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洋大學校史展解說詞

北洋大學校史展解說詞

歡迎大家蒞臨天津大學校史博物館。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大學，誕生于 1895 年，中華民族危難之秋。創立之初，就承載著救國圖強的歷史重任，已經走過了120 年的光輝歷程，經歷了工法肇基、創 新轉型、西遷播火、津沽復校、迎接解放、院系調整、改革開放等重要時期。現在讓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顧學校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右邊的 10 個燈帶是學校發展的 十個重要時間標志，顯示屏上播放的內容是學校發展的 10 個時期的重要歷史圖片。左邊的石版畫是標志著北洋大學作為開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的“開源圖”，其詳細描述了奏 請學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師合影、中國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聘、第一屆畢業生、初創四學 門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以及各學門的畢業生等內容，反映出中國第一所大學的創辦歷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

現在我們位于第一展廳，“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北洋大學倡導西學體用，招生方式不同于 傳統的科舉取士，而是由學校直接面向社會招考。在上海《申報》、天津《直報》上刊登招生啟 事，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這幅油畫就表現了北洋大學堂首次招生報名的情景，各階層人士攜 子報名，十分踴躍。這里陳列的檔案是北洋大學成立公告和招生啟事的手稿，以及當時刊登招生啟事的《直報》、《申報》。這份檔案是奏請創辦北洋大學的朱批奏折。時任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北洋大 臣王文韶奏請光緒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學學堂，奏折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辦學的宗旨為“自強 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可見，北洋大學一成立就肩負著“興學 強國”的重任。1895 年 10 月 2 日，光緒皇帝御筆朱批“該衙門知道”，北洋大學隨即成立。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響了北洋大學堂的創辦：光緒皇帝、洋務派代表李鴻章、直隸總 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關道盛宣懷、美籍教育家丁家立。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世人惶恐。為了強國救國，十八省舉人聯名上書，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公車上書”，光緒皇帝頒布《強國詔》，此時盛宣懷提出在天津設 立西學學堂。盛宣懷的提議在當時可謂大膽，在封建科舉制度下全面倡導西學，其勇氣可嘉。學堂最初選址在天津大營門外梁家園村的博文書院舊址。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德軍侵占 了學堂。1903 年北洋大學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 348 畝，前臨北運河，后帶桃花堤，景色相 應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描繪的就是此處的景色。趙天麟校長任職期間，總結北洋 20 余年的辦學經驗，將其凝煉為四字校訓“實事求是”，意 在辦事求學必須腳踏實地，根據實證，求索真相。“實事求是”的校訓傳承至今，成為學校發展 的不竭動力和寶貴財富。這些底襯文字是趙天麟校長在 1925 年為北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題寫的 祝詞，既是其辦學思想的回顧與總結，又是對“實事求是”校訓的進一步詮釋。巨幅的“實事求 是”是 1985 年茅以升老校長為校慶九十周年題寫的。這是北洋和天大時期的校旗和校徽。誕生于 1935 年 9 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闡述，展現出北洋人“要實地 把中華改造”的決心和志向。下面請大家一起簡要回顧北洋的發展歷程，1895 年創辦時名為天津北洋西學學堂，1896 年 更名為“北洋大學堂” 1912 年 1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學堂，一律改為學校。，”北洋于 該年 4 月，改名為“北洋大學校”，直屬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1913 年，遵教育部令改稱“國 立北洋大學”。1917 年 2 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學的法科調入北京大學，并于 1920 年最后一屆法科 畢業生離校停辦法科專辦工科。1928 年 7 月，大學區制試行，北洋改稱“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隨后不足一年時間，北平大學區被廢止。隨即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北洋更名為 “國立北洋工學院”。1937 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 月底天津淪陷，9 月 10 日，教育部令 北洋工學院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北平研究院西遷，共同設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 年 4 月，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月，7 教育部指令將西北聯大改組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和西北醫學院。其中西北工學院由北洋工學院和其他三所大學的工學 院組成。1946 年 1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復名北洋大學。北洋根脈回津復校。新中國成立后，北洋大學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1 年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并，由國家定名為天津大學，1959 年被列為國家首批重點大學。改革開放后，天津大學首批進入 “211”和“985”重 點建設工程，經過一百一十四年的創新發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戰略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的 建設目標努力前行。

第二部分：大學肇始

北洋大學以哈佛、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為藍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總理學堂事務，開設西 學的法律、科學和技術等課程，“一改中國數千年封建教育之傳統”“開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先，河”。這是北洋大學創辦之初制定的《頭等學堂章程》，它是中國第一個大學章程。該章程系統地 規定了大學學制、招生辦法、課程與專業設置、教師延聘、教學管理與經費使用等內容，制度完 備、要求嚴格，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繼起者之規式。北洋大學的誕生在社會上反響強烈，這里展出 的是 1895 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報》和《博來評論》等英文報紙上有關北洋大學的報道。這里是盛宣懷與丁家立共商創辦北洋大學的情景復原。這位是盛宣懷，北洋大學創始人、首 任督辦，被譽為“中國近代實業之父”，一生從事洋務事業，涉獵輪船、電報、礦業、鐵路、紡 織等重要實業。1895 年創辦北洋大學堂后，次年于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可謂中國近代高等教 育的先驅和奠基人。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學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總教習，任職長達 11 年之久，素以 “嚴謹治校”著稱。丁家立早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大學和歐柏林大學研究院，曾任李鴻章的英文家 庭教師。他的學識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學師生的交口贊譽。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規劃書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學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為 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預科。頭等學堂內分設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四個學門，學制四年。頭 等學堂所設課程可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學習基礎課，如幾何學、格物學、筆 繪圖、各國史鑒、作英文論等。專業課則各有側重。（例如：工程學科有工程機械學、材料性質 學、橋梁房頂學、水利機器學等；礦務學科有深奧金石學、測量礦苗學、礦務兼機器工程學等； 律例學科有萬國公約、各國通商條約、大清律例等）除修滿課程外，要求寫作策論，也就是畢業 論文。隨著社會需求的擴大，北洋大學先后又開設了鐵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師范班。當時教習多為中外碩學鴻儒。其中美籍學者福拉爾博士（H.V.Fuller）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深有研究，在課余專門講解相對論原理，開啟了學生的科學思想。外籍教習使用外文原版圖書授 課。這是當時的美籍教習任納福為北洋學生編寫的《世界通史綱要》，此為北洋叢書之一。在北 洋工作的優秀中外籍教習紛紛獲得清政府的嘉獎。這是當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為教習向清政府 請獎的錄副奏折。學堂教學設施堪稱一流，這是化學講堂，具有現代風格的弧形設計，便于師生的交流互動。學堂建有圖書館、地質陳列室、礦山模型陳列室、礦物標本室、金屬組織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測量儀器室等實驗實習設施。學堂經費投入巨大，頭等學堂每年需三萬九千余兩白銀，二等學堂每年需一萬三千余兩白銀。如此巨大的辦學經費從哪里來呢？這份檔案是盛宣懷發布在 《直報》 上奉旨 “勸令加捐” 的通令，可見，北洋大學的辦學經費來自國家海關關銀。四年之后，頭等學堂有了第一屆畢業生。這是“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欽字第一號考 憑”，頒發給首屆法科畢業生中優等生第一名的王寵惠，他是中國近代法學名家，有“近代法政 精英第一人”之稱。第一張文憑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北洋大 學法科開設的主要課程有 20 種，囊括了當時西方大學法學院的主干課程。這是清政府獎勵總教習丁家立的“雙龍寶星”勛章。寶星勛章制度始于 1891 年，分五等共 十一級。丁家立曾兩次獲得寶星勛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獲得的二等三級勛章。（注： 第一次，1895 年受三等一級寶星勛章；第二次，1903 年受二等三級寶星勛章）這幾份檔案記錄了北洋大學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情況。北洋大學在《頭等學堂章程》中就列有 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留學計劃。1901 年，北洋大學資送首批大學畢業生直接進入哈佛等一流學 府的研究院深造，成為中國最早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深造的大學。1906 年，北洋大學又在近代 教育史上開創了整班出國的先例。這張照片檔案室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合影：首班入學 30 人，畢業時僅有 18 人，北洋大學 淘汰率之高，教學管理之嚴格，可見一斑。北洋大學的教育質量很高，當時得到了清廷的贊賞。這幾份檔案記載著清宣統年間，北洋優等畢業生被清廷授予進士出身和翰林編修身份的情況。北洋大學的辦學之路是成功的，它培養了我國第一批大學本科畢業生、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第 一批近代社會的精英人才。北洋大學有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管理者，雖然稱呼各異，但他們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中蔡紹基、唐紹儀、梁敦彥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親身接觸美國教育，對北洋大學堅持 美國大學模式辦學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位是趙天麟校長，他是北洋大學時期的著名校長之一，他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校訓，堅持嚴 謹治校，重視學生全面發展。他在任期間北洋學生在外交官考試、高等文官考試、清華留學生考 試全國三大重要考試中連中三元，北洋名聲鵲起。

第三部分：創新轉型 專辦工科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學區制，劃全國大學教育為四個區，分別以北京、南京、武昌、廣州為本部，各設一所大學。1913 年和 1914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兩次試圖將北洋大 學和北京大學并為一所，遭到雙方的反對，未有成效。1917 年訓令兩校，將北洋法科入校生調 入北京大學學習，將北京大學工科入校生調入北洋大學學習。1920 年北洋大學遵照教育部 237 號訓令，正式停辦法科，正式進入專辦工科時期。北洋大學法科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及圖書設備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人才輩出：如前面提 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寵惠；中國現代法學家、政治學家、外交活動家、聯合國國際法 院大法官徐謨；著名的外交家、中國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革命先驅、中共早期創建人 之一張太雷等等。法科的停辦對于北洋大學來說無疑是一巨大損失。專辦工科時期，學校進行了創新轉型。首先進行了學科調整和擴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礦、冶金三學門的基礎上，1925 年恢復停辦了 24 年的機械學門，1933 年起陸續增設電機工程學系、航空工程組。加強師資隊伍，聘請教師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學位或海外學習的背景。辦學模式由教 學型發展為教學與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礦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 所；1934 年招收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率先實現了中國大學功 能的轉型。當時北洋被稱為“理工學術之重鎮”。北洋大學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當時擁有一批設備一流的實驗室。這里復原了三個實驗室。這是復原的水工所場景，是中國乃至東半球第一個水工試驗所。在 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當時譽為“科學堡壘”。這是復原的機械試驗室。試驗室 設備與當時美國大學試驗條件相伯仲。這是復原的航空試驗室。1934 年，鄧曰謨教授就是在這 里成功試制了中國第一臺飛機發動機。由于北洋擁有雄厚的機械和航空教學基礎，國民政府教育 部批準北洋大學開辦航空系，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課程表。北洋逐步邁入以工為主的快速發展時期。嚴謹的辦學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繼承發展，同時注重 教學科研并重、教學和實踐緊密結合。這里展示的是這一時期兩位著名的校長，茅以升、李書田。茅以升校長堅持嚴字當頭，這是當時茅以升為土木工程專業學生張度批改的作業。他提倡教 學和實踐的結合，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著名錢塘江大橋的興建，凝聚了北洋師生的聰明才智和 心血，這是當時學生在錢塘江大橋實習的照片資料。在錢塘江大橋實習中得到磨礪的北洋學子，日后多數成為了橋梁設計和建造領域的學術泰斗。李書田校長嚴謹治校，提倡教學、科研并重，是位極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國立北洋大學籌 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中提出，用 16 年時間將北洋大學建設成為工理文法醫相結合的綜合性 一流大學。這一宏偉的計劃被戰爭無情地打斷。1937 年“七七事變”后，北洋奉命西遷入陜。部分在津師生進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 口入渤海，于山東青島或龍口上岸，取到西安，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研究院合組國 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 年 3 月，山西臨汾失陷，陜西潼關告急，臨時大學又奉命南遷漢中，沿途涉渭河、過 大散關、越秦嶺。秦嶺峭壁嶙峋、地勢險惡，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師生每天步行少則 30-40 里，多則 70-80 里，終于臨大工學院在城固縣城以南 40 里的古路壩落腳。隨后，臨大更名為國立西 北聯合大學。1938 年 7 月，聯合大學改組，工學院獨立設校，由北洋李書田負責，籌建國立西 北工學院。北洋的名號消失。各界校友積極呼吁教育部恢復北洋名號，均無成效。1941 年 10 月，中國工程師學會在貴陽召開年會，學會中北洋畢業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際，商議復校事宜，組建 籌備委員會，準備向政府提案恢復國立北洋工學院，如不成功則籌設私立北洋工學院。鑒于這種 情況，北洋校友、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下劃出浙江英士大學工學院，建國立北洋工學院。1943 年李書田建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三工連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書田個人還相繼建立了國立西康技術專科學校、貴卅農工學院，北洋精神在中國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斷。抗日戰爭勝利后，這些學校或整體或部分地留在當地，成為了中國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 柱。西北工學院在七星寺設立了分院，北洋學子在艱難條件下潛心苦讀，開夜車成風，火燭光焰 徹夜不息，被譽為“七星燈火”，這幅油畫表現的就是北洋學子在七星燈火下苦讀的情景。北洋堅持在西北辦學，自強不息，追求科學，肩負救國圖強的社會責任。莘莘學子不畏艱險，終使北洋文脈未斷。北洋自覺自愿地擔當起維系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重任。

第四部分：窮理振工 北洋重興

北洋西遷入陜，合組西北工學院，海內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請教育部恢復北洋大學。這 是杰出校友、時任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寵惠（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親筆書信要求恢復北洋大學，朱家驊隨即轉呈蔣介石。終于，1946 年 1 月，教育部批準恢復國立北洋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后，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泰順北洋工學院、西北工學院三地師生，如百川歸 海，匯集西沽。這幅鉛筆畫表現各路師生返津復校的情景。復校后在原來工學院的基礎上，增設 了理學院。理學院下設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四系，院長為陳藎民。工學院下設土木、水利、采礦、冶金、電機、航空、機械、化工八系，院長為李書田。抗戰時期，北洋大學遭到嚴重破壞，損失估計約 16 億多元，而教育部所撥付的復原和修繕 費不足 8 億；復校時教育部任命茅以升為校長，但茅由于修復錢塘江大橋，一直未來校任職。北 洋處于極端艱難的時期，天津《大公報》言： “北洋大學誠然有其非常光榮的歷史，但今日卻正 臨于非常艱難的境地”。在師生的強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專家張含英為校長。全校師生乘 十來輛大汽車到火車站熱烈歡迎張含英校長的到來。張含英剛一下車,便被蜂擁而至的同學們擁 起抬出了站臺,場面之熱烈,使他深受感動。不久,教育部撥來了辦學經費。有了校長,有了經費, 一度沉寂的北洋學府有了生氣。雖然北洋大學辦學遇到種種困難，但是校風依舊。1947 年制定的《國立北洋大學組織大綱》重申“嚴”字當頭，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辦學宗旨。社會上流傳有“考學難！考學難!考上北洋難于上青天！”的說法。這是這一時期培養的畢業生和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學獲得了新生。這幅油畫表現了北洋大學代表迎接解放軍代 表的場面。這一時期，由校長負責制改為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這是黨團活動從地下轉向公開的圖 片。這是這一時期的掌校人：金問洙、鐘世銘、張含英、劉錫瑛。北洋時期（1895-1951 年）共培養畢業生 4597 名，此處展出了 50 名杰出畢業生和 14 名教 師的簡要事跡。（附重要校友的簡要事跡，供講解中酌情選擇）（王寵惠：第一張文憑的獲得者，蜚聲國際的法學家，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翻譯家，對中國的法學和近代法 王寵惠 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王正廷：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1957 年寫成《新人口論》，他說，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把一切變為 馬寅初 失望和不滿”。錯批一人，多生三億。這是后人對馬寅初人口論遭到批判的惋惜。劉瑞恒：原籍天津，1903 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專擅外科，我國近劉瑞恒 代公共衛生事業創建者，近現代醫學巨星。孫越崎：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能源工業的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稱為 孫越崎 “工礦泰斗”。“五四運動”時期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徐謨： 徐謨：1917 年畢業于北洋大學法律學系，1922 年獲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曾執教南開大學。從 1931 年起，先后擔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等職，對 1932—1941 年間中國對外政策的制 定和實施起過重要作用。從 1946 年起，在荷蘭海牙長期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職務，聲名顯赫。張太雷，革命先驅，原名曾讓，后改為太雷，是少數見過列寧的中國共產黨人之一。張太雷 黃汲清，中國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地層學專著《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首倡二疊系 黃汲清 三分，是中國二疊紀地層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國區域地質調查的早期開拓者，首次主編完成了全國地質圖和 一套綜合地質圖件。1945 年，他的經典著作《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英文版），系統地劃分了中國的大地 構造旋回和基本構造單元，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的大地構造特征及其演化歷史，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著 名論斷，創建了中國大地構造理論體系。吳自良，吳自良 “兩彈一星”鈾是原子能工業的主要原料，把鈾 235 從天然鈾中分離是原子能工業和制造原子彈 的關鍵技術之一。用氣體擴散法以工業規模生產鈾 235 的技術中，要使用一個關鍵部件——“甲重分離膜”，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機械加工、金屬腐蝕等多項技術。當時，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這項技術，屬 于重大國家機密。為了打破核壟斷，使我國步入核大國行列，吳自良受命挑起了負責研制“甲種分離膜”的重 任。歷時 3 年多，終不辱使命。姚樹人，1958 年，29 歲加入錢學森領導的火箭與衛星攻關小組，承擔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擔。偏二甲肼液 姚樹人 體燃料屬于高度保密技術，無相關資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經歷了多次與死神擦肩，終于在 1958 年 底，圓滿完成任務，保證了“東方紅”衛星的順利升空。）

第五部分：紅色傳承

“愛國奉獻”是北洋大學的又一光榮傳統。在歷次愛國運動中，北洋師生都始終站在前列。這是“五四運動”中的北洋大學師生。北洋 學子通電社會各界、致電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要求拒簽和約。北洋學子在“一二?九”運動中，在抗議美軍暴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斗爭中，在 1948 年反南遷迎解放的護校運動中 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北洋學子的驕傲、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

一、革命先驅張太雷在北洋大學讀書歷時近五年，這是他的畢業證書。在北洋大學學習期間，積極參與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他由一名品學 兼優、愛國進步的青年大學生，向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轉變，逐步成長為一位杰出的職業革命家。在領導廣州起義時不幸壯烈犧牲，年僅 29 歲，是犧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員。在學期間曾在北洋美籍教習福克斯主辦的《華北明星報》任編輯和翻譯。華北明星報現存于 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紐約公共圖書館，天津現存為 1928 年以后的報紙。這是徐向前、聶榮臻等人 為張太雷烈士的題詞。趙天麟烈士，北洋教師的楷模：愛國教育家。天津人。1904 年考入北洋大學堂法科，1906 年學堂資送赴美留學。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天津耀華學校校長。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堅決抵 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學生抗日活動，1938 年 6 月被日本憲兵殺害。還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張佩懷、馬克昌、馬耀南、黃誠、孫景芳等。眾多北洋學子投筆從戎，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用青春和熱血鑄就了不朽的精神豐碑。北洋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永遠是北洋的驕傲！北洋大學部分的展覽內容，到這里就結束了。下面請繼續參觀天津大學部分。

第六部分(1951-1952)定名天大，薪火相傳

獲得新生的北洋大學，開始了為新中國服務的歷史征程。1950年6月，全國第一次高等教育會議后，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對高級專門人才的急需，中央開始對各級學校進行調整。1951年8月，經過充分的準備醞釀，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并，定名為天津大學，其校慶日仍沿襲北洋大學建校之日。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兩校合并前的基本情況：北洋大學經過解放后的初步改造，實行校、院、系三級管理，共有兩所學院，12個系，教師179人，大部分教授畢業于國外知名大學，是所在領域的頂尖專家。這一位是物理系胡剛復教授。他不僅是我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更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一流的物理學家，吳有訓、嚴濟慈、錢學森、李政道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都是他的學生。

這位是冶金工程系魏壽昆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國著名的冶金物理化學專家，被譽為“中國冶金物理化學的一座峻峰”。

這位是紡織系張朵山教授，我國高等紡織教育的奠基人。北洋大學的紡織系，正是在他的建議與籌劃下，于1947年建立起來的。

機電工程系主任劉錫瑛教授。建國后，歷任北洋大學教授、校務委員會主任，天津大學副校長，是新中國成立后北洋大學的第一任主要負責人。

機械工程系主任潘承孝教授，汽車和內燃機專家。也是天津大學原校長、中科院院士史紹熙教授的老師。

這是合并前，北洋大學和河北工學院的舊址校門。兩所學校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咫尺（北洋在河北區丁字沽，河北工學院在河北區元緯路），而且系科設置相似，教師相互兼課來往頻繁。1951年8月1日，教育部簽發了兩校合并的文件，同年9月26日，在元緯路南院大禮堂舉行了成立暨開學典禮。

合并后的天津大學，共有11個系，教職工703人，在校生1953人。在學校按計劃開展調整與鞏固工作時，為了明確和強調天津大學與北洋大學的傳承關系，學校專門向中央教育部呈文《關于天津大學校史計算方法及校慶日的計算問題》，暨天津大學的前身是北洋大學，成立于1895年10月2日，這個報告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批文。

1952年初，教育部決定對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津沽大學進行調整，天津大學的理學院并入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和津沽大學的工學院并入天津大學。這就是當時三校調整的相關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同時作出了天津大學由西沽遷往七里臺另建新校舍的決定。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是當年5月26日，在新校址舉行的建設開工典禮，這位老師是土建系宋秉澤教授，是當時新校址建設工程的總工程師。

學校自己組建了基建隊伍，從勘測、設計到施工，僅用半年多時間就建成了初具規模的高等學府。這組照片和這個沙盤反映了當時的建設情景。您現在所處的位置是這棟工字型樓——一號教學樓。這是當時開工典禮的奠基石。從1952年7月起，全國高等學校開始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調整的目的是通過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經驗，建立中國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培養國家建設急需的專門人才。這里集中展示了在院系調整中，調入和調出天津大學的系科。大家可以看到，經過此次院系調整，我校在化工、建筑等學科方面得到加強，但大批傳統的優勢學科也被調出，比如整個理學院，以及工學院中具有50多年歷史的采礦系、冶金系和地質系，它們充實和建立了一批大學，為新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發展和工業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院系調整后，天津大學從一所理工結合的大學，變成了新型的多科性工業大學。截至1952年秋，共有7個系、18個專業，24教研室；全校共有教師4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50人；在校生3575人。當時在校生之多，師資力量之雄厚，相當可觀，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多科性工業型大學之一。同時，學校由校務委員會負責制，改為校長負責制。校長由當時天津市市長吳德兼任，第一副校長張國藩，在新班子的帶領下，天津大學意氣風發地開始了新的征程。

第七部分（1953－1965）教育探索 先行示范

解放初期中國的高等教育，從教育體制、專業設置、組織建構，到教學活動的具體實施，全部參照蘇聯的經驗，這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必要的，但完全機械式的照搬照抄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需要。為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制和運行機制，天津大學探民族育才之途，走教育科研生產相結合的實踐之路，成為新中國工程教育的先驅，創造了五六十年代的輝煌。

在學習蘇聯的同時，學校對專業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等各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國率先取得了寶貴的教育改革經驗。

這是當時教育部委托我校制定教學計劃和大綱的文件。在1953年和1956年，學校曾兩度受高教部委托，為國家制定了共計138種教學計劃、大綱、教材和講義（7個專業的教學計劃、40門課程的教學大綱，編寫教學法指導書10種，編寫講義及推薦交流講義81種）這些教材和講義頒行全國后，在當時的全國高校特別是工科院校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學校在這一時期成立了教研室，使它成為教學科研的基層組織，并明確制定了它的具體職責。針對學習蘇聯過程中出現的課程學時偏高、課業學習偏重、理論學習內容偏多等問題，學校加強了學生的課外活動，創造性地將理論與實際、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加大和強化了實踐教學，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工程教育教學體系。

1956年，黨的過度時期總路線所規定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全國面臨加速社會主義建設，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教學和科研并重是天津大學從北洋時期一直堅持下來的的優良傳統。解放之后，科研工作更是有計劃有領導的開展：學校積極承擔科研項目；于1955年創立了《天津大學學報》；我校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國內著名科學家的關懷。這張照片是1959年，錢學森先生應邀來我校為師生作報告的情形，給全校師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當時不僅教師投入到科研中，廣大學生也積極參與進來，1956年10月，學校成立了學生科學技術協會，有77個學生科研小組，參加學生占全校的16.7%。經過發動全校教師討論，我校制定了關于科研工作的《兩年規劃》和《關于制定十二年遠景的一些初步意見》。

天津大學在教育改革上取得的輝煌成就，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50年代末，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三位領導人都曾來校視察，對我校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主席來校視察。在聽取了校領導的工作匯報后，他在第9教學樓前的平臺上接見了廣大師生，并深入到師生間了解情況、研究問題。毛主席對我校在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面取得的經驗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重要指示：“高等學校應該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這則指示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1957年到1959年，周恩來總理曾兩次來校視察，第一次是1957年4月10日，周總理陪同波蘭部長議會主席西倫凱維茲來校參觀。1959年5月28日下午，周總理第二次來到天津大學，視察了圖書館、實驗室、學生宿舍和食堂，詳細了解了學校的情況，親切接見了廣大師生，并為師生作了報告。這張照片就是總理在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為師生作報告的場景。這就是當時報告的記錄稿。

195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來校視察。在聽取了學校負責人的工作匯報和參觀校工廠、實驗室之后，鄧小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說：“今后大學有三大任務：一是學習；二是生產；三是科學研究。三者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不可偏廢。”他還強調：“實行半工半讀，注意不要丟了基礎課程。”使天津大學對正確貫徹教育方針提高了認識。1958年末，在北京舉行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上，我校展出的項目居全國高校之首。這是當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

在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懷的同時，天津大學還得到了來自政府肯定。1959年5月，中共中央確定16所院校為全國重點大學，天津大學名列其中。此后，重點大學曾幾經變動，天津大學始終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三位領導人的視察使天津大學的師生倍受鼓舞，堅定了繼續深化教育改革的信心與決心，這里展示的是這一階段學校在教育改革上進行的實踐。

在教育改革與探索中，天津大學始終站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前列，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為當時國家制定《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又稱“高校六十條”建言獻策，并作出率先垂范。

1961年，教育部召開全國重點高等學校會議，會后，著手制定工作條例，選定了包括天津大學在內的五所重點大學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制定工作條例，以指導全國高等教育。

1961年2月，高教部長楊秀峰來天津大學調研，成立了“高校領導體制問題”起草小組，并指定我校的李曙森副校長為組長。起草小組經過40多天的緊張工作，四易其稿，最終完成《關于高等學校貫徹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工作條列（草案）》，又稱“高校四十五條”。這里展出的就是由李曙森副校長執筆起草的“高校四十五條”手稿。其中的很多重要內容，在《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又稱“高校六十條”中得到了反映。

“高校六十條”是“文革”前指導高等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從1962到1966年初，天津大學通過對《高校六十條》的認真學習、貫徹，以及對學校自身發展的思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發展的新思路。包括完善學校領導體制、改進教學工作和學生工作、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大力開展科學研究等工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師資隊伍建設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份檔案是當時學校確定的80名重點培養教師，老教師18名，中青年教師62名。被廣大師生贊譽為“十八大羅漢，六十二小羅漢”。后來，這些教師成為了天津大學乃至國家教育科學事業的棟梁，我校現在的很多院士、知名的學術帶頭人和博導等，都是當時的大、小羅漢。這就是著名的“十八大羅漢”。

這位是賈有權教授，光彈性學家。八十年代，在他的努力下創辦了《實驗力學》季刊，是我國第一份實驗力學方面的刊物。這是自動控制和系統工程專家劉豹教授。“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不僅是是其父親劉海粟先生對劉豹教授的評價，也是他潛心于科學研究的座右銘。

這位是史紹熙院士，內燃機、燃燒學專家，是我國燃燒學技術方面的首席科學家，曾任天津大學校長。

余國琮院士，化工蒸餾專家。50年代末，余院士承擔了當時國家急需的重水研究工作，為我國的國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到80年代后期，由他牽頭負責的新精餾技術遍布全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張建侯教授，化學工程專家。在我國率先創建無機物工學專業和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由他主編的《基本有機合成理論基礎》一書，被許多院校定為相關專業的必修教材。

丁緒淮教授，化學工程專家。八十年代退休以后，他將自己的積蓄捐贈給學校，設立“丁緒淮化學工程獎學金”。臨終時，還將自己所有的圖書和資料捐獻給天津大學圖書館，作為對學校最后的貢獻。

徐中教授（1912－1985），建筑學家。他從天津大學建筑系的首屆系主任一直擔任系的領導工作至1985年謝世，歷時30余年。彭一剛院士曾經說道：把一個起點不高的天大建筑系，提升到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徐先生功不可沒。1954年，徐先生親自率領師生赴承德進行古建筑測繪實習，此后，便形成了每屆學生都到進行古建筑測繪的傳統。至今，天大建筑系已經積累了數千張古建筑測繪圖紙，并獲得了教育部頒發的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

王守融教授，精密機械及儀器學家和儀器儀表工程教育家。中國儀器儀表工程教育和計量測試技術的開拓者，我國精密機械與儀器儀表學科的創建者之一。王守融出身在一個書香世家。王氏家族為蘇州的名門望族，明清兩朝出了狀元1人，探花1 人，進士11人，舉人46人。近現代出了著名科學家、教育家數十人，其中中科院院士3人。他的弟弟王守武和王守覺都是中科院院士，表姐何澤慧是錢三強先生的夫人，也是中科院院士。非常可惜的是，王守融先生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含冤去世，年僅49歲。

許鎮宇教授是我國計算機基礎教育的開拓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剛剛經歷完撥亂反正，他就主張：“在高等學校必須把計算機教育提高到基礎教育的高度來認識”，創立并擔任了1984年建立的全國高等院校計算機基礎教育研究會的首屆理事長，為推動我國計算機普及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天津大學在貫徹“高校六十條”上取得的成績，也得到了社會的肯定。這是1963年11月14日的《光明日報》，介紹了學校關于加強基本技能訓練的經驗，并由教育部向全國高校推廣。

第八部分（1966－1976）文革十年 歷經磨難

和全國所有高校一樣，“文化大革命”使天津大學的各項工作受到了建國以來時間最長、最為嚴重的破壞。在“四人幫”和極左路線的干擾下，天津大學歷經磨難，在逆境中求生存，在艱難中蹣跚前行。

這是“文革”期間，學校的大事記。這是在當時的困難情況下，開展的一些教學與科研活動。1976年，唐山地震使學校辦學一度處于困境。這是當時開展自救，堅持教學的照片。

第九部分(1977-1992)改革開放 努力登攀

十年**結束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天津大學的教學、科研及各項工作經過撥亂反正，恢復了勃勃生機。

1977年，經過“撥亂反正”的天津大學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以滿腔的熱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學校召開了落實政策大會；建設了“四季村”教職工住宅區，這是五十年代以后20年來第一次大規模興建教師住宅；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后加強國際交往的實際需要，在全國高校率先興建了專家樓，體現了對知識和人才的重視；1978年，學校迎來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入學的新生；

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從此，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這次全國科學大會，我校有36項成果獲獎，我國著名內燃機專家史紹熙教授被評為“優秀工作者”。

1979年，學校成立了學術委員會，在隨后的幾年里，學校召開了多個重要會議（第一次黨建工作會議、第三次黨代會、第一次教學工作會、第一次科研工作會）。

1980年，天津大學迎來了建校八十五周年，學校舉行了建國以來第一次校慶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發來賀信，教育部長蔣南翔和老校長茅以升出席了慶典并講話。

改革開放以后，在新的形勢下我國應該辦什么樣的大學？怎樣才能辦好大學，成為當時教育界普遍關心并需要適時做出回答的問題。天津大學時任的三位校長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和世界高教改革趨勢，提出了天津大學的辦學思想，并在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改革。

李曙森校長：擔任天津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校長等職長達12年，1978年至1982年間任天津大學校長，1983年起任天津大學名譽校長。他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若干世界一流大學，天津大學應當努力成為其中之一。1983年，他與其他高校的三位名譽校長在全國率先向中央建議要重點建設若干所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大學，后發展成為“211工程”和“985工程”，被譽為社會主義教育忠誠的奠基人，高校重點建設戰略的倡導者。

史紹熙校長：1982年至1986年間任天津大學校長，他提出了把天津大學從多科性工業大學，向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綜合性大學發展轉型。初步建立起了綜合大學的基本架構；提出高等學校應形成教學、科研兩個中心，倡導“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雙嚴”治學方針，至今形成了天津大學的優良傳統。

吳詠詩校長：1983到1993年任天津大學副校長、校長，1987年至1993年任天津大學校長。他于1986年在全國率先提出樂綜合性、研究性、開放式的現代化大學的建設目標，并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帶領天津大學朝著這一方向而不懈努力；在全國率先提出并制定實施了《本科生綜合培養方案》，重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發表了一系列很有見地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論與管理論著，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很有影響的知名高等教育學家。

在先進的教育思想指導下，天津大學在學科建設、師資隊伍、教育教學、科學研究、國際交流、校內綜合管理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

接下來是我校這一時期的學科設置情況：第一批博士點專業9個；第一批碩士點專業33個。這一時期學校加強拓展了工科，恢復了理科、文科，創建了管理學科，初步建立起綜合性大學的基本構架。1983年召開了第一次教學工作會議，提出了“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雙嚴”方針；1985年實行了學分制，注重加強基礎教學，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我校是全國首批恢復研究生教育及成立研究生院的單位之一，1978年首批招收碩士研究生108名，首批博士生導師9名，1981年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11名，1984年12月17日成立研究生院。學校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在北洋廣場建造了張太雷塑像，制定了本科生、研究生德育實施綱要，1985年成立了北洋藝術團。

學校提出高校應形成教學、科研兩個中心，大力開展科學研究，積極倡導產學合作教育，1984年召開科研工作會議，1985年成立石油化工學院，1985年燃燒學實驗室被批準成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學校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出應結合我國實際，博采各國之長，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1980年，日本神戶大學學術代表團來我校訪問，隨后，又與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多所大學建立了學術合作關系，我校舉辦了“世界主要河流碳及礦物質的遷移”、“內燃機燃燒學”等多個國際學術會議。

第十部分(1995-今)爭創一流 志存高遠

1995年以后，在我國實行“科教興國戰略”的大背景下，天津大學志存高遠、爭創一流，踏上了新世紀的征程。

1995年，我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高等學府天津大學迎來了百年華誕，黨和政府給予了親切關懷。國家教委發來賀電，在賀電中明確指出“天津大學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學府”。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榮毅仁等分別題詞，李瑞環、李嵐清等出席了慶典。

百年校慶既是一次隆重的慶典，也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學術與科技交流活動，學校先后舉辦了四個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同時各系也積極響應號召，開展豐富的學術活動。校慶之際，海內外校友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母校的感情。

天津大學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改革開放以來，有19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來校視察，對學校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和有力支持。

面臨世紀之交，學校搶抓機遇，迎接挑戰。作為全國重點大學，首批進入了“211工程”和“985工程”。2000年12月25日，教育部與天津市簽訂了共建天津大學協議，努力把我校建設成為國內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學。

進入新世紀，天津大學志存高遠，先后召開了第七次、第八次黨代會，制定了“三步走”戰略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奮斗目標。目前，學校正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瞄準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國際化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辦學目標，上下同心，意氣風發，以“天大人”的“天大”氣派，奮勇前行。學校黨委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干部隊伍建設、職工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設，為學校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強有力的組織保證和思想基礎。

2007年2月，龔克校長率代表團來到牛頓的家鄉伍爾斯索普莊園，親手剪下了“牛頓蘋果樹”的枝條帶回學校。今天，這株象征著科學探索精神的蘋果樹在天津大學的校園內生根發芽，激勵著廣大師生獨立思考、勇于探索，努力攀登科學的高峰。

中間的兩面弧形展墻介紹了學校在95年以后，在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這邊請。

改革開放以來，學校先后召開了六次教學工作會議，嚴格貫徹“雙嚴”方針，在1999年和2007年，均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教育部的本科教學評估。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學校以基地建設、專業建設、課程建設、教材建設、實驗室建設和教學隊伍建設為重點，深入開展教學和工程教育的改革，有五個國家級教學基地，建立了一大批以示范專業和重點專業為代表的優勢專業，積極推進各類課程建設，編寫了172種國家級規劃教材，擁有四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并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這是學校的國家級教學名師獎獲得者和教學團隊，同時，還積極舉辦青年教師講課大賽，為教學隊伍建設注入新的活力。

在完善的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的保證下，學校的教學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肯定，這些是學校獲得的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名單，這是近年來我校學生在國內外各類競賽中獲得的獎項。

這是學校在多種形式與多層次辦學上取得的成績。

前面我們了解到，在1978年恢復高考的同時，我校就恢復了研究生教育。經過30多年的發展，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體系。這些是學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首批記錄。這是從1978年到去年的研究生招生情況，截至去年學校累計招收了碩士研究生33116名，博士生8082名，為國家輸送了大批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

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時，我校有31個碩士點，發展至今，已經擁有碩士點151個，博士點92個，學科門類涵蓋了理、工、管、法、經、農、文、哲、教育、醫等。

這些是“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的標志性成果。

從北洋時期，學校就崇尚科學，以嚴謹求實之學風開創了我國科研之局。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今天，我校始終保持著重視科研的優良傳統。把科技工作聚焦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國際科技發展前沿。近年來，科研實力顯著增強，科技論文、專利數量位居全國高校前列，科研基地建設扎實推進，產學研合作日趨活躍。天津大學科技園，是中國首批22個國家級大學科技園試點之一，通過了教育部、科技部的驗收并正式授牌。

學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在教育中重視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創新精神，傳承了國之大學的氣概與胸懷。在開展資助育人工作時，重視資助與育人并舉，鼓勵貧困生自強自立，培養他們回報社會和他人的責任意識。

北洋大講堂是學校為同學們提供的開闊眼界、接觸新銳的平臺。這里曾經有一大批國內外大家為同學們傳授科學、人生、成功的真理。

學校重視課外科技活動，為學生參與科學研究、強化實踐訓練創造機會，提供條件。同時，從80年代中期，我校就開始了理工科院校開展藝術教育的探索，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一致好評。

學校通過多種方式為同學們提供就業指導服務。近年來，我校的本科生一次性就業率始終在98%以上，穩居全國高校前列。

新中國成立以來，天津大學在歷任校領導的帶領下，上下同心，銳意進取。學校以“實事求是”的校訓和“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校風，為祖國培養了無數實事求是的建設者和學者，積功累業強國脈，莫不有有我校之民族精英。這些是部分天大時期的杰出校友，希望他們能激勵各位同學不斷奮進，為母校爭取更大的光榮。

回顧學校一百多年來的辦學歷程，雖然歷經坎坷，但治校的傳統卻被永續傳承。希望大家將“實事求是”的校訓永志于心，前事不忘，英華卓犖；繼往開來，浩氣勉存。

謝謝參觀！歡迎再來！

第二篇：北洋部分校史解說詞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北洋大學部分校史展解說詞

序：

歡迎大家蒞臨天津大學校史博物館。

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大學，誕生于1895年，中華民族危難之秋。創立之初，就承載著救國圖強的歷史重任，已經走過了114年的光輝歷程，經歷了工法肇基、創新轉型、西遷播火、津沽復校、迎接解放、院系調整、改革開放等重要時期。

現在讓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顧學校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右邊的10個燈帶是學校發展的十個重要時間標志，顯示屏上播放的內容是學校發展的10個時期的重要歷史圖片。

左邊的石版畫是標志著北洋大學作為開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的“開源圖”，其詳細描述了奏請學堂成立的奏折片段、中外教師合影、中國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聘、第一屆畢業生、初創四學門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以及各學門的畢業生等內容，反映出中國第一所大學的創辦歷程。

第一部分 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

現在我們位于第一展廳，“巍巍學府 國之大學”。北洋大學倡導西學體用，招生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科舉取士，而是由學校直接面向社會招考。在上海《申報》、天津《直報》上刊登招生啟事，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這幅油畫就表現了北洋大學堂首次招生報名的情景，各階層人士攜子報名，十分踴躍。

這里陳列的檔案是北洋大學成立公告和招生啟事的手稿，以及當時刊登招生啟事的《直報》、《申報》。

這份檔案是奏請創辦北洋大學的朱批奏折。時任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請光緒皇帝在天津建立首座西學學堂，奏折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辦學的宗旨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可見，北洋大學一成立就肩負著“興學強國”的重任。1895年10月2日，光緒皇帝御筆朱批“該衙門知道”，北洋大學隨即成立。

這里展出的五位人物直接影響了北洋大學堂的創辦：光緒皇帝、洋務派代表李鴻章、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天津海關道盛宣懷、美籍教育家丁家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世人惶恐。為了強國救國，十八省舉人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聯名上書，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公車上書”，光緒皇帝頒布《強國詔》，此時盛宣懷提出在天津設立西學學堂。盛宣懷的提議在當時可謂大膽，在封建科舉制度下全面倡導西學，其勇氣可嘉。

學堂最初選址在天津大營門外梁家園村的博文書院舊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德軍侵占了學堂。1903年北洋大學堂在西沽重建校舍，占地348畝，前臨北運河，后帶桃花堤，景色相應成趣，校歌中的“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描繪的就是此處的景色。

趙天麟校長任職期間，總結北洋20余年的辦學經驗，將其凝煉為四字校訓“實事求是”，意在辦事求學必須腳踏實地，根據實證，求索真相。“實事求是”的校訓傳承至今，成為學校發展 的不竭動力和寶貴財富。這些底襯文字是趙天麟校長在1925年為北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題寫的祝詞，既是其辦學思想的回顧與總結，又是對“實事求是”校訓的進一步詮釋。巨幅的“實事求是”是1985年茅以升老校長為校慶九十周年題寫的。

這是北洋和天大時期的校旗和校徽。

誕生于1935年9月的北洋校歌更是把北洋精神作出了深刻地闡述，展現出北洋人“要實地把中華改造”的決心和志向。

下面請大家一起簡要回顧北洋的發展歷程，1895年創辦時名為天津北洋西學學堂，1896年更名為“北洋大學堂”，1912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所有學堂，一律改為學校。”北洋于該年4月，改名為“北洋大學校”，直屬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1913年，遵教育部令改稱“國立北洋大學”。1917年2月教育部令北洋大學的法科調入北京大學，并于1920年最后一屆法科畢業生離校停辦法科專辦工科。1928年7月，大學區制試行，北洋改稱“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隨后不足一年時間，北平大學區被廢止。隨即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北洋更名為“國立北洋工學院”。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底天津淪陷，9月10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學院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北平研究院西遷，共同設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4月，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7月，教育部指令將西北聯大改組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和西北醫學院。其中西北工學院由北洋工學院和其他三所大學的工學院組成。1946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復名北洋大學。北洋根脈回津復校。新中國成立后，北洋大學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1年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并，由國家定名為天津 2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大學，1959年被列為國家首批重點大學。改革開放后，天津大學首批進入 “211”和“985”重點建設工程，經過一百一十四年的創新發展，目前正按照“三步走”的戰略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目標努力前行。

下面請參觀第二部分：工法結合 大學肇始

北洋大學以哈佛、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為藍本，由美籍教育家丁家立總理學堂事務，開設西學的法律、科學和技術等課程，“一改中國數千年封建教育之傳統”，“開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這是北洋大學創辦之初制定的《頭等學堂章程》，它是中國第一個大學章程。該章程系統地規定了大學學制、招生辦法、課程與專業設置、教師延聘、教學管理與經費使用等內容，制度完備、要求嚴格，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繼起者之規式。北洋大學的誕生在社會上反響強烈，這里展出的是1895年刊登在《京津泰晤士報》和《博來評論》等英文報紙上有關北洋大學的報道。

這里是盛宣懷與丁家立共商創辦北洋大學的情景復原。這位是盛宣懷，北洋大學創始人、首任督辦，被譽為“中國近代實業之父”，一生從事洋務事業，涉獵輪船、電報、礦業、鐵路、紡織等重要實業。1895年創辦北洋大學堂后，次年于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可謂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驅和奠基人。

這位是丁家立，美籍教育家，學堂章程的起草者、首任總教習，任職長達11年之久，素以“嚴謹治校”著稱。丁家立早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大學和歐柏林大學研究院，曾任李鴻章的英文家庭教師。他的學識和管理，得到了北洋大學師生的交口贊譽。

下面展出的丁家立起草的規劃書的英文手稿。北洋大學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預科。頭等學堂內分設律例、工程、礦冶和機械四個學門，學制四年。頭等學堂所設課程可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學習基礎課，如幾何學、格物學、筆繪圖、各國史鑒、作英文論等。專業課則各有側重。（例如：工程學科有工程機械學、材料性質學、橋梁房頂學、水利機器學等；礦務學科有深奧金石學、測量礦苗學、礦務兼機器工程學等；律例學科有萬國公約、各國通商條約、大清律例等）除修滿課程外，要求寫作策論，也就是畢業論文。隨著社會需求的擴大，北洋大學先后又開設了鐵路班，法文班、俄文班和師范班。

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當時教習多為中外碩學鴻儒。其中美籍學者福拉爾博士（H.V.Fuller）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深有研究，在課余專門講解相對論原理，開啟了學生的科學思想。外籍教習使用外文原版圖書授課。這是當時的美籍教習任納福為北洋學生編寫的《世界通史綱要》，此為北洋叢書之一。在北洋工作的優秀中外籍教習紛紛獲得清政府的嘉獎。這是當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為教習向清政府請獎的錄副奏折。

學堂教學設施堪稱一流，這是化學講堂，具有現代風格的弧形設計，便于師生的交流互動。學堂建有圖書館、地質陳列室、礦山模型陳列室、礦物標本室、金屬組織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測量儀器室等實驗實習設施。

學堂經費投入巨大，頭等學堂每年需三萬九千余兩白銀，二等學堂每年需一萬三千余兩白銀。如此巨大的辦學經費從哪里來呢？這份檔案是盛宣懷發布在《直報》上奉旨“勸令加捐”的通令，可見，北洋大學的辦學經費來自國家海關關銀。

四年之后，頭等學堂有了第一屆畢業生。這是“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欽字第一號考憑”，頒發給首屆法科畢業生中優等生第一名的王寵惠，他是中國近代法學名家，有“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之稱。第一張文憑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北洋大學法科開設的主要課程有20種，囊括了當時西方大學法學院的主干課程。

這是清政府獎勵總教習丁家立的“雙龍寶星”勛章。寶星勛章制度始于1891年，分五等共十一級。丁家立曾兩次獲得寶星勛章，照片上的和展出的是他第二次獲得的二等三級勛章。（注：第一次，1895年受三等一級寶星勛章；第二次，1903年受二等三級寶星勛章）

這幾份檔案記錄了北洋大學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情況。北洋大學在《頭等學堂章程》中就列有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留學計劃。1901年，北洋大學資送首批大學畢業生直接進入哈佛等一流學府的研究院深造，成為中國最早選送優秀畢業生出國深造的大學。1906年，北洋大學又在近代教育史上開創了整班出國的先例。

這張照片檔案室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合影：首班入學30人，畢業時僅有18人，北洋大學淘汰率之高，教學管理之嚴格，可見一斑。

北洋大學的教育質量很高，當時得到了清廷的贊賞。這幾份檔案記載著清宣統年間，北洋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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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畢業生被清廷授予進士出身和翰林編修身份的情況。

北洋大學的辦學之路是成功的，它培養了我國第一批大學本科畢業生、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第一批近代社會的精英人才。

北洋大學有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管理者，雖然稱呼各異，但他們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中蔡紹基、唐紹儀、梁敦彥和梁如浩曾是早期留美幼童，親身接觸美國教育，對北洋大學堅持美國大學模式辦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位是趙天麟校長，他是北洋大學時期的著名校長之一，他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校訓，堅持嚴謹治校，重視學生全面發展。他在任期間北洋學生在外交官考試、高等文官考試、清華留學生考試全國三大重要考試中連中三元，北洋名聲鵲起。

第三部分：創新轉型 專辦工科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高等教育推行大學區制，劃全國大學教育為四個區，分別以北京、南京、武昌、廣州為本部，各設一所大學。1913年和191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兩次試圖將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并為一所，遭到雙方的反對，未有成效。1917年訓令兩校，將北洋法科入校生調入北京大學學習，將北京大學工科入校生調入北洋大學學習。1920年北洋大學遵照教育部237號訓令，正式停辦法科，正式進入專辦工科時期。

北洋大學法科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及圖書設備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人才輩出：如前面提到的“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王寵惠；中國現代法學家、政治學家、外交活動家、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徐謨；著名的外交家、中國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革命先驅、中共早期創建人之一張太雷等等。法科的停辦對于北洋大學來說無疑是一巨大損失。

專辦工科時期，學校進行了創新轉型。首先進行了學科調整和擴充，在原有的土木、采礦、冶金三學門的基礎上，1925年恢復停辦了24年的機械學門，1933年起陸續增設電機工程學系、航空工程組。加強師資隊伍，聘請教師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學位或海外學習的背景。辦學模式由教學型發展為教學與科研并重，建立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所，即礦冶工程研究所、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招收了我國第一批工科研究生；出版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率先實現了中國大學功能的轉型。當時北洋被稱為“理工學術之重鎮”。

北洋大學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當時擁有一批設備一流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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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這里復原了三個實驗室。這是復原的水工所場景，是中國乃至東半球第一個水工試驗所。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被當時譽為“科學堡壘”。這是復原的機械試驗室。試驗室設備與當時美國大學試驗條件相伯仲。這是復原的航空試驗室。1934年，鄧曰謨教授就是在這里成功試制了中國第一臺飛機發動機。由于北洋擁有雄厚的機械和航空教學基礎，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北洋大學開辦航空系，這里展出的是教育部令和航空工程系課程表。

北洋逐步邁入以工為主的快速發展時期。嚴謹的辦學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繼承發展，同時注重教學科研并重、教學和實踐緊密結合。

這里展示的是這一時期兩位著名的校長，茅以升、李書田。

茅以升校長堅持嚴字當頭，這是當時茅以升為土木工程專業學生張度批改的作業。他提倡教學和實踐的結合，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著名錢塘江大橋的興建，凝聚了北洋師生的聰明才智和心血，這是當時學生在錢塘江大橋實習的照片資料。在錢塘江大橋實習中得到磨礪的北洋學子，日后多數成為了橋梁設計和建造領域的學術泰斗。

李書田校長嚴謹治校，提倡教學、科研并重，是位極具思想的教育家，在《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中提出，用16年時間將北洋大學建設成為工理文法醫相結合的綜合性一流大學。這一宏偉的計劃被戰爭無情地打斷。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洋奉命西遷入陜。部分在津師生進入英、法租界，乘船出大沽口入渤海，于山東青島或龍口上岸，取到西安，與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研究院合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

1938年3月，山西臨汾失陷，陜西潼關告急，臨時大學又奉命南遷漢中，沿途涉渭河、過大散關、越秦嶺。秦嶺峭壁嶙峋、地勢險惡，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師生每天步行少則30-40里，多則70-80里，終于臨大工學院在城固縣城以南40里的古路壩落腳。隨后，臨大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7月，聯合大學改組，工學院獨立設校，由北洋李書田負責，籌建國立西北工學院。北洋的名號消失。各界校友積極呼吁教育部恢復北洋名號，均無成效。1941年10月，中國工程師學會在貴陽召開年會，學會中北洋畢業生甚多，借此相聚之際，商議復校事宜，組建籌備委員會，準備向政府提案恢復國立北洋工學院，如不成功則籌設私立北洋工學院。鑒于這種情況，北洋校友、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下劃出浙江英士大學工學院，建國立北洋工學院。1943年李書田建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三工連理，根系北洋。在此以前，李書田個人還相繼建立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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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康技術專科學校、貴卅農工學院，北洋精神在中國的西部大地播撒，薪火相承，弦歌不斷。抗日戰爭勝利后，這些學校或整體或部分地留在當地，成為了中國西部大地上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

西北工學院在七星寺設立了分院，北洋學子在艱難條件下潛心苦讀，開夜車成風，火燭光焰徹夜不息，被譽為“七星燈火”，這幅油畫表現的就是北洋學子在七星燈火下苦讀的情景。

北洋堅持在西北辦學，自強不息，追求科學，肩負救國圖強的社會責任。莘莘學子不畏艱險，終使北洋文脈未斷。北洋自覺自愿地擔當起維系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重任。

第四部分：窮理振工 北洋重興

北洋西遷入陜，合組西北工學院，海內外校友多次奔走呼吁，呈請教育部恢復北洋大學。這是杰出校友、時任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寵惠（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親筆書信要求恢復北洋大學，朱家驊隨即轉呈蔣介石。終于，1946年1月，教育部批準恢復國立北洋大學。

抗日戰爭勝利后，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泰順北洋工學院、西北工學院三地師生，如百川歸海，匯集西沽。這幅鉛筆畫表現各路師生返津復校的情景。復校后在原來工學院的基礎上，增設了理學院。理學院下設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四系，院長為陳藎民。工學院下設土木、水利、采礦、冶金、電機、航空、機械、化工八系，院長為李書田。

抗戰時期，北洋大學遭到嚴重破壞，損失估計約16億多元，而教育部所撥付的復原和修繕費不足8億；復校時教育部任命茅以升為校長，但茅由于修復錢塘江大橋，一直未來校任職。北洋處于極端艱難的時期，天津《大公報》言：“北洋大學誠然有其非常光榮的歷史，但今日卻正臨于非常艱難的境地”。在師生的強烈要求下，教育部任命水利專家張含英為校長。全校師生乘十來輛大汽車到火車站熱烈歡迎張含英校長的到來。張含英剛一下車,便被蜂擁而至的同學們擁起抬出了站臺,場面之熱烈,使他深受感動。不久,教育部撥來了辦學經費。有了校長,有了經費,一度沉寂的北洋學府有了生氣。

雖然北洋大學辦學遇到種種困難，但是校風依舊。1947年制定的《國立北洋大學組織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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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嚴”字當頭，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辦學宗旨。社會上流傳有“考學難！考學難!考上北洋難于上青天！”的說法。這是這一時期培養的畢業生和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洋大學獲得了新生。這幅油畫表現了北洋大學代表迎接解放軍代表的場面。這一時期，由校長負責制改為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這是黨團活動從地下轉向公開的圖片。

這是這一時期的掌校人：金問洙、鐘世銘、張含英、劉錫瑛。

北洋時期（1895-1951年）共培養畢業生4597名，此處展出了50名杰出畢業生和14名教師的簡要事跡。（附重要校友的簡要事跡，供講解中酌情選擇）

（王寵惠：第一張文憑的獲得者，蜚聲國際的法學家，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翻譯家，對中國的法學和近代法律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正廷：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1957年寫成《新人口論》，他說，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把一切變為失望和不滿”。錯批一人，多生三億。這是后人對馬寅初人口論遭到批判的惋惜。

劉瑞恒：原籍天津，1903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專擅外科，我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創建者，近現代醫學巨星。

孫越崎：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能源工業的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稱為“工礦泰斗”。“五四運動”時期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

徐謨：1917年畢業于北洋大學法律學系，1922年獲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曾執教南開大學。從1931年起，先后擔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等職，對1932—1941年間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過重要作用。從1946年起，在荷蘭海牙長期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職務，聲名顯赫。

張太雷，革命先驅，原名曾讓，后改為太雷，是少數見過列寧的中國共產黨人之一。

黃汲清，中國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地層學專著《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首倡二疊系三分，是中國二疊紀地層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國區域地質調查的早期開拓者，首次主編完成了全國地質圖和一套綜合地質圖件。1945年，他的經典著作《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英文版），系統地劃分了中國的大地構造旋回和基本構造單元，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的大地構造特征及其演化歷史，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著名論斷，創建了中國大地構造理論體系。

吳自良，“兩彈一星”鈾是原子能工業的主要原料，把鈾235從天然鈾中分離是原子能工業和制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之一。用氣體擴散法以工業規模生產鈾235的技術中，要使用一個關鍵部件——“甲重分離膜”，北洋解說詞討論稿2010-3-12

它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機械加工、金屬腐蝕等多項技術。當時，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這項技術，屬于重大國家機密。為了打破核壟斷，使我國步入核大國行列，吳自良受命挑起了負責研制“甲種分離膜”的重任。歷時3年多，終不辱使命。

姚樹人，1958年，29歲加入錢學森領導的火箭與衛星攻關小組，承擔研制火箭燃料的重擔。偏二甲肼液體燃料屬于高度保密技術，無相關資料可查，且高能燃料易燃易爆，經歷了多次與死神擦肩，終于在1958年底，圓滿完成任務，保證了“東方紅”衛星的順利升空。）

第五部分：紅色傳承

“愛國奉獻”是北洋大學的又一光榮傳統。

在歷次愛國運動中，北洋師生都始終站在前列。這是“五四運動”中的北洋大學師生。北洋學子通電社會各界、致電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要求拒簽和約。北洋學子在“一二?九”運動中，在抗議美軍暴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斗爭中，在1948年反南遷迎解放的護校運動中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北洋學子的驕傲、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

一、革命先驅張太雷在北洋大學讀書歷時近五年，這是他的畢業證書。在北洋大學學習期間，積極參與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他由一名品學兼優、愛國進步的青年大學生，向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轉變，逐步成長為一位杰出的職業革命家。在領導廣州起義時不幸壯烈犧牲，年僅29歲，是犧牲的第一名政治局委員。

在學期間曾在北洋美籍教習福克斯主辦的《華北明星報》任編輯和翻譯。華北明星報現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紐約公共圖書館，天津現存為1928年以后的報紙。這是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為張太雷烈士的題詞。

趙天麟烈士，北洋教師的楷模：愛國教育家。天津人。1904年考入北洋大學堂法科，1906年學堂資送赴美留學。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天津耀華學校校長。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堅決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支持學生抗日活動，1938年6月被日本憲兵殺害。

還有革命烈士李恒林、于奇、張佩懷、馬克昌、馬耀南、黃誠、孫景芳等。

眾多北洋學子投筆從戎，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用青春和熱血鑄就了不朽的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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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豐碑。北洋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永遠是北洋的驕傲！

北洋大學部分的展覽內容，到這里就結束了。下面請繼續參觀天津大學部分。

第三篇：文武北洋讀后感

《文武北洋》讀后感張萍

我覺得《文武北洋》總的來說給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主要有兩點，第一是作者以走訪名人故居為依托展開對人物生平經歷和主要功過的介紹，比較有親切感，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不那么學術，不那么枯燥。看完全書我才知道美術館后街有吳佩孚故居，華南大廈旁邊有黎元洪故居，原來每天車水馬龍的長安街上的段祺瑞舊政府是段祺瑞最后作為中華民國執政的辦公地點也是段祺瑞最后的政治生涯。

第二就是作者通過一些比較有說服力的史料盡量為讀者還原一段歷史真相，打破了以前的英雄史觀，看過書中的人物有一種推開歷史大門，揭開歷史塵埃的感覺，歷史總是在和我們開著一個又一個的玩笑，傳閱數十載的話未必是真，確如人所言：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前在教科書里看到的不免有點成者英雄敗者寇的嫌疑，當作者以較為詳盡的史料為證，拂開歷史的塵埃，讓我們看到一個令人詫異的真相。以前我們所知道的只是被教科書描述為十分模式化的印象，忠奸分明的描寫，袁世凱，吳佩孚等北洋時期的所謂軍閥只是被模式化的貼上“買國賊”的標簽，其實歷史并非如此簡單，拋開這些固定的場景和舞臺，我們會發現舞臺的門外會有會有很多風景，很多故事，人總是立體的，也提醒我們做人做事要從多角度出發，全面深入的考慮問題，以便獲得更加客觀公正的認識，不要被一家之言所蒙蔽，其次，我覺得多讀一些相關的書籍，也可以提高我們辨別歷史真偽的能力，學會從更多的角度解讀歷史，獲得知識的養分，思索生

活的智慧。

作者在這本書里著重介紹了九位北洋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北洋的舞臺上曾經叱咤風云的遠不止這九位，作者在書中依次寫了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這其中除了李大釗之外，其余都是教科書里面所謂的反面人物，其實平心而論，這本書中所描寫的歷史人物的語氣有一種給他們翻案的感覺，或許只是揭開歷史人物不廣為人知的另一面罷了，讀完這本書后，我對那些人物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變，其實他們在那個短暫的時代也是豐富多彩的，那些大軍閥也不是以往我們了解的那么無能，從理性的角度出發，能登上歷史舞臺并且有所作為，雖然他們的所作所為不被后來的替代者認同甚至被擴大了缺點，但是他們的個人能力是不可否認的，那些大軍閥也是那么有個性，有血性，他們也是有一腔愛國熱情的愛國志士，同時那些大軍閥也不是所謂的草莽甚至沒有文化只會玩弄槍桿子的一介武夫，其實他們也是有文韜武略的人才，看了他們留下的一些詩詞也覺得他們跟一些偉人也是有相似之處的，盡管他們沒有成為現在所說的偉人，這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吳佩孚，他留下了許多富有文采和展現個人報復的詩詞，同時那些軍閥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這其中形象最差的被如今或許還在被蒙蔽的人罵得最多的袁世凱，其實究其一生來看，他最大的污點就是《二十一條》和稱帝，但是我們所謂的不合理也只是大多站在今天的歷史角度，這難免有一點事后孔明的嫌疑，話說一定的歷史條件只允許發生一定事件，仔細分析當時的歷史條件也許你

如果作為當事者就會理解他們所謂買國的做法不過是是出于當時國力薄弱以及敵人難以對付的無奈妥協，難道他們就想看著自己的祖國被列強侵占，而看著自己的國民被屠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也許大家會覺得看了這些書會很迷茫，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相，但是學會辨別真相也許比尋找真相更能鍛煉我們的能力。

北洋，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詞匯，一段我們記憶中混亂的歷史，細細品讀，他不只是歷史書告訴我們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它也是中華民族在黎明前最難熬的黑夜，民主，進步的曙光在隱約中浮現。作者以理性的態度，詳實的史料為我們再現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留給我們無限的思考空間，以上只是我個人一些淺薄的看法，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和大家多多交流。

第四篇：北洋水師觀后感

《北洋水師》觀后感

在上周楊老師的中國近代史課上，看了《北洋水師》的電影。

公元1894年，日本聯合艦隊浩浩蕩蕩地向中國黃海進發。日軍“吉野號”一馬當先，令日軍做夢也沒料到的是，馬上受到北洋水師“致遠號”的猛烈炮轟，“吉也號”由于吃水很淺在躲過一擦船底而過的魚雷后，最終還是被北洋旗艦“定遠號”的炮火打了個底朝天，日軍一看魂飛魄散，落荒而逃。這就是電影《北洋水師》中最為精彩的一幕。每當看到這里，我心里的自豪感不覺油然而生。我為那時的中國就擁有這種軍艦而驕傲，更被這些士兵英勇抗戰的精神而感動。

但是后來北洋水師屢屢遭重創，直至全軍覆沒。但是他們沒有失去作為軍人的氣節，作為中國人的骨氣。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名字，鄧世昌在彈盡后，撞向敵艦，被魚雷擊中后，自沉海底。林永升最后的時候，在軍艦上站立著，昂著頭戰死還有林泰增、楊永霖??

看完北洋水師從清政府耗巨資開始打造到亞洲第一強，再到被東夷小國打敗徹底覆滅的一切的一切。除了感慨還是感慨，失敗了我們肯定要究其原因。

第一、清政府腐敗

女人當權，把皇帝當成傀儡，自私自利，奢侈腐化，把大好河山糟蹋的支離破碎，民不聊生，餓殍滿地，國家到了滅亡的邊緣，還挪用買巡洋艦的軍費。上奢則臣貪，大小官員為了私利，對上逢迎巴結，對下橫征暴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從而直接導致民風敗壞，用鴉片削弱中國人體質，難道清政府是瞎子嗎？難道我們的同胞都是傻子嗎？也許是我們的同胞對清政府失望變絕望，而又無力改變現實通過消極墮落發泄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慨呢？不過自然規律讓清朝到了該滅亡的時候，客觀規律到頭了。

第二、中日兩國海洋觀的差異

1、陸地為主的清政府

滿清八旗兵和他們的親家——蒙古貴族一樣是騎在馬背上開拓疆土的勇士，他們從小學會的是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縱馬馳騁，海洋對于他們是那么的遙遠和神秘。惡劣的生存環境從小就鑄就了他們對土地的向往和崇拜，而當他們面對比草原更為浩瀚的海洋時，就難免感到茫然與困惑。但是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卻有一個名叫馬漢的人提出了至今對世界仍有重要影響的“海權主義”，提出了重視海防、開發海洋資源、保護領海、建設新型海軍、謀求海洋霸權等一系列相關理論，并迅速被美國、英國、日本等沿海或島嶼國家接受，近代海洋觀便隨之產生。

通過這樣的對比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自古以來對海權和海洋的重視程度同西方國家相比存在著先天的差距，五千年來，我們對海洋的認識是那么的膚淺，甚至產生了對海洋的仇視，于是就有了精衛填海的“動人”傳說；鄭和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宏勛偉績,康熙大帝為了對付鄭氏的騷擾不是組建強大的海軍，而是下了道“禁海令”，與海隔離??

秦漢奠定了古代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政體，歷代王朝都沿著秦漢設計的政治模式，把大陸文明的因素整和的強大而有序，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大陸文明為主流的文化類型。而海洋文明雖沒有被禁絕，甚至某些時代還有較大的發展，但一直處于非主流的文化狀態。

當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支強大的艦隊隨鄭和一同逝去的時候，經歷了漢唐盛世后的中國真正走向了衰落（雖然中國衰落的拐點是在宋朝）。在清朝初期，鄭成功收復臺灣，施朗率清軍攻占臺灣統一中國，這時的中國海軍雖然在艦船的噸位、火炮的數量威力方面已遠遠落后于歐洲，但還有一定戰斗力。可惜，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只重視塞防，不重視海防，只重視陸軍，不重視海軍，經過和日本幾百年的戰爭后沒有一個統治者想到要徹底消滅日本永除后患，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在近代，中國海軍都很弱，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海軍，基本上都是有海無防，以至于中國的大門就是被侵略者從海上打開。

2、四面環海的日本 由于地形狹窄，島國日本的防御縱深十分短淺。歷史上日本一直努力建設超出其四個主島的島嶼防御體系，來保障其海上和本土的安全。在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后，這種通過奪島來增強軍事防御力的欲望就更加強烈了。對島嶼的擁有權是日本海洋國土觀的核心。

日本是一個被大海環抱的島國，由3000多個島嶼組成。日本列島向北延伸與千島群島相接，向南依次排列著琉球群島、臺灣島、菲律賓群島，猶如一條由島嶼組成的鏈條，橫亙在亞洲大陸東側，將亞洲與太平洋隔開，這就是地理上常說的“第一島鏈”，這種島鏈把大陸與大洋隔開的地理形勢在全球獨一無二。若以臺灣島為中心，日本諸島處在“第一島鏈”的北半段，恰好將東亞大陸環繞。在“第一島鏈”以東是“第二島鏈”，日本對構成第二島鏈的硫黃列島和小笠原群島擁有主權。由于日本列島位于中國、俄羅斯、美國三個大國的結合地帶，這種地理形勢使日本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日本自身擁有的“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的島嶼恰似兩道大門，扼守著中國東進太平洋和美國西向進入東亞的通道，同時其“第一島鏈”北端的千島群島還是警戒、阻滯俄羅斯艦隊南下的前哨陣地。這種天生的地理優勢。

所以很明顯：兩國的軍事防守側重點是不一樣的。中國似乎缺少了對海戰的主動積極性，而當時的日本正是這么一條強勢軍事戰略。

北洋艦隊說是清政府的海軍，還不如說是李鴻章私人艦隊。只聽命于李鴻章一人。而私人擁有軍隊不是用來打仗的，軍隊只是一個實力的象征，你有多大的實力你就可以擁有多大的官職、享受多大的特權、獲得多大的利益。所以李鴻章多少有點想保留實力，后來覺悟的太晚，想從別人那里調兵也無濟于事了。所以軍隊的訓練、戰略戰術、武器更新保養、戰斗意志??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有規模，能唬住人就可以了。到了后來的官僚主義的北洋艦隊，真只是紙老虎而已。北洋艦隊一開戰就是采用艦頭對敵的雁行陣，優勢：減少被敵人火力擊中的概率。缺點：只有艦首火炮可以射擊，火力僅有三分之一能發揮。原因：只想保命，不想作戰。旗艦首次開炮，就震垮艦橋，導致統帥喪失指揮能力，簡直荒唐透頂。說明：旗艦可能是糊的、旗艦的火炮從來沒有使用過，或者幾乎沒用過。導致海戰后期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傳達戰爭旨意。

最后，北洋水師敗于日本艦隊已經是一個無法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一個現實。我們應該從這樣的歷史事件中考慮到的自身，以及當今中日關系不和諧的國情。

承認落后，接受失敗，勇于變革，善于學習，開放創新，才會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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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術學

牟晶

第五篇：北洋政府時期

北洋政府時期

作者：張昱 [] []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淮安

淮安光復后，蔣雁行并不滿足于巧獲的江北都督的高位，復謀建立江北省，過過“督軍癮”，結果未能如愿，后調離。1914年，置淮揚道，道尹衙門即設在清江浦。軍事方面，先后置江北護軍使、淮揚鎮守使，護軍使和鎮守使署也駐清江浦。軍閥多飛揚跋扈，擁兵自重，故凡事多護軍使、鎮守使說了算。北洋軍閥政府先后委劉詢、劉之潔、馬玉仁為淮揚鎮守使，駐扎清江浦。

在這些軍閥當中，以馬玉仁的軍容風紀最壞，駐扎時間也最長。馬玉仁系鹽城人，原為鹽匪，后受清廷招安編人緝私武裝，并以種種機遇和手段，得以官運亨通。1913年，因鎮壓二次革命有功，馬玉仁先后被袁世凱任命為揚州游擊統領、江蘇第一混成旅旅長兼淮揚鎮守使，接替劉之潔。劉之潔是馮國璋的外甥，堅不交印，而清江人久聞馬的臭名，也不愿他的部隊進駐清江浦。即以商會會長聞溥為首，聯名呈請省方擋駕。馬只身前往拜會聞溥，以利相誘，始得就職。鎮守使署就設在河漕總督舊署內。馬就任后，又羅致了一些鹽匪充實、擴大自己的隊伍。

淮境土瘠民貧，窮極之民鋌而走險，嘯聚山澤者很多。他們往往與幫派會黨相結合，“遍地蔓延”，以致大股千余人，小股十數人數十人不等。大小參差，每縣十數股數十股不等。全區不下百余股。他們或落草結寨，以洪澤湖、駱馬湖、黃墩湖、青伊湖等為淵藪；或勾結劣紳，以地主莊園為蔭庇。土匪劫掠錢財，對豪紳富戶威脅尤大，故地主豪紳家都養有練勇，以對付前來劫掠的土匪。有的地主還出面倡導聯絡附近地主共同筑圩辦練，互為犄角。因此那些悍匪，往往以出面倡導辦練剿匪的地主為主要攻擊目標，企圖置之死地而威懾其他地主。如宿遷北鄉趙圩地主趙永疆，不僅倡導附近地主筑圩辦練，共同防匪很積極，而且自己勤于剿捕，“斃匪甚眾”。因此為眾匪所切齒。1913年5月25日，大蔡、席三等集股匪數千人，分圍趙永疆附近各圩，而以主力攻趙圩。趙拒守5日，彈盡援絕，率全家登炮樓自焚而死。匪眾入圩，又殺54人，凡青壯男子幾乎無一幸免。同年7月25日，土匪為報首領宋芳春被殺之仇，集股1000余人，攻下歸仁集順河莊（屬今泗洪縣）,殺地主蔡連聲父子及練勇50余人，并為宋芳春大殯3日，鄉民懾于匪焰，前往注冊吊唁竟至兩三千家。土匪們不僅殺人越貨，抬人拉牛，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圍攻商戶繁多的集鎮。本區的著名集鎮，如黎城、眾興、漁溝等都曾被土匪攻掠過，損失慘重。

馬玉仁駐淮期間，也照例有剿匪安民之責，然而，駐防的馬軍，卻每有人暗中與匪首勾結，常常名為出發剿匪，實則按線索向良民劫掠勒索。民眾見到馬軍比遇到土匪還害怕。有時也做些表面文章，卻出盡洋相。1922年夏，馬軍一個營的剿匪部隊竟被土匪打垮，以致泗陽眾興鎮橫遭洗劫，商民被綁架數十人。當時馬玉仁往防地視察，中途聞警，狼狽而回，歸途聽得槍聲，竟沿運河堤爬行。回來還振振有詞，以“青紗帳”和“匪眾我寡”相搪塞。

馬玉仁軍駐清江浦9年，橫行霸道，敲榨勒索，草菅人命，販毒嫖妓等種種惡行，擢發難數，略舉幾例，即可窺斑見豹。

馬玉仁每逢赴省或發晌，必向淮陰商會借款，常欠約在萬元左右。每逢宴賓或過節，也必向商會借桌椅碗盞，從無一次完璧，事后又全由商會按件賠償物主。

馬玉仁的族叔馬二亂子、侄子馬益祥，都是狗仗人勢，橫行不法。一次，馬二亂子到南巷唐氏理發店剃完頭，忽大怒并拖住唐氏痛打，說將他脖底的痣毛剃掉，將影響他的壽限，要唐寫保單保他平安無事。后唐氏央人說情，好不容易允許唐氏拜他為師，“孝敬”100元，并設宴請客，方算了事。馬益祥在省立第九中學讀書，身佩手槍，目無師長，一次，竟率領無賴同學多人，痛打校長張開軒一頓，事后并無處罰。馬玉仁手下旅長郁漢川挾妓侑酒，警察到場過問，竟被打傷。郁又將一妓帶到家為妾，不久疑心該妓與衛兵有不正當關系，遂將該妓打死，并碎尸投人北門橋下水中。

馬玉仁的士兵還常常販賣煙土，牟取暴利。一姓高的士兵到王營兜售煙土，大敲竹杠，使商戶沈萬祥蒙受很大損失，引起全鎮商民公憤。地方頭面人物領銜申訴無效，地方報紙又披露實情，士兵高某竟糾集同伙，公然向報館興師問罪。

馬玉仁部士兵以鹽阜人為多，鹽阜至清江的一二百里路上，其士兵不斷來往，于是沿途老百姓也遭了殃。兵士們到處抓人背纖，老少貧富，士農工商，碰到就抓，抓到給錢放人，不給錢的就吃背纖之苦。其擾民坑民，類皆如此。

馬玉仁駐浦期間，正值軍閥頻頻混戰。1920年與1924年直皖戰爭、1922年與1924年直奉戰爭，馬玉仁部卷人戰事。1924年直皖戰爭，直系勝利。馬軍撤回原防時，一路奸淫搶掠，滿載而歸，僅紅木家俱一樣，就裝了十幾船。因馬“參戰有功”，被吳佩孚任命為淮揚護軍使兼某軍軍長。可好景不長，在同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系敗北。9月6日，南下的奉軍追擊敗退的馬玉仁部隊到王營，馬部利用鹽河和黃河站住了腳跟，并在援軍的幫助下與奉軍對壘，奉軍的炮彈竟打到清江城第六師范校園內。然而不兩天奉軍即退去。孫傳芳老早知道馬玉仁聲名狼藉，于是命其嫡系第十師師長鄭俊彥進駐揚州，旋又下解散令到清江浦，令馬軍解甲歸田，由鄭部接防。

馬玉仁一面急忙派人向鄭俊彥商請緩進，一面想籌買槍支彈藥。遂匆匆趕回鹽城向富戶們敲了8萬元竹杠，趕回清江浦。時鄭俊彥已北上到淮安。馬派人歡迎接待，聲稱欠餉未發，一時不能遣散，恐發生嘩變。實際這是馬玉仁的緩兵之計。后購軍火之事落空，馬才知已無可挽回，但又不甘心交卸。而鄭奉孫傳芳最后通牒，限馬刻日率部徒手出境，否則圍殲繳械，其時形勢惡劣，人心惶惶。

遂有省議員李更生、省立第六師范校長徐公美等，穿越兩軍對壘的板閘鎮，偕同淮安關監督黃芝潭，去淮安與前清翰林周鈞商談，一起出來維持地方治安。后幾經磋商，由淮安籌款6000元，清江3000元，板閘與河下兩鎮各500元，共10000元。6000元作馬軍的遣散費，4000元為招待鄭軍的招待費。馬、鄭見面，交接而散。馬玉仁等悻悻離去。時為1925年春。

兩相比較，后來的鄭俊彥部的軍紀比馬玉仁部隊好多了，這也是眾人皆知的事實。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淮境農工商等實業有所發展。例如，辦起了農事試驗場，推廣農業良種及良種禽畜等。工業方面，先后辦起了淮陰第四工場、增新祥蛋廠等。還修筑公路，開通部分主干道的汽車，并疏浚里運河，以利運輸。這些，同北洋政府不能說沒有關系，如農事試驗場、第四工場，都是官方所辦，功勞自不可沒。具有日打蛋三四十萬只的增新祥蛋廠，則純為商辦。修公路通汽車的事，則是淮、揚紳商在深感交通的閉塞已影響淮、揚繁榮的情況下，集股開辦的，北洋政府實未掏出幾文錢。相反，商辦企業不僅受到軍閥政府重稅的折磨，還難免軍閥派系戰爭的摧殘。清末由商辦的淮陰大豐面粉廠，除擔任地方用款的甲級數字外，每日開機，還得繳國稅銀元100元。1925年直奉戰爭，增新祥蛋廠損失慘重，一度停產。第四工場亦是在直奉戰爭期間停辦的。

文化教育事業有較大發展。以淮陰、淮安、泗陽、漣水、宿遷、沭陽6縣為例，民國元年僅有初等教育學校80余所，到1921年就增加到500所，10年中提高了6倍。但是，適齡兒童未入學率仍高得驚人，各縣都在85%以上，有的甚至在90%以上，女孩入學者尤其少，6縣共有1400余人。但比起清末，已有很大進步。為提高全民素質，一般縣里還設有民眾教育館，負貴掃盲教育和文化娛樂等開啟民智的工作。然而，由于民眾素質普遍起點太低，工作量太大，而人員配備又很少，所以收效甚徽。五四和五卅時期的愛國運動

在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本區是反映較強烈的地區之一，淮陰學、商、工、紳、軍、警、政各界都卷人了運動，僅千人以上的集會就有五六次。抵制日貨的斗爭則遍及淮屬各縣。

5月18日，淮安縣各界為山東問題交涉失敗，于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到會五六千人。會議決定組織演講團勸購國貨，編印日刊報告外交消息，調查和抵制日貨，并將各界人士送來的日貨當眾焚毀。會后舉行示威游行。為了爭取輿論界的支持，淮陰省立第六師范、淮安教育會分別打電話給各報館，聲援愛國學生，呼吁我國外交使節據理力爭，決不可在和約上簽字。

6月3日后，本區各地的聲援運動再次掀起高潮。6月13日，清江、淮安城等地為聲援六三運動醞釀罷市，旋即舉行了清江、西壩等地工人和市民參加2萬多人的大游行。各地群眾自發抵制、焚毀日貨。此間，淮陰省立第六師范、第三農校、六師附小、繩武高等小學和淮安省立第九中學，在六師禮堂舉行五校聯合會成立大會，制定會章，并決定出版會刊《愛國報》，發表了《淮陰學生聯合會宣言》。《宣言》號召淮陰學生聯合起來，群策群力，辦教育，興實業，開通民智，盡快使國家振興起來。《宣言）對團結青年學生，推動運動的發展，具有較強的號召力。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迅速席卷本區各地。各地各界紛紛成立后援會、宣傳演講團等，舉行集會游行，宣傳演講，發表通電，募捐援滬，查禁英、日貨等。

6月5日，淮陰省立第六師范全體學生，為上海租界上的英國巡捕槍殺學生間題開會，并電告北京、上海，請求嚴正對付。省立第三農校也通電聲援。7日舉行游行，8日成立上海慘案后援會，還成立演講團，分組輪流出校演講。同時組織募捐匯滬。中旬，中共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惲代英在西壩鹽務運商公立小學講演，揭露五卅慘案的真相和帝國主義的種種罪行，號召淮陰各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爭。17日，淮陰縣各界在城內豐濟倉召開國民大會，到會團體30多個，共萬余人。上海學生代表報告了滬案慘狀，會后游行聲援。7月1日，在清江浦召開規模空前的江北市民大會。來自各縣的與會代表共數萬人齊集贊化宮前門廣場，與會者聽取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代表的報告、講演，并舉行大游行。本區各界的聲援運動至此達到高潮。

6月15歸，“五卅漣水旅滬學友內地宣傳團”來到漣水，報告滬案經過。17日，由縣商會、師范、縣中、縣立第一高小等單位聯合集會，成立“五卅慘案漣水后援會”，發表通電，并分別到各地演講、募捐，全縣捐款20000多人，共捐了5000余元。30日，各界在章化寺召開滬漢死難烈士追悼大會。7月14日，后援會女會員吳景釗等，還成立漣水五卅慘案后援會女界分會，在女界開展宣傳、募捐活動，支援上海工人斗爭。淮安縣滬案后援會還通電聲援上海。

通過五卅愛國運動，本區人民特別是知識界進一步覺醒，其中一部分人開始接觸和宜傳馬列主義。如陳治平等組織的“讀書會”，他們學習馬列著作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著作，宣傳蘇聯十月革命，為中共淮陰地方黨組織的誕生莫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礎。

北伐戰爭之際的淮境戰事

1927年5月初，國民革命軍重新擬訂渡江北伐計劃后，第一路軍由鎮江渡江進攻揚州，連連告捷，并乘勝追擊直魯軍。5月26日，孫傳芳退往宿遷，戰事正式進人淮境。北伐戰爭在淮安境內分兩個階段。自5月26日國民革命軍進人淮境起，至同年8月中旬撤至長江南岸，為第一階段。在孫傳芳退往宿遷的同時，第二路軍以第二縱隊向淮安前進，擬切斷孫傳芳部隊的退路，以第三縱隊主力直趨宿遷，擬截擊孫傳芳殘部。6月4日，第二路軍第一縱隊攻克宿遷、洋河鎮。6月5日，第一路軍21師陳誠部攻克淮安，第17軍2師杜起云部攻克漣水，孫軍向海州等地潰退，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進駐淮安。同日，第二路軍第一縱隊又以主力渡過運河，向泗陽、海州方面追擊，第二縱隊第17師于淮陰附近與孫軍遭遇，經奮勇攻擊，遂一舉攻占淮陰。孫傳芳殘部經漣水、新安鎮逃竄郯城，其第5師白寶山、第7師馮紹閔、第12師周蔭人諸部敗逃海州。第一、二路軍分頭向北急進。至此，孫軍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

可是，蔣介石卻于6月26日命各部停止北伐，對直魯軍取守勢，而轉移主力，準備溯江而上，西征武漢。不久，直魯軍即開始大舉反攻。8月3日，國民革命軍奉令撤退。8月17日，令北伐部隊各部撤至長江南岸，直魯軍遂復進據淮安各地。

北伐戰爭在淮境的第二階段自9月3日起，至12月16日結束。9月初，孫軍在龍潭會戰失敗后，節節敗退。9月3日，國民革命軍中央縱隊（14軍）經兩泰、邵伯、高郵向淮安追擊。9月5日，國民革命軍左縱隊（10軍，附淮海游擊隊）于占領揚州后，亦以主力向淮安追擊前進。

9月11日，18軍與直魯軍在淮安城郊遭遇，不多時，直魯軍被擊退入淮安城，旋被18軍包圍殲滅。9月12日，18軍一部迫近淮陰城東門和北門，與直魯軍激戰7小時，直魯軍一部向宿遷、蔣壩方向奔逃，余皆被俘。此役共俘敵3000余名，擊斃敵1000余名，18軍亦亡百余人，時稱“渡江追擊以來第一惡戰。” 19月14日，國民革命軍占領眾興、泗陽，同日中午，到達漣水的北伐軍與直魯軍方永昌部騎兵團接戰，經過奮擊，北伐軍沖人漣水城，直魯軍向海州退去。

9月17日后，由于北伐部隊再次被抽調“西征”，北伐軍與直魯軍一度處于相持狀態。

11月，國民革命軍回師北征。12月，雙方在宿遷外圍地區接戰，孫部敗退。北伐戰爭在淮安的戰事至此終于結束。

北伐軍所到之處，在打擊各地的封建寡頭勢力及惑民傷財的迷信活動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如淮安各池奢華的祭鬼神的各種廟會祀典，就是通過北伐戰爭基本掃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