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先生的文章特點

魯迅先生雜文特點

魯迅的雜文是有極強烈的戰斗性的，這種戰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藝術魅力而表現出來，它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通過具體材料的和諧統一。魯迅說，雜文必須“生動，潑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說：雜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②。魯迅總是在首先強調雜文的思想性、戰斗性的同時，也強調它的藝術感染力，強調它必須通過生活的形象和語言的魅力給讀者以藝術的享受。自然，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決不是撫慰和麻痹，而“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它是統一于戰斗也是為了戰斗的。所以這跟藝術至上主義者強調的所謂藝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魯迅對雜文提出了卓越的觀點，這是他長期的創作實踐的概括，他的全部雜文完美地體現了這些觀點。下面，我們將著重分析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和表現方法。

雜文是政論的一種藝術的表現，它要求一種邏輯力量。但魯迅的雜文卻具有高度的說服力，長篇的論證嚴密，短篇的一針見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說得清楚、充分、深刻。這是因為它總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問題的本質，表現出鮮明、肯定、無可反駁的邏輯力量。這是魯迅雜文的一個首要的特征。

魯迅雜文的論辯的過程，它的達到結論的過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內在矛盾，使問題得到異常徹底的解決。毛澤東同志說：“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魯迅正是擅長這種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論辯就能制強敵于死命。如梁實秋曾經狡稱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誰”，說他不是資本家的走狗。魯迅從階級論的思想出發，深刻地認識走狗行為的實質，是為整個階級效勞的，而不是為個別的資本家，所以梁實秋不知“主子是誰”的哀鳴，正是一個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他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他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梁實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于“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了。魯迅思想的深刻性，還在于他發現梁實秋這條“文藝”走狗，在論戰中已經理屈詞窮，只能借國民黨的反動暴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所以，“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較“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和“此生或彼生”兩個句子，證明文言簡明“省力”，優于白話。魯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駁說：此生或彼生“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因此白話雖然用字較多，但意思準確，一看就清楚，“其省力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時它就是一種生活現象，為人們所耳聞目見，但不為人們所重視。魯迅善于捕捉這種現象，加以點染、剖析，使它格外鮮明，引人注意。比方，有這么一種人，天天口里說著白話，運用自如，并不覺得鄙俗可笑，現在卻以“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曬”為理由，來反對白話文。這本來就是一種矛盾的現象，魯迅把它寫出來，加以描繪，提高，立刻顯出這種人的真面目：“現在的屠殺者”。因為他們不要現在，卻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不置一詞，卻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傳岳飛、文天祥的故事。魯迅抓住這個矛盾，尖銳地指出，這兩位對于少年未免迂遠一點，因為大敵正當頭。“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錯的文章”作為題目，有力地諷刺了這種現象。矛盾的社會現象，有時并不集中在一個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現出來，很容易為人們所忽視，這就特別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魯迅善于發現這種現象，從它們的對照中來揭露社會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兩種對立的現象。一方面是統治者在宣揚孔教，演奏孔子聽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意在粉飾升平；另一方面則是干旱成災，鄉民爭汲井水，有人竟遭毆斃。魯迅抓住了這兩種現象，對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聞韶，是一個世界，口渴，是一個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個世界，口渴而爭水，又是一個世界。自然，這中間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無以養君子’，到底還不可任憑他們互相打死，渴死的。”這就深刻地揭露了階級壓迫的殘酷現實，有力地撕下了統治者粉飾升平的幕布。在前節提到的《新秋雜識

（二）》里，魯迅也抓住了當時社會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國土救月亮的怪現象，深刻地揭露產生這種矛盾的根源，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準人民抗日救國。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銳對立的現象，在表現方法上又特別強調它的對立面，這就賦予它以十分鮮明、強烈的邏輯力量，使讀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邏輯思維的重要任務，也是有關雜文說服力的關鍵問題。魯迅在這方面的勞動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種多樣，莫不隨對象的不同而變化。對于一些隱秘而復雜的矛盾，他有時并不急于作出結論，而是經過細致的思考、分析、描述來達到結論；有時則用層層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讓讀者從論辯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領會到一個結論，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寫出。如《論秦理齋夫人事》一文，論述自殺者為什么自殺，就是后一種情況的例子。魯迅前期的雜文，具有樸素的辯證法。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情況就不同了。毛澤東同志說：“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①這是魯迅后期雜文精髓之所在。比如，關于舊形式的采用，這是一個曾經多次討論過的問題，但卻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魯迅是主張采用，主張推陳出新的。他說：“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這“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②這反對了兩種片面性，即全盤否定和全盤照搬，而堅持了唯物辯證法——從新舊形式的對立統一中，來科學地闡明問題。上面舉過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樣是辯證法的勝利，它有力地反駁了片面性的觀點。

魯迅的運用邏輯思維來揭露事物的矛盾時，經常通過藝術形象來表現。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用那枝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畫家。毛澤東同志在贊揚魯迅雜文的戰斗性的同時，也精確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點。盡管他寫的是一時一地的事情，畫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這是由于他“砭錮弊常取類型”，他所描繪的形象，不僅生動、鮮明，而且概括性強。這是魯迅雜文的另一特色。比起其他文學形式來，雜文的形象創造不是通過行動和對話來刻畫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樣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據對象特點直接描繪。魯迅在這方面的筆力，就像名畫師的速寫，寥寥幾筆，然而逼真，傳神。他抓住對象特點描繪出來的形象，經常給予讀者以永不磨滅的印象。例如他根據幫閑文人的行徑，維妙維肖地勾畫了二丑的嘴臉。這是一種扮演公子的拳師或清客的角色。“他有點上等人模樣，??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①魯迅還深刻地指出，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這是一種勾魂攝魄的藝術，不僅鮮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義。《爬和撞》描繪了這樣的形象：人們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擁擠不堪，于是就“撞”——投機冒險。撞好了，自己就發財顯貴。撞不好，至多不過摔在地上，仍舊可以爬。這樣，爬了來撞，撞不好再爬。魯迅就是這樣以活靈活現的形象，概括了當時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學和經歷。他描繪“西崽相”，是“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刻畫生在階級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都是形象逼真，語言凝煉而幽默。

魯迅還經常運用書本或自己創造的故事來構成形象，表達思想。由于不是虛假的杜撰，而是從真實的生活感受出發，故事里滲透著個人深切的體驗，所以莫不栩栩如生，發人深思。《立論》②里描寫一個人家生了男孩，滿月時請客，有人說這孩子將來是要發財、做官的，有人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這故事內容很簡單，似乎是個笑話，它是這么生動、有趣，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要“既不謊人，也不遭打”，該說些什么呢？這正是一個戰斗的現實主義作家的隱痛，因為在自欺欺人的舊社會里，確實是難于說真話的。

運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鮮明的形象，用形象來說明問題，這是雜文的評論性所決定的。魯迅的雜文有許多這類成功的范例。如對保存“國粹”的批判，他先解釋“國粹”，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但這未必就是好。接著就說：“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①有擬之于蟲獸的，如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②這個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經走入生活，成為人們喜歡采用的普通名詞。此外如把脫離社會培養的天才，比作離開泥土的一碟子綠豆芽，把封建社會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現力的確切的譬喻。

這種形象化手法，被用來表現復雜而深刻的思想，特別能夠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顯示魯迅的藝術創造性。在《朋友》里，作者為我們講述這樣兩件事：小朋友最喜歡看變戲法，待到自己學會時，便索然無味；類似的情況是看電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懸崖者，其實離地不過幾尺，從此便不以電影為神奇，處處留心它的破綻，自己感到無聊，反而后悔去看說明隱秘的書。這是十分平常、簡單的事，作者讓你思索它的含義，接著便把你引導去面向當時的一個生活真理：“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秘，自以為有益于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辦法來寫，那真不知要說多少話，恐怕也難于說清楚，現在從生活出發，只寫了那么兩件事，互相印證說明，讀者便完全給說服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燈下漫筆》。作者從鈔票貶值折價換成現銀，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聯想到人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以后，還萬分喜歡，從而反映了有關中國人民歷史命運的一個大主題。這種表現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個抽象深奧的思想，十分容易地為讀者所接受。

魯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現了貼切、平易、新鮮的特點。他的無論那一個形象，總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絲也不走樣。貼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貼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價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讀者感到親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須以淺近的、讀者熟知的事物來喻深遠的、讀者不易了解的東西。但是淺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處理不好，則容易成為陳詞濫調，引不起讀者的興趣。這就必須從新穎的角度去運用它，發現前人未曾發現的意境，使形象別具新意，不落俗套。這才能使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既平易而又新鮮，給讀者以無窮的回味。形象的力量，是訴之于情，從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認為：形象是感情的發酵素。魯迅善于把敘述和評論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強烈的愛憎分明的感情，總是含蓄于字里行間，借形象而扣打人們的心靈。濃厚的感情色彩，不僅突出地表現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現在他的許多偏重于敘述和評論的篇章中。總之，與形象而俱在，魯迅的雜文表現了濃烈的感情色彩的特點。

魯迅的雜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這些文章中，作者經常借形象以抒情，鮮明的形象與真切的情思合而為一，強烈地吸引著讀者，激動著讀者。如《夜頌》這樣描寫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復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這兩幅形象，寄托著作者深刻的感觸，他對比黑夜和白天，憎惡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惡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紀念文章里，作者也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表達對于死者的感情，如《憶劉半農君》，寫“五四”時期劉半農的戰績時，提到當時有些人批評他“淺”，但作者卻贊美這“淺”：“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徹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最后又說：“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在這里，形象的描寫，真摯的友情，嚴正的歷史評判，取得了和諧的統一，給予讀者以回味無窮的感受。

魯迅表達感情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運用排比等修辭手法，反復詠嘆，以宣泄一種不可抑止的感情。《記念劉和珍君》描述劉和珍等犧牲的事實之后，寫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說他們是‘暴徒’！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種排比復沓的句式，有力地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強烈地激起了讀者對于反動派的仇恨。在《友邦驚詫論》等政治評論文章里，作者也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揭露反動派，表達鮮明的階級感情。

魯迅雜文的抒情，有時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樸素無華的文辭中，寄托著一種真切的感情。如關于柔石的一段描寫：“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①在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懷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純潔、善良、勤勞的品質同時寫出，一樣地感動著我們么？

魯迅雜文的感情力量，特別表現在諷刺上。他認為：“‘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但卻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諷刺作者的本領，就是偏要提出這種“誰都不以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于夸張”②。比如，上面所舉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論》中的故事，都屬于這一類，都具有明顯的諷刺性，包含著作者的善意和熱情，讓讀者在不禁發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對于敵人，魯迅也經常燃起諷刺的憤火，但為的是要把他們燒毀。比如《“有名無實”的反駁》，從報上引述一位國民黨排長的話，同現實生活相對照，進行無情的鞭撻，幾乎通篇全用反語寫成，造成十分強烈的諷刺效果。魯迅說：自己“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①。好用反語，是魯迅雜文諷刺藝術的一大特點。在與論敵筆戰中，尤其是這樣。

總之，魯迅的雜文，形式豐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獨創，給予讀者以雋永的藝術享受。這除了思想內容的先進、深刻，有助于他在藝術上的發現以外，還因為他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體驗，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識寶庫。此外，他在寫作過程中的認真構思和錘煉，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評，也不是攤開紙就動筆”。他曾這樣說：“人家說這些短文就值得如許花邊，殊不知我這些文章雖然很短，是絞了許多腦汁，把它鍛煉成極精銳的一擊，又看過了許多書，這些購置參考書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來，是并不隨便的。”①這種艱苦勞動、精益求精的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的。讓我們認真地學習魯迅雜文的戰斗性和藝術表現力，更好地發揮雜文打擊敵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第二篇：魯迅先生的文章特點

小說特色

魯迅的小說選材獨特，在題材的選擇上，魯迅對古典文學中只選取“勇將策士，俠盜贓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為人生”的啟蒙主義式的創作目的，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魯迅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又具有極其獨特的眼光。在觀察和表現自己的主人公時，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注著“病態社會”里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鄉》中，最震動人心的不是閏土后來的貧苦，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麻木。對知識分子題材的開掘，又著眼于他們的精神創傷和危機，如《在酒樓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獨戰多數的英雄擺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又回到原點，在頹唐中消耗著自己的生命。魯迅的這些改革在《吶喊》和《彷徨》中就演化為“看/與被看”與“歸鄉”兩大小說情節、結構模式。小說《示眾》中所有人的動作只有“看”，關系也只有“看”與“被看”，由此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都有展現。而在“歸鄉”模式中魯迅不僅講述他人的故事也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構成一個復調，如在《祝福》中，講“我”、“祥林嫂”與“魯鎮”的三重關系，這個關系中既包含“我”與“魯鎮”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與魯鎮的故事，然而讀者往往忽視前者，前者講一個“永遠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講一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故事。兩個故事相串聯，以祥林嫂的問題拷問“我”的靈魂，從而揭示“我”與魯鎮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系。類似這種模式的小說還有《故鄉》、《孤獨者》和《在酒樓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另一方面，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曾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求能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么陪襯也沒有。”對此他在介紹寫小說經驗時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這也說明魯迅在描寫人物時著重人物的精神風貌，在描寫中非常注重農民的藝術趣味。魯迅研究了農民喜歡的舊戲和年畫的藝術特點，并運用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使他的小說顯示了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廣泛借鑒了詩歌、散文、音樂、美術，以至戲劇的藝術經驗從事小說創作，并且試圖融為一爐，于是出現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等），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魯迅的創作精力主要放在雜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記小說的創作，并貢獻了他最后的創新之作《故事新編》。這部小說集依舊展現了魯迅不羈的想象力與強大的創造力：對在《吶喊》和《彷徨》中創建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創作規范進行新的沖擊，尋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有意識的打破了時空界限，采取“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歷史記載外，還創造了一些次要的戲劇性的穿插人物，在他們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現代語言，情節和細節。用現代語言自由發揮，以“油滑”的姿態對對現實進行嘲諷和揭露。同時在許多篇什中都存在著“莊嚴”和“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旋律，相互補充，滲透于消解。例如《補天》中，女媧造人時的宏大與瑰麗令人向往，而結尾，后人打著“造人、補天”的旗幟在死尸的肚皮上安營扎寨又顯得極其荒誕，這種荒誕將前文的偉大感消失殆盡，并轉化為一種歷史的悲涼。[

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于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斗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于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范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辟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于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系。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圣”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并加以簡括的名稱，經?這一個?提升為?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著形象、具體的特征，成為?個?與?類?的統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類型，這些形象具有超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類型的“共名”與魯迅小說里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復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并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范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散文特色 魯迅所創作的散文不多但卻可說篇篇精品，這些篇章收錄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魯迅對于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回顧，是對作者青少年時期生活斷片的回憶，包含少年時代的紹興印象、南京求學、留學日本、回國后在紹興任教等基本的成長經歷，尤以記述故鄉生活者為最多。相比他的雜文這些文章多了明朗、純真、親切的情味。《朝花夕拾》側重于世態人情的描畫，既側重于生機盎然的自然情境（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與滿含生趣的少年行動（如《社戲》）的真切憶述，又側重于帶著寬厚的親情刻畫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愛農、“三味書屋”的壽鏡吾先生。作者沒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視角寫他們，而是以情感帶動團憶的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長媽媽。在《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魯迅盡量以客觀的述說，不隨意加以褒貶，在樸實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讀者深深地為長媽媽的善良、單純、熱誠、美麗的心靈所感動。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對舊日生活中枯燥、荒謬、愚妄的世相的不滿，則顯得并不突出。舊日的美與愛．既可看作是魯迅思想苦悶時的精神避難所，也可視為他“為現在抗爭”的疲累身心的憩園。[125]

與《朝花夕拾》“閑話”風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詩集《野草》則呈現了另一種“魯迅風”。在《野草》里，魯迅的筆下，涌出了夢的朦朧、沉重和詭異，鬼魂的陰森與神秘；神幻的場景，荒誕的情節；不可確定的模糊意念，難以理解的反常感覺；瑰麗、冷艷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濃郁的詩情……這些“奇峻的變異”一大原因是語言的特殊——來自于日常生活用語的變異，集華麗與艱澀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野草》的變異的文體：明顯的表現了散文的詩化、小說化（《頹敗線的顫動》）、戲劇化（《過客》）。《野草》總的藝術特征是內斂的抒情傾向，它所表露的是靈魂的?真”與“深”，是對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覺體驗與突圍。魯迅在這里借鑒吸收并成功地運用了象征主義手法，但比同時期李金發的硬性移植顯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藝術表現手法探索上的極大成功。《野草》以表現主題的不確定性，幾乎包含了魯迅情緒、性格甚至整個內心世界的各個側面，它更是啟蒙時期的文化批判者魯迅向啟蒙時期后的戰斗者轉折過渡階段的心靈史。[

第三篇：魯迅先生寫的文章的特點+++

魯迅先生寫的文章的特點

小說特色

魯迅的小說選材獨特，在題材的選擇上，魯迅對古典文學中只選取“勇將策士，俠盜贓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為人生”的啟蒙主義式的創作目的，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魯迅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又具有極其獨特的眼光。在觀察和表現自己的主人公時，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注著“病態社會”里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鄉》中，最震動人心的不是閏土后來的貧苦，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麻木。對知識分子題材的開掘，又著眼于他們的精神創傷和危機，如《在酒樓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獨戰多數的英雄擺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又回到原點，在頹唐中消耗著自己的生命。魯迅的這些改革在《吶喊》和《彷徨》中就演化為“看/與被看”與“歸鄉”兩大小說情節、結構模式。小說《示眾》中所有人的動作只有“看”，關系也只有“看”與“被看”，由此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都有展現。而在“歸鄉”模式中魯迅不僅講述他人的故事也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構成一個復調，如在《祝福》中，講“我”、“祥林嫂”與“魯鎮”的三重關系，這個關系中既包含“我”與“魯鎮”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與魯鎮的故事，然而讀者往往忽視前者，前者講一個“永遠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講一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故事。兩個故事相串聯，以祥林嫂的問題拷問“我”的靈魂，從而揭示“我”與魯鎮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系。類似這種模式的小說還有《故鄉》、《孤獨者》和《在酒樓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另一方面，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曾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求能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么陪襯也沒有。”對此他在介紹寫小說經驗時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這也說明魯迅在描寫人物時著重人物的精神風貌，在描寫中非常注重農民的藝術趣味。魯迅研究了農民喜歡的舊戲和年畫的藝術特點，并運用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使他的小說顯示了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廣泛借鑒了詩歌、散文、音樂、美術，以至戲劇的藝術經驗從事小說創作，并且試圖融為一爐，于是出現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等），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魯迅的創作精力主要放在雜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記小說的創作，并貢獻了他最后的創新之作《故事新編》。這部小說集依舊展現了魯迅不羈的想象力與強大的創造力：對在《吶喊》和《彷徨》中創建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創作規范進行新的沖擊，尋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有意識的打破了時空界限，采取“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歷史記載外，還創造了一些次要的戲劇性的穿插人物，在他們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現代語言，情節和細節。用現代語言自由發揮，以“油滑”的姿態對對現實進行嘲諷和揭露。同時在許多篇什中都存在著“莊嚴”和“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旋律，相互補充，滲透于消解。例如《補天》中，女媧造人時的宏大與瑰麗令人向往，而結尾，后人打著“造人、補天”的旗幟在死尸的肚皮上安營扎寨又顯得極其荒誕，這種荒誕將前文的偉大感消失殆盡，并轉化為一種歷史的悲涼。

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于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斗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于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范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辟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于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系。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圣”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 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并加以簡括的名稱，經‘這一個’提升為‘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著形象、具體的特征，成為‘個’與‘類’的統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類型，這些形象具有超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類型的“共名”與魯迅小說里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復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并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范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散文特色

魯迅所創作的散文不多但卻可說篇篇精品，這些篇章收錄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魯迅對于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回顧，是對作者青少年時期生活斷片的回憶，包含少年時代的紹興印象、南京求學、留學日本、回國后在紹興任教等基本的成長經歷，尤以記述故鄉生活者為最多。相比他的雜文這些文章多了明朗、純真、親切的情味。《朝花夕拾》側重于世態人情的描畫，既側重于生機盎然的自然情境（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與滿含生趣的少年行動（如《社戲》）的真切憶述，又側重于帶著寬厚的親情刻畫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愛農、“三味書屋”的壽鏡吾先生。作者沒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視角寫他們，而是以情感帶動團憶的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長媽媽。在《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魯迅盡量以客觀的述說，不隨意加以褒貶，在樸實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讀者深深地為長媽媽的善良、單純、熱誠、美麗的心靈所感動。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對舊日生活中枯燥、荒謬、愚妄的世相的不滿，則顯得并不突出。舊日的美與愛．既可看作是魯迅思想苦悶時的精神避難所，也可視為他“為現在抗爭”的疲累身心的憩園。

與《朝花夕拾》“閑話”風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詩集《野草》則呈現了另一種“魯迅風”。在《野草》里，魯迅的筆下，涌出了夢的朦朧、沉重和詭異，鬼魂的陰森與神秘；神幻的場景，荒誕的情節；不可確定的模糊意念，難以理解的反常感覺；瑰麗、冷艷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濃郁的詩情……這些“奇峻的變異”一大原因是語言的特殊——來自于日常生活用語的變異，集華麗與艱澀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野草》的變異的文體：明顯的表現了散文的詩化、小說化（《頹敗線的顫動》）、戲劇化（《過客》）。《野草》總的藝術特征是內斂的抒情傾向，它所表露的是靈魂的‘真”與“深”，是對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覺體驗與突圍。魯迅在這里借鑒吸收并成功地運用了象征主義手法，但比同時期李金發的硬性移植顯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藝術表現手法探索上的極大成功。《野草》以表現主題的不確定性，幾乎包含了魯迅情緒、性格甚至整個內心世界的各個側面，它更是啟蒙時期的文化批判者魯迅向啟蒙時期后的戰斗者轉折過渡階段的心靈史。

學術思想

魯迅的文學史思想極為豐富深刻，發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熠熠光輝。他創造性地從事了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留給后世兩部文學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為我國的文學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極為遺憾的是，由于當時不利于創作的現實客觀條件，他本來計劃要寫的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魯迅進行學術創作的兩大觀念，其一，早期的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其二，中后期的馬克思唯物論指導的文學史觀。

魯迅早年接受了嚴復《天演論》的影響，故而使得進化論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一方面，魯迅認為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斷地變化發展著，具有求新求變的本質，它的變化發展不可阻擋。“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人類社會不斷地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文學樣式之一的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作為小說的初始形態，“迫神話演進，則為中樞者漸近于人性，一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另一方面，在文學不斷進化發展的基礎上，魯迅認為文學還必須革故鼎新。“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后的文學史研究中，魯迅一直堅持著唯物論，從科學的客觀性出發，堅持物質第一性，認為人的意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和摹寫。

翻譯思想

魯迅是中國翻譯文學的偉大開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譯思想涉及翻譯的各個重要方面，見解獨到，對現今的翻譯理論研究與翻譯實踐仍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與眾多翻譯理論相比，魯迅的翻譯思想樸實無華，大多通過貼近生活的比喻來表達。他的翻譯思想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魯迅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是為改造社會服務，不是興之所至或為翻譯而翻譯。他在《域外小說集》序中說到：“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然的希望；認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紹外國文學這一件事。”由此可見，魯迅把翻譯與社會變革及國民命運聯系在一起。其二，帶有受眾選擇性的啟蒙翻譯觀。魯迅明確將“譯文讀者”納入到翻譯研究中。他提到：“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地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在此，魯迅對譯文讀者進行了分類并指出針對不同的讀者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他的這一翻譯應為讀者考慮的原則，與西方的接受美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譯”的翻譯方法論。魯迅于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硬譯”的方法論，并在與梁實秋的論爭中提出了“寧信而不順”的翻譯原則。魯迅的這種觀點絕非是要將“信”與“順”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強調要兼顧兩者。只是在“信”、“順”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寧信而不順”。理由是“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會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說的“不順”即容忍一些不順，并非故意保持不順，是為了將譯文“裝進異樣的句法。”“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漢語近百年來不斷吸收新的表達法，得到了不斷的完善與發展，如人們早已習用的“在……的領導下”、“當……時”、“就……說”、“罷工”、“掉鱷魚眼淚”、“武裝到牙齒”等表達方法就是通過翻譯進入漢語中的。現代漢語發展的事實證明，魯迅的這主張是符合語言發展的趨勢的。

書法特色 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學成就之大，使得人們往往忽略他的書法成就。郭沫若曾稱其書法“遠逾宋唐，直攀魏晉。”魯迅書法多為行書。綜觀其風格特點，當以顏真卿《爭坐位帖》脫出，上融篆隸、章草意，下摻宋人筆、明清間翰札法，形成了樸質渾厚、外柔內剛、疏朗雅潔、灑脫靈便的藝術風格。大幅書作，注重章法、結體工穩、用筆凝重樸拙，舍細節而重大體，氣緩意闊、氣韻直入魏晉，足見其書法藝術修養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則信手拈來，心閑手熟，因時變體，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備，常得天真爛漫之趣，足見其早年書法臨池之功厚。

魯迅書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點。早期為1901年前，書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窺二王行書，下摻時人筆意，字體稍偏雙逸、秀瓦筆勢較放，筆畫多見瘦長線條，筆力也愁紗露，結體章法多茂密。此期間筆端時夾少年血氣，故韻味稍遜。中期為1911年至1927年間，書作主要取法魏晉楷行，兼摻章草、篆隸法，書風向樸質、簡練、含蓄、疏朗轉變。但此期間書作面目較多：如有的存魏晉小楷筆意；有的顏行中兼摻二王法；有的筆畫圓渾、書體質樸、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隸筆意、帶章草體勢；也有的是其前期書風的復出等等。凡此均可視為過渡期書作。晚期為1927年至1936年間，書法已定型成熟。在魯迅早年堅厚功底和中期審美選擇以及長期勞作、抄錄的基礎上，出于工用為目的的魯迅書體從技法到審美已趨成熟和穩定，形成了獨自的風格。在技法上，用筆以中鋒圓轉、藏而不礴的渾厚線條為主；結體因字成形、形疏意密為特點；章法疏朗雅潔、氣緩意逸、灑脫自然為主要風貌。在審美上，以質樸、典雅、自然、古厚為宗旨。

美術思想

魯迅的一生和美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他不僅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對美術有著精深的研究，而且還積極倡導大眾美術，親自參與了大量的美術實踐活動，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由愛國主義精神出發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是魯迅美術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礎。其主旨是：肯定美術的社會功利作用，強調美術與社會、時代、國民之間緊密的聯系，把美術作為與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勢力作斗爭的武器，從而改變國民的精神。魯迅美術思想的豐富內容體現出兩個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眾的藝術，一是倡導現實主義的精神。魯迅提倡現代的大眾藝術，并注重古代的大眾美術——民間美術，以此來說明美術只有尊重大眾，才會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魯迅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對待美術遺產上集中表現為“拿來主義”在對待藝術創作本身這個問題上。則表現為強調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內涵。提倡大眾藝術和倡導現實主義精神交相輝映。串起了魯迅美術思想的豐富內容。

詩作特色

魯迅的創作生涯里也創作過許多優秀的詩歌。雖然總體數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藝術特點有著很多為人稱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評價道：“魯迅先生無心作詩，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或則犀角燭怪，或則肝膽照人。”魯迅的詩歌，在古體詩創作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這些詩歌不僅內容豐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藝術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豐富情感、完美藝術特質的良好的結合體。

魯迅古體詩歌的藝術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個性鮮明，形象真實。在魯迅的古體詩歌中，讀者常常能夠通過他所描述的種種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體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達的情感。這些景物范圍極廣，蘊意很深，比如說“千林”、“鷺影”、“黃羊”等。而人物則有“挈婦”、“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時，作者還常常以自畫像的形式經自己作為詩中的主體，直白的表達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開闊的胸襟讓世人認識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頌的主題。如《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一詩，作者運用“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句簡單明了的將自己身處白色包圍中家人對自己的思念以及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場面形象生動的勾勒出來。作者并沒有運用過多的語言鋪墊，而是僅僅依靠“慈母淚”和“大王旗”兩個意象以點蓋面式的表達出來。其二，語言樸實，立意深刻。魯迅的詩歌的語言是樸實自然的，并未有過多的雕飾和渲染，讀來令人親切自然，然而在細細品味時，便可以立刻發現其表達的立意，宣揚的情感卻遠不是那么淺顯。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詩中，可以清晰地發現魯迅隱含在詩中的一種情緒——對封建迷信的諷刺與鞭撻。作者選取這一件事來反映家中的貧困，隱含的內容是認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會讓家中的貧困雪上加霜，要想擺脫命運只有靠自己，靠個人的抗爭去換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辭豐富，形式多樣。在修辭方面，魯迅的常用的修辭有比喻、夸張、用典、反語、對偶等。這些功能迥異、特色鮮明的修辭手法在魯迅的筆下成為了很好的宣揚思想、發泄情感的武器，也讓讀者深刻地體悟到魯迅淵博的學識與睿智的頭腦。此外，魯迅的古體詩形式也非常豐富，有五言律詩、七言絕句、七言律詩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題〈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誚》、《自題小像》等。

第四篇：魯迅文章的特點

魯迅的雜文是有極強烈的戰斗性的，這種戰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藝術魅力而表現出來，它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通過具體材料的和諧統一。魯迅說，雜文必須“生動，潑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說:雜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②。魯迅總是在首先強調雜文的思想性、戰斗性的同時，也強調它的藝術感染力，強調它必須通過生活的形象和語言的魅力給讀者以藝術的享受。自然，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決不是撫慰和麻痹，而“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它是統一于戰斗也是為了戰斗的。所以這跟藝術至上主義者強調的所謂藝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魯迅對雜文提出了卓越的觀點，這是他長期的創作實踐的概括，他的全部雜文完美地體現了這些觀點。下面，我們將著重分析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和表現方法。雜文是政論的一種藝術的表現，它要求一種邏輯力量。但魯迅的雜文卻具有高度的說服力，長篇的論證嚴密，短篇的一針見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說得清楚、充分、深刻。這是因為它總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問題的本質，表現出鮮明、肯定、無可反駁的邏輯力量。這是魯迅雜文的一個首要的特征。魯迅雜文的論辯的過程，它的達到結論的過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內在矛盾，使問題得到異常徹底的解決。毛澤東同志說:“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魯迅正是擅長這種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論辯就能制強敵于死命。如梁實秋曾經狡稱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誰”，說他不是資本家的走狗。魯迅從階級論的思想出發，深刻地認識走狗行為的實質，是為整個階級效勞的，而不是為個別的資本家，所以梁實秋不知“主子是誰”的哀鳴，正是一個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他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他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梁實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于“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了。魯迅思想的深刻性，還在于他發現梁實秋這條“文藝”走狗，在論戰中已經理屈詞窮，只能借國民黨的反動暴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所以，“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較“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和“此生或彼生”兩個句子，證明文言簡明“省力”，優于白話。魯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駁說:此生或彼生“至少還可以有兩種解釋:一，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二，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因此白話雖然用字較多，但意思準確，一看就清楚，“其省力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時它就是一種生活現象，為人們所耳聞目見，但不為人們所重視。魯迅善于捕捉這種現象，加以點染、剖析，使它格外鮮明，引人注意。比方，有這么一種人，天天口里說著白話，運用自如，并不覺得鄙俗可笑，現在卻以“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曬”為理由，來反對白話文。這本來就是一種矛盾的現象，魯迅把它寫出來，加以描繪，提高，立刻顯出這種人的真面目:“現在的屠殺者”。因為他們不要現在，卻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不置一詞，卻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傳岳飛、文天祥的故事。魯迅抓住這個矛盾，尖銳地指出，這兩位對于少年未免迂遠一點，因為大敵正當頭。“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錯的文章”作為題目，有力地諷刺了這種現象。矛盾的社會現象，有時并不集中在一個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現出來，很容易為人們所忽視，這就特別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魯迅善于發現這種現象，從它們的對照中來揭露社會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兩種對立的現象。一方面是統治者在宣揚孔教，演奏孔子聽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意在粉飾升平;另一方面則是干旱成災，鄉民爭汲井水，有人竟遭毆斃。魯迅抓住了這兩種現象，對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聞韶，是一個世界，口渴，是一個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個世界，口渴而爭水，又是一個世界。自然，這中間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無以養君子’，到底還不可任憑他們互相打死，渴死的。”這就深刻地揭露了階級壓迫的殘酷現實，有力地撕下了統治者粉飾升平的幕布。在前節提到的《新秋雜識(二)》里，魯迅也抓住了當時社會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國土救月亮的怪現象，深刻地揭露產生這種矛盾的根源，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準人民抗日救國。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銳對立的現象，在表現方法上又特別強調它的對立面，這就賦予它以十分鮮明、強烈的邏輯力量，使讀者感到由衷的信服。揭露事物矛盾，是邏輯思維的重要任務，也是有關雜文說服力的關鍵問題。魯迅在這方面的勞動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種多樣，莫不隨對象的不同而變化。對于一些隱秘而復雜的矛盾，他有時并不急于作出結論，而是經過細致的思考、分析、描述來達到結論;有時則用層層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讓讀者從論辯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領會到一個結論，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寫出。如《論秦理齋夫人事》一文，論述自殺者為什么自殺，就是后一種情況的例子。魯迅前期的雜文，具有樸素的辯證法。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情況就不同了。毛澤東同志說:“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①這是魯迅后期雜文精髓之所在。比如，關于舊形式的采用，這是一個曾經多次討論過的問題，但卻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魯迅是主張采用，主張推陳出新的。他說:“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這“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②這反對了兩種片面性，即全盤否定和全盤照搬，而堅持了唯物辯證法--從新舊形式的對立統一中，來科學地闡明問題。上面舉過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樣是辯證法的勝利，它有力地反駁了片面性的觀點。魯迅的運用邏輯思維來揭露事物的矛盾時，經常通過藝術形象來表現。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用那枝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畫家。毛澤東同志在贊揚魯迅雜文的戰斗性的同時，也精確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點。盡管他寫的是一時一地的事情，畫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這是由于他“砭錮弊常取類型”，他所描繪的形象，不僅生動、鮮明，而且概括性強。這是魯迅雜文的另一特色。比起其他文學形式來，雜文的形象創造不是通過行動和對話來刻畫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樣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據對象特點直接描繪。魯迅在這方面的筆力，就像名畫師的速寫，寥寥幾筆，然而逼真，傳神。他抓住對象特點描繪出來的形象，經常給予讀者以永不磨滅的印象。例如他根據幫閑文人的行徑，維妙維肖地勾畫了二丑的嘴臉。這是一種扮演公子的拳師或清客的角色。“他有點上等人模樣，……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①魯迅還深刻地指出，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這是一種勾魂攝魄的藝術，不僅鮮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義。《爬和撞》描繪了這樣的形象:人們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擁擠不堪，于是就“撞”--投機冒險。撞好了，自己就發財顯貴。撞不好，至多不過摔在地上，仍舊可以爬。這樣，爬了來撞，撞不好再爬。魯迅就是這樣以活靈活現的形象，概括了當時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學和經歷。他描繪“西崽相”，是“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刻畫生在階級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都是形象逼真，語言凝煉而幽默。魯迅還經常運用書本或自己創造的故事來構成形象，表達思想。由于不是虛假的杜撰，而是從真實的生活感受出發，故事里滲透著個人深切的體驗，所以莫不栩栩如生，發人深思。《立論》②里描寫一個人家生了男孩，滿月時請客，有人說這孩子將來是要發財、做官的，有人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這故事內容很簡單，似乎是個笑話，它是這么生動、有趣，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要“既不謊人，也不遭打”，該說些什么呢?這正是一個戰斗的現實主義作家的隱痛，因為在自欺欺人的舊社會里，確實是難于說真話的。運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鮮明的形象，用形象來說明問題，這是雜文的評論性所決定的。魯迅的雜文有許多這類成功的范例。如對保存“國粹”的批判，他先解釋“國粹”，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但這未必就是好。接著就說:“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①有擬之于蟲獸的，如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②這個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經走入生活，成為人們喜歡采用的普通名詞。此外如把脫離社會培養的天才，比作離開泥土的一碟子綠豆芽，把封建社會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現力的確切的譬喻。這種形象化手法，被用來表現復雜而深刻的思想，特別能夠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顯示魯迅的藝術創造性。在《朋友》里，作者為我們講述這樣兩件事:小朋友最喜歡看變戲法，待到自己學會時，便索然無味;類似的情況是看電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懸崖者，其實離地不過幾尺，從此便不以電影為神奇，處處留心它的破綻，自己感到無聊，反而后悔去看說明隱秘的書。這是十分平常、簡單的事，作者讓你思索它的含義，接著便把你引導去面向當時的一個生活真理:“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秘，自以為有益于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辦法來寫，那真不知要說多少話，恐怕也難于說清楚，現在從生活出發，只寫了那么兩件事，互相印證說明，讀者便完全給說服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燈下漫筆》。作者從鈔票貶值折價換成現銀，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聯想到人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以后，還萬分喜歡，從而反映了有關中國人民歷史命運的一個大主題。這種表現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個抽象深奧的思想，十分容易地為讀者所接受。魯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現了貼切、平易、新鮮的特點。他的無論那一個形象，總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絲也不走樣。貼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貼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價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讀者感到親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須以淺近的、讀者熟知的事物來喻深遠的、讀者不易了解的東西。但是淺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處理不好，則容易成為陳詞濫調，引不起讀者的興趣。這就必須從新穎的角度去運用它，發現前人未曾發現的意境，使形象別具新意，不落俗套。這才能使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既平易而又新鮮，給讀者以無窮的回味。形象的力量，是訴之于情，從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認為:形象是感情的發酵素。魯迅善于把敘述和評論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強烈的愛憎分明的感情，總是含蓄于字里行間，借形象而扣打人們的心靈。濃厚的感情色彩，不僅突出地表現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現在他的許多偏重于敘述和評論的篇章中。總之，與形象而俱在，魯迅的雜文表現了濃烈的感情色彩的特點。魯迅的雜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這些文章中，作者經常借形象以抒情，鮮明的形象與真切的情思合而為一，強烈地吸引著讀者，激動著讀者。如《夜頌》這樣描寫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復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這兩幅形象，寄托著作者深刻的感觸，他對比黑夜和白天，憎惡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惡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紀念文章里，作者也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表達對于死者的感情，如《憶劉半農君》，寫“五四”時期劉半農的戰績時，提到當時有些人批評他“淺”，但作者卻贊美這“淺”:“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徹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最后又說:“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在這里，形象的描寫，真摯的友情，嚴正的歷史評判，取得了和諧的統一，給予讀者以回味無窮的感受。魯迅表達感情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運用排比等修辭手法，反復詠嘆，以宣泄一種不可抑止的感情。《記念劉和珍君》描述劉和珍等犧牲的事實之后，寫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說他們是‘暴徒’!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種排比復沓的句式，有力地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強烈地激起了讀者對于反動派的仇恨。在《友邦驚詫論》等政治評論文章里，作者也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揭露反動派，表達鮮明的階級感情。魯迅雜文的抒情，有時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樸素無華的文辭中，寄托著一種真切的感情。如關于柔石的一段描寫:“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①在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懷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純潔、善良、勤勞的品質同時寫出，一樣地感動著我們么? 魯迅雜文的感情力量，特別表現在諷刺上。他認為:“‘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但卻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諷刺作者的本領，就是偏要提出這種“誰都不以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于夸張”②。比如，上面所舉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論》中的故事，都屬于這一類，都具有明顯的諷刺性，包含著作者的善意和熱情，讓讀者在不禁發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對于敵人，魯迅也經常燃起諷刺的憤火，但為的是要把他們燒毀。比如《“有名無實”的反駁》，從報上引述一位國民黨排長的話，同現實生活相對照，進行無情的鞭撻，幾乎通篇全用反語寫成，造成十分強烈的諷刺效果。魯迅說:自己“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①。好用反語，是魯迅雜文諷刺藝術的一大特點。在與論敵筆戰中，尤其是這樣。魯迅還有一部分雜文，通過“曲筆”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筆”原是舊中國反動政治迫害的產物，魯迅在《花邊文學》的《序言》里，曾經這樣說過:“那時可真厲害，這么說不可以，那么說又不成功……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茍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么，非奴隸文章是什么呢?”知道這個情況，我們就了解魯迅的一部分雜文，所以采用“曲筆”，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筆”當作魯迅筆法，好像魯迅一貫喜歡用這種方法寫作似的，這是很大的誤解。實際上，只要有可能，魯迅總是竭力把文章寫得明白曉暢的。“曲筆”既是政治迫害的產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種有成規可循的藝術手法，它需要適應不同的題材，對付不同的政治環境，采取不同的表現方法。有全篇用隱喻的，如《現代史》。內容寫變戲法，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向觀眾榨錢，今日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來。全文沒有一句話涉及當時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正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現代史。有全篇用反語的，還有說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種方法。對于這類雜文，我們主要認識它的戰斗作用和意義，而不必去學習它的隱晦曲折的形式，因為今天已經根本不同于魯迅所處的時代。總之，魯迅的雜文，形式豐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獨創，給予讀者以雋永的藝術享受。這除了思想內容的先進、深刻，有助于他在藝術上的發現以外，還因為他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體驗，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識寶庫。此外，他在寫作過程中的認真構思和錘煉，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評，也不是攤開紙就動筆”。他曾這樣說:“人家說這些短文就值得如許花邊，殊不知我這些文章雖然很短，是絞了許多腦汁，把它鍛煉成極精銳的一擊，又看過了許多書，這些購置參考書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來，是并不隨便的。”①這種艱苦勞動、精益求精的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的。讓我們認真地學習魯迅雜文的戰斗性和藝術表現力，更好地發揮雜文打擊敵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第五篇：魯迅先生文章的讀后感

狂人日記》讀后感 狂人實際上是一個敢于向傳統挑戰的已經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一個敢于向現實的世俗社會挑戰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的象征形象。將狂人這個具有恐懼、多疑、知覺障礙和邏輯思維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寫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卻并不是要表現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紀實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來揭示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狂人的形象具有“狂”與“不狂”的兩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對傳統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則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認識，說出了當時人們不敢說或根本還沒有想到的話。如同歷史上凡是反抗傳統、反抗社會現存秩序的人都無一例外地被視為“瘋子”一樣，狂人的思維和語言常常是離經叛道的，但他的觀察和結論卻是豐富和深刻的。作品雖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記，卻始終圍繞著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不斷發生的吃人現象展開，其用意就是告訴大家，在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中，其實滿本都只寫著兩個字：“吃人”！這是魯迅對封建道德下的定義，也是他多年來思考的結果。作品通過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觀察了他身邊的人：“他們——也有給知縣打過枷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給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然而，他們不但沒有起來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著吃人。狂人為此而困惑，作者為此而憤怒：“是歷來如此慣了，不以為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來，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終會被吃掉的，而未來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還有”的“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 魯迅《野草》讀后感 《野草》是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借種子的力來說明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借此來啟發和鼓舞當時的人們去抗戰。學了這篇文章后，我也受到了強大的鼓舞。一棵任人殘踏的小草，無人注意的小草，它卻以頑強的生命力，掀翻了壓在身上巨大的石塊，頑強地鉆出地面。表現了不畏困難，勇于磨練，永遠樂觀的可貴精神，野草的這種精神告訴我們，無論面對多么巨大的困難和不幸，只要我一步一個腳印，不屈不撓地前進，生活道路中的成功也就會與我們相逢。溫室里的花朵似乎比野草更加美麗，但野草頑強不屈的生命力，卻更為人贊賞。野草和盆花，有著不同的精神。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也一樣。野草代表著強盛的生命力，我贊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