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現代史分期

、中國現代史分期

1、過渡時期： 1949—1956年

2、社會主義建設（或艱難曲折的）探索時期：1956—1966年

3、文革時期:

1966—1976年

4、社會主義建設（或改革開放）新時期： 1978—、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之間的關系

1、總路線是具有總體指導意義的東西。內容：一化三改

2、一五計劃：根據總路線制定，將總路線內容具體化。內容：優先發展重工業，完成三大改造。內容包括三大改造，但 考試時多側重工業建設成就，尤其突出重工業方面。

3、三大改造：二強調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由私有改造成公有。一般單獨考，較少放在總路線、一五計劃 之內。同理，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多快好省）是錯的，在它指導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錯了。

三、各種會議

1、政協會議：各黨派、各團體、各界等代表參加。

籌建新中國（比如通過了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

2、全國人大：人民的代表參加。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通過了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3、中共八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代表參加

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路線等。

如：八大：分析了主要矛盾，指出了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

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錯誤的建設總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四大內容，偉大歷史轉折。

四、建國后對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

1、土地改革：1950—1952.由地主土地所有（私有）變成農民土地所有（私有）

促進了農業發展

2、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1957年。

通過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完成。

土地由農民私有變成了公有。促進了農業發展

3、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一大二公。

挫傷了農民勞動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發展。

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開始。

在土地公有基礎上，將土地包給農民耕種。

調動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

五、政協會議、《共同綱領》；全國人大、1954年憲法 六、三次巨變、三個偉人：

1）1911，辛亥革命，孫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結束了兩年多年的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2）1949，新中國成立(意義），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毛。3）1978，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

（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

七、西藏發展史：唐、元、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意義）一五計劃期間修了三條公路、建國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西藏自治區。

八、鞏固政權的幾大措施：

九、中美關系史：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抗戰后扶蔣反共； 建國后對新中國遏制，外交孤立；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將戰火燒到中朝邊境；乒乓外交等。

十、中日關系史：唐朝、明朝、甲午中日戰爭、參與八國、九一八事變、全面侵華、中日關系緩和。

十、對外關系：

漢唐時期：對外開放：絲綢之路、唐朝的玄奘西行、鑒真東渡等。清朝前期：閉關鎖國

晚晴時期：被迫對外開放，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20世紀50年代的外交史實： 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史實： 改革開放新時期：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意義（啟示）：

有利于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參與國際交流；促進經濟發展和 國家的繁榮。我們要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十一、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

1958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十二、1956年中共八大、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

十三、1964原子彈（核技術）、1970衛星（空間技術）

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原因、意義

大事年表

1、政協、《共同綱領》：1949

2、西藏和平解放：1951

3、土地改革：1950—1952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

5、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0—1953

6、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7、第一屆全國人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8、萬隆會議、求同存異：

9、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0、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11、中國八大：

12、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13、國民經濟的恢復：

14、原子彈爆炸：

15、人造地球衛星：

16、中國重返聯合國：

17、尼克松訪華，簽《中美聯合公報》

18、十一屆三中全會：

第二篇：中國現代史

中國現代史

名詞解釋與簡答：

梁漱溟《鄉村建設》

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原因：

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但近代以來，由于中國農村屢遭天災人禍，已破敗不堪，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農民流離失所，農村經濟日趨破產，農村社會動蕩不安。鄉村破壞的嚴重現實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關注，對其破壞原因的認識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設辦法，來拯救鄉村，并希望通過鄉村建設來拯救整個中國。

另外，對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的認識，也是梁漱溟積極投身鄉村建設的原因之一。由是，可以通過改良的辦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實現拯救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理想。

對于20世紀中國社會崩潰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一個原因。梁漱溟將舊社會構造崩潰的原因歸咎為中國文化的失敗。具體表現為缺乏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因此，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就著力于傳播科學技術，并培養農民的團體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義來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農民”。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主要內容：

1、開發“鄉村文明”，主張農業合作：所謂的“鄉村文明”是鄉村與城市的共同發展與文明進步。中國的根在農村，只有農村經濟發展，物質文明提高，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才能真正得到改善。農業是其它行業發展的基礎，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的合作使農業改變其單一的發展規模與單薄的產業模式。農業不僅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人口。

2.促興農業，發展農村經濟業態，建立農業信用社：鄉建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鄉村的經濟建設，也就是促興農業。所謂促興農業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技術的改進；一是經濟的改進。第一，技術的改進，使得產品不僅在品質和數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銷路，這也要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要時刻捕捉科技信息，把先進的城市文明用于改良農業的生產技術和農業工具，從而加快傳統農業步履蹣跚的局面。第二，經濟的改進，建立起整個農村系統的合作體系和合作網絡，建立“合作信用社”，把有效的農村資金和人、物力整合，發揮他們的最大效率。兩個方面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技術的改進推動了經濟的改進，而經濟快速的增長又要求技術的不斷更新與換代。農業信任體系的建立又可以把兩個方面有效的結合在一起，盡可能為農業發展募集到資金和生產項目。他們共同的努力，使農業的發展走上良性健康的方向。

3.加強鄉村基礎教育，改革鄉俗教化：都市過剩的知識分子應該走進農村，幫助農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認識。農村基礎教育的推廣需要不斷擴大的識字人口，相互學習與影響。如果有可能，這些人也可以為農村建立起自己的師資隊伍，并且幫助農村謀劃一切建設事業。在實施和推廣基礎教育的同時，也要把鄉俗教化納入教育體系，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怎樣去做。制訂新的鄉約，重新讓他們接受更為科學合理的鄉俗教化。提倡合作與共享，而不是消極的疏離散漫。

4.興辦鄉村自衛：舉辦鄉村自衛，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而且有力的武裝也能保證當地人民財產安全。在當時的中國，匪患四起，農業生產活動常常受到周圍土匪武裝和山賊的騷擾。建立一支強大有效的鄉村武裝隊伍是十分必要的。一來把當地一些有槍的幫會和“紅槍會”組織起來，使他們不至于侵民擾民，不使其成一害。而且可以給他們以有效的開導，指導他們的方向，從而避免他們被人利用。二來，可以慎防他們的勢力擴大，釀出禍患。越是這些愚昧的鄉村武裝，越容易被人所利用。當然這些武裝在當地可以成為一支有效的執法隊伍，對于消滅鴉片之害，整頓鄉村面貌，樹立良好風俗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中國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以平民教育作為救國和改良社會措施的團體。簡稱平教會。成立于1923年。是年8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陽初等人，利用“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北京召開第二屆年會的機會，邀請各省代表成立平教會,9月發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宣言》。總會設在北京，并陸續在全國20余省區設立分會，開辦平民學校。朱其慧任董事長,陶行知任董事部書記,晏陽初為總干事。1925年秋，晏陽初與陶行知、朱其慧產生分歧，平教會總會遂從“中華教育改進社”分立出去。1926年秋,晏陽初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以翟城村為中心，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他給平教會的工作規定了“調查、研究、實驗、表現和推廣”五個步驟。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活動當時吸引了一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參加。后出版了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著作。定縣實驗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停頓，晏陽初遂轉至重慶歇馬場開辦鄉村建設育才院，繼續從事平民教育工作。

海瑞罷官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干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于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干風”、“翻案風”聯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后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兩個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和政治遺產繼承者華國鋒為了穩定形勢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針。兩個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這個觀點就是要維持毛澤東生前作出的決定和指示，一方面兩個凡是反對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對整頓，反對給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兩個凡是維持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以及讓華國鋒接班的決定，以穩固華國鋒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因為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中國領導人，其缺乏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資歷及政治閱歷，無法與元老們相比，只能憑借毛澤東的權威，而兩個凡是則正好賦予了華國鋒執政的“合理”性。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歷史和政治的原因：1.剛剛解決“四人幫”等問題，全國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2.當時華國鋒本人的思想理論體系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這個理論路線的；3.受個人資歷限制，華國鋒本人作為“一個過渡”（鄧小平語），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只能“照過去方針辦”（毛澤東對華臨終指示）；4.作為一種政治宣言，“兩個凡是”表現了華接班的“正統地位”；5.華國鋒本人傾向于沿襲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以及延遲鄧小平復出參與中央工作的時間，“兩個凡是”是作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又稱為新四軍事件，此間的“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共產黨轄下；由葉挺、項英分別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該事變發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與新四軍之間的一次沖突事件，事件中，共產黨新四軍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蔣介石發出“皓電”，限令黃河以南新四軍于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其數十萬軍隊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從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蔣介石罪惡陰謀的同時，為顧全大局，決定將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并連電東南局和軍分會書記項英，乘國民黨軍尚未部署就緒，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襲擊。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９０００余人北移。６日，當進入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事先埋伏的國民黨軍隊７個師８萬余人的包圍和襲擊。１７日，蔣介石竟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并聲稱要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般認為，此事件起因為此前黃橋事件。雖然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國共沖突中，國民黨難得的“大勝利”，但事實上并未完全 消滅總兵力達9000、3.5萬支步槍、460挺機關槍之新四軍，但完全消滅了新四軍軍部和指揮機關，造成了比“黃橋事件”更大的影響。

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全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由于其成文時間而得此稱謂。該文件是1966年2月中國共產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專門會議后，向中共中央的匯報文件。1966年2月3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放”的方針、學術工作隊伍、左派要相互幫助等問題。《提綱》提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同時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只有這樣，才能利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地改造舊知識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識分子。”《提綱》特別提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二月提綱雖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書寫的，但是其立場與三個月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區別，明確反對將一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為政治因素與階級斗爭等思維方式。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主張。會議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至支部討論；3.常委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朱德為軍事指揮者。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參加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工作。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注意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①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②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③1936年5月，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9月制定“逼蔣抗日”方針，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停止了敵對行動。

④1936年12月，積極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十年內戰的局面，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⑤1937年9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隨后蔣介石發表講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1957年整風運動

1956年11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主題，以及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狀況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本屬必要的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一批學術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難二十多年。整風運動過后，非但沒有達到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的目標，而且出現了相反的政治景觀：政治體制中黨政不分和黨委過分集權的現象逐漸發展；民主法制建設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虛無主義開始抬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受到損害，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個人崇拜開始盛行，群眾性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思想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由活躍轉入沉寂。尤其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繼續發展，廬山會議把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引入了黨內，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則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將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在社教運動中又把斗爭矛頭對準了黨的領導機關，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這些現象的不斷發展和“左”傾錯誤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進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斷。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的變化

“九一八事變”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旗幟鮮明地闡明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立場。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變”后，中共中央發出《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4月15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宣言》，20日又發出《為對日宣戰告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通電》。這些宣言、通電和文件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愿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華北事變。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2月，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盧溝橋事變”后，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對付日本的進攻應堅持堅決抗戰的方針，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爭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貫徹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闡明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導產生了重大影響。

共產黨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全面抗戰爆發后，共產黨促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倡導進行了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

共產黨堅持和領導了敵后游擊戰爭。1937年8月，黨在洛川會議上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確立了在抗戰中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方針。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便獨立自主地到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開辟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妥協、投降傾向增長。為爭取一切力量團結抗戰，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紀念全國抗戰兩周年之機，發表對時局宣言，提出了“抗戰、團結、進步”的三大方針，及時為全國的抗戰指明了方向。

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國民黨仍然采取避戰、觀戰的態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竟然妄圖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廢除***，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周恩來在延安進一步闡明了實施這一主張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大躍進出現的原因

大躍進災難的形成，從主觀錯誤方面來說，有幾個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標。中央原定58年糧食產量3920億斤，但由于“大躍進”是以反“右傾保守”的“大辯論”開路的，誰把指標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標越報越高。二是大煉鋼鐵的過高指標擠壓農業。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產風”。一方面是“吃大鍋飯”，“更加劇了農村的災難”。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

四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在會后全黨范圍的“反右傾”斗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部和黨員多達三百幾十萬人，對黨造成極大損傷；又在經濟上掀起了繼續“躍進”的高潮，各種“大辦”一擁而上，結果“造成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滑坡。”

一國兩制的形成過程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就曾設想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1979年1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呼吁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表示在實現國家統一時，一定要“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建議由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舉行對等談判。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就葉劍英的上述談話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進一步發揮了關于實現臺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他還就兩岸統一和設置臺灣特別行政區問題，闡明了中國政府的政策。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一國兩制”的構想寫入憲法，以國家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黨和國家職能部門依據這一構想，對臺灣、香港、澳門分別制定個體的方針、政策，順利地實現了香港1997年、澳門1999年回歸祖國的工作，并對臺灣的和平統一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辨析：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1927年到1928年前后的中共武裝力量，兵不過二千、三千之眾，槍更是沒有幾條。可是就這點人馬，在1934年短短五、六年間卻擁有了三十萬大軍，甚至還有了飛機。蔣介石將軍屢次剿共屢次失敗，紅軍發展越來越快，上世紀30年代之初就可以成師級建制消滅國民黨軍，甚至可以擊潰國民黨軍集團軍建制。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于共產國際派來的人瞎指揮，排斥了正確的戰略思想及戰術原則。可是，遵義會議后呢？紅軍很快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包圍，隨后面對國民政府重兵圍堵，地方實力派軍閥的層層阻擊，越雪山草地之險，卻是連戰連勝。到達陜北和劉志丹部順利會師。紅軍長征以后，部隊雖然減少了十倍，但是，從領導階層上看，政治上有毛澤東等堅強的核心，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也進一步恢復。軍事上形成了以近代杰出的軍事家朱德等組成的指揮集團。這時的紅軍雖然不足30000人，但是無一不是百戰疆場經驗豐富的老兵，都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忠誠戰士，其戰斗力之強遠超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那幾千烏合之眾。部隊的協調與機動性能力大大增強。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

國民政府集全國之眾兵精銳，尚不能消滅能那幾千烏合之眾，而使紅軍越戰越多，越戰越強。從當時作戰的情況看，紅軍長征之后除西征失利外。國民政府軍無一勝仗，進攻紅軍的部隊無不損兵折將。前往征討的馬步芳、張學良、楊虎城、胡宗南無不敗陣。紅軍再次呈現了越戰越強的態勢，對國民政府軍發動的進攻每每斬獲頗多。如此可看，蔣介石將軍坐鎮西安所發動的圍攻，只怕也難逃江西四次圍剿的命運。多半是把1946年的陜北會戰的結果提前十年而已。

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軍處在國民政府的限制和日軍的掃蕩中，夾縫中求發展，常常陷于兩面作戰的不利態勢，這比單獨面對國民黨軍壓力大多了。如果日本不入侵，共產黨軍的發展空間大多了。對比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的戰斗力，紅軍整師整旅地殲滅國軍，不用太大代價。而與日軍作戰，經常是殺敵500自損1000，即使是勝利，也是慘勝。日本鬼子對中華民族的野蠻入侵和瘋狂屠殺，無論對國共兩黨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災難，不存在幫了誰問題。如果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有所壯大的話，同樣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從另外的角度上，國民黨軍也經歷了抗戰血的洗禮，出現多個美式機械化部隊。戰斗力和整體協同作戰能力同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對比解放戰爭開始時的中共軍隊，也同樣是壓倒性的優勢。可以說對雙方各有利弊，不能說單純有利于哪一方！如果說紅軍時期的勝利得自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林立的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同樣也是派系林立，國民政府一直到最后失敗也沒能最終消除派系，但在抗戰后，國民政府中的派系已大幅度削弱，更有利于統一指揮和戰役、戰術上的協調，在這方面是具有優勢的。

對比的結論：沒有日本鬼子，國軍想消滅共產黨軍只怕更不可想象。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沒有日本鬼子，國民政府軍也許敗的更快，多半八年以后的1945年國民政府就已撤向孤島了。

這僅僅是從狹隘的純軍事觀點上來比較，把戰爭只當作兩支軍隊的對壘。縱觀中華民族的國內戰爭史，“失民心者失天下”。戰爭的勝負最終是由“老百姓的小車推出來的”。美國斯諾先生1936年在陜北會見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并接觸許多紅軍戰士后得出了結論“紅星必定照耀中國”。也就是在1936年的美國人，在進行了雙方對比后都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日寇是否入侵，共產黨都將在中國取得勝利。

左傾比右傾（分別是什么）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危害更大？

左傾：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觀,脫離社會現實條件,陷入空想、盲動和冒險的傾向。右傾思想如果形成為系統完整的路線,并在實踐中貫徹便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在政治斗爭中往往放棄原則,犧牲無產階級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協,又叫右傾投降主義

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左傾冒進是指在經濟建設中將脫離客觀可能的經濟目標付諸計劃和實施。它給人們一種有積極進取精神的表象，但因其脫離客觀實際，結果往往是好夢變成惡果。經濟建設中左傾冒進的表現及其危害。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以至今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左傾冒進行為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只不過在不同時期不同的領域它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左傾冒進傾向給我們的經濟、政治、生態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首先，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導致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其次，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其三，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還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的產生和蔓延。

所以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但根深蒂固的是“左”。其原因是：（１）“左”貌似革命；（２）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寧“左”勿右；（３）多年的教訓使人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好象“左”可以避免懲罰；（４）“左”的思潮，在我國有比較深的社會階級根源。

目前，我們為什么要防止“左”？第一，從現實情況看，對我們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干擾較大的因素是“左”。比如說，有人把改革說成是“自由化”之源，把對外開放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把特區看成是和平演變的“橋頭堡”，把搞“三資”企業看作為引進資本主義，把鄉鎮企業說成是“不正之風之源”；有人認為，在當前的國內國際形勢下，應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以階級斗爭為綱，重新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那一套，如此等等。第二，從改革開放實踐所破除的東西看，也往往是以往存留下來的“左”的東西，所以，在深化改革過程中，遇到“左”的干擾就不足為奇了。

論述：

鄧小平南巡的講話精神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什么意義？

鄧小平南巡談話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創新，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堅定、全面、持久、創造性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作出了新的巨大貢獻。主要有：

（一）關于改革的實質與功能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極為明確的回答。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的目的則在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質。

鄧小平同志在論及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時，是將這一論斷同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相提并論的。他指出，過去只講革命是解放生產力，這不完全。要把革命是解放生產力與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兩個方面講完全。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樣，都具有解放生產力的功能，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說，改革開放是其量變發展過程的動力；從社會主義體制的發展說，改革開放則是其質變發展過程的動力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巨大動力，那么搞好改革的關鍵是什么？關鍵在領導、在班子、在人。這是無數事實證明了的一個真理。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看，無論從宏觀、從微觀看都是如此的。另外，要搞好改革開放，還有一條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富有創新精神，進行創新實踐。

（二）關于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市場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以市場為中心組織經濟活動，是任何一種商品經濟形態發展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同樣離不開市場。如果我們把問題說到底，便會得出如下結論：承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就必然要承認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為商品經濟發展到了高級階段就是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可以利用市場、市場經濟，但它不能在完全私有制基礎上搞市場經濟。所以，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第二，它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手段相結合的。

（三）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對于這個界定，應當作全面、準確地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個內容隔裂開來；也不能將它們彼此對立起來；更不可任意抽取其中某一點，而加以曲解。

為了贏得對于資本主義的最后勝利，發展自己，必須利用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這里有幾點屬于方法論性質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第一，對一切認識領域的文明成果，要通過實踐加以檢驗，決定取舍；第二，對一切屬于行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等，要應用生產力這個根本標準加以檢驗，之后決定取舍；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為人類所創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辯地照搬、照抄外來的或我國已有的東西。總之，無論是對待我國已有的或者是對待外來的文明成果，都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四）關于姓“資”和姓“社”

關于姓“資”姓“社”的三條標準，亦即判斷改革開放的成敗得失標準的三個內容，主要是指：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條標準，實質是個生產力標準問題。不然，這個標準，也還包括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在三個“有利于”前邊的“社會主義的”限制詞，就說明這一點。

要正確把握小平同志提出的關于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標準，要注意如下三點：第一，要注意改革開放對于發展生產力是有利，還是有害；如有利，還要看是有大利還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改革開放給人民群眾帶來什么結果，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如果帶來的是福和利，還要具體地看這福利是大福、大利，還是小福、小利。第三，要注意把這三點和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論聯系起來加以理解，避免得出偏頗結論。

五、關于加快經濟發展

在當前新的國內國際條件下，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建筑在科學的基礎上。我們應當實現怎樣的高速度呢？從小平談話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第一，經濟發展的速度必須是與提高產品質量相統一的，即我們的速度是在提高產品質量基礎上的速度；第二，經濟發展速度必須與增進效益是統一的，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發展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效率基礎上進行的。社會主義要戰勝資本主義，這是關鍵的一條。第三，經濟發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搞好綜合平衡，就是說，經濟發展的速度，是與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是統一的。第四，經濟發展的速度，要與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一致起來等等。如果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與上述諸種要求相一致，就應當鼓勵發展，以便實現我們所需要的高速度。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實現這種高速度，能否實現這種加快發展的迫切愿望。

六、關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對黨的基本路線作出了新闡發，集中表現在要堅定地、持久地、全面地、創造性地

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條基本路線上。首先，要堅定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是指我們既不能動搖、又不能偏離這條路線。其次，要持久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用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再次，要全面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就是貫徹小平同志關于“兩手抓”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關于“兩手抓”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內容。（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活動，掃除一切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丑惡現象。（２）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腐敗和廉政建設；（３）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４）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項基本原則的落實；（５）一手抓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一手抓對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專政等等。而且“兩只手”都要硬，所謂硬，就是要把事情辦好，即要抓緊、抓實、抓出理想的效果來。最后，要創造性地堅持和落實黨的基本路線。這主要是指全國各地區、省、市，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結合建國后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文革等史實，論述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經驗。

第一，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系 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于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國家，其封建社會的遺產很厚，這就存在一個如何正確對待封建主義的問題。共產黨人雖然在理論上認為資本主義進步于封建主義，但在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遠遠重于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從而放松對封建主義的警惕性，甚至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當成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來推崇，這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怪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之后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被摧毀了，封建主義的政治力量也被摧毀了，但是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主義傳統，包括它的思想文化，卻很少觸動。封建主義的東西不僅在人民群眾中甚至在革命者身上都打上了烙印。長期忽視鏟除封建主義殘余，使封建社會的遺物滲透到了社會主義的機體之中。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由于沒有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系，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東西來固守，甚至加以發揚，造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這是從社會主義受挫的建設中總結的一個首要的經驗。

第二，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研究資本主義的目的不是為了吸收它的積極成果，主要是為了從根本上對之進行批評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因此，在對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上，必須克服“左”傾思想的影響，克服存在對資本主義諸多不正確的認識，甚至歪曲的理解，克服那種把社會主義與屬于資本主義的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聯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來，把不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的觀點。因此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仍是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嚴肅問題，只繼承不批判，那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資本主義的翻版；只批判不繼承，也不可能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繼承和批判二者不可或缺。只能在批判中繼承，繼承中發展，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壯大社會主義的力量，在與資本主義的共處中增強社會主義的比較優勢。第三，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標志著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從深層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廓清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因此，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 第四，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不是經濟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應同屬于一個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因此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劃為同一階段的認識是不正確的，不免就會在實踐中遇到很多挫折。因此正確區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應當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這樣就可能避免潛在的超階段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踐的發生。因為超越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是比較困難的，都不是短期內所發生的，尤其是向人類所理想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過渡更是如此。

第三篇：中國現代史讀書筆記

《第一次國共合作》讀書筆記

莫修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中國現代史作為中國通史的1919年—1949年的部分，它所敘述的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史，1919年—1949年這30年的現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在這個國內外矛盾激烈銳化的時期，除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這條主線以外，還存在各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這條線；軍閥、地主、官僚、買辦以及他們的政治代表北洋政府這條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活動這條線等等，往往呢，這幾條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交叉進行的，并且，中國現代史上，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比較突出的表現在政治領域，從1924年1月到1927年7月的國民革命戰爭便是這個時期一個突出的表現。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大會宣言的發表，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國民國民高潮的開始。

這本由莫修榮著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較為系統的論述了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國共兩黨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統治，取得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終于達成共識，進行了歷史上國共的第一次攜手合作。全書共五章，第一章，用四個小節分別從國際國內兩大方面來分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的歷史背景；第二章呢，著重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制定出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形成統一的戰線方針；第三章，敘述了國民黨派領導人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失敗后重新審視中國的革命形勢，接受共產國際及中共的理論指導，進行革命思想轉變，開始施行革命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認識到無產階級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第四章，主要論述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建立，“新三民主義”作為國共合作共同綱領的提出，以及國共兩黨通過恢復工農運動創建黃埔軍校來壯大發展革命力量；第五章，主要論述了國共合作建立后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北伐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的高漲、國民會議運動的興起，為1924年國民革命的爆發以及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堅實的鋪墊。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也是孫中山的偉大歷史功績。

關于前者，在本書的第二章有所論證；關于后者，在作者第四章做了詳盡的論述，集中體現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新三民主義”的綱領的提出。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以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發表揭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高潮，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標志，以孫中為代表的國民黨領導人正確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總結了長期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實現了國民黨的重新改組，大力開展工農運動，開創了國民革命的新高潮，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根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精神，對舊的三民主義作了適合時式要求的解釋，使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新的革命內容，成為革命的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合作綱領，使國民革命有了完整的反帝反封的革命內容，在一些主要問題上，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綱領，“聯共”作為三大政策的關鍵，是實現“聯俄、扶助農工”的前提條件，是與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相聯系的紐帶，只有實行“聯共”，反帝反封的革命斗爭才能徹底進行，毫無疑問，新三民主義的提出，為中國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相符合的，因此，者便理所當然的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和政治基礎。

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的國民革命，我認為，這至少包括兩層含義。

首先，“國民”，說明其具備廣泛的群眾基礎，從國民黨這方面來分析，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正確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合作綱領，尤其是“聯共”提出，表明孫中山開始接受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綱領，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主動向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靠攏，并且意識到工農階級是活的反帝反封帶著勝利的中堅力量；從共產黨這方面來分析，集中體現在中共二大民主聯合統一戰線方針的提出，大會對中國農民、手工業者做了分析，認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的最大要素”，大會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指出，無產階級必須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民主聯合戰線，此外，在這反帝反封的革命綱領中強調，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廣泛的國民革命。

國共兩黨團結協助，一同合作，無疑為國民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后盾和廣泛的群眾基礎。

其二，“革命”說明反帝反封的斗爭形勢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徹底革掉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命，從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國家。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的革命綱領，明確規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形式是組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革命的目標是建立統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革命的前景是向社會主義過度，這一系統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決定為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指明了方向；國民黨經過改組后以打到帝國主義，打到封建軍閥為基本目標，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基本政策，聯合人民群眾，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1926年1月，中共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發表了宣言，重申反帝反封的革命綱領：對外打到帝國主義，對內打到一切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官僚、買辦及地主豪紳；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必須誠意地和蘇聯合作，必須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共同奮斗。這表明了國民黨堅定的革命決心，革命斗志和昂揚的革命勇氣。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推動著國民革命高潮的到來，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從1924—1925年，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五卅運動的爆發、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的初步勝利、以及廣東革根據地的建立等等這些都是國共合作的豐碩成果，促進了反帝反封統一戰線的鞏固發展，提高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和工人階級的威信，密切了國共兩黨同廣大人民群眾及工人階級的聯系，推動了中國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不僅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帝反封的革命精神，也證明了統一戰線策略的正確性、科學性。然而，歷史總是沿著曲折的道路前進的，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共產黨的右傾錯誤，加上共產黨沒有注意對軍隊的掌握，過分依賴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合作，同時又產生了左傾錯誤，結果，導致了國民革命的失敗，不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有力地推動了大革命的高潮，打擊了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勢力，使中華民族在復興的道路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這種轟轟烈烈的新革命軍面的出現，正是國共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體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巨大威力和偉大作用，這個歷史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第四篇：中國現代史綱要

法學11級12班余弘揚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讀后感

中國的現代史是一段坎坷、悲催、振奮人心的歷史。多少中華兒女用鮮血鋪就的悲壯之路?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被扼殺，中國在流血的道路上摸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中國近代史上賣國求榮的國賊,妄圖帝制的國賊袁世凱,列強的収刮??這條路注定是命運多舛。人們在這個還處于半封建的社會，思想還是愚昧落后的，即使有一些進步人士空有愛國救國的一腔熱血，但是社會的命運注定要經過大換血才能得到解決。

鑒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的失敗，這對以后革命的前進指明了方向。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單靠一些進步人士是無法改變中國的現狀的。所以馬克思思想這一偉大的革命思想便被中國共產黨大大的予以傳播，讓人們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及自己未來與國家未來的重要關聯，沒有國哪有家！國才是家的根基。

國民革命政府也曾輝煌一時，但是終歸失敗，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從他的歷史可以看出思想統治的重要性，國民黨誰然表面上統一了中國，但實際上并不是完全掌權。馮玉祥、白崇禧、李忠仁?這些實力派并不是很聽話的。這些人依舊抱有封建軍閥的思想。另外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也是讓人所唾棄的，任何統治者必須抱著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的一切才是確保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共產黨以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為奮斗目標，以為了讓人民過

上幸福生活為宗旨，在成軍之初就搞了三大紀律等等，這是一個思想作風的好的表現。這也是共產黨得人心的原因。只有一心為了大眾，你才為大眾所接受，所支持。縱觀中國5000年歷史，沒有一個沒有仁愛的朝代可以被人民所容納的，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才預示著國家的未來。鴉片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無不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一切都是因果循環的。大躍進是為了人民著想，但是想法超越了實際，這就成了錯誤了。

中國近現代史就其主流與本質來說是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國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只是在共產黨得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的斗爭，進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贏得了民族的獨立與人民解放的歷史。

有歷史可知，外國的援助都是帶有目的性的，所謂的幫助是不可靠的，我們應該懂得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自己強大了，我們才能屹立于世界的舞臺，才能長盛不衰不為外國所欺辱。

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他多次發出“學一點歷史”的號召。鄧小平主席也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所以我們要認真地評讀《中國近現代史》,以史為恥，奮發有為！

第五篇：中國現代史名詞解釋

第一章

1.黃埔軍校在共產黨和蘇聯幫助下，孫中山于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7年改為中央軍官學校。1927年前，這是一所國共合作的學校。得到了蘇聯的大力幫助，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軍事政治干部，為革命軍的建立和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它既為蔣介石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干，也為共產黨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

2.廣州農講所

3.五卅運動1925年5月，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5月30日上海工人、學生在英租界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暴行。在南京路上，英國巡捕悍然開槍，打死打傷群眾數十人，制造了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后，黨中央決定組織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各階層人民的反帝統一戰線，實行罷工、罷課、罷市。5月3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次日實現了全市“三罷”斗爭；6月7日工商學聯合會成立提出了“懲兇、賠償、撤軍上海、取消領事裁判權”等要求，形成了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隨后各大中城市紛紛游行示威和“三罷”。革命浪潮迅速推向全國，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反帝運動。五卅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揭開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4.西山會議派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部加劇分化，其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集會，自稱為“國民黨第一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公開反動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破壞革命統一戰線，反對國共合作。隨后在傷害成立所謂“國民黨中央黨部”，還在各地建立地方黨部，形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從事反共活動。因其集會地而得名“西山會議派”。1926年1月在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支持下中國國民黨決議彈劾“西山會議派”，開除了最主要分子鄒魯等。

5.戴季陶主義1925年6、7月間，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職的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以闡述三民主義為名，提出一套比較系統的反對容共政策的理論。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革命高潮到來之際資產階級力圖分裂統一戰線的征兆。它不僅促使國民黨新右派形成，為其反共奪權作了理論與輿論上的準備，而且助長了國民黨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動，并從思想上把國民黨的新老右派聯合起來，對革命統一戰線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戴季陶的反動觀點受到共產黨人的猛烈抨擊。

6.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以“共產黨陰謀暴動”的謠言為借口，扣押中山艦，逮捕了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并拘捕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體共產黨員。對這次陰謀事變，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張依靠工農、聯合國民黨左派堅決反擊，打擊蔣介石反動氣焰以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但陳獨秀卻采取了妥協退讓政策，使蔣介石篡奪了第一軍的軍權，這是他篡奪國民黨軍權的開始。這次反革命政變史稱“中山艦事件”。

7.漢潯慘案

8.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3月21日，為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推翻軍閥統治，上海工人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在總結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因缺乏經驗和準備不足而導致失敗的前兩次起義的教訓基礎上，經過周密準備和嚴格訓練，英勇的上海工人血戰30小時解放了上海，起義取得了成功。這次起義是中國工人階級武裝斗爭史上的光輝一頁。

9.四一二政變蔣介石背叛新三民主義和北伐大革命的政治事變。1927年3月蔣到上海后與帝國主義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及青洪幫頭目等直接勾結，密謀用暴力手段清除共產黨。但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者卻未作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4月12日蔣借口工人“內訌”派軍隊解散工人武裝糾察隊。后又下令禁止罷工和游行，并解散了上海總工會和一切革命團體，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同時又指使黨徒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進行反革命大屠殺。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動的國民政府。至此，大革命遭到局部失敗。

10.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四一二政變后，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日趨反動。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決定“分共”，公開背叛了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汪精衛集團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是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這就是“七 一五”反革命政變。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國共第一次合作完全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11八一南昌起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受中共領導和影響的北伐軍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經過英勇斗爭，占領了南昌。南昌起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是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

12.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在瞿秋白同志主持下于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決定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并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會議在革命緊急關頭及時地向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斗爭方向，反對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進了一大步。但是會議在反“右”傾時沒有注意到“左”傾情緒的滋生，以至后來瞿秋白發展了“左”傾盲動主義。

13.九一八事變日本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軍關東部隊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便誣陷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以此為借口，日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突然炮轟東北軍駐地北大營，襲擊沈陽.進軍入東三省。中國守軍執行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日軍迅速占領了東北三省，并開始向熱河省進攻。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開始，也是中國各階層人民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掀起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的開始，對中日兩國歷史均具重大影響。

14.一二八事變日軍武裝侵占上海的事件。“九 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東北，又加緊準備侵占上海，作為進攻中國內地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突襲駐上海閘北的十九路軍。十九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等率領下奮起抵抗，十九路軍經過一個多月的奮戰，由于蔣介石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破壞凇滬抗戰，最后彈盡糧絕，被迫撤退。蔣介石同日本簽訂賣國的《凇滬停戰協定》允許日軍駐留上海，中國軍隊撤出。

15.偽滿洲國日帝侵占中國東北后，于1932年制造的傀儡政權。3月在長春成立，扶清朝廢帝溥儀為“執政”，年號大同。1934年改為滿洲帝國，立溥儀為皇帝，年號康德。1945年日本投降，滿洲國也被消滅。

16.遵義會議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地批判了中央領導人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左”傾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推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指揮軍事。會議結束了第三次（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7.華北事變日帝為實現其吞并全中國的野心，1935年向華北地區發動了新的侵略。5月日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華北特殊化”的無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脅；6至7月強迫簽訂《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接著策動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使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和察哈爾5省脫離中國而“自治”。國民黨政府為了滿足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漢奸王揖唐等為副委員。這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事件，統稱“華北事變”。

18.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沈鈞儒、鄒韜奮等響應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并與中共談判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11月22日，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七位救國會領導人在上海被捕。隨后被押解于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時稱“七君子事件”。后來江蘇高等法院欲判刑七君子激起全國人民抗議，宋慶齡發動“救國入獄行動”陪坐牢，在全國人民壓力下七君子獲釋。

19.兩廣事變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與新桂東聯合舉兵反對蔣介石。2日，兩廣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進兵湖南。蔣一面調集軍隊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買陳濟棠的部屬，令到陳濟棠不戰自敗。隨后，蔣介石擺出決斗架勢。后來在調停下，雙方妥協，南京答應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確定抗日計劃”等條件，言歸于好。廣西問題遂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兩廣與南京蔣氏政權對峙的狀態，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20.一二九運動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嚴重關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以極大的民族義憤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共繼續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對日作戰，挽救民族危機。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而1935年12月在北平爆發的“一二九”愛國運動，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標志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21.南京慘案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向長江中下游前進時，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英、美、法等國增兵上海，準備直接干涉中國革命，并調集軍艦開到南京江面進行威脅。3月24日，共產黨員李富春、林伯渠領導的北伐軍第二軍、第六軍打敗了直魯聯軍，占領了南京。直魯聯軍和一些流氓在逃跑時搶掠了外國領事館、外人機關和住宅，打死打傷外國人6人。英美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命令停靠在南京江面上的英美軍艦向進駐南京的北伐軍和居民進行炮轟，打死打傷軍民二千多人，毀壞房屋無數。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南京慘案”。這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嚴重步驟。“南京慘案”發生以后，蔣介石趕到下關，首先派人與日本領事館聯系，一面表示道歉，一面誣稱南京搶掠是“共產黨蓄意制造”的。

22.洛川會議為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戰勝日本侵略者的綱領、方針和政策，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基本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指出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如何爭取勝利的問題，而爭取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指出必須堅持抗戰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任務和基本政策，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戰的正確方向，對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設一個新中國，具有重大的意義。

23.臺兒莊戰役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４日，日本侵略軍瀨谷支隊向臺兒莊發起進攻，與中國守軍第２集團軍第３１師展開激戰。日軍一部突入東北角，被守軍擊退。３１日，中國軍隊將進入臺兒莊之敵完全包圍。４月３日，中國軍隊向日本侵略軍發起攻擊。日軍拚力爭奪，占領了市街大部。中國軍隊一次又一次反擊，展開街壘戰，奪回被日軍占領的市街。雙方陷于苦戰。６日晚，中國軍隊全線攻擊瀨谷支隊。臺兒莊戰役是中國軍隊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在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擊下，取得了殲滅日軍１萬余人的巨大勝利。此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兇焰，鼓舞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斗志。

24.平型關大捷: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出師華北抗日戰場后首戰大捷，同時也是全國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八路軍出師華北挺進山西之際，日軍第5師團在察哈爾派遣軍的配合下，正沿平綏路進攻長城沿線，企圖南下進攻太原，奪取山西腹地，并從右翼配合華北方面軍在平漢路的作戰。中國第2戰區制定了沿長城各隘阻擊日軍的作戰計劃，在平型關方面，決心集合重兵殲滅來犯之敵，并請求八路軍配合側擊日軍。為了配合友軍作戰，保衛山西，振奮八路軍軍威，八路軍115師成功進行了平型關伏擊戰，取得首戰大捷。

25《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主要內容是：①打倒日本；②實施全國軍事總動員；③實施全國人民的總動員；④改革政治機構；⑤執行抗日的外交政策；⑥執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⑦改良人民生活；⑧執行抗日的教育政策；⑨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⑩促成抗日的民族團結。這個綱領的基本精神就是發動群眾，實行全國抗戰，爭取抗戰的勝利。這個綱領是代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利益的，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綱領，是黨領導人民反對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強大思想武器。

26.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是在抗戰時期各黨派參政議政的國家機關，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成立的一個咨詢性質的機關。1938年7月正式成立。1938年3～4月間，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4月12日，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規定國民參政會為咨詢機關，有聽取國民政府施政報告、詢問、建議之權，但所通過的決議案對國民政府并無強制執行的權力。國民參政會共歷四屆，舉行大會十三次。初期，國民參政會對于團結全國人民，發揚抗日民主，推動全面抗戰，起了積極作用；后來由于國民黨推行消極抗戰政策，逐步喪失其進步作用，于1948年3月宣告結束。

27.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28.“三三制”政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即“三三制”政權。“三三制”政權在組織形式上，即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中間派占1/3。其性質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的具體形式，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29.囚籠政策為了達到消滅抗日根據地的目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提出了“囚籠政策”，即以鐵路為柱，以公路為鏈，碉堡為鎖，輔以封鎖溝、封鎖墻，從敵占區向根據地構成網狀的“囚籠”，進行壓縮包圍，企圖束縛抗日武裝的機動性，便于消滅之。但由于根據地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使日軍不僅達不到目的，而且抗日武裝和根據地還在不斷壯大。

30.百團大戰是1940年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場旨在破襲日軍交通線、粉碎其“囚籠政策”的著名戰役，也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獨立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戰果最輝煌的一次進攻性戰役，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歷史背景，①1940年春夏之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出現了妥協的危機。②瓦解日軍的“囚籠政策”是百團大戰最直接的原因。歷史意義，第一、在軍事上，百團大戰在華北給予日軍重大打擊。第二、在政治上，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也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31.民主政團同盟 32治安強化運動

33.大生產運動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軍民開展的大規模生產運動。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以及自然災害的侵襲，各解放區遇到了嚴重的物質困難。解放區軍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展開了生產運動。克服了經濟困難，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密切了黨群關系和軍民關系，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從物質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了準備。

34.皖南事變是抗戰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對華中的新四軍軍部所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制造反共磨擦活動。國民黨當局要求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于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皖南部隊突遭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襲擊，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蔣介石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將把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的主要原因，①是國民黨無法容忍中共力量無限擴大的必然結果；②也與中共方面出于對國民黨的高度戒備心理，拖延北移時間，而且必欲選擇一條出乎國民黨人意料的北移路線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