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賀衛方賀衛方演講實錄-在首屆中國青年律師論壇上的演講

賀衛方：在“首屆中國青年律師論壇”上的演講

標簽： 律師

● 賀衛方（進入專欄）

今天與律師的交流非常特殊，這是“中國律師論壇”旗下的“中國青年律師論壇”。咱們中國人喜歡講“第一次”，往往都是針對非常古怪的“第一次”，但對我來講，今天的“第一次”是非常激動的第一次，能夠在本屆中國青年律師論壇上與大家交流最近的想法，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對一個學者來說是非常榮耀的事情。為了這一點我要特別感謝論壇的組織者，感謝每個參與論壇的律師。(http://www.tmdps.cn)

法官老的好，律師少的俏

“中國青年律師論壇”在中國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律師本色是青年。看中國律師發展的歷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幾年。所以說“中國青年律師論壇”實際上就是中國律師論壇，因為大家都是青年，都是懷著一顆年輕的心參與中間，參與到中國法治建設的中間。劉桂明總編也特別指出，律師應當是青年人組成的群體，法官老的好，律師少的俏。(http://www.tmdps.cn)

我們都知道對律師這個職業來說知名度非常重要，為了獲得知名度律師要想法設法地為客戶做好工作。對中國律師來說，一個非常大的障礙是我們的庭審過程不能讓律師完全發揮他們的才華。在西方國家，律師不是坐著陳述、質證和辯護，而是溜達著講話，那樣的場景帶有相當大的表演性。在美國、英國這些國家最偉大的律師是參與庭審的律師，檢察官也是政府雇傭的律師。對抗式的庭審模式很容易讓一個律師通過一個案件獲得廣泛的聲譽，這樣的聲譽對律師至關重要，聲譽使律師不斷保持一種自律的風范。但是我們國家目前這樣的司法程序還是讓律師顯得有點呆板。(http://www.tmdps.cn)

為什么說法官老的好？律師年齡特別大的時候，他就不愿意從事非常艱難的庭審工作，實際上律師的職業是不是干得太久以后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呢？我最近聽說有幾個律師中途轉業，比如田文昌老師也有點想，但我希望他能夠為中國的法制建設繼續作出貢獻（掌聲）。當然，有些律師朋友的懈怠是因為錢賺足了。“法官老的好”這個道理比較很容易理解，司法裁判工作是判斷人間是非的職業，是操生殺予奪大權的職業。為什么要從優秀的律師中間選任法官？對此，我有一個很大的考慮，在這個行業中獲得很高聲望的律師通常年齡已經偏大，所有的被任命為法官的人都在40歲以上。法官的年齡比較大其實意味著法官對于當事人的說服力的強化，在今天這樣的社會中，社會利益、觀念多元化，許多案件無法判斷是非，我們甚至要求法官調解時要明辨是非，事實上有多少案件是可以明辨是非的呢？我通常舉出一些案子：婦女是否有權墮胎？女權主義者認為我的身體我的自由，你們管得著我嗎？保守主義認為這樣的行為與殺人沒有區別，既然要懲罰那些在大街上殺人的人，為什么我們不懲罰那些在醫院里殺人的人，兩者有區別嗎？按照一些法學家的說法，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認為生命應當從出生之時開始。那么生命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生命是從受孕那個時候開始，到底法律上應不應當允許醫生和孕婦合作起來去墮胎，這是一個不大容易分清的是非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官的職業要有一種超越事物本身的權威性，有權威地裁判案件可以使敗訴的當事人總是覺得法官既然這么判了自己就接受了。(http://www.tmdps.cn)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經常被稱為幾個老男人組成的機構，現在是七個老男人和兩個上年紀女士，他們從來不推行年輕化，因為年輕化對法官這個職業并不合理。法官之所以老一些，是司法裁判這個職業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角色。“三權分立”學說是一種分工，讓不同的人行使不同國家的權力。一種權力如果一味地只關注人民的評價、只關注人民喜好的時候，只能是短期行為，如果一個國家的三種權力都按照這樣的邏輯去建設，便容易出現國家治理嚴重的問題。我觀察美國的政治制度，與其說他們是簡單的民主政體，不如說他們是混合政體。我們看到美國政體中間的構思恰好是一種混合政體。比如說法官的選任并不是讓人民選舉產生，而是由總統來任命，也就是意味著總統必須在精英中挑選合適的人來做法官，這樣的精英化也體現在背景的限制，他要得到總統的關注，背后要有一個參議院，每一個進入候選名單的候選人都被進行選查。這樣的選擇過程就說明美國不是一個民主的司法界。英國的司法界人士的精英化傾向非常嚴重，他們讀大學的時候只在兩所大學里面讀書，但英國的中學實際上是貴族學校，仍然體現濃厚的階級機構，這樣一種貴族傾向或者精英傾向使得司法界跟民意有著相當明顯的距離，他們考慮的問題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一個人被任命為法官即為終身任職。法官職業吸引人是因為他是終身的，終身任職也就意味著年齡會越來越老。大家知道，年輕人與老年人的區別在于，年輕人勇于創新，老年人不喜歡向前，老年人不喜歡改變現狀，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法官最不應該喊口號，否則就意味著法官的標準在變化，那么法律的可預期性就不存在了。(http://www.tmdps.cn)

律師要保持一顆年輕的心

經濟環境和法制環境的好壞，是一個地方法律能否保持穩定性，而不是與時俱進，法律必須保持穩定性，而且這種法律的穩定性不僅要保持在立法的環節上，還必須保持在司法的環節上，也就是說司法的準則必須尊重從前所做的解釋。一個人昨天被判決10年有期徒刑，第二天，一個犯同樣罪行的人卻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而原因就是昨天晚上傳達了一個文件要“嚴打”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不能夠讓一個有錢人在法律面前得到優待，所以我們要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只是膚淺的層次，我們要在保持空間和時間的緯度方面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要讓一個公民無論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必須適用同樣法律的準則，法官必須要在今天判案時考慮到昨天是如何判案。法官老的好就意味著法官天天在保持法官的效率，他們天天在想如何維護過去的法律，他們不斷用看上去過時的法律來調整今天的規范，這三種權力中總有一種權力趨于保守。(http://www.tmdps.cn)

但是律師不是這樣，律師要保持一顆年輕的心。我們是說中國律師都是青年，相對中國五千年的文明來說，律師的職業還太年輕，律師的職業簡直就是個嬰兒。唯一的一個職業找不到合理的前輩，那就是律師。其實中國古代也有律師，比如說訟師。日本一位學者專門研究明代的訟師，他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明朝時我們官方的話語永遠是對訟師的貶低，對訟師的評價永遠很糟糕。即使如此，我們還應該說訟師這種職業是律師的前身。(http://www.tmdps.cn)

《刺殺肯尼迪》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檢察官發現刺殺肯尼迪背后的事情，電影最后有一場法庭戲，那個檢察官一個人的獨白長達20分鐘，在這個演講中他非常地激昂，他展示一個會拐彎的子彈如何擊中肯尼迪，法庭上經常會出現用圖畫的形式來展現，最后他要求陪審員相信自己的主張。他的言詞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激動人心，他讓我們感覺到律師的職業不僅僅是謀生的職業，他是一個追求正義的職業，具有偉大理想的職業。這樣一個職業在今天即使在美國，也有人哀嘆律師職業的影響正在衰落。有一本翻譯書《迷失的律師》，翻譯者認為美國的律師職業正在喪失初期律師的理想，美國大陸會議的出席者幾乎有一半是律師，他們熱心國務活動，熱心領導美國的革命，可以說他們塑造了美國一個法制國家。(http://www.tmdps.cn)

如果按照西方的概念來去檢驗中國古代的訟師，早在春秋時代，有一些人曾經想試圖推出律師職業，他們不斷到法庭去辯論，他們不斷地在邏輯方面分析，甚至辦學校進行辯論的培訓，但后來中國的社會讓他們不再走這條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使得中國的歷史沒有律師發展的空間。(http://www.tmdps.cn)

律師的未來不是夢

上面我們講了中國青年律師論壇非常重要的三個方面的考量，法官老的好，律師少的俏，律師就應該是一個年輕的職業。接下來我們稍微展望一下我們的未來，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應該是中國過去25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擊證人，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逐漸演變，對過去歷史的了解也許有助于我們判斷未來的發展。未來的發展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解說。(http://www.tmdps.cn)

首先，從社會角度的發展分析。可以說中國社會的發展在過去的25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已經走到了一個滄海桑田變化的程度。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http://www.tmdps.cn)

第一個是我們的社會結構正在趨向適合法制社會的結構。現在人的流動已經變成了主旋律，火車、飛機天天在載著人跑，律師可能都向城市里面走，律師的職業不適合在農村里面呆，農村有赤腳醫生，但赤腳律師不大可能，總體來說，律師這種職業適合在大城市，我們知道人的流動性是社會結構深刻變化的一種表征。大家還記得費孝通先生分析中國的鄉土社會，中國的鄉土社會就是一個不流動的社會。不可能有法律，更不可能有律師，律師就是挑撥離間的人，在這樣的社會，有各種各樣的規矩，法律在現代社會中有明確的制定者，但規定像我們手機里傳來的段子一樣。法律往往是書面的，規矩往往是口頭的；規矩因地而宜，法律是普遍的，這樣一種鄉土社會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會大大改變。大家都學過西方的法律史，其誕生的重要條件便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比如，我們說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戰爭和后來的融合，這種融合打破了家族，后來基督教的傳播使得宗教之下人人平等的確立，同樣是對家族制度相當大的破壞；美國更不用說，是一個移民組成的國家。陌生人在一塊時，沒有血緣關系，要建立規則、法制社會是必然的。我們越來越趨向陌生化，會導致我們越來越走向法制化，而法制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律師。社會的發展會增加對律師的需要。(http://www.tmdps.cn)

第二是經濟制度的發展。有人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我也可以更加極端化地說市場經濟就是律師來調整的經濟（掌聲）。我們現在放眼世界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方就是律師發展最好的地方。我們放眼世界的時候，會發現律師在市場化的里面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職業，企業上市、企業兼并都離不開律師。因此，可以說如果有復雜規則的話我們就離不開律師這個職業。(http://www.tmdps.cn)

第三，政治體制的發展也會給律師職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機遇。整體來說，我們的政治體制越來越脫離于傳統的模式。法制最根本的前提是我們對政府的不信賴，我們“防火、防賊、防政府”。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過去那套政府的基本運行的方式已經不再有效，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需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行政許可法》就是為了防政府，這是社會最先進的發展。以法律來限制政府權力的觀念就是我們律師發展的機遇，因為有了防范政府的法制就有了具體操作法律的律師這樣群體的需要。我們還要呼吁律師能夠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律師不僅僅要成為法律家，也要有更多的人成為政治家，法律政治家。我們今后也可能有非常大的機遇，政治生活會越來越走向開明，如人大的代表不能再做啞巴代表，在人大進行辯論，我們的律師是何等的輕車熟路，這不就是法庭上表現的嗎？（掌聲）為什么西方國家政壇有那么多律師職業出身的人，就是他們知識的結構特別適合做國會的議員，做政治家。一個律師做了政治家，比如說做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即便知道違法也知道有個界限。鉆法律的空子是一個法制意識，而不是人治意識。(http://www.tmdps.cn)

我越來越強烈地期盼著我們政治體制得到改變，大家知道憲政問題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法學界關注的問題，沒有一個良好的憲政，這個國家就不是法治的國家，這對于我們律師來說，簡直可以說是生存的空間不大好了。(http://www.tmdps.cn)

其次，從司法改革的角度分析中國律師發展的命運。總體來說，我認為，司法改革需要更多地引進對抗式的模式，更多地去平衡訴訟雙方的地位，尤其是要嚴格地限制在刑事司法中國家的權力。這樣的改革能夠使我們的律師大有用武之地。現在很多人對從律師中間選任法官并不表示樂觀。優秀的律師去做一個普通的法官，他看重的可能主要是一個級別，而不是法官的職務。什么時候我們吸收最優秀的律師和學者去做法官，我們司法改革的境界就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境界了。(http://www.tmdps.cn)

展望未來我覺得還是過去常用的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自己感覺到還是可以樂觀，因為這個社會已經走上了法治的不歸路，即使某些時段有曲折，局部的曲折在建設法治社會過程中是完全正常的，一帆風順卻是不正常的。(

第二篇：成都法學論壇上賀衛方的精彩演講

成都法學論壇上賀衛方的精彩演講

非常非常的高興，我是打醬油的，沒有任何計劃說要參加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論壇。

劉桂明先生當年離開中國律師雜志，自己就在想可能以后就不會再有這樣類似的論壇了，經過長達四年的蟄伏，現在重新出山，又在成都，我想這是特別重要的一個紀念地，能夠重新開始民主與法治這樣的一個循環講壇，我個人覺得是特別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也一如既往原意參與。

這次刑事辯護有錢列陽律師，許蘭亭律師在這個地方，我們這種人怎么說話，冀祥德教授是這領域的專家。

所以我個人上午在烏魯木齊劉貴明先生跟我通短信說協調一下講什么，我想，就講講最近我們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或者說有巨大重要影響的刑事案件。

刑事辯護中間，學者與律師之間的互動，學者之間能做怎樣的貢獻。

可以說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中國的刑事辯護律師處在一個驚心動魄的狀態中，主要讓人擔憂的就是重慶打黑活動給中國律師提出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和困難。

前不久，6月11號的凌晨3點鐘，一個著名人物走出了監獄，李莊先生離開了重慶的某監獄，凌晨3點鐘這是個好時間因為沒有記者不會有任何人在監獄門口圍觀然后就匆匆忙忙送到機場旁邊的一個賓館，然后第二天訂最早的一趟航班，李莊有他的太太，兒子陪同回到了北京。

那天早晨我不知道怎么醒那么早，大概6點多種就醒了。醒來以后臉都沒有洗就上，突然發現李莊的兒子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在讀學生吧，今年畢業,他兒子發了一個微博把自己跟母親父親的在飛機上的照片發到微博上，我接著就馬上轉了這篇微博，說的非常簡單“李莊獲得自由”。

緊接著那天上午這篇圍脖轉載的頻率非常非常的高。

到了13號我們終于在北京可以有一次非常好的聚會，許蘭亭律師也參加了聚會，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也參加了聚會，還有陳有西律師了，楊學林律師等等，斯偉江律師好像沒有參加。

這次聚會上我吃驚的發現其實李莊的確他很愛眨眼睛。平常聊天的時候他的眼睛都是下意識的眨眼。

其實我跟李莊一點都不熟，過去好像有一次律師文摘，陳國棟先生主持的會議上，我好像和李莊律師見過一面，沒有任何交往，他的那種面部表情，我問李莊你的眼睛是那一刻開始落下病了，還是后來長的病？李莊說我這是老毛病了，我說這個習慣很不好，作為一個刑事律師更危險。

你們也知道李莊這個案件在第二期的審判過程中間，學者和優秀的律師組成一個觀察團，反正就是提供一點咨詢，學術界主要有江平老師何兵教授還有我，除了三個人外好像其他都是律師界的知名律師組成觀察團，這個觀察團一宣布成立，網上一發布，國內外都關注，一些國外的媒體打來電話要采訪。

在這之前大家知道，對于李莊案件的審判及重慶的打黑，那么中國的法律學術界可以說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風暴，到底怎么看待這樣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看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的言論，絕大多數的學者提出了是善的批評，當然西南政法大學的學者例外。

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在李莊第一審判的時候，參加了一個由重慶市政法委召開的會議。這個會議是凌晨1點多鐘開始的，就在李莊案審理那個法院，重慶市法院審判庭的樓上且帶有視頻直播的會議室里邊。當時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西南政法大學的幾位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在會議上的講話好像被歪曲了，第二天早上重慶日報刊登的四位學者或者五位學者力挺重慶，認為李莊案相關的程序方面沒有可質疑的，也就是說力挺重慶這樣的做法結果在網絡上一起了相當大的非議。

這次中國政法大學的王永教授在研究生畢業典禮致辭上面也捎帶把西南政法大學給罵了一句：我不希望你們將來做付鳴劍一樣的法官，在這點上我們絕不想和紅旗飄飄的西南政法大學一決高下。

我的研究生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的，本科是在西南政法大學，當然對本科大學感情比較深一些，自己的母校受到這樣言損，這樣的傷害，心里面氣不過，然后就說這句話很不妥當，我說王勇的致辭這句話簡直是在西南政法大學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我們這個學校現在傷不起啊。西南政法大學的一些校友看了之后都是怒不可遏。當時就跟批評網友一樣的講話。

其實對重慶的打黑甚至對重慶的唱紅提出善意的質疑。某些學者以外，西南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江平老師這樣的中國政法大學的前校長，他明確批評認為這是法制的倒退。那么除了象何兵先生，華東政法大學的童志偉教授。我覺得童志偉教授寫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其他的一些學者都是西南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像我們的80級的范中信教授，長期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的教授，他從歷史的角度，社會建構角度對于唱紅打黑，尤其是打黑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攻擊。

范中信教授在學理上他過去研究包括中國的西方刑事法律方面有關原理的東西，其實他認為這些是可以相互溝通的。比方說親親可相隱，過去我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糟粕，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東西。但是范中信教授說西方國家也要糟粕。這樣的東西比方說絕對不可以讓一個人的親人出庭為他做不利的證據，西方國家特別重視保護這些。比方說神父跟他的教徒，醫生跟他的病人，律師和客戶之間信息的保密。這是不允許取證的，那么這樣一種社會時序的建構并不是我們想象的。我們都大公無私我們都大義滅親，這種建構有一種良好的社會。那么范中信教授的文章發表的非常早，可以說在去年發表了這一篇揭露重慶這種用黑打的方式打黑的這種做法。那么另外一位是**教授現在在清華大學任教，他是西南政法大學79級得畢業生，**教授也是說要保衛我們的社會，我們要建設法治同時我們必須要保衛我們的社會。龔鋼模檢舉律師李莊 這樣的一種做法簡直就是沒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帶一點點人情味的社會都不會做這樣的事情。那么這篇文章在網站發布出來，我還專門在我的博客上轉載一下。我非常意外的是跟我一樣是西南政法大學78級的同學，現在在蘇州大學擔任副校長和法學院院長的殷愛蓀教授，這是非常意外的，殷愛蓀教授居然寫了一篇文章說回顧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的表現，來去揭示重慶現在跟文革時期越來越相似的狀況。那么他這個副校長他過去和范中信教授一起在蘇州大學工作過，這哥們平時很保守的。但這次為什么會沖將出來，里面還引用了我的文章的話，表達對我的觀點的聲援。

另外我寫的一封公開信，4月2號吳邦國訪重慶剛剛回去。我就發表<至重慶法律人士的公開信>.題目叫《為了法治在我們心目中那份理想》。那么這封公開信從一個校友的角度去寫作，我相信我們那屆同學重慶也好成都也好，西南政法的畢業生比例很高，加上重慶，原告在西南政法畢業生，被告在西南政法的畢業生，然后法官也是西南政法大學畢業生，這樣就不用回避了，大家反正都是一鍋的一伙的。那么我們那屆同屆的同學在重慶法律界差不多退休了吧，我的同學好像現在60以上的人不少吧。沒有退的都抓起來了。我現在以所謂的78級畢業的我們西南政法文革恢復以后第一界畢業生以大學生的身份向校友們喊話，喚起這個為目前狀況的認識，或者說他們內心的某種抵抗。我覺的當然這樣的公開信影響很大，我開頭自己想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如果在評論媒體上發表，在網絡就可以大規模轉載，如果只是在我的博客上發表其他的媒體就不大敢轉，比方說門戶網站，門戶網站它的來源必須是正規的，南方周末說哎呦不敢發，我們現在南方系已經被重慶定義為漢奸報紙，南方周末不錯，我還覺得財經雜志也不錯，在上面發表點文章，財經說剛接到指令不允許炒作這個事，后來都不能發，后來就算了就在自己的博客上發了，反正我的博客點擊量一千多萬了，雖然比不上陳有西的學術網，但是點擊量，影響還可以，我特意在下面注明一條本文放棄版權歡迎媒體轉載尤其歡迎重慶的媒體轉載。我在里面認真的說一些道理，分析李莊案法律程序上到底存在哪些缺陷和問題，那么我分析其實所謂的打黑過程中，為什么某些做法確實是違反法治的，可以說踐踏法律的底線，我有自己特意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現在升入副市長了王立軍先生說了一些話 王立軍先生也被西南政法在2010年1月份聘為博導跟我一樣，我都準備把它辭了算了。跟王立軍非常誠懇的談一些為什么法治社會是法院控制警察的社會，而不是警察控制法院的社會。為什么某些踐踏律師的做法其實最終導致整個國家法制的倒退，我們誰都不會有好果子吃。我談到了文強在他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何曾想到司法獨立？當他淪為階下囚的時候或許他就認識到這樣的一種道理，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最后我甚至想到處一片紅顏色的重慶，紅歌紅旗的紅和血液的紅的某些相似性，我寫這封信的時候甚至想到死亡，重慶自打黑以來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也不知道，有些人很神秘的自殺了。象重慶市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很神秘的自殺了。在一個羈押十幾個人的房間說其他人都睡死了，他自己用鞋帶勒脖子自殺了。那么多人的死亡，回頭想想都有一死，大家從出生開始奔向死亡的過程，被判決死刑的人那不過是死的早一點而已，留下很可怕的傷痛，就是用槍決這種方法，比方說傷口很可怕，這個傷口是無需再治療的傷口，我最后引了古希臘的戲劇家索福克勒斯對死亡的一段話作為終結，最后祝福大家幸福，祝福我們的法治能夠順利的發展。

也許自通過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十多年間，沒有一個事件將李莊案以及重慶審判的案件可以說勾起了學術界跟律師界之間的這樣一種更加密切的一種互動。沒有一次事件這么強烈。大家真的是在過去的一年時間在北京的一些聚會上面，甚至在我個人經常到外地去，當然我現在去不了重慶，我現在是圍繞著重慶亂飛，前不久還來到成都，到成都商做個講座，但是重慶我是去不了，許多同學校友在我的微博博客上留言歡迎我回去，我說我真的回不去。我不敢回去，李莊作為一個律師都不安全，我作為一個學者以嫖娼被抓起來了……

我覺得中國的法律界法學界現在可以說觀點發生很多分歧，現在的刑事訴訟法學界現在越來越強調中國的國情越來越強調解決近前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將來性的問題。大的體制性問題。有一些學者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比方說中特論，馬克思主義法理學。馬克思主義憲法學現在已經出來了。聽說所有學校都要用這套馬氏教材。我想今后會有馬克思主義犯罪學，馬克思主義司法精神病學，我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民法學你們是怎么編出來的，這樣東西看起來有一種蔓延的趨勢。也就是說改革開放經歷三十多年的時間社會問題積累了很多，有許多問題似乎改革開放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有一些人都在想象是否可以回到老年人的那個時代有不少人在主張說我們過去那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廉潔的社會是一個平等的社會，這當然是一種荒唐的說法。

那么學術界當然還有象我母校的一些學者居然可以說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辦法守住自己的名潔。我唯一欣慰的是到第二季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出來。重慶市委其實在第一期審判李莊案件時候，他們召開兩次關于打黑與法制方面的會議。邀請國內學者，民法方面，刑訴方面的一流學者，我聽說什么會長，副會長都有病，他們會議開的層次不高，據說書記很不滿意，后果也不大嚴重。

我們現在如果結合一些案件去強化學術界實務界與律師界之間的互動，我覺得最近這些事件越來越揭示出制度方面的缺陷和問題，這個缺陷和問題是我們律師，尤其是作為刑事律師最痛苦，在這個國家從事這個行業是最恐怖的問題。那么首先通過幾個案件我們可以觀察，案件事實真相方面可以說是極其不靠譜，接下來就是在法庭上嚴重的依賴，比如說證人出庭，良好的證據規則。李莊案一審的時候8個證人出庭，當時陳有西律師跟高子程律師合作說要求證人出庭的時候，居然審判長的回答是證人不愿意出庭，8個證人有7個證人被控制在檢方或者公安局手里面，但是他們說不愿意出庭，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吧。非常有意思的是審判長叫付劍鳴，他本身是西南政法大學畢業生，他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論證人出庭的重要性》，在刑事訴訟法中間的條文中沒有說證人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證人不出庭的理由只是說證人身體壞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或者你要證明的事實是非常不重要的，對整個案件不構成實質性質的影響，這樣的證人可以不出庭，其他的證人都必須出庭。但是重慶市方面有一些水軍、五毛出來說全國出庭率都很低，所以我們就好像是正當合理的，但是書記在北京開會的時候信誓旦旦的這次對案件的審判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你如此高調的張揚自己的這次審判說為什么不把事情做的漂亮一些。而且到了二審的時候證人出庭，人們吃驚的發現他不回答問題，什么都不記得了，還說聽不懂對方的話。但是人們馬上回憶說前不久中央電視臺采訪這個龔鋼模，龔鋼模說普通話侃侃而談在電視上。但是到了二審的時候就不懂了，不回答問題。這樣的證人出庭就等于沒有出庭，因為你不回答問題。

我們都知道事實真相在一個案件里面很重要，可以說許多案件都是涉及到事實爭議問題，像鄧玉嬌案件在2009年5月10日晚9時許在湖北省恩施州巴豆縣安管鎮一個22歲的姑娘拿著水果刀首任招商引資辦公室主任鄧貴大同志，鄧貴大同志連中三刀，當場躺在血泊中不治身亡，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情，讓鄧玉嬌如此氣惱，讓鄧玉嬌揮刀，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利害關系，他們雖然都姓鄧但他們根本互相不認識。據說兩個醉醺醺的人一個鄧貴大，一個黃德志，招商引資辦公室工作人員，他們一個勁的要求鄧玉嬌做什么，鄧玉嬌一直拒絕做，于是就發生了推搡，鄧玉嬌被按在沙發上，然后黃德智手里還拿著一碟百元大鈔，五千塊錢的，然后就打鄧玉嬌的腦袋，還說看你干不干。我覺得百元大鈔上面都印毛主席的頭像，他就用毛主席打人，太有學者的風范了。你知道如果他們要求說你必須和我發生性關系的時候我覺得鄧玉嬌享有一個無限正當防衛的權利。我們的刑法明確規定如果婦女面對的是一種強奸的要求那她就有無限正當防衛權，這些東西你必須要說，你要站在一個女性的角度尤其是一個22歲的姑娘她的角度去設身處地的想。兩個喝著醉醺醺的大漢，然后一個勁說，你必須如何如何，按到她，打她。那這個時候你不能說等到事情已經開始你才發現他原來要強奸我，那樣就不行了。那你要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去合理的想象，也許他們，西南政法大學一位學者高--飛教授說：這是公開場所，洗浴場所是公開場所，不大可能發生強奸，我說高--飛你真的沒有強奸經驗。公共場所發生的事多了，強奸歷史上公共場所發生的多了，他說怕留下罪證，我說怕留下罪證就不犯罪，那世界上沒有犯罪，怎么可能有犯罪，高--飛教授無非就是想說，當時他們就是想拉鄧玉嬌一塊洗浴。那兩個大老爺們你洗澡你洗你自己的，你們拉個姑娘在旁邊，這姑娘也脫光了，你們三個一起洗浴，洗啊洗啊洗，相濡以沫，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談，就是不談性事，我說你騙鬼去吧，我才不相信。

這事情撲朔迷離到底當時是怎么回事，我們多么渴望當地法院能夠成為一個澄清案件的平臺，如果鄧玉嬌根本是無端的殺人，比方說她們說鄧玉嬌和我們一起玩玩撲克好不，你拿起刀一刀把人捅死了，我覺得這個人不是說防衛過當，故意傷害那簡直就是故意殺人罪，但如果是要求的是強奸或者發生性行為，那么鄧玉嬌干脆就是無罪，所以我說這根本就是個假案。這案件可以說是鄧貴大，黃德智強奸案的一個結果，為什么變成了鄧玉嬌的案件，我覺得真是可惡。我們曾經在湖北省政府武漢1995年開始開辦了一個系列持續六年的基礎法官培訓班，可能全國沒有哪個省份有這么好的條件，又有基金會資助，請了世界級的著名學者家來給湖北的基層法官講課，我們覺得是太奢侈了。其實基層法院的法官到底知道這些人到底怎么樣，我作為一個項目協調人在下面聽，他們中間還有人再打電話，那時候95年手機剛剛的很得意，拿著手機說行啊 我中午一塊吃飯。但是六年下來每個基層法院都有我們培訓的法官，國內學者像梁桂新教授，黃一明教授等等都到這班上給大家講課。兄弟我也簡略給他們講課，我都希望說法院這次露臉的機會來了，老子就把這樣的法庭開的好好，我審他兩天該傳的證人一定傳到法庭上，讓他們作證，讓他們講實話，律師的權利得到很好的保障，然后事實真相大白于天下，讓鄧玉嬌的案件成為司法公正的里程碑，我多希望是這樣的結果，有一篇文說巴東縣法院就看你的了，最后案件的審理不到兩個小時，匆匆忙忙按照有關部門提前定好的罪名，量刑幅度進行了量刑，我們知道鄧玉嬌有罪但不用到監獄里面去，這種的司法制度是何等的可怕，因為它沒有真正的質證，一張一張的紙在法庭上。

我們都了解英美法院的審判，律師大放異彩的地方就是在對證人質疑過程中，美國法官退休后寫了一本書叫偏見性司法，美國的制度太過分了，一個優秀的律師簡直把一個誠實的證人搞成騙子摸樣的人，為什么一些律師特別有名，為什么丹奴律師特別厲害，揭示案件事實，在法庭上質證，這方面我們看來距離非常非常的遙遠，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質證，而且越是受到關注的案件，情況變得非常糟糕，但是我們學術界能推動的方面，就是我們實務界可以強化的方面，第二個我覺得是法律解釋問題，我覺得法律解釋存在一個相當大的可怕的隨意性。

有一些案件我在著說成功有點不合適，我還是愿意提到因為我已經在公開文章寫到了，醉酒駕車撞死1人4人重傷的案件，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審的時候不是適用交通肇事罪，而是適用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們都知道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微妙，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從一個條文中間截取了一節，以爆炸，放火，投毒，決水等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你們知道這樣一種后面等字當然包含著也可能我們補充其他類型，我們法律沒有列舉的，但是所有以這罪名非前面四種必須要跟前面四種行為的危害性相當，而不可以說根本不想當的，像孫偉銘一個人駕車送他父母親去火車站，成都火車站，然后他沒有駕照，如果他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他把父母親也攜帶在車上危害公共安全，你知道他是不可能的，你推斷他的內心心理狀況這是不對的，但是看起來社會的壓力比較大，院長說判不判死刑有三個因素：第一看法律的規定，第二治安形勢，第三人民群眾的感覺。人民群眾感覺不高興我們法院就是抗不住，抗不住最后就錯誤的適用法律，錯誤的解釋法律，最后的結果一個人其實最高刑是7年就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幸虧不是馬上出來個警察給打死，還有個上訴期，上訴后家人變賣了房產給被害人補償，最后才改為無期徒刑，而且這已經變成了一個先例，最高法院黃xx大法官說以后類似的事情都應該這么判。這完全是我覺得法解釋上的混亂。你可以發現一個法律條文可以寫成洋洋灑灑很長的論文，就是說要形成這樣主流的解釋，對法律本身的主流解釋在我們大陸法系中間也應該是主流的一部分。一個法官居然違反了法律主流解釋去另外適用法律，那么它就會引發一個警報系統，引發國家的關注，這個主流解釋也許需要更新了，也許法官本身是錯誤解釋了法律，最后我想怎樣的一個法律機制能使我們的法律變得不再那么隨意，這是我們需要聯手，需要互動，需要改進的。

另外一個方面，第三個方面我覺得特別可怕的是上下級法院關系在今天好像變得越來越行政化，就像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有個關于法院上下級關系的一個司法解釋，主持這個解釋的年輕人何帆博士和我是好朋友，他一直在想法設法的說不允許請示上級法院，上級法院不允許對案件如何判決作出指令，但是最后出臺之前，經過最高院審委會研究的時候，原來所追求的目標被大大降低，最后又變成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東西，我們都知道，上下級法院經常就一些案件像孫偉銘案件，從四川省高院在宣判二審的時候幾乎同時在北京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最高法院的委員黃xx女士也是法官.。在那次新聞發布會上直截了當的說四川省高院判決是合理的，今后會成為先例，我說你都不會裝，等兩天自己了解高院是怎么審理的，然后再去發布結論更好。這樣做的太明顯，讓大家覺得都是最高院的指令，四川省高院怎么判其實已經決定了。

藥家鑫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似乎是，至少開始的時候是說不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案件的張軍先生，我覺的是個非常卓越的學者，也是個很好的法官。他現在好像主管這片的工作以后，一個基本的想法就是，盡可能的減少死刑的適用。大規模的減少，那么，這個案件的他本來好像透露出來的信息說，存在著自首的情節，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一塊去自首，必須要考慮，否則的話以后父母都不帶著孩子去自首，父母都不帶著孩子去自首，孩子被送到海南島去藏起來更可怕。那么，同時又說這是不是預謀的殺人，畢竟他是臨時起意的殺人，所以，惡性不應該這么大。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在悄悄的告訴下邊說可以不判死刑立即執行，改判死期緩刑兩年執行。但是，壞就壞在這個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他們真的是瘋了。他們居然在現場發放問卷，發下問卷問大家這個案件怎么判。然后，現場聽眾中有許多是學生，是大學生，有傳說是大多數是來自藥家鑫的那個學校，西安音樂學院。他們這種做法引發了人民的滿腹狐疑。然后，巧的是，中央電視臺也少有的說報道說：哎呦，藥家鑫是個好孩子，藥家鑫這個孩子哎呀真是心理呀可能也受壓抑，呀受壓抑，老是練鋼琴，他還得了很多的獎狀，也樂于助人呀如何如何。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李玫瑾教授，他本來是一個心理專家，他不是一個精神病專家，他經常越界講話，我記得當年陜西的那個邱新華案，邱新華案我們當時呼吁說給邱新華做一個司法精神病鑒定嘛，因邱新華實在是讓人覺的莫名其妙。他到廟里面去，把十個香客給殺了，那香客根本沒惹他，問為什么會殺他們的原因，他說那廟里的和尚摸過他老婆的屁股。殺完了人以后，又把人的心肝給割出來，然后在鍋里面炒，炒完了以后，喂狗吃，然后，一審被判了死刑。記者問他說你被判了死刑怎么樣，他說（他是個農民）死不死倒無所謂，最可氣的是我寫的書沒人讀了。哎呀，記者說天哪你在寫書，寫什么書呀，他說主要是解決海峽兩岸關系方面的書。而且，邱新華的夫人說這個家族真的有精神病的歷史。但是，我們呼吁做鑒定，李玫瑾教授當時站出來說，根據我的觀察他根本沒有精神病，于是邱新華急急忙忙的就給殺掉了。那時候，他是站在那個角度說他沒有精神病。哎！到了藥家鑫案的時候他站出來說，開始的時候他連捅了8刀，法院查證說是捅了6刀，其中有兩刀是反抗過程中形成的刀口。然后連捅6刀，連捅6刀李玫瑾教授說這可能跟他彈鋼琴有關系，彈鋼琴他彈了一個健就噗噗的彈下去了，所以，有一種強制。哎呀，大家都覺的奇怪，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他現在變成這個樣子，說這樣的話。

然后有媒體，南都周刊，南方系的媒體請我寫篇文章，然后，我來寫了個書信體的文章，基本的觀點是，藥家鑫這個人其實用一個成語來說叫不可救藥！我個人一直在推崇死刑，推行死刑是個立法行為，不是一個執法行為，我們不可以西安這個地方哦，明明根據現行的立法和現行的這樣一種死法實踐，這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但是，由于大家都關注了，大家都呼吁了，這個年輕人還不錯，于是大家就說哦不判死刑。其他的地方可能類似的情況，沒有得到關注的就被判死刑，那么我覺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所以，我覺的藥家鑫是不可救藥的，但是我覺的現在有一些媒體，有一些人就表現出那種戾氣、那種張揚、那種暴力的傾向，覺的另人憂慮的。哦，比方說北京大學的孔慶宗教授，孔慶宗教授最近特別活躍的，陳有西律師在孔慶宗那就是漢奸律師，哦，我就是漢奸法學家。他評藥家鑫的那個視頻，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地方弄得那個第一視頻，每天晚上都請孔慶宗出來對社會問題發表講話，大家都知道孔慶宗是研究文學的，研究╳╳，研究魯迅的，每天都講，講到藥家鑫案，然后先放一段短片，那個短片小伙子看著在法庭上淚流滿面，懺悔不已。然后女主持人說，哎看上去呀他一點也不象個殺人犯。孔慶宗說殺人犯寫在臉上啊，你看哪個殺人犯在臉上能看出來呀，殺人犯都長的像我這個樣子就殺人犯了啊。他當時斜著眼神看著，有點像哈。然后，接著馬上就說我告訴你，這就是個殺人犯的臉，典型的殺人犯的臉。殺人犯長的都是這樣文文靜靜的哈，長的不錯，樣子很溫柔的樣子，這就是典型的殺人犯，而且他的名字，藥家鑫的那個鑫三個金字那就是指三把刀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個殺人犯的名字。哇!接下來說，女主持人說他好像有自首情節，他馬上就說自首，我告訴你，有些犯罪，自首是沒有用的，你也可以不自首，你跑，我叫你跑，我把你全家都給殺了，滅你九族！哎呀，公然這么說，然后，說現在到底是哪出了問題，一個年輕人就這么被殺人，到底哪出了問題，我告訴你，孔慶宗說都是這些改革開放以來就學西方，學美國，學德國，學歐洲和其他國家，都不跟著共產黨走，都不聽共產黨的話，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告訴你。接著他馬上又說這樣的事情在美國、在德國絕對不可能發生這么黑的事情。我都搞不清楚這個邏輯都亂了，后來我的文章把孔慶宗的邏輯錯誤不客氣的都給一一分析了一下，結果哎呀真的把他氣壞了可能，所以，我這個最近經常被他在網絡上抨擊。我最近對一些紅歌寫了一系列的東西，分析紅歌的價值追求是什么，回憶我們自己小的時候唱紅歌，唱的歌曲啊，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啊，我覺的其實后來改革開放以后也有些歌曲是紅色歌曲，像殷秀梅愛唱的那個“黨啊黨啊愛親愛的媽媽”“你用什么乳汁什么的把握養大”-----我覺得是黃色歌曲哎。

我覺得完全顛倒了，人民是更高的，黨是人民的兒子，怎么能換了呀，黨哪有乳房嘛，真是……無性繁殖嗎這呵呵。我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實我也分析，包括你像我分析納粹時期德國唱的歌，嗚啊這根我們現在唱的紅歌都很相似，高舉我們的旗幟，鮮血染紅的旗幟，啊如何跟著元首前進，都是這一類的歌曲。分析這些東西，其實是有點某種相似性，我自己覺得某種時候，你會發現有種納粹傾向，納粹決定他的興起，不是說你開始做的事都是讓人民很反感，不！他讓人民很喜歡。比方說把社會中的那些小混混都該抓的就抓，該判的就判。啊，根本不講什么程序，哎呦老百姓高興，你看這個地痞流氓應該把他們抓起來，砍砍殺殺的整天，啊這幫人抓起來特別好。意大利的黑手黨，幾百年意大利政府沒辦法，墨索里尼一上臺解決了！解決了，三拳兩腳，銅拳鐵掌，那真是……最后意大利人民一片歡呼啊，真的是這么強硬的領導人多好。最后，慢慢的發現這個鐵拳頭打向了所有的對他提出質疑的任何人，逐漸的開始說，法西斯化，也就是納粹化，我覺得就是特別的讓人憂慮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對紅歌提出了一些批評，結果那天第一視頻的主題就是重慶市到北京唱紅歌的那個團，1300人到北京，后來我有一個朋友算了一下這個錢，1300多人到北京唱紅歌要花重慶的納稅人多少錢。哎喲，感慨呀，相當的多，每個人可能得有2萬塊錢是那拿不下來的，前前后后。那1300人到北京，結果也沒有多少人關注他們到北京唱，那出席的最高領導人就***本人，那就在重慶唱就算了。

哎喲，孔慶東非常的憤怒，北京大學的那漢奸法學家指責我們如何如何…….哦，我覺得現在整個的除了我們說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這種直接指令啊，最后的結果可能是常常使我們的律師的辯護沒有意義。沒有比這個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律師在法庭上辯護的案件其實就是早就定下來了，而且不僅一審定下了，二審也定下了，啊真是…..這個做律師做到這個地步，大家都自殺了算了，呵呵在這種體制下做律師。

所以，我覺的必須想法設法的推動這種法院審級之間的這種獨立性，我覺的這一點是要努力追求的方向，那么最后我覺得那就是整個司法的獨立性，法官的獨立性。由于確認法官的獨立性所帶來的一種制度性的良性循環，那就是說，讓法官擁有完整的司法權，由于擁有完整的司法權，司法決策權，而承擔完整的責任。我們將來會知道，比方說李莊案的第一次審判，第一期審判，我自己的一審判決結果下來以后，我發表了一篇社論，我的博客現在基本辦的像一份報紙，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我會發表社論。本博客社論，我那社論當然很簡單就四個字“痛心疾首”！因為審理判決案件的法院時，兄弟當年讀大學時實習的法院。我們實習時就在重慶市江北區法院實習，哦，這樣的法院居然做出這樣的判決，讓我覺的痛心疾首。讓我下面寫了一行字：讓我們記住主持這次審理的三個法官的名字吧，然后，把付鳴劍和兩位法官的名字寫在上面。

當然，有的人說賀老師啊，我現在又時候經常調侃，說我是主管在中國法學界的主管法院工作的教授，說你還主管法院工作，難道說你還不知道這個案子是誰判的你不知道嗎，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人是說薄書記會查清楚這個來源，薄書記說有人說我們在迫害律師，我告訴你們我們非常的慎重!李莊這個案件，怎么判，我們四位研究開會開了一個通宵。

那么，到底是不是他們三個判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用膝蓋思考都能思考的出來，這三個人根本不是這個案件的決策者。包括有一些像聶樹斌案這樣的長期得不到糾正的死刑案件，我們也去追問說當年是誰判案件，但大家都知道這樣的案件不是這幾個法官判的，我們最后的結果是沒有辦法讓我們去追究誰的責任，所有的責任都彌散化了，河南的那個趙作海，趙作海案判完了，哦糾正了，最后河南高院的院長張立勇說你要追究當時法官的責任，檢察院也說要追究當時檢察官的責任。我說這個案件是政法委研究的，焦作市政法委研究的，政法委書記，十年前的那個政法委書記現在已經移民美國了，記者輾轉找到他，他說哎呀我是學水利的，我哪里懂那些東西呀。那么，這樣一種不獨立的體制，使得我們的司法體制會越來越惡化，因為他不透明，我們不知道是誰再決策，所以我想我們還是在努力的去追求這樣一種更加獨立的司法體制，也就是更加能讓我們問責的司法體制。那么，總體來說我覺的，可以說最近這幾年的我們的情況變的不大好，哦，桂名兄好像一開始就說好像最近請我做講座的少了，其實，可能也有點原因就是，我有一點點的敏感。走到哪講話，盡管好像自己對黨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壺。我也是黨員，1984年入黨的，到現在也有點年頭了，哦，特別熱愛我們黨，90周年，我也覺的這是黨的一個重要時刻，我們不知道百年以后怎么辦，這個90年離100年快了。那么黨下一步怎么做，我今天在飛機上翻的華西都市報，我看了一下胡總書記的講話，我看了一下，好像那講話也沒有太多的去在政治制度、法治的司法改革方面著多少墨，沒提多少，那種說法都很穩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沒有說比方說重慶為代表的這樣的一種思潮，似乎他也沒有提一句說要向這樣的一個方向去發展。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如既往的體現了我們總書記的穩健的，缺乏表情的那樣一種風格。

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怎么走，我覺的可能呢，至少我覺的李莊案的第二季啊，陳有西律師寫的文章也特別好，法治的勝利！至少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法律界的一堂小勝。盡管我們嚴格的依照法律標準，實施的李莊的第一次審判，本身也是荒唐的和無忌的。那么，第二次審判居然沒有辦法去進行下去，最后不得不以撤訴而告終。我覺的律師在法庭上的表現真的是讓我們非常的感動。哦，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我自己有時候非常慶幸我，在坐的許多我很熟悉的律師，生活在一個時代，我們能夠作為他們偉大執業風采的見證人。同時呢，我想圍觀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出來打醬油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大家都在網絡上面不斷發表我們的看法，不斷的去跟一些邪惡的東西、違法法律精神的東西進行一種直率的批評。大家看一些大的論壇，比如說一些接觸西方的朋友每每對中國一種悲觀的時候，我就說你們一定要找一家懂中文的朋友看一下像貓眼看人呀，像天涯，觀天茶社這些公共論壇上面所顯示的那樣的一種非常好的精神。絕大多數情況，在我看來，這些公共論壇上顯示的一種輿論的導向，人民的一種對問題的態度，可以說讓我們知道改革開放30年，絕對不是說白過的30年人。人民的觀念不一樣了，人民對民主對法治的追求不一樣了。

那么我覺的現在律師這樣的行業，盡管最近有點時運多舛，好像不是特別的，狀態不是特別好，個別律師好像甚至處境更加為難。但是，我相信，其實，律師沒有比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時代更受全社會的關注，現在像陳有西律師的網站，點擊量都能達到3000多萬，好家伙，一些東西，你現在可不得了，我看比胡錦濤的點擊量還多。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師能夠，因為律師經常和一些重大案件相關聯，如果這些案件得到了國人的關注，律師往往也得到國人的關注。那么，重大的案件能得到公正的解決，那么，律師的努力，律師就會成為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家的英雄。所以，我今天特別高興能夠跟各位在座得英雄們在一起，哦，那么也分享，希望有機會能更多的分享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勇氣。好，謝謝大家！

第三篇：賀衛方-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演講實錄

北大賀衛方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演講實錄

4月23日，北京大學法律教授賀衛方應法拉盛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邀請，進行了一場題為“中國憲政－－走出歷史的泥沼”的演講，**記者徐可整理如下。

我們都知道一支筆，每個官員根據職位的不同，每個人都應該能夠批錢，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個領導人到一個地方看到路不好，說我批給你四個億修路，不需要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一批字就可以了。

財政部長回母校參加百年校慶，跟校長說，我沒有帶什么禮物，給母校帶回8千萬人民幣，一個財政部長批8千萬人民幣，不需要經過任何程序。不經過任何民主程序花錢，是政府權利不受控制的一個重要標志，官員的腐敗行為也不能得到及時的揭露。

我自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很怪，叫做“善待官員”，我們現在的體制對于官員實際上是很可怕的，因為沒有報紙和電視去揭露他們，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和 溫家寶，想方設法減少新聞中黃金檔新聞對于黨和國家領導人報道的篇幅，然后媒體說，這體現了胡溫親民的舉措。聽起來是很好的，但是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想 法，國家領導人正是新聞應該關注的對象，問題是應該怎么樣的去關注，是不是說去會見誰誰，嚴格按照黨內職務的階梯，政治局第一把手，第一條新聞？

有一次江澤民會見日本茶道代表團放在新聞的第一條，形成非常殘酷對比的是，同一天，在某個煤礦，發生了30多人被壓死的事故，一定要放在國內新聞的最后一 條。我們說一定要開放新聞，讓新聞能夠監督國家、政府和領導，對領導人的報道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報道什么的問題，如果整天說的都是，“胡主席的話多么好 啊”“溫家寶總理又哭了”，完全是一種宣傳，起不到監督的作用，上上下下都一樣，省的電視臺對于省的領導不監督，最多報道鄉鎮黨委書記腐敗的情況，對于官 員是很可怕的情況，有一點小事都被揭露出來，像克林頓總統的情況，在中國不可能發生，因為你的小事都被揭露的話，不可能積少成多，我相信對國家領導人，對 各級領導人都是一件好事，“做孔繁森容易，做王寶森難”，（有了監督）你就不可能做成王寶森。

●許多法律是違反憲法的

對政府權力的內部監督就是三權分力，外部權利對政府的監督就是用民主的程序對于政府監督，有細致的規則約束，越雷池一步，法律程序就會啟動。憲政的第一個層面就是對政府的監督，第二層個層面，就是對民權的保護，這好比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人民的權利最有可能被政府侵犯。憲政層面限制政府的權利，使之不至于像脫韁野馬一樣侵犯到人民的權利，在美國的環境下，也許大家覺得一切都是自然的。比如就911事件，國會成立混合特別調查委員會，對于911事 件前前后后發生的細節，進行徹底的調查，看政府有什么責任。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的最高法院宣布政府的某些行為違憲，我們在大陸看不到這樣一種監督。

最近我感到我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2003年中國發生了許多和憲政有關的事件，像孫志剛事件，1982年，國務院頒布了《收容遣送辦法》，把城市流浪乞討 人員進行收容遣送，這個收容遣送辦法，帶有內在的相當大的擴展性，開頭是流浪乞討人員，后來到**功人員，相關管理部門通過這些權力獲得利益，比如要把被 收容的人領走必須要交錢，變成下級部門巧取豪奪的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是1982年頒布的，不管是憲法，還是1980年頒布的《刑法》，都規定 不得隨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形成一個鮮明的矛盾就是，由于《收容遣送辦法》的存在，不經過法律程序，就對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加以侵犯。孫志剛先生因為沒有辦 暫住證，就被打死了，（他的死）引起了軒然大波，大家都參與到這個過程，媒體也相當活躍，尤其是網絡的存在。沒有網絡，我們的呼吸空間不知道要少多少。大家都在表達自己的憤怒。我和其他朋友有聯名上書，要求全國人大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這個事件進行深入、真正、公立的調查，對中國人民有一個答復。對于 《收容遣送辦法》實施的效果和問題進行調查，然后提出一個報告，還有三位北大法學院的博士畢業生，聯名上書全國人大，比我們還要早一點，要求建立違憲審查 機構。

我們有憲法之下的許許多多的法律是違反憲法的，我們是否應當有一個機構對于憲法進行經常性的監督，國務院頒布的規定是不是違反了憲法，人大頒布的法規是不 是違反了憲法，這都需要一個常設的機構，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國家，解決的模式是不一樣的。美國的聯邦法院系統就是對于憲法的守護神，隨時通過對案件 審理的過程，來判斷國會制定的法律是不是違反了憲法，政府采取的相關的措施是否違反了憲法，如果違反了憲法，通過Judicial Review權利來宣布相關的規則是無效的。德國專門成立了聯邦憲法法院，我考察過德國的憲法法院，如果當事人主張，或者法官在審理案件中發現，一項制定 法存在違憲的問題，而是否違憲又可以直接決定案件的審理結果，下級法院的法官會宣布這個案件暫時終止，把相關的材料，移送到聯邦憲法法院進行審查，如果聯 邦憲法法院認為這個法律違憲，相關規則就無效了。這是一個重要的機制，保證各級政府部門制定的規則真正地符合憲法。

我們沒有美國的制度，中國的法院判一個案件的時候從來不引用憲法，不允許他們引用憲法，人大也不是一個憲法的守護者，因為他們不進行違憲的審查，最后搞來 搞去，任何一個層次的機構制定許許多多的規則實際上都是違反憲法的。在中國，違反別的法律都有問題，都會受到制裁，但違反憲法沒事，違憲的現象還變得比比 皆是，還有的學者美其名曰說，有一些違憲是良性違憲，有些是惡性違憲。

●必須要有違憲審查機制

憲法是民權的圣經，不可以任意違反，所以必須要有違憲審查機制，孫志剛事件后，三位博士聯名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我們5位學者啟動特別調查程序，最后都落空 了。非常好的是6月18日，國務院宣布廢除《收容遣送辦法》，各位朋友，你們知道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人民表達憤怒，最后政府說，“你的憤怒是對的，我改，就改掉了”。這是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

廢除了規則，當然是值得贊賞的事情，是新領導人的一個親民標志，但是我們還是要說，“孫志剛事件”如果可以帶來制度發展的一個更好的結果，就是建立了違憲 審查機制，啟動了憲法第71條所規定的特別調查程序，那樣的話，我想如果孫志剛底下有靈，他也會感到特別欣慰，因為他的死沒有白死，他的死啟動了中國憲政 發展的歷程。但是我們不習慣這種東西，不習慣于國務院作為被告，公民作為原告，在一個公開的法庭上爭論。我們不喜歡爭論，結果導致了桌子下面的交易，大家的面子都保全 了，通常我們的新聞稿是這樣說的，“1982年頒布生效的國務收容遣送辦法，在歷史上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他已經完成 了歷史的使命，國務院領導人決定廢除這項制度，......”政府一點不承認這是他們的錯誤。

在推動憲政發展的時候，我感到有一種無力感。如何使憲政被激活，就像電腦處于死機狀態，活不起來，我們如何讓憲法有活力，從書本上走到生活中，如何推動他，后來又發生了許多事件，像余杰等作家被關押，湖北的杜導斌事件，封殺網絡媒體BBS。

有人說網絡是上帝賜給中國人民的特殊的禮物。各個大學都有BBS，北大有一個BBS叫“一塌糊涂”，是北大的一種隱喻，博雅塔、未明湖，再加上圖書館，一 塌糊涂網站非常活躍，尤其是有一個板塊叫“三角地”，經常轉載批評政府的文章。2004年9月13日，這個網站被徹底關閉了。我們在上面還有“財產”―― 我和我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在上面有一個小的討論區，在上面討論交流，貼文章，提修改建議，一些同學旅游的照片也在上面讓大家共賞。一下子關閉了，連備份都來 不及。我就怒不可遏，回去思考來，思考去，決定應該做點什么事。于是就寫了一封致北京大學校長的公開信，我要求許智鴻校長不能坐視對我們權利如此殘暴的踐踏，而 無所作為，我在信里論證了為什么政府這樣的做法違反法律，且不說憲法有言論自由這樣的條款，行政法還有一個給公民一個機會可以申辯、起訴，作校長的守土有 則，我們的網站的服務器就在北大，剝奪了我們基本的權利，我說你們必須要和政府交涉，不辜負先校長蔡元培先生和胡適先生的偉大的人格風范。

公開信發出了之后，還連累了好幾個網站，有的網站因為轉載了我的信被封殺了好長時間，讓人感覺到很無奈，后來校長委托副校長給我打電話，說這不是我們能夠 決定的，我說你們太窩囊了，做校長的有什么大不了的，頂多就辭職了，我認為北大自1949年以來除了馬寅初，沒有偉大的校長，多數都是官僚，歷史給你們一 個機會，讓你們成為一個偉大的校長，他們不辭，我也沒有辦法。（笑）中國為什么沒有憲政？

我觀察東西方社會，思考一個社會究竟怎么樣才能走向憲政，怎樣才能對政府進行監督，怎樣才能自由地表達觀點，而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就生活在一種比較恐 懼的狀態，我們在家里面教育孩子說，有一些話出去可不能這么說，孩子從小就形成雙重人格，在家里一套，在外面一套，我們大人也是這樣的，領導人在會議上講 的話，決不是他回去會和他太太講的話，大而無當，大話、假話、空話連篇，這種狀況是毒害民族心靈的，如何加以改變和推動，把憲政事業真正推動起來，把他激 活。

從西方的歷史觀察，向憲政的過渡是偉大的歷史事業，宗教因素存在很重要，近代歷史里強調政教分離，教會是獨立的力量，世俗的政府受到限制，不可以管人的思 想，這是宗教的力量可以管的，世俗的政府不能干預大學的自由，大學是獨立的，自制的，西方的大學見不到像我們一樣，政府領導來了前呼后擁，然后還要學習他 的講話。現在有的校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請政治局常委參加，要是江澤民、胡錦濤能來更好。

第二個因素在我看來是財產制度。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也是對國家權利的某種限制。我們不允許國家踐踏私人的權利，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私人財產權。我們的住 宅是我們自由的堡壘，政府、國王沒有權利隨意進入。我們古典時期的土地制度，沒有像西方歷史上古羅馬開始的對于土地、財產的保護。古羅馬法對于財產的復雜 的分類讓今天的中國人看起來也是瞠目結舌。

加上土地繼承法，我們實行的是諸子均分制，而不是單子繼承制。許多西方國家包括日本，不動產一定是單個孩子來繼承，使得土地經過一代代傳遞，不至于走向分 散，而是越來越集中，產生大的土地所有者。黃仁宇先生研究明朝的財政制度，他發現，和西方相比，中國大地主的數量少，就是這個原因所致。沒有大地主，大地 主階層就不可能出現，就不可能去平衡皇帝的權利，皇帝的權利變得肆無忌憚，一邊是小農經濟，另外一邊是威力無邊的皇帝，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寫照，使得皇權不 容易受到制約。

我們沒有一直發展成像歐洲一樣的階級化的社會，很難產生三級會議。階級之間涇渭分明的社會就會形成階級之間的長久沖突和妥協，就會形成大憲章，不同階級怎 么來分配權利，就會有規則，這就是西方歷史上的憲法。憲法有活力來自社會內在的要求。中國社會不需要這個，我們沒有一個社會分層的狀態，導致了中國一直以 來沒有憲法和憲政。

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存在推動憲政的文化和氣氛，兩黨政治相互沖突，也相互妥協和讓步，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可能把對方消滅，把對方消滅了，你 就不存在了，工人階級把資本家消滅了，工人階級也就不存在了。西方社會形成沖突性的憲政文化，比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電視辯論，看到美國的電視脫口秀，拿國 家領導人開涮，一出來就先挖苦總統。中國的《實話實說》，不能直播，話題限制到與政治無關，“父母該不該給兒女零花錢”也成了實話實說討論的話題（笑 聲）。

理的全部擁有者，三個代表的口號在國內很流行，民主黨派說，“我們也推出三個代表”，共產黨說，“你憑什么？”就像《阿Q正傳》里的，“你也配姓趙？”

國家內部真理的壟斷者是共產黨。北大黨委書記的講話把我氣得夠嗆。一個北大的老師研究可以自由研究，課堂講課對于中央沒有定論的事情，不能隨便講。中央有定論的東西有多少有定論，鄧小平不許翻案也是中央有定論的，后來為什么翻案了？

根深蒂固的觀念，真理總是一部分人擁有的，其他人只能跟著他們學習。文革時，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如果在一個國家里，某一個政治組織，某一個領導人，認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擁有者，那就沒有辦法討論了。沒有不同意見非常可怕，人大代表都由官方任命，不可 胡說八道，有個河南的女勞模做了三年的啞巴代表。

這就是我對憲政的思考，世俗的政府權力不能去管轄人的思想。對財產的保護，中國法律制度取得了很好的發展，憲法決定私人財產受到保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 展，這個東西走到真正的保障，還有一段路要走，司法不獨立。越來越多人成為中產階級，這些人逐漸能夠成為對政治生活有所影響的力量，也包括大學教師，我寫 公開信給校長，最后說，致以同志的崇高敬禮，大學校長不是官員。大學教授逐漸形成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群體，可以推動中國政治、憲政和法制。沖突的政治文化 推動人大聽證制度，增強媒體的開放，不能一口吃一個胖子，路還是要一步一步地走，現在遇到特殊的時期，比較大的困難，最重要的是上層在想什么不明朗，我也 沒有機會問他們，他們也不大跟人民匯報（笑聲）。我自己相信，長江局部向西流，不是向東流，但總體向東流。我們這個民族就像唐德剛講的那樣，要過歷史的三 峽，1840年開始，這個民族的命運注定是要向西方學習，通過學習，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改造，逐漸走向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制度。這就是我今天講的內容。

聽眾提問：怎么走出歷史的泥沼？

賀衛方：第一：促成黨內的分化，保守和自由派，相互尊重，不要變成路線斗爭。

第二：推動政黨法人化。中國共產黨沒有登記注冊，沒有帳戶，七千萬黨員，每人就算每月交5元黨費，這些錢怎么花？不公開的。政黨行駛權利，□□部說這個報 紙必須停刊，報紙就必須關門。你沒有辦法置疑，如果要起訴，起訴之前發現□□部存在,是有型的，起訴之后發現□□部就不存在了，透明化了，就是因為他不是 法人,不能成為有資格應訴的機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都不是法人。上上下下的官員拿著都是納稅人的錢，都是國家財政支出，包括黨校教師的工資也是國家財 政，這部分應該從黨費里出,不應該是納稅人的錢。

聽眾提問：中國的法律頒布之后，一般都有實施細則，而中國的憲法頒布20多年了，還沒有出臺可操作的細則，造就了到現在都沒有一個違憲的案例。你對憲法實 施細節“千呼萬喚不能出來”，對此你有什么看法？而且在中國很多地方，靠黨委書記一句話，就可以說不予立案，違憲的恰恰就是這些人。

賀衛方：有實施細則的是準備實施的，沒有實施細則的是根本沒有準備實施的。憲法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 體和個人的干涉，這需要解釋。美國的法官天天都在做（解釋）這件事，比如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法官要解釋什么是言論，什么是政治言論，什么是非正式言論，在 家里和在街上的言論，行為言論和表達言論，不僅僅要有實施細則，實施細則也要靠解釋。

我們怎么來解釋憲法126條？行政機關容易解釋，社會團體呢？像婦聯、工會，共產黨算不算社會團體，我查了一下各種詞典，都沒有明確說執政黨算社會團體。

司法被干預也可能來自議會。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依然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機關的權利是無限的。人大“個案監督”，法官院長帶著庭長來匯報，直接指令案件 應該怎么判，我們一直寫文章反對，我去年發表了文章，《異哉所謂個案監督問題者》，向人大個案監督提出明確的置疑，看我們的憲法126條，行政機關、社會 團體和個人沒有包括人大，看起來人大是可以監督的。所以你提出的看法我同意，憲法每個條文的含意都應該不斷被討論和解釋，這在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應該是法 官來作的事情。我個人不大相信人大可以提出憲法的實施細則，以致我們就可以很好地去操作，可能還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吧。

第四篇：北大教授賀衛方關于反腐敗的精彩演講

北大教授賀衛方關于反腐敗的精彩演講[轉貼]

文章提交者：41國中由自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絡】 http://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為什么中國的經濟犯罪這么嚴重，而一些民主國家、一些法治國家沒有那么多的經濟犯罪？因為我們在前期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體系以使官員們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來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員出氣。有人說：“我們把他殺了怎么樣？”老百姓說：“殺了好啊！”政府就開始殺。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話，怎么會有這么多的經濟犯罪？美國的官員也不少，為什么很少聽說美國的官員因貪污受賄而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貪污受賄，他們的政治制度中有三個因素使官員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去工作而不敢貪污腐敗。

第一個是他們的議會制度。

議會是干什么的呢？民選代表組成這樣一個機構天天監控政府官員，他們只要有一點不符合法律的行為就可能被彈劾。比如英國議會——最典型的議會制度，這邊站著執政黨，那邊坐著反對黨，執政黨的問題還能逃過那幫議員們的眼睛？議員的眼睛是賊亮的，他們會將你的所做所為全部揭露。因為他們的政治是競爭性的，他們不僅是市場化的經濟，而且是市場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話，你就下來，我就上去——反對黨的目標就是：隨時準備著，為上臺而努力。有時候執政黨一個經濟上的丑聞，就可能引發人們的不信任，就可能下臺，你方唱罷我登場。正是這樣一種競爭性的政治，使得官員們必須謹慎行事，絕對不能干那些錯事和壞事。議會的監督使得官員們不得不俯首貼耳。

第二個是司法制度，獨立的司法制度，獨立的司法體系構成了官員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巨大的震懾。

美國專門為總統設置了特別檢查官，前特別檢查官斯塔爾先生，對于總統來說是小官，但是這個小官的權力可了得！因為他可以不經司法部長的批準，啟動對總統的調查程序。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之間那點事，說老實話，對于我們國家的好多官員其實算不了什么，在我們這兒，不過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浪漫情懷”而已（笑聲）。斯塔爾先生不惜動用聯邦經費5000萬元，來調查總統性丑聞，搞得總統顏面盡失，沒有任何辦法，因為特別檢查官這一職不得被任何人罷免，他手下有一幫得力人馬。那個總統好當嗎？總統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監督，更不用說下面的那些官員了。天天被司法監控著，一旦有犯罪情況，司法絕不手軟啊。尼克松在其擔任總統時發生了水門事件，有證據顯示尼克松總統也許知道水門事件發生以后的情況。但是尼克松總統說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須交出他的錄音帶。尼克松總統有一點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辦公室里邊放一個錄音機——即使沒人也要放這個東西，只要有人談話，錄音機就會把它全部錄下來，他辦公室所有的談話都有錄音記錄。當法院命令他交出有關事件的三盤錄音帶時，他拒絕了，他說：“不，我不能交出，這是總統的特權，我不能交給你。”法院問：“你交，還是不交？（笑聲）如果你不交出來，就犯防礙司法罪。”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錄音帶。第二天，他就宣布辭職。所以說美國的行政首腦要服從司法的命令，這些官員都要受到司法的監控。

另外一個監控手段是新聞媒體，自由的媒體是官員們廉潔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國全部的報紙和電視臺都是私人辦的，還有電臺也是私人辦的，除了一個電臺——美國之音是美國國務院辦的之外。美國之音在播音的時候，有時會說現在播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美國之音是政府辦的，但是它不允許在美國本土發布信號，所以在美國是聽不到美國之音的，要聽美國之音還要跑到中國來聽（笑聲）。之所以他們不允許政府辦媒體，是因為政府辦媒體就會向人民批發對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說我們的形勢一片大好。

我寫過一篇文章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過，叫《善待官員》。我說，我常常想，監獄里面服刑的手扶鐵窗的陳希同先生面對國內外人們的挖苦與諷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幾天，網上突然出現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胡長清臨死前談新聞自由》（笑聲）。胡長清說，如果江西省和全國的報紙能像美國記者揭露克林頓丑聞那樣揭露我的話，我何至于落到今天這樣一個下場啊？何至于面對死刑？我痛苦啊。你們知道在這個國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現在的省委書記，他們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報紙每天都在報道他們又在會議上號召廣大干部群眾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要牢記“八榮八恥”，天天說那些冠冕堂皇的話，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天啦，這個人這么腐敗啊！（笑聲）你可以發現，這樣的媒體環境對于官員來說是何等的殘酷！這讓一個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這種誘惑，一般人那有錢還不得拿著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聽說一個人貪污了800萬，覺得數額巨大，挺可怕的，其實在中國做一個縣委書記，這錢就嘩嘩地來，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盡情理，你就不體諒群眾的心情（笑聲）。你得病了，好家伙，人們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發現床底下全部是錢！（笑聲）官員一到中央黨校去學習，下面人就知道要升遷了，急忙提著東西去看。800萬，太容易了，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走到死的邊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誰不去貪啊？誰不喜歡錢啊？“錢是催笑草”，一數錢的時候，嘴都笑成這樣了（示意，笑聲）。錢是多好的東西，誰不需要錢啊？一些領導人小孩出國留學，那錢都是別人包了。誰不喜歡好的車，房子越住越大、車子越坐越小，誰不喜歡美色啊？——像蔣艷萍，一個女官員，她也喜歡男的啊！（笑聲）這是人性使然。

人性這個東西你沒有什么別的辦法，只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只要一有問題就被揭露，那個媒體就盯著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壞事，使得你不可能成為王寶森。當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給你的情人時，報紙上就吵得沸沸揚揚，你還敢做另外的壞事嗎？如果有這樣的媒體的話，你連這套房子都不敢送！為什么西方國家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老對自己的官員實行死刑問題還這么嚴重，而別的國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沒有好好建立，后面就發狠，就像一個不爭氣的父親，從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長大后犯了錯誤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當然我這個比方不太恰當，政府應該是我們的兒子，我說倒了（笑聲）。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懾，沒有用的！你就看這幾年來涉案的金額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涉案官員級別越來越高。坦率地說現在不敢徹底地去追究，如果徹底追究，如果我們國家司法真換獨立了，那這個國家絕大多數官員都將面臨死刑——要知道貪污受賄判處死刑的起征點很低啊，十幾萬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這樣的話，恐怕計劃生育也不用搞了，（笑聲）幾千萬官員瞬間就沒有了。這倒好，但是我們更應當加強制度建設，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來敷衍塞責，敷衍我們的老百姓。

第五篇：北大教授賀衛方關于官員犯罪的精彩演講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為什么中國的經濟犯罪這么嚴重，而一些民主國家、一些法治國家沒有那么多的經濟犯罪？因為我們在前期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體系以使官員們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來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員出氣。有人說：“我們把他殺了怎么樣？”老百姓說：“殺了好啊！”政府就開始殺。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話，怎么會有這么多的經濟犯罪？美國的官員也不少，為什么很少聽說美國的官員因貪污受賄而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貪污受賄，他們的政治制度中有三個因素使官員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去工作而不敢貪污腐敗。

第一個是他們的議會制度。議會是干什么的呢？民選代表組成這樣一個機構天天監控政府官員，他們只要有一點不符合法律的行為就可能被彈劾。比如英國議會——最典型的議會制度，這邊站著執政黨，那邊坐著反對黨，執政黨的問題還能逃過那幫議員們的眼睛？議員的眼睛是賊亮的，他們會將你的所做所為全部揭露。因為他們的政治是競爭性的，他們不僅是市場化的經濟，而且是市場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話，你就下來，我就上去——反對黨的目標就是：隨時準備著，為上臺而努力。有時候執政黨一個經濟上的丑聞，就可能引發人們的不信任，就可能下臺，你方唱罷我登場。正是這樣一種競爭性的政治，使得官員們必須謹慎行事，絕對不能干那些錯事和壞事。議會的監督使得官員們不得不俯首貼耳。

第二個是司法制度，獨立的司法制度，獨立的司法體系構成了官員們

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巨大的震懾。美國專門為總統設置了特別檢查官，前特別檢查官斯塔爾先生，對于總統來說是小官，但是這個小官的權力可了得！因為他可以不經司法部長的批準，啟動對總統的調查程序。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之間那點事，說老實話，對于我們國家的好多官員其實算不了什么，在我們這兒，不過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浪漫情懷而已（笑聲）。斯塔爾先生不惜動用聯邦經費5000萬元，來調查總統性丑聞，搞得總統顏面盡失，沒有任何辦法，因為特別檢查官這一職不得被任何人罷免，他手下有一幫得力人馬。那個總統好當嗎？總統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監督，更不用說下面的那些官員了。天天被司法監控著，一旦有犯罪情況，司法絕不手軟啊。尼克松在其擔任總統時發生了水門事件，有證據顯示尼克松總統也許知道水門事件發生以后的情況。但是尼克松總統說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須交出他的錄音帶。尼克松總統有一點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辦公室里邊放一個錄音機——即使沒人也要放這個東西，只要有人談話，錄音機就會把它全部錄下來，他辦公室所有的談話都有錄音記錄。當法院命令他交出有關事件的三盤錄音帶時，他拒絕了，他說：“不，我不能交出，這是總統的特權，我不能交給你。”法院問:“你交，還是不交？（笑聲）如果你不交出來，就犯防礙司法罪。”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錄音帶。第二天，他就宣布辭職。所以說美國的行政首腦要服從司法的命令，這些官員都要受到司法的監控。

另外一個監控手段是新聞媒體，自由的媒體是官員們廉潔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國全部的報紙和電視臺都是私人辦的，還有電臺

也是私人辦的，除了一個電臺——美國之音是美國國務院辦的之外。美國之音在播音的時候，有時會說現在播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美國之音是政府辦的，但是它不允許在美國本土發布信號，所以在美國是聽不到美國之音的，要聽美國之音還要跑到中國來聽（笑聲）。之所以他們不允許政府辦媒體，是因為政府辦媒體就會向人民批發對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說我們的形勢一片大好。

我寫過一篇文章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過，叫《善待官員》。我說，我常常想，監獄里面服刑的手扶鐵窗的陳希同先生面對國內外人們的挖苦與諷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幾天，網上突然出現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胡長清臨死前談新聞自由》（笑聲）。胡長清說，如果江西省和全國的報紙能像美國記者揭露克林頓丑聞那樣揭露我的話，我何至于落到今天這樣一個下場啊？何至于面對死刑？我痛苦啊。你們知道在這個國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現在的省委書記，他們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報紙每天都在報道他們又在會議上號召廣大干部群眾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要牢記“八榮八恥”，天天說那些冠冕堂皇的話，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天啦，這個人這么腐敗啊！（笑聲）你可以發現，這樣的媒體環境對于官員來說是何等的殘酷！這讓一個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這種誘惑，因為你做的壞事不會被人揭露，那有錢還不得拿著啊？大家想想看，突然聽說一個人貪污了800萬，覺得數額巨大，挺可怕的，其實在中國做一個縣委書記，這錢就嘩嘩地來，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盡情理，你就不體諒革命群眾的心情（笑聲）。你得病了，好家伙，人們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發現床底下全部是錢！（笑聲）官員一到中央黨校去學習，下面人就知道要升遷了，急忙提著東西去看。800萬，太容易了，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走到死的邊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誰不去貪啊？誰不喜歡錢啊？“錢是催笑草 ”，一數錢的時候，嘴都笑成這樣了（示意，笑聲）。錢是多好的東西，誰不需要錢啊？一些領導人小孩出國留學，那錢都是別人包了。誰不喜歡好的車，房子越住越大、車子越坐越小，誰不喜歡美色啊？——像蔣艷萍，一個女官員，她也喜歡男的啊！（笑聲）這是人性使然。人性這個東西你沒有什么別的辦法，只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只要一有問題就被揭露，那個媒體就盯著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壞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為王寶森。當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給你的情人時，報紙上就吵得沸沸揚揚，你還敢做另一件壞事嗎？如果有這樣的媒體的話，你連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點壞事都做不了，你說做雷鋒多容易，為什么西方國家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老對自己的官員實行死刑問題還這么嚴重，而別的國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沒有好好建立，后面就發狠，就像一個不爭氣的父親，從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長大后犯了錯誤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當然我這個比方不太恰當，政府應該是我們的兒子，我說倒了（笑聲），鄧小平都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兒子（笑聲）。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懾，沒有用的！你就看這幾年來涉案的金額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涉案官員級別越來越高。坦率地說現在不敢徹底地去追究，如果徹底追究，如果我們國家司法真變成獨立了，那這個國家絕大多數官員都將面臨死刑——要知道貪污受賄判處死刑的起征點很低啊，十幾萬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這樣的話，恐怕計劃生育也不用搞了，（笑聲）幾千萬官員瞬間就沒有了。這倒好，但是我們更應當加強制度建設，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來敷衍塞責，敷衍我們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