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

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一、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社會上有許多男性朋友說，現在已經不用提“男女平等”了，現在女人都騎到男人頭上去了，我家里大事小事都是老婆說了算，應該要成立男聯了，他們的說法有道理嗎？大家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可以請學員發言）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還把男女平等單純理解為“男女要一樣”、“男女要相等”，但是卻忽略了男女兩性本質的區別，所以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那就是：女性要取得與男性一樣的成就，就要全面進入男性領域，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把達到男性標準認為是女性的解放，從而產生了女人想做男人的怪念頭，社會上出現的女強人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實這就說明一種觀念：女人要取得男人一樣的成就，女人就必須做男人，即以男性價值要求自己，同男性一樣進入社會生活。受這種觀念影響，現實社會中很多成功的女性，往往無法擁有正常家庭生活，甚至選擇了獨身。但是，這種忽視女性自身特點的所謂“男女平等”，才是對女性最大的不平等，以男性尺度來要求女性，恰恰偏離了男女平等的目標和初衷。

男女平等應該是男女兩性在人格上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權利的平等，即男女的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權利和義務上的對等。男女都有機會享有自己的權利，發揮自己的潛力和才能，給男女以選擇的自由，以便參與適合自身的社會活動，從而平等的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提出，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政府級會議的致辭中，江澤民書記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一向認為，實現男女平等是衡量社會文明的重要尺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廣大婦女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我們十分重視婦女的發展與進步，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去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這是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的一大亮點，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可以為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維護我國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且有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和政策體系，推進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

二、婦女的政治權利

政治權利是各項權利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部分。婦女要求得到徹底解放，發揮積極作用，從而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政治權利上的男女平等。政治權利是指公民有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以及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的權利。簡要地說，政治權利的內容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和依法取得賠償權。

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各級人大女代表比例增長緩慢，在有些地區和領域甚至有所下降，十屆人大35個代表團中女代表下降的有24個代表團（湖南是其中的一個）；全國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從六屆人大開始一直停留在20%左右，在世界的排名從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05年的第42位；領導崗位女干部比例偏低；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女性成員明顯下降，2004年女性村委會委員僅占村委會委員總數的15.1%。可以說，在政治領域，婦女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由于所占人數和比例偏少，往往很難影響到決策，導致一些明顯歧視婦女的政策和規定得不到糾正，或者婦女群體的特殊利益得不到全面的維護。這種現象，在基層更為突出。例如出嫁女的問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村規民約不斷出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做出這些村規民約的基本上都是當地的男性，女性很少參與，根本沒有發言權。

在婦女群體中，對政治權利的的意識呈現出兩個極端，一方面，作為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婦女，也就是說，與政治接觸較為緊密的婦女，她們對“政治權利”表現出很高的關注度和熱情度，希望通過法律或政策的規定，為她們在參政道路中搭建平臺，而另一方面，作為基層的普通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則對政治權利毫無意識，并不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有什么權利可言。因此提高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是婦聯組織在促進婦女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修改后的婦女法分別從各級人大代表、國(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家機關、社會團體及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成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成員等方面對提高婦女參政程度分別做了規定，而《湖南省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中，從三個角度對婦女參政作出了明確規定，有很強的操作性和實踐性。

一是明確了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中女性的比例一般應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受《選舉法》的限制，選舉的結果是完全尊重民意，選民有選誰和不選誰的自由，不能進行限制，因此對于各級人大正式代表我們不能設置硬性的性別比例，但是對候選人的性別比進行規定，盡管會有部分女性落選，但是婦女當選正式代表有了基本的保障。

二是明確各單位領導中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實施辦法中規定“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組成入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中，應當分別有適當數量的女性成員；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各級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成員中 , 一般應當有女性成員。”這一規定，為婦女進入領導高層，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是明確農村婦女應當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實施辦法中規定“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應當有女性成員。村民代表會議、居民代表會議中婦女代表的比例應當占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一規定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對于農村婦女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重要性是很大的，有農村，受傳統習俗的影響，婦女一般是不參加村組的會議，而是由戶主，也就是丈夫去參加，所以對于村上的公共事務根本沒有發言的權利。現在法律明文要求婦女進入村民代表大會和村委會，也就給了婦女發表自己意見和觀點的舞臺，鼓勵更多的婦女走出家庭這個小圈子，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三、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利

受教育權是公民在教育文化領域享有的基本權利。廣義上的受教育權包括每個人按照其能力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機會的請求權。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是婦女和兒童全面發展的重要前提。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保障兒童享有義務教育，這都是為了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但是我國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等諸多原因，造成公民受教育權的事實上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突出地表現在二個問題上：一是農村與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明顯差異，特別是農村流動人口的子女受教育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二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女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權利，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這其中，有的是因為家境確實困難，無法支付學費，只能讓女孩子輟學回家，也有的家庭認為女孩讀多了書沒有用，應該早點進入社會，賺錢貼補家用。而這種剝奪女童受教育權的情況，在有些地區已經是很常見的情況，讓人十分憂慮。

前段時間有一件新聞非常轟動，題目是“北大學子拯救賣花女童”：幾個10歲左右的女孩每天在北大附近，圍著散步的學生叫賣手中的玫瑰，常常到深夜還在賣花。這件事被一名北大學生注意到，通過取得她們的信任，了解了她們的遭遇，她們來自湖南，是被家人交給一個姑姑，帶到北京來賣花，姑姑每天給她們下達賣花的任務，完不成就會受罰，而姑姑每月會給家里寄300元錢。為了幫助這幾個孩子，北大學生成立了一個名叫“花神社”的組織，成員以公開募捐方式籌集基金，負責賣花女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些熱心的北大學子輪流給女孩補課、并派出湖南籍同學在回鄉時尋找賣花女的父母，試圖說服他們讓女兒回家讀書。他們還試圖從法律上尋找突破口，將背后的操控者繩之以法，并希望杜絕此類悲劇的發生。整個事件首先由《新京報》作連續報道，在北京有很大反響，之后，全國婦聯、海淀區政府都非常關注此事。最后，通過包括各級婦聯在內的多部門通力合作，賣花女童終于回到了家，并且也重返校園。但是，通過此案我們也了解到，在賣花女童生活的當地，這種女童輟學的情況十分突出，甚至家人還認為孩子能夠賺錢了是件好事，女孩讀書讀多了也沒用。因此，如何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權，依舊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城市里的兒童一般都能得到較好的教育，但是依舊有一個群體可能沒有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就是流動人口中兒童，他們的受教育權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人民日報》曾經報道過一組調查數字，“我國流動人口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達1982萬，其中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有9.3%處于輟學狀態。”這樣算起來，有近185萬流動人口中的兒童沒有接受義務教育，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由于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義務教育階段費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于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總是以此為理由而拒不負擔主要責任，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流動人口的子女有他們的特殊性，他們中的很多人是一出生就在城市，或者跟隨打工的父母，從小在城市長大。多年生活在城市的農村孩子已經不習慣農村的生活，可能他們也瞧不起農村的認知方式和習俗，但他們也并不被城市所完全接納，因為國家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可能給他們城市身份，他們同樣被城市人所瞧不起。這就是有關學者所提出的“邊緣人第二代”。，“第二代”的價值體系、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這些變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城市主流社會的沖突。但如果引導得當，則可能會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因此，保障流動人口獲得平等的教育權，意義十分重大。在我省新出臺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明確規定了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以戶籍為由拒絕流動人口中的女性兒童少年就近入學，相信這一規定對保障我省的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應當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婦女的勞動權益

男女在身體結構和生理素質方面存在先天不同，加上婦女擔負著生育子女的社會使命，因此，對婦女的勞動權益進行特殊保護尤為重要。按照國際勞工標準，保障婦女勞動權益從內容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保障婦女的勞動權利，讓婦女能夠平等充分地就業；二是保障婦女在勞動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但是目前，我國就業和職業中的男女不平等狀況仍然嚴重，具體表現在4個方面：

一、女性就業門檻高于男性。部分單位招聘時強調員工的“男性”性別，在招收女性員工時也多以暫緩生育等為條件，或者不招收那些正在婚育年齡的婦女，以免增加企業負擔。

二、男女職業結構差異大，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職業、如教師、售貨員等，女性的非正規就業、低端就業和年輕就業傾向比較明顯。在同一職業層面中，女性工作職位和晉升機會普遍不如男性。

三、女性在就業中享受的社會保障和職業福利總體上低于男性，其中法定假期外的帶薪休假和生育保險的普及率最低。這在個體、私營、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尤其明顯。

四、職業退出機制上，男女存在不平等對待。從50年代開始，女性在退休年齡上普遍早于男性。面臨下崗和提前退休時，女性往往首當其沖。個別單位強迫未滿60周歲的女性高級專家退休，雖然婦聯組織一直在呼吁“男女同齡退休”，但至今沒有得以實現。五是企業規避法律。

在“四期”保護等特殊權益保護方面，絕大多數企業不會直接挑戰法律，但是往往以人事自主權或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為由損害婦女的權益。這種“隱性損害”更難進行處罰。

來自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有78.5%的婦女在經期、40％的婦女在孕期、25.6％的婦女在哺乳期沒有受到特殊保護。即使是做得相對比較好的產期保護中，部分女性也只能享有休假，工資福利大打折扣。有的女性在懷孕后立即被單位換崗，不僅收入銳減而且生完孩子后也不再可能回到原來崗位，她們只能選擇回家，等等。

為了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我國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除了婦女保障法之外，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女職工保健條例中，都有許多相關規定。

案例：小王到某家公司應聘擔任業務員，進公司的時候，公司明確向她提出來，在公司服務三年內，不能生育，否則，公司有權單方面解除與小王的勞

動合同，并可以要求小王賠償公司員工培訓費五千元。小王當時表示完全同意，并在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里明確約定了“三年之內不生育”的條款，同時，小王與公司的勞動合同期限也約定為三年。合同即將期滿的時候，小王發現自己懷孕了，公司方面知道后，就通知她不再續簽合同，并要求她按約定賠償公司五千元。請問，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答案：公司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規定，第一，我國的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我省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都明確規定：“各單位在錄(聘)用女職工時，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 , 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中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因此，即使公司與小王簽訂了三年不生育的條款，該條款也是無效的，不會獲得法院的支持。第二，現在小王懷孕了，公司不僅不能辭退她，反而還必須繼續聘用她，因為我省的相關法規規定：“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 , 勞動(聘用)合同期滿或者勞動(聘用)合同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時 , 用人單位應當將勞動合同續延至孕期、產期、哺乳期期滿為止。”也就是說，即使這個時候小王與公司的合同到期了，合同也必須續延至小王生完孩子后，一年哺乳期滿時，才可以辭退小王。

我國的法律對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是給予了較為充分的保護，這種保護的出發點就在于，婦女的生育不僅僅是婦女個人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婦女的生育是人類社會的再生產，是在為人類做貢獻。因此，全社會都有責任保護婦女在生育期間享有特殊保護。當然，目前在現實中，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保護做得并不是太好，這一方面與法律法規仍不盡完善有關，與雇主一味追求權益，忽視社會責任有關，同時，也與社會上對婦女生育的重要意義認識不高，因此，需要我們繼續加大宣傳力度，推動法律法規政策的落實和人們觀念的轉變。

五、婦女的財產權益

財產權益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利、勞動權利、人身權利和婚姻家庭等權利的基礎。它主要體現于在社會生活中的財產關系、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財產關系。財產權利是具有物質財富內容，直接和經濟利益聯系的民事權利，它包括所有權、債權、繼承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日常我們的工作中比較多接觸到的與婦女維權相關的財產權益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婚姻、家庭中的共有財產：

根據婚姻法的規定，我國的夫妻財產制目前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夫妻共同所有；第二種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各自所有；第三種也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在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兩點，一個是這種約定，特別是各自所有的約定，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也就是說如果夫妻之間約定債務由一方承擔，如果債權人不知道這個約定，那么債權人還是可以向夫妻雙方要求清償。另一個是，自從新婚姻法實施以來，原來的婚姻法中規定，“婚前財產通過八年的共同生活，就轉變成夫妻共同財產”這一條，已經失效了。婚前財產永遠是婚前財產，永遠歸一方所有。

案例：張平與王娟于1990年結婚，當時兩人為避免將來產生財產糾紛，書面約定了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由張平負擔家里所有開支。婚后不久，張平做生意賺了錢，王娟便從單位辭職專心回家帶孩子、照顧公婆。隨著張平生意越做越大，夫妻關系出現了裂痕，2005年，張平以夫妻性格不合為由向法院起訴離婚。王娟也同意離婚，但是要求張平補償自己十幾年來為家庭付出的青春。張平不同意，說這些年來家中所有開支都是由他提供，王娟沒有任何收入，對家庭沒有任何貢獻，都靠他養活，如果要補償的話，也應該是王娟補償他。請問，張平和王娟的主張，有沒有法律依據？

答案：張平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王娟的提法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婚姻法第1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因此，根據這一條的規定，王娟要求張平對她在這些年中對家庭所盡的義務給予補償是有法律依據。婚姻法中這一條規定也肯定了婦女從事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是應該獲得補償。當然，從這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出，第一，不要輕易與丈夫約定財產各自所有；第二，不論丈夫多么有錢，妻子(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也應當堅持進入社會，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獨立生存的能力，這樣不論丈夫有什么變化，自己也還是能夠自食其力，保有自己的尊嚴。

2、婦女的財產繼承權：

繼承權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被繼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而承受被繼承人遺產的權利。繼承分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如果有遺囑，則按遺囑處分遺產，如果沒有遺囑，則按我國法律規定處分遺產。我國《繼承法》明確規定了“繼承權男女平等”。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受法律保護，在同一順序 法定繼承人中，不得歧視婦女。喪偶婦女有權處分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在繼承方面，法律有十分完善的規定，列舉了許多不同情況下的繼承方式，在這里，由于時間關系，就不一一說明了，但是有一條法律規定，需要大家注意。

案例：王軍與朱紅于1975年結婚，婚后兩人生育了一個女兒，并一直與王軍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軍在1988年因車禍不幸去世，朱紅之后沒有再嫁，而是與公婆共同生活，精心照顧兩位老人，直到2006年公婆相繼去世。老人去世后留下一筆遺產，但沒有遺囑。王軍的兩個哥哥提出要分割遺產，方案是三兄弟平分，王軍去世了，就由王軍的女兒代位繼承。朱紅提出，自己一直與老人生活在一起，也應該分一部分遺產。幾方因此發生爭執，并上訴到法院。法院會怎么判決呢？

答案：朱紅有權參與遺產繼承。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5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公、婆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其繼承權不受子女代位繼承的影響。”根據這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與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兩個獨立的繼承權，相互不影響各自的成立。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是建立在盡了主要贍養義務基礎上的，而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因此此案中，朱紅、王軍的女兒、王軍的兩個哥哥有權共同分割遺產。

3、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及相關財產權益：

當前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十分突出，相信大家在工作中也經常會碰到此類問題。在現實中，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農村婦女出嫁后，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權喪失，或者只能獲得少于本村一般勞動力的土地承包份額及土地收益。二是婦女離婚后，男方強行耕種女方土地或將婦女的土地以村集體的名義“合法”收回，從而使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權長期受到侵害。三是男到女家落戶，入贅丈夫不能獲得承包土地，或只能獲得少量承包土地。四是在上述這些前提下，農村婦女在征地補償費用和集體經濟組

織收益分配等方面得不到與當地村民的平等享受。特別是第四種情況，由于直接體現了金錢的分配，所以引起了很多糾紛和矛盾，以及婦女的群體上訪，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的穩定。而此類糾紛一直以來，缺少很好的解決方法，當地政府調解不力，法院也拒絕收理，因此解決起來有一定的困難。

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省在婦女法實施辦法中以很重的筆墨對此類問題進行了重點明確，在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對保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收費分配等權益，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針對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案件受理難的情況，為進一步暢通救濟渠道，第四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對于因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地補償費分配等產生的糾紛，“由鄉鎮人民政府依法調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目前來看，此類糾紛已經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有了很多勝訴的案例。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侵犯農村婦女財產權益的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傳統封建思想在作怪，因此，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宣傳力度，轉變農村干部和老百姓的思想觀念，才是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途徑。

六、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

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是民事權利的主要內容，人身權利又稱為人身非財產權利，是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的、與其自身不可分離的、沒有直接財產內容的各種民事權利。人身權利由人格權與身份權兩個系列的民事權利組成。人格權分為物質性人格權和精神性人格權，物質性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身份權包括配偶權、親權和親屬權。我國法律對人身權利的保護是不分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的，但是由于婦女和兒童的相對弱勢，因此婦女和兒童的人身權利受侵害的情況更為突出，需要得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保護。

在這里，我主要講以下兩個重點問題：

1、性騷擾問題：

性騷擾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被中國大眾接觸，在此之前，我國老百姓對此類行為一般稱之為“耍流氓”，將其歸為道德問題。不過，雖然如此，還是有少數勇敢的女性站了出來，用訴訟的形式來反抗性騷擾，有幾起案例在全國都引起廣泛關注：如全國首例原告勝訴的性騷擾案－－武漢市女教師何某訴上司盛某性騷擾案日，何某是武漢市某商業學校中外語言教研室老師，因不堪原教研室副主任盛某的性騷擾行為，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稱，自２０００年下半年始，被告利用工作之便對原告進行性誘惑，被拒絕后仍不死心，在同事面前大肆張揚喜歡原告。２００１年，學校組織教師外出春游，被告當晚１１時多尾隨至原告房間，對原告有不文明的行為。何某認為盛某對其進行言語挑逗、行為騷擾，進而發展為性侵害，不僅影響了其正常工作生活，而且對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傷害，經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定被告侵擾原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這起案例是2003年的案例，當時我國法律中并沒有“性騷擾”這個概念。因此原告雖然勝訴，但被告居然僅僅只需賠禮道歉，連一分錢賠償都沒有。

自從去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后，性騷擾才正式成為法律語言。婦女權益保障法在第40條中明確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但是婦女法的規定只是出現了“性騷擾”三個字，而什么是性騷擾，卻沒有明確的描述。為了使這一法律規定更具操作性，此次我省在修改婦女法實施辦法時，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從地方立法的角度對性騷擾的法律規定做出了大膽的突破。實施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禁止違反法律、倫理道德以具有淫穢內容的行為、語言、文字、圖片、電子信息等任何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各單位應當采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辦法出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可以說，湖南省的實施辦法在全國首開先河，對性騷擾的表現形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以至于很多媒體寫出的新聞標題是“黃段子可以是構成性騷擾”。當然，這種標題也是不完全準確的，黃色短信必須產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必須是違反法律、倫理道德的，必須是受害婦女提出請求的，才可能構成性騷擾。

但是在實施辦法中還有一點突破，就是明確將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寫進了地方法規。其實在國際上，關于“性騷擾”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防治。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性騷擾是對員工基本權利的侵犯，是安全問題、健康問題、歧視問題，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工作條件，一種主要針對婦女的暴力。”由于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往往發生在上司與下層員工之間，基于的是不平等的兩性權力關系，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這種騷擾有可能持續和升級，給女性帶來更多的傷害，因此目前世界各國都對工作中的性騷擾相當重視，很多國家在勞動法中明確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將保障勞動者免受性騷擾規定為企業的一項基本義務，從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和人格尊嚴。當然，中國的國情有點特殊，人口密度大，人與人之間的生理距離往往得不到保證，因此公共場所的性騷擾也經常發生，但是職場性騷擾應當也是我們今后重點關注的領域。

2、選擇性終止妊娠問題

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新生兒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問題。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出生嬰兒性別比數值為119．92，即當時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嬰，相對應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嬰，這大大偏離了103～107的正常范圍，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上升了8．5個百分點，比正常值高出近14個百分點。而且這種統計數字還十分保守，在許多地方，出生男女比例已經達到130：100，男性過剩，配對困難，會對家庭和社會形成強烈沖擊。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目前在我國不滿20歲的人口中，男性已經比女性多出2000余萬人了，平均每個年齡段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萬人———這將對一夫一妻制家庭帶來沖擊，婚外戀、第三者插足將增多，離婚率將持續上升，傳統家庭的穩定會受到威脅，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一個大膽的估計：到2020年全國實現小康之日，全國將有3000萬～4000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妻可娶。未來各種基于性的暴力可能持續上升，社會刑事案件增加，基本消失的買賣婚姻、童婚交換、拐賣婦女等現象有可能重新抬頭，從而滋生一些不道德和丑惡的社會現象。

目前我國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衛生行政部門都采取多種措施，禁目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例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出臺了專門的政府令，強調禁止非醫學(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可以說這項工作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也是我們在維護婦女權益，改善婦女生存環境工作中的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試問一個嬰兒，僅僅因為是女性，就連出生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的話，那么“男女平等”又從何談起？

第二篇：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決定已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2005年12月1日起實施。這是我國婦女事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國的婦女人權法制建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于進一步完善我國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促進男女平等，充分發揮婦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性、創造性，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次婦女法修改貫徹了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男女平等的精神，全面總結婦女權益保障的成功經驗，消除婦女發展的障礙，采取特別措施保障婦女實現與男女平等的權利，對弱勢群體給予傾斜保護與救濟扶助。修改后的婦女法有如下特點：一是明確執法主體，增強法的適用性；二是突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婦女權益保障的重點，加強法的針對性；三是加大依法行政，依法立權的力度，提高法的操作性；四是總結和借鑒國內外婦女人權發展的成功經驗，體現法的時代性。而在婦女法修改的基礎上，今年省人大也對《湖南省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進行了修改，進一步增強了法規的操作性和針對性。

為了更好地學習貫徹新修改的婦女法和我省的實施辦法，下面我結合《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一些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規定，與大家共同學習探討婦女兒童維權的相關法律知識，希望能對大家的工作有所幫助。

一、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社會上有許多男性朋友說，現在已經不用提“男女平等”了，現在女人都騎到男人頭上去了，我家里大事小事都是老婆說了算，應該要成立男聯了，他們的說法有道理嗎？大家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可以請學員發言）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還把男女平等單純理解為“男女要一樣”、“男女要相等”，但是卻忽略了男女兩性本質的區別，所以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那就是：女性要取得與男性一樣的成就，就要全面進入男性領域，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把達到男性標準認為是女性的解放，從而產生了女人想做男人的怪念頭，社會上出現的女強人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實這就說明一種觀念：女人要取得男人一樣的成就，女人就必須做男人，即以男性價值要求自己，同男性一樣進入社會生活。受這種觀念影響，現實社會中很多成功的女性，往往無法擁有正常家庭生活，甚至選擇了獨身。但是，這種忽視女性自身特點的所謂“男女平等”，才是對女性最大的不平等，以男性尺度來要求女性，恰恰偏離了男女平等的目標和初衷。

男女平等應該是男女兩性在人格上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權利的平等，即男女的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權利和義務上的對等。男女都有機會享有自己的權利，發揮自己的潛力和才能，給男女以選擇的自由，以便參與適合自身的社會活動，從而平等的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提出，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政府級會議的致辭中，江澤民書記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一向認為，實現男女平等是衡量社會文明的重要尺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廣大婦女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我們十分重視婦女的發展與進步，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去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這是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的一大亮點，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可以為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維護我國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且有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和政策體系，推進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

二、婦女的政治權利

政治權利是各項權利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部分。婦女要求得到徹底解放，發揮積極作用，從而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政治權利上的男女平等。政治權利是指公民有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以及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的權利。簡要地說，政治權利的內容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和依法取得賠償權。

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各級人大女代表比例增長緩慢，在有些地區和領域甚至有所下降，十屆人大35個代表團中女代表下降的有24個代表團（湖南是其中的一個）；全國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從六屆人大開始一直停留在20%左右，在世界的排名從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05年的第42位；領導崗位女干部比例偏低；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女性成員明顯下降，2004年女性村委會委員僅占村委會委員總數的15.1%。可以說，在政治領域，婦女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由于所占人數和比例偏少，往往很難影響到決策，導致一些明顯歧視婦女的政策和規定得不到糾正，或者婦女群體的特殊利益得不到全面的維護。這種現象，在基層更為突出。例如出嫁女的問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村規民約不斷出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做出這些村規民約的基本上都是當地的男性，女性很少參與，根本沒有發言權。

在婦女群體中，對政治權利的的意識呈現出兩個極端，一方面，作為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婦女，也就是說，與政治接觸較為緊密的婦女，她們對“政治權利”表現出很高的關注度和熱情度，希望通過法律或政策的規定，為她們在參政道路中搭建平臺，而另一方面，作為基層的普通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則對政治權利毫無意識，并不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有什么權利可言。因此提高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是婦聯組織在促進婦女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修改后的婦女法分別從各級人大代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及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成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成員等方面對提高婦女參政程度分別做了規定，而《湖南省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中，從三個角度對婦女參政作出了明確規定，有很強的操作性和實踐性。

一是明確了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中女性的比例一般應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受《選舉法》的限制，選舉的結果是完全尊重民意，選民有選誰和不選誰的自由，不能進行限制，因此對于各級人大正式代表我們不能設置硬性的性別比例，但是對候選人的性別比進行規定，盡管會有部分女性落選，但是婦女當選正式代表有了基本的保障。

二是明確各單位領導中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實施辦法中規定“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組成入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中，應當分別有適當數量的女性成員；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各級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成員中 , 一般應當有女性成員。”這一規定，為婦女進入領導高層，起到了推動作用。

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2009-9-30 9:21:16 作者:佚名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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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確農村婦女應當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實施辦法中規定“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應當有女性成員。村民代表會議、居民代表會議中婦女代表的比例應當占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一規定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對于農村婦女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重要性是很大的，有農村，受傳統習俗的影響，婦女一般是不參加村組的會議，而是由戶主，也就是丈夫去參加，所以對于村上的公共事務根本沒有發言的權利。現在法律明文要求婦女進入村民代表大會和村委會，也就給了婦女發表自己意見和觀點的舞臺，鼓勵更多的婦女走出家庭這個小圈子，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三、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利

受教育權是公民在教育文化領域享有的基本權利。廣義上的受教育權包括每個人按照其能力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機會的請求權。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是婦女和兒童全面發展的重要前提。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保障兒童享有義務教育，這都是為了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但是我國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等諸多原因，造成公民受教育權的事實上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突出地表現在二個問題上：一是農村與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明顯差異，特別是農村流動人口的子女受教育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二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女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權利，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這其中，有的是因為家境確實困難，無法支付學費，只能讓女孩子輟學回家，也有的家庭認為女孩讀多了書沒有用，應該早點進入社會，賺錢貼補家用。而這種剝奪女童受教育權的情況，3 在有些地區已經是很常見的情況，讓人十分憂慮。

前段時間有一件新聞非常轟動，題目是“北大學子拯救賣花女童”：幾個10歲左右的女孩每天在北大附近，圍著散步的學生叫賣手中的玫瑰，常常到深夜還在賣花。這件事被一名北大學生注意到，通過取得她們的信任，了解了她們的遭遇，她們來自湖南，是被家人交給一個姑姑，帶到北京來賣花，姑姑每天給她們下達賣花的任務，完不成就會受罰，而姑姑每月會給家里寄300元錢。為了幫助這幾個孩子，北大學生成立了一個名叫“花神社”的組織，成員以公開募捐方式籌集基金，負責賣花女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些熱心的北大學子輪流給女孩補課、并派出湖南籍同學在回鄉時尋找賣花女的父母，試圖說服他們讓女兒回家讀書。他們還試圖從法律上尋找突破口，將背后的操控者繩之以法，并希望杜絕此類悲劇的發生。整個事件首先由《新京報》作連續報道，在北京有很大反響，之后，全國婦聯、海淀區政府都非常關注此事。最后，通過包括各級婦聯在內的多部門通力合作，賣花女童終于回到了家，并且也重返校園。但是，通過此案我們也了解到，在賣花女童生活的當地，這種女童輟學的情況十分突出，甚至家人還認為孩子能夠賺錢了是件好事，女孩讀書讀多了也沒用。因此，如何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權，依舊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城市里的兒童一般都能得到較好的教育，但是依舊有一個群體可能沒有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就是流動人口中兒童，他們的受教育權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人民日報》曾經報道過一組調查數字，“我國流動人口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達1982萬，其中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有9.3%處于輟學狀態。”這樣算起來，有近185萬流動人口中的兒童沒有接受義務教育，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由于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義務教育階段費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于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總是以此為理由而拒不負擔主要責任，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流動人口的子女有他們的特殊性，他們中的很多人是一出生就在城市，或者跟隨打工的父母，從小在城市長大。多年生活在城市的農村孩子已經不習慣農村的生活，可能他們也瞧不起農村的認知方式和習俗，但他們也并不被城市所完全接納，因為國家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可能給他們城市身份，他們同樣被城市人所瞧不起。這就是有關學者所提出的“邊緣人第二代”。，“第二代”的價值體系、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這些變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城市主流社會的沖突。但如果引導得當，則可能會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因此，保障流動人口獲得平等的教育權，意義十分重大。在我省新出臺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明確規定了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以戶籍為由拒絕流動人口中的女性兒童少年 4 就近入學，相信這一規定對保障我省的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應當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婦女的勞動權益

男女在身體結構和生理素質方面存在先天不同，加上婦女擔負著生育子女的社會使命，因此，對婦女的勞動權益進行特殊保護尤為重要。按照國際勞工標準，保障婦女勞動權益從內容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保障婦女的勞動權利，讓婦女能夠平等充分地就業；二是保障婦女在勞動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但是目前，我國就業和職業中的男女不平等狀況仍然嚴重，具體表現在4個方面：

一、女性就業門檻高于男性。部分單位招聘時強調員工的“男性”性別，在招收女性員工時也多以暫緩生育等為條件，或者不招收那些正在婚育年齡的婦女，以免增加企業負擔。

二、男女職業結構差異大，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職業、如教師、售貨員等，女性的非正規就業、低端就業和年輕就業傾向比較明顯。在同一職業層面中，女性工作職位和晉升機會普遍不如男性。

三、女性在就業中享受的社會保障和職業福利總體上低于男性，其中法定假期外的帶薪休假和生育保險的普及率最低。這在個體、私營、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尤其明顯。

四、職業退出機制上，男女存在不平等對待。從50年代開始，女性在退休年齡上普遍早于男性。面臨下崗和提前退休時，女性往往首當其沖。個別單位強迫未滿60周歲的女性高級專家退休，雖然婦聯組織一直在呼吁“男女同齡退休”，但至今沒有得以實現。五是企業規避法律。

在“四期”保護等特殊權益保護方面，絕大多數企業不會直接挑戰法律，但是往往以人事自主權或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為由損害婦女的權益。這種“隱性損害”更難進行處罰。

來自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有78.5%的婦女在經期、40％的婦女在孕期、25.6％的婦女在哺乳期沒有受到特殊保護。即使是做得相對比較好的產期保護中，部分女性也只能享有休假，工資福利大打折扣。有的女性在懷孕后立即被單位換崗，不僅收入銳減而且生完孩子后也不再可能回到原來崗位，她們只能選擇回家，等等。

為了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我國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除了婦女保障法之外，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女職工保健條例中，都有許多相關規定。

案例：小王到某家公司應聘擔任業務員，進公司的時候，公司明確向她提出來，在公司服務三年內，不能生育，否則，公司有權單方面解除與小王的勞

動合同，并可以要求小王賠償公司員工培訓費五千元。小王當時表示完全同意，并在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里明確約定了“三年之內不生育”的條款，同時，小王與公司的勞動合同期限也約定為三年。合同即將期滿的時候，小王發現自己懷孕了，公司方面知道后，就通知她不再續簽合同，并要求她按約定賠償公司五千元。請問，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答案：公司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規定，第一，我國的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我 5 省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都明確規定：“各單位在錄(聘)用女職工時，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 , 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中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因此，即使公司與小王簽訂了三年不生育的條款，該條款也是無效的，不會獲得法院的支持。第二，現在小王懷孕了，公司不僅不能辭退她，反而還必須繼續聘用她，因為我省的相關法規規定：“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 , 勞動(聘用)合同期滿或者勞動(聘用)合同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時 , 用人單位應當將勞動合同續延至孕期、產期、哺乳期期滿為止。”也就是說，即使這個時候小王與公司的合同到期了，合同也必須續延至小王生完孩子后，一年哺乳期滿時，才可以辭退小王。

我國的法律對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是給予了較為充分的保護，這種保護的出發點就在于，婦女的生育不僅僅是婦女個人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婦女的生育是人類社會的再生產，是在為人類做貢獻。因此，全社會都有責任保護婦女在生育期間享有特殊保護。當然，目前在現實中，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保護做得并不是太好，這一方面與法律法規仍不盡完善有關，與雇主一味追求權益，忽視社會責任有關，同時，也與社會上對婦女生育的重要意義認識不高，因此，需要我們繼續加大宣傳力度，推動法律法規政策的落實和人們觀念的轉變。

五、婦女的財產權益

財產權益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利、勞動權利、人身權利和婚姻家庭等權利的基礎。它主要體現于在社會生活中的財產關系、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財產關系。財產權利是具有物質財富內容，直接和經濟利益聯系的民事權利，它包括所有權、債權、繼承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日常我們的工作中比較多接觸到的與婦女維權相關的財產權益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婚姻、家庭中的共有財產：

根據婚姻法的規定，我國的夫妻財產制目前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夫妻共同所有；第二種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各自所有；第三種也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在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兩點，一個是這種約定，特別是各自所有的約定，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也就是說如果夫妻之間約定債務由一方承擔，如果債權人不知道這個約定，那么債權人還是可以向夫妻雙方要求清償。另一個是，自從新婚姻法實施以來，原來的婚姻法中規定，“婚前財產通過八年的共同生活，就轉變成夫妻共同財產”這一條，已經失效了。婚前財產永遠是婚前財產，永遠歸一方所有。

案例：張平與王娟于1990年結婚，當時兩人為避免將來產生財產糾紛，書面約定了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由張平負擔家里所有開支。婚后不久，張平做生意賺了錢，王娟便從單位辭職專心回家帶孩子、照顧公婆。隨著張平生意越做越大，夫妻關系出現了裂痕，2005 6 年，張平以夫妻性格不合為由向法院起訴離婚。王娟也同意離婚，但是要求張平補償自己十幾年來為家庭付出的青春。張平不同意，說這些年來家中所有開支都是由他提供，王娟沒有任何收入，對家庭沒有任何貢獻，都靠他養活，如果要補償的話，也應該是王娟補償他。請問，張平和王娟的主張，有沒有法律依據？

答案：張平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王娟的提法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婚姻法第1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因此，根據這一條的規定，王娟要求張平對她在這些年中對家庭所盡的義務給予補償是有法律依據。婚姻法中這一條規定也肯定了婦女從事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是應該獲得補償。當然，從這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出，第一，不要輕易與丈夫約定財產各自所有；第二，不論丈夫多么有錢，妻子也應當堅持進入社會，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獨立生存的能力，這樣不論丈夫有什么變化，自己也還是能夠自食其力，保有自己的尊嚴。

2、婦女的財產繼承權：

繼承權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被繼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而承受被繼承人遺產的權利。繼承分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如果有遺囑，則按遺囑處分遺產，如果沒有遺囑，則按我國法律規定處分遺產。我國《繼承法》明確規定了“繼承權男女平等”。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受法律保護，在同一順序 法定繼承人中，不得歧視婦女。喪偶婦女有權處分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在繼承方面，法律有十分完善的規定，列舉了許多不同情況下的繼承方式，在這里，由于時間關系，就不一一說明了，但是有一條法律規定，需要大家注意。

案例：王軍與朱紅于1975年結婚，婚后兩人生育了一個女兒，并一直與王軍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軍在1988年因車禍不幸去世，朱紅之后沒有再嫁，而是與公婆共同生活，精心照顧兩位老人，直到2006年公婆相繼去世。老人去世后留下一筆遺產，但沒有遺囑。王軍的兩個哥哥提出要分割遺產，方案是三兄弟平分，王軍去世了，就由王軍的女兒代位繼承。朱紅提出，自己一直與老人生活在一起，也應該分一部分遺產。幾方因此發生爭執，并上訴到法院。法院會怎么判決呢？

答案：朱紅有權參與遺產繼承。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5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公、婆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其繼承權不受子女代位繼承的影響。”根據這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與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兩個獨立的繼承權，相互不影響各自的成立。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是建立在盡了主要贍養義務基礎上的，而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因此此案中，朱紅、王軍的女兒、王軍的兩個 7 哥哥有權共同分割遺產。

3、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及相關財產權益：

當前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十分突出，相信大家在工作中也經常會碰到此類問題。在現實中，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農村婦女出嫁后，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權喪失，或者只能獲得少于本村一般勞動力的土地承包份額及土地收益。二是婦女離婚后，男方強行耕種女方土地或將婦女的土地以村集體的名義“合法”收回，從而使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權長期受到侵害。三是男到女家落戶，入贅丈夫不能獲得承包土地，或只能獲得少量承包土地。四是在上述這些前提下，農村婦女在征地補償費用和集體經濟組

織收益分配等方面得不到與當地村民的平等享受。特別是第四種情況，由于直接體現了金錢的分配，所以引起了很多糾紛和矛盾，以及婦女的群體上訪，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的穩定。而此類糾紛一直以來，缺少很好的解決方法，當地政府調解不力，法院也拒絕收理，因此解決起來有一定的困難。

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省在婦女法實施辦法中以很重的筆墨對此類問題進行了重點明確，在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對保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收費分配等權益，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針對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案件受理難的情況，為進一步暢通救濟渠道，第四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對于因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地補償費分配等產生的糾紛，“由鄉鎮人民政府依法調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目前來看，此類糾紛已經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有了很多勝訴的案例。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侵犯農村婦女財產權益的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傳統封建思想在作怪，因此，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宣傳力度，轉變農村干部和老百姓的思想觀念，才是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途徑。

六、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

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是民事權利的主要內容，人身權利又稱為人身非財產權利，是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的、與其自身不可分離的、沒有直接財產內容的各種民事權利。人身權利由人格權與身份權兩個系列的民事權利組成。人格權分為物質性人格權和精神性人格權，物質性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身份權包括配偶權、親權和親屬權。我國法律對人身權利的保護是不分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的，但是由于婦女和兒童的相對弱勢，因此婦女和兒童的人身權利受侵害的情況更為突出，需要得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保護。

在這里，我主要講以下兩個重點問題：

1、性騷擾問題：

性騷擾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被中國大眾接觸，在此之前，我國老百姓對此類行為一般稱之為“耍流氓”，將其歸為道德問題。不過，雖然如此，還是有少數勇敢的女性站了出來，用訴訟的形式來反抗性騷擾，有幾起案例在全國都引起廣泛關注：如全國首例原告勝訴的性騷擾案－－武漢市女教師何某訴上司盛某性騷擾案日，何某是武漢市某商業學校中外語言教研室老師，因不堪原教研室副主任盛某的性騷擾行為，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稱，自２０００年下半年始，被告利用工作之便對原告進行性誘惑，被拒絕后仍不死心，在同事面前大肆張揚喜歡原告。２００１年，學校組織教師外出春游，被告當晚１１時多尾隨至原告房間，對原告有不文明的行為。何某認為盛某對其進行言語挑逗、行為騷擾，進而發展為性侵害，不僅影響了其正常工作生活，而且對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傷害，經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定被告侵擾原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這起案例是2003年的案例，當時我國法律中并沒有“性騷擾”這個概念。因此原告雖然勝訴，但被告居然僅僅只需賠禮道歉，連一分錢賠償都沒有。

自從去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后，性騷擾才正式成為法律語言。婦女權益保障法在第40條中明確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但是婦女法的規定只是出現了“性騷擾”三個字，而什么是性騷擾，卻沒有明確的描述。為了使這一法律規定更具操作性，此次我省在修改婦女法實施辦法時，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從地方立法的角度對性騷擾的法律規定做出了大膽的突破。實施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禁止違反法律、倫理道德以具有淫穢內容的行為、語言、文字、圖片、電子信息等任何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各單位應當采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辦法出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可以說，湖南省的實施辦法在全國首開先河，對性騷擾的表現形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以至于很多媒體寫出的新聞標題是“黃段子可以是構成性騷擾”。當然，這種標題也是不完全準確的，黃色短信必須產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必須是違反法律、倫理道德的，必須是受害婦女提出請求的，才可能構成性騷擾。

但是在實施辦法中還有一點突破，就是明確將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寫進了地方法規。其實在國際上，關于“性騷擾”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防治。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性騷擾是對員工基本權利的侵犯，是安全問題、健康問題、歧視問題，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工作條件，一種主要針對婦女的暴力。”由于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往往發生在上司與下層員工之間，基于的是不平等的兩性權力關系，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這種騷擾有可能持續和升級，給女性帶來更多的傷害，因此目前世界各國都對工作中的性騷擾相當重視，很多國家在勞動法中明確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將保障勞動者免受性騷擾規定為企業的一 9 項基本義務，從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和人格尊嚴。當然，中國的國情有點特殊，人口密度大，人與人之間的生理距離往往得不到保證，因此公共場所的性騷擾也經常發生，但是職場性騷擾應當也是我們今后重點關注的領域。

2、選擇性終止妊娠問題

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新生兒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問題。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出生嬰兒性別比數值為119．92，即當時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嬰，相對應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嬰，這大大偏離了103～107的正常范圍，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上升了8．5個百分點，比正常值高出近14個百分點。而且這種統計數字還十分保守，在許多地方，出生男女比例已經達到130：100，男性過剩，配對困難，會對家庭和社會形成強烈沖擊。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目前在我國不滿20歲的人口中，男性已經比女性多出2000余萬人了，平均每個年齡段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萬人———這將對一夫一妻制家庭帶來沖擊，婚外戀、第三者插足將增多，離婚率將持續上升，傳統家庭的穩定會受到威脅，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一個大膽的估計：到2020年全國實現小康之日，全國將有3000萬～4000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妻可娶。未來各種基于性的暴力可能持續上升，社會刑事案件增加，基本消失的買賣婚姻、童婚交換、拐賣婦女等現象有可能重新抬頭，從而滋生一些不道德和丑惡的社會現象。

目前我國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衛生行政部門都采取多種措施，禁目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例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出臺了專門的政府令，強調禁止非醫學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可以說這項工作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也是我們在維護婦女權益，改善婦女生存環境工作中的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試問一個嬰兒，僅僅因為是女性，就連出生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的話，那么“男女平等”又從何談起？

3、女童性保護問題：

近年來，隨著社會條件的不斷變化和女性自我保護意識的提高，強奸犯罪呈逐年下降的態勢，但是，另一方面，奸淫14周歲以下的幼女的案件卻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且作案手段和受害程度讓人觸目驚心。一是基本上發生在農村。二是大多數是熟人，有的甚至是

親人。三是性侵犯反復發生的較多。四是犯罪分子以老年人和低文化者居多。五是被侵犯的幼女完全沒有自我防護意識，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害。例如去年在我省發生的一起案件，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被她同村的村民騙到家中，先試圖奸淫，而后怕事情敗露，將女孩裝進麻袋，用鈍器反復擊打頭部致其死亡，并將尸體拋入附近水塘中，多日后才被發現，其狀慘不忍睹。

究其原因，從幼女自身看，不僅缺少抵制性侵害的體力，還缺少必要而正確的性知識和性觀念，也缺少運用各種力量來保護自己的能力。從家庭、學校、社會方面看，在對幼女的管理、教育、保護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是正確的性知識、性道德、性觀念教育嚴重不足。在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把性看得過分神圣和神秘，極大地妨礙了性教育的開展和性知識的普及。二是有些家庭凝聚力差，對幼女關愛、保護嚴重不夠。繼女和養女因家庭成員的關系比較疏松，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的幼女因缺乏保護和管教，家庭經濟困難的幼女因貪吃貪玩，使她們比較容易遭受性侵害。三是對老年人的生活關注不夠。現在，“空巢”家庭和老頭獨居的情況越來越多。孤獨、寂寞、缺少溫暖，加上其他因素，容易使他們從幼女處尋求新的刺激。四是普遍存在認識誤區。因錯誤的男尊女卑和貞操觀，很多人往往是非不分，一味指責、譏諷、辱罵、嘲笑甚至打罵受害幼女，這是使性侵犯后果擴展、蔓延以至推向極端的主要社會、心理因素。五是法制意識不強。在農村，不少人明知道幼女被奸淫的事情，卻不報不管；實在蓋不住時，又盡量“私了”了事。因此，在對此類犯罪進行打擊的同時，加大社會干預力度，向女童普及性保護的基本常識，向女童家庭灌輸保護女童的安全意識，應該是我們工作中努力的方向。

七、婦女的婚姻家庭權利

婚姻家庭權益是婦女合法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與她們的社會地位相一致。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權益，對促進男女兩性在實際生活中的平等，構建和諧家庭、和諧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主要內容

婚姻家庭權是指基于婚姻關系、血緣關系、收養關系或其他親緣關系而發生在親屬間的權利，婦女的婚姻家庭權益就是指婦女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的權利和利益的總稱。婚姻家庭權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人身權利

（1）婚姻自由權。是指婦女依照法律的規定，自主地決定個人婚姻問題的權利，既包括結婚的自由，也包括離婚的自由。但是，婦女在行使婚姻自由權的時候要依法行使，結婚應該符合法定的結婚條件，履行法定的結婚手續，進行結婚登記，婚姻關系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當婦女要求離婚時，也要依不同的情況適用于協議離婚或者訴訟離婚的不同形式，在離婚沒有發生法律效力的情況下，與任何第三人的結婚行為都構成重婚，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2）配偶權

配偶權是指夫妻之間在配偶身份狀態存續的情況下，相互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總稱，11 它是以夫妻身份為前提的，是夫妻之間相互對待的人身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一般被稱為夫妻人身關系。例如夫妻家庭地位平等權、互相扶養權、使用姓名權、相互忠誠權等等。

（3）監護權

監護權是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人身、財產以及其他一切合法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的權利。父母同樣享有對子女的監護權。而且家庭保護是我國未成年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該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方面的教育和保護，包括對未成年人進行生理上的關心愛護和心理上的幫助教育兩方面，它在未成年人保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財產權利

我們在上面的內容中已經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婦女基于婚姻家庭所享有的財產權利主要包括：婦女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理權，離婚經濟補償請求權，離婚婦女對房屋的所有權和居住權。

3、生育權利

我國法律尊重婦女的生育權，同時也保護婦女的生育健康。婦女有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行使生育權利的同時也要履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在履行此義務時，有關部門有責任為育齡夫婦提供安全、有效的避孕藥具和技術，保障實施節育手術的婦女的安全和健康。

（二）四個層面的保護措施：

1、國家保障：國家通過其立法、司法、行政等機關行使國家職能，確保婦女婚姻家庭權益實現。這是促使婦女權益實現的最根本、最有力的保障。

2、社會保障：通過社區組織來保護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實現，具體方式可以有對社區婦女進行權益宣傳教育、建立社區的社會支持網絡，以及建立家庭暴力救助網絡等。

3、家庭保護：通過構建和諧的家庭內部環境來保障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的實現。

4、自力救濟。通過婦女自己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實施自我救助，以將自己的損害降低到最小。自力救濟的方式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和自助行為，通過自力救濟獲得外界的幫助和支持。

（三）幾個重點問題：

1、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世界范圍內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婦女在她的一生中遭受過暴力、性暴力或虐待。大多數施暴者是她的家庭成員。家庭暴力產生的根源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男性統治地位及父權文化觀念，使婦女在整個生命周期各階段都會在公共場合和家庭中受到基于性別的暴力。作為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家庭暴力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聯合國在《清 12 除對婦女暴力宣言》指出，家庭暴力是“在家庭內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包括毆打、家庭中對女童的性虐待、強奸配偶和其他有害于婦女的傳統習俗、非配偶的暴力行為和與剝削有關的暴力行為”。

我國《婚姻法》規定：家庭暴力是“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家庭成員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

家庭暴力是對婦女人權的侵犯，是社會公害，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家庭范圍，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反對和消除家庭暴力是一個國家應負的責任，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我區的“零家庭暴力社區”創建活動可以說走在了全國前列，得到了國家、省、市各級領導的高度肯定，成功的經驗也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創建“零家庭暴力社區”并不等于在一定階段內無任何家庭暴力問題發生，其實際意義在于積極實行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綜合治理的方針，將可能發生的家庭暴力化解在萌芽狀態，及時介入干預，制止家庭暴力的持續和升級，實現介入率為100％、介入的盲區為零的目標。在區委、區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我區從建立健全6大網絡一個中心入手，即以公安部門為主體，形成制止懲處家庭暴力的保護網絡；在法院建立婦聯干部擔任人民陪審員制度，形成司法維權網絡；利用司法局、律師事務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資源，形成法律援助網絡；發揮區、街（鄉）兩級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作用，形成行政協調維權網絡；發揮婦聯信訪“窗口”作用，健全信訪維權網絡；依托社區建立社會化維權網絡；利用民政部門資源，建立受虐婦女、兒童、老人庇護中心。通過幾年來的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成為我區婦女維權的品牌工作。

如果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了家庭暴力投訴，或者在我們的周圍發生了家庭暴

力的案件，我們應該給受暴婦女什么樣的建議呢？我覺得以下7條是非常實用的。

1)重視婚后第一次暴力事件，絕不示弱，讓對方知道你不可以忍受暴力。

2)說出自己的經歷。訴說和心理支持很重要，你周圍有許多人與你有相同的遭遇，你們要互相支持，討論對付暴力的好辦法。

3)如果你的配偶施暴是由于心理變態，應尋找心理醫生和親友幫助，設法強迫他接受治療。

4)在緊急情況下，撥打“１１０”報警。

5)向社區婦女維權預警機構報告。這個機構由預測、預報、預防三方面組成。各街道、居委會將通過法律援助站或法律援助點，幫助婦女提高預防能力，避免遭遇侵權。

6)受到嚴重傷害和虐待時，要注意收集證據，如：醫院的診斷證明；向熟人展示傷處，請他們作證；收集物證，如傷害工具等；以傷害或虐待提起訴訟。

7)如果經過努力，對方仍不改暴力惡習，離婚不失為一種理智的選擇。這也是目前擺 13 脫家庭暴力的一種方法。

2、離婚的程序和相關規定

這方面的咨詢是大家在現實中經常會遇到，我國的《婚姻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中都已有了很詳細的規定，在今天學習中我們也無法面面俱到，在這里，我只將一些最基礎的規定向大家介紹一下。先看一個案例：

案例：劉杰與王梅于2000年結婚，婚后感情一般。2002年劉杰被公司派遣到上海辦事處工作，兩人感情交流較少，有一次前往上海探親時，王梅發現劉杰與他人非法同居，于是與劉杰大吵一架，雙方矛盾加深，從此后劉杰不再回長沙，長住在上海。今年劉杰提出要與王梅分手。王梅不同意，認為是劉杰有過錯在先，即使要離婚，也要給她一個合理的交待，否則她堅決不離婚。劉杰則威脅說，夫妻分居兩年視為自動離婚，不管王梅同不同意，他這個婚離定了。請問，劉杰的說法正確嗎？

答案：劉杰和王梅的說法都有正確的一面，也有不正確的一面。

關于離婚的途徑，有以下兩條：一是夫妻雙方協議離婚，向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登記，經核準頒發離婚證，二是向法院起訴離婚，由法院調解離婚或判決準予離婚。也就是說，離婚必須經過民政局，或者是法院，沒有劉杰所謂的“自動離婚”的說法。但是如果雙方不能就離婚與否、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等達成一致意見的，一方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人民法院有權進行判決，無需征得當事人的同意。所以王梅所說的她堅決不離就離不成的說法，也是不正確的。

關于離婚的法定條件，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法院判決離婚只根據一個原則，那就是“夫妻感情是否破裂？”這是唯一的原則。如果法官在審理中認為原被告夫妻感情確實破裂，他就會判決離婚。而婚姻法中也對夫妻感情破裂的情況列出了如下幾條：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二）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三）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

（五）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如果劉杰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夫妻雙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法官就很有可能判決兩人離婚。

但是，王梅也有自己可以主張的權利，那就是要求劉杰作為過錯方對她進行過錯賠償。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原因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如果王梅能夠證明劉杰在上海與她人同居，那么她就有權要求劉杰給予賠償。但是，對于這種過錯賠償，證據的提供是關鍵，很多存在著家庭暴力或者是包二奶的離婚案件中，往往無法提供充分有力的證據，而得不到法官的支持。王梅一定要在以往的生活中就注意收集證據，包括證人證言、以及劉杰與第三者往 14 來和共同生活的事實證據，都十分重要。

3、未成年人的保護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

剛才我就談到了，家庭和父母對未成年人保護的重要性。為什么這么說，原因有以下四點：

首先，家庭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未成年人在獨立生活之前約有2/3的時間在家中度過，他們的生活習慣、性格、道德品質及基本的行為方式的形成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最大。

其次，由于我國長期以來舊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家長漠視子女利益的現象普遍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因素大量來自于家庭。如有的家長只注意滿足子女物質生活方面的供養，忽視對于子女思想品德的培養和教育；有的家長隨意打罵、體罰或虐待子女，有的家長甚至遺棄女嬰這些來自家庭方面的侵害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危害極大，因此，家庭保護可以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免受來自家庭的侵害。

其三，家庭保護可以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家庭環境。家長不僅要供給孩子健康生長所需要的衣食住行，還應對他們心理的健康發展給予充分的關心和教育。家長通過正確的言傳身教，可以使孩子從小就懂得友愛、誠實、平等、熱愛勞動，同時培養他們適應社會的能力和對生活、事業充滿積極向上的精神。相反，不當的家庭教育會嚴重影響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發展，使他們養成自私、任性、說謊、冷酷等不良觀念和行為習慣，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其四，家庭保護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促進社會秩序的安定。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家庭保護不力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防線。例如《預防未成年犯罪法》中就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負有直接責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人脫離監護的單獨居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不得放任不管，不得迫使其離家出走，放棄監護職責。”還針對父母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由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

第三篇：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婦聯婦女兒童維權知識講課稿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決定已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2005年12月1日起實施。這是我國婦女事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國的婦女人權法制建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于進一步完善我國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促進男女平等，充分發揮婦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性、創造性，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次婦女法修改貫徹了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男女平等的精神，全面總結婦女權益保障的成功經驗，消除婦女發展的障礙，采取特別措施保障婦女實現與男女平等的權利，對弱勢群體給予傾斜保護與救濟扶助。修改后的婦女法有如下特點：一是明確執法主體，增強法的適用性；二是突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婦女權益保障的重點，加強法的針對性；三是加大依法行政，依法立權的力度，提高法的操作性；四是總結和借鑒國內外婦女人權發展的成功經驗，體現法的時代性。而在婦女法修改的基礎上，今年省人大也對《湖南省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進行了修改，進一步增強了法規的操作性和針對性。

為了更好地學習貫徹新修改的婦女法和我省的實施辦法，下面我結合《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一些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規定，與大家共同學習探討婦女兒童維權的相關法律知識，希望能對大家的工作有所幫助。

一、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社會上有許多男性朋友說，現在已經不用提“男女平等”了，現在女人都騎到男人頭上去了，我家里大事小事都是老婆說了算，應該要成立男聯了，他們的說法有道理嗎？大家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可以請學員發言）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還把男女平等單純理解為“男女要一樣”、“男女要相等”，但是卻忽略了男女兩性本質的區別，所以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那就是：女性要取得與男性一樣的成就，就要全面進入男性領域，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把達到男性標準認為是女性的解放，從而產生了女人想做男人的怪念頭，社會上出現的女強人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實這就說明一種觀念：女人要取得男人一樣的成就，女人就必須做男人，即以男性價值要求自己，同男性一樣進入社會生活。受這種觀念影響，現實社會中很多成功的女性，往往無法擁有正常家庭生活，甚至選擇了獨身。但是，這種忽視女性自身特點的所謂“男女平等”，才是對女性最大的不平等，以男性尺度來要求女性，恰恰偏離了男女平等的目標和初衷。

男女平等應該是男女兩性在人格上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權利的平等，即男女的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權利和義務上的對等。男女都有機會享有自己的權利，發揮自己的潛力和才能，給男女以選擇的自由，以便參與適合自身的社會活動，從而平等的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提出，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政府級會議的致辭中，江澤民書記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告：“中國政府一向認為，實現男女平等是衡量社會文明的重要尺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廣大婦女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我們十分重視婦女的發展與進步，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去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這是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的一大亮點，具有重大意義，不僅可以為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婦女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維護我國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且有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和政策體系，推進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

二、婦女的政治權利

政治權利是各項權利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部分。婦女要求得到徹底解放，發揮積極作用，從而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政治權利上的男女平等。政治權利是指公民有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以及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的權利。簡要地說，政治權利的內容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和依法取得賠償權。

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各級人大女代表比例增長緩慢，在有些地區和領域甚至有所下降，十屆人大35個代表團中女代表下降的有24個代表團（湖南是其中的一個）；全國人大女代表的比例從六屆人大開始一直停留在20%左右，在世界的排名從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05年的第42位；領導崗位女干部比例偏低；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女性成員明顯下降，2004年女性村委會委員僅占村委會委員總數的15.1%。可以說，在政治領域，婦女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由于所占人數和比例偏少，往往很難影響到決策，導致一些明顯歧視婦女的政策和規定得不到糾正，或者婦女群體的特殊利益得不到全面的維護。這種現象，在基層更為突出。例如出嫁女的問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村規民約不斷出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做出這些村規民約的基本上都是當地的男性，女性很少參與，根本沒有發言權。

在婦女群體中，對政治權利的的意識呈現出兩個極端，一方面，作為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婦女，也就是說，與政治接觸較為緊密的婦女，她們對“政治權利”表現出很高的關注度和熱情度，希望通過法律或政策的規定，為她們在參政道路中搭建平臺，而另一方面，作為基層的普通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則對政治權利毫無意識，并不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有什么權利可言。因此提高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水平，是婦聯組織在促進婦女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修改后的婦女法分別從各級人大代表、國(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家機關、社會團體及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成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成員等方面對提高婦女參政程度分別做了規定，而《湖南省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中，從三個角度對婦女參政作出了明確規定，有很強的操作性和實踐性。

一是明確了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中女性的比例一般應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受《選舉法》的限制，選舉的結果是完全尊重民意，選民有選誰和不選誰的自由，不能進行限制，因此對于各級人大正式代表我們不能設置硬性的性別比例，但是對候選人的性別比進行規定，盡管會有部分女性落選，但是婦女當選正式代表有了基本的保障。

二是明確各單位領導中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實施辦法中規定“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組成入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中，應當分別有適當數量的女性成員；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各級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成員中 , 一般應當有女性成員。”這一規定，為婦女進入領導高層，起到了推動作用。三是明確農村婦女應當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實施辦法中規定“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應當有女性成員。村民代表會議、居民代表會議中婦女代表的比例應當占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一規定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對于農村婦女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重要性是很大的，有農村，受傳統習俗的影響，婦女一般是不參加村組的會議，而是由戶主，也就是丈夫去參加，所以對于村上的公共事務根本沒有發言的權利。現在法律明文要求婦女進入村民代表大會和村委會，也就給了婦女發表自己意見和觀點的舞臺，鼓勵更多的婦女走出家庭這個小圈子，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三、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利

受教育權是公民在教育文化領域享有的基本權利。廣義上的受教育權包括每個人按照其能力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機會的請求權。婦女和兒童的受教育權，是婦女和兒童全面發展的重要前提。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保障兒童享有義務教育，這都是為了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

但是我國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等諸多原因，造成公民受教育權的事實上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突出地表現在二個問題上：一是農村與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明顯差異，特別是農村流動人口的子女受教育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二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女童得不到受教育的權利，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這其中，有的是因為家境確實困難，無法支付學費，只能讓女孩子輟學回家，也有的家庭認為女孩讀多了書沒有用，應該早點進入社會，賺錢貼補家用。而這種剝奪女童受教育權的情況，在有些地區已經是很常見的情況，讓人十分憂慮。

前段時間有一件新聞非常轟動，題目是“北大學子拯救賣花女童”：幾個10歲左右的女孩每天在北大附近，圍著散步的學生叫賣手中的玫瑰，常常到深夜還在賣花。這件事被一名北大學生注意到，通過取得她們的信任，了解了她們的遭遇，她們來自湖南，是被家人交給一個姑姑，帶到北京來賣花，姑姑每天給她們下達賣花的任務，完不成就會受罰，而姑姑每月會給家里寄300元錢。為了幫助這幾個孩子，北大學生成立了一個名叫“花神社”的組織，成員以公開募捐方式籌集基金，負責賣花女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些熱心的北大學子輪流給女孩補課、并派出湖南籍同學在回鄉時尋找賣花女的父母，試圖說服他們讓女兒回家讀書。他們還試圖從法律上尋找突破口，將背后的操控者繩之以法，并希望杜絕此類悲劇的發生。整個事件首先由《新京報》作連續報道，在北京有很大反響，之后，全國婦聯、海淀區政府都非常關注此事。最后，通過包括各級婦聯在內的多部門通力合作，賣花女童終于回到了家，并且也重返校園。但是，通過此案我們也了解到，在賣花女童生活的當地，這種女童輟學的情況十分突出，甚至家人還認為孩子能夠賺錢了是件好事，女孩讀書讀多了也沒用。因此，如何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權，依舊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城市里的兒童一般都能得到較好的教育，但是依舊有一個群體可能沒有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就是流動人口中兒童，他們的受教育權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人民日報》曾經報道過一組調查數字，“我國流動人口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達1982萬，其中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有9.3%處于輟學狀態。”這樣算起來，有近185萬流動人口中的兒童沒有接受義務教育，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由于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義務教育階段費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流動兒童少年因為沒有流入地的戶口，無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沒有落實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資金及任務。因此，對于流動兒童少年的入學問題，流入地政府總是以此為理由而拒不負擔主要責任，造成流動子女入學難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流動人口的子女有他們的特殊性，他們中的很多人是一出生就在城市，或者跟隨打工的父母，從小在城市長大。多年生活在城市的農村孩子已經不習慣農村的生活，可能他們也瞧不起農村的認知方式和習俗，但他們也并不被城市所完全接納，因為國家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可能給他們城市身份，他們同樣被城市人所瞧不起。這就是有關學者所提出的“邊緣人第二代”。，“第二代”的價值體系、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這些變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城市主流社會的沖突。但如果引導得當，則可能會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因此，保障流動人口獲得平等的教育權，意義十分重大。在我省新出臺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明確規定了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以戶籍為由拒絕流動人口中的女性兒童少年就近入學，相信這一規定對保障我省的流動人口子女入學應當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婦女的勞動權益

男女在身體結構和生理素質方面存在先天不同，加上婦女擔負著生育子女的社會使命，因此，對婦女的勞動權益進行特殊保護尤為重要。按照國際勞工標準，保障婦女勞動權益從內容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保障婦女的勞動權利，讓婦女能夠平等充分地就業；二是保障婦女在勞動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但是目前，我國就業和職業中的男女不平等狀況仍然嚴重，具體表現在4個方面：

一、女性就業門檻高于男性。部分單位招聘時強調員工的“男性”性別，在招收女性員工時也多以暫緩生育等為條件，或者不招收那些正在婚育年齡的婦女，以免增加企業負擔。

二、男女職業結構差異大，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職業、如教師、售貨員等，女性的非正規就業、低端就業和年輕就業傾向比較明顯。在同一職業層面中，女性工作職位和晉升機會普遍不如男性。

三、女性在就業中享受的社會保障和職業福利總體上低于男性，其中法定假期外的帶薪休假和生育保險的普及率最低。這在個體、私營、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尤其明顯。

四、職業退出機制上，男女存在不平等對待。從50年代開始，女性在退休年齡上普遍早于男性。面臨下崗和提前退休時，女性往往首當其沖。個別單位強迫未滿60周歲的女性高級專家退休，雖然婦聯組織一直在呼吁“男女同齡退休”，但至今沒有得以實現。五是企業規避法律。

在“四期”保護等特殊權益保護方面，絕大多數企業不會直接挑戰法律，但是往往以人事自主權或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為由損害婦女的權益。這種“隱性損害”更難進行處罰。

來自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有78.5%的婦女在經期、40％的婦女在孕期、25.6％的婦女在哺乳期沒有受到特殊保護。即使是做得相對比較好的產期保護中，部分女性也只能享有休假，工資福利大打折扣。有的女性在懷孕后立即被單位換崗，不僅收入銳減而且生完孩子后也不再可能回到原來崗位，她們只能選擇回家，等等。

為了保護婦女的勞動權益，我國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除了婦女保障法之外，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女職工保健條例中，都有許多相關規定。

案例：小王到某家公司應聘擔任業務員，進公司的時候，公司明確向她提出來，在公司服務三年內，不能生育，否則，公司有權單方面解除與小王的勞

動合同，并可以要求小王賠償公司員工培訓費五千元。小王當時表示完全同意，并在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里明確約定了“三年之內不生育”的條款，同時，小王與公司的勞動合同期限也約定為三年。合同即將期滿的時候，小王發現自己懷孕了，公司方面知道后，就通知她不再續簽合同，并要求她按約定賠償公司五千元。請問，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答案：公司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規定，第一，我國的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我省的婦女法實施辦法中都明確規定：“各單位在錄(聘)用女職工時，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 , 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中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因此，即使公司與小王簽訂了三年不生育的條款，該條款也是無效的，不會獲得法院的支持。第二，現在小王懷孕了，公司不僅不能辭退她，反而還必須繼續聘用她，因為我省的相關法規規定：“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 , 勞動(聘用)合同期滿或者勞動(聘用)合同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時 , 用人單位應當將勞動合同續延至孕期、產期、哺乳期期滿為止。”也就是說，即使這個時候小王與公司的合同到期了，合同也必須續延至小王生完孩子后，一年哺乳期滿時，才可以辭退小王。

我國的法律對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是給予了較為充分的保護，這種保護的出發點就在于，婦女的生育不僅僅是婦女個人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婦女的生育是人類社會的再生產，是在為人類做貢獻。因此，全社會都有責任保護婦女在生育期間享有特殊保護。當然，目前在現實中，婦女的特殊勞動權益保護做得并不是太好，這一方面與法律法規仍不盡完善有關，與雇主一味追求權益，忽視社會責任有關，同時，也與社會上對婦女生育的重要意義認識不高，因此，需要我們繼續加大宣傳力度，推動法律法規政策的落實和人們觀念的轉變。

五、婦女的財產權益

財產權益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利、勞動權利、人身權利和婚姻家庭等權利的基礎。它主要體現于在社會生活中的財產關系、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財產關系。財產權利是具有物質財富內容，直接和經濟利益聯系的民事權利，它包括所有權、債權、繼承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日常我們的工作中比較多接觸到的與婦女維權相關的財產權益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婚姻、家庭中的共有財產：

根據婚姻法的規定，我國的夫妻財產制目前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夫妻共同所有；第二種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各自所有；第三種也是在夫妻書面約定的情況下，財產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在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兩點，一個是這種約定，特別是各自所有的約定，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也就是說如果夫妻之間約定債務由一方承擔，如果債權人不知道這個約定，那么債權人還是可以向夫妻雙方要求清償。另一個是，自從新婚姻法實施以來，原來的婚姻法中規定，“婚前財產通過八年的共同生活，就轉變成夫妻共同財產”這一條，已經失效了。婚前財產永遠是婚前財產，永遠歸一方所有。

案例：張平與王娟于1990年結婚，當時兩人為避免將來產生財產糾紛，書面約定了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由張平負擔家里所有開支。婚后不久，張平做生意賺了錢，王娟便從單位辭職專心回家帶孩子、照顧公婆。隨著張平生意越做越大，夫妻關系出現了裂痕，2005年，張平以夫妻性格不合為由向法院起訴離婚。王娟也同意離婚，但是要求張平補償自己十幾年來為家庭付出的青春。張平不同意，說這些年來家中所有開支都是由他提供，王娟沒有任何收入，對家庭沒有任何貢獻，都靠他養活，如果要補償的話，也應該是王娟補償他。請問，張平和王娟的主張，有沒有法律依據？

答案：張平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王娟的提法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婚姻法第1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因此，根據這一條的規定，王娟要求張平對她在這些年中對家庭所盡的義務給予補償是有法律依據。婚姻法中這一條規定也肯定了婦女從事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是應該獲得補償。當然，從這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出，第一，不要輕易與丈夫約定財產各自所有；第二，不論丈夫多么有錢，妻子(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也應當堅持進入社會，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獨立生存的能力，這樣不論丈夫有什么變化，自己也還是能夠自食其力，保有自己的尊嚴。

2、婦女的財產繼承權：

繼承權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被繼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而承受被繼承人遺產的權利。繼承分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如果有遺囑，則按遺囑處分遺產，如果沒有遺囑，則按我國法律規定處分遺產。我國《繼承法》明確規定了“繼承權男女平等”。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受法律保護，在同一順序 法定繼承人中，不得歧視婦女。喪偶婦女有權處分繼承的財產，任何人不得干涉。”在繼承方面，法律有十分完善的規定，列舉了許多不同情況下的繼承方式，在這里，由于時間關系，就不一一說明了，但是有一條法律規定，需要大家注意。

案例：王軍與朱紅于1975年結婚，婚后兩人生育了一個女兒，并一直與王軍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王軍在1988年因車禍不幸去世，朱紅之后沒有再嫁，而是與公婆共同生活，精心照顧兩位老人，直到2006年公婆相繼去世。老人去世后留下一筆遺產，但沒有遺囑。王軍的兩個哥哥提出要分割遺產，方案是三兄弟平分，王軍去世了，就由王軍的女兒代位繼承。朱紅提出，自己一直與老人生活在一起，也應該分一部分遺產。幾方因此發生爭執，并上訴到法院。法院會怎么判決呢？

答案：朱紅有權參與遺產繼承。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5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公、婆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其繼承權不受子女代位繼承的影響。”根據這條規定，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與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兩個獨立的繼承權，相互不影響各自的成立。喪偶婦女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權是建立在盡了主要贍養義務基礎上的，而子女的代位繼承權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因此此案中，朱紅、王軍的女兒、王軍的兩個哥哥有權共同分割遺產。

3、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及相關財產權益：

當前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十分突出，相信大家在工作中也經常會碰到此類問題。在現實中，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農村婦女出嫁后，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權喪失，或者只能獲得少于本村一般勞動力的土地承包份額及土地收益。二是婦女離婚后，男方強行耕種女方土地或將婦女的土地以村集體的名義“合法”收回，從而使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權長期受到侵害。三是男到女家落戶，入贅丈夫不能獲得承包土地，或只能獲得少量承包土地。四是在上述這些前提下，農村婦女在征地補償費用和集體經濟組 織收益分配等方面得不到與當地村民的平等享受。特別是第四種情況，由于直接體現了金錢的分配，所以引起了很多糾紛和矛盾，以及婦女的群體上訪，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的穩定。而此類糾紛一直以來，缺少很好的解決方法，當地政府調解不力，法院也拒絕收理，因此解決起來有一定的困難。

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省在婦女法實施辦法中以很重的筆墨對此類問題進行了重點明確，在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對保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收費分配等權益，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針對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案件受理難的情況，為進一步暢通救濟渠道，第四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對于因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地補償費分配等產生的糾紛，“由鄉鎮人民政府依法調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目前來看，此類糾紛已經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有了很多勝訴的案例。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侵犯農村婦女財產權益的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傳統封建思想在作怪，因此，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宣傳力度，轉變農村干部和老百姓的思想觀念，才是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途徑。

六、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

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是民事權利的主要內容，人身權利又稱為人身非財產權利，是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的、與其自身不可分離的、沒有直接財產內容的各種民事權利。人身權利由人格權與身份權兩個系列的民事權利組成。人格權分為物質性人格權和精神性人格權，物質性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身份權包括配偶權、親權和親屬權。我國法律對人身權利的保護是不分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的，但是由于婦女和兒童的相對弱勢，因此婦女和兒童的人身權利受侵害的情況更為突出，需要得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保護。

在這里，我主要講以下兩個重點問題：

1、性騷擾問題：

性騷擾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被中國大眾接觸，在此之前，我國老百姓對此類行為一般稱之為“耍流氓”，將其歸為道德問題。不過，雖然如此，還是有少數勇敢的女性站了出來，用訴訟的形式來反抗性騷擾，有幾起案例在全國都引起廣泛關注：如全國首例原告勝訴的性騷擾案－－武漢市女教師何某訴上司盛某性騷擾案日，何某是武漢市某商業學校中外語言教研室老師，因不堪原教研室副主任盛某的性騷擾行為，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稱，自２０００年下半年始，被告利用工作之便對原告進行性誘惑，被拒絕后仍不死心，在同事面前大肆張揚喜歡原告。２００１年，學校組織教師外出春游，被告當晚１１時多尾隨至原告房間，對原告有不文明的行為。何某認為盛某對其進行言語挑逗、行為騷擾，進而發展為性侵害，不僅影響了其正常工作生活，而且對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傷害，經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定被告侵擾原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這起案例是2003年的案例，當時我國法律中并沒有“性騷擾”這個概念。因此原告雖然勝訴，但被告居然僅僅只需賠禮道歉，連一分錢賠償都沒有。自從去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后，性騷擾才正式成為法律語言。婦女權益保障法在第40條中明確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但是婦女法的規定只是出現了“性騷擾”三個字，而什么是性騷擾，卻沒有明確的描述。為了使這一法律規定更具操作性，此次我省在修改婦女法實施辦法時，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從地方立法的角度對性騷擾的法律規定做出了大膽的突破。實施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禁止違反法律、倫理道德以具有淫穢內容的行為、語言、文字、圖片、電子信息等任何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各單位應當采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辦法出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可以說，湖南省的實施辦法在全國首開先河，對性騷擾的表現形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以至于很多媒體寫出的新聞標題是“黃段子可以是構成性騷擾”。當然，這種標題也是不完全準確的，黃色短信必須產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必須是違反法律、倫理道德的，必須是受害婦女提出請求的，才可能構成性騷擾。

但是在實施辦法中還有一點突破，就是明確將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寫進了地方法規。其實在國際上，關于“性騷擾”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對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防治。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性騷擾是對員工基本權利的侵犯，是安全問題、健康問題、歧視問題，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工作條件，一種主要針對婦女的暴力。”由于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往往發生在上司與下層員工之間，基于的是不平等的兩性權力關系，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這種騷擾有可能持續和升級，給女性帶來更多的傷害，因此目前世界各國都對工作中的性騷擾相當重視，很多國家在勞動法中明確禁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將保障勞動者免受性騷擾規定為企業的一項基本義務，從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和人格尊嚴。當然，中國的國情有點特殊，人口密度大，人與人之間的生理距離往往得不到保證，因此公共場所的性騷擾也經常發生，但是職場性騷擾應當也是我們今后重點關注的領域。

2、選擇性終止妊娠問題

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新生兒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問題。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出生嬰兒性別比數值為119．92，即當時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嬰，相對應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嬰，這大大偏離了103～107的正常范圍，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上升了8．5個百分點，比正常值高出近14個百分點。而且這種統計數字還十分保守，在許多地方，出生男女比例已經達到130：100，男性過剩，配對困難，會對家庭和社會形成強烈沖擊。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目前在我國不滿20歲的人口中，男性已經比女性多出2000余萬人了，平均每個年齡段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萬人———這將對一夫一妻制家庭帶來沖擊，婚外戀、第三者插足將增多，離婚率將持續上升，傳統家庭的穩定會受到威脅，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一個大膽的估計：到2020年全國實現小康之日，全國將有3000萬～4000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妻可娶。未來各種基于性的暴力可能持續上升，社會刑事案件增加，基本消失的買賣婚姻、童婚交換、拐賣婦女等現象有可能重新抬頭，從而滋生一些不道德和丑惡的社會現象。

目前我國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衛生行政部門都采取多種措施，禁目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例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出臺了專門的政府令，強調禁止非醫學(本文來自中科軟件園www.tmdps.cn，轉載請注明！)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可以說這項工作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也是我們在維護婦女權益，改善婦女生存環境工作中的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試問一個嬰兒，僅僅因為是女性，就連出生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的話，那么“男女平等”又從何談起？

第四篇：婦女兒童維權工作總結

婦女兒童維權工作總結

近年來，我局在市婦兒工委的指導下，圍繞服務中心大局，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認真開展本局各項業務工作，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促進男女平等做出了顯著成績。

一、領導高度重視，為做好維護婦女權益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局領導高度重視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為了切實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增強廣大婦女兒童的法制觀念，提高婦女兒童法律保護意識，促進婦女兒童事業的健康發展，成立了婦女兒童工作領導小組，并做到年初有計劃，年終有總結。此外，在市婦聯的積極配合和支持下，成立了XXX市法律援助中心婦女兒童工作站，積極承辦各類有關婦女兒童權益案件，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提供便利的條件，促進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的向前快速發展。各區、縣（市）參照成立相應機構，在全市開展婦女兒童法律援助服務。

二、積極開展各項職能工作，為維護婦女權益工作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配合相關部門，提高為婦女兒童維權意識。我局積極參加市婦兒工作會議，領會精神，貫徹實施。積極參與市婦聯每年舉行的“三〃八婦女維權周”活動，參加了由市委組織部、市婦聯聯合舉辦的“現代女性能力知識講座”以及市委辦組織的開展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宣講報告會，從實踐中切實提高干部隊伍對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意識。

（二）加強普法宣傳力度，切實做好婦女兒童維權宣傳工作。我局堅持把青少年的法制宣傳工作作為婦女兒童維權工作的重點難點，繼續加強法制副校長制度的實施，利用形式多樣的途徑，通過到各區、縣（市）各學校檢查，強化對青少年的法制宣傳活動。2010年6月，我局組織法律專業人士走進市實驗小學開展“送法進校園”活動。活動圍繞預防青少年犯罪等問題分知識講課和有獎問答兩部分進行，給校園的學生重點講解《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氣氛生動而熱烈，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為確保法制宣傳工作取得實效，有關婦女兒童的維權宣傳工作還以法制宣傳大篷車、法制電影送法下鄉、法律進社區等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展開，宣傳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婦女兒童發展規劃》、《婚姻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使人民群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法治教育。2010年全市開展各種形式的法制宣傳活動近62次，共發放普法宣傳資料近64萬份，宣傳書籍14萬余本，法制掛圖1000份，解答群眾咨詢3360人次，張貼宣傳標語18580條，懸掛宣傳橫幅1050條，出動宣傳車201車次。

（三）以法律援助為契機，將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落到實處。2010年，我市法律援助機構共受理婦女兒童法律援助案件23件，其中刑事案件23件，民事案件0件，共受理來電來訪41人（次），為我市婦女兒童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祖籍XX鎮的蘇某某因長期受到家庭暴力而離異，離異后前夫卻對一兒一女的撫養權推托不理，在我市XX區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下，為蘇某某維護了兒女撫養的最大權益；XX縣法律援助律師經過艱難取證，為該縣某塑料加工廠因工傷致右食指兩節割斷的女職工辛某與廠方調解達成賠償協議；未成年被告雞某某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下，法院對其從輕判決。

近年來，我局為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婦女兒童維權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要貫徹落實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全面實現法律賦予婦女和兒童的各項權益依然任重而道遠。今后，我局始終堅持在上級部門的領導下，鼓足干勁，團結一心，務實創新，努力開創婦女兒童維權工作的新局面！

第五篇：婦女兒童維權工作總結

防城港市港口區人民法院 “婦女兒童維權崗”工作總結

2010年以來，我院在防城港市中院、市婦聯的指導下，圍繞服務中心大局，結合“人民法官為人民”、“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法為民”等主題實踐活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充分發揮法院審判職能，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促進男女平等做出了顯著成績。2010年至今我院共收案2171件，其中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的案件339件，占全院案件15.61%，為當事人減、免、緩交訴訟費69218元。

由于婦女兒童權益工作成績突出，2011年，我院被評為防城港市巾幗文明崗，我院副院長李飛同志被評為全國巾幗建功標兵。現將本院開展“婦女兒童維權崗”工作情況匯報如下：

一、夯實基礎，構建全方位維權服務網絡機構

（一）設立機構，加強部署。我院領導高度重視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為了切實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增強廣大婦女兒童 的法制觀念，提高婦女兒童法律保護意識，成立了婦女兒童工作領導小組，由分管副院長擔任組長，各庭室負責人擔責任組員，狠抓該項工作的開展，并做到年初有計劃，年終有總結。此外，還在本院設立了巾幗文明崗，積極參與各類有關婦女兒童權益案件，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提供便利的條件，促進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的向前快速發展。

（二）完善維權制度。根據自治區高院、婦聯聯合下發的《關于在全區法院系統開展“婦女兒童維權崗”創建活動的通知》，我院建立了一套符合我院實際情況的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制度《防城港市港口法院“婦女兒童維權崗”管理辦法》，其內容涉及來訪接待、調解、信訪、回訪、審判、財產保全、法治宣傳、巡回審理、執行等多方面，使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貫徹于審判活動的始終。并在工作中遵守制度，及時對制度中規定不完善的內容進行修正。

二、發揮審判職能，切實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一）健全以“立案信訪窗口”為主體的訴求途徑。信訪工作是傾聽群眾呼聲、了解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問題的重要“窗口”。為此，我院加強了立案信訪窗口建設，暢通婦女兒童訴求表達渠道。與婦聯干部堅持聯合接訪日活動，暢通法院、婦聯領導與婦女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梁。近三年來，共接待婦女群眾約400人，為婦女兒童提供了法律幫助。

（二）開通“維權綠色通道”。對贍養、家庭暴力等婦女兒童身處困境急需解決的案件，堅持做到“四快”，即快立、快審、快結、快執，并對困難當事人予以緩減免訴訟費用。同時，在立案庭開通婦女兒童維權熱線電話，為廣大婦女群眾提供有關政策、法律咨詢服務，暢通婦女維權的信息渠道。

（三）堅持“優先”原則，支持婦女兒童合理要求。民事審判中，對離婚糾紛、勞動爭議、土地承包權和征地補償分配糾紛等案件，優先考慮婦女合理的權益訴求。如在離婚案件中，雙方因孩子撫養問題發生爭執的。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女方的意愿；在財產分割中，女方做為無過錯方的，在住房、撫養費、財產等方面給予傾斜。

（四）強化調解工作，著力化解矛盾。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實 行庭前、庭中、庭后調解制度，以降低訴訟成本，減化訴訟程序。同時，我院聘用婦聯陪審員來參與調解工作，發揮婦聯陪審員熟悉婦女心理的特點，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特長，盡量促成當事人消除矛盾、減少對抗、徹底化解糾紛，幫助婦女兒童當事人恢復和重建和諧的家庭和鄰里關系。

2010年以來，我院共審結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的民事案件689件。其中調解了179件婚姻糾紛案件，挽救了一批瀕臨解體的家庭；婦聯參與審理、調解的案件321件。

（五）貫徹寬嚴相濟，“打擊”與 “保護”并重。充分發揮刑事審判對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司法作用。對拐賣婦女兒童、強奸等案件，做到從嚴、從快，保護刑事案件受害婦女和女性罪犯訴訟權益。對權益受侵害婦女，在調處民事賠償時盡可能多地依法予以照顧，使她們不僅在精神上得到撫慰，在經濟上也得到補償。在審理女性罪犯時，正確分析犯罪心理，準確量刑，確保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2010年以來審理涉及婦女兒童的刑事案件共41件。

（六）加大執行力度，確保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得以實現。注重 做好涉及婦女兒童案件的執行工作，窮盡一切執行手段，保障勝訴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盡快得到實現。2010年來，我院共執結涉及婦兒的案件48件，57人，執結標的711萬。

三、延伸審判職能，提供多層次維權服務

（一）我院堅持能動司法，不斷探索參與社會管理與創新的實現途徑，努力拓寬維權工作新路子。很多涉案當事人大多因工作忙而在工作日沒有時間到法院參加訴訟，特別是遇到債權債務等涉及單位秘密或個人隱私且事實清楚、簡易小額的糾紛案，當事人都要求在節假日期間實現訴訟權利。根據這一情況，我院便成立了“假日法庭”，不但方便了群眾訴訟，宣傳了法律知識，而且有效地服務了港口區大項目建設。我院自三年前成立“假日法庭”以來，已在田間地頭開庭辦案67起，其中當庭宣判13起，調解結案34起。

（二）開展多種形式維權法制宣傳活動。法制宣傳活動有利于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良好氛圍，進一步提高了廣大婦女的法治意識和依法維權的能力，改善涉及婦女兒童權益案件的審判環境。一是大范圍、多場次地進行法制宣講。結合每年的 “3·8”、“6·1”、“12·4”等特殊日期，我院積極開展婦女兒童權益維護法律宣傳，經常性地舉辦送法進社區、校園、農村等活動，致力提高社會關愛婦女兒童、保障婦女兒童權益的意識。今年為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102周年，我院組織多名經驗豐富的女法官到港口區主要街道進行維權宣傳，為港口區女同胞提供了婚姻、繼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等各方面的法律咨詢服務。

二是形式多樣地開展法制教育活動。我院一直將保持青少年合法權益、預防青少年犯罪作為已任，在完善“青少年維權崗”、少年法庭建制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對學生開展法制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創建富有特色的青少年法制宣傳模式，贏得了學校和青少年的好評。2010年以來我院堅持選派刑事法官到轄區中小學校擔任法制副校長，定期到學校上法制課，并有針對性地組織學生開展“紅領巾法庭”活動，編寫有教育意見的案例，指導學生模擬法庭審判。去年12月4日，我院組織法官到防城港市高級中學，給該校2000多名師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制課。主講法官充分運用形象、生動、通俗化的語言，生動活潑的講課方式，分析的都是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實案例，讓學生感到法就自己的身邊，提高了學生學習法律的熱情和積極性，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普遍好評。

（三）設立回訪制度，彰顯人文關懷。加強對涉及婦女兒兒童案件當事人的回訪，及時為她們解決困難。如因盜竊罪于被法院判處2年有期徒刑的流浪少年犯林大偉，由于特殊身世，法院干警多次自發捐款給他購買衣物和日用品，承辦法官并多次到少管所對其進行回訪，逢年過節給他送衣服、送月餅、送勵志書籍，不定期寄錢給他改善食伙，與他建立書信來往和固定幫扶幫教關系。刑滿釋放后，這名重獲新生的年輕人再次得到了我院特殊關愛——為其找到了新的工作，開始了嶄新的生活。在獄中表現良好的林大偉如期釋放，因為沒有親人、沒有戶籍、沒有落腳之地，法院承擔起作為家人的職責，將他接回了防城港。一方面，將其暫時安排在招待所住下，解決他的住宿和吃飯問題，并給他添置衣服和日用品；另一方面，積極與相關部門協調他的工作和戶籍問題。經過多方努力，林大偉終于在一家服務行業找到了一份工作，解決了生計問題。

（四）開展特色少年刑事審判工作，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我院積極探索少年審判的新途徑，取得了明顯效果。幾年來，被判處緩刑、管制、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犯無一人重新犯罪，依法及時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設立專門的少年法庭，確定了以“寓教于審、回訪幫教”為核心的審判思路，狠抓“審前預防、審中教育、審后幫教”三項基本工作。采取適應青少年特點的形式、方式和方法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對失足青少年犯及時進行回訪、考察、幫教，廣泛開展法制宣傳，積極參與保護青少年合法權益活動，努力探索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徑。靈活少年審判方式。設置了專門的少年審判庭，實行“圓桌式審判”，這種平等、親和的儀式化運作，消除了未成年被告人對法庭的恐懼感，使司法關懷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功能得以充分體現，為順利開展青少年審判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008年汶川發生了巨大的地震災害，牽動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何迪第一時間踴躍報名，作為志愿者前往一線參與救災。他曾經也是經我院審判的一名少年犯，在獄中他深刻的認識到自己的 錯誤，我院法官多次到少管所進行回訪，看到他改造得很好深感欣慰。出獄后，他更是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發揮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長，自主創業，創建了一家戶外活動俱樂部，使自己的生命重新精彩起來了。近三年來，我院共審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13件，涉及未成年人32人。

（五）開展“送溫暖”活動，打造“溫情法院”。用科學發展的理念營造“溫情法院”，就是要使公平正義的司法為民成果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眾。即對內院領導在政治、工作、生活方面對干警關心愛護；對外，全院干警秉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將愛心向社會輻射，對當事人、對弱勢群體伸出關愛、援助之手。幾年來，我院一致秉承這個理念，利用婦女節、兒童節、重陽節、春節等佳節聯合婦聯、武警邊防、檢察院等單位共同給婦女兒童、孤寡老人送去溫暖和節日的慰問。

家住港口區光坡鎮潭油村的劉蘋，其父于1999年病逝，之后，全家的生活及姐弟三人的學習費用全由母親一人在家耕種農田苦撐著。2006年9月，劉蘋以高分被市高級中學錄取。因家里無力 支付學費和伙食費，在讀了5天的高一課程后，劉蘋被迫離開了學校，前往廣東打工，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名“打工妹”。同年11月，黃院長來到劉蘋家中資助其正在讀初中的妹妹時，了解到劉蘋輟學外出打工的情況。“成績這么好，不讀書多可惜啊！”回來后，黃院長召集黨組開會討論，大家決定發動全院力量資助劉蘋，承擔起了劉蘋高中3年的學雜費、伙食費共3萬余元。2010年9月，劉蘋不負眾望，以優異的成績被廣西民族大學錄取。自2006年以來我院共資助了6名中小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