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猴山觀猴小學生日記50字

1.10月1日上午學校組織去動物園玩，老師帶我們來到猴山。猴子好多啊！有的在打秋千，有的在曬太陽。看！還有一只小猴在頂香蕉呢！小明指著山頂說:“快看！坐在山頂的那只是不是猴大王啊？”大家說:“對呀！肯定是猴大王。它正美滋滋的吃著大桃子呢”下邊的小猴肯定是它的猴寶寶吧？它正千方百計的往上爬好像要給它爸爸搶大桃子呢！在猴山后邊還有猴媽媽在給猴寶寶捉虱子。大家說:“猴山真好啊！我們喜歡猴子”。——王海玥

2.一個風和日麗的周末，老師帶同學們去動物園里看猴子。瞧，多么可愛的猴子啊！它們有的在觀賞風景，有的在說悄悄話，有的在頑皮地頂著香蕉，有的在撓癢癢，還有一只小猴子像“猴子撈月”中的猴子一樣倒掛在樹枝上。咦，那是什么？仔細一看，原來是猴王，它正威風凜凜的坐在假山的最高處。猴王旁邊還有一只小猴子，它正在給猴王要蘋果吃呢！今天真是快樂的一天。——王祺越

第二篇：觀猴有感

觀猴有感

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濟源市五龍口景區，觀看那里的獼猴群。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第五次到那里觀看獼猴群。

濟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著十多個野生獼猴群，被稱為“太行獼猴”，是我國緯度最北的獼猴群。原來這里只有1000多只獼猴，現在已發展到3000多只。上世紀90年代初，濟源市為發展旅游業，開發了以看猴觀景為主要內容的五龍口景區。之所以稱為五龍口景區，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們開挖了廣惠渠、甘霖渠、廣濟渠、永利渠、利豐渠等五條河渠，引沁水灌溉農田，形成了五龍分水的態勢。景區管理部門聘請匡書明老人來調教猴群，供游客參觀。前幾次去的時候，都是由“猴司令”匡書明老人陪同介紹。他是河南南陽人，是五龍口風景區的馴猴“鼻祖”。南陽人素有養猴、馴猴的習俗，不論是過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還是現在海南島猴島的馴猴員，大多來自南陽。這次我到五龍口景區，得知匡書明老人已不在人世，聽后不勝唏噓。讓人欣慰的是，他的兒子匡三傲已經接過了父親的班，繼續馴化和照料這里的獼猴群。通過幾次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紹，我對獼猴的習性和組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動物分類學上，猴子與人類同屬靈長類動物，是動物界中與人類血親比較相近的一個物種。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人類進化早期必然會呈現出與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相似的某些行為特征。因此，觀察猴群的生活習性，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認識。通過多次觀猴的啟發，一直在思考以下幾個問題，愿請讀者賜教。

關于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問題

對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沒有剩余產品，沒有私人占有制，沒有剝削，社會成員平均分配勞動果實，于是得出了“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觀點。這一觀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該書寫道：“當時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別的辦法也不可能。因為勞動產品只能勉強滿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個成員分得多些，超過每人平均應得的份額，另一個人就會餓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勞動的產品是不可避免的。”[1]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后，這一觀點被國內學者廣泛接受，成為描述原始社會分配狀況的主流觀點，并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國內不少經濟學方面的教科書一直沿用這一觀點。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對這一觀點很難茍同。在濟源觀看獼猴群時，匡書明老人曾經向我介紹，太行山的野生獼猴群，原來冬天沒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過冬。后來開發成旅游區，為便于游客近距離觀猴，開始用紅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聲訓練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時都要吹哨。經過觀察發現，每一次進食，都是猴王大搖大擺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離開后，才敢上來揀吃剩余的食物。如果發現哪只猴子不懂“規矩”，猴王就會對它進行嚴厲懲罰，其“特權”意識非常明顯。因此可以說，在猴群中并沒有產生公平正義的意識，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通過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原始社會初期，在生產力低下和食物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也很難遵從公平正義的原則分配食物，只能靠強力來解決食物分配問題。即便是出現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況，也僅限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之中。關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恩格斯曾明確說過：“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2]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承認在原始社會存在著“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的情況，但又認為，這種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同部落之間不僅不會共享勞動產品，相反還經常為了爭奪食物而發生戰爭。恩格斯說：“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3]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條件越艱苦，人們之間的生存斗爭就越殘酷。當時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在蒙昧期，俘獲的敵人是被吃掉的，在饑饉的時候連朋友和親屬也會被吃掉。”[4]這表明，不僅在不同部落之間無法實現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人吃人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根本談不上公平問題。只有在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覺悟才能有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樹立公平意識，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為原始社會的普遍分配原則，而是將其嚴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能擴展到社會范疇。所謂“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后來的研究者們附加給馬克思恩格斯的。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與意識之間辯證關系的原理來看，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生產的水平決定著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5]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們總是為爭搶食物而爭斗，很難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機制，更難具有相互禮讓的道德素質。因此，不論從猴群的狀況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來看，在人類社會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會階段，值得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考古實證工作。關于母系社會問題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人類社會早期，曾經存在過母系社會，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會中占優勢地位，掌握著管理社會的權力。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覺得這一觀點有待商榷。在五龍口獼猴群中我們發現，獼猴的社會屬性很強，每個群體由一百多只猴子組成，并有一個猴王。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擔任猴王的無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擁有至上權威。這從猴王的產生辦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換屆一次，參與競爭的也只有幾只強悍的公猴，通過劇烈的廝殺，勝者為王。據匡書明老人介紹，從來未發現雌猴參與猴王爭奪的情況。這是因為，一個猴群要維持其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占有一定的地盤和資源，就必須在強有力的猴王的帶領下與其他種群進行爭斗，與其他猴群爭奪資源，與各種自然災害進行斗爭。野蠻時代，是靠慘烈的拼殺產生群體領袖的。在這種情況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廝殺中獲勝，更無法承擔起保護族群的責任，因而也就無法成為族群的領袖，甚至不可能參與競爭猴王的拼殺。這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婦女的解放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為前提。在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在搏擊廝殺的強力時代，是根本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更加準確地認識母系社會問題。我認為，母系社會的原則可能僅局限于家庭或血緣氏族范疇，很難擴散到整個社會領域。因為，原始族群的首領擔負著帶領大家與自然作斗爭，與其他種群作斗爭，守住領土，保護生存資源的責任，只有強悍的男性才能勝任。而在家庭中，由于當時實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認識自己的母親而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在這種情況下，婦女的家庭地位會比男子高，出現以老祖母為家長的家庭組織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范圍，認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以女性為領袖的母系社會狀態，則是值得商榷和探討的。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使用過“母系社會”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則擴展到整個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認為，在原始社會早期，由于實行群婚制，曾經出現過母系家庭形式。他說：“只要存在著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只承認女系。”[6]母系具有兩個功能：一是確定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二是確定財產繼承關系。但是，恩格斯認為，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剩余的財產可以繼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緣關系的確定上，超出這個范圍來使用母系就“不大恰當”了。他批評巴霍芬[7]說：“他把這種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系叫做母權制；為了簡便起見，我保留了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大恰當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義上的權利。”[8]可見，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內，認為只是一種“家庭形式”，并未將其擴展到整個社會。同時，恩格斯通過對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發現，即便在母權制時代，擔任部落首領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說：“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權制，因而酋長的兒子屬于另一個氏族，所以從不選舉前一酋長的兒子做酋長，而是往往選舉他的兄弟做酋長，或者選舉他的姊妹的兒子做酋長。”[9]因而，在“母權制”時代，婦女并未承擔部落的管理責任。所以，認為母系社會女性主掌社會管理的大權，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關于人與動物關系的問題

過去，在傳統生物學課程中學到的是，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具有思維能力，而動物則沒有，動物只是靠條件反射來作出反應，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條件反射和第二條件反射理論。也有一些西方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人類所獨有的，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11]等。通過對獼猴群的觀察，人和動物在有無思維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只是思維發達程度的問題。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換屆，過去人們以為公猴爭奪王位與爭奪交配權是一回兒事。但實際上，爭奪交配權是在猴群發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為，而爭奪猴王四個寒暑為一個周期，屬于“政治行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生理需求，體現出公猴的思維能力和社會管理能力。在換屆時，參與猴王競爭的公猴將尾巴翹起來，以此方式報名，表示向王權挑戰，每次報名的有三四只強悍的公猴，經過激烈廝殺，勝者為王。挑戰失敗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則時刻翹著尾巴。如果猴王被打敗，將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勝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著“權杖”，翹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權威，這也是一種高級的行為。可見，毛澤東同志講要夾著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確立之后，擁有無上的權威，猴群成員都要聽從猴王的指揮。以上事例說明，獼猴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思維能力，只是我們人類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是思維能力大小、思維層次高低的差別，而不是有無的差別。很多高級哺乳動物，已經發展出比較高的思維能力，甚至能夠有目的有計劃地從事一些活動。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動物中，隨著神經系統的發展，作出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了，而在哺乳動物中則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12]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在于，動物僅僅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自己需要，而人則可以通過改造自然界來為自己服務，創造性勞動是人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根本標志。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我們應該從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高度，學會與動物和諧相處。

以上是我茶余飯后的一點思考。如果能給對此問題有興趣的人一些啟發，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進一步正本清源，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則吾愿足矣。

注釋

[1]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頁。

[2]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頁。

[4]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頁。

[5]《史記·管晏列傳》。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7]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類學家、歷史學家，進化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權論》一書中，論證群婚制和母權制的存在，以及從群婚制到對偶婚的過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他的研究成果給予高度評價。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羅維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年)，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創始人，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的奠基人，條件反射理論的建構者。1904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提出人有第一和第二兩個信號系統，認為人除了有第一信號系統——對外部世界的映象產生直接反映之外，還有第二信號系統，即引起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發生重大變化的語言和符號反映功能。

[11]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臘哲學家。18歲進入柏拉圖學園求學。公元前343年任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教師。前335年在雅典創辦呂克昂學園。系統總結了古希臘哲學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哲學命題，代表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發展的最高水平。同時，在倫理學、政治學、邏輯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歷史學、修辭學等領域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后世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開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頁。

第三篇：觀猴有感

觀猴有感 在線投稿記者博客聯系記者

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濟源市五龍口景區，觀看那里的獼猴群。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第五次到那里觀看獼猴群。

濟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著十多個野生獼猴群，被稱為“太行獼猴”，是我國緯度最北的獼猴群。原來這里只有1000多只獼猴，現在已發展到3000多只。上世紀90年代初，濟源市為發展旅游業，開發了以看猴觀景為主要內容的五龍口景區。之所以稱為五龍口景區，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們開挖了廣惠渠、甘霖渠、廣濟渠、永利渠、利豐渠等五條河渠，引沁水灌溉農田，形成了五龍分水的態勢。景區管理部門聘請匡書明老人來調教猴群，供游客參觀。前幾次去的時候，都是由“猴司令”匡書明老人陪同介紹。他是河南南陽人，是五龍口風景區的馴猴“鼻祖”。南陽人素有養猴、馴猴的習俗，不論是過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還是現在海南島猴島的馴猴員，大多來自南陽。這次我到五龍口景區，得知匡書明老人已不在人世，聽后不勝唏噓。讓人欣慰的是，他的兒子匡三傲已經接過了父親的班，繼續馴化和照料這里的獼猴群。通過幾次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紹，我對獼猴的習性和組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動物分類學上，猴子與人類同屬靈長類動物，是動物界中與人類血親比較相近的一個物種。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人類進化早期必然會呈現出與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相似的某些行為特征。因此，觀察猴群的生活習性，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認識。通過多次觀猴的啟發，一直在思考以下幾個問題，愿請讀者賜教。關于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問題

對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沒有剩余產品，沒有私人占有制，沒有剝削，社會成員平均分配勞動果實，于是得出了“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觀點。這一觀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該書寫道：“當時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別的辦法也不可能。因為勞動產品只能勉強滿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個成員分得多些，超過每人平均應得的份額，另一個人就會餓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勞動的產品是不可避免的。”[1]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后，這一觀點被國內學者廣泛接受，成為描述原始社會分配狀況的主流觀點，并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國內不少經濟學

方面的教科書一直沿用這一觀點。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對這一觀點很難茍同。在濟源觀看獼猴群時，匡書明老人曾經向我介紹，太行山的野生獼猴群，原來冬天沒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過冬。后來開發成旅游區，為便于游客近距離觀猴，開始用紅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聲訓練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時都要吹哨。經過觀察發現，每一次進食，都是猴王大搖大擺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離開后，才敢上來揀吃剩余的食物。如果發現哪只猴子不懂“規矩”，猴王就會對它進行嚴厲懲罰，其“特權”意識非常明顯。因此可以說，在猴群中并沒有產生公平正義的意識，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通過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原始社會初期，在生產力低下和食物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也很難遵從公平正義的原則分配食物，只能靠強力來解決食物分配問題。即便是出現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況，也僅限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之中。關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恩格斯曾明確說過：“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2]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承認在原始社會存在著“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的情況，但又認為，這種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同部落之間不僅不會共享勞動產品，相反還經常為了爭奪食物而發生戰爭。恩格斯說：“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3]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條件越艱苦，人們之間的生存斗爭就越殘酷。當時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在蒙昧期，俘獲的敵人是被吃掉的，在饑饉的時候連朋友和親屬也會被吃掉。”[4]這表明，不僅在不同部落之間無法實現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人吃人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根本談不上公平問題。只有在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覺悟才能有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樹立公平意識，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為原始社會的普遍分配原則，而是將其嚴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能擴展到社會范疇。所謂“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后來的研究者們附加給馬克思恩格斯的。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與意識之間辯證關系的原理來看，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生產的水平決定著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5]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們總是為爭搶食物而爭斗，很難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機制，更難具有相互禮讓的道德素質。因此，不論從猴群的狀況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來看，在人類社會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會階段，值得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考古實證工作。

關于母系社會問題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人類社會早期，曾經存在過母系社會，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會中占優勢地位，掌握著管理社會的權力。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覺得這一觀點有待商榷。在五龍口獼猴群中我們發現，獼猴的社會屬性很強，每個群體由一百多只猴子組成，并有一個猴王。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擔任猴王的無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擁有至上權威。這從猴王的產生辦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換屆一次，參與競爭的也只有幾只強悍的公猴，通過劇烈的廝殺，勝者為王。據匡書明老人介紹，從來未發現雌猴參與猴王爭奪的情況。這是因為，一個猴群要維持其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占有一定的地盤和資源，就必須在強有力的猴王的帶領下與其他種群進行爭斗，與其他猴群爭奪資源，與各種自然災害進行斗爭。野蠻時代，是靠慘烈的拼殺產生群體領袖的。在這種情況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廝殺中獲勝，更無法承擔起保護族群的責任，因而也就無法成為族群的領袖，甚至不可能參與競爭猴王的拼殺。這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婦女的解放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為前提。在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在搏擊廝殺的強力時代，是根本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更加準確地認識母系社會問題。我認為，母系社會的原則可能僅局限于家庭或血緣氏族范疇，很難擴散到整個社會領域。因為，原始族群的首領擔負著帶領大家與自然作斗爭，與其他種群作斗爭，守住領土，保護生存資源的責任，只有強悍的男性才能勝任。而在家庭中，由于當時實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認識自己的母親而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在這種情況下，婦女的家庭地位會比男子高，出現以老祖母為家長的家庭組織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范圍，認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以女性為領袖的母系社會狀態，則是值得商榷和探討的。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使用過“母系社會”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則擴展到整個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認為，在原始社會早期，由于實行群婚制，曾經出現過母系家庭形式。他說：“只要存在著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只承認女系。”[6]母系具有兩個功能：一是確定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二是確定財產繼承關系。但是，恩格斯認為，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剩余的財產可以繼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緣關系的確定上，超出這個范圍來使用母系就“不大恰當”了。他批評巴霍芬[7]說：“他把這種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系

叫做母權制；為了簡便起見，我保留了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大恰當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義上的權利。”[8]可見，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內，認為只是一種“家庭形式”，并未將其擴展到整個社會。同時，恩格斯通過對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發現，即便在母權制時代，擔任部落首領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說：“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權制，因而酋長的兒子屬于另一個氏族，所以從不選舉前一酋長的兒子做酋長，而是往往選舉他的兄弟做酋長，或者選舉他的姊妹的兒子做酋長。”[9]因而，在“母權制”時代，婦女并未承擔部落的管理責任。所以，認為母系社會女性主掌社會管理的大權，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關于人與動物關系的問題

過去，在傳統生物學課程中學到的是，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具有思維能力，而動物則沒有，動物只是靠條件反射來作出反應，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條件反射和第二條件反射理論。也有一些西方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人類所獨有的，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11]等。通過對獼猴群的觀察，人和動物在有無思維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只是思維發達程度的問題。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換屆，過去人們以為公猴爭奪王位與爭奪交配權是一回兒事。但實際上，爭奪交配權是在猴群發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為，而爭奪猴王四個寒暑為一個周期，屬于“政治行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生理需求，體現出公猴的思維能力和社會管理能力。在換屆時，參與猴王競爭的公猴將尾巴翹起來，以此方式報名，表示向王權挑戰，每次報名的有三四只強悍的公猴，經過激烈廝殺，勝者為王。挑戰失敗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則時刻翹著尾巴。如果猴王被打敗，將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勝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著“權杖”，翹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權威，這也是一種高級的行為。可見，毛澤東同志講要夾著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確立之后，擁有無上的權威，猴群成員都要聽從猴王的指揮。以上事例說明，獼猴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思維能力，只是我們人類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是思維能力大小、思維層次高低的差別，而不是有無的差別。很多高級哺乳動物，已經發展出比較高的思維能力，甚至能夠有目的有計劃地從事一些活動。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動物中，隨著神經系統的發展，作出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了，而在哺乳動物中則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12]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在于，動物僅僅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自己需要，而人則可以通過改造自然界來為自己服務，創造性勞動是人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根本標志。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我們應該從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高度，學會與動物和諧相處。

以上是我茶余飯后的一點思考。如果能給對此問題有興趣的人一些啟發，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進一步正本清源，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則吾愿足矣。

注釋

[1]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頁。

[2]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頁。

[4]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頁。

[5]《史記·管晏列傳》。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7]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類學家、歷史學家，進化學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權論》一書中，論證群婚制和母權制的存在，以及從群婚制到對偶婚的過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他的研究成果給予高度評價。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羅維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年)，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創始人，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的奠基人，條件反射理論的建構者。1904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提出人有第一和第二兩個信號系統，認為人除了有第一信號系統——對外部世界的映象產生直接反映之外，還有第二信號系統，即引起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發生重大變化的語言和符號反映功能。

[11]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臘哲學家。18歲進入柏拉圖學園求學。公元前343年任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教師。前335年在雅典創辦呂克昂學園。系統總結了古希臘哲學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哲學命題，代表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發展的最高水平。同時，在倫理學、政治學、邏輯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歷史學、修辭學等領域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后世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開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頁。

第四篇：觀猴有感

篇一：觀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濟源市五龍口景區，觀看那里的獼猴群。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第五次到那里觀看獼猴群。

濟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著十多個野生獼猴群，被稱為“太行獼猴”，是我國緯度最北的獼猴群。

原來這里只有1000多只獼猴，現在已發展到3000多只。上世紀90年代初，濟源市為發展旅游業，開發了以看猴觀景為主要內容的五龍口景區。之所以稱為五龍口景區，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們開挖了廣惠渠、甘霖渠、廣濟渠、永利渠、利豐渠等五條河渠，引沁水灌溉農田，形成了五龍分水的態勢。景區管理部門聘請匡書明老人來調教猴群，供游客參觀。前幾次去的時候，都是由“猴司令”匡書明老人陪同介紹。他是河南南陽人，是五龍口風景區的馴猴“鼻祖”。南陽人素有養猴、馴猴的習俗，不論是過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還是現在海南島猴島的馴猴員，大多來自南陽。這次我到五龍口景區，得知匡書明老人已不在人世，聽后不勝唏噓。讓人欣慰的是，他的兒子匡三傲已經接過了父親的班，繼續馴化和照料這里的獼猴群。通過幾次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紹，我對獼猴的習性和組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動物分類學上，猴子與人類同屬靈長類動物，是動物界中與人類血親比較相近的一個物種。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人類進化早期必然會呈現出與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相似的某些行為特征。因此，觀察猴群的生活習性，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認識。通過多次觀猴的啟發，一直在思考以下幾個問題，愿請讀者賜教。

篇二：觀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濟源市五龍口景區，觀看那里的獼猴群。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第五次到那里觀看獼猴群。

濟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著十多個野生獼猴群，被稱為“太行獼猴”，是我國緯度最北的獼猴群。原來這里只有1000多只獼猴，現在已發展到3000多只。上世紀90年代初，濟源市為發展旅游業，開發了以看猴觀景為主要內容的五龍口景區。之所以稱為五龍口景區，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們開挖了廣惠渠、甘霖渠、廣濟渠、永利渠、利豐渠等五條河渠，引沁水灌溉農田，形成了五龍分水的態勢。景區管理部門聘請匡書明老人來調教猴群，供游客參觀。前幾次去的時候，都是由“猴司令”匡書明老人陪同介紹。他是河南南陽人，是五龍口風景區的馴猴“鼻祖”。南陽人素有養猴、馴猴的習俗，不論是過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還是現在海南島猴島的馴猴員，大多來自南陽。這次我到五龍口景區，得知匡書明老人已不在人世，聽后不勝唏噓。讓人欣慰的是，他的兒子匡三傲已經接過了父親的班，繼續馴化和照料這里的獼猴群。通過幾次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紹，我對獼猴的習性和組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動物分類學上，猴子與人類同屬靈長類動物，是動物界中與人類血親比較相近的一個物種。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人類進化早期必然會呈現出與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相似的某些行為特征。因此，觀察猴群的生活習性，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認識。通過多次觀猴的啟發，一直在思考以下幾個問題，愿請讀者賜教。

關于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問題

對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沒有剩余產品，沒有私人占有制，沒有剝削，社會成員平均分配勞動果實，于是得出了“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觀點。這一觀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該書寫道：“當時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別的辦法也不可能。因為勞動產品只能勉強滿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個成員分得多些，超過每人平均應得的份額，另一個人就會餓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勞動的產品是不可避免的。”[1]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后，這一觀點被國內學者廣泛接受，成為描述原始社會分配狀況的主流觀點，并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國內不少經濟學方面的教科書一直沿用這一觀點。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對這一觀點很難茍同。在濟源觀看獼猴群時，匡書明老人曾經向我介紹，太行山的野生獼猴群，原來冬天沒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過冬。后來開發成旅游區，為便于游客近距離觀猴，開始用紅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聲訓練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時都要吹哨。經過觀察發現，每一次進食，都是猴王大搖大擺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離開后，才敢上來揀吃剩余的食物。如果發現哪只猴子不懂“規矩”，猴王就會對它進行嚴厲懲罰，其“特權”意識非常明顯。因此可以說，在猴群中并沒有產生公平正義的意識，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通過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原始社會初期，在生產力低下和食物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也很難遵從公平正義的原則分配食物，只能靠強力來解決食物分配問題。即便是出現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況，也僅限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之中。關于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恩格斯曾明確說過：“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2]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承認在原始社會存在著“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的情況，但又認為，這種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同部落之間不僅不會共享勞動產品，相反還經常為了爭奪食物而發生戰爭。恩格斯說：“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3]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條件越艱苦，人們之間的生存斗爭就越殘酷。當時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在蒙昧期，俘獲的敵人是被吃掉的，在饑饉的時候連朋友和親屬也會被吃掉。”[4]這表明，不僅在不同部落之間無法實現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人吃人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根本談不上公平問題。只有在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覺悟才能有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樹立公平意識，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為原始社會的普遍分配原則，而是將其嚴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緣關系的氏族內部，不能擴展到社會范疇。所謂“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后來的研究者們附加給馬克思恩格斯的。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與意識之間辯證關系的原理來看，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生產的水平決定著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5]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們總是為爭搶食物而爭斗，很難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機制，更難具有相互禮讓的道德素質。因此，不論從猴群的狀況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來看，在人類社會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會階段，值得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考古實證工作。

篇三：觀猴有感

最近不少理論學術界人士樂于談論永春先生的《觀猴有感》一文，并且做了很多不同的解讀，尤其在海外。我是好奇心比較強的人，社會熱評的作品我往往會找來看看。我從鳳凰網上找到了原來刊登在河南《大河報》的《觀猴有感》，仔細拜讀了一遍，形成了一些感想，現做一點評說。

按海外網友的猜測，《觀猴有感》作者應該是工科出身，但他社科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顯然相當好。其表現是，作者對相關問題的學說史十分熟悉，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著作過去的中文譯本下過工夫，對其最新的中文版也一直關注和學習。

猴與人在物種上是近親，現代的猴社會與遠古的原始人社會之間，相似程度應該是很高的。結合猴社會研究人類社會初始時期的情況，今天仍然是一種有價值的研究方法。這個方法很實證，重視事實和經驗觀察。用這個方法得出的結論，比老在故紙堆里翻或只在網上查點材料，然后就想當然寫一通，寫出的東西要可信得多。

《觀猴有感》一文相當好地貫徹了實事求是精神，敢于懷疑舊說，并有根據地提出和證明了一些新觀點，或局部改進了前人的學術觀點。作者論證或經其改進的觀點包括：1.在人類社會早期，可能并不存在一個“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會階段”；2.人類社會早期不大可能有一個“女性主掌社會管理的大權”的母系社會；3.“創造性勞動是人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根本標志”；“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我們應該從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高度，學會與動物和諧相處。”

《觀猴有感》體現出作者具有濃厚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但更透露出作者養成了研究和思考的興趣。社會科學也好，人文學科也好，總得要解決一些問題，差別只在于有的解決短線的問題，有些解決長線的問題，有些適應經濟民生等“實際”需要，有些滿足人在精神心靈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觀猴有感》表現的現實關懷是明顯的。不過，海外不少人過多從比附現實和暗示的角度談論此文，難免有些對之過度解讀的成分。我個人特贊賞的，還是文章表現出的作者心里總裝些問題，時刻結合所見所聞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習慣。

不過，讀永春先生這文章，我也有幾點不很理解或不完全同意的地方，希望獲得賜教。

1.為什么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既有的結論，就不能按實事求精神予以必要否定或批評、修正呢？永春先生懷疑和挑戰了不少舊說，但他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任何觀點，卻不愿意有一點點正面的否定或質疑。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當科學，就完全可以對其具體觀點有所否定或質疑。任何人都有局限性，至少有歷史的或時代的局限性，后人對前人的學說有所否定或質疑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可是我注意到，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所有觀點，幾乎都刻意加以維護，有意不說半個不字。其實，有些地方作者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表達的觀點，是完全可以甚至應該說些些不同意見的，如在談到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或人的本質特征的時候就是如此。實際上，永春先生在這方面對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所修正的。

我以為，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關鍵是解放思想，這方面理論上的關鍵，是要敢于突破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一些過時的具體結論。永春先生的文章在這方面要是做出榜樣就好了。

2.《觀猴有感》作者觀察猴群的“政治行為”，聯想和感悟應該是比較多的，可是文章這方面談得太少。永春先生了解到，爭奪猴王的“政治行為”四個寒暑為一個周期，“猴王每四年換屆一次，參與競爭的也只有幾只強悍的公猴，通過劇烈的廝殺，勝者為王。”為什么必須有侯王？為什么不能是幾只實力相當的猴共同行使統治權而只能是一只猴？為什么“換屆”4年一次，而不是一兩年一次或七八年一次？4年一次主要是什么因素決定的？通過競爭獲得“領導”職位是不是反映了某種生物界發展規律的要求，諸如進化和優選的自然需要？這些都是有討論空間的問題。

另外，“換屆”這個詞不太準確，在中國化方面稍微顯得過頭了一點點。

3.作者在談論猴王時若能順便對我國歷史上的個人專制獨裁有所批評，文章社會效果會更好。永春先生注意到，“挑戰失敗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則時刻翹著尾巴”；“在猴群中，尾巴象征著‘權杖’，翹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權威”。永春先生接著評價道，“毛澤東同志講要夾著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可是，我查看毛澤東關于“夾著尾巴做人”的講話背景，他都是要他的同志、部下和子女“夾著尾巴做人”，從來未表示過自己也同樣“夾著尾巴做人”。毛其實是把自己當作專制猴王，要別人都無條件臣服他。這很不好，不宜肯定，要有規則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再說，毛把人比作猴子，要別人“夾著尾巴做人”，說法有些侮辱人格。

總體上看，永春先生這篇文章思想性強，言之有物，貫徹著實事求是學風，值得今天的理論宣傳和新聞出版部門的官員好生學習。現在理論宣傳和新聞出版部門有些領導者思想太過僵化保守，所找的筆桿子理論學術水平往往都比較差，尤其缺乏實事求是學風，常常令人生厭。

第五篇：觀猴山好詞好句

萬里無云

天氣晴朗

陽光明媚

秋高氣爽

迫不及待

唧唧喳喳

機靈可愛

活蹦亂跳

東張西望

抓耳撓腮

金雞獨立

搖頭晃腦

不甘示弱

津津有味

引人注目

得意洋洋

蕩來蕩去

手舞足蹈 興高采烈

依依不舍

哈哈大笑 光禿禿的假山上

翻滾的云海 活潑可愛的小猴子

蔚藍的天空 大口大口吃起來

一聲不響的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