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論熱點解析

申論素材公考必用

一、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11月5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在上海舉行。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包容普惠、互利共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進博會開幕式演講，習近平這些金句擲地有聲！

1、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說其是歷史大勢，就是其發展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可以認識、順應、運用歷史規律，但無法阻止歷史規律發生作用。歷史大勢必將浩蕩前行。

2、回顧歷史，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重要動力。立足當今，開放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的現實要求。放眼未來，開放合作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要求。

3、縱觀國際經貿發展史，深刻驗證了“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的規律。各國削減壁壘、擴大開放，國際經貿就能打通血脈；如果以鄰為壑、孤立封閉，國際經貿就會氣滯血瘀，世界經濟也難以健康發展。

4、人類社會要持續進步，各國就應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占。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弱肉強食、贏者通吃是一條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

5、我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

6、中國將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將始終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中國將始終是各國拓展商機的活力大市場，中國將始終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積極貢獻者！

7、中國主動擴大進口，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促進共同發展的長遠考量。

8、營商環境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各國都應該努力改進自己的營商環境，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不能總是粉飾自己、指責他人，不能像手電筒那樣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9、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大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沒有風狂雨驟，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那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

10、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大氣力解決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經濟就一定能加快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中國人民就一定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挑戰，中國就一定能迎來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二、關于改革開放的十大金句

1、將改革進行到底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2018年1月1日，習近平發表2018年新年賀詞

2、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夠成功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夠成功！

——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3、改革開放不僅深刻改變中國，也深刻影響世界

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4、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我要明確告訴大家，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5、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

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沒有思想大解放，就不會有改革大突破。

——2018年4月13日，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6、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決心不能動搖、勇氣不能減弱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決心不能動搖、勇氣不能減弱。

——2018年5月28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

7、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點難點問題上來

繼續推進改革，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點難點問題上來，集中力量打攻堅戰，激發制度活力，激活基層經驗，激勵干部作為，扎扎實實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2018年7月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

8、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閉的孤島沒有前途

面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中國堅持走開放融通、合作共贏之路，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閉的孤島沒有前途！

——2018年9月3日，習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

9、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不會變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不管世界形勢如何變化，中國堅持開放的目標不會變，擴大開放的決心不會變。

——2018年9月3日，習近平出席中非領導人與工商界代表高層對話會暨第六屆中非企業家大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

10、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氣力抓落實

改革進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實的有利條件越來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民心基礎更加堅實，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氣力抓落實，加強領導，科學統籌，狠抓落實，把改革重點放到解決實際問題上來。

——2018年9月2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

三、關于扶貧的金句

1、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現在，我國大部分群眾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現了中等收入群體，也出現了高收入群體，但還存在大量低收入群眾。真正要幫助的，還是低收入群眾。

——《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2012年12月29日、30日)

2、貧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

貧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發揚釘釘子精神，鍥而不舍、馳而不息抓下去。——習近平同菏澤市及縣區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時的講話(2013年11月26日)

3、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抓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根本大計，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質量的教育，起碼學會一項有用的技能，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2月9日)

4、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我們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沒有老區的全面小康，特別是沒有老區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那是不完整的。這就是我常說的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涵義。

——《在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上的講話》(2015年2月13日)

5、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

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中國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貧困的同時，始終積極開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消除貧困。

——《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演講》(2015年10月l6日)

6、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全黨同志務必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統一到實現“兩個確保”的目標上來，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1月27日)

7、推進脫貧攻堅，關鍵是責任落實到人。

推進脫貧攻堅，關鍵是責任落實到人。要加快形成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既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又協調運轉、協同發力。

——《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1月27日)

8、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

抓工作，要有雄心壯志，更要有科學態度。打贏脫貧攻堅戰不是搞運動、一陣風，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要經得起歷史檢驗。攻堅戰就要用攻堅戰的辦法打，關鍵在準、實兩個字。

——《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20日)

9、致富不致富，關鍵看干部。

致富不致富，關鍵看干部。在脫貧攻堅戰場上，基層干部在宣講扶貧政策、整合扶貧資源、分配扶貧資金、推動扶貧項目落實等方面具有關鍵作用。

——《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20日)

10、這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上將是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我們的莊嚴承諾。一諾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時間，全社會要行動起來，盡銳出戰，精準施策，不斷奪取新勝利。3年后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這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上將是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現象，讓我們一起來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

——《2018新年賀詞》(2017年12月31日)

11、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

堅持精準方略，提高脫貧時效。脫貧攻堅，精準是要義。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六個精準”，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問題，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彈炸跳蚤，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扶貧扶到點上根上。

——《在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2月12日)

12、讓有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犧牲者流芳。要關心愛護基層一線扶貧干部，讓有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犧牲者流芳，激勵他們為打好脫貧攻堅戰努力工作。

——《在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2月12日)

四、關于民營企業發展的講話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

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重申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會動搖。

一、充分肯定我國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二、正確認識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一是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二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結果。三是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結果。要認識到，這些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問題、成長中的煩惱，一定能在發展中得到解決。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基本經濟制度，落實好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民營經濟就一定能夠實現更大發展。

三、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就一定能夠加快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迎來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第一，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第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第三，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第四，完善政策執行方式。第五，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第六，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五、關于一帶一路

“中國方案”

共建“一帶一路”正在成為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們要具備戰略眼光，樹立全球視野，既要有風險憂患意識，又要有歷史機遇意識，努力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航向。

“懷柔遠人、和諧萬邦”

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從我國改革開放和長遠發展出發提出來的，也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天下觀，占據了國際道義制高點。

“不以意識形態劃界”

共建“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不是搞地緣政治聯盟或軍事同盟；是開放包容進程，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小圏子或者＂中國俱樂部＂；是不以意識形態劃界，不搞零和游戲，只要各國有意愿，我們都歡迎。

“可視性成果”

形成更多可視性成果，積土成山、積水成淵，推動這項工作不斷走深走實。

“大寫意”“工筆畫”

過去幾年共建“一帶一路”完成了總體布局，繪就了一幅“大寫意”，今后要聚焦重點、精雕細琢，共同繪制好精瑾細膩的“工筆畫”。

“雪中送炭”

注意實施雪中送炭、急對方之所急、能夠讓當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

“形象大使”

要規范企業投資經營行為，合法合規經營，注意保護環境，履行社會責任，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形象大使。

六、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

奮斗新時代，奮進新征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廈是靠一磚一瓦砌成的，人民的幸福是靠一點一滴創造得來的。無論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進程，還是實現過上美好生活的人生夢想，都離不開勞動和奮斗，需要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以新擔當承載新時代，以新作為閃耀新征程。（申論一點通評析：開頭的起調就很有氣勢，給人一種引吭高歌之感。可以說，在這個開頭的映襯下，如果有一個扎實有力的論證主題，本文的段位絕不低下。這種開頭寫法要慎用，對論證要求較高，如果論證不夠有力，就有虎頭蛇尾之嫌。）

敬業奉獻，矢志奮斗。黃大年被譽為“拼命黃郎”，回國7年間，他始終澎湃著“只要祖國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愛國之情，踐行著“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的報國之志，帶領著400多名科學家艱苦打拼，填補了多項技術空白。筑夢新時代，我們就應學習黃大年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學習他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學習他甘于奉獻的高尚情操，讓敬業奉獻成為價值追求，也讓崇德向善蔚為社會風尚。

腳踏實地，做出成績。“開山島雖小，但它卻是我們祖國的一個東門，我必須天天早上讓五星紅旗在這里升起。”王繼才守島衛國32年，用無怨無悔的堅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崗位上書寫了不平凡的人生華章。這也告訴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立足崗位，做好應做的事，盡好應盡的責任，一步一個腳印，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平凡的事情也能夠做出成績，平凡的崗位也能散發出耀眼的光輝。

扎根群眾，無怨無悔。河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保國，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用科技染綠荒山，把富裕帶給鄉親，創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區生態開發模式，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深情愛戴。身為黨員干部，就要像李保國那樣，讓自己永遠扎根在群眾中間，把為群眾服務、為群眾造福當成最大的幸福，用幾十年如一日的赤誠，書寫綠葉對根的情意，在愛國奉獻中把平凡做出偉大。（申論一點通評析：三個論證段，三個角度，三個人物，文字層面寫內容，文字背后的含義是對分論點的解讀。這種寫法和素材的選擇不僅論證了分論點，支撐住了文章的總論點，也體現了作者對社會的強烈關注，展現了作者的政治敏銳性。）

家國兩相依，有國才有家。無論形勢如何變化，無論生活條件如何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應時刻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把個人夢融入國家夢、民族夢，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在決勝全面小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時代進程中貢獻智慧和力量。

第二篇：申論熱點解析：精準扶貧

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申論熱點解析：精準扶貧

[權威論述]

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習近平

[綜合分析]

“木桶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木桶能夠裝多少水，取決于最低的那一塊板。同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要看它的窮人的生活狀況怎樣。在邁向全面小康的進程中，貧困人口不能掉隊。在同心共筑中國夢的進程中，不能沒有窮人的夢想構筑。也正因為如此，總書記多次講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這些年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探索出了扶貧開發的中國道路。堅持扶貧到村入戶，積極創新扶貧機制，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但貧困人口仍然占到很大一個比例，扶貧工作還存在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扶貧方式粗放的問題，導致一些地方怎么扶也扶不起來，甚至越扶越窮。

總書記在湖南考察工作時指出：“必須切實抓好脫貧致富這個戰略性任務。”“要分類指導，把工作做細，精準扶貧。”總書記的囑托，強調了做好扶貧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指明了做好新時期扶貧工作的方向——精準扶貧。

[扶貧面臨的問題]

精準扶貧的背面就是粗放扶貧。一些地方低質、低效扶貧的主要表現有：

一是扶貧人口不清，扶貧對象常由干部“毛估估”，扶貧資金輕灑“楊柳水”，以致“年年扶貧年年貧”;二是舍不得脫“貧困帽”，數字弄虛作假，擠占浪費國家扶貧資金;三是人情扶貧、關系扶貧，造成應扶未扶、扶富不扶窮等社會不公，滋生腐敗。表面上看，粗放扶貧是工作方法存在問題，實質反映的是干部群眾觀和執政理念的大問題，不可小覷。

四是現行的扶貧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不少扶貧項目粗放“漫灌”，針對性不強，更多的是在“扶農”而不是“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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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申論熱點解析：紅色基因教育

申論熱點解析：紅色基因教育

[權威論述]

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習近平

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種、紅色傳統的基因一代代傳下去，讓革命事業薪火相傳、血脈永續。

——習近平[深刻內涵]

基因，是生命生生不息的遺傳物質，承載著生命的遺傳信息;而紅色基因是承載著革命先烈、共產黨人優秀精神內涵的紐帶，是傳承共產黨人寶貴精神財富的重要載體。

紅色基因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就是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就是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就是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歸結為一點，就是偉大的抗戰精神。

首先，紅色基因的教育是堅定理想信念的教育。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精神支柱。一個人，倘若沒有理想信念，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倘若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喪失奮斗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就會失去凝聚力和戰斗力。正是基于對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才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斗爭的光輝歷史。

其次，紅色基因的教育是艱苦奮斗的教育。井岡山所處的湘贛邊界，因地處邊陲，在經濟上基本是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低下。、井岡山的物質生活如此艱苦，可紅軍戰士沒有怨言，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斗志，那首膾炙人口“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的紅軍歌謠充分表現了紅軍戰士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第三，紅色基因的教育是實事求是、勇闖新路的教育。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中國革命正處于低潮時期，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井岡山斗爭實踐中，以勇闖新路的大無畏氣概，經過艱難的摸索和創新，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正確回答了這一根本問題，開辟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這條道路之所以能夠開辟，能夠成功，是建立在中國共

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井岡山革命道路的選擇，是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是我們黨勇闖新路的第一次重大的歷史性的行動，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之源。

最后，紅色基因的教育是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教育。在井岡山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群眾的根本利益，領導紅軍干部，發動廣大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除從根本利益上解決土地問題外，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堅定地依靠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因而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的沃土，為戰勝敵人一次又一次“會剿”、渡過一次又一次難關，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紅色基因的重要性]

黨的紅色基因是中國共產黨的“傳家寶”。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黨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培育和傳承一系列優良的紅色基因：一切從實際出發、密切聯系群眾、勇于創新、調查研究、艱苦奮斗等等。這些特質讓我們的隊伍充滿生機與活力，從而脫穎而出，站到了歷史的潮頭。正是因為始終保持這些紅色基因并不斷賦予其時代新內涵，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能夠克服各種困難挑戰，凝聚民心群力，找到正確道路，不斷取得新勝利。

黨的紅色基因是傳承理想信念的“接力棒”。社會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決不是一代兩代人能完成的，需要無數代人共同努力，代代相傳。井岡山斗爭培育的紅色基因就如同“接力棒”，每一代人都跑好自己的“這一棒”，黨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得以實現。

黨的紅色基因是實現理想信念的“助推器”。歷史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井岡山時期開始孕育的黨的紅色基因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適應新的歷史時代的要求，紅色基因在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上要不斷完善、充實和發展。不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也決定了必然有其不變的核心內涵。例如，沒有黨和人民的團結一致、甘苦與共的紅色基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無法在艱難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不斷取得新勝利;沒有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的紅色基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性事業就不可能取得突破和成功。這些不變的內涵仍將成為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助推器”。

[參考對策]

因此，中公教育專家認為，傳承和發揚紅色基因教育：

第一，廣大黨員干部要接受紅色教育，學習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歷史，顯得尤為必要。接受紅色基因教育，可以通過多種形式來進行。可以學習歷史知識，通讀中國共產黨歷史;可以到實地去學習探訪;可以認真學習總書記在有關學習會議以及調研考察活動中的重要講話精神……只要是有利于培養網友的紅色基因意識，幫助6.8億網友樹立正確價值觀、歷史觀的學習，都要進行堅持。

第二，弘揚和創新，是弘揚紅色文化基因的關鍵要義。正如總書記所言：“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我們所要弘揚和創造的紅色文化作品，是新時代下符合地域特色、接地氣的文化品牌，是要彰顯價值信仰崇高之美的良品，是要激發正道直行能量之美的佳品，是要體現創新創造精神之美的新品，是要展現寬闊文化視野之美的精品。只有從源遠流長的地域傳統文化和激勵人心的紅色革命文化中不斷汲取營養，才能盡情展現獨具革命藝術魅力的文藝佳作。

第三，認同和自覺，是弘揚紅色文化基因的根本要義。我們不僅要為擁有豐厚的紅色資源而自豪，更要自覺肩負起傳承紅色文化的重任，并努力把創作優秀作品當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只有抱有擔負起歷史使命的志向，才能潛心定力耕耘創作，才能扎根基層汲取正能量，以真實、真意、真情的藝術表現力展現紅色文化底蘊，展現出人民不屈不撓的紅色革命篇章。也只有認同和自覺，才能夯筑起弘揚紅色文化的群眾基礎，才能在此之上創造出符合革命人民特質的紅色文藝精品。

來源：中公教育

第四篇：2010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解析

2010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解析：政府網絡輿情能力

來源：考試大 2010/4/12 【考試大：中國教育考試第一門戶】 模擬考場 視頻課程

一、背景資料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于2010年4月12日發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應對網絡輿情能力排行榜”，對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黨政機關應對輿情熱點事件的得失進行考評。四川巴中“全裸”鄉政府因為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標上一枝獨秀，進入總體較為得體的藍色區域，而貴州安順警察槍擊致死案、山西問題疫苗事件則被判定為應對嚴重失當，被亮起“紅色警報”，值得反思。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在點評山西疫苗事件時就指出“問題一個系統又一個系統的出，再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地去治理，顯然不是一個好辦法。所以，現在是各個領域都需要很好重視的時候了”。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互聯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很多地方黨政機關逐步重視探索網絡問政，并積累了一些有益和值得推廣的經驗。為了更好地推廣這些經驗，讓更多的地方黨政機構用好網絡問政這一新的治國理政平臺，從今年開始，每期排行榜推出“網絡問政實踐”的典型經驗，供地方當政者參考。本次推出的常州環保局長“批評有獎”就是一個很好的尊重網絡民意的案例，有一定的推廣和借鑒價值，北京網絡媒體協會會長閔大洪點評時認為“對于網絡批評和網絡監督，領導干部應有的心態是歡迎和提倡，以廣闊的胸懷聽取民意，從善如流”。

二、名詞解釋：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人民日報社網絡中心輿情監測室)是國內最早從事互聯網輿情監測、研究的專業機構之一，在輿情監測和分析研究領域處于國內領先地位。

在互聯網影響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學術機構都越來越重視互聯網輿情的監測、研究和引導。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報考察工作時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互聯網業已成為了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新平臺之一，網絡輿論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三、典型案例的啟示

【四川巴中“全裸”鄉政府】

2010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廟鄉政府公示今年1月公務開支明細表，詳細記錄了每分錢公務花費，連“花1.5元購買信紙”，招待上級官員煙酒都悉數公布，被網友稱為“政府全裸第一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打造透明政府從此有法可依。在信息交流與傳播日益發達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處于關鍵攻堅階段的今天，地方基層政權的建設顯得更加凸出。而政務信息公開和透明，正是地方基層政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裸”鄉政府給我們的啟示：

1.信息公開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增加百姓對干部乃至政權的信任感。

2.透明政府有利于預防干部假公濟私、以權謀私的腐氣敗習出現。

3.信息公開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與進步。

4.信息公開有利于防止怨氣積累、矛盾積累和問題積累，從根本上消除了地方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可能。

5.信息公開有助于推動整個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

四、政府提高輿情能力的措施

(一)要加強學習增強政治敏銳度。

只要我們政治敏感、視野開闊、鑒別力強，就能夠及時捕捉輿情苗頭，及早處理。要轉變思想，不能狹隘地認為了解輿情、應對輿情是其他部門的事，要從維護黨和國家形象，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出發。要加強學習，學深學透政治理論和業務知識，增強政治鑒別力。要勤觀察、勤思考，把握發展趨勢。

(二)要建設透明開放政務系統。

信息公開透明不僅有利于開展工作，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我們要改變封閉的觀念，樹立開放的意識，把群眾滿意作為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上，堅持面向社會、面向群眾，做到政務公開，真正落實黨員干部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

(三)要加強與新聞媒體的溝通。

要重視與新聞媒體的溝通，隨著網絡、手機的迅速發展，新興媒體已成為社會意見的重要匯聚之地，很多輿情也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平臺得以表現。因此，要主動與網絡媒體建立聯系，特別是在權威網站上及時將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公開，確保正面的、權威的信息始終占有主導權。要加強與其他相關部門的聯系，發揮他們的資源優勢，加強對重點網站的跟蹤、監控，為應對輿情創造條件。

(四)建立專門的輿情工作部門。

首先要有高素質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可選擇綜合素質高、組織工作業務全面的領導干部擔任，主要職責是在一些重要工作中代表組織部門做好信息發布和疑問解答。其次要有高素質的媒體評論員。其主要職責是做好日常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在輿情發生時的引導、應對等，如在主流媒體撰寫評論員文章，在權威網絡上做好發帖和跟帖工作等。此外，有條件的可建立一支顧問隊伍。顧問可邀請一些公共危機處理專家擔任，主要是在輿情發生后能夠為做好危機處理提供指導和咨詢。

(五)對公務員加強應對輿情的訓練。

要在公務員培訓中加入應對輿情的課程，特別是根據新媒體特點，創新輿情管理能力培養的方式方法。如邀請輿情分析、公共危機處理等方面專家，采取報告會、專題講座、現場模擬等多種方式，定期開展輿情培訓。通過專門培訓，提高公務員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運用互聯網的能力、輿論引導的能力，確保政府在應對輿情中掌握話語權、占得主動權。

(六)健全應對輿情工作制度。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是應對輿情的關鍵環節。要建立信息發布制度，在主流媒體或重要門戶網站，及時將重點、熱點工作信息公布。要建立輿情監控制度，利用輿情工作者隊伍密切監控重要輿情動態，掌握輿論動向。要建立輿情引導制度，對輿情迅速分析研判，查找發生問題的根源，并以權威發布的方式，及時回應公眾疑問，不作無謂爭辯，不跟風炒作，不人為制造熱點。要建立輿情處理預案制度，就工作中的熱點問題和容易發生輿情的網絡等媒體，事先研究制訂相關應對預案，預案應包括輿情事件表現形式、原因、先期措施、善后處理等內容。

五、反思網絡輿論

網絡輿論只能代表以下群體的聲音：生活在城市地區、有經濟能力使用網絡并有足夠閑暇在網絡中逗留并樂于發表意見的青年人。”而網絡輿論的現實表明，這些青年人的聲音所代表的顯然不僅僅是這些青年人本身。這些表達背后的民意支撐顯然不能視而不見。更何況網絡作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具有延續性和擴展性，把“特定社會群體”的聲音與“普遍的民意”割裂開來，只能是與現實愈發背道而馳。

網絡輿論的熱熱鬧鬧，除去網絡本身的技術優勢外，更有著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表達不夠自由的原因。

表達自由是民主的前提，網絡輿論與傳統媒體輿論的互動推波，形成強大的壓力，不僅對腐敗不公的個案解決有所裨益，也是制度改進的推動力量。而我們的現實情況是，發現問題甚至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不困難，往往由于決策者的利益取向，遲遲不能推動制度改進或者推出的卻是南轅北轍違背常識的制度。就當前的實際而言，網絡輿論力量的助推顯然大有可為。

第五篇：申論熱點：三農問題再解析

三農問題再解析

本文主要觀點：

1、在學者和官方眼中，存在著三種分別基于發展概念、穩定概念和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

2、現有的三農解決方案，均表現為每一個具體措施面對數不清的具體困難，無法推行，因而必須尋求全盤解決的方案；

3、應該從捆綁起來的三農問題中剝離出農業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4、農村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農民問題相當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5、農民民權運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改革戶口管制，而是要實現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6、農民平權已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并將有益于城市的發展和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

一、學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學界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有學究式的探討、有實證性的研究、有情緒化的吶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較罕見的是，不論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仗義執言的，還是站在當局立場上忠言極諫的，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危險性的認識，學者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紀末的最后幾年，即使是一直為農村政策和農業形勢唱頌歌的人，也加入了三農問題的大合唱。這與他們在政治體制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明顯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農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學者。梁先生一句“農民處于九天之下”的大實話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當眾斥責這位毫無惡意的學者：“你以為你比楊貴妃還美？其實你比臭大便還要臭，你臭不可聞！”梁先生從此厄運連連，沒有救出農民，連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受此驚嚇，只好把表述農民問題的專利權交還給黨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氣表達對農民和農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時代，執政當局正陶醉于“八億農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絕妙感受之中，梁面對一個把自己當作農民再生恩人的政黨，面對一個與“朕本農民”的朱元璋一樣自封為農民問題專家的中共領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誠無二，他卻忘記了“圣主之下絕無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論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確的思想只能由領袖親自來發布，錯誤的政策也只能由領袖親自去糾正。

曾經備受摧殘的知識分子階層表現出遲到的正義和良知，對農民之窮、農村之苦、農業之險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溫鐵軍、秦暉、何清漣、黨國英、胡鞍鋼、張英紅、曹錦清、于建嶸等人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深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梁漱溟先生。不僅如此，以李昌平、桂曉琦、熊國劍、馬銀錄為代表的一些官員身份的準學者，也勇敢地站出來“向總理說實話”、“向農民道歉”，雖然最后一個個從官場上悲情出走，卻贏得全社會的由衷贊賞。但學者終究只能說說而已，憂其民也好、憂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罷、警世危言也罷、泣血陳情也罷，無非盡一點匹夫之責。

誠然，三農問題絕非是學者們“發現”出來的。那些在信訪辦門前下跪的人、趕著黃牛進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爺”的人、被“雞頭”組織起來賣身致富的人、扛著鋤頭打砸鄉政府的人，其實他們一直在用另一種語言，向人們敘說同一個問題。他們不懂得“絕大多數與極少數”、“主流與支流”、“暫時陣痛與長遠利益”、“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的官方辯證法，他們也不懂得產權界定、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國民待遇的學術語言，然而，在中國，常識往往比學理還難得一聞，農民的故事并不亞于學者的宏論。

直到共和國的總理也用“橫征暴斂”、“民怨沸騰”、“官逼民反”來形容農村的狀況，并因為沒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良策而“頭痛”的時候，三農問題終成鐵案，諱疾忌醫者們也很難再推翻總理的判斷。但是，盡管總理頭痛不止，也還是有口頭上承認但行動上不承認三農問題的人們。各省的高官要員雖然三個代表、執政為民照講不誤，但他們的行蹤卻永遠偏愛發達的異國他鄉和先進的沿海城市，很難走到代表落后生產力的窮鄉僻野去體驗三農情懷。那些親自執行“三鐵政策”（鐵面孔、鐵心腸、鐵手段）的幾千萬基層官員更遲遲不能認同三農問題，他們認定農民除了太懶、太笨、太刁以外并沒有其它的問題。豈止越級上訪的農民要抓要關，編印減負手冊、張貼國務院文件的人都能成為**分子。所以，實屬無奈的中央，只能頒布沒人情愿落實的“好政策”，“歪嘴和尚”們仍然執行“以惡法對刁民、用重典治亂世”的既定方針，因此農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負擔愈減愈重。

三農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三鐵政策”的執行者們并不需要本文來給他們提神醒腦。本文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民工繳納進城費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欠費農民如何被虐、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無告農民如何反抗的實例。溫鐵軍、李昌平、馬銀錄的著述，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我看來，朝野各方的認識中有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三種概念上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發展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穩定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如果說人們對三農問題存在與否已經形成共識的話，那么，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大異其趣的。好在不管是關心全面小康的人，還是擔心農民反抗的人，還是主張憲法權利的人，終于有機會走到一起來了。

二、現有解決方案概述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發祥之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之地；農民曾經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次領導階級”；農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從來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我們曾言之鑿鑿地聲稱農民和農業生產力被“解放”過“兩次”，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三農問題？為什么被兩次“解放”的農民和農業總是趕不上已經被“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和一直被窮追猛打的貪官污吏，為什么被遺忘與被拋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總是他們這一群？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達對農村政策的重視，也暗示了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共的強項和優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巨大成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國人志得意滿之態，仿佛還在昨天。難道三農問題是剛剛冒出來的所謂“發展中的新問題”？

幾年來，三農問題的藥方已經開出一大堆。對開藥方的御醫和江湖朗中來說，需得三思：藥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藥鋪里可配得齊藥、買藥的可出得起價？此其二思；即便是濟世良方，當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設想如果我是“欽差”將如何如何，大有經世濟國之志、懷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總理上書時自喻的，顯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學者們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熱面孔經常往冷屁股上貼。而幸虧有這些不成熟的言論，否則三農問題將萬劫不復。非官方學者和民間的方案能否進入官方的視野，能否影響到高層決策的思路？大概學者們必須學會講那種官方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亦即“講政治”的語言，方有參知政事、行走軍機、言聽計從之效，然而，那些學會了“講政治”的學者，當他們擺弄出“高舉、落實、全面貫徹”、“加強、深化、積極推進”的時候，我們只怕又聽不懂他們成熟到和尚念經般的玄妙策論了。

我們見識過許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藥方：增收，到哪去增？減負，誰去減負？裁機構，人往哪安？費改稅，誰補窟窿？結構調整，啟動資金安在？國民待遇，農民冒充老外？農不養政，幾套班子誰養？村民自治，有何實質意義？發展小城鎮，誰來投資建設？向農民還債，九億人的債還得起嗎？廢戶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農民社保，保險基金何來？從經濟的視角、從人口與資源的視角、從財政的視角、從城鄉關系的視角，三農問題到底還是個死結。一方面要依*基層官員去安撫農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層干部的糧米外快；既要給農村以利益，又不想讓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財政有難處”，足以讓開藥方的人萬丈豪情立刻煙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兩頭受氣”，更讓你皇帝反不得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們設定這樣的前提：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打算掏大把鈔票，城市強勢群體不打算為三農買單（而且還想繼續從民工身上揩油），*農村“吃飯財政”養活的大部分官員不打算另找飯碗，最要緊的，如果政治體制不打算徹底改革，農民仍然不能成為平等的公民，國家與農戶的關系、農村政權的組成方式和運作方式沒有徹底的改變，那么，所有的藥方，到了農民農村農業那里，都會水土不服。現時的許多辦法如稅費改革或村官民選，據學界考證，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證托爾斯泰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謂雙層經營體制，不管如何繼續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

把思路局限在諸如土地產權、高效農業、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科技興農、公司加農戶、鄉鎮企業、撤鄉并鎮、機構調整、稅費改革、村民選舉等等這些具體方案上，結果總會讓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廣價值。每一個具體措施都會遇到數不清的具體困難，困難之大，足以讓任何措施無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難協調，或是財政要崩潰，或是制度不配套。舉例言之：一個處于國家強權嚴密包圍圈中的村委會，對農村大政方針毫無發言權，根本不可能與黨權政權形成半點分權制衡之勢，即便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又何來村民自治？一個負債累累、不盤剝農民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鄉鎮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減負政策？一群連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簡單再生產尚且要*打工收入來幫助維持的農民，他們拿什么資金去引進農業科技、發展規模農業？

李昌平和于建嶸關于“替農民說話”和“讓農民自己說話”的區別，實無實質意義。有良知的學者和官員，未必說不出農民想說而未說的心里話，親近農民的官產商學愈多則愈好；另一方面，農民自己說的話，怕也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有點回音，即便他們用腳投票、用拳頭說話了，只怕又被人誤讀，終不成還得有學者和官員們去翻譯。替農民求情哀告也罷、農民自己說話造反也罷，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方案。

就現狀而論現狀，就三農而論三農，東鱗西爪、小打小鬧、零打碎敲、步步為營的解決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見得就不進一而退二。郭飛熊提出，“對于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農村危機，需要一攬子解決計劃，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達大本大源。”這幾句話，實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認同“一步到位”、“一攬子解決”的全盤解決方案，竊以為沒有這種大徹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沒有三農問題解決的可能。三、三農問題必須剝離開來

鄧小平曾經有兩個預言，其一是：共產黨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黨內；其二是：中國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村。對于第一個預言，本人沒有資格去談它。看這第二個預言，自然，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并非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而是三農問題惡性發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暉教授發出“什么農民？什么問題？”的智者之問，讓人耳目一新，“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高論更引導我們放眼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來觀照三農問題。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認清三農問題的性質，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在我看來，所謂“三農問題”是一個捆綁起來的問題，并不適合于籠統論之。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有很多問題，效益低下大面積虧損、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工人貧困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國有企業的問題、國企職員的問題和國企人員社區社群的問題合起來稱為“三國問題”；同樣，如果采煤業出問題，不會有“三煤問題”，鋼鐵業出問題，不會有“三鋼問題”，銀行業要是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三銀問題”。

中國有按血統劃分的農民，但沒有世襲罔替的煤民鋼民；有分散隔絕的農村，但沒有人為隔離的煤民社區鋼民社區；有被層層疊疊的國家強權嚴密管制、只抽血不輸血的農業，但其它產業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顧多一些。這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一個特點。

如果說“三農問題”被捆綁著提出來有其合理性，但要解決它，卻再也不能在三個被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中間兜圈子，那是完全沒出路的。試圖通過農業的結構調整、產業化發展和科教興農來振興農業，從而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和改變農民的命運是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的農業創造出不可能的人間奇跡，但是很明顯，占總人口70%的國民是不可能通過給另外3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農業是農業，農民是農民，農業振興不一定農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樣，農民的“解放”也不必與農業的振興扯到一塊。農村問題與另外的“二農問題”的關系亦復如此，毋庸贅述。

如果我們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可以說農業確實有問題，但我以為其問題的性質并不比鋼鐵業或銀行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農業比銀行業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國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農業的問題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面貌，只是因為我們把農業不是當作一個產業來管理，我們用國家的強權構筑了一道道對三農的包圍圈。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規模分散經營因而不經濟、特殊在*天吃飯、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風險、特殊在價格彈性低因而增產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必須給予農業以大量補貼。而中國對農業生產資料（種子農藥化肥等）的壟斷使農民喪失討價還價權，對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壟斷使農民喪失市場交易權，對農業產出的過度盤剝使農民喪失擴大再生產能力，這些并非農業之特殊，而是中國之特殊。在三農的外圍，有一道類似于邱吉爾所稱的“鐵幕”，以便控制鐵幕內部的一切，以使農民只能種地，而產前產后的事由國家包辦。而構建這個鐵幕，據說是因為民以食為天、農業關系國計民生、要確保糧食安全，所以國家必須把主動權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農業這個產業看得太特殊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把進口糧食看得比進口石油要嚴重十倍更無道理，畢竟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互通有無的世界，農業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業和信息產業的全球化更可怕。說農業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能源、交通、外貿不也都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而且這句話對所有國家都一樣，卻不至于引發其它國家的三農問題。美國人布朗先生“誰來養活中國”的提問是帶著偏見的，這一問自然可以推及誰來養活日本、養活臺灣、養活新加坡，國家大小并不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大的中國不也是由一小塊一小塊日本那樣大的地方組成的嗎？何以見得小一點的國家就不必民以食為天？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就必須是一個農業大國或農民大國的說法是荒謬的。

中國的農業大概比中國的金融業要樂觀得多，也至少不會比國有工商業更讓人擔憂。我們這樣來設想，如果國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剩余必須由企業自己包養，政府也對國企職工開征人頭稅和三提五統，也要求國企下崗失業人員辦理三證、收取再就業費和非國企增容費，也控制國企的外圍領域，那么，國有工商業十之八九趕不上農業。如果政府把農業當作一個普通的產業，以農業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讓人們耿耿于懷，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決農業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全部的三農問題。

不是說農業沒問題，而在于農業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農業本身。把農業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有利于我們抵達大本大源。至于農村的問題，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村，當然有很多問題，在農村教育、環境保護、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官員食民祿而不為民辦事，就是最大的問題。中緬邊境的小學生因學費的差距都跑到貧窮得多的緬甸“留學”去了，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但若談到什么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了、政權根基動搖了，卻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收苛捐雜派不順利者們的抱怨。至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農村，即作為自然聚落形態的農村和文化風俗意義上的農村，比之城市，也談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農村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那么，農民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我們已經和尚念經般地念了十多年，因為政府對“增收”提不出行政解決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圍繞“減負”這個主題。看起來，“減負”的難題正在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和對農民的誠意。三令五申也罷、發放負擔卡和減負手冊也罷、費改稅也罷，效果都不甚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過重的負擔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鄉官貪污了，那不是減負，而應該首先反腐敗；是搞政績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減負，而應該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開工資、日常辦公開支和農村義務教育，那更不是減負，而是要首先解決基層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問題，不然，就得按農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農民不需要的機構。費改稅以后，如果貪污照舊、政績工程照舊、縣鄉鎮財政狀況照舊、義務教育經費來源照舊，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減負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四、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必須把三農問題剝離開來，并且絕不能僅僅用經濟的眼光找答案，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三農問題的實質。三農問題中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三農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表述他的國際觀，作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三個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左右中國命運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從全國搜集的大量的財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廣大農村則是第三世界。作為中國之第三世界的農村基本上受“類殖民統治”，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對城市的功用被定位為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各個世界之間壁壘森嚴，“國籍”以血統主義為主。這個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系，除了按后者有定價權的原則建立起產品交換關系以外，基本處于隔絕狀態，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門檻很高，“綠卡”價值不菲，勞務輸出中完全背離WTO的國民待遇原則。

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曾實施排華法案，與中國國內的戶籍管理條例極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華人征收人頭稅，對其他地區移民卻沒有這項稅目，這相當于中國農民的稅費現狀，而中國的市民或城市企業都是按收入為計稅依據而不是按人口數目為計稅依據的。加拿大當局長期不允許華人居住在中國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戰后才予以廢除，這些不人道的做法難道在中國國內的戶口條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寫著嗎？

在社會主義中國，農民不是一種職業，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國家本無權去干涉這樣的改變和調換，憑什么對“農民”搞雙重標準？我看對中國的“農民”這兩個字的含義，要做出恰當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種姓”，或者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黑種族”。

印度的種姓代表社會地位，是世襲的，也與職業身份掛鉤。婆羅門是僧侶和貴族，剎帝利是武士，吠舍是農民和工商業者，首陀羅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還有一種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廟朝拜，稱為“不可接觸者”或“*民”。在印度，高種姓的人不屑于從事低種姓的固有職業，正如中國的城里人不屑于做農人一樣，低種姓的人從事高種姓的職業會受到強烈的排斥、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并不象中國的戶口管制一樣，它不是*國家發布一紙“種姓登記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來維護的，印度人民的苦難與印度教中的毒素有關。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社會與白人社會相互隔絕。普通黑人只能從事農業、手工業，以及到白人的金礦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襲罔替的、就寫在臉上，這比中國的“農民”還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進入城市時用一套“通行證”制度，在各地實施的有“居住許可證”、“月度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等，這與中國“農民”進城所用的暫住證、務工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相似。警察抓住無證的黑人可以收容、強迫勞動和遣送。1960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臺反映黑人通行證制度的南非戲劇，演了五個月場場爆滿，當美國觀眾聽到劇中人說“一個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皮膚就是麻煩！”時，人們不禁對萬惡的通行證制度加以無情的譴責。我很想把這句臺詞改為“一個農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出身就是麻煩！”

然而，印度人可以將種姓制度歸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將種族隔離制度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而我們中國卻一直在搞“工農聯盟”、“向貧下中農學習”，“農民”確實不應該是一個低等的“種族”。況且所有的中國人上溯三四代，他們的祖先全都來自于“農民”這一“種族”。

我很不愿意把農民問題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作為中國人，這讓我感到羞恥。但想要說明白中國的“農民”是一類什么地位的人群，實無更恰當的比照對象。中國不僅有“農民工”，還有“農民企業家”、“農民商人”，何曾聽說過“鋼民企業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是指“農業生產者”或“農業經營者”，他的確是指那些依血統而成立的農民（除非成為城市的投資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這樣一套隔離制度，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惡的、萬惡的！將來的中國人必然會象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樣地譴責中國的農民隔離制度。

五、農民問題的解決

既然我們分析了農民問題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指出了其解決的辦法，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場農民民權運動。既然三農問題的形成應該歸咎于農民隔離制度，那么，只能無條件地解除隔離，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這應該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也不能夠從經濟學或財政學上尋找拖延解決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夠因為黑皮膚的人口太多而擔心白人社會容納不了就必須種族隔離一樣，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政府的困難或城市的困難而隔離任何中國人，哪怕他只是一個農民的后代。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花多少錢去開奧運、辦世博，興建多少愛國主義工程，給后人留下多少“優質資產”，在我看來，實在比不上把錢花在廢除農民隔離制度上更意義深遠、更公正、更正義。這是比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更加偉大、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不應該比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更困難。南非的白人曾經恐懼過黑人將涌入他們的城市樂土、增加他們的就業壓力，但這絕不能構成剝奪別人同等權利的理由。

石家莊、寧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嘗試改革戶口制度，讓農民有合法的投資移民、遷居移民、就業移民的通道。這比建設小城鎮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方案要現實得多，勞動力跟著資本走，而不可能讓資本到莫須有的小城鎮去尋找勞動力。這是有限地解除隔離的一項措施，它更應該在全國范圍內無條件地實施（任何入籍收費都是無理的、歧視性的）。完全徹底地改革戶口管理制度，也還遠遠不夠，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那些權利和利益才應該是農民真正的目標。各類企業、各色人等按同樣的稅則納稅，各地的學生按同樣的分數線考大學，所有中國人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的同等機會和平等權利，有同樣標準的福利保障。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否決這一目標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歷史性的錯誤。

誠然，城市的教育、就業、交通、環保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無疑會增大，但我們不應該把農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農民可以而且能夠按市場的法則做出他們的選擇，當城市沒有可供自由選擇的職業時，“農民”不至于會執著到為了一紙已經與農村戶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戶口而放棄故鄉的一切。因為他們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樣的自由，無論在鄉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樣權利的中國人，有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沒有回到農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礙，從事何種職業、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決于自身的勞動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場選擇，他們為什么要去破壞城市的穩定呢？

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離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農民反感計劃生育、農民重男輕女，其實這主要是家庭農業的特點，因為獨生女兒出嫁就意味著農戶經濟后繼無人，意味著家庭經濟事實上的破產，農村計劃生育的困難正在于此。所以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城市、農村兩性比例失調正是城鄉隔離的后果。長期實行城鄉隔離，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會加劇，三農問題必將進一步惡化并使解決的難度與日俱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實施戶口管制的時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沒有自由地調節勞動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場的功能吸納農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廢除農民隔離制度創造了基礎條件，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農民隔離制度松動。不幸的是，政府在這個松動過程中又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政府面對三資和私營企業對農村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面對城市市民主動放棄粗活、臟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雖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卻改用收費、盤剝的辦法來表達歧視，人為地干涉城鄉居民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展。隔離會造成痛苦，歧視將播種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張，勢必為未來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城市人口老齡化、市民職業白領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城鄉已有融合和勞動力互補的需求，農民自由入城不僅是農民的需要，也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場力量為主并引導得當，應該可以再創造出更多的勞動與資本融合、城市與鄉村融合的需求。

把農民進城想象成一場災難，這是一種“種族”偏見。不能忽視的是，當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國企、私營和外資已三足鼎立，而私營和外資企業中，農民出身的工人是主體。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故鄉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把三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僅當作負擔，這是一種弱智和短視的觀點。英國人、葡萄牙人可以讓中國的農民把漁村建成香港和澳門，江浙的農村移民可以造出一個大上海，中國的農民自然也可以擴大若干個城市、再造若干個城市。將過多的人口從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來，用市場的力量重新將勞動力資源洗牌，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資本都有是自由的話，浙江龍港那樣的農民城市將會更多地被創造出來。浙江的龍港是完全由農民創建的城市，可以設想，農民的勞動力和精英們的資產和智識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相結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東莞和順德的。

應該指出，農民的權利缺失并不僅僅體現在戶口簿中。戶口作為記錄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證明，本是無可厚非的。體現在戶口簿中的權利也還遠不是城鄉人民權利的主要部分，中國人還有很多權利是寫在黨證、官證、資產證上的。

我們的愿望是，中國的農民得到一張無差別的戶口簿的時候，戶口將僅僅成為“戶口”而不是一張“權利等級證書”。所以，關鍵的問題絕不是戶口簿上面取不取消“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這幾個字，而在于戶口簿上的任何一個字都與人的權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們用改革的辦法實現了人民的真正平權，不再因血統、因居住地、因職業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稅則納稅和按不同的名目繳費、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鄉村居住于鄉村的公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務員，也可以成為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當主席退休時體面地回到他的農場舊居去，誰會在乎他戶口簿上寫著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統呢？ 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農民的身份革命作為一場人權運動，要完成它，必然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僅僅是農民自身，而必將導致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以此而言，廢除農民隔離制度、推進農民人權運動，是值得學者們大講特講、大書特書的。

新當選的十六屆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別召開了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將農村工作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胡書記、溫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農村，訪貧問苦、關懷弱勢，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