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阮向輝訴被告深圳大學行政不作為案
深 圳 市 南 山 區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決 書
(2004)深南法行初字第22號
原告阮向輝,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漢族,住深圳市園嶺新村21棟201房。
委托代理人李松東,廣東仁人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深圳大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區南油路2336號。
法定代表人謝維信,校長。
委托代理人宋為民,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深圳大學法學院教師。
委托代理人丁南,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深圳大學法學院教師。
原告阮向輝訴被告深圳大學行政不作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4年7月19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阮向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松東,被告委托代理人宋為民、丁南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四年制本科學習,遵紀守法,修完被告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成績合格,畢業論文評定為良好,已準予畢業。此外,原告1997年9月1日已由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司授予大學英語四級證書。這表明原告確已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并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三條的規定,應當授予學士學位。但是,被告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一直采取不作為的態度。既不授予學位,也不說明不授予學位的理由,完全漠視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原告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損害。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原告書面請求被告授予學士學位,被告于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作出書面答復,以原告在校期間“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大學英語(4)”等三門課程是經重修通過為由,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
原告認為,原告有條件獲得學士學位,被告拒絕授予原告學士學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訴訟請求:
1、判令被告作出授予原告學士學位的具體行政行為;
2、判令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原告提交的證據:
1、原告的大學英語四級證書;
2、原告的成績表;
3、授予學位申請書;
4、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
被告答辯稱,一、原告訴訟請求已超過行政訴訟時效,理應駁回。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深圳大學法學院學習,并于1998年6月畢業。畢業時原告取得了《普通高等學校畢業證書》(下稱《畢業證》)但由于原告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被告沒有授予其《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證書》(下稱《學位證》)。被告不授予原告《學位證》的決定在與原告同屆畢業的法學院94級的畢業生中已是周知的事實,故被告不授予《學位證》的行為在1998年6月就屬原告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情況。而原告在1998年6月到2004年3月長達5年8個月的時間,沒有主張權利,也沒有向法院提出過訴訟。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9條之規定及相關規定,原告的訴訟請求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期間。
二、被告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廣東省政府規范及深圳大學校規作出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的行為是依法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下稱《學位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對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作了原則性的規定(見《學位條例》第4條及《實施辦法》第3條)。為了保證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有效實施,國務院頒布的《實施辦法》第25條還明確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此授權性規定,賦予被告有權通過學校規章的方式,明確學位授予的工作細則。
1991年,廣東省高等教育局下發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頒布了《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被告根據廣東省政府的相關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于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訂了《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下稱《深大學位條例》),該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在校期間,按教學計劃要求有3門(含3門)的必修課(包括限選課)經過重修后才合格者”不得授予學士學位。此外,根據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之規范“學士學位一般不予補授,學士學位證書一般也不予補發”,《深大學位條例》第9條第7項亦規定“畢業時未能取得學位者,以后一律不再補授學位”。原告的學業情況屬于上述規范中規定不授予學位的情況,所以,被告依法不授予原告學位,也依法不補授其學士學位。
被告制定的《深大學位條例》是對國家《學位條例》及國務院的《實施辦法》的具體化,不存在規則層面上的矛盾與抵觸。上述法律、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是被告實施學士學位授予權的基本規則。
被告所依據的上述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政府規范性文件及深圳大學校規,均在原告入學(1994年9月)前已經生效。原告在入學之初,被告在針對新生的入學教育階段,將上述法律法規及相關規范的內容向原告作過宣講,并發放了印有上述規范內容的《學生手冊》。原告應當知道上述規范的內容對原告具有約束力。
三、確定授予學士學位的具體條件屬于教育自主權,也是教育者的職責所在,應依法受到保護。
關于學校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8條第1、4、5項之規定,學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有權對受教育者實施處分,并有權決定對受教育者是否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
被告提交的證據:
1、《深圳大學頒發學位(畢業)證書申報表》;
2、《深圳大學頒發畢業證書申報表》;
6、原告在讀期間的94、96年頒發的《學生手冊》;
7、原告在讀期間的校歷;
8、法學院對學位審查工作的說明;
9、學士學位申請表(樣式);
10、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
11、廣東省高等教育局下發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及《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12、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訂的《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
13、1996年4月修訂的《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
經審理查明,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四年制本科學習,修完被告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成績合格,畢業論文評定為良好,被告于1998年6月20日向其頒發了《畢業證》。被告以原告所修課程中的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與大學英語(4)三門必修課是經過重修通過的,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而沒有向原告頒發《學位證》。2004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要求被告授予原告學士學位。2004年3月18日,深圳大學教務處作出《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認為原告按教學計劃有三門必修課是經重修通過的,拒絕授予原告學士學位。原告遂于2004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訴訟。
以上事實,有原告的成績表、《畢業證》、《大學英語四級證書》、《九八屆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生學生名冊》、《授予學位申請書》、《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深大學位條例》及庭審筆錄等證明,足資認定。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1)、(4)、(5)項之規定,學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有權對受教育者實施處分、并有權決定對受教育者是否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行為屬于法律授權的組織行使的行政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25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此項規定授權被告制定《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的行為,《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應予以遵守。根據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八條第4項,被告以原告所修課程中的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與大學英語(4)三門必修課是經過重修通過的,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而沒有向原告頒發《學位證》。根據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關于制發學士學位證書的通知》第三條第5項:“學士學位一般不予補授,學士學位證書一般也不予補發”。因此,被告不向原告發放學位證書的行為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并且作出不授予學位證書決定的程序合法,原告以被告行政不作為為由所提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在原告畢業時,被告沒有即時書面告知原告不授予學位的決定,至2004年3月18日,才由深圳大學教務處作出《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對于學校不授予學生學位的告知程序沒有明確規定,因此不能認定被告在告知不授予學位的程序上違法。原告起訴被告不作為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100元,由原告負擔(案件受理費原告已預交本院,不予退還)。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蔡 建 東
審 判 員 賈 迎 嵐
審 判 員 鐘 瑞 榮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書 記 員 李 明
第二篇:李茂潤訴四川閬中市公安局行政不作為案
李茂潤訴四川閬中市公安局行政不作為案
原告:李茂潤
被告:四川省閬中市公安局
一審法院:四川省閬中市中級人民法院
李茂潤請求判決閬中市公安局工作人員不履行法定職責;閬中市公安局賠償原告李茂潤醫療費、鑒定費、護理費、交通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木門損失費、汽車損失費、被扶養人生活費、上訪費用、精神損失、營養費、房租費、機油、汽車零件,電話機等財產損失。
1998年5月16日早上7時許,閬中市水觀鎮二村精神病人鄭國杰在水觀場糾纏該場鎮居民李茂潤,并將李木門砸爛后離去。時隔近一小時,鄭又去糾纏并追攆李。李茂潤跑至水觀區工委院內,見水觀派出所民警王挺在場,便向其求助。鄭國杰隨即趕到,手持一自行車鏈條逼李跪下,并用鏈條打李,王挺未制止。其間,水觀派出所另一位民警張洪坤路過,吼了一句:“你兩個在干啥?還不快起來!”說完就上區工委宿舍樓去了。事后,水觀鎮黨委書記楊波來到派出所向民警王挺反映鄭國杰肇事情況,但派出所當日未對鄭國杰采取相應措施。5月17日,鄭國杰又在水現場多處肇事,威脅李茂潤及其他場鎮居民的人身財產安全。李茂潤再到派出所請求保護。上午10時,水觀派出所指導員黃衛向市公安局電話請示,局領導指示應正確采取約束措施。11時,鄭國杰又跑至—飯館,水觀派出所接報后將其帶至派出所內,收繳了攜帶的自行車鏈條,并給鄭端了一碗面吃,但鄭未吃完面便逃離。
5月18日上午,水觀區工委召集水觀鎮政府、法庭、司法所、派出所、民政所一起研究有關鄭國杰肇事的處理問題。會議決定若鄭國杰再肇事,由派出所控制人,由鎮政府出錢治病。當天,鄭國杰先后又在李茂潤、王仲謙(場鎮居民)等處肇事。李、王二人先后到派出所要求給予保護。派出所長羅忠明叫其去找鎮政府,李、王二人去找鎮政府,鎮政府又叫去找派出所,李再次去找派出所,但派出所未予出警,只是于當晚安排鄉治安員余仁貴尋找鄭國杰。5月19日早上午,鄭國杰又去找李茂潤的兒子要錢,李茂潤便找到區委管政法的王維強書記,與其一同去找水現派出所,派出所叫李回去查看鄭國杰的情況,李看后報告:“鄭坐一農用車往金埡鎮方向走了。”羅忠明所長當即給金埡派出所打電話,要求在路上設卡堵截鄭國杰。二十分鐘后金埡所回話,未發現鄭國杰。當天下午,派出所民警向光雙到鄭家中尋找,未找到。下午六時許,鄭國杰又出現在水觀場惹事生非,派出所獲悉此消息后,羅所長叫民警回家吃了飯后就立即到所里來,謹防鄭國杰又要肇事。21時許,鄭國杰手持一把長鍘馬刀去到李茂潤家樓下打門,叫李拿錢。當時李茂潤與其妻徐登碧、兒媳婦劉娟三人在二樓家中,當鄭國杰將一樓門打爛并上樓梯時,李妻和李兒媳翻到鄰居王元輝家中躲避,李茂潤慌不擇路,從二樓陽臺上跳下,當即不能站立,被鄰居宋林云背到了王元輝的商店里隱藏。因李茂潤在樓梯轉角平臺處設置有電網,鄭國杰未能上到二樓,鄭下樓后,用鍘馬刀將李茂潤停放在門口的一輛野馬牌汽車的車燈、擋風玻璃、座墊等損壞后離開。李茂潤之弟李茂奎跑到水觀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全體民警出動,后在群眾的協助下將鄭國杰控制。當晚,李茂潤家人租車將其送往閬中市人民醫院住院治療,5月29日出院。其傷情被診斷為:右足跟骨、距骨閉合性骨折。開支醫療費1764.70元,租車費40元,出院后李茂潤自購液體在家中輸液治療。其傷情經華西醫科大學法醫學技術鑒定中心鑒定為八級傷殘,為此開支鑒定費500元,放射費120
元。原告的野馬牌汽車購于1996年,購價9000元,被鄭國杰損壞前后車燈、座椅、玻璃等部位,修復價值為2415元。原告修復鄭國杰打爛的木門,開支195元。
閬中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57條第二款第(一)項、第56條
(四)項、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23號批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8條一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
(五)項、第4條、第六條
(四)項、第七條一款、第 27條1款
(一)、(二)項、第28條
(七)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閬中市公安局工作人員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
二、被告閬中市公安局賠償原告李茂潤醫療費(含鑒定費、護理費、就醫交通費1921.88元;誤工費1791.84元;殘疾賠償金14993.60元;木門損失費78元;汽車損失費966元,合計賠償19751.32元。
三、駁回原告李茂潤的其他訴訟請求。
第三篇:鐘華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為案
鐘華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
政不作為案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以下簡稱通州工商分局)接到鐘華的申訴(舉報)信,稱其在通州家樂福購買的“北大荒富硒米”不符合《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的規定,屬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違法產品,要求通州工商分局責令通州家樂福退還其貨款并進行賠償,依法作出行政處罰。同年12月30日,通州工商分局作出《答復》,稱依據該局調查,鐘華反映的食品安全問題目前不屬于其職能范圍。鐘華于2014年1月8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復議申請,該機關于同年4月2日作出復議決定書,維持《答復》。鐘華不服,以通州工商分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通州工商局處理舉報案件程序違法并責令其履行移送職責。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依據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的食安辦(2013)13號《關于進一步做好機構改革期間食品和化妝品監管工作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等文件規定,目前北京市流通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由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承擔,故被告通州工商分局已無職責對流通環節的食品安全進行監管,且其在接到原告鐘華舉報時應能夠確定該案件的主管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十五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發現所查處的案件屬于其他行政機關管轄的,應當依法移送其他有關機關。本案中當被告認為原告所舉報事項不屬其管轄時,應當移送至有關主管機關,故判決被告在十五個工作日內就原告舉報事項履行移送職責,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通州工商分局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通過裁判方式明確了行政機關對不屬于本機關辦理職責事項,如果有關規范性文件規定應移送有權機關辦理的,應當及時移送。在行政管理領域,行政機關的職責既有分工也有交叉,法定職責來源既可能是本行政領域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也可能是其他行政管理領域的法律規范,甚至可能是行政管理需要和行政慣例。有關食品生產、流通環節的監督管理職責由工商機關改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承擔,但職責調整的初始階段,人民群眾未必都很清楚,工商機關發現群眾對于食品安全問題的舉報事項屬于其他行政機關管轄的,應當移送相關主管機關,不能一推了之。積極移送也是一種法定職責。
第四篇:案例分析:全國首例訴政府立法行政不作為案
全國首例訴政府立法行政不作為案
案情:南京江寧區美亭化工廠長楊春庭于2003年3月接到通知,該化工廠要拆遷,但在補償數量上存在嚴重分歧,原因在于雙方所依據的法律根據不同,政府根據1996年發布的《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補償130萬,而原告楊春庭根據現行的《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得到補償是400多萬。經研究發現,1996年發布的《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被媒體稱之為地方政府規章)是依據1996年3月《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制定的,然而該辦法已于2000年3月廢止。上面提到的南京市的有關規章是根據2000年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的。
原告于2003年4月23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之訴,狀告南京市江寧區政府不按上位法規及時修改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致使自己損失慘重。南京市中院依據有關規定將此案移交江寧區法院審理,2003年5月26日江寧區人民法院向原告發出受理通知書,并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駁回起訴。理由是政府發布的1996年《江寧縣城鎮房屋差遣管理辦法》是屬于抽象行政行為,被行政訴訟法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同時向江寧區政府提出司法建議。
——該案例源于法制日報2003年3月-6月的相關報道
問題:
1、《江寧縣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是否有效?
2、行政主體怠于行使立法職權的根本原因?
3、本案是否可以通過改變訴訟請求而勝訴有望?
第五篇: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服行政處罰案
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
服行政處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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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浦行初字第289號
行政裁定書
原告吳大朋。
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
法定代表人吳福康,局長。
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服行政處罰一案,本院于200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在審理過程中,原告吳大朋于2010年1月8日向本院申請撤回起訴。
本院認為,在訴訟期間,原告撤訴是對其訴權的有效處分,其撤訴行為并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也沒有侵犯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依法應予準許。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吳大朋撤回起訴。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減半收取25元,由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負擔。
審判長趙忠元
審判員傅佩芬
代理審判員楊澄宇
書記員黃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