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獻辭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獻辭

親愛的同胞們：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么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么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并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復。我們的國家并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著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一個自稱屬于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一個曾經以其公民的教育水準高而自豪的國家現在卻因教育投資過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饋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壞的程度在歐洲是最為嚴重的。我們國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數別的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個人的觀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發，在飛機上我抽點時間從窗口往外看。我看見斯洛伐那夫化工聯合企業和緊挨著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區。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數十年內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從他們乘坐的飛機窗口往外看一眼。緣此，甚至并不需要統計數據，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們已經陷入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是所有這些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于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們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于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產沒有污染和高質量食品的特殊農場，應將其產品送到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醫院，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這些東西的話。我們的前政權，以其狂妄自和偏狹的意識形態，將人縮減成一種生產力和相當于一個生產工具。這樣做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它將那些有才華和有自主性的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練地工作的人們，驅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雜、有刺鼻臭味的機器旁邊，淪為其齒輪和螺絲釘。這無非是慢慢地但卻無情地磨損這個政權本身和其全部齒輪和螺絲釘。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并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我為什么說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來的不幸遺產理解為與我們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項遺產是我們對自己所犯下的一樁罪過。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解釋，那么我們就能明白該由我們每一個人來為此做點什么。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里。

我們已經作出了可觀的調整，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在我們迫于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民水準。每當有人武斷地聲稱我們將會這樣或那樣時，我總是提出社會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存在，僅僅相信出現在你面前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很高興我這話并沒有說錯。的確，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么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 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們目前的處境中富有希望的這一面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人決不僅僅是這個實際世界的產物，而是能夠將自身與某種更高的東西聯系起來，盡管這個實際世界試圖一步步扼殺人們的這種能力；第二，我們民族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空洞地談論它們)，仍然沉睡在人們意識深處；難以察覺地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能及時地發現它們并將之轉變為行動。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許多人于50年代死于獄中，不少人遭槍決；上千上百的人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大量有才華的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獻身于民族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慘遭迫害的人，那些僅僅想保持自己本來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卻蒙受不幸的人們，我們應當記取它們，記取它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自主的法庭應當不受干擾地審查對種種迫害負有責任的人，使我們的過去真相大白。

我們也應牢記其他的民族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貴的代價，其實也是間接地為我們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蘭、東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情況。同樣，蘇聯境內的各民族也曾拋灑熱血，這些都不能忘記。首先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受苦和其他人類成員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劇背景，也帶來了蘇聯陣營內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們也構成了我們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變化，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會像這樣。抑或即使改變，也不會擁有如此一個和平的進程。

我們享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事實，但并不是說在最近幾周之內有人直接給我們提供援助。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終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賴強國和強權的援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我們目前巨大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希望，今后我們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帶來的麻煩。現在依靠我們自身這個希望能否實現，我們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個新的歷史姿態復蘇，全看我們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傾聽別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寬恕其敵人和為自己的罪過感到悔恨。讓我們把這種自信帶進我們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之中，帶到我們的國際舞臺上的行為方式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自尊，恢復對于他人的尊敬和對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們的國家將永遠不再成為一個附屬國或與其他國家關系惡化。的確，我們必須從別國那里接受和學習許多東西，但這必須是平等互助的那種關系。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并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礎之上。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和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是人們表達為社會謀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對社會的欺騙或劫掠。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不僅僅是一門模棱兩可的藝術，它更可能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藝術。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但曾經是歐洲精神文化重鎮。為什么我們不可以再恢復到從前？如果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回報嗎？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戶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并制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斗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和自由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使得這項活動給我們和平革命的潔凈面貌抹黑。不要因為我們變得糾纏于權力紛爭而馬上失去剛剛贏得的國際社會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務于社會的虛假名義下行個人私利之實。其實，現在是哪個黨派、團體贏得選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將我們當中在道德、公民意識、政治專業方面最優秀的人推舉出來，而不論他們的政治背景。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取決于我們選出什么樣的人來和稍候選擇的代議機構。……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談多做實事的人。不僅要從我乘坐的飛機窗戶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經常出現在你們當中并耐心地傾聽你們的聲音。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么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于個人并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并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人物背景】學者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維爾卸任捷克共和國總統職務，告別他幾十年風風雨雨、動蕩起伏的政治生涯。有報道說他將重操舊業，在離開權力巔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寫作。作為一國之領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實踐，被譽為現代“哲學王”。

哈維爾1936年10月5日生于布拉格一個有產階級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義務教育之后，因為家庭出身原因，無法繼續升學。此后他擔任過化學實驗室助理員、舞臺管理員，念過技校，還服了兩年兵役，其間開始在文學和戲劇雜志上發表文章。1963年布拉格一家頗為活躍的劇院接受了哈維爾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劇本《花園聚會》，接著上演了他的《備忘錄》和《思想越來越難以集中》，這些劇本鍥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義，卻以某種懷疑主義和自我嘲諷的面貌出現，體現了1960年代彌漫于捷克社會的某種情緒。此時，哈維爾已經成為捷克公眾生活中的一位人物，當然，其主要影響還是在戲劇、文化界圈內。

1968年蘇軍入侵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哈維爾的劇本不能上演，許多藝術家、知識分子被打入社會最低層。哈維爾1974年在一個啤酒廠打工，早晨5點鐘起來滾啤酒桶。但他并沒有忘記作為一個公民、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應該發揮的作用。次年他提筆給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長信，描述了捷克社會在表面上的繁榮穩定之下潛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機：在人們高漲的、從未有過的消費熱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經到手和即將到手的個人利益。哈維爾指出，這種情況對于一個民族整體上的傷害是久遠的，在暫時的穩定背后，付出的將是未來某個時刻的“超額稅款”。

1977年，“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的幾名成員被捕，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們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吁落實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簽名的有兩千多人，這就是所謂“七七憲章運動”，與此同時，哈維爾還是一個叫做“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的成員。哈維爾的這些活動給他帶來了三次牢獄之災，前后被關押近5年。在這前后，哈維爾寫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無權者的權力》、《政治與良心》、《對沉默的解剖》等。

1989年10月，哈維爾作為“公民論壇”的主要領導人物，參與了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這場革命從頭至尾沒有打碎一塊玻璃窗，沒有點燃一部小汽車，沒有任何沖擊政府機關部門的激烈行為。1989年11月，哈維爾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維爾當選為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1998年連任，按憲法規定他只能當兩屆總統。

第二篇：哈維爾：1990年新年獻辭范文

親愛的同胞們：隆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么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么輝煌燦爛。隆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并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復。我們的國家并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著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一個自稱屬于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一個曾經以其公民的教育水準高而自豪的國家現在卻因教育投資過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饋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壞的程度在歐洲是最為嚴重的。我們國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數別的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隆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個人的觀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發，在飛機上我抽點時間從窗口往外看。我看見斯洛伐那夫化工聯合企業和緊挨著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區。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數十年內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從他們乘坐的飛機窗口往外看一眼。緣此，甚至并不需要統計數據，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們已經陷入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是所有這些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于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們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于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產沒有污染和高質量食品的特殊農場，應將其產品送到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醫院，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這些東西的話。我們的前政權，以其狂妄自和偏狹的意識形態，將人縮減成一種生產力和相當于一個生產工具。這樣做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它將那些有才華和有自主性的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練地工作的人們，驅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雜、有刺鼻臭味的機器旁邊，淪為其齒輪和螺絲釘。這無非是慢慢地但卻無情地磨損這個政權本身和其全部齒輪和螺絲釘。隆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并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隆

我為什么說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來的不幸遺產理解為與我們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項遺產是我們對自己所犯下的一樁罪過。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解釋，那么我們就能明白該由我們每一個人來為此做點什么。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隆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里。隆

我們已經作出了可觀的調整，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在我們迫于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民水準。每當有人武斷地聲稱我們將會這樣或那樣時，我總是提出社會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存在，僅僅相信出現在你面前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很高興我這話并沒有說錯。的確，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么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 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么呢？隆

我想我們目前的處境中富有希望的這一面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人決不僅僅是這個實際世界的產物，而是能夠將自身與某種更高的東西聯系起來，盡管這個實際世界試圖一步步扼殺人們的這種能力；第二，我們民族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空洞地談論它們)，仍然沉睡在人們意識深處；難以察覺地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能及時地發現它們并將之轉變為行動。隆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許多人于50年代死于獄中，不少人遭槍決；上千上百的人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大量有才華的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獻身于民族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慘遭迫害的人，那些僅僅想保持自己本來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卻蒙受不幸的人們，我們應當記取它們，記取它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自主的法庭應當不受干擾地審查對種種迫害負有責任的人，使我們的過去真相大白。隆

我們也應牢記其他的民族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貴的代價，其實也是間接地為我們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蘭、東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情況。同樣，蘇聯境內的各民族也曾拋灑熱血，這些都不能忘記。首先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受苦和其他人類成員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劇背景，也帶來了蘇聯陣營內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們也構成了我們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變化，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會像這樣。抑或即使改變，也不會擁有如此一個和平的進程。隆

我們享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事實，但并不是說在最近幾周之內有人直接給我們提供援助。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終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賴強國和強權的援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我們目前巨大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希望，今后我們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帶來的麻煩。現在依靠我們自身這個希望能否實現，我們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個新的歷史姿態復蘇，全看我們的努力了。隆

自信并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傾聽別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寬恕其敵人和為自己的罪過感到悔恨。讓我們把這種自信帶進我們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之中，帶到我們的國際舞臺上的行為方式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自尊，恢復對于他

人的尊敬和對其他民族的尊敬。隆

我們的國家將永遠不再成為一個附屬國或與其他國家關系惡化。的確，我們必須從別國那里接受和學習許多東西，但這必須是平等互助的那種關系。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并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礎之上。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和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是人們表達為社會謀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對社會的欺騙或劫掠。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不僅僅是一門模棱兩可的藝術，它更可能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藝術。隆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但曾經是歐洲精神文化重鎮。為什么我們不可以再恢復到從前？如果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回報嗎？隆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戶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并制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斗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隆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和自由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使得這項活動給我們和平革命的潔凈面貌抹黑。不要因為我們變得糾纏于權力紛爭而馬上失去剛剛贏得的國際社會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務于社會的虛假名義下行個人私利之實。其實，現在是哪個黨派、團體贏得選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將我們當中在道德、公民意識、政治專業方面最優秀的人推舉出來，而不論他們的政治背景。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取決于我們選出什么樣的人來和稍候選擇的代議機構。隆??隆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談多做實事的人。不僅要從我乘坐的飛機窗戶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經常出現在你們當中并耐心地傾聽你們的聲音。隆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么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于個人并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隆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并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第三篇：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祝詞

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祝詞

(2010-08-09 13: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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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詞

極權主義

前總統

哈維爾

捷克斯洛伐克

文化 分類： 句群

親愛的同胞們：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么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么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并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復。我們的國家并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著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一個自稱屬于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一個曾經以其公民的教育水準高而自豪的國家現在卻因教育投資過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饋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壞的程度在歐洲是最為嚴重的。我們國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數別的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個人的觀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發，在飛機上我抽點時間從窗口往外看。我看見斯洛伐那夫化工聯合企業和緊挨著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區。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數十年內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從他們乘坐的飛機窗口往外看一眼。緣此，甚至并不需要統計數據，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們已經陷入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是所有這

些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于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們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于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產沒有污染和高質量食品的特殊農場，應將其產品送到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醫院，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這些東西的話。我們的前政權，以其狂妄自和偏狹的意識形態，將人縮減成一種生產力和相當于一個生產工具。這樣做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它將那些有才華和有自主性的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練地工作的人們，驅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雜、有刺鼻臭味的機器旁邊，淪為其齒輪和螺絲釘。這無非是慢慢地但卻無情地磨損這個政權本身和其全部齒輪和螺絲釘。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并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我為什么說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來的不幸遺產理解為與我們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項遺產是我們對自己所犯下的一樁罪過。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解釋，那么我們就能明白該由我們每一個人來為此做點什么。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里。

我們已經作出了可觀的調整，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在我們迫于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

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民水準。每當有人武斷地聲稱我們將會這樣或那樣時，我總是提出社會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存在，僅僅相信出現在你面前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很高興我這話并沒有說錯。的確，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么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們目前的處境中富有希望的這一面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人決不僅僅是這個實際世界的產物，而是能夠將自身與某種更高的東西聯系起來，盡管這個實際世界試圖一步步扼殺人們的這種能力；第二，我們民族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空洞地談論它們)，仍然沉睡在人們意識深處；難以察覺地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能及時地發現它們并將之轉變為行動。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許多人于50年代死于獄中，不少人遭槍決；上千上百的人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大量有才華的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獻身于民族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慘遭迫害的人，那些僅僅想保持自己本來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卻蒙受不幸的人們，我們應當記取它們，記取它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自主的法庭應當不受干擾地審查對種種迫害負有責任的人，使我們的過去真相大白。

我們也應牢記其他的民族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貴的代價，其實也是間接地為我們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蘭、東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情

況。同樣，蘇聯境內的各民族也曾拋灑熱血，這些都不能忘記。首先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受苦和其他人類成員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劇背景，也帶來了蘇聯陣營內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們也構成了我們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變化，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會像這樣。抑或即使改變，也不會擁有如此一個和平的進程。

我們享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事實，但并不是說在最近幾周之內有人直接給我們提供援助。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終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賴強國和強權的援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我們目前巨大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希望，今后我們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帶來的麻煩。現在依靠我們自身這個希望能否實現，我們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個新的歷史姿態復蘇，全看我們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傾聽別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寬恕其敵人和為自己的罪過感到悔恨。讓我們把這種自信帶進我們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之中，帶到我們的國際舞臺上的行為方式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自尊，恢復對于他人的尊敬和對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們的國家將永遠不再成為一個附屬國或與其他國家關系惡化。的確，我們必須從別國那里接受和學習許多東西，但這必須是平等互助的那種關系。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并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礎之上。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和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是人們表達為社會謀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對社會的欺騙或劫掠。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不僅僅是一門模棱兩可的藝術，它更可能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藝術。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但曾經是歐洲精神文化重鎮。為什么我們不可以再恢復到從前？如果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回報嗎？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戶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并制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斗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

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和自由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使得這項活動給我們和平革命的潔凈面貌抹黑。不要因為我們變得糾纏于權力紛爭而馬上失去剛剛贏得的國際社會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務于社會的虛假名義下行個人私利之實。其實，現在是哪個黨派、團體贏得選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將我們當中在道德、公民意識、政治專業方面最優秀的人推舉出來，而不論他們的政治背景。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取決于我們選出什么樣的人來和稍候選擇的代議機構。

……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談多做實事的人。不僅要從我乘坐的飛機窗戶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經常出現在你們當中并耐心地傾聽你們的聲音。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么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于個人并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并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第四篇：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祝詞

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1990年新年祝詞

2010-08-09 13:42:11 親愛的同胞們：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么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么輝煌燦爛。

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并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復。我們的國家并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著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一個自稱屬于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一個曾經以其公民的教育水準高而自豪的國家現在卻因教育投資過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饋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壞的程度在歐洲是最為嚴重的。我們國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數別的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個人的觀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發，在飛機上我抽點時間從窗口往外看。我看見斯洛伐那夫化工聯合企業和緊挨著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區。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數十年內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從他們乘坐的飛機窗口往外看一眼。緣此，甚至并不需要統計數據，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們已經陷入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是所有這些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于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們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于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產沒有污染和高質量食品的特殊農場，應將其產品送到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醫院，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這些東西的話。我們的前政權，以其狂妄自和偏狹的意識形態，將人縮減成一種生產力和相當于一個生產工具。這樣做極大地傷害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它將那些有才華和有自主性的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練地工作的人們，驅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雜、有刺鼻臭味的機器旁邊，淪為其齒輪和螺絲釘。這無非是慢慢地但卻無情地磨損這個政權本身和其全部齒輪和螺絲釘。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并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我為什么說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來的不幸遺產理解為與我們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東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們必須承認這項遺產是我們對自己所犯下的一樁罪過。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解釋，那么我們就能明白該由我們每一個人來為此做點什么。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于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里。

我們已經作出了可觀的調整，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在我們迫于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 民水準。每當有人武斷地聲稱我們將會這樣或那樣時，我總是提出社會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存在，僅僅相信出現在你面前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很高興我這話并沒有說錯。的確，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么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們目前的處境中富有希望的這一面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人決不僅僅是這個實際世界的產物，而是能夠將自身與某種更高的東西聯系起來，盡管這個實際世界試圖一步步扼殺人們的這種能力；第二，我們民族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傳統(人們常常空洞地談論它們)，仍然沉睡在人們意識深處；難以察覺地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能及時地發現它們并將之轉變為行動。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許多人于50年代死于獄中，不少人遭槍決；上千上百的人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大量有才華的人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獻身于民族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主義的統治慘遭迫害的人，那些僅僅想保持自己本來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卻蒙受不幸的人們，我們應當記取它們，記取它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價。自主的法庭應當不受干擾地審查對種種迫害負有責任的人，使我們的過去真相大白。

我們也應牢記其他的民族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貴的代價，其實也是間接地為我們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蘭、東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情況。同樣，蘇聯境內的各民族也曾拋灑熱血，這些都不能忘記。首先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受苦和其他人類成員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劇背景，也帶來了蘇聯陣營內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們也構成了我們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東德的變化，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會像這樣。抑或即使改變，也不會擁有如此一個和平的進程。

我們享有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事實，但并不是說在最近幾周之內有人直接給我們提供援助。幾百年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終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賴強國和強權的援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我們目前巨大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希望，今后我們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帶來的麻煩。現在依靠我們自身這個希望能否實現，我們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個新的歷史姿態復蘇，全看我們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負。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傾聽別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寬恕其敵人和為自己的罪過感到悔恨。讓我們把這種自信帶進我們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之中，帶到我們的國際舞臺上的行為方式之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自尊，恢復對于他人的尊敬和對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們的國家將永遠不再成為一個附屬國或與其他國家關系惡化。的確，我們必須從別國那里接受和學習許多東西，但這必須是平等互助的那種關系。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并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礎之上。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和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概念。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是人們表達為社會謀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對社會的欺騙或劫掠。讓我們教導自己和教導別人，政治不僅僅是一門模棱兩可的藝術，它更可能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藝術。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但曾經是歐洲精神文化重鎮。為什么我們不可以再恢復到從前？如果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回報嗎？那些從前危害我們的人——不往飛機的窗戶外張望一眼和吃特殊供應的人們——也許仍在周圍并制造污染，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國際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們 的主要敵人。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漠視公德、空虛、個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傾軋。主要的斗爭將不得不在這個領域中進行。

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和自由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使得這項活動給我們和平革命的潔凈面貌抹黑。不要因為我們變得糾纏于權力紛爭而馬上失去剛剛贏得的國際社會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務于社會的虛假名義下行個人私利之實。其實，現在是哪個黨派、團體贏得選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將我們當中在道德、公民意識、政治專業方面最優秀的人推舉出來，而不論他們的政治背景。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取決于我們選出什么樣的人來和稍候選擇的代議機構。

……

總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談多做實事的人。不僅要從我乘坐的飛機窗戶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經常出現在你們當中并耐心地傾聽你們的聲音。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么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于個人并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并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第五篇：哈維爾的遺產---捷克作家

洪鵠：哈維爾的遺產

發布時間:2012-01-03 10:24 作者:洪鵠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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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敏感于當代世界的分崩離析。在這個世界中，一個人很容易有各種脫節、分裂、劇變卻不以為意。而哈維爾的珍貴在于，他是一個有勇氣的踐行者。他以行動貫徹了他的思想，他的終點與起點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貫穿一致的東西。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劇作家、哲學家、捷克共和國前總統。作品有《乞丐的歌舞劇》、《無權力者的權力》、《給奧爾嘉的信》、《哈維爾自傳》、《反符碼》等。無論是在1989年走向民主的過程中，還是在之后多年捷克的國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著自己始終未變的身份：一名異見人士。

記者_ 洪鵠

捷克，布拉格。76歲的瓦茨拉夫·哈維爾于當地時間12月18日謝世，給世界留下的是豐富、難以概括的一生。這位捷克前總統，作家，荒誕派戲劇家，哲人，異見人士，政治犯，赫瑪尼斯監獄的常客，搖滾樂迷，“地下絲絨”樂隊全球頭號粉絲，昆德拉（在出版業上的）競爭對手，捷克電視一姐達格瑪的丈夫—在去世前八個月，他還出席了電影《下野》（Leaving）的首映禮，這是他作為導演的處女作。

盡管骨子里自認為是個波西米亞人，對世界而言，哈維爾最重要的身份集中在三重：劇作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前兩重交織在一起，同時與最后到來的第三重密不可分。1989年11月，捷克民眾爆發游行，捷共第一書記雅克什辭職，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在這個國家的第一次多黨選舉中獲得勝利，哈維爾本人出任總統，捷克由此完成了政權的和平轉移。這次革命因此而稱為天鵝絨革命，意謂平和柔滑的變革，未發生流血沖突。

1990年新年，新官上任的總統哈維爾向他的同胞們發出了一篇后來聞名世界的新年賀詞。40年來每逢這一天，捷克人都會從他們的前任領導人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有關這個國家是如何繁榮，又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人民幸福并多么相信政府，以及面臨著多么輝煌的前途。哈維爾相信，人們讓他擔當這一職責，并非想再聽重復的謊言。他向大家報告了捷克的現狀：被破壞的資源、無效的勞動和被浪費的潛能。然后他指出，最大的問題卻在于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成為了“道德上的病人”：整個社會橫行著謊言，每個人都對口是心非習以為常。

這是極權社會留下的禍害。但哈維爾強調，極權社會并非少數人制造、從天而降、與我們無關的一件事情，相反，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為這整個極權機器的運行負起責任。“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哈維爾在位整整十三年，直至2002年卸任。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專制到民主社會的轉型，也經歷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裂的劇變。一切終究平安度過。然而回到哈維爾的人生之初，他從未預料他會真正投身政治旋渦—并且潛入其間如此之久。

從劇作家到政治家

1936年10月，哈維爾出身于布拉格一個貴族背景的富商家庭，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背景下長大，擁有自己的家庭圖書館和電影放映廳，他最初對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正是在此形成。他意識到自己精力充沛，敏感、外向，他知道他會是個“政治動物”，因為對政治他嗅覺敏銳。但他并不想成為政治家，他的目標是念完大學去劇院工作，通過拍一部影片的方式來介入政治，或者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去評論政治，總之，是批評它而不是從事它。

1948年，捷共掌握了國家政權，哈維爾家的所有財產都充了公，全家人也成為了階級斗爭對象。1951年哈維爾完成了捷克提供的義務教育后，便開始因“階級出身”而始終無法進入大學。他只好一邊做學徒一邊讀夜校，四年后才通過政審。而他就讀戲劇學院的申請也不斷被拒。在后來的自傳中，哈維爾如此解讀這段歲月：它比他自信的少年時代更為重要，正是這段被排斥、被邊緣的經驗，奠定了后來的他。因為出身于一個資產階級家庭而又成長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才有了“從下面”（from below）了解這個世界的可能：而它才是這世界的真實模樣。

“如果我展示了—如他們經常所說的那樣—關于世界的荒誕感和喜劇感，那么這不僅僅是來自我的氣質，更是出自我的經驗。”

1960年，24歲的哈維爾開始為布拉格的一家劇院工作。這個自認為擁有“從下面”看問題的眼光、卡夫卡式的經驗和對法國荒誕派戲劇的熟稔知識的青年很快掌握了寫劇本的技巧，幾個重要劇本《花園聚會》、《反符碼》等次第誕生。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戲劇是文化生活中最富吸引力的一項，哈維爾著力描摹在僵化體制下社會空洞本質的劇目很快令他成為捷克重要作家中的一員。

1968年布拉格之春爆發，蘇軍入侵捷克。隨后，一個更加保守的政權取代了原先相對自由的那個，整個社會在解凍之后復歸冷凍。1969年開始，出版自由被禁止，并持續了20年。哈維爾的劇本不再被允許上演，再后來，包括他在內的一群藝術家、知識分子被打入社會底層，只能以體力勞動謀生。到了1974年，他被遣進一家啤酒廠打工，每天早晨4點鐘起來滾啤酒。在后來的自傳中談起這段經歷，哈維爾說這是他第一次只是為了錢而工作—他沒法假裝自己是來“體驗生活”的，但同時他也很高興自己終于克服了一個“莊園主兒子”在工人階級面前或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勞動者面前的羞慚感：它們絕不是優越感，而是一種障礙。

這段和平等有關的體驗，讓一個新的命題在哈維爾接下來的創作中逐漸顯形。他認為像早年那樣簡單地將社會的蒼白空洞訴諸政權或制度是虛弱的，每個人最終都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個人的危機。“我以不同故事，不同形式寫東西，在結局時不管我愿不愿意，這個主題總是以某種方式呈現在我面前。”這批創作應該包括1975年他給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寫的一封長信，強調的便是這一問題。哈維爾指出，當時捷克社會在表面上的繁榮穩定之下潛伏著嚴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機：在人們高漲的、從未有過的消費熱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經到手和即將到手的個人利益。他認為這種情況對于一個民族整體上的傷害是久遠的，在暫時的穩定背后，付出的將是未來某個時刻的“超額稅款”。

1977年，一個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搖滾樂隊的幾名成員被捕，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們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吁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得到落實。哈維爾是這場簽名運動的三名發言人之一，同時他還是一個叫做“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的成員。這些行為給哈維爾帶來的是三次牢獄之災，前后被關押近五年。而正是在這段時期，哈維爾寫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無權力者的權力》、《政治與良心》、《對沉默的解剖》以及在獄中寫給第一任妻子的《給奧爾嘉的信》。

2007年12月10日，哈維爾與他的第二任妻子達格瑪·維斯科莫娃。

有勇氣的踐行者

學者傅國涌仍然記得第一次閱讀哈維爾時所受到的沖擊，這個感覺他人生中從未遭遇。作為一個“從十幾歲以來一年365日手不釋卷”的人，他自認為被沖擊的門檻很高。而哈維爾寫了什么？“哈維爾說的是1970年代的捷克，人民擁有的自由，就是選擇不同牌子電冰箱、洗衣機的自由。”

這是哈維爾關于后極權社會的論述中的一句話。何謂后極權主義？概括哈維爾的論述可得到如下信息：極權的原始動力已衰竭，權力者已經失去他們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和殘酷性，權力者不得不多講一點法制（而不是法治），消費主義盛行，腐敗也愈加嚴重，社會冷漠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整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

對于后極權社會，東歐諸國以及蘇聯均不乏研究者。“但哈維爾是其中目光最為準確的一個，他穿透了后極權社會的本質。”傅國涌告訴記者。哈維爾指出，在極權主義時代的政治作惡中，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參與者，并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極權的制度使人異化，而異化了的人更支持這個制度，因此，人們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當獄卒。

如何擺脫這樣的社會？哈維爾的觀點是，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必須喚醒人的良知，必須做有個性的人，堅守自己的道德立場和良心底線，講求原則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最簡單的一個原則便是不說謊話。

在紀念1977年簽名運動發起人帕托切克的文章《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以一個日常場景入手，就這一點進行了闡釋：一個水果蔬菜商店的經理在櫥窗里，在洋蔥和胡蘿卜中間，安放了“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的大標語。緊接著就是一連串疾風驟雨似的詰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什么東西是他試圖和這個世界聯系的？他真的熱心于聯合世界的勞動者這個意思嗎？他熱情如此之高，乃至于感到一種無可控制的沖動要讓公眾了解他的這個思想？”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這否定中人們可以清晰看到偽善和謊言是如何點點滴滴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哈維爾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指出值得責難的并非歷史，而是現代人性，它使得這個制度產生、容忍這個制度的傾向。因此，不僅是這制度使人性疏離，疏離的人性又反過來支持了這制度，這成了人性墮落的寫照。而人們成為了彼此失敗的見證。

作為哈維爾最重要的中文譯者，崔衛平是在一個極其個人的語境中與哈維爾相逢。“那是我自身非常低落的一個時期，之前的經驗分崩離析，而新的世界仍未形成。”哈維爾對精神危機和道德危機的描述令崔衛平覺得一擊即中，“他看世界的比例和一般人不一樣，不大不小，不激烈，也不軟弱，始終是在反思，反思我們的生活，反思我們的環境，反思我們的優缺點，但他又是適度的，必要的時候他走出自身，走向這個世界。”

“哈維爾敏感于當代世界的分崩離析。在這個世界中，一個人很容易有各種脫節、分裂、劇變卻不以為意。而哈維爾的珍貴在于，他是一個有勇氣的踐行者。他以行動貫徹了他的思想，他的終點與起點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貫穿一致的東西。”崔衛平告訴記者。2009年，她在布拉格和哈維爾有過一面之緣，74歲的哈維爾雖然渾身上下“除了腦袋哪里都動過手術”，但仍然風趣、頑皮，在他微笑的眼睛里面，有非常非常認真、嚴肅的東西。

同為捷克知識分子，哈維爾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熱度”從來無法和同胞米蘭·昆德拉相比。對此，學者徐友漁有自己的解讀：“知識分子有一個毛病，就是不滿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個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適應新的犬儒主義的生活，就要證明這種生活是唯一正當的選擇。這個時候‘昆德拉熱’適逢其時。這些人把昆德拉作了一個解讀—未見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顯是為我所用：所有反抗都是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說到底，只有不反抗才是最大的反抗。有人還提出了一個口號：知識分子有退出歷史的權利。貌似非常深刻，實際就是勇氣不夠，為哆嗦找了一個借口。”

而哈維爾呢？傅國涌說：“他的榜樣作用在于，在一個嚴酷的大環境中，個體依然可以有所作為，并非可有可無。他最終改變了世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