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不能走西方憲政之路的五大原因

中國不能走西方憲政之路的五大原因

2014-12-03 13:37 來源：求是

我有話說

作者：喻 中

研究中國問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不能從概念出發，更不能用所謂西方模式作為標準來衡量我們。而西方憲政是一個被“神化”的概念，許多關于法治乃至政治發展道路的話題，都被這樣一個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話語含義的概念所遮蔽，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事實上，西方憲政從表現形式來看，是多元化、多樣性的，因為西方社會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樣的，憲政不可能呈現出一個單一的模式。無論是英國的憲政還是美國的憲政，都是地方性知識，都沒有普適性。今天，中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大背景下，在強調憲法實施的大背景下，如果認為中國的未來是走西方憲政之路，顯然是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誤讀。這有很深的思維誤區，需要結合歷史與現實進行澄清。

第一，虛構因果關系。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后的近代中國之所以很快接受了來自西方的憲政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歐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那時的大多中國知識分子已經認為只有西方的憲政才能救中國，只有西方的憲政才能讓中國富強起來——西方的憲政就像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為什么西方的憲政能讓中國富強起來？是因為西方憲政的功效已經得到了驗證：西方各國之所以富強，就是因為它們有憲政這個好東西，西方憲政是西方各國富強的根本原因。這樣的思維和推理，雖然在近代中國很流行，但嚴格說來，它是虛構因果關系的產物。在富強與一些人想象的西方憲政之間，其實并沒有嚴格的因果關系。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富強的程度都是相對的。一個國家處于相對富強的地位，與這個國家是否有某種憲政并無必然聯系。近代中國知識界長期認為英國是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但20世紀以后的英國，顯然不是全球最富強的國家。英國曾經一度是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英國的“完美憲政”并不能維系它這種“最富強”的地位。同樣，當今美國的富強也與中國人想象的西方憲政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我們只能說，某個國家因為技術革命、海外殖民等原因，成功地取得了相對于別國的更加富強的地位，但這絕非是這個國家事先規劃了“憲政”并實施了“憲政”的結果。

第二，把特殊作為一般。當今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關于憲政的想象，實際上是以西方強勢國家作為原型的。譬如，美國有相對典型的三權分立，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權分立；英國一度盛行議會主權，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議會主權；英法美諸國在自己的憲法性文件中提出了自由、人權等概念，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法治，等等。但這樣的思維方式是經不起推敲或質疑的，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把某個特定國家在某個特定時期宣揚的某種價值，或形成的某種制度當作一種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價值或普適性制度，并沒有理論上的依據，是不能成立的。把多個國家在不同時期所宣揚的、所形成的各種價值或制度疊加在一起，僅僅是一種物理意義上的搬運、匯聚、堆積，并不意味著這些價值或制度就可以組合、拼湊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血脈相通的、典型的、標準的“普適憲政”。事實上，這種拼湊而成的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普適憲政”并不存在。只要我們認真研究西方各國的憲政發展歷程，就會發現，這些國家的憲政也是千差萬別，很難定于一尊，更不要說形成一種固定模式了。有鑒于此，我們解讀憲政概念時，就有必要注意，現在流行的憲政概念在相當程度上是“把特殊當作一般”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是簡單拼湊、物理堆積的產物。

第三，混淆強權與公理。近現代以來，西方是有力量、有實力的，但力量并不是知識，更不是真理。透過中國知識界對源出于西方的憲政概念的依賴，可以發現，一些人陷入了一個思維誤區：把強權與公理混淆起來了?；仡欀袊房梢园l現，直至19世紀中葉，中國人依然認為，雖然西方在“堅船利炮”方面值得我們學習，但“夷夏之別”還是彰顯了中國政教制度的優越性，也意味著最高的真理依然還在中國人手中。但是，經歷了洋務運動，特別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后，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對于固有的政教制度的信心。相反，由來自西方的憲政一詞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逐漸成為公理的載體與化身。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什么會形成對西式憲政概念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的精神依賴與精神崇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與西方的政教制度相互攜手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無法抵御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經濟實力。這就是當時盛行的一句話，“強權即公理”。事實果真如此嗎？事實證明，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經濟實力并不能等同于真理，“堅船利炮”與西式憲政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有一些關聯，但并不必然相關。西方列強決不允許中國效法西方強盛起來，中國的富強與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這才是我們的公理。

第四，重個體輕整體。一些人對西式憲政的強調，其實是對自由的強調。自由是一種積極的價值，維護和保障自由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從個體的、個體自由的角度來解釋政治與法律，只能解釋政治與法律的一個側面。政治與法律從根本上說是整體之事、群體之事、眾人之事，應當強調個體與整體并重。應當看到，即使是在西方經典性的自由主義論著中，自由也是指“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密爾《論自由》），在這個定義的背后，有一個未經言明的主體：群體性的國家。也就是說，即使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言人，也注意到了群體或國家的主體地位。然而，在中國的一些論者看來，自由是西方憲政的首要價值，而且，他們把自由單純地理解成個體的自由。這就陷入了另一個思維誤區：看到了個體，忽視了整體。他們沒有看到，政治、法律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人的群體性生存的問題；一切政治、法律問題都應當從人的群體性、整體性來理解。因此，討論中國的法治和政治，著眼于國家、群體、整體的立場更為合理。要著眼于自由和責任的統一，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這樣才更有助于推進中國的法治之路。

第五，情緒壓倒理性。在流行的西方憲政話語體系中，還反映了一種值得注意的思維方式：浮躁偏激的情緒壓倒了學術理性。關于政治、法律問題的學理論述，本來應當恪守理性、節制、反思、包容的品質，但在一些公共輿論中，恰恰是過于偏激的情緒壓倒了理性。特別是在網絡媒體中，理性、節制的言論因其平實、樸實，感召力顯得有限。那些顛覆性的“雷人雷語”反而更易被接受。這樣，一個思維上的誤區就顯現出來：政治、法律問題異化成了情緒問題。政治、法律問題的一個基本品質是現實性。在關于政治、法律的言說中，如果情緒壓倒了理性，雖可以宣泄感情、引起宗教般的狂熱，卻不是關于憲政、法治問題的科學解說。

第二篇：中國如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國鋼鐵行業如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談一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它的發展歷史，我國鋼鐵行業的高速發展為包括房地產、汽車、機械等下游行業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支撐作用。鋼鐵行業發展到今天雖然我們國家的鋼鐵總產量已經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但是由于管理不規范，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鋼鐵行業發展到今天鋼鐵產能過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統計我國去年總的產能超到七億噸，但是我國能消費的鋼鐵只有不到五億噸。同時由于我們國家過去幾年鋼鐵需求增長主要是由于密集的項目投資拉動起來的，而政府投資難以大規模持續?！笆濉逼陂g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降低用鋼強度。同時由于我國鐵礦資源比較貧乏，同時現在階段我國的環保壓力大。這些因素均不允許我國成為世界廉價鋼材的供應基地。

那么中國鋼鐵行業如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呢？我的看法是轉型是必由之路。未來的十年肯定是往低碳、低消耗、高附加值這些產品轉型。通過水、氣、渣等的綜合再利用實現鋼鐵生產的清潔生產，同時鋼鐵本身也是可以循環再利用的。具體來說就是要加快技術進步，解決高端不足。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鋼鐵行業必須加快技術進步，通過產業升級、產品研發、生產工序的改進等措施進一步優化我們的產品結構，進一步擴大我們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鋼鐵企業首先必須圍繞下游用戶需求積極開發新產品，其次要保障產品產品質量的長期穩定，持續不斷地為下游企業用戶提供優質產品。同時企業要加強節能減排，促進可持續發展，企業要將當前利益與長期利益、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加強資源、能源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最后鋼鐵企業應該往企業大型化、經營多遠化、產業鏈提升、業務轉型、鋼鐵物流等方向發展。要適應市場發展變化，加快企業經營方式轉型，在創新經營模式方面形成多遠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鋼鐵行業想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就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大力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供產業核心競爭力。打造健康完整的產業鏈，發展循環經濟，實現鋼鐵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篇：走復興之路,圓中國夢

走復興路，圓中國夢

學生： 王婷

指導老師：鄭恒興

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夢想。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肩負的歷史使命。無數中華兒女為之前赴后繼、上下求索，為中國復興沖出一條血路。

我們生在一個好時代，無比接近民族復興這個偉大目標。我們每一個青少年都應該向哪些革命先輩學習，為實現祖國復興、圓中國夢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根竹篙難渡汪洋海，眾人劃槳開動大帆船。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合作、堅持走復興路，就一定能圓我們中國人的中國夢！

2012年12月7日，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一招。

在今年“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云山也指出，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國夢，關鍵在黨。習近平主席強調，實現中國夢、創造全體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不斷拼搏。

是?。〗ㄔO美麗中國，實現中國夢，青少年也責無旁貸，我們要讓青春在時代進步中煥發出絢麗的光彩，讓我們的未來更加光輝燦爛。為此，我們可以做的有很多:

1、努力學習，積極完成自己的學業，并主動參與課外活動，豐富自己的知識與見識，使自己能為國所用。

2、培養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不浪費、不貪圖安逸，培養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努力成長為能獨當一面的有志青年。

3、培養不怕困難、不怕挫折的精神，遇事要迎難而上，不要畏難而退。

4、樹立自己的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斗，給自己增添前進的信心和勇氣。如果人人都能做到這些，那么我相信我們的中國夢很快就能實現。

走復興路、圓中國夢，我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四篇：走中國的小額信貸之路

走中國的小額信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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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國扶貧基金會(CFPA)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試點工程剛剛起步,在部分貧困縣設立了10家農戶自立能力建設支持性服務社(SSCOP),解決貧困農戶貸款難的問題。如今,CFPA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已成為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中規模最大的信貸扶貧項目。已累計向26個貧困縣的19.5萬多農戶發放小額貸款7.7億元,共有70多萬貧困人口直接從中受益。

與其他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和村鎮銀行不同,CFPA的小額信貸只為貧困農戶提供信貸服務,并且不以營利為目的。通過多年的試點,CFPA已經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農村特點,可以快速推廣和復制的新型農村信貸服務模式。這個模式對于破解當前農村貸款難、農戶貸款更難、貧困農戶貸款難上加難的局面具有難得的示范意義

摸石頭過河趟出一條為貧困農戶貸款的新路

2006年,一個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國“窮人的銀行家”,因其致力于“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從而獲得了該諾貝爾和平獎。他讓世界震驚:一貫嫌貧愛富的銀行也可以做到為窮人服務。

實際上,早在1996年,中國扶貧小額信貸就已在中國扶貧基金會(CFPA)實施,但由于當時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不允許基金會成立分支機構,限于此,CFPA只能與地方政府合作,為一些貧困縣的扶貧辦提供資金、技術和管理,支持他們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小額信貸項目。但實施的效果不好,政府色彩和雙重領導等問題,致使項目貸款質量不高。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說:“過去中國為了解決貧困農戶的貸款問題,年年都搞扶貧貸款,但效果不大。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這些扶貧貸款落不到真正貧困農戶的手里,最后70%以上的貸款收不回來。事實證明,這種通過國家扶貧貸款直接貼息的做法是需要改進的?！?/p>

10多年政府扶貧貸款的失效,換來了機制的松動。2004年底,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新條例規定,允許基金會在各地成立分支機構。于是,CFPA自2005年起開始在項目縣成立基金會直屬的分支機構,直接實施小額信貸項目。通過這樣的改制,使小額信貸項目的產權變得清晰了,職責變得分明了,管理變得更有效了。項目縣的規模由2005年初的四個縣增加到2009年底的26個縣。

中國的扶貧小額信貸之路究竟應該怎么走?

段應碧會長告訴記者,中央要求金融機構擴大對農村的信貸,改善農村金融服務。但銀行實際上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其主要原因是農村信貸風險高,成本大。國有銀行商業化以后,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紛紛收縮了農村的營業網點,除農行外,其他銀行的鄉鎮網點基本上都已撤光。而服務于農村金融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又長期虧損,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態。農村金融變得越來越薄弱,農村貸款難,農民貸款更難成了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制約著“三農”的發展。

面對這一問題,2007年以來,中央又陸續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一方面國家對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推出了信貸扶持政策,讓國有商業銀行涉及中小企業貸款業務,向農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另一方面,發展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但這也僅僅是解決了農村中小企業和農業大戶貸款難的問題,并沒有解決農村一般農戶特別是貧困農戶的金融需求。

對此,段應碧解釋說:“相對于農業大戶和中小企業貸款,為一般農戶或貧困農戶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更高,風險更大。這些農戶居住過于分散,需要的貸款額度又很小,單筆貸款通常是幾百塊錢到幾千塊錢,銀行信貸員翻山越嶺考察他,最后才貸出去幾千塊錢,成本就顯得太高了。另外,和農村中小企業不同,一般農戶特別是貧困農戶都沒有可做抵押的資產,他們看似有土地有房屋,但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只有承包權和使用權。他們的房屋也沒有房產證。所以,一般農戶、貧困農戶的貸款風險更大。而最近幾年新設立的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都是由社會資金入股組成的股份制企業,是一定要賺錢的。它們通常會集中在縣城,集中在中小企業,搞大一點的貸款,以此來降低成本和風險。”

在中國,一般農戶或貧困農戶是數以億計的龐大群體,誰能向他們提供貸款,幫助這個群體擺脫貧困?這是一個事關國家能否長治久安,能否真正消除貧困的戰略課題。CFPA摸索了十余年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就是希望對中國的小額信貸之路做一個有意義的探索,搞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符合農村特點的為一般農戶、貧困農戶提供信貸服務的有效模式。

段應碧根據長期從事農村工作和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項目的經驗,總結說:“大銀行解決大企業的融資需求,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公益性的社會性的小額信貸機構解決農戶的融資需求?！彼赋?“為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提供貸款,必須按照農村特點來做,而不能一味遵循現代金融制度那套模式。簡單地說,我們的做法就是先在縣里設立一個叫農戶自立服務社的小機構,然后在村里的農民中間挑選一些信貸員,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設立的一套制度進行管理,將資金交給農民信貸員去放貸并按時負責收款,CFPA負責監管?！?/p>

CFPA終于摸索出一條為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小額信貸的路徑,但資金來源卻成了一個大問題。他們想到一個辦法:從國家的銀行那里批發貸款資金,然后由CFPA再拿這些批發來的資金去做小額信貸。他們首先找到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國開行”),國開行對CFPA的扶貧小額信貸非常重視,到福建寧德了解CFPA扶貧小額信貸的情況?？春?國開行發現CFPA扶貧小額信貸的效果確實不錯,同意將貸款批發給CFPA。2006年12月,國開行與CFPA簽署貸款協議,國開行為CFPA提供了授信額度1億元人民幣的貸款資金,使CFPA成為中國第一家從銀行獲得批發資金的非政府組織。2008年1月和2009年10月,CFPA又先后從渣打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分別獲得了2000萬貸款和2億元人民幣批發貸款授信。

2008年11月, CFPA全資成立了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專門負責小額信貸扶貧項目的實施和管理工作。這使CFPA為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小額信貸從摸索走向專業化和可持續發展。

創出量身定制的小額信貸新模式

中國扶貧基金會(CFPA)的小額信貸扶貧的創新模式,不僅有效解決了貧困農戶的貸款難問題,而且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農村特點,專門為貧困農戶服務,又可以快速推廣和復制的新型農村信貸服務模式。段應碧告訴記者,他們的這個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遵循了農村特點,而不是拘泥于現代金融制度。歸納起來,這個模式大概有這樣幾個特點:

貸款支持對象非常明確

CFPA貸款支持的對象全部是貧困農戶,且無需任何抵押或公職人員擔保。堅持單筆貸款額度為500元～10000元,期限6～12個月,利率不優惠,最高年利率12%,還有五戶聯保,現場集中發放和整貸零還等規則。這樣做,有效地排除了非貧困農戶從中借款的問題,形成了一個自動瞄準的新機制。段應碧說:“我們的自動瞄準機制非常好,由于貸款額度非常小,再加上我們的利率比信用社和銀行要高一點,來我們這里貸款的一定是窮人,而且是信用良好、勤勞但貸不到款的窮人。凡是好吃懶做、賴賬不還錢的人是不會有誰愿意和他組成聯保小組,自然也就被這個機制排除在貸款群體之外。”

扶持效果顯著

CFPA的小額信貸不僅為農戶提供貸款支持,幫助他們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等,還免費為農戶提供法律、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培訓,告訴農戶怎么把錢花在刀刃上。實際上,信貸員對放出的每筆貸款,事先都了解貸款的用途和效果。通過多方位的支持服務,基本上可以確保農戶增收,并按時還款。據初步統計,農戶平均每貸款1000元,還本付息后還可以凈賺600元人民幣以上的現金。

貸款回收率高

CFPA的小額信貸有一個貸款升降級制度,該制度規定:第一次貸款按時還了,那就是一級會員,第二次按時還貸,就可以升為二級會員,依此可陸續升高級別,貸款額度也將根據會員級別逐漸增多,最多可貸款5萬元人民幣。段應碧說:“凡是貸款的農戶,沒有人愿意丟掉自己的信譽等級。因為還款記錄不良,就意味著不能再貸款了。而且如果五戶聯保小組中有一戶未按時還貸,也就意味著其余四戶誰都不能貸款。從我們基金會累計發放的19.5萬筆、7.7億元小額貸款看,累計注銷壞賬約80萬元,還款率高達99.9%以上。這些壞賬主要集中在貴州的六枝縣,是早年政府實施項目時的遺留問題。在目前發放小額貸款的26個縣中,有24個縣保持零逾期,還款率100%。能保持如此好的貸款質量,主要得益于我們采取了許多與現代金融機構完全不同的、但卻能控制風險、降低成本的創新措施和方法?！?/p>

這些控制風險、降低成本的方法包括:CFPA有一套完善的、標準化的項目操作流程、信息管理系統和管理制度。各分支機構的信貸員全部都是在當地農村公開招聘的農民?！芭c商業銀行招聘的從業人員不同,我們基金會招聘的信貸員全是當地農民,而且大部分都是30歲以上的素質較高的已婚婦女。人選定之后,我們還要去拜訪這戶人家,看看他家是否整潔,如果這人家里很干凈,就說明這個人能干,如果家里亂七八糟的,就說明這個人不適合。還要了解夫妻感情和家里人對他從事這項工作是否支持,如果家庭和睦,說明她比較適合做這個工作。正因為這些因素,使得信貸員們非常珍惜這一工作機會,并自覺地遵守項目操作流程。這些年來,我們招聘的183名信貸員中,從未發生過信貸員攜款潛逃和故意欺詐等違規行為。”段應碧如是說。

CFPA的績效考核制度對降低不良貸款效果十分顯著。CFPA給每位信貸員的底薪很少,薪酬完全與其回收的貸款額度掛鉤。放款不給報酬,只有貸款本金回收上來之后,才有提成收入。CFPA對信貸員實行承包責任制,多勞多得,大大激勵了信貸員的工作主動性和責任心。信貸員為了爭取好的業績,不管節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一切服從工作需要。遇到農忙時節,他們往往是早上七點鐘以前或晚上七點鐘以后才開始入戶工作。由于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掛鉤,所以,這些信貸員在選擇貸款對象時也會十分慎重。CFPA的信貸員平均每人管理400個貸款客戶,最多的可達800多個客戶。如果貸款回收正常,信貸員平均月工資可達3000元～5000元。

CFPA的小額信貸,一般是以村為單位集中收放款。放款時由縣分支機構派專車送款,收款時則由信貸員單獨上門服務,并于當天或次日上午存入當地信用社。由于對貸款農戶采取的是分期還款方式,所以,信貸員每天單獨收款總額一般不會超過1萬元,加上當地農民把信貸員視為“財神”處處加以保護,因此,至今未有項目資金丟失或被盜搶的惡性事件發生。

機構財務平衡

由于CFPA在縣設的分支機構人員較少,包括負責人,財務人員和信貸員一共也就10～15個人。信貸員平時都在走村入戶,不需要專門的辦公地點,在縣城也只要三間辦公室就可以。CFPA的項目資金都是存放在當地銀行,節約了安保成本。因此,CFPA的總體運營成本相對較低,每開設一家分支機構的啟動經費只需10萬元。目前,CFPA最大的成本是銀行貸款利息和人工成本,而這些成本都是直接與員工的業績緊密掛鉤的,只要信貸員的業績好,縣級機構就能實現自我可持續?，F在,新開設的縣級操作機構一般在運行兩年后就可以實現自我財務平衡,收入覆蓋支出。段應碧說:“我們的要求是,CFPA不能賺錢,但要讓信貸員賺錢,要覆蓋成本,包括貸款農戶的意外保險。貸款利率控制在12%以下,盈利控制在2%以下?！?/p>

模式易推廣復制

經過15年的探索與實踐,CFPA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小額信貸實踐經驗,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的管理隊伍,并形成了一整套信貸、財務、人力資源、信息系統和風險控制手段,基本具備大規?？焖偻茝V條件。按照CFPA目前的工作能力和流程要求,如果資金充足,完全可以在三年時間內將這種可持續運轉模式推廣到中國的100個縣。段應碧說:“現在我們就在支持海南省的信用社運用CFPA小額信貸模式推廣農村扶貧貸款。”

身份不合法:大規模推廣將面臨舊機制的阻滯

段應碧認為,解決農村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貸款難的問題,只有走公益性的小額信貸機構這條路,別的路很難走得通。如果CFPA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公司實行股份制,募集一般的社會資金來投資的話,就很有可能變味,變成一般的小額信貸公司或者鄉鎮銀行,而不再為窮人提供金融服務。“只有財政給我們出資本金,我們才能在擴大規模的同時控制現在的結構,以保證扶貧小額信貸不變味?！倍螒陶f。

段應碧表示,“如果財政部拿出兩個億作資本金,那么,政府財政資金的放大效應可以使我們從銀行貸出4個億的資金。這樣,CFPA的小額信貸就可以再覆蓋20多個縣了。如果財政部拿出十個億作資本金,CFPA的小額信貸就可以擴大到一百個縣。”

但是,CFPA摸索出來的為窮人提供金融支持的小額信貸模式,雖切實可行、成本低、不良貸款率幾乎為零,且貸款利率比尤努斯的窮人銀行低一倍,僅為12%,但是,他們的做法很多都是與中國現代金融制度沖突的。

最大的沖突是與銀行管理條例的沖突。按照現行的銀行管理條例,基金會作為社團法人是不能從銀行申請貸款的。為了規范項目運作和籌集更多項目資金,根據銀行的建議,CFPA成立一家全資擁有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但這與銀監會規定的小額貸款公司必須在縣級注冊,且CFPA的股份不能超過10%又是相左的。如果CFPA在項目縣注冊小額貸款公司,勢必會大大增加運行成本。

事實上,CFPA的中和農信公司與現行的其他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完全不同,是專門為貧困農戶提供信貸服務的,而一般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主要是為中小企業和農村大戶服務的。CFPA的中和農信公司不以營利為目的,只要公司收入能覆蓋銀行貸款利息和基層機構的操作成本就行,而公司總部費用主要由基金會來承擔。但是,一般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是一定要贏利的。

目前,CFPA已形成了比較完善、適合中國農村特點、可以大規模推廣和復制的小額信貸運作模式。盡管各試點地方政府對CFPA小額信貸運行模式和效果非常認可,國務院扶貧辦、中國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國家有關部門也多次派人實地考察,對CFPA小額信貸扶貧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肯定,并鼓勵他們繼續擴大試點,但是,由于CFPA及下屬小額信貸機構的一些具體做法和經驗不完全符合現行的金融業務管理規定和政策體系,因此,至今尚未能得到監管部門發放的正式金融業務執照或許可。這嚴重阻滯了小額信貸扶貧項目的推廣與復制,使他們在試點過程中越來越多地碰到工商、稅務和金融等各監管部門的質疑,也無法享受國家有關針對支農貸款的扶持政策,如貸款貼息和稅收減免等政策。另外,在申請商業銀行批發貸款方面也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CFPA的小額信貸模式比尤努斯做得更難。因為中國現行金融監管制度是為城市金融服務設計的制度,與農村特有的現狀之間存在著嚴重不適癥。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看到,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為市場不斷推出了一些先行先試的政策。既然CFPA的小額信貸模式已經取得了驕人成績,既然這是一個惠及中國農村一般農戶與貧困農戶的扶貧工程,那么,能否將CFPA的小額信貸機構確定為農村小額信貸扶貧試點機構,給他們合法的身份,以便繼續探索如何在更大范圍內為貧困農戶和低收入群體提供小額貸款,并實現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運營。

段應碧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窮人是需要貸款的,而且窮人也是講信用的。”他還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恰如其分:“農村貸款難長期存在,就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了。按城市工商業制定的現代金融制度,不符合農村的情況,所以就很難為農村服務,很難解決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貸款難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創新,建立起既符合現代金融規律,又符合農村特點的新型體制?！?/p>

第五篇：為什么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為什么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我們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團結奮斗的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獨創性和巨大的優越性。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把這一基本制度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而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其理由如下：

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要認識今日中國，就必須了解昔日中國。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互相勾結，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國人民無法享有民主權利。為了改變國家、民族的悲慘命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起抗爭。20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隨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臨時約法》，全盤照搬西方議會政治，允許人們結社結黨。一時間，各類政治團體蜂擁而起，政黨多達300多個，圍繞國會選舉，各黨派展開激烈競爭，國民黨最終贏得勝利。但隨著袁世凱刺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會、恢復帝制，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熱切向往的議會制和多黨制徹底破產，中國走向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局面。民國初年的議會制和多黨制，是當時仁人志士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相對于封建專制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這不僅為中外反動勢力所不容，而且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無法成為解救中國的濟世良方。孫中山先生也曾指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近代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潮流和趨勢，決定了一黨專制在中國同樣行不通，注定要被時代和人民所拋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建立的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獨攬國家一切權力，推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實行一黨專制?？箲鸨l，迫于國內外壓力，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允許中共和其他黨派合法存在，但始終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打擊和迫害民主進步力量?？箲饎倮?，國民黨拒絕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公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發動全面內戰，最終導致政治上的孤立、經濟上的崩潰和軍事上的潰敗。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不論是對于過去歷史上說，對于當前任務上說，對于中國社會性質上說，所謂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團結全國各革命階級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主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立的各民主黨派，其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同這些階級相聯系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有著反帝、愛國、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偉大斗爭中，確立了在中國各種革命力量中的領導核心地位。1948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的正式確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加新中國國家政權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條件下進一步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團結合作，不斷推進多黨合作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們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明確共產黨存在多久，民主黨派就存在多久。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由于共產黨居于領導、執政地位，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期間，多黨合作制度遭受嚴重挫折，中國也陷于某種程度內亂，從反面說明這一基本制度的寶貴。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1989年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走上了制度化軌道。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我們黨先后制定了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使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和程序化。

中國近現代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說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盲目照搬別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實行獨裁專制統治，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歸于失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總結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二、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其獨特的結構功能和運行機制，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充分行使，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拓展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度和廣度。經過充分的政治協商，既尊重了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民主價值和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政治參與。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特征。這一基本制度為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開辟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種社會力量納入政治體制，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基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廣集民智，廣求良策，推動執政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利益表達。人民內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存在著具體利益的差別和矛盾。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能夠有效反映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訴求，暢通和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協調利益關系，照顧相關者利益。

——社會整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備高度的社會整合功能。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前提，又有各民 主黨派的廣泛合作，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目標下，中國共產黨緊密團結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形成高度的政治認同，促進政治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民主監督。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有利于強化體制內的監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監督而導致的種種弊端。各民主黨派反映和代表著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和要求，能夠反映社會上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能夠提供一種中國共產黨自身監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監督，有利于執政黨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克服官僚主義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

——維護穩定。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合作、協商代替對立、爭斗，不僅能夠避免政黨互相傾軋造成政局不穩，而且能夠有效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內耗，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四、中國的民主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縱觀新中國60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國的政治土壤之中，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要求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顯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這一基本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主要表現在：

能夠促進科學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任何政黨制度的好壞優劣，最終都體現在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上。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保證了國家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統一規劃和部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始終圍繞國家發展要務，認真考察調研，積極獻計獻策。如2008年，各民主黨派通過深入調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多個建議和意見。民革中央《關于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的幾點建議》，民建中央《關于加強農村環保工作的建議》，臺盟中央《關于構建“海峽經濟區”的幾點建議》等，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并采納。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民主黨派中央先后就三峽工程、西部大開發、抗擊非典、宏觀調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三江源生態補償機制實驗區、發展職業教育等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方面提出重大建議200多項，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提出各項建議9萬多項，其中許多意見和建議被采納，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能夠更好地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通過的各項決定，還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憲法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等，中共中央、國務院事先都以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的形式，廣泛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執行決策過程之中，并已基本形成一項制度。各地黨委、政府也就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廣泛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建議。這些都有力地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對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能夠保持國家政局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的安寧與和諧是每個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證。然而，與西方多黨制相銜接的是政治選舉中的競爭、對抗和抹黑。在不少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和地區，各政黨為上臺執政進行殘酷爭斗，為選票甚至不惜挑起族群矛盾、制造社會對立，給社會發展帶來沉重災難。西方國家竭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帶給發展中國家的卻是長期的社會紛爭，甚而內戰頻發、民不聊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強調民主協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方面，形 成了高度政治認同和強大社會凝聚力。在當今中國，試問有哪種政治力量，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強大的向心力、號召力、凝聚力和組織力？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近30多年來，我國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安居樂業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如果舍此而搞“西方的民主”，無疑是自取其禍、自亂其國。

能夠推進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建設，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入人大、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同中共干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關系，是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國家政權建設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國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有3.2萬人，31個省區市政府基本上都有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擔任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或助理。這些做法調動了黨外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黨和國家的事業中來。同時，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還聘請黨外人士擔任特約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黨風監督員。他們積極發揮民主監督作用，幫助中國共產黨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我國正處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處于發展的“黃金期”與社會矛盾的“凸顯期”。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抓住機遇、實現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已經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其間也經歷過各種風風雨雨。實踐證明，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不是封閉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經得起歷史考驗，具有無比廣闊的發展前景。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巨大智慧。我們當代人有責任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和完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動搖、不能懈怠，更不能折騰，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