰斗雖然不多，但卻給英軍以一定的打擊。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1860年春，英法聯軍分別占領大連灣和煙臺，封鎖渤海灣，為進一步進攻天津和北京做準備。

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眾極大憤慨。他們紛紛組織起來，以各種方式同英軍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金州海口的居民組織團練，堅決不給英軍任何接濟，對“暗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的奸細，嚴拿嚴辦。各商鋪都把貨物藏起來，堅決不與英軍交易。

1860年7月，英國的一艘兵艦駛入旅順口，四艘兵艦駛入羊頭洼，停泊之后，縱兵登岸，搶掠糧食，這兩個地方的鄉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舉刀槍棍棒喊殺追逐，英軍嚇得狼狽不堪，逃回船上，掉頭駛出口外，不敢停留。就連當時的盛京將軍也承認：“洋人尚有畏懼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擊下，英軍不久便撤出了旅大。

案例2日益開放的視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是洋務運動后期激進派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潛心于傳統的“經世之學”，后盤桓于曾國藩和李鴻章麾下，為他們籌辦洋務多方贊襄策劃。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任浙江寧紹臺道。1888年任湖 南安察使，次年以欽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學中源”思想：西學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測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銅輪之轉，效之為車船；無駙馬火器之遺，演之為槍炮。由是智創巧述，日異月新。《墨子》一書“導西學之先者甚多”，第13卷《魯問》、《公輸》數篇，機器、船械之學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幟》一篇，西人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則所見大，景亦大；遠中，則所見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鏡、顯微鏡者，皆不出此言范圍。《莊子·外物》云：“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此電學、化學之權輿也。《呂氏春秋·似順論》云：“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濕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此化學之所自出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產業革命的技術成果以及工業化在商業發展中所居的基礎地位：“英人用機器織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價廉”。“論西人致富之術，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又為其基，而商為其用。邇者英人經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強甲于地球諸國。諸國從而效之，迭起爭雄，泰西強盛之勢，遂為亙古所未有”。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強調文明演變的綜合平衡系統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隨員的筆，將西國富強之源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通民氣：設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產器，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事一藝。四是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但國人皆知畏刑，是為養恥之效。五是阜民財：盡地力，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盡財力，設公司銀號，蜘蛛之積，入股生息，匯成大工大賈。上述內容顯示，此時的薛福成，其思維視野已經超越了現代化的器物層面，而深入至作為“內在文明”的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這時，他對技術的審視也開始置于社會大背景下，從而使其技術觀具有顯而易見的社會性。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此五端，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制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國能否使用機器問題。當時，中國有 3 論者認為，“中國人民之眾，十倍于各國。議者謂：若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之生機，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機器為養民之法，中國當以屏除機器為養民之法”。對此，薛福成據理力爭、加以駁斥：屏除機器只能導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于各國，并不能售于本國”；中國“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西人之貨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機器、調劑貧民之說者，此中古以前閉關獨治之時勢，而非所施于今日也”。

討論題：

如何評價“西學中源”思想？

洋務運動后期的激進派思想是否偏離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革范式？

案例3：太平天國的綱領性文件 ——《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

《天朝田畝制度》和 《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具有綱領性的文獻。頒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畝制度》，主要內容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在土地分配上,主張“耕者有其田”。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十六歲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歲以下的減其半。又規定“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以及“豐荒相通”，互相賑濟。其目標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

在副業生產和收入分配上，實施圣庫制度。規定：“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其分配原則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在軍政合一、寓兵于農的軍事系統中，建立了鄉官制度。規定：“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 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功勛等臣世食天祿，其后來歸從者，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尚”。

1859年頒布的《資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內容分為 “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和“刑刑類”四個部分。

在“用人察失類”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黨之弊”，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反對“不務實學，專事浮文”的壞風氣。指出：不要“甘居韃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個“新天新地新世界”。

在“風風類”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舊習俗，如女子纏足、養鳥斗蟀、戒箍手鐲等，主張興辦醫院、學館、四民院等。他特別強調指出：“火船、火車、鐘鏢、電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

在“法法類”中，洪仁玕列舉的內容較廣泛。興車馬之利，制造火輪車，準許專利。興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氣船。開銀行、興保險，并準許“富民”設立銀行。興器皿技藝，“有能造精奇利便者，準其自售”。開采礦藏，“有民探出者準其稟報，爵為總領，準其招民采取”。建立郵政事業，興郵亭，設書信館，不僅國家設立郵亭，而且準許“富民”察明設立。建立醫院、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興鄉官，興鄉兵。準許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閑，人人都要勞動，包括“富貴”的人在內。在“法法類”中，洪仁玕再次強調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并建議用“新聞篇或暗柜”來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張向外國學習，與外通商，并列舉了世界各國的興衰情況，作為借鑒。

在“刑刑類”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輕犯”，死罪用絞刑，不用斬首、分尸、點天燈等酷刑。他主張教育為先，反對“不教而殺”。在“刑刑類”中，洪仁玕提出了“與番人并雄之法”，反對“拘拘不與人交接”的做法，主張與外國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致妄生別議”。

討論題：

1．《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有哪些不同點？這些不同點說明什么？ 2．《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的歷史局限性和意義有哪些？

案例4：洋務運動時期的變革范式——體用論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體用論”。該思想出臺的前提，是認可中國的“體”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鴻章所言：“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凝結著幾代知識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進士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是“體用論”雛形。1895年，沈毓桂發表文章《救時策》，首次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術語。1898年，張之洞發表文章《勸學篇》，對“體用論”進行系統闡發，強調用洋器維護中國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韜和鄭觀應等人，也于19世紀末期對“體用論”有所表述。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在踐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過程中所選擇的應對外來沖擊與挑戰的文化變革與融合機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包含著對“夷”這一同一對象既“師”又“制”的矛盾。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實踐中，必然導致中西的交匯和碰撞。在此進程中，中學和西學如何定位？這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要回答的。“體”與“用”的關系，還被表述為“道”與“器”、“本”與“末”、“主”與“輔”的關系。

針對“體用論”的功能與意義，美國漢學家艾愷(Guy S.Alitto)于20世紀末期在其用漢語撰寫的《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一書中提出了“文化辯解說”，即“當一個文化單元或民族對峙于現代化時,其知識分子經常感到一種為其向現代化國家做文化引借辯解的必要??19世紀的中國‘體’、‘用’——精髓與功用,實質與技術——之辯是用來為向西方引借辯解的最適用方式”。

甲午戰敗，洋務派“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的弊端暴露無遺。幻想的破滅催生了民族的覺醒，中國朝野終于“知舊法之不足恃”，從而為洋務運動以后中國現代化倡行者突破“體用論”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導。隨著戊戌變法、清末預備立憲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現代化的轉向，尤其是20世紀初“全盤西化論”的出臺,“中體西用論”隨之終結，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也實現了“由用到 體”、“自器及道”的轉型。

討論題：

結合案例，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進行評價。

案例5 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

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病逝，翁同龢權利增加，康有為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分別代御史楊深秀和侍讀學士徐致靖（均傾向維新）擬折，敦促光緒帝進行變法，兩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給光緒帝，光緒帝順水推舟，立即將徐折送頤和園“恭呈慈覽”，同時通過慶親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給他變法的權力，并對奕劻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愿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慈禧聽到此話“怒甚”，說：“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經奕劻“力勸”，慈禧才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御史奕劻以“太后不禁皇上辦事復命”。光緒帝得訊后仍不放心，6月9日親自到頤和園“請安”，當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國是、實行變法的要求。次日，光緒帝令翁同龢草擬詔定國是上諭呈慈禧審閱。11日光緒帝還宮，召集軍機大臣會議，頒發《明定國是》詔。詔書首先指出：“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實務，多主自強變法”，但遭到所謂“老成憂國”者的阻撓，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接著宣布：“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在詔書的最后，提出要設立京師大學堂，培養人才。

《明定國是》詔書明確規定變法維新為“國是”（基本國策），標志著百日維新的開始。維新變法運動進入高潮。

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仁壽殿終于見到了早就想見的康有為。在光緒帝循例問了康有為的年歲和出身后，君臣之間編就變法事宜展開了對話。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載，對話大致如下：

康有為：“現在列強交迫，分割在即，中國已到生死關頭了。” 光緒帝：“這都是那班守舊的人造成的。”

康有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對癥下藥了。既知守舊導致今日之禍，則非盡變舊法實行維新不能自強。”

光緒帝：“今日誠非變法不可。”

康有為：“近年來并非不講求變法，但都是少變而不是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沒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經破敗宮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補，暴風雨一來還是要倒的，必須將它拆掉，重新設計、重新建造才行。數十年諸臣所說的變法，都是略變其一端，而未曾籌及全體，而且，所謂‘變法’，必須是從制度法 律變起，否則，只能算‘變事’，不是‘變法’。臣請皇上變法，一定要先統籌全局而全變之，其中應該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西方講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強，以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會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

康有為：“皇上既見及此，為何遲遲不行動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緒帝斜視了一下簾外，嘆了口氣說：“有人掣肘，叫我怎么辦？” 康有為：“皇上可以就現有的權力做能做到的事，雖然不能盡變，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幾件，也足以救中國。只是現今的大臣都老邁守舊，不明世界大勢，要想依靠他們，就如緣木求魚。”

康有為又轉變話題說：“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后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卻可以至高官。現在群臣濟濟，卻沒有能擔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

光緒帝：“是這樣，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我們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所以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召見康有為后，光緒帝大為感奮，本想給他一個較高的職銜予以重用，但是在剛毅、榮祿的阻撓下，只傳旨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這樣的官職是沒有資格見皇帝的。作為彌補，光緒帝準許康有為專折奏事。自此，康有為利用這一權力，頻頻上書，將他的辦法主張一項項具體化，還與梁啟超等人指導光緒帝推行變法。

光緒帝根據康有為和其他臣工的建議，連續發布維新詔書。從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內，光緒帝發布了184件新政上諭，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這一天，頒布了11件新政詔書。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準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準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閑散的中央機構詹事府、通政司、鴻臚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祿寺等機構，地方上裁撤廣東、湖北、云南巡撫。裁撤東河總督及不辦運務之糧道以及其他庸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

除了以上這些經過詔令頒布推行者外，在這期間，康有為還曾幾度奏請“開國會，立憲法”。終因當時阻力太大，沒有象其他措施一樣發布詔書施行。在維 8 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紀末中國確實出現了一派嶄新的氣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紛言變法，” “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活躍政治局面，大有百廢俱興之勢，“中國之富強，可計日而待。”外國人也大加贊頌，“以為新中國即將出現。”

變法運動遭到了封建守舊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對。大學士剛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責維新變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盡罷之而后快。”大學士徐桐甚至宣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李鴻章、奕劻等人也相隨附和。在地方上督、撫、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紳等守舊勢力，對“明定國是”詔書頒布后，多數人反對，不執行改革的各項諭旨。一是“敷衍塞責，任意遷延”。二是置若罔聞，不予理采。凡遇詔下，“樞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廷臣以為不便者，“多依違其間，口不言而腹非。”地方上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無論中央與地方，“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嚴責而不怕；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八股考試廢除后沒有后續措施，導致“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對裁撤閑衙后冗員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慮，加之在裁撤中采取了一些強行封查的辦法，使一些中下層人員頓時失業，無法度日。“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數處，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感”。裁撤綠營和讓旗人自謀生計，以致使這些為數眾多的營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詛咒新政。

還在6月15日，慈禧強迫光緒帝下諭，免去“帝黨”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職務，驅逐回江蘇原籍。剪除了維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斷了康、梁等人和光緒帝之間的一座橋梁，這對光緒帝和康有為是致命的一擊，光緒帝嚇得“驚魂萬里，涕淚千行，竟日不食。”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緒帝下諭，今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員要具折到慈禧處謝恩，把用人大權緊緊抓到她自己手里。這天，慈禧還強迫光緒帝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下諭著直隸總督王文韶入京。不久，榮祿便由署理而實授，并加文淵閣大學士銜，統率甘軍（董福祥）、武毅軍（聶士誠）、新建陸軍（袁世凱）“三軍”。這是慈禧控制軍權，手握屠刀，待機而動的陰險措施。

守舊黨剛毅、王文韶、裕祿等人認為，要扼殺維新變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須與榮祿聯合。”慈禧在發動政變前，命令懷塔布、楊崇伊往天津、與直隸總督榮祿密商，預定十月間（10月19日，即農歷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緒帝到天津閱兵時，榮祿將舉行兵變，廢棄光緒帝。維新派也知道這是“廢立之舉”，但毫無準備，深感大禍臨頭。9月18日，康有為接到光緒的密詔，“今聯位幾不保”，要他們“設法相救”。可康有為等人無兵無民，只好鋌而走險，孤注一擲，9 想把掌握新建陸軍的袁世凱拉過來對付榮祿，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國的支持，以挽救敗局。但是，當時由于維新派對袁世凱的兩面派嘴臉，缺乏認識，甚至還認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9日深夜，譚嗣同只身帶著極端危險的僥幸心去到袁世凱的寓所。譚嗣同曾先說了幾句試探的話，問袁世凱是否知道天津閱兵的密謀。接著便把來訪的目的坦率地說了出來。要袁世凱帶兵殺榮祿，即調一萬人星夜入頤和園，捉拿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等人入刑部監獄，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勛。并以手撫摸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殺了我的頭，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凱激昂地說：“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們共同的‘圣主’，救護的責任是你的，也是我的。”還說：“閱兵時，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軍營里，殺一個榮祿就象殺條狗一樣”。同時，又借口事機緊迫，須立即回天津部署。譚嗣同以為策劃已經成功，便滿意地告辭了袁。9月20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袁也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忠誠”。當晚，他急忙趕回天津，到總署衙門向榮祿告密。榮祿得到袁密報，立即連夜專車進京，往頤和園面告慈禧，維新派被出賣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險，當即決計提前下毒手。

21日凌晨，慈禧帶大批隨從，自頤和園趕回皇宮，先將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慈禧即以光緒帝名義下一諭旨，“言帝得病甚重”，對外則詭稱光緒帝“有病不能親政”。當時，北京謠言四起，都說光緒帝病重，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監十余人晝夜“監視（光緒帝）行狀，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為階下囚。

政變后第三天，慈禧開始 “臨朝訓政”，又恢復了她的“一統天下”。任命她的親信戴漪、榮祿、啟秀等為軍機大臣。接著，她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下令屠殺維新派人士。9月28日，不經審訊，在北京菜市口殺害譚嗣同、劉光帝、林旭、楊秀深、楊銳、康廣仁等六人，時號為“戊戌六君子”。那時，“天天抓人，但外間謠傳還要大批殺人。”北京城內緹騎四出，風聲鶴唳，可以說是“雞飛蛋打，連根拔凈，”大有將與維新有關的“帝黨”分子一網打盡的趨向。

維新派首領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國主義護持下，逃往國外。慈禧“密令各省嚴拿治罪”。后來又派劉學詢、慶寬兩人以“考察商務”為名去日本，謀乘間刺死梁啟超，但無隙可乘，不成而返。1900年初，慈禧又派李鴻章任兩廣總督，并令查抄康、梁兩人“家產，逮捕家屬，鏟除墳墓，”又懸賞十萬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國嚴密庇護下，終無所得。李鴻章將此情況報告慈禧，慈禧大怒，隨手取玉壺砸碎，憤憤地說：“此仇必報。”

慈禧發動政變成功后，即下令推翻新政，恢復舊制。1898年9月26日，恢復了已被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六個閑散衙門，取消士民上書的詔令，10 除已辦的大學堂和中小學堂外停止開辦新式學堂。10月9日，下令恢復八股取士制，設京城的農工商總局予以裁撤，還下令查禁全國所有報紙并捉拿各報主筆。11日，下令禁止成立會社。經過一番“整頓”，百日維新期間所頒行的新政，除大學堂外，盡廢無余。“一切新政悉行罷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復原職的守舊官僚，對慈禧卻感激涕零。他們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而又有點害怕地說：“數月來寢不安，食不飽，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至此，僅僅維持了一百零三天的維新變法運動就如曇花一現一般迅速地夭折了。中國又回到了死氣沉沉沒有生機的“塵天糞地”之中。

案例6：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梁啟超眼中的李鴻章

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死于北京的賢良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過50天，梁啟超就寫出一本《李鴻章傳》，對李鴻章從事的洋務運動別有一番介紹和評價，值得借鑒。

在梁啟超看來，李鴻章在洋務上的功績主要在于他的認識和眼光比較敏銳，看到了時局的變化，才主張搞洋務，并具有忠君愛國思想，具體表現在：李鴻章具有世界眼光，已經看到世界大勢的變化，要求改變成法。1872年，他上奏清廷，指出中國目前處在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世界各國都來要求與中國立約通商，聚集于中國。倘若再茍安下去，忘了兩次鴉片戰爭的瘡痛，中國就很難再獨立、富強起來。l875年。他又指出，現在東南沿海一萬多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并深入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計。”而西方科技、交通發達，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更是中國數千年未遇之強敵。因此，他援引《易經》“窮則變，變則通”的古訓，要求“力破成見，以求實際”。

從與西方的接觸中，李鴻章深深感受到西方船堅炮利，而中國軍隊“平內亂有余，御外侮不足”。“方今強鄰環逼，藩屬傾危，豈可稍存僥幸無事之心，頓忘厝火積薪之誡”？尤其是東鄰日本明治維新后日益強大，“狡焉思呈”，一旦侵略中國，其危害“更甚于西洋諸國”。李鴻章之所以大力籌辦海防，興辦北洋水師不遺余力，“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除了軍事之外，李鴻章辦的洋務還有商務，同樣是為了獨立自強。當時，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使中國在經濟上也喪失了獨立性。李鴻章認為，與 其聽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不如中國自行仿辦，既可以“權自我操”，又可以抵制西方的經濟侵略。

李鴻章重視培養人才，他指出“人才難得”，要興辦海軍，必須同時培養人才；若沒有人才，北洋水師就會如同“畫餅”，無法實現。因此，在甲午戰爭前，他曾經三次向西方派遣留學生，并在天津設立武備學堂、醫學堂，培養出一大批人才，如嚴復、劉步蟾、薩鎮冰、林永升等，都為中國的海軍事業做出一定貢獻。

李鴻章開展的洋務活動雖然有聲有色，但這場洋務運動依然失敗了，并沒有達到使中國獨立富強的目的。梁啟超指出，李鴻章所辦的洋務林林總總，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為軍事，二為商務，因為李鴻章的眼光有限，“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洋人所務者，僅于如彼云云也”。

由于階級與時代的局限，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上的過錯也非常明顯。李鴻章既不知國務，也沒有真正懂得洋務。李鴻章鼠目寸光，相信“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辦洋務只要學一點西方船、炮、鐵路、機器就夠了，卻對“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正由于李鴻章不知國務，不了解國家富強的根本所在，所以他辦的洋務只是小修小補，“僅摭拾泰西皮毛”，“彌縫補苴”，當然達不到使國家富強的目的。李鴻章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力量，進行應有的工作。梁啟超認為，李鴻章雖然意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局，知道不可以茍安，卻私心過重，又不學無術，在行動上瞻前顧后，疑慮重重，不肯真正為洋務運動付出全部力量。李鴻章所辦的商務之所以失利，是由于執行了“官督商辦主義”造成的。對此，梁啟超沒有具體的說明。當時，清朝的國家機器已經腐朽，李鴻章辦的企業動輒規定要“官督商辦”，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于李鴻章，梁啟超有三句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正因為梁啟超過于同情李鴻章之所“遇”，因而在字里行間，有意無意地將李鴻章描繪成一位具有變法維新思想的愛國者，對李鴻章的許多過失則所恕太多，所責卻顯得不夠。

梁啟超為什么會那樣同情和寬恕李鴻章的過失？這不能不和他的階級局限性有聯系。首先，梁氏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代表，具有軟弱性，這種軟弱也反映在梁氏對李鴻章的評價上。其次，梁氏本人是從封建士大夫轉化而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代表，從小就受到很深的封建倫理的教育，因而他對李鴻章的“忠” 12 和“犬馬戀主之誠”加以肯定，進而對李鴻章在辦外交活動中的奉命妥協、退讓給予過分的同情和寬恕。

討論題：

1．結合本案例，分析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2．如何正確評價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功過得失？

案例7： “弱國無外交”的真實寫照 ——《馬關條約》和三國干涉還遼

從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戰爭正式宣戰到平壤、黃海戰役之前，由于戰爭勝敗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暫時不敢公開進行求和活動，列強也暫時中止了“調解”。但隨日軍的步步進逼和清軍的接連潰敗，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急切起來。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戰爭期間被她罷黜的恭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負責出面請求英國聯合美、俄兩國共同調停中日戰爭，但沒有獲得任何結果。

11月初，日軍侵入遼東，形勢危急。清政府又轉請美國駐北京公使田貝出面調停，還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國公使會談，要求他們的政府參與干涉。由于美國政府認為對清政府進行訛詐的時機已到，加之美國又想單獨操縱中日和談，所以表示愿意居間“調停”。11月6日，根據本國政府的訓令，美國駐日公使譚恩通知日本政府：戰爭要適可而止，“如果把中國打垮，英、法、俄等強國將以維持秩序為名，瓜分中國”，從而給日本帶來不利。11月21日，田貝見日軍攻占旅順已成定局，便正式向總理衙門表示：愿以“傳言人”身份為中日兩國斡旋。由于害怕日軍乘勝進犯京津，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不顧光緒皇帝等人的反對，支持奕委托田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并聘請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赴日求和。

當時，日軍正進攻威海衛，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戰議和，便借口張蔭桓、邵友濂“全權不足”，拒絕談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須由恭親王奕或李鴻章充任全權代表，并以割地賠款為“議和”條件，才能開議，否則不必派代表 前往。日軍占領威海衛后，氣焰更加囂張。已成驚弓之鳥的慈禧太后，決定解除對李鴻章的一切處分，任命他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辦理交涉事宜。李鴻章深知，這次議和的最大難題是割地問題。奉召到京后，他首先拜訪列強駐京公使，請求美、俄、英、法等國出面干涉，以促使日本放棄割地要求。對此，英美等國公使表示拒絕。俄國公使表面上虛與周旋，暗地里卻企圖乘機和日本進行分贓，并暗示日本：若能保證俄國在中國東北和渤海灣周圍地區的特權，俄國將支持日本割占臺灣。日本探明俄國的真實意圖后，進一步堅定了割占臺灣的決心。

爭取外國斡旋的活動到處碰壁后，李鴻章只得不惜一切代價向日本求和。為了不承擔割地的罪責，他表示只有給他割讓土地的全權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稱病不出，傳話李鴻章，要他“一切遵上旨”。光緒皇帝既不敢與慈禧太后公開決裂，又盼望湘軍能在遼東扭轉敗局，所以一直猶豫不決。3月初，清軍在遼東全面潰敗，為形勢所迫，光緒皇帝終于讓恭親王奕代傳他的“面諭”，表示可以授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

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帶著兒子李經方、美國顧問科士達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鴻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及美國顧問端迪臣，在馬關的春帆樓開始談判。伊藤博文等人從一開始就擺出戰勝者的驕橫態度，肆意勒索，并派軍攻占澎湖。李鴻章要求停止軍事行動和減輕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絕。24日，在回寓所途中李鴻章被日本暴徒刺傷。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擔心列強借口干涉，宣布除臺灣、澎湖列島地區外，其他戰地立即停戰。4月1日，中日雙方代表重開談判。日本提出苛刻媾和條款，諸如中國割讓奉天南部、臺灣、澎湖列島，賠償日軍費白銀三億兩等。清政府指示李鴻章“竭力申說”，盡量爭取減少割地賠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準李鴻章說“允、不允兩句話而已”，并以戰爭再起和進攻北京相威脅。4月17日，李鴻章終于和日本代表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條約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二萬萬兩白銀；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產品運銷內地只按進口貨納稅，并準在內地設棧寄存。條約中還規定：為保證中國履行條款，日軍暫時占領威海衛。

《馬關條約》簽訂后，俄英等國爭先恐后地掠奪在華利權，強租海港，劃分“勢力范圍”，使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嚴重危機。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俄國充當急先鋒。19世紀90年代初，俄國動工修筑西伯利亞鐵路，并策劃將該路穿越中國東北北部，從而控制這一地區。1895年初，俄國資產階級的喉舌《新聞報》，竟鼓吹利用中日戰爭的“大好時機”，“干凈利落地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有關的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清政府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俄國政府認為，這是對俄國獨霸東北的直接威脅，不能聽任所為。財政大臣維特還強調說：“為俄國的最大利益著想，要求維持中國的原狀”，“決不可讓日本滲透到中國的心臟而在遼東半島攫得立足點”。1895年4月17日，即《馬關條約》簽字的那一天，俄國政府正式向法、德兩國政府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如不應允，即“對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軍事行動”。

法國是俄國在歐洲的盟國，愿意參與干涉，并借機向清政府邀功索賞。德國是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渴望在遠東地區奪取殖民地。盡管它在歐洲長期與俄、法為敵，但這次卻欣然同意與俄、法兩國在遠東合作，其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機會與俄國接近，設法松動和離間俄、法在歐洲的同盟關系；二是把俄國的視線轉移到東方，減輕其對德國東方邊境的威脅；三是希望得到中國的感激，實現從中國割占一個海軍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國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國為主軸的“三國干涉還遼”。

1895年4月23日，三國駐日公使各奉本國政府訓令，分別照會日本政府，要求其退出遼東半島。三國海軍也同時出現在日本海面，大有頃刻兵戎相見之勢。日本政府自忖無力與三國作戰，急向英美兩國求援。然而，英美兩國既不愿意冒此風險，也害怕日本在華勢力過分膨脹，都勸告日本接受三國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還遼東半島，向中國索取了3000萬兩白銀作“贖遼費”。“三國干涉還遼”成為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開端。

討論題：1.以《馬關條約》的內容為楔入點，分析該條約給中國帶來的危害。2.“三國干涉還遼”說明了什么？

案例8：制度變革思想的嬗變軌跡——康有為的系列上書 1888-1898年，康有為先后給光緒皇帝上書七次，大聲呼吁變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書》，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書》（即公車上書）、《上清帝第三書》，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書》，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書》、《上清帝第六書》、《上清帝第七書》。從這七次上書中，可清晰地尋繹康有為制度變革思想的嬗變軌跡：《上清帝第一書》為第一階段，是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時期；《第二書》、《第三書》、《第四書》、《第五書》為第二階段，是他的基本政治綱領——君主立憲思想的形成時期；《第六書》、《第七書》為第三階段，是其思想漸趨保守的時期。

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康有為指出西方列強步步入侵——“比者日謀高麗，而伺于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于西；俄筑鐵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于南，以取滇粵”，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并提出了“變成法”的建議。不過，這里的“法”,指的是籠統的治國之道，并非專指政治制度。而且，這次上書的側重點在于勸皇帝下決心“變法”，而不在于勸皇帝怎樣變法。關于如何變法，康有為也沒有考慮成熟，只是含糊地建議“增設訓議之官，置天下耆賢，以抒下情”，表現出朦朧的學習西方議會制度的愿望。甲午戰后，中國的民族危機越來越深重，康有為對中國和對西方的認識都加深了，逐漸形成了君主立憲的制度變革的思想。他認為，導致中國貧弱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夫中國二千年來，以法治天下，而今國勢貧弱，至于危迫者，蓋法弊致然也”。而此前的洋務運動，只是對原有的政治體制進行修修補補，“徒糜巨款，無救危敗，反為攻者借口”，“非盡棄舊心，再立堂構，無以除舊弊，維新氣象”。

所謂“立堂構”，就是從根本上進行制度變革，在《第二書》、《第三書》、《第四書》中表現為設“議郎”。這是康有為提出的比較完整的仿行議會制度的方案：“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并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三占從二，下部施行”。“議郎”之名雖沿自漢代，但兼具咨詢和立法兩種職能，可以“上駁詔書，下達民詞”，職權很大，已經近似于西方的“議員”。

特別是在《第五書》中，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想表現得更為明顯。他建議光緒帝“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將國家大事交付國會討論——“自茲國事附國會議行”，重新修訂憲法：“采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并改革官制，“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

不過，在《第六書》和《第七書》中，康有為提出了三條變法綱領——“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對策所以征賢才”，“開制度局以定憲法”。第一條綱領，是將維新變法確定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第二條綱領，是為變法事業準備人才。其中，最關鍵、最核心的是第三條變法綱領——“開制度局以定憲法”。具體做法是：“特置制度局于內廷，妙選天下通才十數人為修撰，派王大臣總裁??每日值內，共同討論”政治制度，請皇帝“親臨”，并設立法律、度支等12個局，負責施行“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天下通才”并非如“議郎”由各府縣公舉產生，而是由皇帝欽定——“妙選”；制度局則是一個推行變法的行政總機關，也只對皇帝負責，這與康有為此前多次提議開設的“議院”、“國會”不可同日而語。

康有為的《第六書》與《第五書》時間相差不到一個月，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出現很大變化，制度變革思想也由進步趨向保守。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斗爭策略上的轉變、光緒帝支持變法等，但更重要的是康有為的個人際遇。

康有為素來自視甚高，很有一番政治抱負，曾多次上書光緒，希望皇帝注重選拔人才，表達了他作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強烈的參政愿望，卻長期郁郁不得志。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派五大臣——榮祿、翁同和、李鴻章、廖壽恒、張蔭桓在總理衙門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康有為意識到自己即將官運亨通，在寫給胞弟康廣仁的一封信中興奮之情溢于言表：“總署延見，問治天下之故，乃自有總署以來所無，舉朝以為曠典??或則加五品卿入軍機，或設參議行走”。

當時，反對新政的頑固守舊勢力非常強大，維新派力量弱小，變法事業舉步維艱。在康有為看來，光緒是一位“大有為之君”，可以依靠光緒“以君權雷厲風行”，“拔通才以濟時艱”。因此，康有為才“幡然變計”，放棄以前的立憲法、開國會等限制君權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轉而提倡依靠君權來推行變法。因此，在其發表的《答人論議院書》中，康有為宣稱：“今日之言議院、言民權者，是助守舊者以自亡其國者也”，公開放棄自己以前堅持的議院觀，表明他的政治制 17 度變革思想已經出現倒退，也反映了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和保守性。

討論題：

如何認識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案例9：近代中國的革命元勛——孫中山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號逸仙，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因為他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人們也稱之為孫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在廣東香山縣翠亨村的一個佃農家庭。與許多農家孩子一樣，他從小就參加勞動，并喜歡聽太平天國老兵講故事。滿清朝廷的腐敗，人民群眾英勇反抗的壯舉，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深深的印記。1879年，孫中山去檀香山讀書。三年后肆業，他的英文成績全班第一，夏威夷國王親自為他頒獎。1883年，孫中山又到夏威夷最高學府——奧阿厚學院讀預科班，半年后肄業。同年，孫中山回國，途中遇到清朝稅吏勒索，使他進一步感受到清廷的腐敗。1885年，中國軍隊取得鎮南關大捷，卻要向法國割地賠款，使青年孫中山受到很大刺激，并立志要“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1886年秋，孫中山考進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校，次年轉入香港西醫學院。在香港求學期間，孫中山經常與同學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人縱論時政，稱頌太平天國，被人稱為“四大寇”，他也自詡為“洪秀全第二”。

1894年5月，孫中山抱著一線希望來到天津，上書朝廷重臣李鴻章，陳說救國大計，指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但是，李鴻章卻對此不予理會。

甲午戰爭爆發后，清軍連吃敗仗。孫中山意識到清政府已經無藥可救，于是前往檀香山，成立中國最早的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入會誓詞，提出了推翻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綱領。隨后，孫中山以行動向清廷宣戰，先后發動乙未廣州起義、惠州起義，都以失敗告終。

1905年8月，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孫中山在日 本東京創建“同盟會”，并被推舉為總理，他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也被采納為同盟會綱領。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將這個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主義。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宣布“獨立”。12月底，孫中山回國，被各省代表會議選為臨時大總統。次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月12日，末代皇帝溥儀被迫退位，長達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結束了。3月11日，孫中山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由于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強大壓力，革命黨自身又渙散無力，孫中山被迫讓位于袁世凱。此后，孫中山積極宣傳民生主義，并親自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準備大修鐵路。今天的三峽工程、青藏鐵路等建設項目，孫中山都已經想到了。

1913年春，袁世凱暗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1915年，袁世凱倒行逆施，公然復辟帝制，孫中山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與袁世凱這個獨夫民賊開展斗爭。1917年，由于段棋瑞為首的北洋軍閥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發動護法戰爭。在西南軍閥排擠下，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之職。第一次護法戰爭的失敗，使他認識到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

1918到1920年，孫中山隱居上海，撰寫《建國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設中國的宏偉計劃。十月革命勝利后，孫中山致電列寧，祝賀俄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1919年，五四運動的勝利給孫中山以很大鼓舞。1920年，孫中山開始與蘇俄接觸，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討論建立革命政黨和革命武裝。

1922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揮師北伐。可是，他一手扶植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卻發動叛亂。陳炯明的叛變，對孫中山打擊很大。經過深刻的反思，他決定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李大釗等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3年，他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聯俄的基礎。隨后，孫中山在廣州重建陸海軍大本營，加緊改組國民黨。

1924年1月，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通過新的黨綱、黨章，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充實了反帝、反封建的內容。這標志著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發展到一個新 19 階段。

同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在北上途中，孫中山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在逝世前夕，他簽署了《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指出“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號召。1929年，孫中山的遺體移葬南京紫金山。

討論題：

1．孫中山為什么會走上革命道路？

2．在辛亥革命中，孫中山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案例10：錮塞人才的牢籠——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繼中國古代世卿世祿制、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種新的選官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設立科目進行考試、用以選拔官吏的制度。這一制度始創于隋朝，形成于唐朝，中經宋、遼、金、元、明各朝，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科舉制度的實質，是從讀書人中選拔學而優者授予官職。相對于以前的各種選官制度而言，這種制度是較為公平和公正的，在歷史上起到抑制門閥、獎拔寒庶的作用，為官僚階層精英地位的確立和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依據。科舉制度確立后，由此進入仕途的人被稱為“正途”。科舉制度對確立文化中國的性格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在較長時期內，“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價值取向。在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魁奈曾說：在中華帝國，“沒有任何一個都市、城鎮或鄉村沒有教師在向青年人講授怎樣讀書和寫作”。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1860年來華，曾先后在上海和廈門傳教，1909年他出版《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一書。在論及中國的教育時，他說：“中國人篤信教育。不論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窮人，他們對教育的看法都是絕對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為家里太窮或是因為父母沒有足夠的威懾力迫使孩子去學習的話，孩子們是必須要上學去的”。“在西方，一個人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成為杰出的一員或獲得顯赫的社會地位，如國會議員，或者在某個政府部門中擔任主管，而這些職 位都能使他在公眾面前得以拋頭露面。但在中國，這些途徑狹窄得只剩下一條，即從學校教室里走出來的一條路”。為了增加科舉的吸引力，歷代皇帝都不斷地給士人和科舉中榜者以種種特殊待遇，如宋真宗就親自作《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以勸誘才俊人士勤勉讀書。

從科舉制度建立伊始，儒家經典就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到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進入以八股作為取士主要標準的階段，考試形式日趨呆板，考試內容流于空疏。根據《明史》卷70《選舉志二》所載，應考文章略仿宋朝時的經義，但要以古人語氣寫作，文體用排偶，因其主干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都有兩段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稱為“八股文”。這種文體寫起來難度較大，要模仿數千年前古人的語氣和思維進行寫作，即所謂“代圣賢立言”。

對此，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批評道：“八股之害，等于焚書，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清朝乾嘉時吳江人徐靈胎寫過一首《刺時文道情》：“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尾搖頭，便是圣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意，店里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中說：“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蛻變也是非常深刻的。蛻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么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討論題：

1．結合當前我國的教育現狀，分析科舉制度對我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和啟示。2．如何理解“科舉制度的興衰史對我國當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開選拔干部考試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這句話？

案例11：驚天動地的壯舉——張學良東北易幟

張作霖遇難后，東北就像一只換了舵手而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航船，東北三省的前途和命運，都系在年輕的統治者張學良身上，當時，他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就是東北向何處去。張學良字漢卿，遼寧海城縣人，1901年生，張作霖的長子。1919年7月畢業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授予炮兵上校銜。隨后晉升旅長，協助張作霖整軍。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任震威軍第三軍軍長，在山海關一帶作戰。1925年春，率部進駐天津，升任陸軍上將。1928年4月任奉軍正太、京漢線總指揮與北伐軍作戰。張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軍全線向東北撤退，集結于灤河以東。這時27歲的張學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陽，在張作相等元老輔佐下就任奉天軍務督辦和東北保安總司令，初步穩定了東北局勢。張學良鑒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訓，集國恥與家仇于一身，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有了更清醒的認識，7月1日，通電宣布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絕不妨礙統一，并派代表與蔣介石聯絡，商談東北易幟。

張學良毅然易幟的決定猶如晴天霹靂，打亂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日本田中義一首相密電沈陽的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幾度晤見張學良，提出勿與南方妥協的警告。7月19日，日方把田中的意圖面告張學良，其內容有：

一、南京國民政府含有共產色彩，且地位尚未穩定，東北目前犯不著與南京方面發生聯系；

二、如果國民政府以武力進攻東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東北財政發生困難，日本正金銀行愿予充分接濟。張學良看了田中的三點建議，很冷靜地表示：“東三省政治以民意為決定。如果人民主張改制，我是難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陰謀失敗后，日本關東軍司令岡村中將又會晤張學良，正告張學良不要易幟，否則“關東軍是不會坐視不問的”。張學良迫于日本的壓力，原定7月24日東三省通電易幟的日子，不得不改期進行。8月4日，張作霖的葬禮如期開始了。張學良在陣陣哀樂聲中走來，他披麻戴孝，雙手舉著一把燃燒的香，緩緩地跪下，向父親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見南京政府方面送來的挽聯：“噩耗傳來，幾使山河變色；興邦多難，應憐風雨同舟。”張學良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激之情。

在東北易幟的背后，反映了日美兩國在華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美國支持蔣介石統一東北。蔣介石和張學良分別通過外交途徑爭取美英等國的支持，使日本 22 陷于孤立地位。8月，蔣介石命在美國訪問的孫科、伍朝樞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東北易幟的行為。9月，蔣介石派張群以參加閱兵典禮的名義訪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東北易幟事。11月3日，張學良派莫德惠為特使赴東京參加日皇加冕典禮，終于促使田中對莫表示東北易幟“是中國內政問題”而加以默許。12月29日，張學良等聯名通電全國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同時換旗。 至此蔣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的統一。他通過二次北伐和東北易幟，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之混亂局面，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案例12：滅亡中國的霸權條約——《二十一條》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企圖乘機擴張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借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登陸，向德國侵占下的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進兵，企圖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此，袁世凱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劃出戰區供日本作戰，聽任其武裝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日軍所經之處，“騷擾甚重”，“民不堪累”。

日軍攻占青島后，日本政府認為向中國提出擴大侵略權益要求的時機已到。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命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一面恫嚇袁世凱說：中國革命黨人與日本“政府外許多有錢有勢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聯系”，“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的明確證明，日本政府也許不可能阻止這些人在中國煽動騷亂”；一面又引誘袁世凱說：“如果總統現在接受這些要求，日本人民將深信總統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對袁總統提供幫助”。日置益還對外交部長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敝國必贊成”。顯然，日本是以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作為交涉的引誘手段之一。

《二十一條》共分五號，其主要內容是：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并加以擴大；要求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并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東部的特殊權利；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準他人開采附近礦山；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其 他國家；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筑權給與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資修筑鐵路及開采礦產的優先權。

日本政府深知，這種把中國變成日本殖民地的企圖，必將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所以，訓令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提出要求：“愿大總統賜以接受，迅速商議解決，并守秘密。”在袁世凱看來，在西方列強正忙于歐戰之時，日本勢力迅速擴張。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復辟稱帝。于是，他派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在談判期間，日本以“換防”為名，增兵大連、青島、塘沽等地。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凱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條》的絕大部分內容。

《二十一條》的談判與簽訂，在全國激起強烈的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商民、學生及海外華僑，紛紛集會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要求政府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反日愛國團體紛紛涌現，上海有“國民對日同志會”、“外交后援會”、“救國急進會”，杭州有“愛國會”，山東有“救亡團”，江西有“婦女救國會”，廣東有“中華商務救亡會”，四川有“國事研究會”等。3月間，上海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召開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決議提倡國貨，拒用日貨。各地紛起響應，迅速形成遍及全國的抵制日貨運動。1915年上半年，日本輸華商品價值較上年下降1790萬美元。在漢口，憤怒的人群涌上街頭，舉行游行示威，搗毀日本商店，使日本侵略者被迫取消原定的“慶祝會”。北京舉行集會示威，每次有眾多的群眾參加。煙臺人民“相戒不賣貨物給日人”。各地青年學生紛紛組織團體，進行愛國救亡斗爭。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海外華僑也發動了愛國運動，他們宣傳、捐款，并抵制日貨。由于全國的反日愛國運動，使得《二十一條》不能付諸實行。袁世凱對各階層群眾的愛國行動，一概污蔑為“排外之觀念，為野蠻無知之舉動”，并發布《大總統申令》，“嚴加取締”，“嚴拿懲辦”。

案例13：一座挖不盡的精神富礦——長征

長征是一個說不完的歷史話題、一座挖不盡的精神富礦。幾支萬人上下、裝 備簡陋的部隊，硬是突破百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雪山沼澤的重重阻隔，超越饑寒傷病的生存極限，實現了三軍大會師、戰略大轉移的目標。從細微處探究一下紅軍的戰地生活，更能夠豐富和深化我們對長征精神的思考。

很久以前就讀過一些當事人的長征日記，如今再讀林伯渠、關向應、童小鵬、陳伯鈞、肖鋒、韋國清、李黎林、徐夢秋等人長征途中的日記，仍能從字里行間看到這些戴著眼鏡的戰士在槍聲稀疏的片刻，匆匆忙忙寫上幾行字，讓自己的精神舒展歇息一下。寫日記成了他們的精神滋補、生活方式、心靈漫步，這是何等的豪邁、灑脫！請看陳伯鈞1935年6月5日的一段日記：“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懸崖數丈，絕壁時生，石坎參雜，爛泥殊深，攀葛附藤，舉足難進??而我不但越過石達開受困頓之絕地，反而西北出天全，東逼漢源，使敵人全取守勢，東奔西馳。這亦是我戰略指導之機動與神速、戰士之堅信勇猛所致。”恬淡干凈的文字里，洋溢著作者身處險境時的從容、鎮定和自信。

長征將士的精神文化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比寫日記更具理性的有成仿吾對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的誦讀宣講，徐特立對識字課本的研修普及；比寫日記更顯活躍的有朱德對籃球賽的組織，聶榮臻對話劇《廬山之雪》角色的演繹，鄧小平對《紅星報》的編輯，廖承志對木刻作品的打磨；比寫日記更加浪漫的有大量的長征詩作。毛澤東詩詞是其集大成者：“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寥寥數字，不僅勾勒了高天遠地靜穆寥闊的宏大景觀，而且抒寫了作者從容明朗的博大胸懷和對老區戰友的牽掛傷懷。“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在謀兵布陣、運籌帷幄的間隙，他的思緒不時超越戰地、飛馳九霄，在歷史和哲學的時空感嘆民族命運、抒發悲憫情懷。

長征部隊的這種文化品位、精神特質、恢宏氣象在它的政策上有更系統的展示。秋毫無犯的群眾政策就不必說了，與人民群眾生死與共、血脈相連的魚水關系也不必說了，它的往往被人忽略的民族、宗教、工商政策卻從一個方面凸顯了它的高度、遠見、勃勃生機和旺盛生命力。軍事博物館收藏了不少長征途中紅軍張貼的尊重少數民族、保護宗教信仰和寺院的布告、標語。其中的一件是經過甘肅回族聚居區時發布的“八要十不準”的內部文告：“要保護清真寺，要保護回商，要遵守回民風俗習慣。”“不準打回民土豪，不準在清真寺周圍吵鬧??”紅軍經過貴州的茅臺鎮時，立刻在各酒廠門口貼上了不得干擾正常經營的布告。25 這樣的軍隊、這樣的領導、這樣的政策，一開始就從根本上把自己置于一個歷史、文化和精神的制高點上。正如外國一位作家所說的那樣：“長征是一篇史詩，在人類活動史上是無可比擬的。”僅僅用規模、裝備衡量戰斗力，向來都是片面的；凝聚力、向心力、影響力、精神力、意志力，向來都是戰斗力的重要構成要素。擁有了這種政治、文化、精神和心理優勢的紅軍，它的發展、壯大和勝利是必然的，是誰都擋不住的。

案例14：惡魔的部隊 吃人的歷史——“731”的罪惡

“731”，這原本是一串極其普通的數字，但是，當我們把它與侵華日軍相連之后，它就成了一把魔鬼的鑰匙，這把鑰匙將為我們打開一段痛苦記憶的閘門，去揭密比魔鬼還要兇殘的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獨霸亞洲、稱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在兵力不足，又嚴重缺乏五金礦產資源的情況下，公然違背國際公法，秘密策劃了細菌戰的戰爭陰謀，并選擇了“滿洲”這塊最新的殖民地，加快細菌戰的研究，以期早日用于實戰。從1936年起關東軍選定在哈爾濱市東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區，正式建立秘密的細菌武器研制基地，組建了以細菌戰專家、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為首的細菌殺人工廠，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1941年6月改稱“第731部隊”，在“防疫給水”的幌子下，為細菌戰做準備，專門從事致命性細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甚至利用活人進行滅絕人性的細菌試驗。

731部隊，就其規模來說，實屬世界上最大的細菌工廠，占地30多平方公里，儼然一座龐大的軍用市鎮，擁有龐大的軍事設施，建有專用飛機場，有可容3000人住宿的建筑群，有發電廠、專用鐵路線、醫院、學校、大禮堂、運動場、馬場、神社、多種試驗室和研究室以及監獄。軍事設施的周圍用高墻圍著，墻上架設著高壓電網，墻外構筑一道防護壕，戒備森嚴，絕對保密，外人不準涉足。基地的周圍被劃為禁區，神秘莫測，飛機不準經其上空，火車在其前站就要放下窗簾，任何人不得窺視。周圍幾十里內村莊的居民，也在日本兵的嚴密檢查和監視之下。人們通常把這個充滿神秘、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國境線”。731是一個擁有3000多人的龐大機構，部隊本部下設八個部。第一部主要從事鼠疫、霍亂、副傷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實驗，為此特設用來關押實驗者的秘密監獄。第二部主要進行有關細菌炸彈的開發和測試，并負責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蟲，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表面上主要負責醫院管理和凈水處理，實際上是被分配制造細菌炸彈。第四部主管生產各種細菌，負責管理生產病原菌的設備和儲存與保養隨時生產出來的細菌。第五部負責731部隊新隊員的培訓，訓練使用細菌武器的人員。另外還設有總務部、資材部、診療部，并有一個直屬航空隊。

731部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研究設備，最大的細菌生產規模。原731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少將在伯力軍事法庭供認：該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傷寒、副傷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亂菌。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僅瘋狂地進行細菌武器的制造，而且還大量地利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試驗。日軍利用活人試驗，名目繁多，手段極其殘忍。菌液注射試驗，即將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實驗者的靜脈，將被實驗者關在透明的隔離室內，觀察其病變的過程，他們把受細菌試驗的活人稱為“木頭”，待被實驗者被細菌吞噬死亡后，即刻將其投入煉人爐。

凍傷治療試驗：即在有低溫設備的特殊實驗室里，凝凍人的身體，造成人工凍傷，以研究凍傷后生理上的變化及預防和醫治的方法。由于入侵蘇聯是日本早已既定的目標，因此日本關東軍對預防凍傷的問題異常重視。凍傷試驗的任務主要由731部隊第一部承擔。在電影《黑太陽“七三一”》中曾再現了凍傷試驗過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一位婦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著小臂和雙手，日本兵不斷地往上澆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凍成的冰敲掉，然后將她拉到室內，強行把凍得已經僵硬的雙手放到熱水中。隨后，一位日本軍官當著十幾個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這位婦女的手臂上，使勁往下一撕，婦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脫落，慘白的手骨露了出來??。另外，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關在一起，研究鼠疫的傳染過程，進行人與馬、猴之間的血液交換試驗，人體倒懸試驗，空氣靜脈注射試驗等等也都是他們的試驗項目。除室內試驗外，還有在類似戰斗環境下的野外活人細菌戰試驗，更有甚者，為了得到健康、鮮活的標本，27 竟對活人進行活體解剖。多少無辜的生靈被虐殺，多少人慘死在魔鬼的屠刀之下！

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研究和對中國平民的細菌攻擊慘無人道、并嚴重違反國際法，日軍擔心細菌戰的事實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因此，當蘇軍向日本關東軍發起攻擊之際，日本侵略者從1945年8月10日起就開始進行了毀滅證據和撤退人員的工作。為了毀滅罪證，殺害了作細菌試驗用的“木頭”約405人；同時，派工兵炸毀建筑、設施，全部731部隊成員優先坐軍列撤離。為徹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際，石井四郎要求隊員們隨時帶著氰化物。在長春火車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隊員們在復員后，要嚴守秘密，不得相互聯絡，不得擔任公職；此外，還用氰化物毒斃了約40名被細菌感染的隊員。

盡管歷史已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但研究并揭示“731”的重重黑幕，揭露這一段魔鬼吃人的歷史，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對于中日兩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所說：“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決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歷史經驗，教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

案例15鐵血將軍——楊靖宇

在白山黑水的歷史畫卷中,有一位英雄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東北抗聯艱苦的斗爭歲月中，他馳騁密林雪海，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領導抗日游擊戰爭，最終孤身御敵、舍身殉國，他的英名和足跡至今仍然鐫刻在遼闊的黑土地上，他就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鐵血將軍——楊靖宇。

楊靖宇生于河南省確山縣李灣村的一個農民家庭。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救民于水火、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志向。參加革命之后，在家鄉河南省積極開展農民運動，從事地下工作。其間他曾5次被捕入獄，屢受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

九一八事變后受黨組織的派遣，楊靖宇來到東北開辟新的工作，先是擔任了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兼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隨后又被派往南滿，負責組建了南滿游擊隊，任政治委員，創建了以磐石紅石砬子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1933年9月楊靖宇被任命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獨立師師長兼政治委員。1934年4月他聯合17支抗日武裝成立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任總指揮。后任東北抗 日聯軍第一軍軍長兼政治委員、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他率領東北抗日聯軍，長期轉戰東南滿大地，在林海雪原的艱苦環境中與日寇血戰，威震東北。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組建后，以長白山區為根據地，把東滿、南滿游擊區更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頻頻向敵人展開進攻，取得了很多重大戰斗的勝利。抗聯第一路軍的英勇作戰，有力地打擊和牽制了敵人，因而，日本侵略者把東北抗聯視為“心腹之患”、“治安之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lO月，全國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以后，為了鞏固后方軍事和物資供應基地，日軍抽調了大量兵力向東北抗日聯軍展開軍事進攻，進攻重點就是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聯第一路軍。

由于敵我力量過于懸殊，敵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封鎖，以及抗聯在東北孤軍奮戰，得不到關內軍隊和人民的協作與支援，楊靖宇和他的抗聯一路軍陷入絕境當中。為保存實力，避免同敵人正面拼消耗，楊靖宇指揮部隊分路突圍，并將掩護部隊突圍的艱巨任務留給了自己。

為掩護主力部隊突圍，楊靖宇率部不僅要與數十倍的敵人進行殊死搏斗(當時日偽討伐部隊數萬人，抗聯部隊僅幾百人)，而且還要承受饑餓和嚴寒的考驗。

1940年1月下旬，敵人從叛徒口中得到楊靖宇的行蹤，部隊再陷重圍。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楊靖宇依然沉著堅毅，在冰天雪地中率領身邊僅存的幾十人頑強苦戰。在最后的時刻，他首先考慮的是“多活一個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因此他命令部下尋機突圍，“逼著”幾位帶傷的戰士安全轉移，把死亡留給了自己。2月22日，被敵人連續圍追堵截的楊靖宇饑寒與傷病交加，身邊的戰士大多壯烈犧牲，最后的兩個貼身警衛聶東華、朱文范也在下山尋糧中不幸遇難。2月23日，楊靖宇只身一人來到濛江縣(現靖宇縣)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這時，敵人又蜂擁包圍上來。面對兇殘的敵人，他背倚樹干，雙手握槍，把滿腔仇恨凝聚在槍口上，與敵人展開了激戰，最終不幸胸部中彈，壯烈殉國，犧牲的時候年僅35歲。

日軍根據連續追蹤估算，楊靖宇缺糧已有半個月，完全斷食也已在5天以上，能夠在零下30多度的氣溫下存活并堅持戰斗，簡直是一個謎。為了解開這個謎，兇狠殘暴的敵人解剖了將軍的胃，發現他的胃里竟沒有一顆糧食，有的只是樹皮、草根和棉絮。

對楊靖宇及其所率領的抗聯戰士，在困難面前知難而進、鍥而不舍的斗爭精神，黨中央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致楊靖宇及全體東北抗日聯軍將士的電文中指出：楊靖宇和他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是“在冰天雪地與敵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斗之模范的東北抗日軍隊。”

案例16：重大的戰略決策——“向南防御，向北發展”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世界關注戰后的中國，東北則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成為美、蘇和國、共“三國四方”爭奪的戰略要地，更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必爭之地。面對這種態勢，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因此，東北的歸屬決定著中國兩個前途、兩種命運大決戰的走向。

東北地區(當時包括熱河及內蒙古地區)總面積為130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9.2％，其戰略地位尤為突出。第一，東北地區幅員遼闊，物產豐富，工業發達，交通便利，是當時中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工業地區。據日偽1944年的調查統汁，鐵礦蘊藏量為38億噸，煤的蘊藏量228億噸。還有各種有色金屬礦以及各種非金屬礦，如銅、鉛、鋅以及石棉、云母、芒硝、天然堿、石墨、瑩石等。東北的鐵路交通運輸極為便利，“八·一五”前，分布在東北的鐵路有1.4萬公里，占全國鐵路總長1/2以上。東北地區土質肥沃，有廣大的松遼平原，可耕地面積達3273公頃，已耕地面積達1800公頃。出產50種以上的農作物，年產將近2000萬噸的糧谷，以大豆、高粱、谷子、苞米等種植物居多。其中大豆的產量占當時世界大豆產量60％以上。第二，東北地區是改變中國革命根據地長期被敵人包圍局面的戰略支撐點。它背靠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西與蒙古接壤，東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鄰，南與冀熱遼解放區和整個華北解放區聯成一片。控制東北，可以變東北為我們的戰略后方。第三，東北地區是抗戰勝利后最有利于發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地區。日本投降前，國民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隊還遠在大西南，與東北相隔一個遼闊的解放區，運兵到東北非常困難。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曾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給東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隨著戰后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戰略決策，這是戰后中共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致電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將這一戰略思想和盤托出：我們必須在冀東、熱河控制重兵，除現在派去東北部隊外，必須屯集至少5萬軍隊在冀東，以備蘇聯紅軍撤退時能搶先進入東北。因此，現在必須立即計劃調集10萬至15萬軍隊到冀東、熱河一帶。否則將會來不及，對東北與熱河的控制，均將沒有保障。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御的方針。19日，毛澤東、周恩來回電表示完全贊成。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江南的新四軍主力粟裕部、八路軍王震部撤回江北；山東調6萬兵出去，3萬海運去東北，3萬經陸路到冀東；派李富春為冀熱遼中央局書記，林彪為司令員，肖勁光、李運昌為副司令員，羅榮桓調東北。會后，劉少奇代表黨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電，正式提出了“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舉國大搬兵”的格局，魯、冀、熱、察、晉、陜、綏等省大量主力部隊北移東北，華北、華中地區兵力則由南方八省及時補充。

1945年11月，國民黨軍隊已占領山海關至錦州一線，并欲繼續北犯，同時，蘇聯承諾“將收復地方移交國民黨”。鑒于這種復雜情況，黨中央適時調整戰略方針，作出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正確決策。12月28日，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發出《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據此，東北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廣大農村，發動群眾，全面展開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工作。

案例17：威武雄師——翻身農民參軍參戰

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使黑龍江地區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徹底翻身，思想覺悟大大提高，革命熱情空前高漲。他們真心擁護共產黨，自覺自愿地投入到解放戰爭中來，并提出了“窮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參軍來保駕”的口號。涌現出許多妻送郎、父送子、兄弟同參軍的感人故事。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黑龍江地區各省在創建根據地開始，就動員大批貧苦農民和進步青年參軍，31 同時組建地方人民武裝。1946年春，國民黨反動派極力擴大內戰，為抵御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急需擴充軍隊，黑龍江地區作為軍事政治根據地，為前線提供兵員是義不容辭的責任。4月下旬，北滿分局發出指示，要求各省輸送新兵，補充主力部隊。各省積極行動起來，合江省動員新兵3600人。松江省和哈爾濱市委動員1500新兵奔赴前線。

1947年夏初，我軍在全國各個戰場先后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東北戰場的形勢也發生了有利于我軍的重大變化。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為根本扭轉東北戰局，我軍發起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勢。為確保勝利，需要補充大量兵員。于是，各省迅速展開大規模的參軍動員工作。

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土地改革運動勝利的鼓舞下，廣大勞動群眾、知識青年革命熱情高漲，許多共產黨員、干部和農會積極分子帶頭參軍。出身貧苦、體格健康的青壯年農民紛紛自愿報名參軍，城鄉各地出現參軍的熱潮。慶安縣七區模范村新興屯朝鮮族老人金基鉉，1946年將大兒子送去參軍，在戰斗中光榮犧牲，1947年，老人又把小兒子送上戰場，并囑咐他：“不光為你哥哥報仇，還要為廣大人民報仇”。泰來縣7天時間就有450人報名參軍。珠河縣組建一個“趙尚志團”，半月之內有1100人參加。哈爾濱市經過半個月動員有2000多人參軍，超過原計劃500人。合江省僅7月上半月就有7000多人入伍，超過原計劃1倍。

東北全境解放后，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黑龍江地區各省繼續動員新兵。據不完全統計，解放戰爭中黑龍江地區共有41萬人參軍補充主力，參軍人數占人口的4%，條件合格的青壯年大部分參了軍。

黑龍江地區廣大人民群眾，在熱烈參軍上前線的同時，積極踴躍地參加戰勤支前活動，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l947年1月3日，北滿的東北民主聯軍為配合南滿部隊“四保臨江”作戰，先后三次向南跨過松花江打擊敵人。靠近前線的松江、嫩江、哈爾濱等省市首先承擔起了戰勤服務。在“三下江南”戰役中，翻身后的農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強壯勞力紛紛要求參加擔架隊上前線，把好車好馬用于戰勤。他們頂著嚴寒，冒著敵人的炮火，勇敢地搶運傷員，輸送軍需物資。僅阿城、巴彥、木蘭、通河、五常5縣出動民工就達3萬人。哈爾濱市動員民工5500多人、大車1819輛，還出動130名醫護人員到前線救治傷員。

各省組織的戰勤隊隨軍轉戰，有的行程數千里，有的時間長達半年之久。戰勤隊在前線不顧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的轟炸，長途跋涉向前線輸送糧食、彈藥、運送傷員，有時還直接參加作戰，出現了許多動人的英雄事跡。阿城縣參戰隊一位副連長，在戰場上被地雷炸傷，部隊要送他回后方醫院，他仍堅持留在戰場。肇州縣一位民工自己身上負了兩處傷，還堅持把傷員背下來。北安的一位民工，為前線運送彈藥8天8夜沒有睡覺，直到昏倒在野外凍壞了手腳，醒來后還是堅持把彈藥送到了戰場。

據統計，在夏、秋、冬三季攻勢中，松江省出民工130979人，擔架14844副，大車21433輛，馬15723匹；嫩江省出民工23688人，大車1793輛，馬7323匹；合江省出民工9638人，大車734輛，馬2286匹；黑龍江省出民工16629人，擔架2281副，大車1212輛，馬5617匹；牡丹江省出民工4730人，馬8620匹。

遼沈戰役開始后，合江、黑龍江、松江、嫩江省委分別發出關于加強戰勤、支援前線的指示和決定。嫩江省和黑龍江省還組成支前委員會，緊急動員民工參戰，并部署接收傷兵和收容俘虜的準備工作。松江省分兩批出動民工1萬多人、擔架2000副、大車1100多輛、馬2687匹。嫩江省出動兩個大車隊、4個擔架隊共8200多名民工。其中龍江縣的500多民工，隨軍轉戰2000多里，參加了解放錦州、遼西、沈陽等戰斗，215人立功受獎。

東北全境解放后，黑龍江地區各省有數萬民工組成擔架隊和大車隊，隨軍進關參加了平津戰役。

據不完全統計，解放戰爭中黑龍江地區各省共動員民工130萬人次，出動擔架2.5萬副、大車3萬輛、馬13萬匹；哈爾濱還出動汽車司機1000多人次，醫護人員2000多人次。正是這支由廣大農民以及勞動群眾積極參與組成的威武雄師，馳騁于東北大地，為贏得東北解放以及全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偉大貢獻。

討論題：

1.結合案例，分析翻身的黑龍江地區廣大農民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動力是什么？

2.黑龍江地區廣大農民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對東北戰局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影響是什么？

案例18：共和國的北大倉——黑龍江墾區的新發展

北大荒，這塊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帶之一，被美譽為“地球人”胸前的一枚黑寶石。經過墾區人民60多年的開發建設，北大荒已經變成了神奇、美麗、富饒的北大倉。

開發建設北大荒，是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宏偉事業，受到了黨的三代領導集體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在1947年，第一批榮復軍人按照黨中央“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轉戰北大荒，創建了我國第一批機械化農場，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50年代中后期，王震將軍率領10萬復轉官兵進軍北大荒，掀開了北大荒開發史上最壯麗的一頁。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先后有14萬復轉官兵、5萬大專院校畢業生、20萬支邊青年和54萬城市知識青年來到北大荒。

60多年來，三代北大荒人用自已的汗水、淚水和血水，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奮斗和犧牲。把“北大荒”建設成了我國規模最大的國有農場群，成為全國聞名、世界知名的國家重要商品糧生產基地和糧食后備基地。

墾區土地控制面積5.435萬平方公里。2006年，農作物播種面積達3523.5萬畝；糧豆總產量達113.2億公斤，占全省糧食總產量的29.9%，糧食增加量占全省的58.6%；糧食交售量201.8億斤，糧食商品率高達89.1%，商品糧調出量占全國可調出量的四分之一，可解決京、津、滬和解放軍陸海空三軍指戰員一年的口糧，被譽稱為國家“抓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發事件”的“中華大糧倉”。

1998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墾區組建北大荒集團，進入全國120家大型企業集團試點行列。在全國500家大型企業農業行業中排名第一。墾區農業裝備水平在全國領先，擁有當今世界先進的農業機械。墾區初步實現農業科技現代化，科技成果轉化率達67%，科技貢獻率達6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0個百分點。墾區成為一個以糧食生產為主，農、林、牧、漁全面發展，工、商、運、建、服綜合經營，政、社、企一體，社會形態比較完整的經濟社會區域。

昔日“天蒼蒼，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葦塘”的“北大荒”變成了繁榮富庶的“北大倉”。同時也鑄就了厚重的北大荒精神（即：艱苦奮斗，勇于開拓，顧全

大局，無私奉獻），并創造了獨樹一幟的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化既是獨具特色的，又是北大荒所獨有的。大農業成就的超前性，產業化建設的時代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開放性，現代農業的示范性和輻射性，猶如北國一朵綻放的奇葩，正為世人所關注。

目前，墾區與美國、俄羅斯、日本、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意大利、丹麥、泰國、新加坡、荷蘭、以色列、香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經貿洽談、技術合作、考察訪問等各種外事交流活動。開放的北大荒，正以嶄新的風貌走向世界。

案例19：中國工人之先鋒——王進喜

作為全國著名勞動模范，王進喜是大慶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在大慶石油會戰初期，他被譽為“鐵人”。

1923年9月，王進喜生于甘肅省玉門縣赤金村一個貧農家庭。6歲時，給地主放牛，也曾拉著雙目失明的父親去要飯。15歲時，到玉門油礦當童工。1949年玉門解放后，王進喜到鉆井隊工作，先后做鉆井工、司鉆、鉆井隊長。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11月15日，王進喜因病逝世。

1959年，王進喜創年鉆井進尺7．1萬米的全國最高紀錄。其一年的鉆井進尺，相當于舊中國42年鉆井進尺的總和。同年，王進喜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出席了全國群英會，參加了建國10周年慶典之觀禮。

1960年4月2日，從玉門發出的鉆機要運抵薩爾圖，可當時吊車、汽車、拖拉機數量非常有限，使60多噸重的鉆機設備無法卸車、搬運和安裝。王進喜對大家說：“遇見困難怎么辦?這就像打仗一樣，不能退下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只能上，不能等；只準干，不準拖!”為此，他帶領全隊把鉆機化整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辦法把鉆機和設備從火車上卸下來，運到馬家窯附近的薩55井，并順利安裝。其間，王進喜從沒離開車站和井場，連續苦干三天三夜。房東趙大娘看見王進喜如此拼命，便對工人們說：“你們的王隊長可真是個鐵人哪!”之后，會戰領導小組做出決定，號召全油田職工“學習鐵人王進喜，人人做鐵人”。會后，即掀起向“鐵人”學習的高潮。

“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不僅是王進喜不止一次說過的話，而且也是他時時刻刻都在實踐著的誓言。第一口井完鉆后，王進喜指揮放架子時，被滾堆的鉆桿砸傷了腳，當時就昏過去。當他醒來時，看見幾個工人正圍著他施救，而此時井架還沒放下來，就說：“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說完，他站起來繼續指揮放架子、搬家。領導知道后，把他送進醫院，他又從醫院跑到第二口井(2589井)的井場，拄著雙拐指揮打井。鉆到約700米時，突然發生井噴。當時，井場沒有壓井用的重晶石粉，經過研究，決定采取用加水泥的辦法提高泥漿的比重以壓井噴。水泥加進泥漿池就沉底，又沒有攪拌器，王進喜就扔掉拐杖，奮不顧身地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最后，經過全隊工人的奮戰，終于壓住了井噴，保住了鉆機和油井。

1960年4月29日，在薩爾圖萬人廣場召開的石油會戰誓師動員大會上，王進喜和其他紅旗手騎馬戴花繞場一周。會后，大會戰正式打響，“學鐵人、做鐵人”活動更加轟轟烈烈。

1961年2月，王進喜擔任鉆井指揮部鉆井二大隊大隊長，負責管理十幾個鉆井隊。他經常身背干糧袋，騎著自己在玉門時買的摩托車，深入到各井隊井場，調查研究，檢查指導工作，為基層解決生產、技術、生活和工人思想上的各種實際問題。為打出井斜不超過三度的直井，他住在井隊，同鉆井技術人員和鉆井工人一起研究、試驗，終于摸索出一套打直井的辦法，鉆成了最大井斜只有0．5度的筆直井。鉆井二大隊遠離油田中心，工人生活不方便，他就起早貪晚，帶領工人開荒種地、燒磚蓋房，辦起了商店、糧店、郵局、衛生所，蓋起了職工宿舍和家屬住房，建起了生活服務基地。為使孩子們就近入學，還親自當校長辦起—個“葦棚小學”。

1965年，王進喜任鉆井指揮部副指揮。他說：“我當了干部，仍然是個鉆工”。雖然他自己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而對職工的生活卻格外關心。職工的住房、用水、交通、孩子入學、傷病醫療等，大事小事都親自過問，幫助解決困難。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進喜被打進“牛棚”，受到殘酷迫害。為確保油田生產建設不受損失，保衛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他不顧個人安危，和廣大職工一起，同林彪、“四人幫”進行堅決斗爭。

王進喜經常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情：快快地發展我國的石油工業。”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為改變我國石油工業的落后面貌，在長達30多年的艱難探索中，王進喜吃大苦，耐大勞，積勞成疾，患有嚴重的胃病和關節炎。在去玉門參加全國石油工業現場會的歸途中，他胃病發作，被送到北京治療，經醫院確診為晚期胃癌。在病重時，他想到的不是個人和小家庭，而是大慶油田的生產建設和廣大職工與家屬。他囑咐來探視的干部，回去為職工、家屬和前線井隊解決生活困難。此外，他還自己拿錢托人買藥為職工消滅臭蟲。為了解決他的困難，組織上給他一些補助，他都一筆筆記帳，臨終前從枕頭下取出來交給組織。

在大慶開發建設的歷史上，乃至在我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史上，王進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給我們的“鐵人精神”，將永遠是鼓舞大慶職工前進的思想動力。大慶廣大職工一直在向“鐵人”王進喜學習，開展“學鐵人、立新功”活動。黨中央對王進喜給予高度評價，正如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的題為《工業學大慶》的社論所言：“王進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過的那種老實人，是發揚大慶油田‘三老四嚴’等革命作風的榜樣。”

討論題: 結合案例談談在新時期條件下我們應該如何把“鐵人精神”發揚光大？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總結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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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志穎

111406112 剛剛開始上《中國近現代史》課時，我心里充滿了疑惑：這段歷史我們初中學過兩遍，高中學過一遍，現在來到了大學，怎么還要學啊？而且內容都是雷同的，都是從鴉片戰爭講到至今，沒什么翻新嘛！可是，當我真正接觸到這門課的時候，我完全顛覆了自己之前的想法，沒想到歷史課也可以如此有趣。于是，我著迷了……

一開始，老師就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他讓我們報名制作《歷史上的明天》。這是以一種PPT的形式在每次正式上課前向全班的同學展示歷史上的明天，內容可以介紹這一天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重大事件，也可以就其中某一件事進行深入的探討。形式多樣，以小組形式參加，每組不超過三人。幸運的是，我同室友也參與到了其中。我們倆制作的是歷史上的4月25日。剛開始時，雖然也找了很多資料，可是卻找不到一個共同的主題，不知從何下手。后來，我們又將所有的資料從頭到尾梳理了一遍，這一遍思路變得清晰了起來，最終我們以藝術為主線，選取了安徒生、張大千、中央戲劇學院這三個典型來進行介紹。因為主題是藝術，又結合當前流行潮流，我們為PPT取名為《那些年的4月25日》。整個PPT是以電影的形式做的，加入了片頭和片尾，理所當然，片尾就是用與題目相關的《那些年》作為片尾曲的。當然在演講的時候，也加入了新意，我們拉來了自己的好朋友當客串，為大家進行演講。對于參加制作《歷史上的明天》這個作品，我發現歷史的內容是永遠也學不完的，就算是一模一樣的內容，也有我們探究不完的奧秘，值得再花雙倍的時間去鉆研、探索。同時，這也培養了我的創新意識。當然，在這其中團隊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也許正是因為自己親身參與了這次的活動，使得我以后每次上星期二的《中國近現代史》課之前，都對即將要上演的《歷史上的明天》充滿了期待。我期待別人要演講的內容，我期待別人演講的形式，我更期待別人所想到的種種新意……

除了《歷史上的明天》，老師還會精心挑選一些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視頻電影給我們觀看。在這其中電影《我的1919》給我印象最深，電影《我的1919》通過中國外交使團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凡爾賽和約”的歷史事件，生動展示出80年前中國外交風云，謳歌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漲的愛國激情，同時也揭示了”弱國無外交”這樣一條真理。影片著重表現和描寫顧維鈞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維護國家尊嚴、保衛中華民族權益。拒簽“凡爾賽”條約的光輝偉績和肖克儉為國為民請命、抗爭帝國主義列強的感人肺腑的歷史故事，真實地再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和國際關系。

影片充分表現了作為“弱國”的中國，在列強的國際社會中討回正義，討回平等是何等的艱難。但是，中國終于挺起胸膛，第一次面對列強說：不！從此開始了中國上世紀新的篇章，是中國人民覺醒而奮起的出彩華章！

“弱國無外交”，又一次被提到了案上，這是飽含悲痛的五個字，這是深刻烙印在從近代開始所有中國人心上的字。我們必須時刻記住，一刻不忘，世世代代都要銘記！

弱國無外交”，告訴我們國強才有說話的權利，說話才能有被聽見的權利。當時的中國從官到民，從內到外，從陸征祥這樣的高官到顧維鈞這樣的青年外交家，從肖克儉這樣的熱血青年到梅這樣的巾幗志士，有如此眾多的仁人志士，為什么中國還是如此任人宰割？就是因為當年的中國，是一個誰也可以來分一杯羹。誰也可以隨意踐踏一腳的國家。

那么，即使有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如何精彩地運用他特有的機智，幽默，巧取，以一塊懷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他的個人才華和人格舌戰群敵；以及肖克儉如何如何奔走呼號，聲嘶力竭，如何壯酬國、慷慨赴死……在世界強權政治的大環境下，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絕對優勢前提下，通通都顯得蒼白無力了 這就讓我讓我聯想到了：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來，這個道理貫穿著整個歷史。回顧過去，無論是鴉片戰爭還是日寇侵華，無一不在印證著：昔日的中國因為懦弱而受盡欺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變得強大，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認可，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但我們卻不能輕易忘記這些災難深重的屈辱史，在這段時間里，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爭相侵略我們，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幾百個，中國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戰爭中一次又一次被打敗。一系列的侵華戰爭和大批的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推向災難屈辱的深淵，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領土完整，因此我們要牢記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作為新時代的炎黃子孫，我們必須得銘記這一段段歷史，從中明白更多的道理。

俗話說：知史可以明得失。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大多可以從歷史上找到經驗或教訓，這對于我們今后的為人處世是非常有意義的。學史使人明智，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的。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矣。在這個和平年代，我們更需要將這句話常響耳畔。須知未雨綢繆，須知居安思危，或許是臥薪嘗膽。

第四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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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前后的中蘇關系變化

摘要：朝鮮戰爭的爆發，歷來是一個復雜的話題，其各方發動戰爭、參加戰爭的動機，也不是一句話可以概括的。有觀點認為，在這其中，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是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在朝鮮戰爭之前，中國與蘇聯的關系絕不是表面上那么團結友好，鐵板一塊。中蘇雙方的利益沖突，多多少少都對朝鮮戰爭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同時朝鮮戰爭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蘇關系，使得中蘇關系的發展軌跡變得更加非同尋常。關鍵詞：中蘇關系、朝鮮戰爭、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隱患。

學術史回顧：

要談從朝鮮戰爭看中蘇關系變化，首先還要從更早的時候中蘇關系開始說起。沈志華先生認為，毛澤東一開始并不是蘇共的堅定支持者，更沒有把蘇聯當做真正的朋友。根據沈志華先生的看法，前前后后毛澤東與蘇聯的矛盾一點也不少。比如早些的西安事變，中共是希望借此機會來審判蔣介石，而蘇聯則堅持要留下蔣。又如之后的皖南事變，毛澤東忍無可忍，認為必須在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而蘇聯則立即在重慶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反來對毛澤東的意見，保護蔣介石。所以，不僅毛澤東不看中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不相信毛澤東的。用沈志華先生的一段話來概括，就是“斯大林從保證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在戰后的亞洲繼承了沙皇俄國的傳統戰略，制定了以奪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的外交方針。蘇聯實現這一目標的保證是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重點在于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則是蘇聯外交斗爭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盡管存在著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體是在一種不愉快、不和諧的狀態下開始的。”①可見，中蘇關系并不是一直以來都像外表上看起來那么和諧統一。

回到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對朝鮮戰爭的緣由歷來爭論不休，史迪文·戈德溫在《中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緣起——60年之后的一個評述》中提到這樣一種“相對客觀的描述”：“朝鮮戰爭是在一個復雜形勢下產生的一個復雜問題，不能用簡單的判斷來解決。從內部看，它是南北方矛盾積累并不斷激發的必然結果；從外部看，戰爭根源在于美蘇劃分勢力范圍的政策和冷戰對峙，使朝鮮被人為地一分為二。應該說，沒有朝鮮的分裂便不會有朝鮮戰爭，1而沒有冷戰對峙，朝鮮是不太可能分裂的。”②我們著眼于外部，朝鮮戰爭是美蘇斗爭的結果。“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蘇聯就得到消息說, 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③，這是蘇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警惕美國一切破壞中蘇關系的計劃，加強與中國的關系，成為蘇聯的重要任務。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經過艱苦談判，終于在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后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個鐵板一塊般的力量的成形，中蘇之間的不信任仍然處處存在。沈志華總結道：“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系后第一次面臨的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系最重大的考驗。而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表明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同時也反映出這一聯盟中隱含的裂痕”④。從何看出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不信任？毛澤東在1949年12月訪蘇時曾明確向斯大林表示，中國剛剛建立，需要時間來發展經理，在此期間能否維持國際局勢和平？斯大林表示，只要毛澤東和金日成不打，和平維持“20年都有可能”。但是在1950年1月 ①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頁。②劉金質等編：《當代中韓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③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動關系》，第175頁。④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第158頁。第 2 頁

30日，斯大林就在回復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抱怨蘇聯不讓自己出兵南朝鮮的電報中表示，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史料顯示，中國高層對此雖然并不是一無所知，但“未能參與戰爭的詳細謀劃令毛澤東在后來相當憤怒”①。

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出兵之前，蘇聯與中國仍然對戰爭的走向存在分歧。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建議毛澤東“立即向三八線推進，哪怕只有五、六個師也好。”10月2日，毛澤東回電，指出現在不是中國出兵的的有利時機，特別是如果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對抗”，將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現階段不如“‘保持克制，暫不出兵’，2‘朝鮮在暫時失利的情況下可將斗爭方式轉變為游擊戰爭’”②。在之后幾天，斯大林再次致電毛澤東分析出兵與否的利害關系，毛澤東表示了對這些分析的贊同并且還表示中國可以出兵，但提出了蘇聯給予空軍支援和武器裝備貸款的條件。顯然毛澤東是“完全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所面臨的極大困難”的③，最終中共能夠達成統一意見決定出兵，絕不是像蘇聯那樣一開始就想好將直接軍事援助朝鮮的責任拋給中國那么簡單直接的。

那么中蘇關系的變化的明顯轉折點在哪里呢？我們認為，這個轉折點，正是中國出兵朝鮮。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2年對丘吉爾說，在朝鮮戰爭之前，中蘇分裂似乎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使這個希望看來十分遙遠，目前不可能實現”④。中蘇關系的明顯變化可以從美國的判斷中察覺到。中國出兵之前，斯大林把中國看成是“半個鐵托”，但在中國的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刻，讓斯大林真正放下心，從此將中國視為是真正堅定且不可或缺的盟友。畢竟中國出兵，不僅僅是為朝鮮作戰，為中國作戰，也是在為蘇聯作戰，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作戰。自此以后，中國與蘇聯迎來了第一個蜜月期，關系緊密程度節節攀升，讓美國不得不將分裂中蘇視為“一個長遠的目標，只能寄希望于未來，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⑤。

總而言之，中蘇關系在朝鮮戰爭之前是保留、猜疑較多的準同盟關系，在正式成為同盟之后，也有相當一段時間的不信任，直到朝鮮戰爭開始，中國派兵入朝，中蘇同盟關系才真正變得堅定而親密。

一、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的與相關國家的政治背景

1.朝鮮戰爭前的中朝關系背景

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在“國內經濟困難重重，軍事上有沒有充分準備和必成把握的不利條件下”，堅決主張派兵赴朝鮮作戰，其歷史與政治背景有著巨大的作用。

首先“從歷史上來講”中國曾長期保持著對朝鮮的宗主國的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鄰，中國東北地區與朝鮮長期有著廣泛的文化與經濟交流形成了唇齒相依的關系。特別是到了近代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覬覦，朝鮮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

中國和朝鮮同時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威脅，共同的命運把它們聯系起來。日俄戰爭，特別是1910 年日本吞并朝鮮以后，大量的朝鮮人移民中國東北，并在那里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分散在中國北方的各種朝鮮抗日力量逐步聯合起來，歸屬到中共和八路軍的領導下。⑥ ①史迪文·戈德溫：《中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緣起——60年之后的一個評述》，第13頁。

②劉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國出兵朝鮮問題與毛澤東、金日成的往來函電》，《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第23期，第178頁。

③沈志文：《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對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第12頁。④李莉：《美國對中蘇關系的認識與反應——從朝鮮戰爭爆發到蘇共二十大》，第1頁。⑤同上，第2頁。

⑥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第2頁。第 3 頁

因此，朝鮮的命運與中國息息相關。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朝鮮共產主義者一直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許多朝鮮共產主義者就開始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一些朝鮮革命志士還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黨員。上世紀30年代還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的對日作戰。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鮮共產主義者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們幫助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中國內戰開始以后，朝鮮作為中共軍隊的戰略大后方，為中共打

3敗蔣介石國民黨軍提供了巨大幫助。①

所以，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不可能忘記朝鮮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朝關系也有著不和諧的一面。首先，金日成并不想讓中國“過多干預朝鮮軍事進攻計劃”，所以在出兵之前并沒有征求毛澤東意見。而金日成“迫于斯大林要求在5月12日秘密訪問北京通報餓朝之間談話結果”時，毛澤東有所保留，沒有公開支持軍事統一的計劃，但是他也沒有明確提出反對。但是毛澤東本人來講，他不希望這個時候“在東北邊境出現戰爭危機和緊張局勢”。而朝鮮方面也并不希望中國過多的介入到朝鮮戰爭中去。

而從朝鮮方面來看，金日成既依靠中國，同時又警惕中國對朝鮮的過多干預。“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在黨內的權利受到了以樸憲永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樸日禹、金雄和武亭為代表的“中國派”的挑戰。”而且，北朝鮮軍隊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從中國回去的，有的還曾在延安接受過革命思想的洗禮。“在這種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將自己完全與中國緊緊地捆在一起，給予中國政府以充分的信任。”②

由此，中朝之間的關系并非想象的那么和諧，就在這時，中蘇之間的關系，推動了中國出兵的事實。

2.朝鮮戰爭前的中蘇關系背景

在朝鮮戰爭前，中蘇關系大體上是基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當時，美國的親共勢力占了上風。1月5日杜魯門發表了著名的關于臺灣問題的演說，“聲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如果在臺灣海峽地區發生軍事沖突，那是中國內戰，美國不會干預。”并且因此，“在中蘇談判進入關鍵的時刻，美國的公開表態顯然刺激了莫斯科，看來需要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關系。”

于是，在1949年時“由于毛澤東的固執態度，以及西方輿論對中蘇關系現狀猜測而形成的壓力，斯大林在談判中被迫讓步”③，同意并且最終于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一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礎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付美國的威脅”。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以遏制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和顛覆新中國的企圖”。而蘇聯與美國在亞洲的冷戰中也需要“借助中國來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④這一相互需要的關系，促進了條約的建立。

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對新的條約的理解就不盡相同了。

首先，蘇聯的讓步讓中方在條約中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權和利益。這一點，可以說是中方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所取得的一大收獲。可是，卻也正是這一點，讓中方欠了蘇聯一個大大的人情。

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心中，雖與中國結成了互助同盟關系，但是中國不像朝鮮，完全是在蘇聯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還是對毛澤東和北京政權存在有疑慮和不信任。于是，借由中方收回主權利益這一點，斯大林提出作為一定的補償措施，朝鮮問題需要加入 ①②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2頁、第3頁。③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第6頁。④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6頁。第 4 頁

商議的日程之中。

對比當時，中國遠遠不可能脫離蘇聯，在各方面都需要俄方對于進攻臺灣提供軍事、政治上的援助。于是，穩固這一條約變成了中方所需要完成的最為迫切的事。

在當時新中國立足未穩，并且共產黨正在加緊準備進攻臺灣的事實下，中方并不希望中國的邊境上爆發戰爭。這一點，俄方也是十分明確地。所以，當朝鮮戰爭爆發時，毛澤東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尷尬境地，“袖手旁觀”會受到朝鮮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責，陷于不義之地。而且剛剛結成的中蘇同盟關系就會遭到破壞。更主要的是中國還要“依靠蘇聯的支持來恢復經濟和完成解放臺灣的統一大業”。毛澤東并不希望在中、朝、蘇三國關系上看到“朝鮮的天平偏向蘇聯一方”，同時“盡可能地保持對朝鮮的影響”，以“減少金日成對自己的猜忌以

4及斯大林對中國發展的疑慮和對其本人的不信任。”①

從此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初期，中蘇同盟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冷戰時期的蘇聯，為了全面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非常需要“有中國這樣東方大國來作為保證其遠東安全的屏障”，同時也是其對“美國政策和實力進行試探的工具”。在戰爭條件下“維持這種同盟關系更是中國和蘇聯實現各自戰略目標的必要保證”②。

二、中國參戰前后中蘇關系的具體分析

1949年的春天，有消息說美軍即將從朝鮮南部撤出。而李承晚政權正在積極準備對北方的進攻。金日成此時一方面向斯大林尋求武器裝備援助，一方面向毛澤東要求提供兵力支持。此時毛澤東的態度是同意讓中共軍隊的朝鮮族軍隊全副武裝開赴朝鮮。之所以毛同意將朝鮮族部隊送往北朝鮮，是因為他支持通過武裝革命來完成國家統一，并且他懷有崇高的革命道義。但是根據如下史料記載，“全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北方采取的進攻會引起美國的干預，而中共的軍隊主力已經南下，“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給予支持。”③可以知道，中國此時是不支持金日成開戰的。

9月3日，金日成向蘇聯使館提出了一項主動進攻計劃，即搶先“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希望莫斯科批準采取這一行動。對此，蘇聯駐朝鮮大使和軍事總顧問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請求，并給予答復，拒絕批準金日成的計劃。蘇聯一方面認為北朝鮮政治和軍事都沒有做好準備，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忌諱美國的反應。莫斯科的意見是“在南朝鮮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和準備全民族起義”④，同時加強軍事力量，一邊在南方發動進攻是實施反擊。這就是說斯大林同毛澤東一樣，贊同金日成實現祖國統一的主張，但反對直接使用軍事進攻的手段。

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過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統一朝鮮的問題,這一次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改變。1月3 0日,斯大林回電什特科夫, 要他轉告金日成說,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3月間,蘇聯滿足了北朝鮮關于提前使用1951年貸款以及軍事和技術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訪問了莫斯科。⑤這次會議上，斯大林最終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為什么蘇聯會在此時改變態度呢？我們分析認為，此時正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不久，為了彌補蘇聯在中國東北即將失去的權益,蘇聯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武力統一朝鮮。而同意北朝鮮的軍事行動對蘇聯可以產生一舉兩得的效果。北朝鮮的軍事行動如果成功, 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得到鞏固；如果失敗,由此而導致的中朝和中蘇、蘇朝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將迫使中國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上述地區來, 推遲解放臺 ①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7頁。②劉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國出兵朝鮮問題與毛澤東、金日成的往來函電》，第3頁。③④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第2頁 ⑤宋曉芹，《蘇聯與朝鮮戰爭》第2頁 第 5 頁

灣的行動。假如美國進攻到同時，沈志華先生也認為，蘇聯支持朝鮮的進攻計劃是因為斯大林對局勢估計過于樂觀。他認為北朝鮮的實力遠遠大于南朝鮮,相信北朝鮮不需要中國的幫助,就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從而排斥中國插手朝鮮問題。在之前，斯大林最關心的是美國的動態。而在此時,美國開始改變遠東政策,從亞洲收縮兵力。1946年6月美國已經完成了從朝鮮半島的撤軍,而這“標志著美國在亞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縮力量和防線為特征的戰略調整”。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的講話中提到美國的遠東防御范圍時是把韓國排除在外的。金日成的作戰計劃中也反復說明這場戰役將會迅速取得勝利，沒有美國插手的時間。所以，斯大林最后同意了北朝鮮的計劃。

正如前文所說，莫斯科在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態度是十分積極的。當時蘇聯向朝鮮軍派遣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并且，1950年，蘇聯支援朝鮮的軍事物資就達到八億七千萬盧布。斯大林對朝鮮的戰局十分關心，他希望蘇聯支持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總的來說，在美軍仁川登陸之前，蘇聯對朝鮮戰爭采取的是非常積極的方針，但是有一點斯大林十分明確，就是莫斯科不能公開和直接卷入這場戰爭。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并沒有引發中國政府的特別重視，在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全國重心都還集中在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上，因此中國方面戰爭開始時的應對措施只是外交上的溝通與交涉。在美國介入后，蘇聯首先讓駐華大使羅申幾次轉告中國領導人，提出與朝鮮方面盡快聯系，決定是否在邊境集中兵力待敵人越過三八線后進行支援等建議。

仁川登陸后，朝鮮方面戰況急轉直下。中國陸續發表聲明，表明了己方立場。9月22日，稱“居留在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力回去保衛祖國”。9月25日，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9月30日，周恩來發表演說：“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中國方面表達了逐步明確的參戰態度，在國際局勢上緩解了盟友蘇聯在朝鮮半島的壓力，但是美國方面并沒有重視中國方面的意見，繼續擴大戰果。只有態度沒有行動是不夠的，隨著朝鮮戰局的變化蘇聯和中國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同盟雙方開始對是否出兵進行了比較直接的電報交流，甚至周恩來和林彪親赴蘇聯與斯大林面談就出兵一事磋商。

10月2日和3日，來自毛澤東的電報被轉達給斯大林。但是，同一時間，中俄方面卻有兩份內容關于出兵但是決定卻迥異的電報。經過很多學者考證，大致確定這兩封電報都出自毛澤東，只不過只有一封由蘇聯大使羅申被轉達給斯大林，另一封沒有發出去。

未發的一封對于中國立即出兵朝鮮是持支持態度的，電報的一部分是這樣的：“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②，除此，電報還有提到不利情況、初步戰略部署、物資援助等方面。

然而發出的一封電報對立刻出兵持暫緩態度，列舉了幾點不利后果，“首先，派遣幾個師過去，是很難解決朝鮮問題的??其次，這樣做極有可能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對抗，其

5后果是把蘇聯也卷入到戰爭來??”③，充分表達中國方面的謹慎態度。兩封截然不同的電報表明了中國方面的立場：中國沒有盲目地服從或是接受盟友蘇聯方面的建議，而是更多的考慮到自身利益。同盟雙方還處于沒有多少信任和合作，僅僅是互相試探的謹慎的同盟階段。這一點從周恩來參加的黑海會談也可以看出來。

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回憶說周恩來參加黑海會談的目的就是向蘇聯告知中國的出兵決定，并商討武器裝備的援助問題。通過一份署名為“第4784號密碼電報”的重要檔案，①潘力：《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兼論冷戰在亞洲的起源》，第146頁。②同上，150~151頁。③同上，第159頁。第 6 頁

可以知道在1950年10月11日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上，雙方已經商定中國軍隊不再開赴朝鮮作戰。從原文中第一點“盡管國際形勢有利，但中國軍隊目前尚未做好準備，就不要越過朝鮮邊界，以免陷于不利局面”①可以直接看出。當然，蘇聯的軍事援助是中國方面對于中蘇同盟的最重要最急迫最關切的問題。電報中同時也揭露了中國拒絕先出動陸軍的主要原因——蘇聯空軍援助兩個月后才能出動。周恩來本人后來說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就是希望得到蘇聯的空軍援助。會議的內容和立場眾說紛紜，最后結果卻可以確定。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一點是得到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黑海會談并沒有達到雙方開始最想要的結果，即中國出兵同時蘇聯出動空軍進行援助，但考慮到種種復雜利益糾紛，最后雙方還是達成了一致。盡管雙方就這一決策達成一致，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都沒有做出很大的犧牲或妥協，但對于一個戰略同盟來說卻并無益處，特別是朝鮮方面繼仁川登陸后開始走向頹勢，開始敗退。

其中關于蘇聯對中國的空軍援助問題就能夠反應兩個國家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的一些考量。斯大林之前曾答應過出動空軍掩護中國軍隊。6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轉給中國領導人的電報中再次明確表示：“我們尚不知道您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您已做出這樣的決定，那么我們準備給您派去一個配備1 2 4架飛機的噴氣式殲擊機師，用于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后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②由此可以推斷，在美國軍隊尚未越過三八線時，斯大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動空軍給以協助，以便穩定朝鮮戰局。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出兵態度又猶豫不決，此時制勝的可能性便大大減小。又根據沈志華先生在論文《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提到，此時美國空軍不斷對蘇聯進行挑釁。這種情況下，為了極力避免與美國的沖突，斯大林自然對中國要求空軍援助采取推脫的態度。也正因為如此，當1 3日毛澤東再次通報中國陸軍可以先行出動，但要蘇聯保證兩個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時，斯大林不得不明確表示，即使將來蘇聯空軍出動，也不會進入朝鮮上空作戰。這就是說，中國軍隊必須孤軍奮斗。

最后，當中國軍隊在朝鮮第一次勝利后，蘇聯戰斗機也終于出現在鴨綠江上空。總結起來，蘇聯空軍的援助可謂來的一波三折。根據中蘇條約，早在戰爭之前蘇聯空軍就已經來到中國。當北朝鮮面對美國軍隊節節潰敗時，中國出兵便被提上日程。而蘇聯方面，這時并不想中國過早出兵，因為這涉及到其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問題，空軍援助上態度也含糊不清。到美軍突破三八線時，斯大林擔心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也懷疑毛的誠意，拒絕了中國的空軍援助請求。直到中國軍隊開向朝鮮，并取得階段勝利后，斯大林才組建空軍航空師為中國軍隊后方提供空中掩護。并且，從始至終，蘇聯空軍都只在后方活動。

我們可以看見，朝鮮戰爭是一場以小見大的戰爭。蘇聯將朝鮮視作自己在遠東的一片重要勢力范圍。相比于朝鮮戰爭的得失，蘇聯更注重在這個過程中與美國的全球博弈的得失。在前期，基于合理考慮，蘇聯和中國的立場是一致的，都不支持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可是斯大林逐漸開始認為，北朝鮮有相當大的獲勝把握，美國也難以借機插手朝鮮戰爭，他便同意了北朝鮮的軍事進攻。并且決策期間并沒有讓中國參與其中。很顯然，蘇、中雙方都明白這個決策的受益者無疑是蘇聯，中國有很大可能會成為受害者。

前期，的確，北朝鮮一路凱歌高奏。可當美軍參與戰爭后，形勢迅速逆轉。但此時蘇聯并沒有支持中國馬上出兵。因為蘇聯不想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也對中國的誠意充滿懷疑，甚至仍然想著通過秘密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此時，中國的境況十分窘迫。假設放棄北朝鮮，蘇聯勢必讓金日成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而美國則會繼續大舉進犯。而根據中蘇友好條約，①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第10頁。②同上，第12頁。第 7 頁

蘇聯將派大軍援助中國。即使是以勝利告終，好不容易爭取回來的東北利益又會重回到蘇聯手上最后，當毛澤東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挽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于是理所當然的，中蘇的同盟關系在那時變得更為緊密了。

中蘇關系的親密有哪些具體體現呢？比如在1950年12月4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就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機會，并建議中國軍隊“趁熱

7打鐵”①，越過三八線，繼續乘勝追擊。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表了題為《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制與簽訂”關于臺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不愿從日本撤軍，“并且利用日本作為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戰爭基地”，以及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②。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的立場，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并且就在兩國大使會談的前一天，毛澤東就在會見金日成時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 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 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 而且拿下漢城, 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 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③毛澤東之所以和蘇聯方面的意見不謀而合，如此的默契絕不是湊巧，而應當是中蘇兩方密切交流的結果。而可想而知，中國和蘇聯在這次可看成天衣無縫的合作中關系又大大加深了。除此之外，《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面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而中國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氣魄，不僅僅是因為自身的強大決心，還有因為身后強大的蘇聯大國“后盾”。

三、總結

在朝鮮戰爭之前，剛剛建立的中國需要長期的平穩發展，需要與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但是復雜的形勢，不允許中國冷眼相對、袖手旁觀。為了在國際范圍內更富有競爭力，中國必須選擇與蘇聯走的更近，即便這意味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前期中國與蘇聯的互相猜疑，互相保留，在當時看來是難以避免的，畢竟兩個接壤巨人國家在都渴望成為一方強國時，是不可能毫無沖突的。蘇聯在朝鮮戰爭之前希望在讓中國有一定發展的同時又控制、牽制住中國，既讓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力量，又避免其成為主要力量。中國則希望借助蘇聯的幫助來大力發展自身，擺脫貧困窘迫的狀態。但朝鮮戰爭的爆發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大家的計劃。后來，中國在自身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進軍朝鮮，還是讓蘇聯十分感動的，這大大加強了中蘇的同盟關系。兩國關系前所未有的高漲，也讓中國從中收獲了不少利益，在朝鮮戰爭后為自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不過，不得不說，當時蘇聯雖然與中國關系緊密，但處處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戰爭中還是做出了一些對中國不利的決策，也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這是中蘇關系在變得相當緊密之后任然存在的一些隱患。

其實中蘇關系，并不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也不是一個鮮有人涉足的領域。那么，為什么我們小組仍然選擇這個話題作為論文主題呢？因為我們認為，無論是當時的中蘇關系，還是當今的中俄關系，都是影響到中國能否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因素。因此對中蘇關系的分析，有利于我們以史為鑒，使得自身在今后的發展中更加順暢。①沈志華：《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48），2003年7月, 第635—636頁。

②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條約集（1950—1952）》,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 第354—358、360、361頁。

③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一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 第135頁。

第五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了辛亥革命序幕，掀開了中國歷史新的篇章。在此之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隨后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然而封建王朝的沒落，共和的表象下中華民族的磨難仍在繼續。袁世凱篡得大總統之位，更與日本秘密簽訂二十一條，意在復辟帝制。在舉國上下的聲討中，復辟鬧劇黯然落幕，軍閥混戰又帶來新的戰火與傷痛。

國難當頭，愛國志士與熱血青年無不痛徹心扉，義憤填膺。有的人一心效法西方先進的理念與制度，有的人尊古復禮、修繕己身。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則在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中華民族新的希望。

關鍵詞：建黨90周年

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

心得體會

進入19世紀中葉，由于封建統治腐敗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卻沒有割掉封建殘余的尾巴；革命黨人勢力單薄，不得不依靠傳統勢力“結束王朝，停止戰爭，走向共和”。最終，袁世凱攫取了革命的果實，而后又迫害革命黨人，解散國會，甚至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盡管袁世凱在舉國討伐聲中黯然死去，北洋政府卻已經分崩離析，中國依然貧弱不堪。更加落后的是人們的思想，張勛帶領鞭子軍沖進參議院，解散了參議院，復辟了帝制，皇權思想依然存在在人們的意識里。中國代表團作為戰勝國滿懷希望的參加巴黎和會，力爭奪回山東，奪回青島，卻遭受了大國間的不平等對待！

巴黎和會上的受挫，激怒了我們的青年學子。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也因此被捕。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另一方面，黨的締造者也在不斷地探索著救國的道路。李大釗和陳獨秀先前在日本學習救國救亡的方法；回國后，李大釗舉起了中國第一面馬克思主義旗幟；陳獨秀也在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后因散發宣傳進步思想的傳單一度被捕入獄；出獄后人堅持革命。毛澤東曾當過兵，試圖用武力救國，最后懷著對北洋軍閥的失望離開了部隊；后來又試圖出國留學，把先進的知識學回來；最終他選擇了留在國內，選擇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并積極地在工人階級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思想。周恩來在領導學生運動中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在獄中也不斷學習，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出獄后又出國勤工儉學，在法國建立了中共旅法支部，為中國革命儲備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派出代表共13位代表，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布了共產黨的成立，并選舉了中共第一屆中央局成員，通過了黨的綱領。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觀《建黨偉業》心得

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影片看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看著歷史從辛亥革命推演到中共成立，十年，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十年。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到五四運動，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到中共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國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清朝末年，統治腐朽，內憂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受盡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不少仁人志士接受了先進思潮的熏陶，積極探索救國救亡的道路。光復會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著名的秋瑾烈士和徐錫麟烈士就是光復會的成員。光復會的政治綱領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這就反映出光復會宗旨的缺陷；他們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做出的貢獻是值得后人肯定的，但他們的階級局限性也導致了光復會的逐漸湮沒。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的建立；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同盟會內部出現了黨派分裂，斗爭激烈，最終，由同盟會等革命團體重組的國民黨也被袁世凱強行解散了。

這個時候的李大釗、陳獨秀和毛澤東等人，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得到啟發，認識到只有聯合工人階級，發動工人運動才能救中國。他們在學生和工人群體中廣泛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共的成立建立了思想基礎。而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成為了中共成立的階級基礎。中共一大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除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斗爭結束”為奮斗目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就中國的國情而言，農民階級領導的革命和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都有其局限性，無法帶領全國人民將侵略者消滅干凈。比如義和團運動和太平天國運動都以失敗告終；而辛亥革命也沒能趕走侵略者，讓國家擺脫貧困落后的現狀，資產階級為了鞏固政權甚至要向外國侵略勢力妥協。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產物。

從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解放斗爭。從南昌起義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東北抗日救亡運動，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又帶領人民積極探索富國強國道路，雖然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建設的越來越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一步步提升。2008年，我們舉辦了北京奧運會；2010年，我們舉辦了上海世博會。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我們才有今天的成就！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們用各種方式表達了我們對黨的熱愛和崇敬。我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會越來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