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前蘇聯解體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前蘇聯解體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在進行對蘇聯解體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之前，我們必須簡要地介紹一下斯大林模式，它對蘇聯體制的影響，貫穿了幾乎整個蘇聯的存在時期。很多蘇聯時期存在的社會問題，都可以在它的體制上找到根源，而整個蘇聯時期高度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模式，都可以說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影響的產物，盡管斯大林之后的領導人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雖然有所改革，但卻始終未觸及到最根本的中央集權和國家干預，而中央集權和國家干預正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內容。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政治方面的表現

1.高度集中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第一，國家的權利高度集中于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共產黨是整個國家的領導力量。

第二，黨的權利高度集中于中央，當黨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而黨中央機構則擁有廣泛的權利。

第三，中央的權利高度集中于個人，所謂黨的權利高度集中于中央，并不是集中到中央委員會，而是更多地集中到政治局，尤其是書記處，最終就形成了由總書記個人專權的局面。2.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

當時由黨集中統一管理干部和自上而下任命干部，規定了三條標準：政治標準，業務標準和年輕化標準，這種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與黨政干部高薪特權階層的行程緊密相關。3.軟弱而低效的監督機制

由列寧親自設計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斯大林時期獨立性基本消失，職權范圍大大縮小，體現在兩個方方面：第一，中央監委與中央委員會的平行地位喪失了；第二，檢查機關領導人由選舉制改為任命制。檢察機關的作用因此變得極其有限，只有自上而下的監督，而失去了自下而上的監督。

4.地位特殊的國家安全機關

前身是在列寧時期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到了斯大林時期，由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體制，國家安全機關也就獲得了特殊的地位，在地位上凌駕發展成為了濫用專政職于黨和國家之上，不受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踐踏社會主義法制的特殊機關。

（二）經濟方面的表現 1.國家所有制占絕對優勢

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都高度集中于中央，絕大部分企業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國家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有全面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企業成為國家機關的附屬品。

第二，職工缺少民主管理的權利，國營企業的職工并沒有直接管理企業的權利，只有建議權和形式上的監督權。2.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

第一，計劃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

第二，計劃具有無所不包的廣泛性。

第三，計劃具有高度集中的統一性。

第四，計劃完全排斥市場調節。3.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經濟管理方法 國家通過層層行政機關，廣泛采用具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和決議，對全國的企業和經濟活動進行集中統一的計劃、組織、指揮、調節和監督。4.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

第一，突出高速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第二，追求數量增長的高速度，為了完成指令性的任務而不計成本代價（有點像我們的大躍進）；第三，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由國家集中一切資源，優先滿足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需求

斯大林模式同時具有其歷史合理性與歷史局限性的兩面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更多地體現出了它的合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則更多地體現了它的局限性。

（一）歷史合理性和進步作用

1.斯大林模式適應了當時國際形勢的需要

2.斯大林模式適應了落后國家求生存謀發展的迫切需要

3.斯大林模式鞏固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開展了社會主義建設 4.斯大林模式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

（二）歷史局限性和消極作用

1.民主范疇過于狹隘，容易產生個人專權

2.經濟上管得過死，總體效益較差

高度集權體制只發揮了一個積極性，即中央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而地方、企業和職工卻沒有這種積極性，從上到下把一切都管得過死，以致整個經濟都缺少活力，只能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來推動經濟發展，結果導致速度高而效益差，數量多而質量低。蘇聯經濟的發展進程表明，高度集中是英語經濟粗放型發展時期的需要，因為這一時期主要是為工業發展打基礎，追求數量增長，并保證國民經濟重點部門的快速發展，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規模總量的擴大、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高度集中的體制就越來越不適應形勢了，再怎樣合理的經濟學分析都無法把資源最優化最合理地分配到需要它的每個角落，在這個時候市場分配比指令性計劃更有效更合理。因此，高度集權體制在戰后蘇聯所產生的消極作用，也就越來越明顯。

3.斯大林模式被理想化、固定化 斯大林在戰后繼續堅持現行體制及其政策，并把它們理想化，斯大林在戰后不僅全面肯定了戰前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且提出再用三個五年計劃時間來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后來的冷戰美蘇爭霸時期，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繼續成為了前蘇聯優先發展的工業），斯大林甚至

還走得更遠，他不僅把現行體制理想化、固定化，而且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的樣板，強行推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

4.斯大林體制過于僵硬，缺乏自我調整能力，甚至連一些應急的變通、調整和改革的能力都不具備了，對現行政策與體制進行調整和改革，這向來是政權上層領導集團與社會下層群眾之間雙向互動的產物，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先后經歷過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體制三個模式，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都是一種短暫的、不成熟的體制，而斯大林體制則是一種成型的、持續時間很長的社會主義體制，因此其作用和影響顯然不能同前兩者相提并論，斯大林體制存在嚴重弊病，但它后來卻不斷地被理想化、固定化，于是，斯大林體制就產生了嚴重的消極作用，即體制過于僵化，缺乏自我調整的能力，雖然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其他蘇聯領導人曾花了很大力氣進行調整和改革，但斯大林體制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征——高度集權并沒有從根本上加以改變，這就使得改革難以深入，體制僵化的狀況也很難加以改變。結果是，斯大林體制那些曾經是進步的部分，在二戰之后都在逐步走向方面，發揮消極影響。

從理論層面上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理論，那就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因內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這些國家內部各種矛盾激化的結果，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是演變的外部條件。因此前蘇聯解體是在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而且內部原因是主要原因。

內部原因一：經濟困難

經濟困難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遭到顛覆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國家正依靠高新科技的力量進入經濟快速增長期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出現了經濟困難。進入80年代，蘇聯已經完全喪失了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的又是，其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趨勢：1970年為11.4%，1985年為10.2%。其經濟實力與美國的差距也在擴大。根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197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總額相當于美國的67%，而1985年這個數字已經降至66%，1987年又進一步下降為64%。到了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任的時期，蘇聯已經處于經濟危機的邊緣，其國民生產總值不僅低于美國，而且也低于日本，綜合國力大大下降。在蘇聯經濟日益困難的同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高科技的發展為經濟注入了強心劑，使它們的經濟從80年代初期的蕭條中擺脫出來，并取得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在這種強烈的對比下，蘇聯人民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從而為敵對實力煽動群眾、制造**提供了條件。

內部原因二：特權階層對黨和國家侵蝕

干部階層蛻變為一個與人民對立的特權階層，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傾向于犧牲下層人民的利益來解決上層權貴的問題，這使得人民與黨形成了鴻溝，出現了人民對與黨的信任危機和對于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信仰危機。

特權階層的形成：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確立，蘇聯各級黨政干部擁有了巨大的、不受人民群眾監督的權力，這使他們擁有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基礎。在這種體制下，他們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只要討得上級領導的歡心，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地追求個人利益，所以，盡管斯大林時期蘇聯國內各方面條件還比較艱苦，但仍有越來越多的黨政干部以權謀私，成為特權者（還有沒有形成特權階層），而且，斯大林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對那些不同意他路線、對他的權力構成威脅的人進行無情打擊；同時，對那些忠實于他的人給與各種好處。盡管赫魯曉夫時期進行了多項改革，但并沒有在行政體制中建立和加強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機制，特權者的隊伍仍在擴大。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隨著政治、經濟及思想文化環境的發展變化，蘇聯黨政干部隊伍內部特權者的人數不斷膨脹。在他們當中一個大體一致的政治文化心理也逐漸形成，在蘇聯社會中終于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特權階層的出現與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和執政風格有關。原因如下：第一，勃列日涅夫單純地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如果說赫魯曉夫贈給蘇聯權貴的禮物是人身安全（赫魯曉夫時期沒有斯大林時期那樣的大清洗也沒有搞個人崇拜和路線一致），那么勃烈日涅夫則保障了它的職務穩定”；第二，勃列日涅夫時期不斷擴大黨政干部隊伍，使得蘇聯的黨政機構癱瘓臃腫，如當時的黑色冶金工業部，共有部長一人，第一副部長三人，副部長15人；第三，勃列日涅夫時期停止了赫魯曉夫的改革嘗試，賦予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以不可動搖的地位將，從而使黨政各級干部擁有了穩定、巨大的權力；第四，一些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內追求奢侈享樂，起了不光彩的“個人榜樣”作用。

特權階層對黨和國家的侵蝕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聲譽的損害，蘇聯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蘇聯共產黨中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這無疑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美好理想就是人人平等和公正，沒有貧富分化的社會，當普通人民看到那些特供商店，高級轎車，高級別墅，又有誰會不質疑社會主義的平等和公正呢！（當下中國社會的也有官僚特權階級）第二，制造了黨和人民群眾間的巨大鴻溝，蘇共特權階層不是現代經濟和社會正常發展的結果，而是一種政治權力作用的結果，而權利是現代社會中最為敏感的東西，一部分人因為把握了權力而成為特權階層與普通大眾分離開來，無疑會形成巨大的社會鴻溝（這個比當下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更會造成社會鴻溝）；第三，特權階層對改革阻撓，作為現行權力高度集中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要極力地阻擾改革進行，尤其是當改革觸及到體制的時候，體制的弊端和漏洞正是這些特權階層特權獲得的根本原因，而體制卻正是蘇聯諸多問題的核心，最亟待改革。

內部原因三：民族問題沒有妥善解決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問題卻歷史地遺留給了蘇聯。由于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失誤，蘇聯未能妥善處理好民族問題，當蘇聯國內出現政局動蕩和社會危機時，民族問題發揮一部分作用。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蘇聯由129個以上的民族組成人口總數為2.8574億人，蘇聯各個民族人口數量相差很大。俄羅斯民族是蘇聯人口最多的民族，約為1.4516億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50.8%，其余49.2%為少數民族，蘇聯各民族使用130余種語言，信奉10多種宗教。各民族的歷史、文華、傳統和風俗習慣以及經濟發達程度有很大的差異。蘇聯不僅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且還是一個聯邦制國家，蘇聯的國家結構形式為：蘇聯由加盟共和國組成，加盟共和國內又包括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專區，如此復雜的民族構成是世界上少有的，蘇聯因此成為世界上民族關系最復雜的國家之一。

蘇聯歷史上是民族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列寧曾形象地稱沙皇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在列寧時期，民族平等原則是處理民族關系的一貫基本原則；到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從法律形勢上規定各民族平等到主張民族間事實上平等；從聯邦制向實際上的單一制演變；從主要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到主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從允許各民族語言自由發展到強調推行俄語；把民族矛盾歸結為階級矛盾，用階級斗爭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從1986年春季雅庫特大學民族沖突和同年12月阿拉木圖民族騷亂事件開始，民族沖突連續不斷地發生，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和外高加索地區是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民族沖突中的兩個“熱點”地區。在處理民族關系的問題中，戈爾巴喬夫應對不及時，把阿拉木圖事件簡單歸結為“民族主義表現”和“反革命”，直到1988年才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要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民族問題，而這次會議卻一拖再拖直到1989年9月才召開，而這時民族糾紛的浪潮已經席卷了整個蘇聯大地；在民族主義抬頭的重要關頭，戈爾巴喬夫缺乏對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嚴重性缺乏認識，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甚至忽視了民族因素；政治改革方向的錯誤對民族關系也造成了損害。

內部原因四：戈爾巴喬夫應對危機失利

有人把戈爾巴喬夫上臺時的蘇聯比作一艘滿載軍火卻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行將沉沒的舊船，作為船長的戈爾巴喬夫確實一個相當不稱職的船長，他在應對蘇聯國內出現的種種危機時缺乏深謀遠慮和妥善應對，盲目進行改革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蘇聯領導層應對危機失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初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他的經濟改革一開始雖然沒有引入市場經濟的概念，但仍致力于擴大企業的權力，削弱各級行政管理機構的經濟權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體制對經濟運行的束縛。這樣的改革會相應地減少特權階層對企業的控制力，削弱他們的權力地位，隨著經濟改革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特權階層當中主張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越來越多，資本主義是維護和擴大他們特權的有效途徑，越來越多的人（主要是特權階層，但是只有他們握有改革的權力）主張放棄原來的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

戈爾巴喬夫只進行了一年多的經濟改革，就在經濟改革未取得成效的情況下匆忙地轉向政治改革，在改革開始的初期，戈爾巴喬夫曾經將矛頭指向蘇聯社會中的特權階層，但是戈爾巴喬夫有兩點認識偏差，第一，特權階層是一個社會階層，一個社會階層必須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并通過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才能完成；第二，他自己就是特權階層的一分子，享受這不該享受的特權，行使著許多超出他職責范圍的權力。在這兩個認識偏差下，戈爾巴喬夫盡管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他的這些改革的主導者始終是包括他在內的特權階層，這些特權階層又怎么會為了改革而犧牲掉自己的種種特權呢！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沒有消滅特權階層卻消滅了蘇聯。

同時，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戈爾巴喬夫也進行了一系列不和適宜的改革，其中包括推動社會民主化，社會民主化實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何評價蘇共在70年執政時期出現的偏差乃至嚴重的錯誤，戈爾巴喬夫提出蘇聯歷史“不應當有被遺留的人物和空白點”，蘇聯社會“不應當有不受批評的禁區”，結果，社會輿論開始大張旗鼓披露歷史真相，公開宣傳蘇共“陰暗面”，由此引發了一股從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寧，甚至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在這個思潮中，蘇共沒有對輿論加以正確導引，最終蘇共成為了所有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遭到人民質疑，蘇共的威信收到嚴重削弱，人民的信仰危機加劇。

外部原因一：西方為消滅蘇聯的“和平演變”戰略

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略，即以武力為后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的所謂“全球民主化”進程。

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主要是以下四種形式（1）西方利用經濟實力為誘餌，對東歐國家軟硬兼施，迫其就范。東歐國家的反對派五一不是靠西方的支持才得到發展的。從波蘭的團結工會，到民主德國的新論壇，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論壇，到保加利亞的生態公開性組織，他們的活動經費絕大部分來自西方國家，他們的主張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和宣傳（2）利用宣傳媒體打攻心仗（3）利用人員來往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以影響東歐國家向“自由世界”演變（4）搞秘密間諜活動，拉出去打進來，竊取情報，搞策反，支持**。

然而自稱是鐵桿反共分子的尼克松曾說：“我一生都在批評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我被恰當地冠以毫無悔改之意的冷戰斗士和共產主義之敵的頭銜”，對蘇聯來說，“美國的軍事集結和強硬外交促成了蘇聯的奔潰。但奔潰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

外部原因二：美蘇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將蘇聯經濟拖垮

冷戰時期美蘇軍備競賽迫使蘇聯大力發展軍事工業、重工業、化學工業和航空太空工業非常發達，其水平在世界上處于領先的地位，但是事關民生的輕工業和農業則相對落后，導致國家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輕工業和農業的落后也是蘇聯人民長期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美國在里根總統時期提出星球大戰計劃，通過以高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軍備競賽，誘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進行軍備競賽，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從而拖垮經濟力量相對落后的蘇聯。不僅如此，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實行全球擴張斬落，窮兵黷武，發動侵略阿富汗戰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

總結：蘇聯解體是外因內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內部原因，但是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犯過很多錯誤，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很多弊病，比如，在經濟上沒有及時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經濟體制；在政治上，決策過于集中，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在名族問題上，存在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在加盟國地區甚至出現了民族沙文主義，民族關系處理不當；在國際問題上，與美國進行全球爭霸，推行霸權主義。這些是蘇聯解體的內部原因。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對蘇聯進行思想滲透、經濟誘迫，在國內支持反對派，培植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對蘇共制定正確路線和戰略進行干擾。這是蘇聯解體的外部原因。

如何看待蘇聯解體（我的觀點）

蘇聯解體不能說明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社會進步，資本主義相對會社主義具有優越性。蘇聯在二戰前包括二戰中的巨大成功表明，社會主義在將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時，比資本主義優越，但在工業社會甚至多元化社會的建設中，蘇聯在實踐社會主義時犯下了很多錯誤，有偏差地理解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推行了錯誤的路線，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沒有把本國實際和社會主義理論結合起來，但這些錯誤在正確的引導和路線更正下是可以避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正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和優越性，中共將社會主義理論和本國實際結合是根本原因。因此，蘇聯解體只是一種社會主義實踐模式的失敗，并不能說明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

蘇聯解體對我國發展的借鑒意義（我的觀點）

1.繼續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戰略，努力避免和以美國為首西方世界政治軍事對抗，不能夠以全球稱霸作為國家發展定位，在保障本國安全的前提下，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戰略，發展才是硬道理，經濟發展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才能提升。

2.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情況下，在保障國內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將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高度集權會帶來腐敗，行政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勢在必行。

3.加強黨內廉政建設，杜絕官員腐敗，蘇聯特權階層的形成是前車之鑒，不僅導致了社會鴻溝的出現，加劇了社會矛盾，還為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帶來了巨大阻力。

4.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盲目照搬別國理論，必須結合本國實際情況，繼續推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東歐國家發展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蘇聯的發展模式所致，沒有考慮到本國的實際情況。

5.針對現有體制上的種種弊端，必須通過改革，及時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政治體制來解決。如果不及時解決，問題積累下來形成更大的問題，到時候解決起來就會困難得多，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的氣候下被敵對勢力所利用。

6.關注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放在國家經濟建設的首位，努力解決社會貧富差距分化等問題，把社會矛盾解決了，人民安康幸福了，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穩定持續發展。蘇聯時期雖然國內生產總值很高，但國家軍事工業建設一直放在國民經濟建設只上，導致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遠遠落后于同時期的西方發達國家，引發了蘇聯人民對蘇共的不滿，甚至對于社會主義理論的質疑，在后來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人民的不滿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篇：補短板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補短板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作者：黃泰巖 《光明日報》（2016年04月27日 15版）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發展目的。為了達到共享的目的，中央提出“十三五”規劃必須緊緊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存在的短板，在補齊短板上多用力，全力做好補齊短板這篇大文章。這一重大戰略是我們對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如何實現全面小康認識和實踐的進一步深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補短板的經濟性質

補短板，從理論上講，通常直接想到的基本原理就是木桶定律或短板效應，即木桶盛水量的多少是由桶壁上最短的那塊木板決定的。按此原理，補短板改變的是水的數量，并不改變水的性質，以此來解釋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補短板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的補短板不僅要增加經濟總量，而且還要經濟的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這就意味著補短板是我國經濟從量到質的全面提升，是經濟社會質的根本性變化：

第一，從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來看，我國要實現的全面小康是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是不讓一個人掉隊的小康，是共同走向富裕的小康，但2015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仍高達0.46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73倍，東部人均GDP是中西部人均GDP的1.7～1.8倍，按我國現行標準，至2014年底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因此，補低收入群體的短板，補農民收入的短板，特別是補貧困人口脫貧的短板，確保到2020年全體人民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將是我國經濟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的根本轉型。

第二，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世界先后有101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到2008年為止，只有13個經濟體成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根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經濟體的發展經驗，要實現成功跨越，必須使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從低端邁上中高端。補技術創新的短板，補農業現代化的短板，補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戰略性產業的短板，補服務業的短板，將是我國從中高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根本轉型。

第三，從全面深化改革來看，到2020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容易改的已經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因此，補短板應該是補重點領域改革的短板，補關鍵環節改革的短板。

綜上，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補短板，表現出兩大基本特征：

一是通過補短板推進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歷史跨越，順利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并為完成第二個百年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必須把補短板提高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認識。

二是補短板是補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的短板。因此，對什么是我國經濟要補的短板，必須置于國家宏觀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層面加以認識和認定。否則，從各省市各地區各自局部層面認定的短板，可能不是真正的短板；各省市各地區各補各的短板，就會出現新的重復投資和重復建設，形成新的產能過剩。

二、補短板的理論邏輯

為什么要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補短板？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弄清補短板背后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永恒主題。依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組合會依據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公平與效率的制度安排上經歷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提高效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階段性演進。

縱觀公平與效率關系組合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末，主要是強調通過拉開收入差距來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二是進入新世紀后，開始轉向逐步強調更加注重公平，要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近幾年，隨著我國強調更加注重公平，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縮小。然而基尼系數雖然到2015年下降到0.462，但仍是世界上偏高的國家。這不僅會阻礙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而且還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今天我國強調補短板，就是要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下更加注重公平，重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組合。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將主要依靠增進公平激發全體人民的創新活力，形成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而創新的主體是人民，這就需要增進機會公平與分配公平，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格局；二是發展根本上要靠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強大動力來自人民的支持和參與，這就需要增進公平，使 3 全體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三是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主要依靠消費拉動，而消費的增長來自于全體人民收入的增長，以及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和安全感的獲得，這就需要增進公平，不斷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和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因此，在新舊動力轉換的經濟發展新階段，補短板的核心或關鍵是補公平的短板。

三、補短板的體制設計

體制設計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而言，就是必須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一基本原則下，對具體領域的市場與政府組合關系，要依據具體領域的具體情況進行配置。

要設計補短板領域市場與政府的組合關系，首先需要弄清楚短板形成的原因。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改革的推進過程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和強化的過程，雖然目前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以增強市場的作用，但就經濟體制的整體而言，市場已經在對資源配置發揮著重要作用了。經過30多年經濟快速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短板，就其基本性質而言，應該屬于市場做不了或市場做不好的領域。因此，補短板的體制設計就總體而言，需要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在補短板中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重點就是解決政府的缺位和不到位問題。解決政府作用的缺位，一是要補提供公共服務的位，不僅要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的量，而且還要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二是要補提供社會保障的位，織密織牢社會安全網。

解決政府作用不到位，一是要強化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約束性，如在“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中，凡是約束性的指標都是需要補短板的指標，比如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城鎮棚戶區住房改造和資源環境的各項指標；二是要強化政府政策的執行力度，如為按時保質保量完成扶貧脫貧任務，各級政府都立下了軍令狀，不惜用行政手段強化執行。

四、補短板的思路轉換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為了提高經濟效率，通常應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通過國際貿易分工或構建分工協作網絡規避各自的比較劣勢，推進經濟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理應遵循比較優勢原理揚長避短，但為什么不“避短”而要“補短”呢？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依據資源的流動性和可獲取性，可以將短板分為兩類：可置換的短板和不可置換的短板。對這兩類不同的短板，補的途徑和方式也不同。

可置換的短板，就是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通常情況下這類短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可以自動解決，無須專門強調補短板：一是通過兼并收購的方式用別人的長板置換自己的短板，如通過收購世界礦山資源補我國的資源短板；通過進口糧食補土地和水資源短板等；二是通過合資合作形成強強聯合，如組建中外合資公司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

不可置換的短板，就是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補這類短板，比較優勢理論是失效的，只能依靠自力更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整合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彌補了經濟發展面臨的資金、管理、技術、資源、市場等一系列短板，實現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長，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但隨著經濟總量的 快速提升，一方面我國整合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規模越來越大，要求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進一步發展所要實現的全面小康、經濟轉型和體制轉型必須依靠自己來解決。因此，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短板，主要是不可置換的短板，補短板的思路需要適時地從以往發揮比較優勢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轉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補短板。

依據上述思路補短板，就需要：一是創新宏觀調控體制機制，從大水漫灌轉向定向調控、精準調控，切實補低收入群體的短板，特別是補貧困人口脫貧的短板，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二是創新技術進步的路徑，一方面走以我為主，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實現自主創新，另一方面發揮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整合產官學研用等各方力量進行協同自主創新，提高技術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創新經濟體制改革方式，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在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構建成熟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校長、教育部長江學者）

第三篇：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論文

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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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摘要】：中國勞動力資源占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而資本資源（指國內投資額）僅占世界總量的不足百分之四。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越來越快，由于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技術，使得許多原來在崗的工人失業。擴招雖然不是造成就業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擴招使社會就業問題的焦點集中到了大學生身上。而近年來出現的“技工荒”、“本科生回籠技校”等現象又使一些人對“擴招”的維護和辯解變得蒼白無力。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一定限度內是一個教育問題，但更進一步就變成了一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對于一個普通老百姓家庭來說，若干年的積蓄投資在大學生身上，如果失業或過分委屈就業就無法收回投資，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大學生就業情況是當前中國社會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本質、產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出現的后果進行分析對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字】：大學生；就業問題；政治經濟學；本質

一、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本質

就業問題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是就業問題加劇的根本原因。據世界銀行《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從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全球工業經濟體開始出現經濟增長減速，2010年以來減速趨勢依舊，GDP增長預計為0.8%，經濟遠沒有回到正常的增長軌跡上來。”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石油價格居高不下、國內產能制約及出口需求疲軟等綜合原因，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活動一直處于低迷的狀況，加之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的壓力，制約著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經濟的不景氣使就業壓力變得越來越嚴重。正如國際勞工局局長索馬維亞在第94屆國際勞工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的：“世界正面臨一場從數量到質量的全面就業危機，這場危機成為最緊迫的政治問題，它同時威脅著世界安全、經濟發展和民主進程。索馬維亞指出，2011年全球的經濟增長率不會高于2%。而就業增長率更有可能出現負增長，有10億人失業或沒有足夠的收入，僅有50％的青年得到就業機會。”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老大難”問題。例如“在英國，2008～2009的畢業生中，有67%的人找到了全職或兼職的工作，26%的人接受繼續教育和培訓，還有7%的人處于失業狀態。在日本，大學畢業生每年有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即使辛辛苦苦通過各種考試找到了工作，但因感覺不理想在工作3年內辭職者就達30%。

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運行不景氣，長期嚴重的產能過剩而導致的對勞動力的吸納不足。由此看來，未來幾年全球的失業現象會更加嚴重。“我國國土面積僅占世界的7.2％，耕地面積僅占世界的9.5％，國內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3.7％，而人口卻占到20.8％，勞動力占到25.6％”，要在這種狀態下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供給持續增加。“有關統計數據表明：1980年我國勞動力供給人口為5.39億，1995年為7.09億，2009年為9.4億。按照2009中國就業白皮書的預測，未來20年，中國16歲以上人口將以年均550萬人的規模增長，到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將達到9.4億”，這對中國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挑戰。2005年我國勞動力供給為8.6億，而全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加起來也只有4.3億個就業崗位，由此可預測我國將是全球就業壓力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我國大學生就業日益艱難是從1997年開始的。盡管這么多年來我國的GDP一直保持高位增長，但就業危機依然不斷加劇。“近幾年每年中國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有2700萬人，但2009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1000萬個左右，其中的600萬屬于技術工人，也就是包括大學生在內的2100萬人在競爭其余400萬個工作機會”。從畢業生的就業率來看，“截止2009年9月1日，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71.6%”。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必須保持總量平衡，供給大于需求則會出現勞動力過剩，需求大于供給則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的供需關系又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基本的關系之一，由此可見，就業問題的總根源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供需關系失衡造成的，其實質是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的深層涵義又是一種社會危機。

二、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原因分析

中國勞動力資源占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而資本資源（指國內投資額）僅占世界總量的不足百分之四。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越來越快，由于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技術，使得許多原來在崗的工人失業。此外，科技發展雖然會使腦力勞動者的就業得到部分增加，服務部門和婦女的就業也會有所增加，但整個物質生產部門的就業總量會相對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政策應該根據我國現代化的特點，選擇切合實際的產業發展模式和教育模式，并將就業問題擺在首要位置，才能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從1993年開始，我國城鎮下崗職工開始激增，由300萬人增加到1996年底的892萬人，而大學生就業危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的。1997年以來“私有化”和“國退民進”使下崗職工的數字變得越來越龐大，因而也使大學生就業一開始就面臨著一個嚴峻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教育方針應該重點放在職業教育領域的更新換代和效率升級上，方能有效化解市場經濟發展與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并推動經濟良性發展但這一政策并沒有實施。

由于沒有社會保障，1990年代末激烈的“下崗運動”產生了大批下崗人員，不但影響社會穩定，也反過來進一步制約了經濟內需。1998年，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先生提出建議：“擴大大學教育是一個可以拉動內需的消費點。如果高校每年擴招30萬學生，按一年一個學生消費1萬元計算，30萬學生實際消費將近30億元。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增加學生在學校中的消費，二是緩解就業問題，三是從遠期而言可以培養人才，增強人才國際競爭力”。這一建議被決策者采納，“教育產業化”開始在中國實施，結果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分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有的學校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而許多地方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由于高等教育產業化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高校財政危機，因而，絕大部分學校的不斷擴招成為一種沖動。這種沖動甚至逾越了教育發展的階段，違背了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甚至連研究生教育也演變成了一種“快餐式”、“放羊式”教育，這一影響是十分嚴重的。

回顧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擴招雖然不是造成就業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擴招使社會就業問題的焦點集中到了大學生身上。而近年來出現的“技工荒”、“本科生回籠技校”等現象又使一些人對“擴招”的維護和辯解變得蒼白無力。現在可以很顯然地看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為所謂的拉動內需和化解財政困難，將“高等教育產業化”倉促推上陣，過分擴招，過早跨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這一階段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大躍進”。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就業難變得不可避免。就業壓力的增大還造成兩個奇特的現象：一是考研究生雖然成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但報名和擴招仍急劇上揚，2009年報考人數已達到140萬，博士生的數量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與此同時，研究生就業薪水卻直線下滑。二是“公務員熱”盛況空前，2009年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員報名人數接近160萬，錄取比例53:1，成為名副其實的當代中國第一大國考。由此可見，企圖通過教育產業化來拉動內需，推動經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它不但不能緩解內需，反而還會造成更長時期內的內需不足，并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三、大學生就業問題可能引發的社會后果

從當前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來看，我們面臨的問題比較嚴重。當代大學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一方面，其父母輩一般都經歷了“文革”，未能接受充分的高等教育，且承受了“文革”和當代“下崗運動”兩次就業挫折；另一方面，大學生自身在面臨就業危機同時還承擔者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當代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處理不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很快會凸現出來：

（一）“就業歧視”現象將愈演愈烈

近年以來的種種跡象顯示，普遍存在于供求雙方博弈中的“就業歧視”已經成為人們“不可回避的話題”。除去隱性的“就業歧視”，公開的如年齡歧視、學歷歧視、性別歧視、戶籍歧視、生理歧視、健康歧視，婚育歧視、經驗歧視甚至方言歧視、姓氏歧視、血型歧視等等已經屢見不鮮。在用人單位成為“買方市場”的今天，各種歧視現象，侵害了求職者公平競爭和平等就業的權利，對其心理上造成的損傷是無法愈合的，很可能引發社會形成一種偏激的不滿情緒，還會導致一些求職者的畸形心態，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另類求職方式也應運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破壞了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和有序，有的甚至成為用人單位徇私舞弊的借口，使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一句空話。此外，學歷歧視、戶口歧視給了造假證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導致制造、販賣假證件活動猖獗。

（二）拉動“內需”政策將進一步受阻

我國經濟中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主要源自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一是收入低，沒有消費能力，二是社會保障存在問題，人們不敢消費。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大學畢業生本屬于擁有科學知識文化的群體，同時擁有較強的社會競爭力，因而最有可能成為消費的主流。但是，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大學畢業生的消費能力低得可憐。一是1990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基本將農民家庭和工薪家庭的儲蓄消耗殆盡，甚至不少家庭還負債累累，而且整個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這就決定了大學畢業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需要還債或者為家庭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二是大學畢業生往往處于成家立業的階段，但隨著就業壓力不斷增大，人才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最近幾年，畢業生平均薪酬水平不升反降，甚至出現“零工資”就業現象。而房價近年來暴漲，其它生活成本也不斷上升，大學生的消費能力更是顯得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希望通過“拉動內需”來緩解“通貨緊縮”自然也將進一步受阻。

（三）大學生就業危機使高等教育進一步庸俗化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里，公共決策對社會生活一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當公共決策把教育對人的培養置于從屬于社會市場對人力資源消費需求的框架下，教育就在事實上成為社會個人謀生的手段，并完全成為一種追求個人利益和目標的活動。隨著實用主義的負面影響和就業危機的加劇，大學將日益淪為培養各色市場所需要的現代勞工的場所，具有社會公益心和道德感的人日益稀少。由于就業艱難，大學生竭其所能利用家庭背景、社會關系等“資源”為其就業開路；亦有大學生為高校畢業生就業主管部門領導送禮、請客，求之幫其“推薦”工作；更有甚者，一些大學生不惜犧牲自尊與人格委曲求全，求人托關系謀職,將自身能力與素質擱置其次，而對“關系”頂禮膜拜。當更多的大學生對求職時“托關系”現象司空見慣并受到此種不良風氣同化后，“關系是第一生產力”便成為“真理”，從而進一步加重社會“信仰危機”。而隨著就業率成為考察高等院校的第一指標，高校必然進一步向用人單位讓步，高校擔負的作為社會“道德標桿”的職責將進一步弱化。以就業率為杠桿造成的就業泡沫也會增長，高等教育進一步庸俗化的趨勢幾乎不可避免。

（四）大學生就業危機破壞社會和諧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一定限度內是一個教育問題，但更進一步就變成了一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對于一個普通老百姓家庭來說，若干年的積蓄投資在大學生身上，如果失業或過分委屈就業就無法收回投資，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從當前沿海城市以房價為代表的生存成本暴漲的現狀來看，生存的危機的確存在，并且還比較嚴重。另外，失業的負面影響與失業期長短有關，失業期越長，給人造成的身心和物質損害就越大。大學生在從業初期便經歷失業，可能會永久損害大學生的創造潛能，錯過合適的就業機會。如果長期失業，不僅對青年一生的從業和收入將產生巨大影響，而且此時形成的行為觀念也將影響其今后的發展。大學生就業危機的的另一嚴重后果是阻礙青少年向成人期的過渡，特別是影響他們建立家庭，使他們難以融入社會，甚至引發他們的道德敗壞。大學生失業與社會問題有著緊密聯系，高失業率能夠引起青年對社會的逆反情緒，出現如犯罪、吸毒、毀壞公物的行為，甚至造成社會動蕩。這種對社會安寧和個人財產的威脅往往又會反作用于大部分青少年，并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當前國內兩極分化的現象已經到了臨界點，如果大學生失業現象越來越嚴重，對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最終引發社會**，那么我們期盼的“和諧社會”將成為“空中樓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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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林：《國際勞工局局長稱全球面臨就業危機》，《國際金融報》，2009年6月13日，第4版； [3]王艷紅，何德功，何光海：《大學生就業已成全球老大難》，《成功月報》，2008年第8期； [4]熊祖轅，喻東：《中國失業問題的簡便測量》，《統計研究》，2008年第6期；

[5]簡訊:《教育部：2009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71.6%》，中新網2009年12月9日電； [8]莫林浩：《“教育產業化”始作俑者為何改弦易轍》，《新京報》，2005年9月6日，第1版。

第四篇：蘇聯解體觀后感

《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觀后感

近日，我局組織全體干部職工觀看了《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紀錄片。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有三個層次：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是蘇聯亡黨亡國的直接原因；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聯邦制國家結構的矛盾和傳統體制與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而蘇聯亡黨亡國的深層次原因則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和專制主義，經濟體制上的教條主義，民族關系上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對外關系上的意識形態化和霸權主義。

在蘇聯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因素和戈前時期因素的相互關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因為第一，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社會背景是蘇聯傳統體制特別是傳統經濟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政治蘊育著深刻的危機。第二，戈爾巴喬夫改革引起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而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在此以前矛盾已長期積累，達到只需一根導火線的程度。第三，戈爾巴喬夫改革執行的是一條右傾路線，右是“左”的反動，是因為“左”的路線長期統治，造成的問題相當嚴重，以致于能讓右傾路線禍國一時。

有人認為蘇聯亡黨亡國主要原因是“蘇共嚴重脫離群眾”。這個說法沒有時間概念，容易否定蘇共70年歷史首先，多數俄羅斯民眾現在已經為當時他們對國家解體 “無動于衷”的行為表示了懺悔。據俄羅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調查表明，高達70％以上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其次，籠統說“蘇共脫離群眾”不夠準確。什么時期的蘇共脫離群眾？列寧時期，如果“蘇共脫離群眾”，能夠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布爾什維克黨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贏得了最廣大群眾，相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當然也不會是斯大林時期，那時沒有蘇共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能夠取得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來看，當時蘇共在執政為民方面確有不少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損害了群眾的利益，破壞了黨群關系，但從總體上看，蘇共奉行的政策和蘇聯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蘇共真正喪失群眾支持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蘇共一系列的錯誤路線，造成國內經濟狀況惡化、民族矛盾尖銳??使人民喪失對蘇共的信任。最后造成國家的亡黨亡國。“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論創新”這也是目前社會上流傳較廣的一種說法。同樣不能說這種觀點不對，但似乎僅僅說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蘇共70年的思想領域內，既有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一面；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也有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往往各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有時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至于什么時期什么傾向占上風，則要具體分析，絕非用“教條主義”一種表現就可以概括蘇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說成是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原因。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指導思想的最明顯特征是背叛和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修改蘇聯憲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就是最明顯的證明。這一時期當然也有“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戈爾巴喬夫等人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當然要吸收全人類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有益的經驗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地對資本主義的一切頂禮膜拜，甚至把其糟粕當成精華，后果必然是毀滅性的。

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考慮，從解決根本問題的角度考慮，重點應是分析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源，分析傳統體制的弊病，提出相應對策，確保國家統一和繁榮昌盛。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

第五篇：蘇聯解體觀后感

蘇聯解體觀后感

蘇聯解體>觀后感

（一）今天我們看了關于蘇聯解體的紀錄片，了解到了蘇聯解體的悲慘事件的前因后果，令我深有感觸，而且對社會主義制度，蘇維埃共和國的了解進一步加深了。

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存在的70多年中，歷經外國武裝干涉、經濟封鎖及世界大戰的磨難，從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迅速崛起成為能與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抗衡的經濟、科技、軍事強國，曾在國際舞臺上叱咤風云數十年，令帝國主義膽寒，令世界人民向往。曾經的老大哥卻從社會主義國家變為了資本主義國家。其根源在于蘇共執政模式的種種積弊引發的矛盾和危機，而戈爾巴喬夫所犯的急進主義錯誤加速了危機的爆發，西方推行的'和平演變'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當我看到戈爾巴喬夫要大力實行多黨制，大力推舉民主化，部國家中心移到政治上等等不正確的措施時，內心非常的糾結。一個總統連國家的利益也不顧，人民及共產黨利益不顧，在解體的當日還不知悔改，任由國家的衰敗，關注自己的個人利益，問自己的養老金以及別墅問題！

蘇共執政后，黨擔負起了國家發展的經濟任務、政治任務和文化任務。但是，在黨的戰略思想中，卻形成了重政治、輕經濟，使經濟戰略服從和服務于政治戰略的局面。這一切，使得人民的福祉銷匿在了個人政治奢望的圍欄下。

人們對物質狀況惡化的不滿，導致對蘇共失望情緒的增強和對改革的不信任，社會上對改革者的支持減弱了。蘇共黨內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也充分利用了社會上對市場供應狀況的不滿，這一切加速了蘇共的瓦解。

正是蘇共執政模式的種種積弊，經過長期的日積月累，使黨內和整個蘇聯社會潛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這些矛盾和危機不僅表現在可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指標上，而且隱藏在人們的社會心理和社會群體意識中。而在改革進程中，蘇共和戈爾巴喬夫所犯的急進主義錯誤，毫無節制的公開性、多元化、民主化與革新蘇共的進程，恰恰迎合了社會心理和社會群體意識中那些對蘇共的疏離情緒和逆反心理。不當的措施不僅未能逐步地緩解與化解矛盾和危機，相反卻加速了矛盾和危機的總爆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變'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經偉大的蘇聯覆滅在所難免。

我相信各個國家領導一定會以此為教訓，好好治理國家，不為個人利益所動而牽連自己的人民！

蘇聯解體內幕觀后感

（二）1991年，擁有93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宣布解散，具有74年歷史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頃刻瓦解，令全世界震驚，成為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難解的'歷史之謎'.十多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解體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長期以來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多種矛盾總爆發的結果。

斯大林模式的失敗

斯大林模式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和應戰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效果，是蘇聯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里成為世界強國。但是，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發展規律，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是整個社會處于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比如說，蘇聯用于軍事方面的支出過大，導致民眾極為不滿。而且，蘇聯的經濟狀況一度出現危機，通貨膨脹率高于1000%,簡直難以想象。從結果來看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失敗的，但從過程中來看的話，其實其間出現的種種問題完全可以在這種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改正，但是很遺憾，蘇聯并沒有實現，不過這倒是可以給后來者提供一些很好的經驗和教訓，也不能算是徹底的失敗。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戈爾巴喬夫推行了>國際政治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他偏離的馬克思學說，偷換概念，而且，在經濟發展戰略上，并沒有給人民帶來更高的實惠，使得人民逐漸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民心渙散，經濟衰退，這大大削弱了蘇聯的實力，同時，也暗示的解體的到來。

西方的和平演變

逐漸的，時代主題開始向和平與發展轉移，蘇聯這種僵化，發展緩慢，過于集權的體制進一步暴露了弊端，很明顯，這種體制已經不能使蘇聯得到很好的發展了，蘇聯在世界的競爭當中處于了劣勢，這種體制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漸漸失去了人民的擁護，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教訓

1、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要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得偏離甚至違背。

2、必須以民為本，不可以一味的為了統治國家而不顧百姓感受，應將較大的財政支出用在人民福利上，而不是軍事儲備上。

3、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點做好國家的經濟建設，不能出現大的經濟波動，要讓百姓生活的輕松。

4、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防止資產階級和平演變

5、關心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6、加強黨建，增加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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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觀后感

（三）視頻的最后，列寧像被推到，共產黨員被被趕出辦公樓，有的甚至被殺害，看到這里我舉得很心痛。這些為國家為人民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他們的功績被全部否定，多么的不公平，但卻又無力改變。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產主義國家的蘇聯和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的蘇共，仿佛在一夜之間走進了墳墓。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維埃之所以下場如此亦并非著一夜的改變，可以說蘇聯淤疾已久。從斯大林的激進式改革，蘇聯的發展已經埋下了不定時炸彈，后繼人無所作為，即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就直接引爆了這顆炸彈。

但是換另一個角度來想，蘇聯時期，人民并沒有得到生活并沒有得到改善，現在的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明顯比蘇聯時期好。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人們不留戀蘇聯社會的原因，也正因為此蘇聯才走向了盡頭。這樣來講蘇聯的解體也就沒什么好心痛的了，當一個政權的存在不能為人民帶來福祉，甚至于損害人民的利益時，等待他的必然是滅亡。從片中我真的感覺到人民實在是很實際的，誰給他們好處誰就是上帝，前一秒無比崇拜的人，下一秒就可能被唾棄，這一切只與利益相關，人民追求>幸福的力量是可怕的，所以說歷史是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絕不是個人意思或個人英雄主義能夠決定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來都應該是政治家的座右銘，想鞏固一個政權一定要讓人民得到實惠。

那么究竟是原因什么導致蘇聯的解體呢而作為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中國可以從蘇聯的問題中得到什么經驗呢

首先，民族矛盾。蘇聯的領導人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在實際情況與理論不相適應的條件下，就主觀的認為一切的民族矛盾都已經解決。而接下來的一系列加快民族融合的政策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民族矛盾，在民族關系中潛伏下巨大的危機。從蘇聯建立、發展和解體的實踐來看，由于執政黨及其領導人的過失，不斷出現新的民族矛盾和問題被人為地掩蓋起來，而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錯誤改革政策誘發下，爆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民族分離運動，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生活習慣，這些東西很難在一朝一夕間得到徹底改變。

只要有不同民族的存在，就會不斷出現新的民族矛盾和問題。而民族問題一般都具有長期又復雜的特點。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和觀點，正確認識本國實際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和民族關系發展狀況，這不僅對解決民族矛盾和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對社會主義的生存和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必須遵循民族和民族關系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認識民族矛盾和問題的長期性、普遍性和復雜性，堅持科學決策，運用民主和法律手段，正確引導和妥善解決民族關系問題。從這一點看，中國一國兩制的方針在對香港和澳門回歸的問題上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官僚主義和腐敗。自斯大林上臺后，蘇聯由列寧時期的相對民主的政治環境逐漸轉變為個人集權、專行獨斷的政治體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蘇聯的這種集權體制客觀上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有學者認為帶頭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他們本身的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的子女，憑借父輩的特權地位，能夠輕易地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后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并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為了解決干部工資不能無限制提高的問題，甚至公開出現了'紅包'現象。而蘇聯的領導人，像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更是帶頭搞起了腐敗之風。改革派與反帝派日益激化的斗爭，讓黨內與國家都烏煙瘴氣。最終泛濫的官僚特權與腐敗，引起了人民群眾對蘇聯黨和政府的強烈不滿，而后被人民拋棄。歷史證明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政黨將毫無立足之地。

對于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要保持黨內的純凈，保持黨員的先進性。但不得不說，無論是在黨政軍企內部，還是在其他社會團體及事業單位內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腐敗。近年來，一批中高層腐敗分子的相繼被揭發，一方面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根除腐敗的決心，但另一方面也反應出我國的反腐敗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我們必須要從思想上改變。

再者，改革要講究策略。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墨守成規，不能脫離實際，不能失去平衡。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出路無疑是利于中國發展的。我們不能像蘇聯一樣盲目的教條化馬克思主義，要知道任何道理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準的。一步一個腳印，摸索著前進，工業農業要平衡發展。蘇聯那種犧牲農民利益而換來的重工業的的發展，使其從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后盾。從改革開放以來，不得不說，中國農民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很大程度上中國也犧牲了廣大農民的利益來換取經濟的增長。這一點從城鄉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等可以輕易看出。現在中國也實行多項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這無疑是正確的，農業一直以來就是中國的基礎，要發展的更好，首先就應該解決基礎的問題。

蘇聯的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總的來說，擊垮蘇聯這個巨人的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我們求發展，求進步，必須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時刻保持警惕，不能讓腐敗腐蝕了我們自己。任何違背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政策和制度都將失敗，任何脫離人民群眾的政體都會腐朽。

勞記前人的教訓才能更好的走自己的路，希望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遠。

七年制

08級六班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