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

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

作者：李東朗 《光明日報》（2015年08月28日 02版）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斗爭，是反對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類、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義戰爭。中華民族在為國家主權、獨立和尊嚴而戰的過程中，堅決阻擊、沉重打擊和極大消耗了日本帝國主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重大貢獻。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生死之戰，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殊死搏斗，是為中國戰同時也是為世界戰的戰爭。中國在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與強大而野蠻敵人的浴血奮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和同情。在中國人民開展的無比壯闊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涌現出大批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

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提供的援助

國際友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活動，主要呈現三種情況。一是通過各種途徑推動和發起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從“九一八”事變起就一直大聲疾呼，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團體運用各種形式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開展了同樣的活動。柯樂滿等“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簡稱“世界學聯”）代表團，1938年來華考察中國抗日戰爭后，推動“世界學聯”組織一個宣傳團體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比利時、荷蘭的著名大學，宣傳中國青年的生活與抗日斗爭。美國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美國勞工聯盟、“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國政府和國會采取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措施，如對日禁運軍需品等。英國民權保障會發起成立“援華會”，開展聲援中國、抵制日貨的運動；英國“國際醫藥援華會”組織了國際紅十字醫療隊。法國民間成立多個援華組織，如中國人民之友社、法國援華委員會等，并推動法國一百多名議員在議會中組織援華集團。國際運輸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各國工會，發起對日貨的抵制和拒絕運送軍火原料至日本的運動；著名學者杜威和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羅素、甘地共同簽署發表譴責日本侵略中國、呼吁斷絕日本經濟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執行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決策。如“七七”事變后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和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提供中國急需的軍械武器和派遣軍事顧問、援華航空隊援助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決策。還有一批執行各國援華抗日決策的官員，如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高斯，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和派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等；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薛穆和英國軍事顧問團等。據1939年重慶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有1129人，其中英國人最多，有329人，美國人次之，有168人，蘇聯人有163人，這些外國人員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商務、醫務、教育等各個方面，尤以外交、軍政人員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戰。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詹姆斯·貝特蘭、漢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聞記者以及美國海軍軍官卡爾遜和美軍觀察組成員等，深入中國抗日第一線采訪，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和中國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奮戰的真相，報道給全世界和相關政府。加拿大美國醫療隊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瓊·尤恩護士，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木克華、卓克華，由來自波蘭、捷克、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聯等8個國家21名醫生組成的國際援華醫療隊，以及美籍醫生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麥克盧爾、哈利生，新西蘭的霍爾，德國的漢斯·米勒，奧地利的傅萊和羅生特，朝鮮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診治傷病員，或協助訓練醫務人員和傳授醫術，或參與籌設醫療機構。法國醫生貝熙業冒著被日軍捕殺的危險，頻繁設法把寶貴的藥品運送給中國抗日游擊隊。一些國際友人還積極參加中國的各項建設，如發起“工業合作社”運動、開展經濟救亡的路易·艾黎、喬治·何克、賴普吾、普艾達等；參加中國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約瑟、林邁可、班·威廉和克蘭爾夫婦等；參加抗日文化建設的鄭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羅曼·卡爾曼，保衛中國同盟的國際友人克拉克女士、諾曼·法朗士教授和愛潑斯坦等；投身中國抗日斗爭的野坂參

三、鹿地亙、池田幸子、綠川英子、尾崎秀實、中西功和“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奮戰在敵后抗日戰場的朝鮮義勇軍。有的國際友人還在危難中盡力救助中國難民，如由世界紅十字會聯合中國紅十字總會等成立的上海國際救濟會，創辦上海“南市難民區”、救助大量難民的法國天主教神甫饒家駒。以約翰·拉貝和約翰·馬吉為首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成員，在日軍瘋狂制造南京大屠殺之時，保護了數十萬中國難民。美國醫務工作者艾倫·R·鮑因頓在武漢救助兩萬多難民。還有聲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印度國大黨首領尼赫魯等。他們中的一些人，把寶貴的生命貢獻給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如白求恩、柯棣華、希伯，蘇聯志愿空軍隊的大隊長庫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飛虎隊”的美國軍人等。

國際友人援助對中國抗日戰爭產生的影響與作用

第一，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實力。中日國力、軍力十分懸殊，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世界強國；而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國。日本在軍力、經濟、科技等方面占有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國際友人從醫療、物資、技術等方面支持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不足，解決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難；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國抗戰的力量，更是直接對日本侵略者的打擊。對日本的禁運、對日本侵略的譴責和限制，都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戰斗意志。

第二，推動世界大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立場和政策的轉變。眾所周知，國際社會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遏制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經歷了一個復雜和曲折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友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徑、戰爭犯罪的揭露，對中國人民英勇抗日業績的報道，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危害全世界的宣傳，在促進更多的人警惕和奮起，影響一些國家的民眾進而影響其政府轉變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國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上書美國國務卿赫爾，要求“改變美國觀望政策”。11月5日，美國勞工聯盟領袖勃勞特在演說中強烈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的縱容政策：“如果我們默許日本帝國主義，以其全部新銳的武器來對付中國民眾而毫不牽制它，那么，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日本侵略，并給美國種下禍根。”

第三，鼓舞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進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戰和4年多的全面抗戰，獨立奮戰，艱苦卓絕。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國抗日戰爭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歐后亞”戰略和配合太平洋戰場的過程中，仍然艱苦卓絕。而國際友人長期的支持，無論是實質性的還是道義上的、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使處于水深火熱、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誼、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增強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協調盟國關系、調解國共合作問題等方面，國際友人的支持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使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合更緊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紹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繼美國記者斯諾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記者、學者、傳教士和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涌入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大量采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及其抗日武裝、抗日斗爭，“其結果是帶來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材料和對中國共產黨極為豐富的公開贊譽”。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績與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一些國家的決策層，如美國海軍情報官卡爾遜幾乎每個星期都寫信給羅斯福，報告他在中國的見聞。羅斯福曾說：“卡爾遜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幅展示游擊戰價值的扣人心弦的圖景。”羅斯福還閱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三次約見斯諾了解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

第五，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積極幫助（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對戰后的中外關系產生了深遠的思想和歷史的影響。

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幫助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

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友人，是一個頗為廣泛的群體。他們遍及世界許多國家，人數眾多，其中有政府官員，有社會知名人士，有教育工作者，有作家、記者，有醫務工作者，有實業界、宗教界人士，有軍人。他們的出身、職業不同，人生信仰和對中國的看法不盡一致，甚至來華、援華的目的也不同，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在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略、處在危難和奮戰之時，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其中許多人千里迢迢甚至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在戰火紛飛、危險艱苦的環境中，致力于有益于中國抗日戰爭的各種活動。他們的決策、援助和辛勤工作，體現出的對中國的情誼，幫助中國的精神和業績，和中國的抗日戰爭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成為中國人民永遠珍惜、不能忘懷的歷史記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9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的講話中，對此的論述完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進程中，蘇聯、美國、英國等反法西斯盟國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寶貴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鮮、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蘭、波蘭、丹麥以及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日本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直接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我們不會忘記給予中國人民道義和物質等方面支持的國家和國際友人，不會忘記在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慘案中為中國難民提供幫助的外國朋友，不會忘記同中國軍隊并肩作戰、冒險開辟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不會忘記不遠萬里前來中國救死扶傷的白求恩、柯棣華醫生等外國醫護人員，不會忘記真實報道和宣傳中國抗戰業績的外國記者，不會忘記在中國戰場上英勇獻身的蘇軍烈士！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各國人民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寶貴貢獻！”

（作者系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第二篇：國際友人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和作用

國際友人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和作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 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后，全世界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即相繼開展廣泛的援華活動。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抗戰就與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同各同盟國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協同作戰，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在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許多國際友人千里迢迢甚至遠渡重洋來到中國，他們把支援中國抗戰當作自己的職責，當作開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任務。所有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在中國人民抗日斗爭史上留下了輝煌的篇章。

本文擬從現有研究基礎和可靠史實出發，就若干國際友人群體在抗戰中的貢獻和作用。以及有關評價國際友人的問題做初步探討。

一、從事新聞采訪

抗日戰爭時來華外國新聞記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夫人海倫·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哈里森·福爾曼、杰克，貝爾登、西奧多·懷特（白修德），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岡瑟·斯坦因，德國記者漢斯·希伯等。他們歷盡辛勞訪問延安和抗日根據地，忠實報道中國軍民抗戰 情況，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在國內外產生廣泛的影響。

其一，訪問延安和抗日根據地。早在“九一八”事變后開始的局部抗戰階段，斯諾就曾 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報道對中國抗戰。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諾將“七七事變”前他訪問延安寫就的《西行漫記》和他的夫人繼續往訪撰成的《續西行漫記》先后交給上海進步人士(1)譯為中文出版，增強了國內人士對中共及其抗戰行動的認識。史沫特萊1937年3月1日采訪了毛澤東，后曾將此訪問記以《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為題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廣為散發。她就抗日戰爭發表了鼓動性的演講：“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斗爭是正義的，你們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2)；同時，她對朱德作了多次采訪，成為她后來撰寫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的基礎。貝特蘭1937年IO月到達延安，專程訪問了毛澤東。他很想從毛澤東那里得到一些問題的答案：比如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對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綱領是怎樣的？與國民黨有何不同？國共兩黨能合作到何種程度？紅軍的戰略和策略如何？他們跟其他友軍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澤東與他作了長談。這次“談話”后來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著名篇章(3)。貝特蘭在其《華北前線》一書中詳細反映了此次訪談的經過。斯特朗 來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線訪問八路軍的。她訪問了朱德、賀龍、任弼時，自稱“上了一堂游擊戰術的課，聽到了著名戰績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軍隊始終和它為之戰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聯系的方法”(4)。至于福爾曼、斯坦因、愛潑斯坦往訪陜北較晚，他們于1944年5月參加中外記者參觀團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接見了他們。記者團一行還參觀并訪問了延安及附近地區的工廠、學校、醫院、報社，隨即撰成新聞電稿發行國內外。福爾曼、斯坦 因并寫了訪問紅區紀實《北行漫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被譽為權威性的紀實文獻(5)。愛潑斯坦的訪問文集直到1995年始匯集出版，堪稱“極為出色的戰時新聞作品”(6)。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轉赴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進行采訪的。此時適值周恩來向新四軍指揮員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他出席旁聽并作紀錄后以《周恩來論抗日戰爭的新階段》為名在《東亞》雜志1939年6月號發表，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其二，報道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來華記者為了掌握真實情況，采訪時無不力求身臨其境。一是親往前線訪問參戰的指戰員和群眾。在臺兒莊戰役時，愛潑斯坦曾廣泛接觸國民黨官兵和民眾，并在當地訪問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剛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沖的軍人。同時又顯得和福可親，說起話來簡短有力”(7)。接著他又在漢口訪問了葉挺將軍，從而了解了新四軍的性質及在對日作戰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過采訪，他明確告訴人們；“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它“為人民而戰”，“在長江沿岸建起了一個不可摧毀的抗戰堡壘”(8)。愛潑斯坦后來在陜北、晉綏抗日根據地訪問時還接觸了諸多八路軍領導人和久經沙場的將領以及普通群眾。唯其如此，才據以寫出全面深入反映軍民抗戰的準確報道。二是目睹抗擊日軍現場。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外國記者長期很難有機會到八路軍的作戰區域采訪。1944年9月福爾曼、愛潑斯坦等登上距汾陽僅十余里的邊山頂峰，遠望八路軍奇襲敵人營盤電燈公司、火燒汾陽火車站的三天激戰，并獲最后勝利的戰斗情景。繼而又在婁煩附近距敵二、三百米處，觀看我軍民圍困敵據點及部隊以爆炸摧毀敵碉堡的戰斗場面。福爾曼深有感觸地說道：“過去有人告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今天這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人民熱愛八路軍”(9)。三是記者隨軍戰斗。希伯是踏入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第一位外國記者，他既是以嚴謹求實的客觀的態度報道敵后根據地實況的優秀記者，又是在必要時拿起武器與敵人進行殊死戰斗的不屈戰士。1941年秋，日軍策劃對山東沂蒙山區進行大掃蕩，為保衛國際友人安全，軍區負責人勸他離開山東返滬，但希伯認為參加反掃蕩機會難得，執意留下不走。就這樣他同根據地黨政機關一起行軍，同時進行采訪。當時希伯所在的連隊，在轉移途中，被日軍的一個混成旅包圍于沂南縣崔子鄉西梭一帶，倉卒迎敵，希伯與7名師級以上干部和數以百計的八路軍一同戰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與中國官兵共同譜寫了誓死抗擊日寇的英雄史詩。

其三，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不少記者根據自己的調查訪問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晉綏地區的許多村莊，194O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國記者在這地區走了幾百英里見不到一個沒有被燒毀的村莊”，‘殺光，燒光，搶光'成為他們懲罰性遠征的口號“；”日本的破壞是殘忍的有計劃的，他們每個討伐隊身上都帶著圖表，標明應予毀滅的村莊“；”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晉西北人民慘遭屠殺，再加逃亡，男勞力減少了三分之一，耕牛頭數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馬騾驢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趕走，耕地減少了百分之十六“(10)；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陽，以及密集在它周圍的人口眾多的村莊中成千上萬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殺害”各種程度的學校都被看作是培養愛國主義思想的溫床，在城郊370名小學教師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師都被槍斃。“(11)此外記者還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當局私設集中營和發動皖南事變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對西安集中營的報道來說，有的記者通過對國民黨當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虛假情節的自述，以及后來跑到延安的原集中營青年對營中真實情況的揭露，說明國民黨在集中營中曾對進步青年進行過極其殘酷的精神迫(12)。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肆意殺害新四軍官兵及軍官家屬、傷病員，且嚴禁國內報刊透露事變真相。斯特朗根據周恩來給她介紹的事實真相，向世界各國、向反法西斯輿論提供了事變經過。在短時間里，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人覺悟過來，這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斯特朗報道的及時和準確。由于中共的堅定立場以及了解情況的進步輿論和一些國家的政府對蔣介石施加的壓力，這次危機才未進一步擴大，為中國的抗戰進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以上所述，諸多以記者為職業走遍抗戰前后方的國際友人都力圖反映抗日戰爭的全貌。但因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有關論述也并非完全正確。”有事實上的錯誤……有見解分析上的錯誤“，”缺乏批判地引用國民黨軍事發言人關于戰爭如何得手的夸張言論“（13），甚至個別還犯過主觀地為宣傳抗日捏造事實和數字的錯誤（14）。難怪抗戰時史沫特萊對某些記者報道失實大發議論時，周恩來說：”如果新聞記者總是準確地報道時事，就不需要歷史學家了。“⒂盡管如此，國際友人報道親見親聞親歷的記述，在當時及以后仍然是極其可貴的歷史見證。

二、開展醫療活動抗戰時期在華開展醫療活動的國際友人，有姓名和事跡可考者達38人。其中加拿大美國醫療隊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瓊·尤恩（加）護士；印度援華醫療隊有愛德華（隊長）、巴蘇華、柯盛華、木克華、卓克華（后木克華、卓克華較早回國）；國際紅十字醫療隊，有德國的貝爾、白樂夫、顧泰爾、馬庫斯、王道，波蘭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維德，奧地利的富華德、嚴斐德、肯特，羅馬尼亞的揚固、何讓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亞的甘揚道，匈牙利的沈恩，蘇聯的何樂經，英國的高田宜等；單獨來華或已在中國就地參加醫療工作的有美國的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麥克盧爾、哈利生，新西蘭的霍爾，奧地利的傅萊，朝鮮的方禹館等人。他們或到前方診治傷病員，或協助訓練醫務人員，或參與籌設醫療機構，都在多方面做出頗大成績。

其一，奔赴前線救治傷員。i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率醫療隊一行3人來到武漢。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別了同來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傷員，不滿足于敵后工作當即奔赴前線。6月到達山西五臺金剛庫村，晉察冀軍區聘請他任衛生部顧問。為了及時搶救傷員，白求恩總是要求實行火線救護，他認為自己是外科醫生，應該到離火線最近的地方去治療，離火線近，傷員可以及早治療。傷員好得快，前線就可多一分打擊敵人的力量。他還說，如果為了他的個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國來了，只有消滅了法西斯，才有個人的安全⒃。1939年4月河北河間齊會戰役時，敵人突然包圍了駐在齊會地區的八路軍一個營，賀龍師長迅速調7個團圍殲敵人，白求恩率醫療隊在前線搶救傷員，戰斗進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醫療隊夜以繼日，為115名傷員進行了手術。另外，以柯棣華為首的印度醫療隊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轉戰晉東南、冀西。冀南、冀中民和晉察冀等根據地，行程近萬里，沿途施行手術千余次，診治數千名傷病員。特別在百團大戰期間，柯棣華和巴蘇華響應白求恩大夫”醫生不能在醫院等待傷病員上門“的倡議，堅持要求參加戰 斗。在 13天的戰斗中，他們連續作戰，柯棣華接受 800余傷員，施行手術 558次；巴蘇華曾為250名傷員做過急救處理，并負責轉送到后方醫院。正因為這些國際主義的白衣戰士親臨前線，忘我地工作，才及時搶救了許多傷病員，保證了戰斗的勝利。

其二，積極培養醫務人員。隨著抗日戰爭的擴大和深入，我方傷病員日漸增多，醫務人員缺乏成為突出的問題。1939年晉察冀軍區創辦衛生學校，白求恩大夫就曾為學校擬定教學計劃，并根據自己參加游擊戰爭醫療工作的經驗，編寫了《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的教材。在此書中，從醫院的組織方案到手術的實施以及各種醫療技術均有詳述，并有專章介紹實用醫療方法，如木鋸代離斷刀，絲線代羊腸線，木棍、鞋，稱秸當夾板等。這種教材均有助于八路軍醫務人員的培養和成長。在晉察冀根據地，柯棣華親自擔任白求恩衛生學校的教學任務。他采取課堂講授和臨床實戰相結合的方法，以提高學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遵循”將先進的醫療技術同落后的醫療條件相結合“的指導思想，使學員迅速掌握簡單易行的診斷方法；制訂衛生學校的教學計劃，使學員學習正規比、系統化；從而獲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工作時，羅生特曾建議軍區衛生部在陳家老窩和桑莊創辦了衛生人員訓練班。羅生特講授婦產科、泌尿科和戰傷外科等課程。學員多系小學文化程度，羅生特講課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直到學員們聽懂為止。在他任教期間共辦培訓班3期，計100人，為山東軍區培養了一批醫療衛生人才。此外羅生特還在衛生部和直屬醫療所講授”戰地救護“、”外科手術“、”臨床護理“等專題課程，使醫護人員深受教益。總計以上幾次，為根據地培養的醫務人員即達數百人，不僅解決了當時人才的急需，保證了戰地醫院的需要，而且也為后來以至新中國的建立培訓了醫務人員的骨干。

其三，建立敵后抗日醫療機構。在馬海德等醫生的積極建議和具體參與下，衛生部直屬醫療所地邊區醫療網絡，在開展戰地醫療服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隨著我軍對日作戰日益頻繁，部隊傷亡日增。山西沿黃河一帶的重傷員和高干傷員不斷轉送延安。為適應形勢需要，馬海德和衛生部領導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軍醫院的設想。整個建院工作，除雇請民工挖一排窯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屬醫療所的工作人員自己完成的；同時還蓋了兩排平房作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職，為紀念白求恩，中央軍委決定將此醫院改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后在中央軍委的支持和領導下，馬海德和衛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醫院為總院，建立了 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形成了總計約11800張病床的邊區醫療網。1940年8月柯棣華先是在晉察冀邊區白求恩衛生學校工作，翌年1月他即被任命為該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首任院長。在創辦醫院過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廣開言路，采眾家之長，努力將醫院辦成一個便于醫療和教學、符合游擊戰爭需要的新型醫院。柯桂華以白求恩為榜樣，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動帶領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創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核華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軍委為加強國際和平醫院總院的工作，調米勒自晉東南回延安。米勒在此與馬海德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們共同為延安和平醫院盡力，不僅開展戰地醫療活動，還為當地群眾服務，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可以說，這些到達抗日根據地從事醫療工作的國際友人都能發揮所長，為抗戰做出重要貢獻；被安排在國民黨戰區的國際紅十字醫療隊的22位醫生亦熱情 為軍隊和駐地居民服務，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職，但因國民黨政權政治腐敗，士兵給養常被克扣，軍中．衛生條件極差，有如”德國的集中營“，使他們的醫療技術難以充分發揮作用（17）。盡管如此，國際醫療隊員始終表現出對中國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誼。

三、參加各項建設在戰火彌漫的抗戰歲月中，還有一些國際友人來到中國參加各項建設。有的參加”工業合作社“的經濟救亡運動，如新西蘭的路易·艾黎，英國的喬治·何克、賴普吾、普艾達等；有的參加了科技教學和科技工作，如英國的林邁可、班威廉、克蘭爾夫婦等；有的參加文化建設，如日本的綠川英子，朝鮮的鄭律成，荷蘭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戰力量。

其一，開展”工業合作社“建設。最早發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戰爆發后，由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許多工廠被毀，不少工人失業。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處供職，因其主動深 人工人群眾并同情工人。在宋慶齡的鼓舞和支持下，與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系，盡其所能地為 工人提供各種幫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組成”工合“促進委員會，8月遷至武漢改稱 ”工合“協會，他任代理總干事，同時國民黨政府還任命他為行政院的技術顧問以組織”工 合“運動。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組織人力、物力，利用中國當時普遍存在的手工業或半機械化 的生產方式，從事日用工業品的生產，緩解軍需民用工業品的需求量對戰時工業的巨大壓力。在其努力下，”工合“運動發展迅速．到1942年7月，在全國各地共設立72個”工合“事務所，建立工業合作社最多時近3000個，社員3萬多人，每月生產總值達250O萬元，不僅生產了數千種民用消費品。還生產了部分軍需品。毛澤東就曾寫信給”工合“國際委員會，贊揚”工合“對中國抗戰作出的重大貢獻。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因嫉恨他到陜北根據地辦”工合“，1942年9月21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術專家職務。此后艾黎將注意力轉到興辦培黎學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肅山丹，何克任校長。師生們自建宿舍和圍墻，添置機床后，仿制機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圍的合作社購買。學生們在學習的同時從事生產，學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給自足之路。抗戰勝利前夕何克因病犧牲在工作崗位上。總之，工合及其學校生產，構成了戰時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對敵經濟斗爭的一支力量，是戰時經濟的有力補充。

其二，培訓技術人才。抗戰時期原北平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林邁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蘭爾就曾為我抗日根據地培養過技術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 戰爭爆發，此兩對夫婦同時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翌年2月，林邁可受軍區委托負責創辦無線 電高級訓練班，自己授無線技術的原理，班威廉講授高等物理、微積分、理論電磁學，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學員7O多人，除少數在京津讀過大學外，大部分系中學剛畢業或并無正式學籍僅在無線臺工作相當時間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沒有課桌，學員們就坐在木板或樹根上，面前做幾個土樁，搭上木板，就正好寫字。墻上有幾個洞，是窗戶“⒅。軍部很不容易從北平買到一套用品，其中有無線電收音機和數理課本，總共有十多本書，就算是當時的圖書館。此外就是每個學員背著的被服、牙刷、飯碗，一套替換的制服和一雙布鞋。訓練班還有一頭騾子，負責背負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機、一些白紙、鍋子鏟刀等。當時根據地沒有正規教材，林邁可教學生們如何從最基本的電學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關的數學知識教踐學生。當時軍區需要一臺靈敏度和選擇性較好的收報機，林邁可就與學生研究組裝了一臺超外差式接收機，既 解決了工作需要，又培養了學生實踐能力。當時部隊調動頻繁，隨軍活動的培訓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們始終堅持原訂計劃上課，保證了教學質量。培訓班至這年8月結束，任教的國際友人因為事先對優秀生重點培養，當他們離開根據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繼續教學不輟。此種培訓班為我軍培養一批無線電人才，至今老一輩無線電技術人員、專家、領導骨干中，就有不少是當年這所訓練班培養出來的。

其三，進行抗日宣傳。這是抗戰時期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綠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語學者，在日本與東京高等師范的中國留學生劉仁結婚。抗戰初期來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戰中她就寫了《愛與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國軍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戰斗。翌年4月，她到武漢參加國民政府宣傳處對日宣傳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電閃雷鳴“，”用流暢日語把一把閃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訪問東北抗日女英雄趙老太太，稱頌她是”偉大時代的母親“，號召日本婦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去屠殺無辜的鄰人。“在重慶，她”繼續在郭沫若領導的國際宣傳處文委會下工作，她撰寫并翻譯了《戰斗的中國》、《黎明前的合唱》，《中日兩國婦女攜起手來》等論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號召人們為世界和平而斗爭。周恩來贊揚她為“日本人民的忠實女兒”、“真正的愛國者。”鄭律成，朝鮮人，1933年來到中國，參加朝鮮在華抗日團體。“八一三”上海抗戰時，他結識了愛國音樂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線的宣傳活動。后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寫成一曲雄渾抒情的《延安頌》。這首歌曲當時雖未正式出版，卻迅速流傳，有不少熱血青年就是唱著它奔向延安。8月，鄭律成從魯藝畢業來到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汪音樂指導，又創作了著名的《延水謠》，這是繼《延安頌》之后又一首優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與詞作者公木合作，創作了《八路軍大合唱》。解放戰爭時期，這首歌中的《八路軍進行曲》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后被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攝影家伊文思，1938年從荷蘭來華，在臺兒莊拍攝過反映此處對日大捷的影片《大地》。當時國民黨頑固派不允許他到延安，他將一部攝象機贈給延安，就是靠它我們拍攝了延安生活片斷，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活動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貴鏡頭⒆。

事實證明，當時來到中國參加戰時經濟、技術和文化建設工作的國際友人，其所從事的工作，無不有益于抗戰，但當時他們中間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標榜“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的攻擊和誹謗。如艾黎一再被說成是“特務”、“博取名聲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險家”、“對工業一竅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銀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國際友人承受物質上艱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堅持援助中國抗戰，有的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盡力。似此抗戰以來始終和中國人民患難與共的國際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發揚。

四、置身實際戰斗

在抗日戰爭期間不少國際友人包括戰斗員、指揮員及軍事觀察家等來到中國。在戰斗人員中，有以庫里申科為首的蘇聯志愿飛行員大隊（連同技術人員700人，犧牲200人）（20），以羅伯特·山德爾、杰克·紐寇克為隊長的美軍駐華空軍人員（犧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數十人）；（21）在指揮人員中，有參加晉冀抗戰后被我軍授銜的原越南籍將領洪水，有美國政府派遣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 參謀長兼中緬、印美軍司令的史迪威；在軍事觀察人員中有抗戰時期來華的美軍陸戰隊的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有抗戰后期駐延安考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多姆凱、戴維斯等。他們置身實際戰斗，或浴血奮戰，或擔任軍事指揮，或進行軍事觀察，對增加抗戰實力以及幫助國外了解中國共產黨。增強國際反法西斯力量協同作戰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一，參加浴血戰斗。在抗戰中．蘇、美志愿空軍人員屢立戰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職。1939年7月蘇聯志愿飛行員隊長庫里申科率領遠程轟炸機志愿隊來到中國。后在對漢口日軍空軍的三次空襲中，他所率編隊擊毀敵機136架。10月14日庫里申科率機群出擊武漢，將日軍戰斗機攔截。但庫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機襲擊，致機體中彈，他以僅存的單發動機沖出重圍，沿江飛至萬縣上空，降落江中。飛機保存下來．而他卻因過度疲勞被浪濤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轟炸機飛近昆明，由美軍空軍志愿隊第二中隊長紐寇克率4機編隊去攔截。紐寇克和他的僚機發現敵機窮追不舍，用P-40的大口徑炮把轟炸機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結果有6架日機殘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邊境的地區上（22）。自此次昆明空戰告捷起中國報紙開始稱美國空軍志愿隊為“飛虎隊”。之后該隊歸并入14航空隊，繼續在中、緬、泰和印度支那地區作戰，取得很大的戰績。僅紐寇克和他在駕駛員在一月間即打掉或燒毀150架敵機。3月24日紐寇克在掃射日寇地面部隊時被敵人打中犧牲。山德爾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犧牲。他們都為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二，擔任軍事指揮。這里可舉越南和美國來華的國際友人為例。洪水，這位大革命后參加中國紅軍屢建功勛后被我軍授予軍銜的越南將軍，1937年 8月隨八路軍總部和 115師到山西開辟晉東北抗日根據地，1943年3月率領IOOO人的隊伍從河北靈壽出發，經山西向陜北進軍。在約25O0里人稱“小長征”的跋涉中，沖破敵人重重封鎖線，翻越寧武西北終年積雪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達綏德，勝利完成將全部人馬交給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務，也為抗戰做出了可貴貢獻。史迪威，太平洋戰爭后翌年3月受命來華出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緬甸指揮中國遠征軍作戰，以保衛中國當時僅存的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并曾率中國駐印軍向緬北發動進攻，給日軍以殲滅性打擊、同時，他還為開辟“駝峰航線”，建立昆明培訓中國軍隊中心，建議蔣介石改革軍事制度，要求蔣介石取消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組織和派出美軍觀察組赴延安等諸方面堅持了自己的正確主張。1944年7月，羅斯福建議蔣介石由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前線總指揮，統一指揮以挫敗日軍的進攻。蔣介石始則采取拖延戰術后又持強硬態度要求美方撤換史迪威。羅斯福為顧全東方抗戰的大局，不愿與蔣介石鬧翻，終于作出妥協，將史召回。史迪威雖離華返美，但在華所作所為，無疑對堅持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

其三，進行軍事觀察。抗戰期間，世界各國人民組成反法西斯聯盟。外國軍事家到中國進行軍事觀察，對于介紹中國戰況、爭取國際援助、增強反法西斯力量，至關重要。卡爾遜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杰出指揮官，抗戰一開始便來到中國。他兩次從漢口出發巡游北方，足跡遍及5個省，行程達三、四千公里，時達18個月，始終與中國軍隊在一起。在延安和華北敵后，親自和毛澤東、朱德以及八路軍指戰員交談。他還訪問了正面戰場，把考察途中所見所、聞奇跡般的事跡，毫不隱瞞地公之于眾。他看到了八路軍，對中共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主張非常 贊同。認為八路軍“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國抗日戰爭“新的潛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毀這支在持久的游擊戰中以其行軍速度和智力超過其對方的軍隊”；他也看到國民。黨軍隊。除了奉命而外，不知為什么而戰。官員們傲慢地……驅趕士兵前進，這里缺少的是八路軍那種諧和的精神“（23）。他的見解具有重要軍事價值，對當時美駐華軍方和羅斯福總統，都產生過重要影響。謝偉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顧問，1944年7月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如延安。他通過觀察訪問，發現”共產黨宣稱他們控制著日本占領區后方的華北、華中農村這一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24）令他還認為共產黨已經得到了廣大民眾的堅決支持，共產黨的力量的擴大是建立在經濟、政治社會革命基礎之上的。從此基本事實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的未來，共產黨確定無疑地將發揮重要的作用“（25）。盡管他們的論斷一時被曲解，但他的預見完全為事實所證明是正確的。據上所述，置身中國抗戰的眾多國際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對中國抗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均應載諸史冊。

國際友人作為一個頗為廣泛的群體，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做出重要的貢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一，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可貴的直接幫助。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中國人民遭受屠殺凌辱之時，外國朋友”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26），從輿論上、軍事上、醫療上、經濟上多方面支持中國，這不僅增加了抗戰實力，也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戰斗意志。其二，對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是有力的推動。中國抗日戰爭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國朋友來華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爭中，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標和利益是一致的，激發了各國人民共同對敵的熱情，認識到只要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其三，在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之間建立了友好的橋梁。外國朋友來華抗日，是國際主義的生動實踐和歷史見證。抗戰中國際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無私幫助（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以及戰后不少人曾在中國繼續工作或回國后不斷來訪為中外人民友好盡力，產生了深遠的思想和歷史影響，弘揚了中外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

第三篇：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感想

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感想

--石臺

一、牢記歷史，牢記國恥，以史為鑒，奮發圖強！

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變后，加緊向中國進攻。國民黨政府則采取“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此后，日本帝國主義又通過“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及策動華北五省所謂“自治運動”等一系列舉措，逐步加緊對平津及整個華北的侵略。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準備，向華北大量增兵。從1937年5月起，日本駐屯軍在盧溝橋、長辛店、平漢線北段頻繁進行軍事演習，并以營房不足為理由，要求在豐臺與盧溝橋之間建筑兵營和修建機場，都被中國方面所拒絕。7月7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國駐軍撤出宛平等地。這些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為中國軍隊所拒絕。當交涉還在進行時，日軍即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軍隊發動攻擊，并炮轟宛平城。當地駐軍第29軍一部奮起抵抗。這就是著名的盧溝橋事變。

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下，我們的頭顱被隨意的砍下，哪怕你跪地求饒！

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下，我們的軀體只是用來做活體實驗的材料，被活體解剖、被活體細菌實驗、被活體化學毒氣實驗，根本都來不及跪地求饒！

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下，我們。的女性被隨意的強奸，而后剖膛開肚、切割下生殖器和乳房！被當作慰安婦遭受無數次的蹂躪，只是換取了多幾天的喘息！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的踐踏下，我們僅僅是牛馬不如的奴隸，被驅趕著給他們修碉堡、修工事、修鐵路、挖煤礦??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的踐踏下，我們的兒童僅僅是愚弄的材料，前途是做敵人的幫兇！

日本侵略者激怒了中國人民，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熱潮，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呼吁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高漲，國民黨政府提出用外交途徑解決事變的提議被日本拒絕，使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建議，實現團結抗日。不久，中國工農紅軍先后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出師抗日，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救國十大綱領”、“論持久戰”等指導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思想和戰斗的書籍和綱領，激勵著中華兒女，增強了人民抗日的決心和信心。在與日本抗爭中，中國人民利用智慧和比自己強大、武器先進的侵略軍展開激烈的戰斗。組織游擊隊，開展地道戰和地雷戰等經典戰例。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一同投入抗日的洪流，結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空前規模的、整個中華民族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八年抗戰。

我們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能淡忘了“7月7日”這個國恥日！前世之事，后事之師。牢記國恥，奮發圖強！

二、悲壯！但讓人熱血沸騰!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劉湘（1889～1938，四川大邑縣人，時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第23集團軍總司令）

—— “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姜玉貞（1893～1937,山東菏澤人，時任66軍65師196旅旅長）

—— “有我姜玉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貞誓與原平共存亡！”

張自忠將軍殉國遺言：

——我今日力戰而死,對民族,對國家,對長官可告無愧,良心平安!孫連仲于臺兒莊血戰中嚴辭拒絕部下的撤退請求：

——任何人都不能撤退，臺兒莊便是我３７師的墳墓！我們應當以血肉來填敵人的炮火，先用士兵填．士兵填完了尉官填，尉官填完了校官填，校官將官填完了我總司令來填，填完為止！！

三、抗日戰爭勝利昭示民族振興

抗日戰爭，是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毛澤東曾以氣吞山河之勢向世人宣稱：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振興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以其應有的作用和地位走向世界，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良好開端。

一個民族要走向振興，就必須掙脫枷鎖走向世界，爭取國際榮譽，爭取國際地位。抗日戰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聲譽。中國人民的浴血抗戰不僅受到世界人民的崇敬，更重要的是自身地位空前提高，首先，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英美政府分別通知中國政府，聲明愿意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英美兩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促使在中國享有特權的國家仿效。其次，收回了大部分失地。由于戰爭的勝利，不但收回了抗戰以來被日本侵占的大片領土，而且光復了已被日本割占半個世紀的臺灣、澎湖列島，除了香港、澳門外，一切由帝國主義租借或占領的領土均被收回。外國列強攫自中國的殖民地，終又回到祖國懷抱。再次，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得到加強。1942年1月，中國以重要成員國的身份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1942年11月，中國政府作為戰爭中的三個大國之一與英美共同參加了開羅會議，這次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國研究與確定對日作戰，處理戰后日本問題的重要會議。1945年，由中、蘇、美、英4國發起，邀請《聯合國家宣言》的簽字國和參加國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從此，中國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而載入史冊，中國還成為這個最廣泛的國際組織的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實現了自民國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統一與團結，這是民族振興的重要前提。抗戰前的中國政治舞臺上活躍著各種政治勢力。除了國共之間的對立和戰爭外，還有國民黨各派系之間，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斗爭，地方實力派相互之間也是你爭我奪，混戰不已。在山河破碎，大敵當前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各種政治力量、各個階級終于摒棄成見，共同團結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民族敵人，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自我振興。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得到鍛煉，更加成熟，更加堅強，政治威望空前提高，成為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主要領導力量。

四、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胡錦濤說，60年前那場決定世界前途命運的偉大勝利，永遠銘記在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民心中。我們隆重紀念那場偉大勝利，就是要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更好地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事業，更好地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全體同胞團結奮斗的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人民并肩戰斗的結果。中國人民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感到驕傲，也為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感到自豪。

如今，64年過去了，人類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科技日益進步，各國綜合實力的競爭日益激烈，國際局勢更加復雜多變。此刻，我們更需要牢記歷史，擦亮眼睛。特別是，現在的日本，對屠殺罪行百般抵賴，對歷史暴行死不悔改，對侵略歷史選擇性忘記，代表侵略勢力的日本右翼幽靈始終在東亞的上空游蕩，我們對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有時刻牢記那場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對中國的和平與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抗日戰爭，始終緬懷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先烈的英勇事跡，認真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更好的堅定和平信念，才能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第四篇：正視中國抗日戰爭

正視中國抗日戰爭

標題：正視中國抗日戰爭 作者：孫三里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軸心國集團對世界人民進行了殘酷的侵略，生靈涂炭，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那場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極大增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日本卻矢口否認敗于中國，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粗淺的看法，希望能對廣大讀者對認識這一疑問能提出一定的幫助。關鍵詞：反法西斯 軍事 原因 和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二周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二周年。但是關于中國的抗日戰爭，或許我們也產生“為何日本不承認敗于與中國”的疑問，今天我寫篇簡短的文章，提出一些自己粗淺的看法，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一、概況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侵華，中國開始了局部抗戰。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段時期，是我們常講的中國抗日戰爭，主要包括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階段。

戰略防御階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廣州、武 1 漢的淪陷）：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緊密聯合抗日。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發揮了主要作用，組織了平津、太原、淞滬、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會戰，雖然最終以上城市相繼淪陷，但29軍痛擊日軍、平型關大捷、四行倉庫800壯士、臺兒莊大捷等事跡展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為中國戰略物資向大西南地區轉移爭取了寶貴時間。

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廣州、武漢淪陷后，隨著日軍戰線的拉長，兵力不足。中國共產黨部隊挺進敵后建立根據地，嚴重威脅了敵人后方，日軍補給困難，資源緊張。在正面基本停止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行動。將主要力量用于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國民黨則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戰爭處于相持階段。期間，在正面戰場，日軍仍然進行了對南昌、隨棗、長沙、滇西等地區的局部進攻。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同時向美國、英國、荷蘭宣戰，中國擺脫了孤軍奮戰的不利處境。

戰略反攻階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隨著戰爭的持續發展，日本人力、物力、財力嚴重不足，逐漸在戰爭中凸顯頹勢。期間，雖然日本困獸猶斗，向豫湘桂等省發起瘋狂進攻，但已是強弩之末。在歐洲，他的德國盟友已經陷入兩面受敵的泥潭，自己在太平洋戰爭中海空力量喪失殆盡，節節敗退，中國敵后根據地的迅速發展極大牽制、消耗 2 了日軍。中國發起了局部反攻，收復了滇西、廣西等地區。在美國逼近日本本土、蘇聯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的大反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民進行了“對日寇的最后一戰”，取得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二、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 中國以傷亡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元，間接降級損失5000億元的慘重代價，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中國各階層人民不斷努力的結果，是近百年以來的反侵略斗爭中第一次取得完全性勝利的戰爭。它大大增強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有力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期間，德國、日本、意大利三個法西斯國家組成的軸心國，對世界人民進行了殘酷的侵略，生靈涂炭，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那場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對于打敗日本方面，中國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戰時間說，中國從“九一八”算起，抗戰14年，全面抗戰8年，時間是最長的。美國、英國對日作戰3年零八個月，蘇聯僅三個月。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經得起長期戰爭；而日本是小國，人少、資源少，經不起長期戰爭，中國的持久戰拖垮了日本。

抗戰的前4年，中國面對了日本無后顧之憂、“一鼓作氣”的全面進攻，以血肉之軀筑起了反法西斯戰爭的一條堅固防線，使得日軍深陷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大部分 3 兵力被牽制在中國而無法脫身。如1938年秋，日本共有24個師團，其中的22.個半師團（還有半個師團在朝鮮，1個近衛師團在本國），也就是占日本總兵力的93%軍隊被牽制在中國。

雖然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擴充兵力，將部分師團調往東南亞參加對美英的作戰，但即使在戰爭最緊張的1944年，日本仍然有44個師團（當時日本約有100個師團）被牽制在中國。就像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的：“如果沒有中國，會有多少日軍抽出身來，向澳大利亞、印度侵略啊！”

三、日本不承認敗于中國的原因

時至今日，日本官方都不承認在那場戰爭中被中國打敗。具體原因，我想應該包括以下幾點：

（一）近代中國的屈辱外交和弱國地位，使得日本對中國持有蔑視的態度。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經歷了仰視、平視、俯視三個階段。漢唐時期，中國國力昌盛，東漢光武帝曾賜予日本“漢倭奴國金印”、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中國的鑒真高僧在日本講學影響深遠都表現了這一時期日本對中國的敬仰；元世祖忽必烈兩次進攻日本，因為臺風為沒有成功，打破了中國軍隊戰無不勝的神話，明朝倭寇侵略我國東南沿海一帶，一直到清末，日本對中國持平視態度；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而日本變法圖強，走向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直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擊敗中國，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期間五十 4 年，日本稱中國為“支那”，意思是豬玀、下賤人，對中國采取的基本是俯視的眼光。

（二）從軍事上說，客觀上，中國殲滅日軍數量和海空力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雖然中國牽制了大量日軍，但殲滅日軍的數量有限，通常我們說日軍在中國傷亡130萬人，但是其中被中國人打死的日軍只有40萬人，在那個時代受傷的士兵75%是可以重新返回戰場的。而日本在那場世界大戰中約有185萬人喪命，其中在菲律賓與美軍的作戰中戰死52萬人，在緬甸被英國打死18萬人（其中有1萬日軍是被中國遠征軍打死的），在硫磺、沖繩島戰死約15萬人，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中死去24萬人，在中國東北被蘇聯打死約10萬人，還有25萬人在與美軍在南太平洋的諸島的爭奪中死去。也就是說約有135萬人死于美國人之手。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20余艘航空母艦、19艘巡洋艦、11艘戰列艦和幾乎所有飛機都是被美國軍隊擊沉或擊落的，其海空力量必須的鋼鐵、石油補給線也是由美軍切斷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被美國人打敗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330萬日軍全部放下武器時，向中國軍隊投降的日軍只有70多萬人。

在中國戰場的平津會戰、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太原會戰、武漢會戰、豫湘桂會戰等一系列會戰中，中國軍隊人數基本都超過日軍的兩倍，但卻都以失敗收場。中國的漢奸人 5 數眾多，例如1940年，日本扶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僅投靠日軍的國民黨軍隊就達到了50萬人；在八路軍與日軍作戰取得勝利的百團大戰中使得日軍傷亡1萬人、偽軍傷亡4萬人，“偽軍”大多數皆是中國人。

以上客觀事實，也是日軍不承認敗于“不爭氣”的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對日本戰犯審判的不徹底性

日本戰敗后，美軍單獨占領日本。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為期兩年多的審判后，將廣田弘毅、東條英機、土肥原賢

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人判處絞刑，但宣布天皇無罪，對很多甲級戰犯免于起訴，審判并不徹底。1951年，美國結束了對日本的占領，轉而扶植日本，日本的右翼勢力抬頭，重返政壇。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很多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扭曲美化侵略戰爭，更不承認被中國打敗。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本文希望能對廣大讀者認清抗日戰爭的歷史，緬懷革命先烈，在新的形勢下發憤圖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自已的貢獻。

參考文獻：《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編寫組，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抗日戰爭的細節》，魏風華，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作者簡介：孫三里，男，漢族，1988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鄲城縣，2012年畢業于新疆石河子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現擔任湖南省瀏陽市秋收起義文家市會師紀念館研究室科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電話：***；郵箱：1060261702@qq.com。

第五篇：試論抗戰時期國際友人對中共形象的建構

【摘 要】 本文闡述了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三位著名的國際友人在抗日戰爭期間訪問延安，向世界客觀、公正地報道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領導人、中國人民堅決抗戰的實況；論述他們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建構方面的作用和貢獻。

【關鍵詞】 國際友人；中共形象；建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戰時期，有一大批國際友人長途跋涉來華，不顧個人生命安危，直接積極投身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革命斗爭之中。作為新聞記者的國際友人來華，他們追求真理，通過實際的采訪與親歷親聞，客觀、公正地向外界介紹中國國內實況，向外界真實宣傳了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的真實情況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革命主張，使各國和外界人士對其有了新的認識與改觀，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打破了國民黨之前對中共的惡意丑化、隱瞞實情，并真實報道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使各國民主人士對中國人民反對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的勇敢、堅定和不屈不饒的精神而感動，從而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

在國際友人來華支持中國革命事業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巨大的貢獻和作用就是身為作家和新聞記者身份的國際友人，以“三s”為代表（即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三位貢獻突出的著名國際友人）對中共領導人以及八路軍真實情況的報道，起到了對中共整體形象的宣傳與建構，從而使外界更多的了解了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共領導的紅色政權，使各國與外界人士認識到了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能夠有力支持和支援中共的革命主張和抗日斗爭。

一、第一個進入紅色蘇區報道中國革命和揭秘毛澤東的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

在中共中央落腳于陜北蘇區之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邊對陜北共產黨政權進行軍事打擊、經濟和消息封鎖，一邊向國內和外界歪曲事實、惡意丑化共產黨形象，對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污蔑和丑化，如稱共產黨人為“共匪”、“紅頭魔鬼”等，在這種情況下，外界人士對中共的真實情況不了解，并且隨著中國政局的急劇變化和共產主義運動形式的初步高潮，引起了西方各國不同程度的注意，駐華記者們對此倍加關注，但當時還未有一名記者親身采訪過共產黨員，并對紅色蘇區的真實情況進行報道。

對于國民黨的軍事打擊、新聞封鎖以及丑化歪曲事實的舉措，1936年中共中央給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去信，請宋慶齡推薦一名外國新聞記者和一名醫生前往蘇區，希望外國記者能真實客觀的報道中國紅色政權的情況，以便讓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色蘇區，打破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支援和幫助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恰在這個時候，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向宋慶齡提出了希望去蘇區訪問的要求，希望能實現采訪共產黨人和紅軍的夢想。

斯諾為了能實現他采訪紅軍的夢想以及對中共革命的關心，在國共兩黨對峙、國民黨嚴查并封鎖了去陜北蘇區的道路的嚴峻形勢下，他依然頑強、勇敢，冒著生命危險，通過宋慶齡的幫助與共產黨人取得了聯系。“1936年6月3日從北平出發了。??斯諾就這樣成了第一個到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西方新聞記者，也是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人對話的美國人。”[1]

1、與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和交談

1936年7月斯諾和馬海德通過層層阻力，闖過了西安城、洛川鎮和延安城三道嚴密的封鎖關口，開始向西徒步跋涉，到了安塞縣。7月9日，斯諾在安塞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在斯諾與周恩來的交談中，周恩來的言談舉止給了他很深的印象：“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面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2]

斯諾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周恩來這個傳奇式的人物――“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的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3]

2、對毛澤東的采訪和《毛澤東自傳》一書的寫作背景

斯諾和馬海德在紅軍官兵的護送下，來到了保安，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保安城一片火紅色。“在快到了紅軍司令部時，已經有許多紅軍干部和戰士排成兩行，正列隊歡迎斯諾和馬海德的到來。??斯諾和馬海德看到這種隆重的場面，為紅軍在這樣的山溝里舉行的儀式而感動。”[4]歡迎儀式結束后，斯諾和馬海德住進了外交部招待所，這是一棟只有四間小磚房的屋子。

1936年7月16日晚，毛澤東派人請斯諾去他的窯洞。斯諾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后，“毛澤東主動而熱情地同斯諾打招呼，并彬彬有禮地說：‘歡迎！歡迎！’斯諾借助窯洞的燈光，見毛澤東身高消瘦，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鼻梁很高，顴骨突出，雙目炯炯有神，他的第一印象就覺得毛澤東像林肯。”[5]當斯諾與毛澤東初次見面時，斯諾的印象是“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6]

毛澤東連續同斯諾談話，從抗日談到內政、土地政策和教育等問題，每次談話總是從晚上開始進行，直到凌晨兩三點鐘，“經過反復多次的交談，斯諾不僅詳細地了解了這位既是蘇維埃主席，同時又是紅軍指揮員的毛澤東家庭、童年、婚姻以及個人成長的經歷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還了解了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全過程，特別是搜集了關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在交談中，毛澤東也向斯諾詢問了許多美國政治、經濟、地理、氣候、人口的情況，表現出對遠隔重洋的美國人民的關注。”

1936年9月底，斯諾與馬海德再次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并希望通過采訪向外界宣傳真正的毛澤東，正如他對毛澤東所說的：“有些人認為你會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你是一個無知的農民，??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7]就這樣，從此以后，接著十幾個夜晚，毛澤東開始了他人生的敘說，這就是之后的《毛澤東自傳》一書誕生的背景。當斯諾即將離開蘇區時，斯諾為毛澤東拍下唯一戴軍帽的戎裝照片，這成了毛澤東最好的一張照片，也成了毛澤東的相片中最著名的一張。

在陜北蘇區九十二天的采訪，對斯諾來說是一段難以忘懷、興奮的經歷，這次的西行采訪，使他對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以及蘇區的廣大群眾有了真摯的感情，從而對處在革命與戰爭浪潮中的中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1936年10月12日斯諾離開陜北到達西安，之后到了北平。不久，一部影響世界的著作即將誕生――《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真實地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報道了陜北紅色根據地的實際情況，打破了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的長期封鎖，生動而真實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況，影響甚大，很快就出版了多種文字的譯本，成為許多國家的暢銷書，被認為是一部“真正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的著作”。這部著作的出版，向外界對中共整體形象的正確宣傳與建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之后更多的國際友人來蘇區采訪、支援和幫助中國革命奠定了基礎，影響深遠。

3、一生心系和宣傳中國革命，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不久，斯諾因為報道“皖南事變”真相，被國民黨政府吊銷了記者許可證，被迫離開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國。

當斯諾回國后，他積極的宣傳中共，向美國人民和美國領導人描述了一個真實、客觀、積極進行抗日斗爭的有實力、有前途的共產黨形象，并且說到：“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他很聰明，但又無能，他不知道中國人需要什么，??”“中共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的士氣高昂，在艱難的環境中從來沒有失去希望，從將軍到士兵都對勝利充滿著信心。”[8]

由于斯諾積極宣傳中共形象，羅斯福總統曾三次與他秘密會談中國問題，使得羅斯福總統對華政策的轉變，盡管由于之后羅斯福總統不幸病逝，美國和中國共產黨進行的軍事合作計劃流產，但還是為中美關系的進程與后來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內瓦逝世，一生心系中國的他，在最后的遺囑中將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中國。他一生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大地的女兒，把一生都奉獻給中國革命的國際友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1、在上海投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

史沫特萊從1929年到1936年在上海積極投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史沫特萊就開始幫助魯迅把中國左翼作家和革命的文學宣傳到上海。1932年出版了《國民黨的反動的五年》，記錄了蔣介石自1927年到1932年破壞淞滬抗戰的反動歷史，揭露了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不抵抗的消極態度。

1933年5月，史沫特萊第一次與中國共產黨人取得聯系，之前她不了解中共革命的情況，她希望有機會能親眼去看一看。“通過宋慶齡、魯迅等人介紹，史沫特萊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蘇區秘密潛入上海的紅軍聯絡點和接待站。??寫出了《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成為世界上第一本介紹中國紅軍的文獻。”[9]

2、奔赴圣地延安，書寫《偉大的道路》，積極宣傳中共革命

在 “西安事變”期間，史沫特萊勇敢地承擔起張學良東北軍總部電臺的英語播音員，成了這一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她用尖銳的言辭評論和駁斥了南京廣播電臺的子虛烏有的造謠說“蔣介石已經遇害身亡”、“紅軍占領了西安”，以客觀、真實、準確的事例向外界及時報道了事變的真相，維護了中共紅軍和中共中央積極促使事變和平解決的形象。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萊終于實現了她多年的愿望――奔赴圣地延安。到達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由馬海德陪同，見到了朱德司令。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描寫了當時會見的情景，她寫到：“這時一個穿著灰布補丁制服的矮而結實的人的身影，從點著的蠟燭的桌子后面站了起來。于是，我看見了多年來在我的文章中講到過的朱德。”[10]史沫特萊對朱德的第一印象，在她的著作《偉大的道路》序曲中寫到：“雙方對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當時是51歲，不過，當面看來，臉上皺紋很深，雙頰下陷，至少見老了十歲。??”[11]

當史沫特萊第一次與朱德見面后，就決定為朱德寫一本傳記，當朱德問其原因時，她回答到：“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了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12]可以看出，史沫特萊是想通過寫朱德的人生經歷來透視中國農民整體的生活歷程，是將朱德的人生經歷作為生活在中國的每一位農民的縮影，這不僅向外界客觀、真實描寫了中共領導人的具體形象，而且也讓外界人士對當時處在中國革命時期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更為了解和關注。就這樣，一部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并列，被稱為描述紅軍和抗戰中國的經典著作又一次誕生了――《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這本傾注了史沫特萊全部心血的書，不僅記錄了中國人民敬愛的朱德同志60歲以前所走過的道路，同時也生動地展現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對中共形象的宣傳和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永遠深愛著中國的土地，為中國革命奮斗終生

1941年史沫特萊回到美國后，盡管生活、健康問題困擾著她，但她一如既往地表達對中國革命的熱愛和關心，在美國四處演講、廣播，寫文章報道中國革命和抗戰的真相，為中國抗戰募集捐款。

1943年史沫特萊在紐約城市大廳討論會上的一次演講，她當時的對手是從1934年就住在美國的林語堂，日本反戰作家石垣綾子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到：“站在寬敞舞臺上的史沫特萊把手背在身后，在話筒周圍走來走去，挺著胸膛，揮舞著雙手，拿著話筒好像是要傾倒聽眾中去一樣熱烈講演。”[13]史沫特萊與林語堂的這次辯論，“把被美國人民視為英雄的蔣介石政權的鍍金層剝落了”，美國人開始知道蔣介石脫離人民的黑暗獨裁統治已經處于危險之中，在國共兩黨鮮明的對比之下，更有利于對中共形象的宣傳與建構。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萊不幸逝世，她沒有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偉大的道路》出版就離開了人世，生前也沒有回到心中永遠摯愛的中國的土地上。但她對中國革命的熱愛與貢獻、對中共領導下的紅色政權的關心與幫助，她的國際主義精神永遠值得我們銘記于心。三、一生六次訪問中國，晚年在中國度過的國際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及時發表“皖南事變”真相，揭露蔣介石的陰謀詭計，維護了中共團結抗日的形象

1940年12月，斯特朗第四次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同斯特朗見面會談，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正在計劃投降和內戰的陰謀，預言可能會發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戰爭，并將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正不斷加劇同共產黨軍隊的武裝沖突的詳細情況告訴給斯特朗，同時還向斯特朗提供了許多關于國民黨將領已經準備同日本人積極合作的信息，說到：“但是，你現在不要發表這些資料，要等到我捎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14]

之后，斯特朗在回國的途中知道了“皖南事變”的消息，等她到了美國后，她收到了斯諾從香港給她的信，了解了“皖南事變”的真相，1946年初，她收到了一封航空信件，信中只有一句話：發表你所知之事的時機已經到了。同時，信中還裝有中共重新組建新四軍的正式命令和列舉重慶當局親日分子要把中國納入法西斯軸心國的十五點陰謀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正式聲明。

2、到延安訪問中共領導人，離開時不忍離去，傷心痛哭

1946年7月31日，斯特朗乘坐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到達延安，這是她第一次抵達紅色蘇區，采訪中共領導人。

1946年8月6日下午，斯特朗來到了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住處棗園，并和毛澤東進行了第一次交談。斯特朗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毫無拘束，舉止緩慢、有力而從容，很像一位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在一種深邃而機敏的理智的驅使下，他周身充滿活力。”[15]在采訪中，斯特朗向毛澤東詢問了中共對與國民黨的關系、對內戰的看法以及土地政策的相關問題，毛澤東給了詳細的解答。當斯特朗問起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看法時，毛澤東在思考中用了一個很生動形象地比喻回答道：“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6]毛澤東與斯特朗的這個談話后來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論斷，這個談話也讓她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認識了毛澤東，了解了中共黨人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的目標，真正的體會到中共的力量與影響力絕不是共產黨人自封的，而是在中國廣大農民群眾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中獲得的。

1947年1月底，由于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企圖摧毀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做出了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陜北的計劃。當斯特朗向陸定一提出，她想跟著中共和群眾一起走，舍不得離開時，陸定一沒有同意她的要求。但她沒有放棄，仍然決心要跟隨部隊撤離，后來，朱德和周恩來一同勸說她，最后斯特朗傷心痛苦地表示理解，于1947年2月14日乘坐最后一架飛機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她熱愛的延安。她在回國期間，寫下了《中國的黎明》一書，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革命即將到來，之后，她又以訪問延安、東北和華北解放區的見聞為素材，寫下了《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記述了中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過程，對中共形象的宣傳與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讓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國共產黨，更多的支持和幫助中共革命。

3、情系中國，在中國度過晚年

1958年9月22日，72歲高齡的斯特朗沖破重重障礙，第六次回到了她熱愛的中國大地上，從此定居北京，住在周恩來特意安排的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大院，把中國作為了自己的家鄉和最后的歸宿。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總之，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與進程中，離不開國際友人的支持與幫助，尤其是以作家、新聞記者身份來華的國際友人，他們在向外界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八路軍的整體形象客觀、真實、公正的宣傳和建構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得各國民主人士對中國革命的急切關注與支援，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與奉獻精神值得我們銘記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