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學傳統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_職教論文

不過，在國際關系問題上，儒家更提出講信修睦、親鄰柔遠的外交原則。儒家力主國家之間要親和友善、和平共處，以期達到《尚書•堯典》所說的“協和萬邦”的境界。為達此目的，儒家提倡在國與國之間的一切交往中應奉行“講信修睦”的原則，杜絕一切陰謀欺詐行為；在實現目標的途徑和手段上，也要以和平為主。孔子深信禮義文明的力量，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95），他稱道：“恒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96）《中庸》把“柔遠人”與“懷諸侯”列為治天下的“九經”的重要內容，認為：“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來懷諸侯也。”孟子認為“仁人無敵于天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焉用戰？”所以，在國際關系上也要行仁道。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97）他主張國無大小強弱，都應平等相處，友好相待，“能以小事大”者為“智”，“能以大事小”者為“仁”。（98）他還批評白圭那種“以鄰國為壑”的治水方法，認為這是“仁人之所惡也”。（99）荀子主張在外交方面要以禮義原則處理好大國小國、強國弱國的關系：“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悅之矣。”（100）“將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硅璧將甚硬、貨賂將甚厚，所以悅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101）他還強調對于友好的國家必須講究信用，說：“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是所謂信立而霸也。”（102）荀子認為，若能內修政教、外和諸侯，就可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垂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我不僅毋須“事強暴之國”，而且會使“強暴之國事我”。（103）如此，則“兵不血刃，遠邇來服”，“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104）“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105）“平天下”的偉大理想自然也就實現了。“協和萬邦”是中國文化整體和諧觀的表現。不僅二千多年前孔、孟、荀儒家宗師力倡“協和萬邦”論，而且“協和萬邦”更是中國文化一貫的精神和傳統，這充分表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酷愛和平并為偉大的和平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民族。以今人的眼光通觀人類發展史，人類由氏族發展為部落、部落聯盟、酋邦、國家，是不斷融會發展的。這是歷史的總趨勢。而且，我們堅信人類終將走向“大同”時代。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的“協和萬邦”理念促進了中國各民族的涵化、融合并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在人類民族史和人類文化史上堪稱典范。“協和萬邦”的整體和諧觀是中國文化對于人類文明的永久性價值。美國學者斯蒂芬•p•馬克斯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的《正在出現的人權》中，將西方人權觀看作是動態的、發展的：第一代人權觀發生于18世紀后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是法國和美國的革命。由于后來濫用第一代人權的各種自由，使得廣大工人階級和被占領土地上的人民被剝削和被殖民，因而引起社會革命。在1917年墨西哥革命和俄國革命之后，開始了第二代人權。這是一代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大體上說，這些權利是就一國或一民族的社會共同體而言的，而關于它們的所有宣言和公約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皆未能有所規范，這其中實際依然存在著對人權的大規模和公然侵犯的現象，例如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殖民主義、外國統治、對國家主權和民族統一以及領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脅等等。所以，從上個世界80年代起，一些國際人權學者開始呼吁制訂新的第三代的人權法則，并稱其為“團結權”，以促進所有民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國際合作與團結的政治責任。這種合作與團結在和平、發展、生態平衡、交往等方面具有全球性考慮的性質。我們認為，如果這種第三代人權應成為21世紀人類的努力方向的話，那末，中國儒家所講的“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的思想正可作為這第三代人權的基本準則。因此，我們固然應汲取現西方人權、民主思想之精華，以發展中國文化，但同時也應該以中國文化“協和萬邦”的整體和諧觀來發展西方的人權思想。（106）[!--empirenews.page--]

四、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類自誕生以來，即與自然界共生共存共榮。中國的哲人自古即對此有所省悟，故而提出著名的“天人合一”論。華夏文化的“天人合一”論，把人和自然看成一個整體，重視“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其中特別突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周易•乾卦》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人順應自然，與自然一體，揭示了天與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提出，人為“萬物之靈”，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識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稱他50歲“知天命”之后的歲月，能“耳順”、能“從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則認為人不過是“天地一芻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間的一切無不順應自然，合乎自然；莊子明確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齊一”；墨子主張，人們在自己首領的率領下，逐級“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觀意志與客觀法則統一。各家之說無不表明，“天人合一”論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辯證關系。“天人合一論”的最可貴之處，在于當它在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既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又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隸，人將自己從自然中分出來，這是人對人類自身認識的飛躍，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后人對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人類只有遵守自然法則才可以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各家各派中，儒家倡導“天人合一”論最為有力，其所述亦最為系統。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荀子雖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題，認為“人為萬物之靈”，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為前提，因而，他反復強調自然雖無意志，但人間的治亂禍福取決于能否順應自然。在《荀子•天論篇》中，他宣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顯然，他在要人們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時，必須“順乎道”，按規律辦事而不出差錯，所以“制天命而用之”應理解為告誡人們認識和掌握規律而后運用規律，順乎道、應乎時而行事。在荀子看來，自然規律只可順、不可逆，故《荀子•富國篇》闡明了“順”規律與“逆”規律所出現的兩種不同的結果，其曰：“天有其時，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滂滂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會富裕；反之，“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進，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社會貧困。可見，“相分”與“相合”的辯證統一，構成“天人合一”論的整體思考，成為貫穿從先秦到明清貫穿整個儒學史的主要內容。明代心學的開創者、嶺南大儒陳獻章雖教人“貴自得”、“從靜中養出端倪”，高揚人的主體精神，但同時又主張“學者以自然為宗”，追求“人與天地同體”——“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就是一個顯例。[!--empirenews.page--] 儒學以“仁”為道之本原，提倡以“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的恢宏氣象來涵容不同事物的和諧共存，故主張“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強調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來促進萬物生生不已和互相之間的協調發展。而維持與促進萬物生生不已、協調發展的方法和準則則是“中庸之道”，這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體現為“天人合一”的思想。這里的“天”系指包括“地”在內的整個自然界。在儒家看來，整個宇宙乃是一個廣大圓融、和諧有序的有機整體，是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物與天、人與天共生共榮、涵攝交織、渾然一體的世界，彼此相因相需，相輔相成，故其認為，人不僅可以利用自然，而且更應該保護和美化自然。綜結起來看，儒家的這種“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括下列幾方面內容： 第一，人與萬物統一。《禮記•郊特牲》謂：“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又云：“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儒家認為，天地造化生養了萬物，也生養了萬物之靈的人；人生之于天，人之所有莫不來自于天。張載《西銘》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自然界是人與物共同的父母，人與物都是大自然的兒女，故人物同根同類，人也是物，屬于物中的一員。人應把天地之體當作自己的身體，把統帥天地變化的自然本性當作自己的本性。人的小生命已溶入宇宙萬物的大生命洪流之中，所有人類都是同胞，世間萬物盡皆朋友，故對一切生命都應予以尊重與珍惜。宋儒二程提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107）的觀點，王陽明亦云：“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一也。”（108）諸儒都表達了尊重生命、兼愛萬物的思想。在他們看來，人與自然萬物內外相孚、一體統貫、和諧一致，既在本體上、存在上統一，又在生命上、價值上統一，是一個有機的、和諧的統一體，因此，人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愛自然萬物，不愛物即不愛人自身。這種深刻的生態倫理，充分體現了儒者博愛的情懷。第二，物質與精神統一。先儒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視社會，將天道、地道、人道一體觀照，從不把任何事物看作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在其心目中的物質世界主要不是近世西人所謂物理、化學意義上的物質世界，而是一個包括人在內的、富有生命力，從而生機盎然，既有物質、又有精神，或看說物質與精神高度統一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里，人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故人與天在物質方面是合一的；人又是宇宙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故人與天在精神方面也是合一的。至于人類本身更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因而，物質可以表現精神意義，精神亦可注入物質實體，物質又是產生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基礎，精神與物質兩者之間毫無隔膜。第三，宇宙觀與人生觀統一。《易•系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說，宇宙不僅是一個物質領域，而且也是一個精神領域、生命領域、道德領域、價值領域，故天與人皆有德性。《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劑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應該既盡己性、又盡人性、復盡物性，這樣，宇宙觀與人生觀也就統一了。張載《正蒙•天道》謂：“天體物不遺，無一物而非仁也。”戴震《原善》說：“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者，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于斯矣。”可見在儒家心目中，宇宙一數現象都充渴了道德價值；宇宙天地乃是真善美的化身，人類所崇尚的所有美德它其實都具有；人作為萬物之靈與宇宙的主人，更應集這些美德于一身，努力塑造與客觀世界相稱的人格境界，以無愧于“萬物之靈”的身傷與地位。所以，儒家認為，人必須加強自身修養。要做到“與天地合其德”，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一步一步地成為君子、成為大人、成為賢者、成為圣人，從而完成理想人格，這樣才不遜于天地之德，才會成就名符其實的“天地之心”。即以大公無私而言，天地為人類作出的榜樣是“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用”（109），人效法天地，就應奉行“天下為公”的“大道”；如此，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中不愧于心。而反之，無修養、無教化，為一己私利而不擇手段，惟利是圖，不顧康恥，不講道義，則高貴的人性就退化為低級卑劣的獸性。假若世人取后者而棄前者，則人類還不如自然萬物，又怎能“與天地參”？ [!--empirenews.page--]第四，愛人與體物統一。《易•系辭》謂：“天坤之大德曰生。”意謂繁育萬物是天地的最高美德，人類應該效法天地之德，敬重生命，普利萬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環與全面和諧。《周易》的這一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論的重要思想基礎，儒家正是從此出發以仁愛忠恕為一貫之道：孔子要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要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荀子要求“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110）；張載更進而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儒者的崇高使命。為達此目的，儒家攬倡以仁德之心愛人，以忠恕之心體物，為全人類甚至全物類安身立命，努力使整個世界成為平等、寬容、慈惠的天地。儒家因此而認為人活著不能只為自己，也不能只為人類，人應當以仁愛之心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自然也就應該珍惜別人的生命，并且應該像珍惜人的生命一樣去愛惜與維護萬物的生存發展。這樣就能使每一人、每一物的生存價值都與我們的生命合體同流，破有限而入無限，使人與外在世界合而為一，達到愛人與體物統一，以共臻和諧完善之境。儒家這種與人為善、與物以愛的精神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靈魂所在。第五，順應與創造統一。《易•系辭》云：“生生之謂易。”所謂“生”，就是一種創生力或創造力；“生生”就是創生再創生，或不斷創生之意。這就是“易”理。換言之，作為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其基本原理就是事物的創生性；它把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放在生生不已的變化運動過程中來解釋，認為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的發展都是創造變化的結果。《周易》認為，宇宙之所以生機勃勃，運化不窮，是由于宇宙具有萬物不斷新陳代射、不斷演變進化的內在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充塞于整個宇宙，無休無止，無窮無盡。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創造中的生命，無一人、無一物不在創化。這種“生生之德”乃是宇宙天地的本性，故《乾卦•彖辭》贊美“天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坤•彖》歌頌“地道”云：“至成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周易》又主張“人道”應效法天地，故《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傳•系辭》還揭示了“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千古真理。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111）所以，儒家認為，人與宇宙有著特殊的關系。作為人，不僅其身體是天地創造的，而且其思想與精神也是天地創造的產物。天地創造了人，又賦予人以創造精神，從而使人既是被創造者，又是創造者；既是被造之物，又是造物之物。在未有人類之前，是原始創造力造就了天地萬物，而既有人類之后，除了那原始創造力之外，人成為最有活力的創造者。并且，人作為萬物之靈、生命中最高貴者，有著自覺而又偉大的創造力，從而成為宇宙創造力的中心。唯其如此，人才能“與天地合其德”，甚至進而可以“與天地參”。于是，人類不僅創造了無數的實體之物，而且也創造了真善美，創造了科學文化，創造了文明、價值、道德、理想、精神、境界，從而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由此可見，是天與人共同創造了一個神奇美好的世界。人與自然互為助力，相互作用、相互塑造，雙向創化。自然在創造中生生相續，永葆青春；人在創造中美化世界，完善自身，不斷進步。富于創造性的自然與富于創造性的人類有機結合而達致統一，這就是人對自然順應與創造的統一，也就是儒家謳歌的人與天地參贊化育之道。[!--empirenews.page--]第六，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經濟統一。《論語•述而》載孔子之言：“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釣魚而不用大網截流取魚，射鳥而不射歸巢的宿鳥，這體現了孔子的環境保護意識。《禮記•月令》的前六個月都有保護自然資源的禁令；同書《王制》記載“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之制，還規定漁獵砍伐都須有一定季節，并且，不得捕殺幼獸、孵卵之鳥、懷胎母獸，不伐未成材之木，不顛覆鳥巢。孟子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洧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112）荀子也說：“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魚氅鰍 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馀食也；污地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馀用也；車做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馀材也。”（113）他們都以政治家的眼光把保護生態資源和發展經濟合二而一了。漢代董仲舒認為，水、火、木、金、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自然資源，人類如果恣意妄為，就會使這五者產生惡性變故，而其中任何一種資源受到破壞都會殃及生物，以致發生自然災害，危及人類。（114）賈誼則主張在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充分注重保護自然資源，對一切自然資源應“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115）如此等等，諸儒之論難以盡舉。我們現在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謀求可持續發展，而生態倫理的建構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是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近代以來，發明和應用科技，創造了人類前所的未有的物質文明，特別是20世紀高科技的發展，更牽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類的物質文明已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與此同時存在的負面效應則是：人類正面臨著極大的全球性危機，如人口膨脹、糧食短缺、環境污染、資源匱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區的貧困、暴力、戰爭、核威脅、恐怖活動??地球遭到破壞，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尖銳化，這一切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危機，人們在反思中認識到，在工業時代，由于“利”的驅動，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人類對自然界的粗暴掠奪，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殘酷剝削，人類使自己陷入危機。日益深重的生態危機使人感到已經陷入近代工業文明引發的“人類中心論”困境之中，因而當代學術界和思想文化界的詰難之聲不絕于耳。然而，如實地說，我們當代人所要超越的只是人類中心主義，即建立在近代工業文明和唯科學主義自然觀基礎之上的凝固化、絕對化了的“人類征服主義”，而不是簡單地強調人類終極命運、人類終極價值關懷，以及在人同自然界本質的統一中實現“人是目的”的人類價值觀，盡管這確實應該成為未來人類的理想。既然不可能徹底否定“人類中心”而去建立所謂的“自然中心”或“生態中心”，那末，21世紀人類的生存價值觀就只能是對“人類中心論”的辯證揚棄與超越。美國學者J•帕斯莫爾認為“當代生態危機根源于人類中心觀點本身，威信掃地的不是人類中心論，而是那種認為自然界僅僅為人而存在，并沒有內在價值的自然界的專制主義”，并主張“我們人類對環境問題和生態環境破壞負有道德責任，主要源于對我們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以及子孫后代利益的關心。（”116）據《韋伯斯特第三次新編國際辭典》的解釋，“人類中心論”曾在三種意義上被使用：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據人類價值和經驗解釋或認知世界。第一種觀點盛行于古代，第二種觀點在近代獲得文化主流地位，第三種觀點屬于當代人類中心觀點。而從現代意義上理解人類中心，應該是對人與世界關系——首先是人與自然界關系以及現實的人類實踐的一種理性概括，它是一個關于人類行為的“應然的”價值命題。換言之，“人類中心論”作為人類文化的深層價值觀念，作為人在了解、認識，改造自然與社會過程中的哲學觀念范型，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強調人的主導性、能動性、創造性，把對周圍自然、環境本性的把握建立在對生態生態平衡規律的認識基礎上，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非技術性和非工具性的關系，并同時思考人的存在和本質、生命及其終極意義之類形而上的問題，即把人的精神關系和文化價值融入其中，從而建設起人的完整本質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維價值的全面聯系。在涉及人與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時，強調人類利益的整體性、長遠性、共同性，改造并建立公正、合理的社會國際關系，開展有利于人類生存和平與發展的社會交往活動。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然之間、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117）[!--empirenews.page--]在思考與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建構21世紀人類生態倫理時，我們一方面仍需提倡認識、利用和開發自然，另一方面則又要強調保護、關愛和尊重自然。這兩方面是完全應該并且能夠有機整合為一體的。“自私而用智”雖是片狹的人類自我中心主義，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但“用智”乃是人類本性之一，也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問題的關鍵乃在與是否“自私”。中國哲學并不一般地反對用智，而僅僅只是反對“自私用智”，即反對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或為了人類的局部利益而不顧人類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挖空心思地掠奪自然。反對“自私用智”就要“尚德”。“德”是人類大公至正的理性，是一種無私的情感（所謂“天之大德曰生”、“厚德載物”等等），是駕馭工具理性的價值理性。21世紀，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總體原則只能是以“德”馭“智”，即用價值理性指導和運用工具理性。人們應當放開心胸，打通內外、上下而與天地交流，“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以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境界去開發和利用自然。這與“自私用智”地掠奪、征服自然的結果一定會有所不同。由此看來，“德治”不僅應該是一種基本的治國方略，而且還應該是一種應對自然萬物的基本方略。總之，儒家傳統中以“天人合一”論為主要表征的宇宙（天、地、人）和諧思想與生態倫理觀，經過發掘、整理，以及進行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詮釋，必將成為現在和未來人類的生態倫理觀的理論來源和思想支柱。綜上所述，如果說“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斷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118），那末，我們今天科學地分析、合理地開掘儒學傳統資源，就不僅對21世紀中國人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所助益，而且也會對實現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作出貢獻。［注釋］（1）《孟子•離婁上》。（2）《論語•學而》。（3）上書《子路》。（4）上書《季氏》。（5）上書《八佾》。（6）上書《里仁》。（7）上書《子罕》。（8）上書《子路》。（9）上書《里仁》。（10）上書《泰伯》。（11）上書《顏淵》。（12）《朱子文集》卷四十六。（13）《論語•公冶長》。（14）上書《雍也》。（15）《中庸》。（16）《論語•泰伯》。（17）上書《衛靈公》。（18）上書《泰伯》。（19）上書《子路》。（20）上書《學而》。（21）上書《陽貨》。（22）上書《憲問》。（23）上書《為政》。（24）上書《雍也》。（25）據《論語•顏淵》（26）《論語•學而》。（27）《孟子•梁惠王上》。（28）同上。（29）上書《滕文公下》。（30）《論語•泰伯》。（31）上書《雍也》。（32）上書《衛靈公》。（33）《大戴禮記•曾子立事》。[!--empirenews.page--]（34）《孟子•盡心上》。（35）《朱子語類》卷四十二。（36）《展望二十一世紀一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中譯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37）《呂氏春秋•貴公》。（38）同上書《威德》。（39）《孟子•萬章上》。（40）同上《離婁上》。（41）《左傳•襄公三十年》。（42）《孟子•離婁上》。（43）《荀子•正論》。（44）引自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丁酉九月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45）《禮記•禮運篇》。（46）《孟子•盡心下》。（47）唐甄：《潛書•抑尊》。（48）黃道周：《存民編》。（49）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注》。（50）《水心別集》卷之一《君德一》，《葉適集》第三冊第63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51）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有許許多多的工作、尤其是制度建設可做，并非一蹴而就，但必須從現在開始就實實在在地朝這方面努力。請詳參陳寒鳴：《試論權力體制的民主化》（載《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52）劉向：《戰國策•敘錄》。（53）《史記•天官書》。（54）《孟子•梁惠王下》。（55）《孟子•滕文公上》。（56）《孟子•梁惠王下》。（57）《孟子•梁惠王下》。（58）孟子所述的史事，未必盡皆真實，有的或許還加上了他的夸飾之辭，然多有自古以來口耳相傳的傳說作為依據，故而筆者將之稱為對古代史事的“追述”和描繪。（59）《孟子•離婁上》。（60）《孟子•公孫丑上》。（61）《孟子•離婁上》。（62）《孟子•離婁上》。（63）《孟子•梁惠王上》。（64）《孟子•滕文公上》。（65）《孟子•滕文王上》。（66）《孟子•盡心上》。（67）參閱《孟子•公孫丑下》。（68）《孟子•滕文王上》。（69）《孟子•梁惠王上》。（70）《論語•子路》。（71）《孟子•公孫丑上》。（72）《孟子•盡心上》。（73）《孟子•盡心上》。（74）《孟子•梁惠王上》。（75）《孟子•梁惠王上》。（76）《孟子•滕文公下》。（77）參閱《孟子•公孫丑下》。（78）《孟子•離婁上》。（79）《孟子•盡心下》。（80）《孟子•盡心下》。（81）《孟子•離婁上》。（82）《孟子•梁惠王下》。這使孟子的“王道”多少有了點古代民主意味。（83）《孟子•梁惠王上》。[!--empirenews.page--]（84）《孟子•梁惠王上》。（85）《孟子•梁惠王下》。（86）焦循《孟子正義》卷四引東漢趙歧解“人和”之語。按，《孟子•公孫丑下》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87）《孟子•公孫丑上》。（88）《論語•雍也》。（89）《論語•述而》。（90）《孟子•公孫丑上》。（91）《孟子•告子上》。（92）《孟子•滕文公下》。（93）《大戴禮記•用兵》。（94）《孟子•公孫丑下》。（95）《論語•季氏》。（96）上書《憲問》。（97）《孟子•公孫丑下》。（98）上書《梁惠王下》。（99）上書《告子下》。（100）《荀子•王制》。（101）上書《富國》。（102）上書《王霸》。（103）上書《富國》。（104）上書《王制》。（105）上書《王霸》。（106）參閱姜廣輝先生為拙著《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所作序。拙著由延邊大學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107）《程氏遺書》卷二上。（108）《王陽明全集•大學問》。（109）《禮記•孔子閑居》。（110）《荀子•成相》。（111）《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112）《孟子•梁惠王上》。（113）《荀子•王制》。（114）參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115《）新書•禮》。（116）John Passmore..Man’s Responsibclity for Nature,New York;Seribner’s,1974.（1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二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文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概論結課論文

姓名: 王亞東

學號：200909030040

專業：外語系

班級：09級本科（3）班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摘要：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就要按照社會需要,著力增強、激發社會的各種潛能。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理念,是我們黨在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深刻洞察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趨勢、順應人民群眾根本要求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戰略性舉措。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促進和諧人人有責,和諧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關鍵詞：和諧社會基本特征、和諧社會具體事項、構建和諧社會

1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

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我們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樣的社會才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已經明確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方面是和諧社會的本質,體現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指向,也可以說,我們所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充分體現出這六方面的特征。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和諧社會六方面的特征有著具體的內涵。(1)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2)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3)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4)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5)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6)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國家發展要求的必然，它順應我國國情、反映國家現狀、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需要，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又快又好發展。

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必然

(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許多國家的發展進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的發展階段,往往既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如果政策把握得當,就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了創造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有利環境和條件,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必須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的必然要求。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擴大,素質不斷提高。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同時,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也是我們黨執政必須團結和依靠的重要力量。為了不斷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并把新的社會階層團結和凝聚在黨的周圍,擴大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廣泛的力量支持,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我們必須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我們黨帶領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并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們黨把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共同為完成黨的執政目標和執政任務而奮斗的現實要

求。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黨全國人民共同的奮斗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推進這個偉大工程的過程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黨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抓住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核心,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帶領全國人民實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共同理想

具體來說需要注意以下事項，正確處理影響和諧社會建設的一些重大關系。一是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關系，全面落實科學的發展觀。我們黨所主張建立的和諧社會，是一個全面系統的目標，僅靠GDP的增長，無法支撐起一個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會。因此，必須把落實科學的發展觀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實現社會各個方面的和諧發展。二是正確處理激發社會活力與維護社會穩定的關系，為改革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既充滿活力又富有秩序的社會。一方面，我們要通過改革，激發社會各階層的創造性活力，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始終做到可持續發展。因此要自覺把社會和諧作為穩定工作的最高目標，堅持以和諧指導穩定工作，以和諧檢驗穩定工作，切實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三是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的關系，妥善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和地區之間的利益矛盾。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兩根支柱。建設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的關系，既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體制，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過宏觀調控，在二次分配中維護社會公平；既要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既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四是正確處理行政管理與社會自我管理的關系，打造社會管理新格局。真正的和諧社會是一個國家權力與公共權利良性互動的社會，是國家的行政管理與公民個人的自主管理相統一的社會。目前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用著過去以行政管理為主導的社會管理體制，這同經濟社會的發展不相適應。在進一步提高黨和政府管理社會的效能的同時，善于通過村民自治、社區自治組織，社

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和各類群眾代表會議等，形成社會管理的整體合力。五是正確處理發揮傳統政治優勢與創新群眾工作機制的關系，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既要發揮黨組織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組織優勢，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傳統政治優勢，更要注意創新群眾工作的運行機制，建立一套確保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實現、維護和發展好人民根本利益的長效機制。這就要求各級黨委政府都要認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把工作重點放在建立群眾工作的長效機制上，逐步建立順暢的民意溝通機制、有效的矛盾調處機制、便民利民的服務機制、公正的司法機制、完善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

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利黨、利國、利民，不僅是我們黨提出的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國策，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心聲。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和諧可以凝聚人心,和諧可以團結力量,和諧可以發展事業。我們要倍加珍惜已有的團結和諧的局面,始終用和諧的音符推動社會穩定持續的發展,以發展增和諧、以改革促和諧、以公平求和諧、以穩定保和諧,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光輝的現實。高神：霧中仙

高必：巡游天神

高連：地獄戰神，噬天虎

高偷：黑山老妖

高魔心：地獄戰神

高敏捷：風伯

高法連：機關獸(稀少!有烈火也不好吸!不推薦賺錢)

高反震：瑞獸，地獄戰神

高感知：霧中仙(這里最佳為2JN霧，吸高神更賺)

賺錢的話，只推薦以上的。

第三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文

文章標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文-異與和諧的必要張力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的重要執政能力之一。曾慶紅同志在闡述《決定》精神時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四位一體”，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格局

。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和諧”，是一種建立在由市場帶來的差異基礎上的“和諧”。這一新概念和新觀點的提出，反映出黨、國家和全社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現實社會生活變化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領域的差異與和諧以及兩者關系的認識。

市場經濟對差異與和諧的要求及其困境

將和諧社會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意味著對社會差異的承認，因為沒有現實的社會差異，在近乎同質的基礎上談和諧，即使不能說沒有意義，至少也是意義有限的。從邏輯上說，和諧社會就是社會在差異基礎上所達成的和諧狀態。

差異社會的和諧狀態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首先，市場就是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既是差異的表現，也是差異的結果。沒有差異就沒有市場本身，反之，市場一旦形成，必然增強差異，并促使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其次，不僅不同分工之間有差異，在同一種分工內也存在差異。作為一個競爭場所，市場要求所有參與者都時刻處于競爭之中，進行優勝劣汰。同一分工內的顯著差異既以優勝劣汰為前提，也會通過優勝劣汰進一步擴大。最后，分工和競爭必然導致經濟領域中生產要素的分化和分離，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場主體集中，造成其在市場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體及其優勢或弱勢在不同生產要素占有份額的基礎上形成，經濟差異由此派生出社會差異、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總之，有市場必然有差異，而市場的差異必然造就社會的差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差異的市場才是有活力的市場。改革開放以來的20余年中，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和造就社會差異方面同樣有效乃至同樣高效，就是這個道理。在幾乎同質的社會狀態下，迅速形成和擴大差異，首先是經濟上的差異，隨后是社會方面的差異，構成了一段時間來中國社會巨大活力的結構性來源。在改革過程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中都包含了差異機制的作用。

市場不但以差異為前提和動力，也以差異基礎上的和諧為條件。市場是一種辯證的矛盾統一體，其中既存在差異，也存在和諧：分工就是合作，交換就是互補，沒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經濟過程。從這一點來說，市場經濟要求的不是單純的差異，還要求差異的和諧與和諧的差異。古典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其實質性的主張就是尋求一只從差異中促成和諧的手，一只市場自發的手。問題在于，在自發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差異的和諧還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根本上屬于私人領域的市場，雖然不乏和諧的要求，客觀上也存在勞動分工意義上的合作，但僅憑其自身，難以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正如市場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對效率存在明顯偏愛，其在差異與和諧關系上對和諧也存在內在的無力，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近年來在國際國內被頻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國家，未經有效調控的市場由于缺乏對社會差異的控制而陷入市場效率喪失、經濟發展停滯和社會沖突激增的現象。市場需要社會和諧但又無力自發實現和諧社會的這一“窘境”，使得對社會差異進行其他層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調整成為必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差異與和諧的取向

和諧社會作為特定社會的公共目標，需要依托公共領域的力量來實現。以執政黨和國家的名義來積極認同并主動承擔這一使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含義。相對單純以資本增值及效率為首要目標的市場，社會主義要求以全社會的利益為最終目標，追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視為一種坦誠地認可差異、同時又真誠地追求和諧的經濟—社會制度。

問題在于，這樣的看法如果在理論上可以成立，現實中是否確實可行，還是需要檢驗的。當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剛剛提出時所面對的，說到底不僅僅有對社會主義能否與市場經濟銜接的疑慮，還有對社會主義是否足以制約市場經濟在差異與和諧關系上失衡的疑慮。這種疑慮不僅是理論上的，更是實踐上的。客觀地說，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差異與和諧關系仍然處于可控狀態，雖然分化和差異程度不斷爬升，但社會總體上還是處于有序和穩定的狀態；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差異與和諧的問題遠未得到解決，持續運行于分化和差異的高水平上，中國社會始終面臨著兩種現實可能性：或者在適度差異且不失穩定的基礎上，經濟和社會保持發展勢頭，或者隨著差異不斷擴大和沖

突加劇，最終陷入社會失衡、經濟停滯的“拉美陷阱”。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財富占有的階層分布的走勢，正越來越迫切地要求人們就這兩種可能性作出選擇。回避問題，逃避選擇，將置自己于“不選擇的選擇”之尷尬境地。正是在這一背景上，人們可以真正發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現代化戰略的重要意義。

構建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策略選擇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經存在的社會差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經追求過建設一個同質的社會，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異，同時也消除了一個正常社會的多方面的活力。一個沒有差異、沒有社會沖突的社會，也許令人向往，但這樣的社會難免會缺乏個人追求的余地和由個人追求匯集而成的社會活力和發展動力。

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定以承認差異、尊重差異為前提，努力追求讓不同個體、不同群體根據自身條件，充分發揮所長，實現自身的價值和目標。個體目標和整體目標的兼容和互補，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經濟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共同所在。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是差異成為個體或群體實現自身的領域，而不是委屈、浪費甚或犧牲自身的場所。差異構成了個體或群體之間“錯位競爭”的條件和憑借，有差異的個體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間對壘，各個群體或階層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圍，尋找自己的舞臺。有差異，但未必有沖突，更精確地說，正因為有差異，所以才可以不沖突。這種對差異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或者說非沖突化的處理，正是中國自古以來所推崇的“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會的核心構想，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從方法論意義上看，這種極具智慧的解決方案就是保持差異與和諧之間的張力，尋求兩者間的平衡點，以此促成個體有最大作為、社會得到最佳整合這樣一種充滿活力的局面，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經濟活力與社會穩定的并存和互補。

為了保持差異與和諧之間“必要的張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來調整市場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異說到底是利益的差異，和諧自然包含對利益的協調。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對市場自發機制采取一定的彌補，就不可能引導和影響差異的走勢，追求和諧社會的努力就很難產生效果，和諧社會就沒有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也將被虛擬化。具有自發性質又獲得了經濟上主導地位的市場體制，客觀上為掌握各種經濟—社會資源的個人或群體提供了發揮自身優勢的機會，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設性的政策架構，由國家制定公共政策和發展社會事業，發揮政府作為各種利益群體中介人和協調人的作用，通過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會財富適度轉移，扭轉差異擴大的趨勢，緩和利益矛盾，爭取適度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和諧。

有差異必有矛盾，有矛盾難免發生沖突。差異基礎上的和諧，不需要絕對排除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諧社會不是沒有沖突的社會，而是沖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會。除了由國家或政府擔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還可以采取法律的，社會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確的規則約束，讓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體制化的平臺，如集體協商或談判機制等，直接溝通乃至博弈，從中產生能夠為各群體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經過制度化、無害化和建設化的處理，可以有效利用沖突的激活效應，同時又可避免由沖突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實現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和諧。

無論差異還是和諧，它們都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個人或群體對差異與和諧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差異與和諧的實際效應。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在承認個體或群體間的差異、承認不同個體或群體的基本權利和權益的基礎上，對已經存在的差異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說。和諧社會需要利益協調，但利益協調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現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過程，需要經過一個解說而被相關方接受和認可的過程。只有綜合發揮利益協調、良性沖突和合理解說的作用，才能夠在利益分化和差異的基礎上，實現認知層面和現實層面的社會和諧。在這一點上，執政黨的研究工作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實踐過程，也是一個理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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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文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的重要執政能力之一。曾慶紅同志在闡述《決定》精神時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四位一體”，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格局。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和諧”，是一種建立在由市場帶來的差異基礎上的“和諧”。這一新概念和新觀點的提出，反映出黨、國家和全社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現實社會生活變化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領域的差異與和諧以及兩者關系的認識。市場經濟對差異與和諧的要求及其困境將和諧社會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意味著對社會差異的承認，因為沒有現實的社會差異，在近乎同質的基礎上談和諧，即使不能說沒有意義，至少也是意義有限的。從邏輯上說，和諧社會就是社會在差異基礎上所達成的和諧狀態。差異社會的和諧狀態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首先，市場就是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既是差異的表現，也是差異的結果。沒有差異就沒有市場本身，反之，市場一旦形成，必然增強差異，并促使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其次，不僅不同分工之間有差異，在同一種分工內也存在差異。作為一個競爭場所，市場要求所有參與者都時刻處于競爭之中，進行優勝劣汰。同一分工內的顯著差異既以優勝劣汰為前提，也會通過優勝劣汰進一步擴大。最后，分工和競爭必然導致經濟領域中生產要素的分化和分離，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場主體集中，造成其在市場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體及其優勢或弱勢在不同生產要素占有份額的基礎上形成，經濟差異由此派生出社會差異、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總之，有市場必然有差異，而市場的差異必然造就社會的差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差異的市場才是有活力的市場。改革開放以來的20余年中，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和造就社會差異方面同樣有效乃至同樣高效，就是這個道理。在幾乎同質的社會狀態下，迅速形成和擴大差異，首先是經濟上的差異，隨后是社會方面的差異，構成了一段時間來中國社會巨大活力的結構性來源。在改革過程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中都包含了差異機制的作用。市場不但以差異為前提和動力，也以差異基礎上的和諧為條件。市場是一種辯證的矛盾統一體，其中既存在差異，也存在和諧：分工就是合作，交換就是互補，沒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經濟過程。從這一點來說，市場經濟要求的不是單純的差異，還要求差異的和諧與和諧的差異。古典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其實質性的主張就是尋求一只從差異中促成和諧的手，一只市場自發的手。問題在于，在自發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差異的和諧還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根本上屬于私人領域的市場，雖然不乏和諧的要求，客觀上也存在勞動分工意義上的合作，但僅憑其自身，難以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正如市場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對效率存在明顯偏愛，其在差異與和諧關系上對和諧也存在內在的無力，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近年來在國際國內被頻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國家，未經有效調控的市場由于缺乏對社會差異的控制而陷入市場效率喪失、經濟發展停滯和社會沖突激增的現象。市場需要社會和諧但又無力自發實現和諧社會的這一“窘境”，使得對社會差異進行其他層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調整成為必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差異與和諧的取向和諧社會作為特定社會的公共目標，需要依托公共領域的力量來實現。以執政黨和國家的名義來積極認同并主動承擔這一使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含義。相對單純以資本增值及效率為首要目標的市場，社會主義要求以全社會的利益為最終目標，追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視為一種坦誠地認可差異、同時又真誠地追求和諧的經濟—社會制度。問題在于，這樣的看法如果在理論上可以成立，現實中是否確實可行，還是需要檢驗的。當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剛剛提出時所面對的，說到底不僅僅有對社會主義能否與市場經濟銜接的疑慮，還有對社會主義是否足以制約市場經濟在差異與和諧關系上失衡的疑慮。這種疑慮不僅是理論上的，更是實踐上的。客觀地說，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差異與和諧關系仍然處于可控狀態，雖然分化和差異程度不斷爬升，但社會總體上還是處于有序和穩定的狀態；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差異與和諧的問題遠未得到解決，持續運行于分化和差異的高水平上，中國社會始終面臨著兩種現實可能性：或者在適度差異且不失穩定的基礎上，經濟和社會保持發展勢頭，或者隨著差異不斷擴大和沖突加劇，最終陷入社會失衡、經濟停滯的“拉美陷阱”。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財富占有的階層分布的走勢，正越來越迫切地要求人們就這兩種可能性作出選擇。回避問題，逃避選擇，將置自己于“不選擇的選擇”之尷尬境地。正是在這一背景上，人們可以真正發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現代化戰略的重要意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策略選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經存在的社會差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經追求過建設一個同質的社會，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異，同時也消除了一個正常社會的多方面的活力。一個沒有差異、沒有社會沖突的社會，也許令人向往，但這樣的社會難免會缺乏個人追求的余地和由個人追求匯集而成的社會活力和發展動力。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定以承認差異、尊重差異為前提，努力追求讓不同個體、不同群體根據自身條件，充分發揮所長，實現自身的價值和目標。個體目標和整體目標的兼容和互補，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經濟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共同所在。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是差異成為個體或群體實現自身的領域，而不是委屈、浪費甚或犧牲自身的場所。差異構成了個體或群體之間“錯位競爭”的條件和憑借，有差異的個體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間對壘，各個群體或階層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圍，尋找自己的舞臺。有差異，但未必有沖

突，更精確地說，正因為有差異，所以才可以不沖突。這種對差異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或者說非沖突化的處理，正是中國自古以來所推崇的“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會的核心構想，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從方法論意義上看，這種極具智慧的解決方案就是保持差異與和諧之間的張力，尋求兩者間的平衡點，以此促成個體有最大作為、社會得到最佳整合這樣一種充滿活力的局面，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經濟活力與社會穩定的并存和互補。為了保持差異與和諧之間“必要的張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來調整市場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差異說到底是利益的差異，和諧自然包含對利益的協調。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對市場自發機制采取一定的彌補，就不可能引導和影響差異的走勢，追求和諧社會的努力就很難產生效果，和諧社會就沒有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也將被虛擬化。具有自發性質又獲得了經濟上主導地位的市場體制，客觀上為掌握各種經濟—社會資源的個人或群體提供了發揮自身優勢的機會，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設性的政策架構，由國家制定公共政策和發展社會事業，發揮政府作為各種利益群體中介人和協調人的作用，通過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會財富適度轉移，扭轉差異擴大的趨勢，緩和利益矛盾，爭取適度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和諧。有差異必有矛盾，有矛盾難免發生沖突。差異基礎上的和諧，不需要絕對排除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諧社會不是沒有沖突的社會，而是沖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會。除了由國家或政府擔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還可以采取法律的，社會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確的規則約束，讓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體制化的平臺，如集體協商或談判機制等，直接溝通乃至博弈，從中產生能夠為各群體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經過制度化、無害化和建設化的處理，可以有效利用沖突的激活效應，同時又可避免由沖突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實現差異基礎上的社會和諧。無論差異還是和諧，它們都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個人或群體對差異與和諧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差異與和諧的實際效應。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在承認個體或群體間的差異、承認不同個體或群體的基本權利和權益的基礎上，對已經存在的差異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說。和諧社會需要利益協調，但利益協調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現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過程，需要經過一個解說而被相關方接受和認可的過程。只有綜合發揮利益協調、良性沖突和合理解說的作用，才能夠在利益分化和差異的基礎上，實現認知層面和現實層面的社會和諧。在這一點上，執政黨的研究工作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實踐過程，也是一個理論過程。

第五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文.

和諧社會必須樹立幾個深層理念 1.雙贏互利的理念

為什么要樹立雙贏互利的理念,因為貫穿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雙贏互利的觀念。和諧社會,也可以通俗地說,就是雙贏互利的社會。具體說來,也就是使構成我們社會的各方、參與我們社會發展的各方,例如,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經濟和社會、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參與發展的各方,都能獲得雙贏互利,而不是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雙贏互利,這是和諧社會的要旨,同樣也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旨;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則是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是不可能達到社會和諧的,同樣它也是社會發展問題上“零和游戲”,是片面的、不協調的、不可持續發展舊式發展觀的集中體現。如果更深入一點,我們還可以發現,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深層理念,符合現代性從舊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發展趨勢。

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諧調,個人與社會不和諧,自然和社會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的轉折期間,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人類對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綠色懲罰”;人欲的激發和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對資源控制權力的爭奪,導致了價

值尺度的扭曲、倫理準則的變形。于是人類“向地球發動的戰爭”變成了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戰爭”。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

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雙盛、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理念,不僅符合符合現代性在當代進展的趨勢,而且也是對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精華的東西的繼承和弘揚。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豐富的文化學術遺產,其中關于“和諧”、“和合”的思想同樣十分豐富。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講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兩個最主要 的基本思想:一是人倫和諧;二是天人協調。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天人協調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

總之,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雙贏互利的理念,說明執政黨對新型現代性的日益自覺。

1.2“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理念

迄今人們看到的每一個社會進步,都是伴隨著社會代價的。純粹的進步、理想狀態的進步,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沒有社會代價的社會進步。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取得社會進步,同時又不斷付出社會代價的歷史。據此,社會學,得出了自己學科的深層理念: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這里,增促社會進步, 就是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個人的全面發展;減縮社會代價,就是指社會代價盡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們可以研究如何把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縮小到最小范圍的途徑和辦法。

我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快速轉型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20多年來,以社會轉型形式出現的社會巨大變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會關系、次級制度的變化,還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會控制機制、社會承受能力等等的變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個社會領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優化,另一方面,又引發了、出現了大量問題,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一方面,20多年的進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舉世矚目,全球公認,與此同時,也付出了種種代價,一些代價還非常沉重。特別是隨著人均GDP 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我國社會進入了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這是世界各國同期歷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政黨所不得不面對的。中國也不能例外,它們也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智慧。處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社會事實上有兩種前景。一種是活躍的不諧調因素和多發的社會矛盾,由于種種原因,得不到正確處理,導致沖突加劇,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損。這是一種黯淡的前景。國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

勒比地區的一些主要國家如巴西,在上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況就是這樣。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編寫的《全球工業發展報告1996》

稱這些國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種是活躍的不諧調因素和多發的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在改革發展的同時,社會保持穩定、充滿生機,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綜合國力迅速提升。這是一種光明的前景。我們中國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鄧小平理論及其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在同期超過了初始條件比自己好的許多國家,爭取實現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業發展報告1996》稱中國的這個十年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這種結果,令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羨慕不已,讓海外的炎黃子孫振奮不已。從新世紀開始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大體上與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相一致。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社會轉型兼具雙重使命,即從前現代性向現代性的轉變,和由舊式現代性向新型現代性的轉變。進入新世紀,后一轉變日益突出。在這一過程中多種因素同時并存、相互交織,形成了種種復雜的社會效應。隨著社會風險化和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的擴展,中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也進入了新的活躍期和多發期。各種新舊的不和諧因素頻頻展現在人們面前:由人為因素而加劇的自然災害、城鄉區隔、區域差距、貧富分化、失業、刑事犯罪、生產事故、勞資糾紛、族群沖突、新型傳染病、人口結構變化、高新技術沖擊、道德滑落、規范虛化、信任缺失、心理、社會問題并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為背景的,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過程,那么我們在主觀上必須自覺地樹立這樣的深層理念,并在行動上自覺地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縮社會代價。

2.3現代治理的理念,特別是善治的理念

任何和諧社會都不可能自動到來,它憑借的只能是對社會治理,特別是善治的不斷嘗試和努力,而由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共同治理一個社會同樣是對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所作出的最佳嘗試性選擇。

要了解現代治理的理念,特別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當前國際國內社會科學中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國家與社會相分離且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

和私人領域所引致的國家職能分解為統治和管理兩大職能。公共性問題再次得到彰顯。公共性在現代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制度經濟學等眾多學科研究的重大課題。公共性從其初始意義和其發展至今的當代涵義中都與和諧社會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關于新型公共性的內容,有學者將之概括為五點:(一作為一種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與歸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

(二作為一種現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務的精神四個方面。

(三作為價值理念的公共性。強調了政務公開和公民參與,強調公共部門運作要體現人民主權和政府行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門利益,強調政府行為的制度公正性。

(四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這既作為一種價值倫理,又是對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盡量響應公眾要求,負有社會責任感,讓公民有平等的參與權與機會,體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五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為一種理性和道德,強調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批判作用。

我們認為公共性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內容和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公共理性即“屬于秩序良好之憲政民主社會的一種構想。”對公共事務的治理、公共服務,即用現代公共理念管理國家與社會則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環節和它的核心內容在實踐中的體現,同時它也催生了一種能改變現代社會結構的領域,即不同于傳統公共權力領域的公共領域。這種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場都失靈的領域,便承擔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質上屬于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中離析出一種公共領域。這種公共領域它可動員和汲取大量社會資源,處理各種公共事務和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促進社會公

正與社會公平,在市場和政府都無法有效配臵資源的地方承擔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創新和社會治道變革中起著基礎性作用。

在市場與國家失靈的處所,都會潛伏一種不安定、不和諧因素,嚴重的可能導致社會動蕩不居、惡性運行。若不出現一有效機制進行角色安排,建構和諧社會則是空中樓閣。新型公共性是建構和諧社會 的重要調節手段和基礎保證。公共性與和諧社會的最重要的內在聯系則充分體現在公共性的核心內容公共事務的治理包括善治與和諧社會的關系之中。“治理”是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其中的公私部門之間以及公私部門各自的內部的界線均趨于模糊。治理的本質在于,它所偏重的統治機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制裁。”全球治理委員會給治理所下的定義是: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治理與統治的本質區別有三點:一是統治的主體只能是公共權力部門,其權威來源只能來自政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公共權力部門,也可以是私人部門,還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權威來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體之間的持續性互動;二是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度運作過程,而治理則是多元的、上下互動的過程,它通過合作、協調及對共同目標的確定等手段達致對公共事務的治理;三是統治遵循的是正式規則、制度與程序,而治理則以信任為基礎,遵循的是由主體間協商與同意的規則與程序。由此可見,治理較統治更適合于復雜性、多樣性與動態性的快速轉型期社會,那種多元的、上下互動的權力運作過程更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善治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最新口號,業已成為世界銀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貸款政策的主導思想”。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婭.休伊特.德.阿爾坎塔拉的說法是便于對許多國家的計劃和官僚機構進行改革更具技術性而較少政治色彩。俞可平將善治界定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

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他將善治視作為治理的理想狀態。接著他又將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為六點。總之,“善治

實質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種狀態。

從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們可以發現,公共治理是一種過程、一種模式,而這種過程與模式本身就是謀求建構和諧社會的嘗試與努力。善治,它幾乎就是當前所構劃的和諧社會的一體兩面,善治是和諧社會的治理過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條件與機制的最佳實施過程。

3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具體研究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

具體說來,就必須從人際關系、資源配臵、社會認同、社會結構,也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具體研究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這里只說一些要點。

3.1人際關系方面

就人際關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就要加速和諧社會的主體培育,這主要是通過人的社會化和人的個人化機制,把我們的社會成員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通過不斷的繼續社會化,使社會成員能夠恰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夠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從社會獲取自己應得的一份,從而能夠

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通過社會化和個人化的主要手段學習,把社會成員培養成一個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人員,以適應現代學習型社會的要求。

3.2資源配臵方面

就資源配臵方面看,這主要是通過社會階層體系這一社會激勵機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會差別的基礎上,激發社會的活力,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盡可能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通過社會流動機制,使社會成員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從較低的階層上升為較高的階層。所有這些,都使社會成員能夠多贏互利,使社會利益關系得到協調處理。

3.3社會認同方面

就社會認同來說,它是社會團結和社會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礎,必須處理好社會成員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關系,要特別重視文化認同、價值認同、目標認同、多元一體的民族認同等認同類型的作用,充分發揮它們的正功能,在當前,還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對中國社會認同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必須說,一個社會認同有嚴重問題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3.4社會結構方面

就社會結構方面看,合理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它以社會根源的形式決定著社會的穩定、和諧、協調與否。社會結構還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制約著各類社會主體的社會行動,以中介條件的樣式規定著行動主體活動的范圍、能夠達到的限度。一句話,社會結構總是這樣那樣地建構著、塑造著社會行動。

同時,我們也要強調,按照當代社會學的觀點,也包括我們提出的社會互構論的觀點,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又是相互建構的。社會行動,反過來,也以自己具有能動性的實踐活動,例如,發展理念的形成,發展戰略的制定,社會政策的出臺,體制改革的進行,影響著、重組著種種社會結構。換言之,社會行動也總是這樣那樣地建構著、塑造著社會結構。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相互建構中,誰的建構作用是主要的,要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對社會發展來說,一般地講,社會結構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個社會在不改變原有的結構,就不能發展時,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社會行動,就起著主要作用。例如,我國“文化大革命”十年**后,就面臨這樣的形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這樣的社會行動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同樣,兩個社會在差不多相同的社會結構的條件下,何者發展得更快,社會行動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收益,取決于兩個條件:初始水平和經濟政策。在初始條件上,中國與前蘇聯東歐國家相比,差距很大;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國卻能在全球化進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過這些初始條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國家, 真正是創造了奇跡。中國能夠這樣,主要要歸功于實行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即主觀因素。正是根據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相互建構的觀點,我們提出

建構合理的社會結構,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而社會更加和諧的實現,則又進一步促進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進程,兩者良性循環。和諧社會的理論前提、現實理由和重要特征 4.1以人為本理念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理論前提

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從主體上也就是人的方面,真正解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理論前提。

1956年我國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制度。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這樣強調:“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怎么就不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建設社會主義,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并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毛澤東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實質上是執政黨的思維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沒有使用階級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口概念。這是因為,黨在沒有執政之前,必須首先分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以組織階級隊伍領導

革命。盡管我們要把全國人民都組織起來進行革命,然而革命是要流血犧牲掉腦袋的,實際上只能把本階級的骨干力量組織起來去影響更多的人。這個過程中還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激化矛盾,以打擊敵人。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還是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毛澤東思想有三大法寶,第一個就是統一戰線,第二個才是武裝斗爭,第三個是黨的建設,這是通過搞好黨的建設來駕馭前兩個法寶。此乃毛澤東的成功之道。有一位老革命的回憶錄,講紅軍時期毛澤東曾出題考還是紅小鬼的胡耀邦,先問你懂軍事嗎?胡耀邦對軍事的戰略、戰術說了一通。毛澤東說,你對軍事理解的還不夠到位。什么是軍事呢?軍事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能夠死拼到底。然后毛澤東又問什么是政治呢?胡耀邦講了階級斗爭,群眾工作。毛澤東又說你對政治的理解也不深

刻。政治就是把贊成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有作為的政治家善于把反對我們的人變成贊成我們的人。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實質,就是要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實現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人民最廣泛的團結。中國革命因此贏得勝利,共產黨成了中華大地上的執政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上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講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人”，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包括一切熱愛祖國的人們。我國是法制社會,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體現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重要升華。正是在此基礎上,科學人才觀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觀念。

以人為本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新的執政

風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曾在“以民為本”和“以人為本”兩種提法之間進行比較,取得的共識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千年來就有“民本”思想,資本主義社會也早已有“人本主義”,我們共產黨人就叫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理念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具有最廣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真正解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體問題。這就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大家一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了新力量,鞏固和擴大了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從以人為本理念出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順理成章。因為以人為本,就將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眾之中的觀念;才能做到群眾利益無小事,并且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就要維護和保障人權,保護合法的私人財產。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是全方位、多層次的,而主要是指社會各階層能夠和諧相處。就是說,在新世紀新階段,只有所有社會成員都有了平等的國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4.2結構轉型期是提出和諧社會的現實原由

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結構轉型時期,這是改革的攻堅時期,主要是解決經濟社會結構問題,建立新體制。隨著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化,這一時期是改革取得較大效果的時期,也是社會階層激烈分化的時期,整個社會結構會逐步地分化為若干個階層,這些階層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獲得這種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產生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臨的主要約束條件,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所帶來的各方面的利益沖突。就整個改革進程來說,利益矛盾最尖銳的是這個時期。在這個時期,深化改革的關鍵,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并且讓人民群眾不斷得到改革的實惠。執政黨要合理協調利益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應運而生。

這一時期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一是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會使一部分低收入的弱勢群體誘發對舊體制的眷戀情緒,懷舊,今不如昔。它的危險性在于,這種眷戀情緒一旦蔓延開來,很可能同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斷取得成效而沉寂下來的極“左”思潮相結合,從而成為影響改革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一些抱有極“左”主張的人,打著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旗號,改頭換面地販賣“左”的一套,使改革的輿論環境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勢。

二是各階層的代表不可避免地會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階層利益的理論表達,使改革決策的理論環境趨于復雜,以至影響到決策,在實際操作層面的協調之外,額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論層面的協調負擔。這也就是我們在這一階段總要強調弘揚民族精神、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由于改革處在攻堅階段,原來舊體制下的各種矛盾以及在改革啟動階段尚未觸及的深層次矛盾都暴露出來了,改革進程中受歷史條件限制產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來了。也就是說,舊體制遺留下來的矛盾、改革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交織

在一起,情況相當復雜,各項改革措施牽一發而動全身,系統性非常明顯。不像改革初期那樣,一項改革措施就能帶來實實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難以一時取得突破性進展,這就容易使人們總感到現行的改革措施不過癮,產生激進情緒。

四是這個期間一般都是經濟的開放度達到很高程度的時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別是國外的一些思潮傳了進來,對改革目標的選擇、改革措施的確定、改革的實際進程都會產生影響。在這方面,這種碰撞突出地表現為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當,就會出現全盤西化,或者出現極端的、狹隘民族主義。

所以,結構轉型期的改革,已經不單單取決于經濟本身,不單單取決于經濟體制本身,它已經使改革成為一個全面建設新體制的創新時期、創新工程。整個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關鍵取決于能不能協調地渡過這個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危險在于,在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