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丹青在東南大學的演講：常識與記憶

諸位同學、諸位老師：

今天有榮幸被請到貴校出席百年校慶，我很慚愧。為什么呢？因為我此前不知道南京有一所大學叫做“東南大學”，更想不到她有百年歷史。待我收到貴校的邀請函，才知道這就是曾經的南京工學院。

現在，我被貴校請來當佳賓，其實沒有這份資格，我只是個喜歡畫畫的人。不錯，我正在擔任所謂繪畫博士生的導師，是一名所謂責任教授，但是我要坦率地說，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美術博士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有資格教這樣的博士生。當我每年審看博士生報考表格時，我發現自己既不具備報考的學歷，更不具備國家規定的種種條條框框。說到學歷，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過兩年所謂研究生課程，我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學畢業生，小學畢業那年，文革爆發，我的兩年初中全是下工廠，去農村，或者觀看老師被批斗，根本不上課。到了十六歲，我就和千萬名知青給塞進火車，送到農村種地去，一去就是八年——我常常說：所謂“知識青年”的意思，就是指沒有知識的青年。

所以要說知識，在座諸位比我多，要說學歷，在座諸位更比我高。

我為什么說這些呢？因為貴校邀請函明明白白印著“東南大學百年校慶人文大講堂”這么一行字。“人文”這樣大的話題，我當不起：沒有足夠的知識，“人文”從何談起？而我竟被請到我所不知道的大學講“人文”，說明我連“常識”也不夠，為什么呢，因為我這一代人的“文化常識”與“歷史記憶”，很早就被切斷了。所以我今天的講題，叫做“常識與記憶”。

我給大家講一件小事情。去年，我受命給清華大學九十年校慶畫一幅大畫叫做“國學研究院”，畫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創辦國學研究院的五位前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華大學校史館詢問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館員說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園內紀念王國維自沉的石碑周圍特意先后詢問十幾位年齡在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師或職員，結果呢，不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本校有過這樣一所研究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聽清，并復述“國學研究院”這幾個字——

“什么？‘博學研究院’？”他們一臉茫然，掉頭走開。

我自己知道么？在給清華大學前年叫來幫忙教書前，我僅聽說過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創作，我也不知道清華大學有過這么一所“國學研究院”，問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華大學的人文學科就給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還在母親的肚子里。

一晃五十年過去，國家忽然想起“人文傳統”、“國學研究”這些字眼，忽然要來紀念“國學研究院”，忽然要來做今天這樣的“人文大講堂”——所以不但是我，連國家也常常失去記憶的。

還好，總算又記得了。回頭我要問問“東南大學”的校名，是怎樣在貴校歷史中失去記憶，又恢復記憶的。

當然，有些事情最好忘記，不說為好，可是我的記憶力偏偏不壞，居然記得。是什么事情呢？說來有趣，當校方領導陪我參觀清華大學校園時，我忽然發現一幢主樓似曾相識，仿佛多年前在電視里看到過，我問：這里是不是1966年萬人批斗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現場？回答說，正是這里。接著，領導指著著名的刻有“清華園”三字的校門石牌坊，說這座起于清朝末年的牌坊在文革初期被砸毀，是紅衛兵喝令當時被批倒的學者教授們動手砸毀的，然后在那里豎立了一座毛主席雕像，直到文革結束，才仿照老清華的模樣重建起來。

這就是我的記憶。這是“人文”的記憶么？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這記憶：就是在這樣的記憶中，我們幾代人失去了常識與記憶。

今天，全國院校，全國的教育，大談“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個民族忽然要來大談“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說明人文狀況出現了大問題。面對這樣的大問題，以我的看法，咱們先別奢談所謂“人文”，我們要緊的是先來恢復常識和記憶。

可是我們失去的常識和記憶太多了，從何說起？前年，我在上海圖書館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上海石庫門弄堂里的歐洲藝術》，詳細回顧文革初年我們這些失學的藝術青年怎樣在空前浩劫中，從紅衛兵抄家而遺散到社會上的藝術品，開始了文學、繪畫和音樂的可憐的啟蒙，這篇講演收在我剛剛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陳丹青音樂筆記》，諸位有興趣或者可以找來看。今天，我們還是從繪畫說起吧。

但是繪畫的范圍很廣，話題很多，在座諸位不一定都是繪畫專業的同學，那么，我就以“美術館”為話題說說看，因為美術館是開放給所有人的。

二十年前，我為什么去到紐約？不是為了移民、發財，而是為了到西方開眼界，看看油畫經典的原作。當我走進紐約大都會美術館，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畫看也看不過來，可是沒想到就在那里，我從此開始了中國藝術中國文化的啟蒙，認清了我們民族從上古到清末的藝術家譜：在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華盛頓，倫敦與臺北故宮，我所看到的中國藝術經典，竟是我在中國本土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國本土的藝術珍品和大量文物還剩多少？放在哪里？僅以北京為例，據故宮古典書畫文物鑒定家単國強先生說，故宮所藏書畫約有九萬多件，他任職三十多年來，僅只看過其中的三分之一，而49年迄今，故宮展出的書畫總量不超過一萬件。照此說法，中國人不出國境，就應該看得到大量炎黃祖宗的藝術品，從美術館得到美術的常識，由美術史牽連文化的記憶。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錢財，缺乏太多設備，更主要的原因，我們的心思根本不在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國寶，以今日世界的高水準永久陳列，還不知道要過多久。

單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齊白石老先生。齊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圖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獻北京畫院，幾個月前，我有幸親眼看到這批珍貴的文物，總有上千份吧，居然還像半個世紀前那樣，以最簡陋的方式，就像我們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扎帳單那樣，折疊著，放在舊信封或破爛的塑料袋里。為什么呢？因為北京沒有這筆閑錢，也沒有心思好好整理，裝裱，展示，還幸虧靠著畫院保護著，珍藏著，動也不敢動。

中國只有一個齊白石，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畫家，可是與他差不多年齡上下的西方畫家，譬如長壽的畢加索，在法國西班牙兩國不知有多少紀念館，故居，美術館，專門陳列他的每張紙片，早死的凡高，則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園里占有一座面積很大的個人美術館，朝拜者每天絡繹不絕。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聲譽，然而齊先生生前就被國家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可是今天，人民還是沒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藝術家的畫。

在南京，諸位有什么地方可以隨時去看看齊白石的畫？或者，隨時去看看金陵畫家付抱石、錢松巖、宋文治、魏紫熙、亞明等幾位老先生的畫嗎？幾天前，魏老先生的追悼會剛剛開過，解放后號稱新金陵畫派的時代，就此結束了，這要是在日本、歐洲，早已建立他們的紀念館美術館，但在中國，我們只有追悼會，以后，也只有他們作品的拍賣會，別說全國，就是南京一地的老百姓，還是看不到。

所以前年我回到北京定居，發現我又變得象出國前一般無知，在我們的故宮，在國家美術館，還是看不到民族藝術五千年的詳細脈絡，更看不到幾件經典的原作。（簡單介紹太北故宮入口處的中西美術史時間對照畫廊）。

大家知道，繪畫是視覺藝術，看不到真東西，一切都是空談，就像一群聾子在那里談論音樂，可是我們全國上下的千萬名畫家和更多的藝術愛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談藝術，談了半個多世紀，而像我這樣的無知，今天還要給無知的學生去上課。

兩個月前，我在紐約買到電腦精印的幾份珍貴手卷：晉代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北宋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北宋李公麟的《海會圖》，清代王原祈的《輞川別業圖》，清代顧見龍的《春宵秘戲圖》（問同學是否知道這些畫，常識與記憶）。人但凡得了寶貝，忍不住要顯寶，我就捧著手卷給學生去上課，大家看呆了，別說沒見過，就是聽也沒聽說。上個禮拜，我又捧去給母校的老院長靳先生，新院長潘先生，還有老師兄老同學看，看過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訂購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說五月訪紐約，要代中央美院買一批回來，用于教學。

這就是我們高等美術學院的“人文”現狀：我們要到國外去買民族藝術經典的復制品，假如不買，我們連這復制品也沒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國藝術的滄海一粟。大家知道不知道，除了歐美數百座重要的美術館，全世界評選出十大美術館，現在，我來念一念：

意大利的梵蒂岡美術館

法國的盧佛宮美術館

英國的大英博物館

俄國的冬宮美術館

西班牙的普拉多美術館

墨西哥的馬雅美術館

美國的大都會美術館 埃及的開羅美術館

德國的柏林美術館

土耳其的君士坦丁美術館

偌大的亞洲，沒有，一座也沒有。

前面說到故宮，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當時西方人才剛從中世紀醒來不久，文藝復興三杰還沒生出來，所以要說我們故宮的歲數，遠在梵蒂岡盧佛宮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嚴格說來不能算是博物館，只是皇宮舊址，因為故宮深園的大量書畫文物，就好比一座聲名遠揚的大飯館，除了掛出皇家仿饍的漂亮菜單，基本上不營業，不開飯。中國，是亞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藝術最豐厚的國家，我們動不動就說“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強符合國際收藏標準、陳列規范、開放制度與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館，而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廣度、深度、類別、級別，可能還不如美國一所大學的美術館。但我要謝天謝地：我們總算有了這么一座比較像樣的美術館。最近，故宮開始了建國以來投資最多，規模最大的大休整，據說要恢復乾隆盛世的模樣，到2008年開放給奧運會的各國游客看。大家知道，申辦奧運會哪里是為了體育，而是不折不扣的超級政治任務，可是沒有這項政治任務，錢撥不下來，事辦不起來，所以我有保留地謝謝天，謝謝地，但我緊跟著就要問一句：假使奧運會沒給安在北京城，2008年沒有這回事，故宮怎么辦？

凡是先進國家，尤其是維持民族自尊的國家，都會高度重視美術館，那是國家的榮耀，國家的臉面。諸位有一天到羅馬、巴黎、倫敦、紐約去看看，美術館天天人山人海。諸位說說看：美術館為什么那么重要？美術館到底是什么地方？（簡單介紹西方美術館的陳列項目與方式，就說大都會，僅次于埃及的收藏，中國收藏，印度收藏，歐洲收藏，現代藝術收藏。）

我們一天到晚說“世界”、“世界”，你怎樣認識世界？看世界地圖？讀歷史書？讀世界新聞？讀參考消息？讀雜志上關于世界的報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夠感性地，全面地，實實在在地了解世界，應該走進美術館。

美術館的“美術品”，博物館的“物”，都不是頂要緊的，要說書畫，要說文物，我們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術館不是掛幾幅畫，擺幾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開展覽的地方，美術館博物館頂頂要緊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會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個國家，民族和社會中活生生的作用，美術館，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書，因為美術館的對象不僅僅是藝術家，而是所有人。

英國人約翰·伯格說過這樣的話，他說：“一個被割斷歷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的選擇和行為的權力，就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自己置身與歷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這就是為什么——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過去的藝術，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伯格，是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本杰明的追隨者，本杰明的思想來源，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思同志。我們的國家奉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今天所有大學生都要考馬克思主義，學馬克思主義，很好，我們來想想這段話：如果這段話是對的，有道理的，那么，我們今天怎樣才能“始終”將自己“置身于歷史”？我們怎樣看待“過去的藝術”，并從中確認我們今天的“政治”立場？我相信，方法，途徑，許許多多，可是誰會想到美術館？

美術館，以我的定義，就是提供文化常識，儲存歷史記憶的場所。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想出很多法子來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革命救國，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大聲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傳統宗教意識，但他認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還根本，還有效。但是，“美育”的最高標準和最起碼的條件，是要有國家美術館。可惜在蔡先生的時代，國家不斷打仗，國民政府把故宮的國寶裝了幾百幾千箱，從抗戰烽火到退守臺灣，運過來運過去，六十年代才弄出臺北故宮博物院。大陸這邊呢，快要一個世紀過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沒有實現？他這句話的涵義，他這句話本身，又有多少人記得？。要說“美育”，我們今天出了個所謂“五講四美”，層次很低，不過是要有禮貌，守規矩，走橫道線，別隨便吐痰之類，無非說明我們的社會五不講，四不美。要說宗教呢？出了個莫名其妙的法輪功。

我想，要是我們全國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說的大型國家美術館，情形不至于這個樣子。我在國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術館的國民，與沒有美術館的國民，很不一樣，大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二十年前，描繪機場壁畫的袁運生先生造訪西北敦煌，寫成一篇《魂兮歸來》的文章，呼喚我們偉大的民族精神，其實，魂是叫不回來的，西方人也叫不回希臘藝術與文藝復興的魂，我所要呼喚的，只是“常識與記憶”。為什么呢，因為西方人似乎知道“魂不附體”這句古諺，他們精心留存著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體”，只要“體”還在，所謂文化“魂”，就有個依附之所，要我說，文化藝術的“體”，就是美術館。

可是從我歸國兩年的見聞看，我們好像不在乎常識，不在乎記憶，我們所竭力構筑的，似乎總是所謂“上層建筑”——我們的藝術學院在教所謂“美術學”，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謂博士生正在逐年遞增，我們的美術界天天高談所謂世紀性、國際性、歷史性、當代性等等聳人聽聞的大問題，種種雜志、研討會、拍賣會、博覽會、雙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動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級別與名稱越來越高，遠遠看過去，我們的文化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欣欣向榮??。可是在這一切的熱鬧與喧囂中，美術館，作為一條無法替代的認知途徑，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一個巨大的文化實體，卻是長期懸置、長期缺席的。用中國人的老話說，這就是文化上的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過像個游泳池；無本之木是長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過像個大盆景。

歷史的失憶癥，必然引發更多的失憶。美術館只是整個文化問題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述，就在清華大學的九十年校慶，就在校方抬出國學研究院的輝煌過去，試圖藉此重振人文傳統時，我在校園里遇到的是無知與失憶。而今天，在一所我不知道的大學里，我竟充當所謂“人文大講堂”的演講人，豈不諷刺？可是有人會說，這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嗎？是的，沒什么大不了，這只是“知道”與“不知道”的問題。蘇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題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們的命題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不知道”。種種種種“不知道”加在一起，我們如何談論“人文”？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大規模失落的常識與記憶，說不過來，這是沉重的話題，我的發言應該結束了，在結束前，容我添幾句有點亮色的話——

今天，在恢復常識與記憶的工作上，能夠使我們欣慰的，發生希望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空前興旺的出版業，大家知道，書本就是知識，讀書，就是要你“知道”。我歸國后最振奮，最開心的事，就是我們的書店終于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每本書似乎都在問我：“你知道嗎？”或者說，每本書都在提醒我：“同志，你不知道！”——雖然，今天我們出版的書籍種類與品質，還遠遠不能和發達國家比，但卻是建國以來最像樣，最應該的那么一種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中，我的感慨是什么？（引《彼哉》一文內容）

所以，另一件令人寬慰的事就是校園里的年輕人，就是在座各位。我在開始時說，諸位的知識比我多，學歷比我高，諸位，就是未來的國家棟梁。我任課兩年以來，一面感到慚愧，因為整個我這一代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結構與人格成長很有問題的人，如今已經占據了教育崗位，是國家最主要的師資群體。另一方面，我發現新一代青年已經大大區別于我們，開始接受比較寬廣的知識系統，開始從長期意識形態的迷彰里走出來，沒有這個前提，談不上“人文”。但是全方位恢復常識與記憶，又從常識與記憶中逐步建構高層次的文化意識，是個漫長的過程，我愿意說，在在座諸位同學身上，這一過程有希望真正開始。

為了恢復常識，恢復記憶，重建人文的漫長過程，我愿以《易經》里的三句話送給大家，這三句話只有十二個字：

大人虎變

小人革面

君子豹變

什么意思呢？“大人”，指得是“王”，不必細說：“小人革面”，則忽兒這樣，忽兒那樣，靠著變臉討生活的角色，我們平時見得多了，也不必細說——要緊的是第三句話：

用今天的說法，所謂“君子”，接近于“知識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養，有立場，有品格的人——可惜，“君子”這兩個字，也屬于我們失憶的詞語了——那么，“豹變”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說話是非常形象，非常準確的。大家在動物園里或電影里見過修長美麗的豹子嗎？那一身好皮，無比精致無比高貴，可是您要是見過剛養出來的幼小的豹子，簡直沒法看，皮毛粘滯，渾濁骯臟，像一團爛泥，哪里想到長大后會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君子豹變”，就是說，你要想從丑陋到美麗，從幼小到壯大，從無知到有知，逐漸成為一個有品質的人，你要慢慢地來，慢慢地蛻變??翻譯成現在的話，大概相當于所謂“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吧，但這話給我們說濫了，依我看，古人許多話，遠比今人說得漂亮，說得真確，可是給今人忘記了。我就是因一位年長的前輩告訴我這句話，這才知道，牢記在心。

諸位不論是什么性別，學得是什么專業，今后做什么社會角色，都希望有出息吧？或許，有人會變成大王，那可好極了，有人終究還是“小人”，那也奈何不得，可是我猜，將來諸位是升官發財也好，是白領藍領也好，誰都愿意自己變成一個“君子”，當得起“君子”這樣的美稱吧？

好了，我的話說完了，謝謝大家。X 登錄 · · · · · ·Email: 密 碼: 忘記密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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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陳丹青在理想國沙龍發言2011

陳丹青在理想國沙龍發言在理想國文化沙龍2011第二天上午論壇

在理想國文化沙龍 2011 第二天上午論壇“民國是歷史還是現實？”上的發言。這是一個好話題，也是困難的話題，如果是記者問我，我會答不上來。因為我對這兩個 詞不確定：凡是過去的、不在場的，是否就算歷史？凡是還沒過去、還在場、還在發生，還 奏效，是否就算現實？ 記得 1966 年文革爆發，毛澤東狠狠地向全黨全國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 黨與國民黨、革命派和反革命的繼續斗爭”。我那年十三歲，戴著紅領巾，自以為活在共和 國，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滿十七歲了，可是聽毛澤東這么一說，我心驚肉跳：民國還沒 過去？國民黨還在？ 現在我明白毛澤東可能沒錯：那年他七十多歲，除了避走臺灣的國民黨，他的許多同齡 人都還活著，譬如頂撞他的梁漱溟，殺過共產黨的李濟深，就住在北京；毛澤東本人，包括 朱德周恩來等等一大伙共產黨領導，曾經就是國民黨員，在國民政府做過官，1945 年毛澤 東從延安飛到重慶參與國共談判，下了飛機，上了宴席，據說就當面對著蔣介石喊過：“蔣 委員長萬歲！”總之，當毛澤東想起民國、說起民國，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1976 年文革結束，距今也整整三十五年了，遠遠超過毛澤東回想民國的時間距離。我 們或者可以問：文革是歷史，還是現實？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文人和出版社拼命在做歷史研究，出版歷史書，在座諸位，想必喜 歡讀歷史。讀歷史，為了什么呢？克羅齊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是借辛亥百年，世面上有個正當的理由，談談民國。為了尊敬今年的另一份大紀念，我特意鉆進電影院觀賞 《建黨偉業》，不久，不知是誰給我手機來了一份短信，好聰明，把建黨與民國一塊兒給紀 念了，這份短信可能大家知道，我再念一遍： 《建黨偉業》是一部向北洋軍閥政府致敬的電影，該片用生動的鏡頭，精彩的案例，溫 馨的細節，為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時代：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政府，大學可以 學術獨立，學生可以上街示威，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察不能隨便抓人，權力有邊界，法律 有作用，人權有保障，窮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不久，又一短信發過來，詳細例舉《建黨大業》和《建國大業》的眾多大明星擁有各國 國籍——總之，這部電影拍著拍著，一不小心，把部分民國史給拍出來了。我猜，制片人韓 三平當初沒想到這份效果吧。言歸正題：雖然這條短信既談到歷史，也清清楚楚指向現實，簡直全部回答了這次論壇 的話題，但我不能念一條短信交差，所以趕緊清理自己可憐的歷史知識，看看民國的哪些往 事算是歷史，哪些花樣還是現實。先說早已成為歷史的那個民國—— 首先，民國的戰亂過去了。我們幾代人何等幸福，六十年來沒有遭遇任何外敵入侵。文 革的武斗，當然，是毛澤東的所謂“繼續斗爭”，但死傷者沒有一個是國民黨員，而是和在座 諸位一樣的年輕人。昨天聽秦暉兄說起廣西的武斗，他當年十幾歲，親眼觀賞高射炮放低了，轟然平射，還有越戰使用的炸藥包，到處開花。然后，孩子們清理戰場的大片廢墟，聞到臭 味，就會挖起一具具廣西學生的尸體。其次，半殖民時代過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所有殖民區域，完全消失了。我們主權在 握，誰也不敢冒犯！雖然，現在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的市政府竭力刷新從前的法租界英 租界好房子好地段，為旅游業賺大錢，但像康有為、梁啟超、胡適之、魯迅之類闖禍胚子還 想鬧事，再也沒地方躲了。即便賴昌星遠遠逃到加拿大，不也乖乖地飛回來戴手銬嗎。再其次，中國的分裂過去了。民國時期，或先后、或同期，有過南京政府、武漢政府、瑞金蘇維埃政府，延安政府，重慶政府、南京偽政府，東北的滿洲國等等，太不像話了！那 時的東三省鐵路，忽而歸張作霖管，忽而歸日本人管，忽而歸蘇聯人管，叫人想起來就生氣！今天，全國鐵路暢通無阻，新建的鐵路線和載客量是民國時期的幾十上百倍！雖然最近發生 動車追尾，暴死幾十人，但成績是絕對主要的——“你們不相信嗎？反正我是相信了。” 再再其次，國家的弱勢完全過去了。民國政府根本沒有像樣的空軍和海軍，要靠美國人 和蘇聯人幫忙，后來匆忙培養了自己的空軍飛行員，幾乎在對日空戰中死光了。我們的空軍 多棒！全都活著，還駕駛飛船，進入太空。當然，中國自己的航空母艦馬上就要問世了！此外，民國的多黨政治徹底完結了。但這是敏感問題，我不敢說，我敢說的是，民國教 育的黃金時代，完全過去了。蔡先生的北大、梅先生的清華、張伯苓的南開、竺可楨的浙大?? 絕對成為歷史，一去不返了。現在他們要是妄想當校長，先得通過層層政審，接著慢慢混到 正局級副部級，才能填寫申請表，聽候審查。當年蔡元培居然為陳獨秀假造學歷，梁啟超竟 想延聘沒有學位的陳寅恪，如今這種違規行為休想得逞！民國出版和言論的相對自由，也過去了。張元濟、王云五這樣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 辛苦苦自己開辦商務印書館之類，邵飄萍、史量才這樣的記者和報業大王，再也不會被槍斃、被暗殺。當今中國的出版商、記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聞出版總署的嚴密保護，非常安全、正確、和諧，所有人非常懂事，非常乖，不但不怕槍斃，只要好好乖下去，保證不斷升官。最后，一個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相，也成為歷史，那就是繁體字、古文教育、文言文與 白話文并存的漢語生態。在民國，絕大部分識字的人既懂文言，又懂白話文，既用繁體字，又用當時通行的部分簡體字。隨著民國的消亡，這一切，永遠消亡了。民國的許許多多其他事物，都成為歷史，永遠過去了。一部分是因為歷史進程本身，譬 如現代化； 一部分是因為政治控制，譬如無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發言時間，不能一一例舉。現在我來快速例舉民國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現實—— 譬如，據說，民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貪污腐化，裙帶關系。今天呢，所有被指控的 民國腐敗者，遠遠無法和共和國貪官比。從資料披露，一向被認為巨貪的宋子文，不但沒怎 么貪污，而且是個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就算他的財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隨便哪個地方貪官 相比，簡直羞煞人！我在三聯周刊上讀到：當年替蔣介石運送黃金去臺灣的一位貼身隨從，過手金條數千萬，沒拿一分錢，臨死的所有積蓄，不過八萬美金。至于民國的裙帶關系比比 今日權力格局的血緣背景，還用我說嗎，如果需要證據，希望學者仔仔細細做個統計。民國社會層面、世俗生活的部分狀況，一度被鏟除，之后，近二十多年大規模卷土重來，譬如色情業、賭博、走私、黑社會，都在漸漸與民國接軌。此外，改革開放三十年，凡私人 生活逐漸被允許拓展的空間，都是民國形態的死灰復燃。譬如選美、譬如時尚、譬如娛樂、交際、享受、奢侈、迷信活動、宗教群體，等等等等——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為 這是我們時代的稀罕事，民國時期早就有了。這一切活潑可喜的生活形態，有的遠遠比民國 時期更土，因為有教養的階層消失了，有的遠遠比民國更洋，因為民國人還沒福氣領教西方 二次現代化之后的種種新花樣。以上關于歷史與現實的類比，十分粗糙，十分不準確、不可靠，希望得到專家的駁斥—— 其實，坦白說，我以為民國對于今天，對于年輕人，既不是歷史，也不是現實，為什么呢，因為六十年來，我們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這種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讓你知道過去，直到你對過去漠不關心。絕大部分當代中國人，既沒有歷史感，也沒有現實感，對共和國也 不了解，更不要說民國。三十年前，鄧小平說過一句著名的話：“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其實真正要緊的事，是歷 史要從娃娃抓起。最近聽說秦暉他們發起對大學生做一個調查，題目叫做“你最熟悉的陌生 人”，請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向父母和祖父母追問民國的往事，這是了解民國最最有效，最 最人性的方式：民國就在每個家庭。可是問到一半，據說有家長出來阻攔，別再問，也不愿 說。為什么呢，因為今日的現實害怕歷史，以至遠遠的歷史也害怕今天：民國離我們近，民 國的所謂歷史，就是一個個活人：所有民國的過來人，被現實降伏，都會選擇回避歷史，忘 記歷史；什么是我們今天的現實呢？就是去他媽歷史，別跟我提。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個好題目：你是爹媽生出來的，可是你不了解爹媽；中華人 共和國是民國生出來的，可是共和國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國。長期不了解，不說，就會不想了 解，不想說；長期不說，幾代人不說，就等于沒這回事。譬如八零后，尤其八九年出生的孩 子，別說 1949 年之前的民國，連 1989 年北京發生了什么事，也絕大部分不知道：他們的 爹媽也不知道，就算住在北京的爹媽知道，多數不愿說。這樣子不說、不說、不說，于是每 個家庭對孩子瞞著往事，整個國家也對人民瞞著往事。三十年瞞下來，六十年瞞下來，將來 還會瞞下去。現在你馬路上抓個小青年或小姑娘，對他說，您知道民國故事嗎？我猜人家掉 頭就走，聽都不想聽，還當你是神經病。今天，紐約雙子座報銷十周年了。紐約人，美國人，每年九月十一日隆重紀念，苦著臉，在紀念會上一個個念出死難者的名字，不厭其煩，不厭其詳，將來還會一年一年念下去。我 們呢？辛亥共和一百年，馬馬虎虎紀念紀念，言不及義說幾句，就算對付過去了。也難怪，為了 1911 年的辛亥，為了 1949 年的國慶，死人太多太多了，哪里念得過來。可是諸位明 鑒：不清不楚的歷史，算什么歷史？躲躲閃閃的現實，算什么現實？所以我總覺得民國既不 是歷史，也不是現實。唯一的例外，是如今允許提起“民國”這兩個字。不過今天在座的年輕人，比較不一樣：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偏偏跑來聽民國，有什 么意思呢，可是大家來了。謝謝大家。2011 年 9 月 11 日

第三篇：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

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國經濟模式轉型的挑戰》

2009-07-06 11:05:43| 分類： 轉載文章 | 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當前大家關心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學界、決策層還有民間，都很關注中國以后的走向，社會怎么走？經濟怎么辦？在經濟模式方面，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后，產生很多制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制造業工廠提供銷售渠道。

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么高，長久如何能持續？這是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都談論的話題。過去十幾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發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變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過渡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但是講了十幾年，到現在，依賴度不僅沒降反而上升。為什么呢？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更加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提了十幾年，愿望表達了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僅僅沒減少對出口依賴、對投資依賴，反而還惡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這個話題，從基礎制度角度來理解，去看為什么只要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特別是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等）、還是讓征稅權不受制約，只要政府在經濟中繼續唱主角的話，那么，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會很困難，這種愿望可以表達，但最后要實現非常難。

具體講，我想回答下面這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很難向消費驅動的模式轉型，而只能夠繼續依賴投資、依賴出口？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中國，GDP增長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從大到小的各級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要保8。為什么保8對中國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員去說，在中國必須要有8%的GDP增長速度，大多數人會覺得很納悶，如果在美國的話，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長速度就很高了，那就會讓整個美國社會非常欣欣向榮。但是，在中國，要8%才能夠產生足夠多的就業、讓老百姓感受到足夠多的增長，為什么會這樣？去年我在廣州跟網易的首席運營官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向我問過同樣的問題。我說：你把中國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場經濟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較，否則不可以直接比。我待會兒再解釋為什么。

第三個問題：這實際上跟第二個問題有關，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夠感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為什么？

第四個問題：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包括在座的研究生，畢業的時候能夠有足夠多的工作給大家去選擇？為什么中國GDP的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機會那么低，比其他國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針對這四個問題做些回答。

過去的經歷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作為國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在過去30年做的貢獻總體上還是積極的，這可以從一組數據中看到。1980年時，歐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國占22%左右，中國那時只有4%左右，盡管中國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間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時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為日本在這個期間，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長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趨勢，往下走。

所以，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明顯，當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個跟我今天講的主題最相關的原因是，在過去30年，國有制體系確確實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還有大的工業基地，政府投資的能力，確確實實是非常高，能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當我們把中國跟印度做比較時，這一點更明顯。因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調動資源，就得像美國一樣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來調動，否則就會難以興建大工程。但是，印度處于一個差不多兩邊都不靠的狀態。就是它既沒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沒辦法像美國的資本市場那樣匯集資源、調動資源，難以調動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去發展大的基礎設施或者大的制造業項目；它又沒法像中國這樣通過政府調動，因為印度不是國有制。比較一下，印度沒有很發達的資本市場，又沒有國有制安排下給政府帶來的調動資源的這種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可能跟中國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給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說：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有了錢，首先想到的不是給老百姓發錢，而是在哪個地方蓋幾幢大樓、建幾個更漂亮的立交橋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鐵路。所以，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的開支、消費、投資結構是絕然不同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僅是學經濟學，還學了很多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

所以，過去30年里，國家對資源、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其負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負面后果大于正面，這種模式使整個經濟過于偏愛大型基礎設施、工業建設等等，讓經濟過于依賴投資。這種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說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當然，我知道年紀越大的中國人，越會把發展跟建設劃上等號，接著又把經濟建設跟投資、跟生產能力的擴張等劃上等號。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當你在報紙上看到這樣一個標題——“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展”時，你對此的第一個反應、理解會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廠，要建很多產能和樓房，要做更多的投資！但是在我看來，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展至少不完全等于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還有特別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源，控制資本，做這些大項目，做基礎設施投資，產能擴張，做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必須轉移。畢竟，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要蓋無窮多的樓房，也不是要建無窮多的基礎設施，或者無窮多的廠房，最終的目標還是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這個目標，仔細去想一想，在溫飽解決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標不再完全跟產能、跟投資聯系在一起，當投資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模式必須轉變。

當然，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產能擴張來發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的擴大，讓中國的產品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這個出口增長原來并非沒有上限，不是可以無限延續下去的，到今天，再讓海外出口份額往上升很多，已經越來越難。

所以，今天，即使沒有這次經濟危機，中國經濟模式也到了一個瓶頸口，到了一個沒有選擇的轉折點。改革開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隱藏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今天我們不得不反過來面對這些基礎制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是什么？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民間消費增長越慢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首先是在中國，民間消費即家庭消費歷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換句話說，把每年民間消費總量除以GDP，對政府開支做同樣的計算，然后看兩者的變化軌跡。那么，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69%，我們說美國人太喜歡花錢了，但是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是相當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經濟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住穿來的。所以，當時的民間消費占總體GDP比例是相當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于GDP的35%。換句話說，整個過去五十幾年，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跟民間消費比重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過去六十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線上升，而這兩種趨勢不管是計劃經濟時，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這是中國的情況。為什么呢？

為了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國的民間消費在過去五十幾年總體上在上升，當然這個速度很慢。因為到最后，我們如果以百分比來衡量任何東西的話，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終不應該超過GDP的100%的水平。美國的政府消費在1952年時跟中國那個時候的相對水平差不多，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美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間。因而，美國的趨勢是，民間消費相對于GDP的水平越來越高，而政府消費慢慢在下降，從原來的16%，下降到現在差不多10%的水平，這是美國的情況。

或許我們說美國太富，中國不能與其相比。那么，我們看看巴西，因為巴西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它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間消費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總的趨勢在過去五十幾年也是逐漸上升，當然中間有幾年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沖擊所致，但總趨勢是民間消費越來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間消費比重越來越高，政府消費總體上沒怎么變，這是巴西的情況。

俄羅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況大致跟巴西類似。1991年，俄羅斯民間消費占GDP的35%，也就是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之前，其民間消費跟今天的中國差不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費當初是占25%，現在占GDP的22%。所以，俄羅斯的情況跟巴西、跟美國的總趨勢是一樣的，其民間消費占經濟比重越來越高，但政府消費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趨勢。

實際上我可以給大家看很多國家的數據，但是因為時間關系，就不給大家談更多國家的數據了。但是，如果你對每個國家做分析，你會發現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在民主憲政國家，因為征稅權和政府預算權受到民主憲政制度的制約，政府消費相對于GDP的比重難以膨脹，難以失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巴西、美國、俄羅斯、日本基本都表現出這一共同點，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變，要么就是往下走，這跟民主憲政對權力的制約，特別是對征稅權的制約，關系很大。

第二，與國有經濟相比，私有市場經濟更能使民間消費隨著經濟同步增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幾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民間消費相對GDP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幾年都是呈上升的趨勢，俄羅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當然，你可能覺得也許我給大家看到的這些數據，反映的只是這幾個國家的情況，是經過我挑選的特例，是一些例外。為了說明并不是這樣，從做研究的角度講，除個案以外，我們更應該去搜集一些盡可能大的樣本，做系統的分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跟何樂水同學把70個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首先根據每個國家在1980年時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組，每組包含14個國家，然后,看從1980到2003年間這些國家的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誰高誰低？換句話說，一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民間消費會增長多少百分點？對GDP增長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國有企業比重最低（3%）的第一組國家，在這14個國家里，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說，對這些私有經濟國家來說，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就會增加0.97%。那么，這五組國家基本上是這樣：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民間消費根據GDP的增長而增長的這個系數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其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老百姓消費只增加0.82%。當然，中國屬于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那一組。

所以，從70個國家的情況看，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高，就越會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間消費。

為什么國有制抑制民間消費？

從學理上說，為什么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社會，民間消費相對增長速度就越低？為什么是這樣？如果大家熟悉現代經濟學的消費投資預算優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你個人、家庭每天在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多少錢時，你會有兩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勞動收入，就是工資、跟勞動有關的收入；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是資產性收入，就是資產升值，或者說財富型、財產型收入。這時我們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財富、產權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資源、樓房、股票等等，所有的這些投資和非投資品種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個個人、家庭的消費與投資預算約束中，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日常開支計算之中，這是私有制國家的情況。

但，如果是國有制，差別就大了，因為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它們升值再多，盡管名義上說全民每個人都有一份，可實際上隨便問一個普通中國人，問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漲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幾塊錢了？”大家知道，他會說“你瘋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時，整個中石油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按理說，用這1萬億美元除以13億人口，每個中國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屬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財富，一個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間有3千美元財富。所以，任何時候中石油的股價漲10%，每個中國人的財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話，如果每個人直接擁有屬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會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館多吃一頓飯，女士們可能會多買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換句話說，如果是私有制，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等的股權財富就都能轉換成民間的收入、民間的消費。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計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銀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這些銀行的價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會給任何一個中國老百姓馬上帶來新的收入感、帶來新的消費或再投資愿望，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國有資產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下多少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因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誰都不擁有。所以，我們每天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存多少錢的時候，不會、也不能把國有資產的升值算進來。

但是，在私有制國家里不會有這個問題。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期間，大家猜一猜美國當時GDP的增長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時候只4%。但是，在美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為什么會這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計算，美國股市每年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隨著GDP按3%、4%的速度增長，人們的勞動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長，但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產亦即私有財產這一塊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許多資產分紅收入。有了兩條分享增長的收入渠道，一個是勞動收入的渠道，一個是資產財富渠道，通過這兩種渠道把GDP增長，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對老百姓家庭的消費帶來很大推動力，所以，在私有制國家里，不需要8%、10%的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照樣能夠欣欣向榮！

也正是由于國有制堵塞了上面講到的老百姓財產性收入渠道，在我們把中國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國家GDP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較，否則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揮的作用基本是只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

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土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操作層面上是國家擁有，這些土地增值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當然更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上萬億人民幣的利潤了，這些本來都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當然，許多朋友會說，如果像現在股市和資產都在縮水的時候，老百姓不直接擁有這些資產不是更能規避金融危機風險嗎？因為這些縮水是由國家承擔了，這些損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財產會貶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還是值幾萬億元，老百姓不擁有這些股權當然不會面對財產縮水，但也不擁有這些價值。更何況，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從長遠來看資產是升值的。

在中國，民間消費為何難以增長？

剛才講到的可能相對比較抽象，基于70個國家的大樣本分析，會有一個缺陷，就是總感覺不太具體。在一個國家里，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還有民主憲政或非民主憲政，到底是如何阻礙民間收入、民間消費的？為了說得更清楚，下面我們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看看民主憲政特別是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權的有制約還是沒有制約，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間消費增長。再一個是國有制的安排，為什么它會進一步妨礙民間消費增長？

先從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國民收入，如果按照三個群體來分，亦即政府、城鎮居民、農民三個群體，哪個群體分到的最多、哪個群體從增長中分享到的最少？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征稅權基本不是由全國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門掌握，差不多各部門就有權去推出新稅種或新費種，也可以對現有稅種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去調高稅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稅。

那么，在憲政層面講，征稅權不受制約到底已經給中國社會的這三個群體帶來什么影響？國民收入在他們中間的分配又有什么影響？從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后，僅預算內的國家財政稅收就翻了5.7倍，這還不包括土地銷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預算外的收入！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間增長了1.7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

因此，在民主憲政缺失的情況下，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這一塊，在過去12年里不斷膨脹。這必然意味著老百姓分到的這一塊是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鎮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農民。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政府規模失控膨脹的趨勢。也就是，政府財政規模相對于老百姓的收入來說到底有多大？像我們做研究，特別是碰到宏觀經濟數據的時候，會讓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說GDP或者政府稅收增加多少、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這些數字對個人來說太抽象。為了避免過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為了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先要問，在中國歷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說，清朝乾隆時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財政稅收4937萬兩銀子。當時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個月賺2兩銀子，一年24兩。這樣算，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稅收相當于205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萬個北京工匠就可供養整個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開支。

今天，其他國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稅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億美元，除以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這相當于8500萬個美國老百姓當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萬個美國人的收入可以供養聯邦政府。相對于中國的乾隆朝廷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確確實實也是很大、很大，因為乾隆朝廷由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養活了！話又說回來，清朝多數時候，國家財政稅收差不多只有國民總收入的3%—5%，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時期，盡管我們說清朝以及中國的其他朝廷是那么專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說，怎么罵都行，但是拿這些數字一看，原來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當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濫用權力要更多錢，而是那個時候收稅實在太難了。大家都知道，通過運河運糧食都那么艱難，你要收更多的錢，談何容易呀！不過現在征稅、收稅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后，你逃也逃不掉，這本身也說明在政府的收稅能力、運輸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過民主憲政制約征稅權是多么重要呀！

我經常說，之所以民主憲政在人類社會是非常現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憲政的國家是英國，那也只是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完成的歷史進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而大多數我們熟悉的民主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出現的。

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是這樣？民主憲政是這么近代的人類現象，跟人類技術革命的發展關系非常大。比如，我剛才講到乾隆時期稅收占國民收入3%—5%，那時候盡管朝廷可以隨意加稅，但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技術更是沒有。所以，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這些運輸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約的權力給民間利益、給老百姓財產所能形成的威脅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遠”指的就是這個地理距離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對老百姓的變相保護，還有一個是通信手段的缺失，這也變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財產和民間少女更好地保護起來。

但是，現在有了火車、汽車、飛機、萬噸巨輪，還有這個互聯網時代，征稅能力、搬動運輸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這個時候，由民主憲政把政府權力約束起來的必要性，跟歷史上任何時候相比較，都是高得多。因為你稍微不約束政府權力，讓權力稍微發揮、濫用的話，給老百姓利益能夠構成的沖擊和傷害是前所未有的高。這就是為什么不只是在中國，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民主憲政都是在最近兩百年、甚至幾十年才變成各社會共同的訴求。

我們很多人說民主自由、民主憲政，歷來就不是中國的傳統，跟中國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說，民主憲政不僅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以往的傳統。沒有哪個國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運作好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學者的話蒙住了，他們說，中國歷來就沒有民主憲政，所以未來也沒必要有。想想也對，秦朝、漢朝、唐朝、宋朝等都沒有民主憲政，但是這些人就不會跟你講，不僅中國是這樣，過去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民主自由、沒有憲政。我們必須考慮到交通運輸技術、通信手段以及調動老百姓財產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須相對于這些東西來看民主和對權力制約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國2007年的政府規模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政府規模的變化，國家財政稅收每年相當于多少個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億3千萬個城鎮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個時候是全能政府時期，至少對城市人來說，工作、小孩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住房等等，這些都由國家包下來，正因為此，所以就要改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于1億5千萬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相對規模在改革開放第一期，是減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過那還是遠遠大于只需要205萬人的收入即可供養的乾隆朝廷規模，比美國政府的兩倍。

但是，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規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又上升到相當于3億7千萬個城鎮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還要大。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實施的改革的確朝小政府的方向邁進；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又重新向大政府邁進；最近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模上升。

相對于農民的純收入而言，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于當年8億5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1996年時，相當于3億8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

所以，征稅權不是控制在民選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里，其結果是征稅失控，而且趨勢越來越嚴重。我知道有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很喜歡說中國要加強稅收，要讓中國稅收不斷增長，認為稅收增加越多越好。這當然使財政部高興。特別是很多學者最近十幾、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國家跑，去找哪個國家的哪些稅種是中國還沒有的。回國以后再介紹給中國，以各種名義幫助攝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國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經濟體比較，說中國財政稅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歐國家的低，比美國的17%要高。所以，他們就說中國的征稅水平不算太高，說還可以有增長的空間。

可是，這些認為中國老百姓稅賦不高、還要到處引進各類名目稅種的人，沒有把另外一個重要背景考慮進來，也就是那些國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國家，而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書，就會知道我們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制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是為了由國家經營企業、經營資產賺錢，不要老百姓交稅。至少，老百姓的稅賦應該跟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總量成反比，不能夠一方面繼續保留那么多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卻還像私有制國家那樣去征稅。這樣的話，老百姓的收入、民間消費還如何增長呢？

所以，那些學者、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稅收水平跟私有制國家做比較之前，必須把這個前提考慮進去，因為國有經濟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主角。不能忘記建立國有制經濟的初衷，否則就是誤導人。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每年國民收入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間的分配情況。如果從資產所有權的角度理解，資產財富的存量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分配怎樣？我做一個粗算，這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印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些資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國有土地總價值大約是50萬億人民幣。按照國資委主任李榮融2007年在《求實》上發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國有11萬9千家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擁有的國企，加起來有6、7千家，還有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所有這些國有企業的總資產是21.9萬億人民幣。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的總價值放在一起，相當于72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我們上面談到的國家財政稅收5萬多億人民幣，這只是國家可以花的錢的一部分，更大的是這些資產升值和財產型收入。比如說，2007年如果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國有資產的增值相當于8萬億人民幣，因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國有企業總利潤中，央企是1萬6千億人民幣。8萬億的資產升值，加1.6萬億的央企利潤，國家作為資產擁有者，就得到9.6萬億人民幣的資產性收入。這9.6萬億，如果是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每個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財產性收入呀。但是，這些錢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預算內的5萬4千億財政稅收就已經很多了，沒有這些資產性收入也夠了。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以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征稅是現代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稅、再用稅收幫助低收入群體。這種轉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嗎？

真的如此？實際情況可能跟很多學者講的理想相差很遠，因為在沒有民主憲政制度安排下，當財政預算是黑箱操作時，你靠什么制度機制保證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實現，分配到你希望的對象上，花到民生項目上？所以，我就說，你不能裝作沒看到，不要裝著說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實際的財政預算是不是真的在進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還是讓我們看幾組數據。根據財政部謝部長的一個發言稿，2007年財政稅收5萬4千億，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是6千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稅收的15%，那一年有點財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說政府總開支的15%用在這三個民生項目上。這6千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政府為人均開支461塊錢，這461塊錢相當于當年城鎮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這些相對數字能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因為你不能拿絕對開支數值去比較，原因是各國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國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是1萬5千億美元，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當年開支的61%，這個61%跟中國政府在這三項開支占政府開支的15%可以做比較。1萬5千億美元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11.5%，這跟中國政府這三項開支相當于GDP的2.4%也可做比較，算到3億美國公民身上，每個公民平均得到的好處是5000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國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有沒有國有經濟，征稅率的高與低，最后對政府在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沒有直接影響，國有制經濟、高征稅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處。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能走極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稅，是不是也可以讓政府在民生上花這么多錢？我是說，中國有那么大的國有經濟、光預算內財政稅收就占GDP的22%，而美國是私有制經濟、其聯邦政府稅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國花在民生上的相對開支卻還是低于美國。

關鍵在于民主憲政制度安排。如果說美國比中國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應該同中國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三個項目，醫療衛生、就業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開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相當于GDP的5.4%，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沒有被中國的這些數據所支持。

國有制和私有制帶來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

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間消費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經濟學界過去的討論中，在談及國有企業要不要民營化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還是更低上，從純粹的效率回報來判斷。那顯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營化，還必須看到國有經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使經濟對投資、對工業的依賴度過高，對消費的依賴度有什么影響？

有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事實是，前蘇聯、前東歐計劃經濟國家，它們當時基本沒有服務業即第三產業，連面包都嚴重短缺，消費品和服務品始終供不應求，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那么，蘇聯在國有制下，整個經濟發展重點、投資重點放在哪里呢？放在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包括軍工上！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回過頭看，盡管70年代、80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跟美國軍事發展基本相當，但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我們在中國用到的方方面面技術，特別是跟生產力、跟生活有關的技術，不管是家電、電腦也好，汽車也好，甚至是火車，等，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科技發明創造留下來的。說明他們的發展離民生太遠、距離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太近。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為什么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呢？國家主導的經濟最終把重點放在工業發展上，一點不奇怪。這里我不是說由政府官員做投資決策、做開支決策的時候，他們會不負責任，不是這么回事。他們很好，但是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他們按照某種方式去做決策，如果讓我處于他們的位置，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把能夠控制的資源和錢都花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大樓與高速公路上，還有就是投資建大工業項目。因為從業績評估的角度講，也就是因為我要對上司負責，如果我的工作好壞由上司評定，他的業績再由他的上司評定，而我們的前途又分別由各自的領導決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這幾十億、幾千億元，往哪里投資、往哪里花才更能讓我的領導們看得見，怎樣表現對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傾向于這些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還有那些工業大項目。

這話怎么說呢？過去幾年，我每年帶著耶魯大學的MBA學生到中國訪問、參觀企業，去年我們去寶鋼給每個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寶鋼煉鋼車間這么宏偉，軋鋼工序那么長，又長又壯觀的鋼條被那些機器送來送去，又是加熱又是冷處理，讓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國的我的學生們覺得：哇！中國制造業這么宏偉、這么厲害！客觀想一想，幾乎每個煉鋼廠都會這么宏偉，因為它們必然看得見摸得著。但是，寶鋼給他們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響。過去七年，我每年帶著不同的耶魯MBA學生到中國來，這些學生每次都是對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工廠和高樓大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為考慮到這點，同時考慮到制造業工廠最能代表中國的經濟結構，所以，兩種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會選一些制造業工廠去參觀。既然我的學生有這種偏好、按照這種方式去審視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所有領導也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鼓勵有形的大工程，喜歡那些形象工程，輕視那些對社會更重要但屬于無形的項目。

這就是為什么過去那么多年里，每當領導人為了培養出幾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宣布加倍對北大、清華、人大等大學的投入時，我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大學的校園又要大興土木、環境又要被糟蹋了，因為他們肯定又要多蓋新樓，之所以是這樣，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長或者書記，如果我把10個億的錢，真正用來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這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如果我真的往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遠都看不出成效，那樣，我作為校長的功勞和業績就永遠無法表現出來，看不見。相反，如果我把這些錢花在新大樓上，我的校友、我的領導以及各種來訪者很快都能看到，他們來的時候，每個人會說：“哇！你這個校長做得真好！前兩年還沒有這些大樓，現在到處都是摩登大廈了！”

所以，由于業績評估的困難、信息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的原因，政府官員在做花錢與投資決定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工廠和大基礎設施。于是，在國有經濟下，不管是當年的蘇聯和其他計劃經濟國家，還有當今的中國，都有偏重工業、偏重基礎設施的傾向。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這兩種不同的安排，所帶來的對經濟產品的總體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會很不一樣。正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于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所以，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對工業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于對消費品、對民生服務業的需求。因為為了建這么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方方面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后對環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民間老百姓掌握，由他們決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我們自己去花錢，特別是由女士們去花錢時，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買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養老產品、多少醫療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飯等等，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來花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關的行業大致有兩大類，一種是消費品，就是我們以前講到的輕工業；第二種服務品，也就是說第三產業。

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兩種不同的產品需求結構，由此引申的發展機會和產業結構當然會不同。這就是為什么私有制經濟往往能帶來對第三產業和對輕工業的發展，而現在的和過去的國有制經濟都經歷了輕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結構在私有制和國有制安排中出現的這種差別，最后演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國有制下的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把重心放在工業上，放在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重化工業上。而私有制經濟必然會更偏重于輕工業、消費品和第三產業。任何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它的需求結構所致。需求結構是什么樣，會決定整個經濟的供給結構。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想，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就只能靠重化工業、靠投資然后靠出口市場來發展。否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愿望。

偏重國有經濟的結果使就業難以增長

在就業的問題上，只要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錢主要花在國有企業上，花在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上，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不會多。比如，從1990年到2006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歷來是對民營企業固定投資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為8萬億元，而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萬億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這種投資結構，所產生的就業后果怎樣？從1990年到2006年，民營企業每年在創造就業，而國有企業每年在丟失就業機會。1998年，那年國有企業在改制，總共損失兩千多萬個就業機會，而民營企業在那年創造了五百萬個就業；1999年，國企喪失了5百萬個就業機會，到2006年還是減少了50萬個就業。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在1999年新增150萬個就業機會，2005年新增 520萬個就業；2006年也增加了450萬個就業。

換句話說，從最大化創造就業的目標看，過去這些年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的投資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業機會最大化的。那樣做，或許讓GDP按照“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虛增，但對民間就業是很糟糕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很少，必須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強解決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需要。

之所以偏重國企、偏重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對就業機會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顯的例子是像奧運場館，大概總投資是4千億人民幣，奧運會之后，這4千億投資創造了多少個就業機會？也許有2000個？如果是這樣，差不多是花了兩個億才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如果把資源投入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會很不一樣。比如，重慶富僑足療公司，創業才幾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僑足療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這家公司總共雇傭4萬多人。它的投資是多少？每開一個分店，大概花幾百萬，每兩萬塊錢的投資就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這個服務業新就業機會跟投資比值是1：2萬，而奧運場館是1：2個億的投資。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務業創造就業的效率跟基礎設施、大工業項目就是不一樣。

為改變經濟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綜上所述，為了長久持續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改革。第一當然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征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后，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虛的全民“所有者”給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這樣一個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這樣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關于這一方案已經說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本來就有1.5億左右的基金帳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帳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帳戶，在規模、難度上應該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像俄羅斯、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在私有化？我要強調說“不是”，我講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羅斯當初的私有化不一樣，民有化是實現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說把國有企業都拆分了，國有企業繼續可以運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產權收益、財產性收入都應該注入到這些國民權益基金，然后由13億公民直接擁有這些基金的股權，這樣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給具體落實，這沒有違背原來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幫助實現十七大強調的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關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改革路徑的問題，以前有很多誤解。對于所謂“休克療法”改革的結果，我覺得太多學者仍然把結論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東歐國家的狀況上，沒有幾個人今天再去東歐國家去看看，看今天的東歐跟90年代末期的東歐有什么差別。最近跟一位東歐學者談到漸進式改革與休克療法的問題，他說，在東歐，這些已經不是問題，因為在那里改革已經完全結束，而且多數東歐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離西歐國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來的這些國家，前蘇聯分出來的很多國家、波蘭等等，這些國家的人，不管是決策層還是老百姓，都已經把改革畫上了句號，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來在中國的改革該怎么走，這還是一個問號，還是繼續進行時。所以，說“東歐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失敗，中國漸進式改革是一種成功”，這句話在邏輯上還不成立，因為一個已經完成，而另一個還在進行，中國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這點，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收集數據做一些判斷。

[2009年5月23日]

第四篇：陳馨賢-采購人員溝通與演講技巧

陳馨賢-采購人員溝通與演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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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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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中的障礙及克服方法

1.有效溝通的六大要素與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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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樣實現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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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溝通方式的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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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會設身處地---積極聆聽是良性溝通的保障

四、采購人員內外部的溝通方法

1.怎樣與外部客戶溝通？

2.達成外部客戶滿意的方法

3.怎樣與內部協作部分溝通？

4.如何達成部門間的協作的訓練

五、溝通中沖突的處理

1.為什么會產生沖突？

2.如何認知溝通中的沖突？

3.托馬斯-基爾曼沖突處理方式自測

4.沖突處理的五種方式比較

六、演講與采購

1.演講是采購人員最佳綜合素質的體現

2.采購人員演講的對象和方式

3.采購人員為什么而講和講些什么

4.學員演講錄像（每人3-5分鐘）

七、什么是成功的演講

1.每一位聽眾/觀眾才是最終的裁判

2.演講成功的基本要素

八、如何精心準備一場演講

1.演講內容的準備

2.商務演講目的；

3.分析目標聽眾；

4.組織演講主題、材料和組織結構；

5.先聲奪人的開頭/余音繞梁的結尾；

6.演講的排練

7.商務演講的形象準備

8.演講輔助設備的準備

九、如何利用Powerpoint作出專業的演示稿

1.如何寫有關產品的技術介紹

2.如何寫供應商選擇的報告

3.如何寫報價分析

4.如何寫項目RFQ

5.如何寫項目階段總結

6.如何寫總結

十、學員PPT講演及點評

學員演講錄像（每人3-5分鐘）

采購人員溝通與演講技巧課程總結。課程聯系：一五零三八三九九七二七

第五篇：陳磊在北大清華學子成才報告會上的演講

在北大清華學子成才報告會上的演講

北京大學 陳磊

各位家長，親愛的同學們，大家好！我叫陳磊。陳是耳東陳，磊是三石磊，我和我的名字一樣，很普通。記得在北大登記時，一看名冊，呀，有兩個陳磊。可見我的名字卻實平凡。可是，兩個陳磊，都能上北大，足以說明平凡人也能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所以，在座的同學們，請有這樣的信心——今日，你們是聽眾；明日，你們也將面對聽眾！

07年的高考，烽火已散。回望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心中感慨萬千：感慨學習的苦與樂，感慨考試的成與敗。高考江湖，誰主沉浮？我知道，面對高考，許多家長是“停杯投箸不能食”，許多同學是“拔劍四顧心茫然”。雖說“書山有路勤為徑”，但何處是捷徑？雖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可這條舟也許是有去無回的獨木舟。勤學苦練，并未給一些同學帶來優異的成績。作為高考的過來人，我希望為學弟學妹盡一份力，提供一些方法經驗，幫助大家盡快攀上書山，渡過學海。

我的演講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技法篇，淺談學習技巧；第二部分，心法篇，主講心態調整；最后，談談高考，談談教育。

下面進入第一部分—— 技法篇。

行走江湖，如何缺得了獨門功夫，縱橫試場，也需要平日的技巧保駕。

學習，哪里最難？有人說，背誦難，難于上青天。還有人唱：給我一杯記憶水，讓我一生不流淚。背誦，的確是我們心中的痛。我這里倒有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把我當成推銷員，不管是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還是家長，都來現場試一試我的方法，好的話就采納。

請聽第一題：英文詞組“break up”，有如下幾個意思：（會議）結束、（學校）放假、解散拆散粉碎，與某人分手，關系破裂使（精神）崩潰。該怎么記？ 我的方法是三個字：巧聯系。我是這樣記的：校務會議結束了，校長根據討論結果宣布學校永久放假，學生們就地解散。著無疑拆散了他和他。他與她分手了，關系最終破裂。于是他們精神崩潰了。

這樣一來，眾多意義便來了個大雜燴。同學們也可以找個情境把各條意義聯系起來，就算內容顯得夸張、荒唐，也是有助于記憶的。在座的同學可以再自己回憶一下“break up”的意義，按照我講的方法。相信大家一定記得八九不離十。而且這樣記，很難遺忘。

請聽第二題：歷史課本里講一五計劃時談到了許多工業成就，不妨全列出來：鞍山鋼鐵公司，沈陽機床廠，沈陽飛機制造廠，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武漢長江大橋，寶成鐵路，鷹夏鐵路，三條入藏公路。能記嗎？ 能！還是三個字：巧諧音。口訣是：鞍長沈飛，武漢保下唐三藏（稍作解釋）。口訣以諧音為主，還用了摘字法，就是把每個詞的頭一個字連起來。看，那么多成就，輕輕松松就記住了。

剛才我說背誦難，有的同學可能不同意。

什么最難？語文！不信，把語文成績和其它科目的分數比一比，一般都是語文靠后。高考語文確實不易，聽說有的大作家做高考試卷，居然不及格。可，當我們把這條新聞當笑話的同時，有沒有想過背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打個比方，有個人會打兩千分，是高手，卻沒研究過八十分。如果直接讓他打八十分，會怎樣？自然是一敗涂地。同樣的道理，沒研究過高

考語文，水平再高也要栽跟頭。高考語文有它的規則啊！

在此，我十分鄭重地要求高中同學們，已經開始專題研究“詩歌鑒賞”、“現代文閱讀”等等的除外，其它人，從明天起就清對以上內容進行專題研究，哪怕你才上高一！一般而言，這類專題研究是高三總復習的事，但我個人覺得那樣太晚了。考卷上的語文不等于生活中的語文，我們必須熟悉它的出題思路，答題角度、模式。再加上語文是一門需要積累的科目，越早進行就越有利。怎么研究？一方面買各個擊破之類的書，它們比較系統權威，有助于大家了解內情，二要多做權威的模擬試卷，看看標準答案比你高明在何處。三要及時總結。我不只是數學有錯題集，語文也有。

對我個人而言，最難的應該是數學。題目難是一方面，更主要是題量大，一不小心就會犯錯。怎么辦？這里現講一個故事。傳說有一些人能刀槍不入，其實真有這樣的人。在少林寺，武僧是這樣練的：每日痛擊一處，任其皮綻肉開。反復多次后，傷口便結出硬疤，奇硬無比，可以不入刀槍。可見，對于自己薄弱之處，必不可手軟，只有不斷強化修正，才能不再出問題。

我是一個十分粗心的人，在數學上，用專業術語講就是缺乏數學意識，經常忘記討論，審題不清。直到上了高三，我才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不記錯題，而是記錯誤點，每天抽空看，考前反復看，我會總結審題的步驟，防止粗心毛病再起。如此，讓數學意識深入心中，真正構成一道鐵壁銅墻。

我是文科生，不能不談談歷史地理。我不喜歡說學歷史地理，我覺得說悟歷史地理更合適。想要悟得出道理，必須讀得進書。這些教科書歷經二十年的反復修訂，可以說少有多余的話，每一句都有深意，都需要我們潛心研究。讀一遍，索然無味；讀兩遍，似有深意;讀三遍，難以理解；讀四遍，茅塞頓開;讀五遍，拍案叫絕。瞧，這樣的讀書不是很有意思嗎？是不是像名偵探柯南在尋找破案線索？我甚至喜歡這樣，捧一冊歷史書，依著大樹，有清風為我翻頁，有百鳥為我朗讀。陽光被樹葉篩過，在紙上留下迷離的光圈，仿佛是批閱的痕跡。那樣悟書，令人沉醉。

技法之外，還有一些學習戰略值得掌握。古語說得好；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以，制定學習計劃便是首先要強調的戰略。也許有同學會說這是老生常談，不值一提，可事實上又有多少人真能日日有計劃，有能計劃好？計劃不是“空話”，有些同學定計劃喜歡定些大而空的東西，比如“今天復習數學”。計劃必須靠實。執行起來要有條不紊，自我加壓力使自己無法偷懶；計劃也不是“大話”，目標太大，完成不了，反而傷害人的上進心；計劃可以有高度的靈活性。今天的計劃不必在昨晚定下。今天上了堂課，發現哪兒有問題，立刻記在計劃本上，自習時及時彌補，這樣的小計劃反而很有效。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這第二個戰略便是“逃”，逃什么？偶爾“逃”作業，偶爾不聽講。也許有人會大惑不解：這可是犯錯的行為呀！別急，聽我慢慢道來。看當今之校園，老師不會只為一個人布置作業，也不會只為一人上課。他照顧的，是大多數人。如果作業真的太簡單，同類題目你已經做過很多很多遍；如果講的課是一堂試卷評講課，而你恰又沒多少問題，何必再浪費時間呢？那該干什么呢？第一種便是干與之毫無關系卻又很重要的學習的事；第二種是針對“課”而言的。你可以不用太專心聽講，但可以借機自己總結該試卷，把試卷上復雜的計算再多練練。有時候，確實一時半會也找不到太合適的事做，做了也無法全身心投入，第二種方法介于聽與不聽之間，一箭雙雕，豈不美哉？

但我必須強調，這種方法必須謹慎使用，用好了可省大量時間；用不好，便一事無成。有時，看似簡單的題會暗藏玄機，老師平講時會聯系過來一些更深的題目，因此，事后，你要向學習比較認真的同學詢問，防止錯失良機。

戰略三便是與人合作。你出一種思想，我出一種思想，我們便有兩種思想——合作的結果是雙贏。合作的方式有許多種，比如共享自己做到的好題，利用課余時間對文科記憶知識互相提問，共享學習經驗，甚至可以互相傾吐，相互鼓勵，調整心態。我和我的同桌就結成了學習伙伴關系，最后的結果也令我們驚喜，我取北大，他入南大，而且他的總分只比北大起分線少4分。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第四個戰略就是與所有人處理好關系，一來，關系好可以使你不用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煩心，專心學習；二來，關系好使你可以更容易得到別人的幫助，本來嘛父子一場或同學一場或師生一場就是一種緣分，有些同學和老師鬧矛盾到這樣的程度：該老師的課不聽，作業不做。這只能害自己。

以上便是技法篇。其實，一切的技法皆源于兩個字：用心。我相信這樣一句話：用心者無敵。一個用心的人，自己就可以摸索出一套很好的學習方法；不用心的人，聽一萬個講座也沒有用。我可以武斷地講對于智力水平正常以上的同學，一切學習問題都可以用一個原因概括：不用心，就是不用心，不用懷疑。當然我所謂的學習問題是沒有達到該達到的水平。有人要反對：某某某天天熬夜苦讀，成績也不好，他難道不用心嗎？我承認他很勤奮，但他算不上用心。用心離不開勤奮，也離不開動腦筋。用心的人，處處留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想盡一切辦法學習，而絕不僅僅拿本書死背，拿本書資料死做。他們會認真分析問題，對癥下藥。

舉個例子：老師要求記錯題，本意在查漏補缺，可有的同學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錯題連題目帶解法一字不差全盤照搬下來，費時費力。這就是不用心。他只是被動地完成老師的要求，而沒有主動問問自己該干什么，怎么做對于普通的粗心，只需要記下錯誤要點，每天抽空看看；實在要記原題，完全可以簡寫嘛。

那，怎樣才能用心？其實不難。只須多問自己幾個問題：我為什么這樣做，怎樣才更有效率，難道這個一定要死記，不，絕不是的。等等等等，問的越多越好。一天十次，你就不差；一天百次，你就很棒！有些同學確實很用心，但他卻常常抱怨：我為什么進不了前10名？我怎么還不優秀，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心態問題，那么就讓我們進入下一部分—— 心法篇

心態問題是很復雜的，我不可能全面涉及我希望帶來一些重要的調整方法，在出現問題時能自我修復。

首先，要牢記“四不”。這是最基本的。哪四不呢？

第一：不怨。面對壓力，許多同學喜歡怨天尤人。有人怨老師，覺得老師水平不夠導致自己成績上不去；有人怨同學，認為同學不用功帶壞了自己等等，不一而足。以怨老師為例。這其中，有些人怨得毫無道理：同樣的老師，教出的學生為什么有好有差？是老師不關心你？可你是否用好了老師這一資源，向他認真請教過呢？沒有！所以他們毫無道理。而即使是剩下的一些同學，也只是有些道理。怨怨怨，怨得再多有用嗎？很明顯。不可能所有的老師都

是特級，怨上天，老師也不會換，只會怨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他們不敢正視自己的問題，只會發泄于人。這不僅無助解決問題，還使自己極其浮躁，要不得。怎么辦？逼自己不要輕易怨人，多站在別人的角度上考慮考慮，然后再審視自己。勸那些易怨的同學一定要改變性格，否則，人生必受大挫。

第二，不急。許多同學確實很有上進心，但他們太缺乏耐心了，不知道學習的事不可一蹴而就，于是亂闖誤撞，煩躁不安。急的壞處在于使人心亂，無法全面細致地分析解決問題。一定要改。怎么辦？先努力靜下來，定一個合理的計劃（最后參考老師，同學對你的建議），一個開始的計劃可以不成熟，但一定要全而細致，囊括各科，細到每個考點，然后拋開雜念，一心一意做計劃（開始不要把完成的時間限的太死），每實現其中一個小任務，就美美的獎勵自己一下。計劃要靈活，該調整時就調整。相信可以祛“急”。

第三：不怕。有人對考試測驗心生恐懼，導致水平發揮不出，這是十分可惜的。還有的同學接受不了一次考試的失利，情緒低落。平時的測驗，應該這么想，反正不是高考，考爛了又怎么樣？大考時應該這么想，小考都爛到底了，大考只會更好。其實考試是一件大好事，考得不好更是一件好事，大家應該高興才對。為什么呢？你在沙漠里艱難前行，不知有沒有走對方向。這時候，突然有高人告訴你：朋友，你走錯了，你是不是該萬分感激并高興呢？考得不好，才清楚學習的問題在哪里，不等于有人熱情地為你指路嗎？考得好，說明你的問題沒暴露，反而該擔心。考試只是一種手段，我們要做的，是好好利用它。是控制考試，而不是被考試控制。

第四：不棄。許多人放棄某件事時常會說：太難了！其實很多時候，這種說法是自欺欺人的。真正的原因是“太苦了”！他們不是畏難而是怕苦！今天來聽講演的同學，都是具有上進心的，我希望大家無論在學習上遇到怎么樣的困難都要不要輕言放棄。有人會說，我成績差，沒希望了，難道不該放棄？我知道這樣一位同學，算不上聰明，高中進校200名，第一學期數學考了92，接近不及格。請問，他有希望嗎？有的，因為那人就是我。我這么笨的人都能上北大，是不是證明北大很爛？當然不是。請記住，北大不是為天才而設，而是為強者而設。要知道，最強之強不是高智商，而是堅強，是永不言棄的信念！我在北大有個室友，是體育生。我問他：“賽場上遇到高手會自卑并退卻嗎？”他說：“不會。我已技不如人，要是連氣勢都輸了，就真沒希望了。再說，輸，也要輸得像個男人，不能讓人看扁了。”現在，他是全國同齡人中的第一，那些高手，結果也并不是那么強。

同學們，不管競爭多么殘酷，我們都要戰斗到底，為了我們不容侵犯的尊嚴，為了我們追尋以久的夢想。既然鐵樹可以開花，既然喬丹可以絕殺，既然紅軍可以長征，既然丑小鴨可以變成白天鵝，我們，為什么不能創造奇跡？即使失敗，我們也可以宣告，向蒼天，向大地：我們有一段蕩氣回腸地奮斗史，我們無愧于心！

在“四不”之后，我將給大家帶來一個要訣“學會自娛自樂，學會自我激勵”。學習之路漫漫，我卻總能找到快樂。

比如記筆記。別人叫錯題集。我叫軍事法庭，別人記某年某月某日，我則參考古代帝王年號，記開元元周，開元一周；自創代表特定意義的符號，給借筆記的同學得意地翻譯；遇到好題，只抄還不過癮，定要盡情酷評……從此愛上記筆記。比如比交的小結，完全不必生硬總結。今天用文言文成文，明天寫得文采斐然，——適當和老師開開玩笑，大家都開心。

比如定計劃。自封為東陳王朝一代雄主，以考場為沙場，以練筆為練兵，給每個計劃取一個氣派的名字，給每一次努力定一句豪邁的格言。比如早讀，不必有氣無力。盡興出盡可手舞足蹈，暢快時盡可拍案稱奇。

比如下課——那是唱歌時間，自唱一曲，何其暢快！生活中并不缺乏快樂，而是缺乏尋找快樂的眼睛。不要把自己逼得太苦太死板，我們要瀟灑走一回。北大倡導獨立自由，同學們也應當學出自己的個性。不斷暗示自己，鼓勵自己，讓斗志與快樂永遠圍繞在身邊。比如我，喜歡英雄，就把學習當戰斗，體驗戰斗的快感 對我來講，我的生活之所以很快樂，也與我的良好的生活習慣有關系。我一直起居有定，早睡早起，從不熬夜也很少遲到——我是班上負責開鎖門的。我還有一個特點，幾乎從不打瞌睡，整天精神抖擻，狀態極佳。

如果心里真的很難受，不妨對好友傾訴或散步賞景；如果實在學不進去了，也可以散散步。記得我曾獨上泰中的起鳳亭，思考人生，回來后就有一番大徹大悟。自然是我們的良師益友，能教給我們很多東西，能讓我們平心靜氣。

我想對大家說，良好的心態應該是這樣的：既心如止水，又驚濤拍案。似乎矛盾。我所謂的心如止水是對待考試，競爭要有平常心，面對困難，逆境要冷靜地分析。要給自己定適當的目標理想。我很喜歡班得瑞樂隊的演奏。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把他們的專輯《夢花園》送入復讀機，讓那迷人的旋律灌滿房間，凈化我的每一個細胞，平撫我的心蓄，然后再美美入夢。我所謂的驚濤拍案，是指對學習充滿激情。我們不在乎奮斗的結果，但要在乎奮斗的過程。

高考前，我曾為全班寫過一篇文章： 從今天起，讀書，做題、看筆記。試試看，用尺筆在試卷上演奏，也很動聽。光陰如落花，悲戚地灑落卻未被賞過；資料如古董，沉默在角落卻未經摩挲，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時間？六個月，每個太陽日都應該充滿斗志；一百八十天，每分每秒都應該凝聚信心。我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創造百分之百的神奇。手握乾坤，扭轉亙古的宿命；氣吞山河，塑造全新的自己。愚笨？或許，但笨重的犁照樣耕來收獲；卑微？不錯，但我至少可以感動自己。題海揚帆，信念可乘風破浪；書山論劍，意志可斬斷云空。再見，武俠；別了，言情；最后的戰役，我要竭盡全力。誰在輕鄭光陰，誰在挨聲嘆氣？我要中流擊水，我要戰天斗地！給我一份信任，我能撬動整個地球，我只愿，面朝學海；我相信會，春暖花開。在座的同學們，拿出少年人的激情，你們一定能行！

接下來，到了我這次宣講的最后一部分—— 談談高考，談談教育。高考確實很重要。高考對國家重要，我們通過高考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能上大學，能上名牌大學自然是好事。但我覺得，高考的影響力被夸大了。好像高考是人生唯一的檻，跨過了，就萬事大吉；跨不過，就永世不得翻身。其實，高考只是人生一場小游戲，事業生活中的關卡，比高考難多了，很多高考過來人把大學當游樂場這實在是幼稚。大家知道我的班主任朱亞林老師在得知我考上北大后說了什么？他說：“陳磊，做好找不到工作的準備吧。”這是實話，大實話！也就是說，競爭存在于人的一生，沒有一勞永逸；暫時的失敗者也可以在未來咸魚翻身，看，多少高考時落戶無名大學的人經過努力不都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看，畢業于杭州師范學院的馬云，不照樣成為互聯網界之風云人物；看，沒上過大學的李想，現在是泡泡網的CEO。所以高考，不足為懼。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哪是小小的高考所能決定！只要不懈奮斗，終會收獲成功的喜悅 我想，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養偉人，而在于培養健康合格的公民，有用的公民。

許多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太心切了，逼孩子學這學哪，結果不過是將來多幾個平庸的小提琴或鋼琴演奏家，又有什么用？適當的學習是應該的，但不能忽視其他方面的教育。讓孩子身心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別看有的小孩子會這會哪，很是風光，但他未必走得遠。身心健康的孩子，潛力更大。身心健康的孩子具有深厚的愛，關心別人，禮貌熱情，更容易被人接受；身心健康的孩子將更懂事，更早地學會自我管理，明白父母的辛苦，從而認真學習，小學初中與孩子愛玩的天性還在，表現不明顯；高中之后，就會很明顯。現在，每當我踏入母校，心中總會升起一種驕傲——不是為我考取北大，而是為我一千多個充實的奮斗的日子。校園里的一花一木，我都曾駐足欣賞；一院一墻，我都曾靜對悟道。剪不斷的師生誼，忘不了的同學情，每一個書聲瑯瑯的清晨，每一個燈火明亮的夜晚，都在我心中沉淀出彩虹似的夢。揮汗的青春才真美麗，攀登過的山巒才更壯麗。博雅塔下真知地，未名湖畔好讀書。

同學們，我會在北大等待你們的到來。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