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育制度讀后感

生育制度讀后感

（一）剛開始翻開書本的時候，我一再疑惑為什么潘光旦先生做的序讀起來如此的吃力難以看的明白其中所表達的意義，差點放棄了這本書。不過幸好是老師要求我們要讀并寫讀書報告的，才讓我用心堅持的繼續讀下去，但是越往下讀下去越能感受到這本書的智慧所在。對于序我也最終堅持把它看完了，細細回味，竟也體會到序中幽默透露著的智慧。

費孝通先生的這本經典著作，目前我也只是看了一遍，書中的語句是如此的通俗易懂且飽含幽默性。開篇便通過一句通俗易懂的話道明：“當前的世界上，我們到處可以看見男女們相互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人，這一套活動我將稱之為生育制度。”相比于教科書式中的生育制度的定義，這樣的解讀更是簡潔明了，更讓人愿意花時間去細細品讀。此書用最簡單不過的語言帶出一系列復雜無比的概念，全文圍繞生育制度，深入淺出的論述家庭關系中有關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論問題，而且還討論了有關種族綿續的一體系活動比如：雙系撫育、婚姻確立、夫婦的配合、父母的權力、世代的隔膜、社會繼替、親屬擴展等等。費孝通先生在書中對這些問題的剖析以及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對我們今天如何處理家庭婚姻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仍然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以下是我在整本書閱讀完后對其線索思路的大概總結及個人的思考。人類社會在群居中開始出現了社會分工與合作，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配合與互動構成了社會的完整，社會結構的完整是社會需要一個新陳代謝的機構來維持最低限度人口從而保障社會的的穩定，因此人類總是在一個接一個出生、一個接一個死亡的無限循環中，新生命接替逝者的工作，從而達到種族綿續。而種族綿續需要通過兩性的生殖得以進行。但是性愛與生殖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因為人類可以通過各種辦法避妊，去躲開損己利人的生育。因此生育制度要人為的去保障這些新生命的誕生，要通過父母兩性的分工來形成雙性撫育，一個完整的撫育團體要在孩子的生理性撫育和社會性撫育中同時起作用，從而保證孩子健康成長為一名合格的社會分子，從而繼續完成新陳代謝的作用。婚姻是社會力量造成的，結婚并非件私事，它關系到法律、社會、以及宗教的制裁，其用意是在維持結婚的兩個人營造長期的夫婦關系，以此來撫育子女的責任。如果一個父親對孩子不管不問，便會遭到社會的批評及譴責。

費孝通先生認為：“穩定的家庭結構應該是由父母和子女構建的基本三角。”隨著子女的長大成人，經過一個社會性斷乳的過程，父母的撫育任務已經完成了，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通常情況下是不穩定的，家庭關系也更容易陷入僵局甚至破裂。人類的撫育是雙系的，而親屬體系一出家庭那么在社會繼替的原則上立刻發生單系偏重的趨勢，含父系偏重和母系偏重，對于父親偏重與社會性撫育，兒女日后步入社會的成就與父親的教導是緊密相連的；對于母親則偏重于生理性撫育，中國有句古話說的很形象“打在兒身，痛在娘心”，這也表現出母子情感的親密性。

當子女自己踏入社會結構獨立生活，在新陳代謝的原理上表現為進入社會結構的新分子接替了老去一輩的工作，即發生了社會接替的問題。這長期生活的過程中也會有家庭居處的聚散與親疏在不斷的發生著，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是世代間隔膜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從而也產生親子間的沖突與契合。如子女時常認為父母對他們的干涉太多，蠻橫壓迫著他們去做不喜歡的事情；而父母則認為子女不能體恤他們，過于倔強，進而覺得是不孝。兩代之間的隔閡就這樣越來越難以消除。

從種族延續的保障，到雙系撫育的解讀，從婚姻關系到家庭結構，費孝通先生通過《生育制度》向我們闡釋了他的一整套生育制度理論。這本書縝密的文風、深刻的剖析、精彩的論述，是我對司空見慣的社會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使我增添了對家庭社會工作這門專業學科的濃厚興趣。

我對書中的“社會性斷乳”這一章的內容感觸頗多。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大學生也正不斷接近社會性斷乳這一個階段，正面臨著一些由社會性斷乳引發的問題，也正急需我們通過自身的努力和社會的額幫助去解決這樣一些問題。

“若是承認家庭的暫時性，孩子長大了就脫離原有撫育團體自己去成家立業，則在原有三角形重就得及早防范親子間持久的聯系，這自是違反人性和社會結構的性質，但是在家庭這種特殊的社會團體中卻不得不然。在相當時間親子聯系必須被逐漸切斷。這過程我們可以稱之作社會性斷乳。”

在費孝通先生看來，撫育的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獨立能力，去完成社會新陳代謝的繼替過程，達成種族的延續，從而維持社會分工合作的完整性。他通過一系列的對比論證向我們清晰的呈現了家庭的暫時性和家庭的團結，從而產生了第三節的——溫存的留戀。“人類的幼年需要依賴成人的保護和供養，家庭就是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護和供養而造下的文化設備。”家庭成為了孩子的避風港，而當孩子長大成人離開父母獨立謀生時，便產生溫存的留戀。這讓我聯想到由古至今曾有無數人用詩篇來歌頌這溫存留戀的心情，如“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家庭成員在我們小時候對我們的保護方式和教育理念往往對我們的面對社會性斷乳這一過程產生重大的影響。就如當代大學生的社會性斷乳問題相當突出。由于在社會性斷乳的過程中，父母與孩子之間親密的感情可能成為孩子今后正常生活的障礙，父母的蔭庇、過分的溺愛，往往造成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心理不能自立，嚴重缺乏生活的基本技能。大學生企圖脫離家庭獨立的踏入某個社會生活領域，卻因經驗不足、經濟不獨立而產生危機狀況。他們面臨學業、就業、愛情、人際關系的煩惱與困惑，容易出現心理沖突和健康問題，因此對面臨社會性斷乳問題的大學生應及時進行心理疏導與健康教育。

生育制度讀后感

（二）對于每一位以社會人類學為業或是僅僅接觸社會人類學的人而言，費老于20世紀30年代寫就的《生育制度》無疑是一部無法繞開的經典著作。這本書以功能學派為基底、以生育制度為對象、以社會完整為入口，深入淺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生育制度這一在人類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設置的種種相關事實。歷經七十余載的流轉變動，《生育制度》的觀點主張、分析立場及具體內容依然在不斷地引起著學界的探討與反思熱情，足見其地位之高、功力之深及貢獻之巨。在本文中，我嘗試從說明角度與論述內容兩個層面出發，談談自己對《生育制度》的一些粗淺認識。

1說明角度：整體論與個體論

費老開篇即指出，他將“男女們互相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人”的這一套活動稱為“生育制度”，并認為這一安排以“供給新的社會分子”為任務，以“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為功能，是“人類種族綿續的人為保障”，其內容可分為生殖、撫育和繼替等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撫育是生活的供養”，而撫育又可分為生理性撫育及社會性撫育兩類，后者是指以兩性分工與合作為基礎而形成的雙系撫育；繼替則是指“在撫育作用完成時，上一代的家庭怎樣交給下一代的家庭的過程”，它以“富于特殊性和個別性”、借世代而予以分別的親屬體系為原則，具有“一出家庭立刻發生單系偏重的趨勢”的特點。

我們知道，在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唯實論這一對本體論對立范疇的引導下，社會學形成了個體論與整體論這兩類基本的說明角度。筆者認為，《生育制度》實質上便體現了費老偏向社會、兼顧個人的綜合整體論與個體論的一種創新性努力。具體而言：

費老在回顧他一生的學術歷程時，指出《生育制度》最為清楚地表達了“把社會看成比生物群體高一層次的實體和把社會只看成是人的群體的生活手段”[]的社會唯實觀，即認為“社會本身是個實體……實體有自己發展的規律，它可以在載體的新陳代謝中繼續存在和發展”，這便使得全書將整體論的說明方式作為了論證主線；但這種“社會是實體，個人是載體”的解釋路徑在突出社會結構之地位的同時，“難免導致‘見社會不見人’的傾向”——這一點體現為在《生育制度》中，費老延循“為了解決生物界中人的生命有生有死的特點和社會實體自身具有長期綿續、積累和發展的必要所發生的矛盾，而發生社會制度”的研究理路，認為生育制度“并不是用來使個人滿足其生物上性的需要，而是因婚姻和家庭等規定的制度來確定夫妻、親子及親屬的社會角色，使人人得到按部就班地過日子”，并進而實現了“完成社會新陳代謝作用的繼替”功能。但在王銘銘看來，《生育制度》并不存在重社會而輕個人的論述不足，相反，他在研讀《生育制度》的基礎上，將“生育制度”界定為“圍繞人的生物個體的復制展開的社會制度建構”，并認為費老在論述中通過以“一種‘生產社會、同時生產個人’的制度”——家“為中心去說明人的生活和社會結構”，從而關注到了“個人、群體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

面對著者與評者的分歧，我們在承認主觀差異存在的基礎上，也應當對這些不盡一致的表述進行一番梳理，以期能夠獲得對《生育制度》的更為全面與系統的認識。而要對《生育制度》所持的說明角度有一清晰了解，最為可行的辦法便是回到原著去解讀文本。筆者發現，費老分析生育制度時，并非沒有注意到個體在制度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點在書的第一章體現最為明顯：費老在分析生育制度的功能時寫道，“從個人生活之外去找文化的根源，我們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之，我們還得在個人需要生存的基礎上找到種族必須綿續的理由”，“人間一切制度都是為了滿足人類需要而造下的”。正是由于個人生存需要社會完整與種族綿續，才引起了實現社會分子新陳代謝的生育制度。——這里能看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強調文化最終應滿足個體的需要”的個人主義功能論對費老的影響。雖然費老說他在寫作《生育制度》時“進一步脫離了馬氏的以生物需要為出發點的功能論，而靠近了布朗對重視社會結構的功能論”，但以個人欲求作為制度分析之起點、主張個體生存的需要構成了一類文化迫力而導致生育制度形成的分析路徑還是明顯帶有馬氏的影響痕跡。然而我們也應看到，費老在書中并不如馬氏那般強調生物需要的極端重要性，而是將關注點放在了生育制度在以整合社會與綿續種族來滿足個人作為社會分子的社會性必需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進而言之，在對馬氏的個人主義功能論進行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費老更為明顯地積極汲取了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功能論觀點。布朗早期注重對事物功能的研究，認為“一切文化現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研究時只有找到各部分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它的意義”，后來布朗又轉向對社會結構的關注，指出只有明晰了作為“在由制度即社會上已確立的行為規范或模式所規定或支配的關系中，人的不斷配置組合”[]而存在的具備整體性、突生性和變動性的社會結構，“才能真正找到構成這一結構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在布朗看來，社會人類學以“作為整體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反應”[]為研究對象，其“目的是利用社會的知識，建立關于社會現象的有確實根據和重要意義的通則”。——這在《生育制度》中無疑有著更為充分與全面的體現：費老將生育制度界定為“人類種族綿續的人為保障”，側重于甚至過多地強調了生育制度作為一類社會事實所具有的客觀性、外在性、強制性與普遍性，重點關注了生育制度對個體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同時，書中所引材料多側重于描繪在勞動分工尚不發達的傳統社會中，生育制度這一社會安排對個人的生物及情感訴求所生成的對抗性及壓制性（如關于內婚制、雙系繼替等的論述）。總之，費老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更偏向于受涂爾干與布朗影響而形成的視社會為超人實體的整體論角度，但同時也滲透著源自于馬林諾夫斯基的個體論面向。

綜上所述，可以說，費老的《生育制度》體現了一種綜合功能學派兩位巨擘——馬林諾夫斯基與布朗二者各自研究取向的卓越努力。不論我們說費老是在馬林諾夫斯基個人主義功能論的體系中強化了對宏觀性的社會制度的關注，還是反過來說費老是在布朗結構功能主義功能論的基礎上加入了對個人需要的考量（就文本表述而言，應是后一種解讀更符合費老本意），《生育制度》都是在對話前人、調和對立、博采眾長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創新性嘗試與綜合性努力。在我看來，費老并沒有在社會與個人兩分的連續譜上走向任一極端，但也沒有對社會與個人二者給予同等的重視與強調，而是選擇了偏向社會、兼顧個人的一種分析取向。《生育制度》在承認個人的生存需要必須得到有效滿足的語境下，看到了社會完整之于社會分子存在的必要性，進而認為生育制度是社會結構之構成元素實現新陳代謝的人為設置，并以社會結構中由父母子組建的基本三角團體——家庭為核心，展開了對婚姻的確立、雙系撫育、社會繼替、世代參差及親屬擴展等內容的分析，其“用意是在就種族綿續的起點和制度完成的終點之間那一大段社會的與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只不過在對生育制度內的種種具體內容進行分析時，費老更側重將之視為一類對個體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實體，而多少忽略了個體在接受制度制約的同時所內含的主觀能動性與策略選擇可能性。

對于結構與行動、客觀與主觀這些對立統一體之間的辯證關系，現代與后現代社會學理論家們在反思傳統二元對立固化思維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試圖中和二者矛盾的對策，如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或曰“結構二重性”以及布迪厄的“結構主義的建構主義”或曰“建構主義的結構主義”等。而費老的《生育制度》亦可視作對說明角度背后的方法論層面上的社會與個人之關系這一霍布斯難題所做出的一種綜合性闡述——王銘銘認為，在費老的論述中，作為“生育制度的基本結構”[]，由父母子所組成的家庭同時滿足著馬林諾夫斯基所關注的個人需要和布朗所重視的社會結構需要[]，從而為理解“個人與社會的同構關系”提供了有益啟迪。

此外，在我看來，避免誤讀《生育制度》綜合整體論與個體論之努力的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徑便是將費老對生育制度所做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明確區分開來，具體而言：涂爾干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指出，“當我們試圖解釋一種社會現象時，必須分別研究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即應在區分社會事實的起因與所發揮功能的前提下，做到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并重——正如他在《社會分工論》中，將社會分工的正向功能描述為促使社會團結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轉化，而將其起因概括為由同一空間內人口增長所導致的物理密度及道德密度的增加。在費老的論述中，生育制度的起因是個人作為社會分子，需要在分工合作的體系中謀求生存，而包含分工體系的社會生活則需要克服個體死亡所帶來的空缺，以使社會成員能夠不斷且有序地加入與退出社會；而生育制度的功能則在于通過生殖、撫育和繼替的一系列安排，來動態地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與種族群體的綿續。總而言之，我們在闡述、理解費老《生育制度》的論證邏輯時，要注重反思是否犯有潘光旦先生所說的“名為自果推因，實為自因尋果”而“陷進一切學派的泥淖”[]之弊病，從而盡可能以一種科學、客觀、公允的立場來獲得對于社會現象的全面認識。

2論述內容：修正與承繼

以上是就《生育制度》的說明角度而談的，下面簡要談談我對書中論述內容的一點認識。

費老在談及“婚姻的確立”時指出，“婚姻是社會為孩子們確定父母的手段”[]，“孩子的出生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婦關系，穩定和充實了他們全面合作的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由于生產力水平不發達、男權制思想作祟、資源分配以先賦性為首要標準等原因，縱向的父子關系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作為“綿續性的事業社群”而存在的家庭生活的主軸，因而代際互動被置于至高地位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個人主義思潮興起，經濟生產等功能漸漸退出家庭舞臺，情感需求的滿足成為人們組建家庭的首要考量，橫向的夫妻關系之重要性因此而得以不斷突顯——丁克家庭、同性戀合法婚姻的出現即可作為佐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縱向的親子關系被重視，是與其獨特的政策語境密切相關的。自上世紀80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從過去的“小皇帝”到如今的“啃老族”，注重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文化與獨生子女的降臨相結合，導致了在生活質量顯著提升的背景下，每個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絕對重心，他們一方面不再面臨單系偏重、以多繼少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其所遭遇的世代間的隔膜、社會性的斷乳等挑戰卻又在日益顯現。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老齡化速度加快以及“放開二胎”所帶來的人口政策逐步完善化，中國的生育制度又會面臨新的調整、變動與發展。

置身現代化的浪潮之中，筆者認為在分析費老所論述的生育制度時，我們至少可在如下四個方面做一點修正或是承繼：①在關注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社會作用時，不應將個體視為無需或無法理解的“黑箱”，而要對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個體力量也予以充分關注，例如關注夫妻關系背后的權力因素、重視家庭生活間的情感成分、考察繼替與經濟和社會及文化資本的代際傳承關系，等等。在此基礎上，更要將費老在《生育制度》中所體現出的注重人與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旨趣發揚開來，關注個人、群體與社會之間的博弈互構，在生活實踐中充分考察布迪厄所謂的“外在性的內在化”與“內在性的外在化”這一一體兩面的雙重有機過程。②在傳統社會中，受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制約，群體及個人更為關注生育制度之于社會綿延的重要性，即傳統的生育制度更重視生育制度中的“生”，更側重于以生育制度來滿足社會完整對人口數量的需求。而在現代社會中，生活水準大幅提升，群體與個人更加強調生育制度之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即現代的生育制度在保證數量的前提下，更關注生育制度中的“育”，更偏向于以生育制度來回應社會進步對人口質量的訴求。③費老在談及“夫婦的配合”時，強調“夫婦之間需要高度的契洽是為了要經營全面合作的生活”[]；在論述“世代間的隔膜”時，又指出“子方對于親方最初是一種生理的聯系，接著是一種共生的聯系，最后才發生契洽的聯系”[]；在闡明“社會性的斷乳”時，則認為“承認家庭的暫時性……在相當時間親子聯系必須被逐漸切斷”[]。這些論述對于我們在生育制度的架構中，注重夫妻關系的積極調適與親子關系的適度分離，無疑具有著歷久彌新的重要啟示意義。④除上述三點外，我們還應對費老貫徹全書的保守色彩做一點反思。以第五章“夫婦的配合”為例，費老指出，童養媳、早婚與中表婚姻作為變相的內婚制，能夠“在共同生活的嘗試中……減少他們共同成家時調適的困難”[]，從而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這樣的推崇“客觀”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韋伯為在特殊性中尋求一般性而提出“價值中立”準則后所揭明的研究困境——追求價值中立，“避開價值判斷，有使研究者淪為研究對象的所設騙局和自欺欺人的犧牲品的危險”[]。具體而言：

功能學派主張用肇始于自然科學的比較方法來獲得對現象的本質特征及變化規律的通則性認識，認為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學的、對象是客觀的、立場是中立的。但是，正如韋伯的“價值中立”研究主張被質疑為“在實際生活中，它常常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變為與現存社會制度妥協并為之辯護的工具”[]那樣，功能學派對客觀的“功能”與“結構”的過度執著，也往往使其忽略了生活世界的沖突與變遷面向。這樣的一種研究預設便使得抱持功能學派主張的《生育制度》中有不少論述都蒙上了一層“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色彩，而這正是需要我們反思和力戒的。例如，在家庭三角結構中，“生活程度很低”[]的夫妻之間那偏重事務合作而導致感情淡漠的事實背后，有沒有男權制文化的形塑？而親子關系中父母“代表社會來征服孩子不合于社會的本性”[]的論述，是否又忽略了除專制型外的放任型與民主型這兩類父母教養模式的存在以及反向社會化或曰后喻文化的可能？即使費老在闡明“有人認為功能學派是以‘存在為合理’，這是一種誤解”[]時說道，“人類學者并不發生合理不合理的問題，他們是以人生活最大滿足的現實標準作為健全和病態的標準”[]，也依然難以使人信服。在我看來，我們在反思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截然區分的做法有無可能與必要的基礎上，在秉持尊重差異、提倡包容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從研究前期的對社會實在的觀察和參與中跳脫出來，去采取一個更開闊、更普世、更長遠、更有科學擔當也更具人文情懷的研究視域，無疑是一類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并需要在實踐中做出回答的重要議題。

在我看來，不論費老在《生育制度》中的論述是否于當代社會出現了與個人體認的悖離，都不能也無法構成否認這部經典所具有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的片面借口，因為費老所提出的“生育制度”在某種程度可視作一個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韋伯指出，理想類型實質是“有關聯系的抽象概念”，它“在內容上包含著烏托邦的特征”，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比較和衡量實在的手段”[]。這樣來看，即使當代出現了與費老論述不盡一致或依然存在的種種事實，我們也應將其視為對“生育制度”這一理想類型的有益擴充或修訂而非證偽乃至否認。作為具有高度概括性與抽象性且可反映因果規律性認識的概念工具，理想類型有助于研究從個別和特殊的層面而上升到一般和普遍的高度——費老提出的生育制度理論對于我們分析與生殖、撫育和繼替相關的種種社會文化現象，正具有著這樣的功效：他在書中提到“我們須有一套可以應用于任何特殊文化的普遍概念”[]，王銘銘亦認為“費氏之所以對生育制度進行考察，為的是尋找不同人文類型背后人的一致性特質”[]。從理想類型這一角度出發來看《生育制度》，有助于我們比較全面深入地去理解費老生育制度理論體系的價值所在，同時也有益于我們鍛煉學術敏感、培養學術自覺、提升學術素質。

經典者，不會因歲月的淘洗而失去光澤，相反，它會散發出雋永的魅力而使人總有常讀常新之感。作為費老自己最為滿意的著作，《生育制度》還有許多有待我們去發掘、去深究的思想財富。相信在學科發展、社會轉型的今天，《生育制度》會進一步彰顯出其獨有的理論活力與實踐品格，從而做出更為引人注目的貢獻。

第二篇：《生育制度》讀后感

《生育制度》讀后感

-----關于生育制度的功能

B·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一書中指出“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務上和永久團聚著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和技術；任何社會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關鍵詞：有組織的體系、團聚、需要、規律和技術、物質。也就是說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必須包含以上幾個方面。

生育制度是指男女兩方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并共同把孩子撫育成人的一整套活動。即生育制度包括求偶、結婚、撫育三個方面。既然生育制度屬于社會制度的一個具體方面，那么它的存在及存在的功能是值得討論的。

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第二類是合作性和技術性的需要，第三類是文化道德的需要。即人類的所有的需要是圍繞這三個方面來進行的。

也許是受到“生育制度”表面意思的“誤導”和馬林諾夫斯基在《原始人的性生活》這本名著側重從人類學的角度論述英屬新幾內亞特羅布里恩德群島土著居民中求偶、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暗示”，很多人都認為生育制度是為了滿足人類基本的性需要而設立的。換句話是說，生育制度的設立使人們之間的性生活更加便利化。其實關于生育制度和性的關系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生育制度是用來滿足人類性的需要，一是說人類性的需要是在生育制度中得到滿足。我們承認人類生物基本需要是須在社會結構中得到滿足，而且也可以說一切社會組織都是為了要得到更大的和更可靠的生物上的滿足。但不能因為某種行為和某種生物滿足有關就說這種行為的目的是滿足這種生物需求，因為他們二者存在相關而非因果關系。生育制度之于性的關系亦是如此：生育制度能使性合理化，但并不能說生育制度的設立僅僅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性的需要。事實上，人類性欲的滿足即使沒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樣可以得到。也就是說，生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類的性生活的滿足。

既然生育制度的存在從根本上說不是為了滿足人類基本的性的需要，那么它存在的基礎是什么呢？馬林諾夫斯基說到“生殖作用在人類社會中已成為一種文化體系。種族的需要延綿并不是靠單純的生物行為及生理作用而滿足的，而是一套傳統的規則和一套相關的物質文化的設備活動的結果。這種生殖作用的文化體系是有各種制度組成的，如標準化的求偶活動，婚姻，親子關系及氏族組織。”即種族延續是生育制度的基礎。可是在這個之前我們必須要清楚地一個問題是：人類為什么要延續他們的種族？人類的性愛的滿足是否和生殖存在必然相關性？

如果從生物機能方面來考慮的話，性愛、生殖和種族綿延之間的關系似乎非常水到渠成。因為一切生物一旦產生就會成熟，成熟了自然就要生殖，生殖的結果就是把種族延續了。在單細胞生物中，這一論斷的確成立，但是兩性生殖的生物就不能這樣講了。因為兩性生殖的植物，生殖細胞的結合常要第三者來做媒介。性愛的滿足并不在生殖細胞的結合上，而在兩性接近的行為上。我們承認人和其他生物一樣，生殖細胞成熟之后，對于異性會有一種要求接近、發生性行為的生物機能。即使我們承認性愛是普通人都有的生物機能，可是人類性愛的滿足卻并不一定要引起雌雄生殖細胞的結合。即性愛和生殖雖則相聯，但卻并非一事。也就是說性愛的產生并不是以生殖為前提的。不可否認的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居民仍然認為性愛和生殖存在必然相關的聯系，可是生殖細胞從成熟到新個體的產生是否就能說是種族得到綿延？

種族綿延是指在這世界上繼續不斷地有該種生物存在。因而種族要綿延下去就必須不

斷地有新個體產生出來，所以種族延綿不得不靠生殖機能。可是生殖機能做到的僅僅是從就個體中產生新個體，新個體產生之后是否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能在未死之前再生新個體就都不是生殖機能分內之事。在新個體產生之后來支持其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撫育----生理性的撫育和社會性的撫育。即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撫育是生活的供養。

在生物界中有不少物種，在子體得到生命之后，他們的生活還得靠母體來維持----母體內撫育----母體對子體還得承擔一段時期生活的責任----母體外撫育。人類就屬于這種動物，即在斷乳之后，生理上雖則可以說已經長成獨立的個體，但是還要一個更長的時期去學習在社會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為方式。社會知識的傳遞對于個人的生活是及關重要的，因為人不能個別的向自然去爭取生存，而得在人群里謀生活。一個沒有學的這一套行為方式的人就沒有能為人類種族綿延上盡力的機會。把這套行為方式傳授給孩子們的工作可以稱為社會性的撫育。生理性的撫育是生物機能的充分表現，那社會性的撫育是否也本能的反映呢？其實不然，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的墮胎和殺嬰行為，甚至在某些地方存在著這方面的文化。那么就說明人類的撫育并不是處于本能，它還存在著社會性質。更進一步說就是人類種族的綿延和性的需求是兩回事。

既然人類在性愛、生殖、撫育和種族延綿之間并不存在生物機能的連環，那么種族延續是失去了自然保障的。若是種族綿延是人類個體生存所必需的條件，為維持個體生計，必得另外設法---社會性的手段---保障種族的綿延。于是就產生了不少文化手段來發揮這一功能，稱之為生育制度。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人類要延續他們的種族？

個人的基本需要是生存，而人類為了更高層次的生活需求而組成了社會。人類利用分工合作的原則大大降低了生活的難度。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個人間互相配合別人行為的分工體系。這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和長久的配合。可是每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對他人情感和行為的長久性和穩固性的配合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所以，人類需要制定一套分工合作的體系，并使每個個體能根據自己在結構中所處的不同的位置來進行不同的工作以達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個體生存的穩定性，甚至生活質量的提高。可是社會分工結構的穩定和完整是靠著人來發生作用，當當下的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部分出現問題而需要其他零件來修復或者完善的時候，就必須有其他的人員加入這個社會結構的體系中。也就是需要人類的生殖和種族的延續，這個時候生育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性的保障手段就有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再反回頭去看社會制度的幾個關鍵的組成元素，我們不難發現生育制度就是人類為了使自己的生存需求最大滿足化而制定的一套具有規范性和約束性的文化體系。而它也確實滿足了人類三個層次的需求，保障了整個社會的延續和發展。

綜上所說，人類性的需求、生殖、撫育和種族延續之間并不存在生物機能的連環性，所以種族的延續具有社會屬性，它直接和人類的生存相關。生育制度包括生物屬性的“生”和社會文化屬性的“育”，它是保障人類種族延續的社會工具。

費老在關于生育制度的功能的論述中，其實重點是放在“制度”上。他重點強調人類社會的分工和結構性，落腳點放在社會制度存在的功能上，很明顯的帶有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色彩。所以在分析的過程中很自然的忽視了個人的主觀性，而總是以結構的視角來看待種族延續和社會發展。

第三篇：生育制度讀后感

費孝通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據說令他最滿意的著作是這部讀書界多少感到有些生疏的《生育制度》一書，生育制度讀后感。本書在吸收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就家庭與子女撫育的關系提出了自己的創見。

書中的許多觀點是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的。其中，作者談到 了結婚的社會意義究竟是什么？并在書中明確指出，結婚是為了 子女的撫育任務得到落實和保證而由社會規定下來的一種制度。那此結論又是從何而來呢？作者運用了排除法來構造這一結論，在文中列舉出：

第一、在性生活比較開放的少數民族中，社會人類學家發現這樣一種普遍情況，即參加性生活的所有男女中，只有一對男女通過婚姻被肯定為夫妻，擔負撫育子女的主要任務；

第二、有的社會，規定男女生了孩子以后才舉辦結婚儀式；

第三、有的社會，女子婚后即回娘家，一直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才到夫家住下來共同生活；

第四、在性生活比較開放的少數民族中，社會人類學家發現這樣一種普遍情況，即參加性生活的所有男女中，只有一對男女通過婚姻被肯定為夫妻，擔負撫育子女的主要任務。

第五、有的社會，男女結婚以后，雙方都可以公開的找情人，夫妻雙方都不干涉，在夫妻之間和在情人之間，同樣可以得到性生活的滿足，單是為了解決性的需要，沒有理由一定要結婚。綜上所述，婚姻關系是一回事，性關系另是一回事，只有把兩者區別開來，不使婚姻關系湮沒在廣泛的性關系之中。作者排除了為性關系而結婚的可能，從而得出了結婚的意義就在于子女的撫育。

這使我陷入了“婚姻”與“子女撫養”關系的思索中，一個很流行的的詞匯——同性戀，低著頭、拖著沉重的步伐向我緩緩走來，口中念念有詞“只因不能生育，是不是應該放棄”。看到它我突發奇想如果同性戀因不能生育孩子，但基于與“異性戀”一樣濃厚的感情基礎的延續而領養并撫育孩子，那結果會不會和“異性戀”一樣產生婚姻的社會意義并得到社會對其婚姻關系的承認？

“婚姻”二字注定是與法律形影不離，我國婚姻法第十條規定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則婚姻無效。我想說在如今社會，近親屬結婚是可以避開舊社會因客觀條件差帶來的不利影響。例如：近親屬具有生育能力因客觀不利后果選擇不生育，而領養并撫育孩子的做法。該做法既符合了婚姻的社會意義，又很好的規避了近親屬結婚的不利后果，那為何仍不能改變社會、法律對于近親屬結婚的態度？

正如上文所說，“同性戀”、近親屬都做到了婚姻的社會意義——撫育子女，但為何沒能得到社會平等的對待？在此，我想用一位學者的觀點給予回答，法律不僅要關心大多數人，而且要關心少數人，因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關的，少數人的權利同樣是一種應予承認的權利

-------------------------

在講這本書的時候，我想首先介紹下這本書的由來，以便大家更了解這本書。

在潘光旦《派與匯（代序）》一文中講到，“這是孝通六七年在西南聯合大學與云南大學開授的一個課程，這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實所論的不止是生育，凡屬因種族綿延的需要而引申或孝通所派生出來的一切足以滿意此基本需要、衛護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討論到了。它實在是一門家庭制度，不過以生育制度為名，特別從孝通所講求的學派的立場來看，確更有點睛一筆之妙。這也是他關于此學程的全部講稿，歷年以來，不斷地補充修正，才告完成；只有最后的一兩章是最近補寫的，因為剛從西南避地歸來，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又值天氣悶熱，與西南的大相懸殊，文思汗汁，同其揮灑，極感不能酣暢淋漓的苦痛，孝通自己頗有因此而全稿擱置的意思，后來還是經我的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此序寫于1947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生育制度》。雖然書的寫作和出版是在60-70年以前，但是書中關于生育制度的研究和分析，以及關于以后社會的預測還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別是在婚戀方面的評述都有一定的預測性。此外，此書的背景是建立在農村社會即鄉土社會的基礎之上，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對與生育制度之一系列的情況。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本來想引證書中所引用和參考的文獻，但是鑒于對人類學的涉獵較少，故放棄。轉而在書中所列的個案進行研究，文中所引證的實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從外文引用的事例，還有就是在廣西花籃瑤社會和費老家鄉的一些情況，此外還涉及到一些地方風俗的例證。

接下來需要說明是本書的結構，按照書的章節來，第一章種族綿續的保障，包括生育制度的功能、從性愛到生殖、從生殖到撫育、損己利人的撫育、社會完整和新陳代謝；第二章雙系撫育，包涵了生理撫育的單系性、兩性分工與合作；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主要有生物性的父母和社會性的父母、結婚不是件私事；第四章內婚與外婚，有夫婦之間、亂倫的禁律、性和社會；第五章夫婦的配合，含有相敬如賓、變相的內婚、擇偶的自主；第六章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包含三角的穩定、家庭的概念和實體、婚姻是個別的契約；第七章居處的聚散，有基本三角的區位、父居和母居；第八章父母的權利，包括弗洛伊德的寓言、社會和個人、嚴父和慈母、女性的情結；第九章世代間的隔膜，主要有理想和現實、共生和契合、要飛的終于飛了；第十章社會性斷乳，包涵了家庭的暫時性、三角的團結、溫存的留戀、成年儀式；第十一章社會繼替，主要有社會容量和人口、繼替的親屬原則；第十二章世代參差；第十三章單系偏重；第十四章以多繼少，包涵人口的控制、長幼行序、萁豆相煎；第十五章續絕，包涵了養子、過繼、暫時的改系；第十六章親屬擴展，主要有親屬的建立、親屬關系擴展的社會因素、親屬的分類、親屬體系和社會結構。

在這些章節里面，我按照我的理解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章種族綿續的保障是作為全書的引子，即交代了研究的意義和必要性，也在這一章里闡述了全書所要描述的幾個重要概念，何謂生育制度，開章這樣寫到：男女們互相結合成夫妻，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人的這一套活動。在這個定義中可以分為三層含義，即三個句段，夫妻，孩子，撫育。全書也圍繞了這三項基本活動，并在這三項基本活動的基礎之上做了相應的拓展。緊接著開始講述生育制度的功能（主要參考了馬林諾斯基的一些理論和著作《原始人的性生活》），并指出生育制度的基礎是種族需要綿續。同時還指出生育制度不僅僅具有簡單的生物學意義，更具有社會的意義。既然說明了生育制度的重要意義，那么接下來首先要描述的是生物學的意義，從性愛、生殖到撫育，這生物機能的連環延續了生物學的意義，但是在撫育中有做了重點的談論就是所謂的生理性撫育和社會性撫育，這個方面的界定為后文中若干問題的提出和分析提供的一個生物學上的樣本。營養是損人利己的，生殖是損己利人的。同樣也是從生物和社會的角度來講。在社會完整和新陳代謝一節中，主要是講在種族綿續方面人類所要從事的一些實際的工作，以及現實意義。人類利用了分工合作的經濟原則，是人類生活高于其他生物。社會生活的真正開始是在人類發明了共同象征的時候。社會分工合作式樣會出現不同，但必須完整，并且受到經濟原則的支配。要保持社會機構的完整性，就必須保持人的延續性（保持最低限度的人口），而這個保障就是生育制度。這些內容不僅僅講了生育制度的重要性，也在講必要性。從兩個角度，并且重點闡述了社會意義。

第二章雙系撫育，即是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研究，同時又指出了社會性的意義。生育制度以父母為中心的形式，現在仍然很普遍，這也就使得在撫育子女的時候，必須是父母雙方共同參與的一個撫育過程，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作為父本在生理上所能提供的僅僅是一個生殖細胞，而作為母本卻承擔著更多的撫育功能，費老稱之為“生理撫育的單系性”，這正是這點使得人類雙系對于子女的態度上是沒有生理上的同等情感，也缺乏一種生物本性的保障。但是類人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生活，所承載著更多的社會意義，所以如何由單系的生理給養轉變成為雙系的社會教養，也為了此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對子女的責任心是用血統觀念來維持的，這點成為情感聯系和社會聯系的基礎。人類的情感又一直被認為是社會所培養的結果，所以父本對與子女的撫育主要是從情感上、社會意義上的撫育開始。也正因為生理撫育的單系性，所以在性別構成的社會中，產生了不同的分工合作，同時說明了男女結合的需要，然后以撫育子女為男女結合的產物，讀后感《生育制度讀后感》。撫育作用使男女長期結合成夫婦是出于人類撫育作用的兩個特征，一是孩子需要全盤的生活教育，二是這教育的過程相當漫長。這也就造成了撫育作用在生理基礎以外的雙系撫育的必要性，但是雙系性沒有生物本性作為保障，于是確立撫育的文化手段就是婚姻了。

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上一章已經講到婚姻是完成種族延續的一個可能，在婚姻中能夠保證雙系撫育的實現。男女相約共同撫育他們所生孩子的責任就是婚姻。費老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婚姻的定義。同時費老還說婚姻里結成的夫婦關系是從親子關系發生的。這也就說明了另外一點只有有丈夫的女子才能有生孩子的權利。雖然這對于現代社會來講似乎已經不適用了，但是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單身媽媽在人群中生存的壓力十分巨大。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在這一節中，費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會性的父母，兩個不同的界定。婚姻的目的是在確定社會性的父親，對于生物性父親的確定倒還屬于次要。關于這個內容在以后的章節中還會討論到。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雙系撫育并不是直接從兩性生殖上直接演化的結果。在這樣的關系中，婚姻似乎也并不是一件私事了。婚姻是用社會力量造成的。單靠性的沖動和兒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長久合作撫育子女的關系來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種所謂的婚姻買賣性質：把個人的婚姻關系，擴大成由很多人負責的事，同時使婚姻關系從個人間的感情的愛好擴大為各種復雜的社會聯系。其中最受注意的就是就是經濟性質的相互服務或者相互送禮，而且這些義務時常推及當事者意外的人。這些觀念也正符合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人情關系。在描述婚姻的意義的時候，費老提到了婚姻具有宗教的意義。這點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現類似的表述。婚姻獲得宗教的意義主要是指：社會立下法律來防止秩出規范的行為，同時將其他經濟關系扥滲入婚姻關系中，并且擴大向婚姻關系負責的團體，這樣使夫妻的聯系加強。

第四章內婚和外婚，內婚和外婚是屬于婚姻構成的兩種形式，因為不同的社會環境所導致的不同形式。如果實現撫育作用關鍵是要看夫婦之間的關系。撫育作用的需要又規定了夫婦關系的理想內容是：夫婦要求有高度的契合，要求最好是在同一撫育團體里生長大的人結合而成，而這成為了禁止的近親婚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亂倫的禁律就在同一撫育團體中被提出。性威脅著社會結構的完整，性可以擾亂社會結構，破壞社會身份，解散社會團體。社會對此感到兩難，個人的欲望不能不加以滿足，而且社會結構的綿續，還得靠從兩性關系里所得來的生育。

第五章夫婦的配合，為撫育作用的效率著想，近親的婚姻是一個理想的方式，可是這種方式卻威脅著社會結構的條理和完整。夫婦關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時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兩種，一是把事務上的合作減少，使夫婦間偏重感情調協、趣味和興會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開一下，偏重于經濟上的、事業上的合作。這就是在“相敬如賓”一節中的描述，但是但前的社會條件下生活程度不高，各種設施不足以減輕他們撫育的責任和經濟上的勞作時，他們的情感之間的協調成為了一個重要話題。在“變相的內婚”一節中，從偏重社會安排的婚姻入手，為了使婚姻比較美滿，人為地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婚姻前嘗試的機會，有如前段時間一直在熱烈討論的試婚制。在費老的書中，列舉了廣西花籃瑤的打工男丁以及漢族地區的童養媳，都是這樣的一種形式。最通行的變相內婚制是中表婚姻。現代社會越來越追求自主選擇，對于擇偶也不例外。社會事業的興起是很多本來需要家庭來負擔的經濟活動搬出了家庭。所以在對家庭的要求上相對于以前社會是簡單化了。費老在這一節中還指出理想的夫婦關系是要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是能勝任社會所交給他們撫育孩子的事務，一方面是兩人能享受友誼愛好的感情生活。傳統文化中為了讓婚姻理想化而通過中表婚姻，童養媳等安排，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當，另一方面是父輩根據可靠的經驗。此外理想的夫婦關系還要關注身體的健康，調適婚姻雙方個人原來的很多社會關系，還包括兩個人的性格，夫婦之間能否相處，是決定于兩個方面：他們以往的歷史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們既有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融合的意愿，而前者要考社會的安排，后者則要兩人的愛好。

第六章社會結構的基本三角，在這一章里面，首先講到的是數理上的假設，那就是三角型的穩固性，接而引申到婚姻結構中的三角，那就是由共同情操所結合的兒女和他們的父母。婚姻的意義就在建立這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夫婦不只是男女件的兩性關系，而且是共同向女兒負責的合作關系。結婚若只是指兩性的享受，這種關系是不易維持，可是結婚卻開啟了另一種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為夫婦兩人創造了一個共同的工作，一個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妻生物上的結合，同時也是夫婦性格上結合的媒介，從孩子在夫婦關系上的創造性，而對于三角形的完成則是孩子的出生。由此也可以推斷穩定夫婦關系的是親子關系。在中國，一般所謂家庭常指比較父母子構成的基本團體為大。更廣大的大家庭也是以父母子構成的基本團體為其核心。（婚姻進化階段說，摩爾根《古代社會》）婚姻方式、撫育方式都會依據生活程度情況來斷定。在以往的婚姻形式中，會有多婚制出現，但是并不是多角，仍然是三角形，只不過是由多個三角形組成而異。在本章中，多妻制和媵妾制，都有一妻作為主導，其他作為次級地位的女性，媵妾只是供所屬男子的人生滿足，多妻制中，丈夫其實更多作為多個父母子三角的頂點。多夫制也只是在女性確定生育之后，穩固三角形態，且不一定是生物性的父親。婚姻是個人間的契約，不是集合性的契約，非但一男一女的結合是正常的及最普遍的婚姻方式，即使有多男一女或多女一男的結合，也沒有脫離這個別性契約的基礎。

第七章居處的聚散，社會聯系的實質是行為和感情，行為上互相依賴的程度和感情上的痛癢相關的深淺，決定了我們社會聯系的親疏。居住不僅僅是在空間上的聯系，更多的可能影響到人際交往的聯系。并且以人和人的空間距離來推測社會聯系（社會距離）。若從居處上來觀察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步是看這基本三角本身父母子之間的區位關系，第二步是看和這基本三角共同居處的人物，第三步是看和它相近居處的人和它的關系。在基本三角的區位中，主要有夫婦關系、親子區位關系以及家庭。男女的行止軌跡相交的地方不多，這是受到傳統觀念影響的，女主內，男主外。親子區位關系，母子之間應有的生理關系的聯系（在嬰兒需要乳汁來營養的時候），父子間的關系多為父親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對子女負責，但是沒有直接接觸的機會。孩子從生理性斷乳到社會性斷乳，母子關系開始變得疏遠。家庭是地域團體的基本單位，但是不是唯一的單位，在一起生活可能包括父母子三角以外的人物，即所謂的戶。而這種地域團體的大小多少則是和經濟基礎相關的。在一個合作的經濟單位中，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是維持團體完整的必要條件。擴大基本生活團體也與經濟密切相聯系。為了維持這個團體的完整和必要，倫理觀念就是一種維持社會結構的力量，而這個觀念也必須和生活事實相符合。作為基本單位的家庭，還有一點就是從誰居的問題，即父居或母居。所謂父居或母居是指一個結了婚的兒女跟父親方面的親屬同居或住得近，還好和母親方面的親屬同居或住得近。其實無論父居或母居都是一方到另一方居住，一方來到另一方的熟悉環境，相對于自己來說是陌生的。區位上離合的安排影響了社會關系的內容。

第八章父母的權利，家庭的三角結構是從生理基礎上形成的，但并不是不會發生沖突和矛盾。弗洛伊德把這種沖突稱為俄狄浦斯情結或埃勒克特拉情結，其實也是一種在家庭三角內的權利爭斗。這只不過是弗洛伊德的一點假設。但是在現實中，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單以生理上的天賦和機能來組成一個生活團體，且社會規則和人類本性并不是時常相合的。人類的集體生活不能全由本能來完成，而得求之于習慣，社會習慣的養成撫育作用的主要事務。為了使子女適合社會生活的需要、符合社會規則，父輩會采取一定的手段來約束子女。而這種手段就是家庭的權利，權利是社會控制個人的力量，它發生在人類本性和集體生活的不相謀和處，生物和社會的矛盾場合下，權利的來源固然是社會的，但是社會不能直接來約束人，它還得借助人來實現。在一個撫育父母責任的社會中，父母就得代表社會來征服孩子不合社會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會的沖突，轉而為施教者與被教者之間的沖突，再而化為親子間的沖突。而這種親子間的沖突，在分工的時候，似乎已經注定了這種沖突的角色扮演，嚴父和慈母。撫育作用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給孩子生理上的需要，一個是給孩子社會上的需要。而社會習慣的養成會引起不愉快的感情，所以父母在其中一方面要滿足親子間的需要，一方面要糾正其習慣。就這樣，父母分工為嚴父和慈母，但是又不是截然能分開的，除了生理性的撫育由母系完成而外，更多的都是兩者共同參與的過程。縱觀社會發展，現代社會基本上都是一種父權制的社會，此之前是否出現母權制的社會形態呢？在所實地觀察的母權形式中卻是一種舅權，更多說法是父母同樣負責子女的情感，約束子女的是部落的法律和權威制度，執行代表的是母舅，即使在父權社會中，仍然會有很多事情由母舅來執行父親難為的事。

第九章世代的隔膜，自己煩惱的原因是我們心中有著兩個自我在糾纏，理想的自我和現實的自我。子女則是父母理想與現實沖突之后，“再來一次”的重生愿望。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這部分在時間卻是后來的，有著另外一個起始。自己的不幸不希望重演于子女身上。小心提防使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次生命中重現。在父母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重生機會。把理想自我轉渡到孩子身上，固然有放卸責任的危險，但是相當的范圍之內，也正是撫育作用所需要的。其實這也使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聯系在生物性的基礎之上互相更為有力的聯系。帕克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種是把人看成同樣具有意識和人格的對手。前者稱之為共生，后者為契洽。子方對于親方最初的是一種生理的聯系，接著是一種共生的聯系，最后才發生契洽的關系。親子的聯系最終目的其實是在解決生物斷隔和社會綿續的矛盾。社會標準多變，社會上并沒有絕對的價值，正因為如此父母對子女的要求是不斷變化的，是基于理想的變遷。親子之間因為隔著一代的時間，他們很有可能接觸著不同的社會環境，而發生理想的差別。

談到這里《生育制度》這本書也大致讀完了，總體感覺就是循序漸進的研究方法，一個問題的提出必然會產生一些的假設，這個其中的假設也是在這個大家所認可的事實中升華而來。在全書中有一種理論貫穿其中，那就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傳統。一方面是費老接受了英國功能主義的思想傳統。

第四篇：生育制度讀后感

七夕小木屋

少年的我們，是熱烈而堅持的，那是一種光芒，引人入勝最近有幸拜讀了費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深感受益匪淺，生育制度讀后感。最初開始的時候，因為社會學基礎薄弱，所以一些比較專業的術語讀起來就比較費勁。經過后來的深入學習，逐漸開始知道一些平時生活中看似平常但卻沒有真正了解的事物合理的解釋。

《生育制度》一共分十六章，費老從為什么要有生育制度開始引出人為什么出生，到人成長以后面對的各種社會關系，再到繁衍后代。如此反復循環深入淺出的解釋了生育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社會關系。因為老師之前講過前面幾章的內容的緣故，我對前面幾章的內容有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是我對于這幾章內容的感受。

第一章，種族綿續的保障

作者從生育制度的作用入手，說明種族需要綿續是發生生育制度的基礎，但是種族的綿續不是種族有這個要求，而是人類需要種族綿續。

每個物種都會長大然后成熟，人類也一樣，人類成長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性愛的沖動，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是性的需要產生了綿續后代的需要也是不對的，因為避孕的知識人類很早就知道，那么究竟是為什么是人類產生了綿續后代的需求，費老從社會結構功能論出發告訴我們結果：種族綿續本質上不是人類的本能，因為生殖本來就是損人利己的，不可能用人得本能去解釋種族綿續，就像書里說的，徹底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就得設法避免生殖。這樣看起來，人的性欲根本沒有產生綿續后代的愿望，但是造物主還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人類社會需要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工才能生存，這個社會結構是要有人去填充的，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須有另外的人去繼續他們的工作，這樣就必須有種族綿續。當然社會成員個人生活并不是依靠任何別的個人，而是社會成員的相互合作分工體系。

第二章，雙系撫育

本章接續上一章個人生活的健全必須維持社會結構的完整，但是人的死亡又威脅著社會結構的完整，所以人類必須為后面的工作做準備，即生育中的“育”。日常生活中，我們見到的撫育都是由父母雙方進行的，于是，我們自然而然的認為，撫育孩子是父母的責任，如果沒有法律道德做限制，那也是本能。

費老在這里，為我們糾正了這個看法，撫育存在單系性，因為子體從開始被孕育就是在母親的體內，所以說，雙性撫育是不能用兩性關系來解釋。費老從不同的視角下為我們解釋了這個問題，整個社會因為性別不同而分工，在男女分工體系中，一個完整的撫育團體必須包括兩性的合作，兩性分工和撫育作用加起來才發生長期性的男女結合、配成夫婦、組成家庭。一個孩子之所以需要男女分工合作才能被撫育長大，是因為孩子所依賴父母的，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所以雙系撫育必須要有一男一女分工合作完成。

第三章婚姻的確立

男女相約共同撫育他們所生的孩子的責任就是婚姻。費老簡單明了的說明了婚姻的定義，并且費老還說婚姻里結成的夫婦關系是從親子關系發生的。這也就說明了婚姻關系中出生的孩子才會被承認應該受到社會最小團體即夫婦的共同撫育。

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費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會性的父母，也說明了婚姻與生育的關系重于與兩性的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觀點的是費老認為婚姻的目的是在確定社會性的父親，對于生物性父親的確定倒還屬于次要，讀后感《生育制度讀后感》。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的雙系撫育并不是直接從兩性生殖上直接演化的結果。在這樣的關系中，婚姻似乎也并不是一件私事了。婚姻是用社會力量造成的。單靠性的沖動和兒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長久合作撫育子女的關系來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種所謂的婚姻買賣性質：把個人的婚姻關系，擴大成由很多人負責的事，同時使婚姻關系從個人間的感情的愛好擴大為各種復雜的社會聯系。在描述婚姻的意義的時候，費老提到了婚姻具有宗教的意義。這點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現類似的表述。婚姻獲得宗教的意義主要是指：“社會立下法律來防止越出規范的行為，同時將其他經濟關系扥滲入婚姻關系中，并且擴大向婚姻關系負責的團體，這樣使夫妻的聯系加強。”

第四章內婚和外婚

撫育孩子不是一件可以隨意取舍的事情，而是有關社會生存和安全的事情，因此夫妻關系成為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全面親密的共同合作的生活。但在事實上，這種關系并不容易達到，因為家庭不像社會團體，只需要片面的、多元化的合作就可以，家庭需要全面的合作，全面地了解，這種高度契合不易憑空來的，只有在相近的教育和生活經驗中獲得，由此引出了近親結婚，但同時說明，近親是被禁止的，外婚由此提出，它的意思不是生物上的無關，而是像原來沒有社會關系，或者本來不屬于密切合作關系的生活團體的人中去建立兩性和夫婦關系，這樣既可以滿足新的需要，又不用破壞原有的結構，并且還因為不同的小社會團體的文化交流而有利于整個大的社會團體的發展。研究婚姻和家庭問題，一般人往往容易從生物、生理、性本能和心理因素去立論，費則一反以上方法，從社會出發去探討婚姻形式和家庭的作用，一再強調研究工作要從現實社會出發去具體研究具體問題

第五章是“夫婦的配合”

為撫育作用的效率著想，近親的婚姻是一個理想的方式，可是這種方式卻威脅著社會結構的條理和完整。夫婦關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時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兩種，一是把事務上的合作減少，使夫婦間偏重感情調協、趣味和興會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開一下，偏重于經濟上的、事業上的合作。這就是在“相敬如賓”一節中的描述，但是當前的社會條件下生活程度不高，各種設施不足以減輕他們撫育的責任和經濟上的勞作時，他們的情感之間的協調成為了一個重要話題。在“變相的內婚”一節中，從偏重社會安排的婚姻入手，為了使婚姻比較美滿，人為地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婚姻前嘗試的機會，有如前段時間一直在熱烈討論的試婚制。在費老的書中，列舉了廣西花籃瑤的打工男丁以及漢族地區的童養媳，都是這樣的一種形式。

現代社會越來越追求自主選擇，對于擇偶也不例外。社會事業的興起是很多本來需要家庭來負擔的經濟活動搬出了家庭。所以在對家庭的要求上相對于以前社會是簡單化了。費老在這一節中還指出“理想的夫婦關系是要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是能勝任社會所交給他們撫育孩子的事務，一方面是兩人能享受友誼愛好的感情生活。”傳統文化中為了讓婚姻理想化而通過中表婚姻，童養媳等安排，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當，另一方面是父輩根據可靠的經驗。此外理想的夫婦關系還要關注身體的健康，調適婚姻雙方個人原來的很多社會關系，還包括兩個人的性格，夫婦之間能否相處，是決定于兩個方面：他們以往的歷史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們既有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融合的意愿，而前者要考社會的安排，后者則要兩人的愛好。

費老不從一般社會認知出發，邏輯嚴密的為我們解釋了整個生育制度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這不僅讓我在知識方面受益匪淺，更讓我學到了費老的嚴謹學術精神。

第五篇：《生育制度》讀后感

《生育制度》讀后感

《生育制度》是費孝通先生的又一代表作品。文中，費老反駁了

B.馬林諾斯基的觀點，認為生育制度的功能并非是滿足人的生理性需要，而是滿足社會性需要，種族繁衍。

費老承認生育與性相關，然而卻并不意味著“某種行為和某種生物滿足有關而就說這種行為的目的是在滿足這種生物需要”，而且，人類性欲的滿足并不一定需要婚姻與家庭，一對一婚姻的產生反而是對性欲的一種限制，因此，這種限制性的背后必然存在著深層次的原因。所以，費老認為“種族需要延續是發生生育制度的基礎”。種族延續既要靠生殖機能，亦需要撫育。生殖與撫育兩者并不能完全劃開。費老在書中所分析的生育制度是從種族延續的需要上所發生的活動體系。生育制度是人類種族延續的人為保障。

費老所分析的生育制度是站在功能主義的理論上所分析的。人類生育是為了種族的延續。在讀這本書之前，我總是把生殖或是撫育小孩認為是一種自然而然情感性傾向的個人行為，從未思考過其深層次的社會性意義。遙想，這便是社會學的想象力了吧。又不經想到現代社會的一熱門話題：丁克家庭。丁克家庭是指那些具有生育能力卻選擇不生育的家庭。那么他們的行為又該怎么分析呢？他們的存在是立于生育制度之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