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案件各階段時限

刑事案件各階段時限

拘留：

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羈押期限為十四日。這十四日包括：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捕。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至四日。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期限為七日。但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法律規定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羈押期限為十四日。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至四日。

逮捕：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延長一個月。對于以下四類案件：(1)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2)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3)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4)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在期限屆滿時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級人民檢察院批準或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此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級人民檢察院批準或決定，還可再延長二個月。對于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因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延期審查。

此外，對于羈押期限起算的時間，有三種特殊情況：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發現之日起重新計算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但不得停止對其犯罪行為的偵查取證;對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限。

二、審查起訴階段

審查起訴階段的羈押期限為一個月。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改變管轄的，從改變后的人民檢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重新計算期限;刑事訴訟法一百四十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補充偵查完畢。補充偵查以二次為限，不能超過二次。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檢察院后，人民檢察院重新計算審查起訴期限。

三、審判階段

一審階段，羈押期限為一個月，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四類案件經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改變管轄的案件，從改變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重新計算期限;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補充偵查完畢(期限為一個月以內)移送人民法院后，重新計算期限。

二審階段，羈押期限為一個月，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四類案件經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但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訴、抗訴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不應當拘留、不需要逮捕、不批準逮捕、在押而被判決宣告無罪、在監管場所服刑期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立即釋放。

第二篇：時限淺析非MQX職務犯罪MQX刑事案件相關程序

非職務犯罪刑事案件相關程序時限淺析

【關鍵詞】非職務犯罪;刑事案件;程序;時限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非職務犯罪刑事案件由于涉及公安、檢察和法院三個部門，在程序上比較復雜。對于當事人及其家屬來說，案件要經過哪些程序，多長時間判決常常不能明了。本文從刑事案件相關程序的時限上著眼，對上述問題做一個初步的梳理。

一、公安機關立案程序

部分案件會經過盤問和繼續盤問的程序，主要是巡警在巡查中碰到一些可疑人員，如小偷小摸之類，另外是對于已立案案件中證據尚不充分的嫌疑人((一)被害人、證人控告或者指認其有犯罪行為的;(二)有正在實施違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行為嫌疑的;(三)有違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且身份不明的;(四)攜帶的物品可能是違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贓物的。)根據《公安機關適用繼續盤問規定》，繼續盤問的最長時間不超過48小時。

一般的案件經過受害人或群眾報案后立案。對于立案，存在的問題是，公安機關為了追求破案率，對部分普通案件，如盜竊、搶奪等后果不是很嚴重的，存在不破不立的情況，也就是說報案雖然受理了，但是在抓獲犯罪嫌疑人之前并不立案。當然，現在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加強了監督，根據修改后刑訴法的規定，應予立案而不予立案的，當事人可以直接向檢察院提出，由檢察院進行立案監督。

公安機關受理控告后的一個月內應告知控告人是否立案查辦。在決定是否立案前，必須聽取控告人的當面陳述。對決定不立案的，應將不立案的理由告知控告人，控告人如不服，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請求復核，上一級公安機關接到控告人復核請求后，應填寫《控告復核登記表》，并在十五日內復核完畢，將復核意見答復控告人。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六十三條對于有控告人的案件，決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機關應當制作《不予立案通知書》，在七日內送達控告人。

二、拘留、決定逮捕的程序

拘留的時限，根據刑訴法的規定，一般為3日，最多為37日。但是現實情況中，普遍為37日，除非案件確實太簡單。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檢察院決定的時限為7日(包含在上述37日內)。

三、公安機關偵查的期限

根據刑訴法的規定，一般自逮捕之日起為2月，但在特定情況下，經上級和省級檢察院批準最多可以延長到7個月，這些情形由于手續比較復雜，一般的案件很少進行延長。大多數案件自逮捕后2個月內會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即使公安機關確實還需要繼續偵查的，也通常采取先移送審查起訴，再由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的方式延長偵查時限。當然這會占用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時間。但是在許多情況下，對檢察院來說，寧愿公安機關在正式移送案卷前將證據查實一些，否則，若在移送之后發現案件需要補充證據再讓公安機關進一步收集，會更加費時費力還不一定有預期的效果。

當然，對于偵查未果或者雖然確定了嫌疑人但未抓捕歸案或者未對嫌疑人實施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偵查時限沒有明確的規定。有時，聽到受害人說，嫌疑人由于跟公安有關系，所以公安立案

后遲遲不予偵查，這種時候應該怎么辦?筆者認為，這可分三種情形：一是受害人的認識跟公安的正常辦案程序有偏差，一些案件不一定對嫌疑人采取羈押措施(當然這種情況在刑事案件中比例較低)，公安可能已經進入正常偵查階段，只是還沒結案;二是確實存在案件積壓的情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證據收集上的困難，需要司法鑒定等等，也可能是辦案人員辦事拖沓，但與腐敗無關;三是如受害方所想的，辦案人員存在徇私枉法的情況。如果是前兩種情況，當事人只能等待或者催促辦案人員;如果是最后一種情況，又有比較確鑿的證據，可以控告辦案人員。

四、審查起訴的時限

根據刑訴法，一般為1個月，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再延長半個月，也就是總共1個半月。但是如果案件需補充偵查的，可以兩次 退回公安機關，每次1個月，再加上每次退回后的審查時間，這樣共有5個半月的時間。這5個半月的時間，基本上檢察院可以靈活掌握，既可能是真的案情不清，證據不足，需要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導致，也有可能因檢察員個人的工作安排而發生變化。五、一審審判程序的時限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定》，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第一審刑事公訴案件、被告人被羈押的第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為一個月，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期限，經本院院長批準，可以延長兩個月。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審理期限可以再延長一個月。

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被告人未被羈押的第一審刑事自訴案件，期限為六個月;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經本院院長批準，可以延長三個月。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審理期限為二十日。

此外，根據規定下列期間不計入審理、執行期限：

(一)刑事案件對被告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

(二)刑事案件因另行委托、指定辯護人，法院決定延期審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審理之日起至第十日止準備辯護的時間;

(三)公訴人發現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延期審理建議后，合議庭同意延期審理的期間;

(四)刑事案件二審期間，檢察院查閱案卷超過七日后的時間;

(五)因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法院決定延期審理一個月之內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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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總結：我國法律規定辦理刑事案件各階段的定期限

我國法律規定辦理刑事案件各個階段法定期限

（一）強制措施期限

1、傳喚、拘傳持續時間不得超過12小時；

2、拘留時間，一般不得超過14日，特殊情況最長37天；

3、取保候審時間，不得超過12個月；

4、監視居住時間，不得超過6個月。

（二）偵查羈押期限

1、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不得超過2個月；

2、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經上一級人民檢查院批準，可以延長1個月；

3、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26條規定的“(一)、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

區的重大復雜案件;(二)

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三)、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

大復雜案件”四類案件，偵察期限可以延長2個月；

4、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依照刑事訴訟

法第126條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可以再延長2個月；

5、發現另有重要罪行的，從發現后的次日起，重新計算期限；

6.對于犯罪嫌疑人身份、住址不明的，自查清身份之日起開始計算期限；

7、因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案件的羈押期限，由最高人民檢查院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可無限

延長，無具體期限規定。

（三）審查起訴期限

1、審查起訴時間，1個月；

2、重大、復雜案件的審查起訴期間，可以延長半個月；

3、改變管轄的，改變后的檢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

4、退回補充偵查，以兩次為限，每次1個月；

5、被害人對不起訴決定的申訴，在7日以內；

6、被不起訴人對依據刑法第142條第2項作出不起訴決定的申訴，在7日以內。

7、檢查院對公安機關提請逮捕作出批準或不批準的，自收到提請報告后的7日內作出

（四）審判期限

1、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后，應該在開庭10日前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

人，在開庭3日前通知檢查院、辨護人、訴訟代理人，并公告開

庭時間、地點。

2、普通程序一審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

得超過一個半月。特殊情況，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

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人民法院在審查案件的過

程中認為需改變管轄時，從改變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

算審理期限。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人民檢察院認為需要補充偵查，應在一個月

內補充偵查完畢。完畢后移送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

期限。

3、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內審結。

4、二審上訴、抗訴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審結，至遲不得超過一

個半月。特殊情況，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

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訴、抗

訴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

5、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的案件，原審法院自收到發回案件之日起，重新計算審理期限。

6、下級法院執行死刑命令，應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命令的次日起7日內交付執行。

特別提示：

一、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司法機關違反上述法定期限之行為，任何人都有權依據《憲法》的規定行使申訴、控告的權利，并可要求執法監督機構如各級人大常委會對相關違法人員依法進行調查處理。

二、在發現違反前述法定期限之行為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應立即委托律師，向違反法定期限的司法機關出具律師函，并要求得到書面回復，并將該回復保存好，作為要求處理違法人員的證據或者作為請求國家賠償的依據。

三、每一個公民都要充分意識到：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與前述違反法定期限之行為的抗爭，實際上是權利與權力的斗爭！

關于刑事案件各個階段的期限：

（一）偵查階段

１、對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傳喚、拘傳：不得超過12個小時{刑訴第九十二條}

２、刑拘時間（最短2天、最長３７天）：{刑訴第六十九條}

1）刑拘3天內

1）特殊情況可延長1－4天

2）最長30天內

3、檢察院批捕時間：7天內

4、刑拘、逮捕后的通知、訊問時間：24小時內{刑訴第六十四條、六十五、七十一條、七十二條}

5、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時間（最短30天內、最長７個月）：

1）不得超過2個月{刑訴第一百二十四條}

1）復雜－經上級檢察院批準－可延１個月{刑訴第一百二十四條}

2）重大復雜－經省級檢察院批準－可延２個月{刑訴第一百二十六條}

3）可能判處１０以上有期徒刑的－經省級檢察院批準－可再延長２個月{刑訴第一百二十七條}

（二）審查起訴階段（最短30天內、最長６個半月）

1、1個月內{刑訴第一百三十八條}

2、重大復雜－可延半個月{刑訴第一百三十八條}

3、補充偵查期限{刑訴第一百四十條}

１）１個月內補充偵查完畢、兩次為限（重新計算審查起訴期限）

（三）審判階段（最短30天內、最長13個月）{刑訴第一百六十八條}

１、一個月內審結，至遲不能超過１個半月

２、重大復雜－經省高院批準－可再延期１個月

３、延期審理情況：

１）當事人、辯護人申請調取新證據、重新鑒定、勘驗，延期不得超過１個月（不計入審限）{刑訴解釋第一百五十六條}

２）公訴人發現需補充證據，提出建議的，應當延期，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１個月為限（不計入審限）{刑訴解釋第一百五十七條}３）合議庭發現有立功、自首情節，應當建議檢察院補充偵查{刑訴解釋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四篇：各階段口號

【１９２７年——１９４９年時期的口號】

◆ “中國共產黨萬歲”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議確定了黨的最高和最低綱領，標志著黨的創建工作基本完成。在這次大會發表的宣言最后的口號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個口號為后來黨的若干文獻沿用，并出現在一些重大會議及節日慶典的標語內容中。也是許多革命者就義、犧牲、逝世前表達對黨的熱愛、對共產主義事業充滿必勝信念的慣用話語。與此類似的口號還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

◆ “打倒軍閥，打倒（除）列強”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黨在現階段的革命任務中，“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為首要任務。在大會發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號中，前兩條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北伐戰爭開始后，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國民政府出師宣言》又提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這個口號是北伐戰爭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北伐軍正是一路喊著這個口號，舉著“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標語，唱著“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戰歌從珠江之濱打到長江流域的。

◆ “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安源路礦工人在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和領導的“安源工人俱樂部”的發動下，準備舉行罷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安源后，在與李立

三、劉少奇等人研究罷工事宜時指出，斗爭中要有勇有謀，口號要提得“哀而動人”，爭取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同情。１４日，安源路礦１.７萬工人喊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一致舉行大罷工。這個口號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境遇，表達了他們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強烈愿望，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中影響最大的口號之一。

◆ “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１９２３年６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會上，與會的代表們圍繞著統一戰線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認為：目前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是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應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的工作，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陳獨秀等人放棄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勢力向共產黨的攻擊，采取了一再退讓態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運動的失敗。

◆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對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上表現出的右傾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黨中央所犯錯誤中的一個錯誤是不認識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也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這段話后來成為黨創建、領導和掌握人民武裝并進行斗爭的行動口號。

◆ “工農武裝割據”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進至井岡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戰爭，創造了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毛澤東在論述了紅軍與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理由時指出：“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思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就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結合在一起。這是后來以農村包圍城市，進而奪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毛澤東領導工農紅軍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探索出“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道路之后，黨和紅軍內部不少人仍然對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觀情緒。到了１９２９年年底，這種情緒依然在黨和軍隊內彌漫。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在一部分人當中散發了一份對紅軍前途究竟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信。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毛澤東寫信給予了答復，批評了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悲觀思想。在信中，毛澤東指出：“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取得徹底勝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專門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他指出：“你對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某個問題的發言權。”“注重調查！”“反對瞎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本本主義”者必須“速速改變保守思想！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斗爭思想！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這個論斷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形成正確工作方法的行動口號。

◆ “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１９３０年夏天，黨內出現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認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為此，制定了一個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紅軍攻打南昌、長沙、武漢、九江、柳州。紅三軍團一度占領長沙后，李立三進一步明確提出“爭取武漢附近省區之首先勝利”，命令各路紅軍進攻武漢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局面。這一冒險口號致使紅軍受到重創，被迫撤回各個根據地，黨在白區的各級組織也遭到了慘重的損失。

◆ “御敵于國門之外”

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調集５０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實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廢棄了過去幾次反“圍剿”斗爭中采取的積極防御方針，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戰勝敵人，并爭取蘇維埃在全國的勝利。１１月下旬，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非但沒有能夠在敵占區或敵我交界區打敗敵人，反而因輾轉困戰于敵軍的主力和層層堡壘之間，遭受重大損失，陷于被動處境。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根據地，踏上了艱辛的長征之路。

◆ “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一二九運動中，黨領導北平學生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瓦窯堡會議批判了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錯誤，改“工農共和國”口號為“人民共和國”。紅軍東征回師通電呼吁“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后，中共中央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開始執行“逼蔣抗日”政策。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共產黨發表致電，提出了“五項要求”、“四項保證”，表明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民族抗戰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讓步。５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將上述黨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作的努力，概括為“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大具體口號。

◆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所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演說中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８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草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又說：“當著我們正確地指出在全體上，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決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這些論述后來被概括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口號，成為毛澤東戰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達。

◆ “兵民是勝利之本”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專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為標題，論述了全面抗戰，全民抗戰的觀點。他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主張進行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解決兵源、財源等困難問題，達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目標。這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片面抗日，主張全面抗戰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及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充分說明了這條抗戰路線的正確性。“兵民是勝利之本”既是“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這一思想的發揮，又是后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全民皆兵”、“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一類口號的來源。

◆ “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漢、廣州失守之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投降派汪精衛集團在年底公開投敵。國民黨頑固派在抗戰問題上也處于動搖之中。１９３９年國民黨政權頒布《限制異黨活動之辦法》，取消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取得來的民主權力，并在一些地區制造殘害八路軍軍政人員的慘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７月８日，針對時局發生的變化，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了“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的主張。９月１６日，毛澤東將這三點主張概括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口號。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為爭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爭的堅定立場。

◆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１９３９年２月，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針對根據地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提出了“自己動手”的口號。隨后各根據地逐步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日，中共中央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據地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之后，“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作為各根據地克服經濟困難，實現生產自給的努力目標。這個口號在解放后，當全國或某個地區出現經濟困難的時候，一直是黨和政府鼓勵人民生產自救的行動號令。

◆ “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大批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滿懷愛國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來到延安，對他們的引導、幫助和教育成了黨的一項重要工作。１９３９年“五四”運動２０周年前夕，毛澤東發表了《五四運動》紀念文章，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后來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他文章、講話中又多次闡明了這一觀點。這一觀點被概括為“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行動口號，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教育青年及知識分子各項方針、政策的總指針。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６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這些事件的嚴正立場。他說：“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么，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對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國民黨頑固派置若罔聞，繼續擴大事態，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義，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擊和消滅一切來犯之敵的斗爭口號。

◆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語出毛澤東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所作《紀念白求恩》一文。諾爾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產黨黨員，著名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１９３７年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率加美醫療隊來到中國，幫助抗戰。１９３８年３月到達延安，不久前往晉察冀邊區工作，他熱忱的態度、高度的責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軍士兵的稱贊。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犧牲。毛澤東在這篇紀念文章中寫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誠。”“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從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加強自身黨性、道德修養的典型口號，并在人民群眾當中經久流傳。

◆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這是１９４２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中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而采取的兩條宗旨，也是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所采取的一項重要政策。毛澤東在解釋這個方針時指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這就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殘酷迫害，無情打擊”的錯誤方針，并為后來正常情況下的黨內斗爭指明了正確的路線。

◆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迅速恢復與發展，抗日戰爭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政權準備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繼續推行獨裁統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０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發表，竭力宣揚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業績”，論證國民黨***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口號。對此，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回擊。８月２５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列陳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駁斥了國民黨的種種謬論。社論最后套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的話語，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之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成為根據地人民的共識和口號。后來這個口號被視作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真理性認識的高度概括語言，還被用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曲的名稱，唱遍全國，一直至今。

◆ “為人民服務”

這句話原本是毛澤東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會上的演講。張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備團戰士，１９３３年參加革命，任勞任怨，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在陜北山中燒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毛澤東在演講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為人民服務”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立黨宗旨的高度概括語言。“為人民服務”，在解放后，還被各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作為座右銘和行動口號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湯問》。講的是９０高齡面山而居的愚公開山修路，子孫相繼，不畏艱難的故事。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閉幕詞時，用了這個典故。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愚公移山”從此成為表現中國共產黨人堅韌不拔，不懈奮斗精神的典型用語和口號。解放之后，它又發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成為鼓舞全國人民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動員口號。

◆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毛澤東在“七大”所做的閉幕詞中指出：“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從此，“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勇于奮斗，敢于犧牲斗爭精神的寫照。此后，它在軍民當中廣為流傳，成為人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精神動員令。

◆ “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結束之際，毛澤東在“七大”所做的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最后指出：“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他又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從此，“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我修養的要求。解放后，它在全國人民當中流行開來，成為人們自我修養的格言。此外，“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反驕破滿”和“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口號也表述著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戰爭勝利之時，針對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眾力量的錯誤認識，毛澤東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說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則。他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從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斗爭口號。這個口號后來還演變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或“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等口號。

◆ “和平”、“民主”、“團結”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積極準備內戰，對此，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發表了《對于目前時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主與富強的新中國，并協同英美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政治口號，反映了當時經歷了長期戰亂、專制壓迫、處于四分五裂狀態下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在其后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一直為之奮斗，直至完全實現。

◆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這對解放戰爭時期，革命人民和軍隊戰勝裝備上強大的敵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本質是“泥足巨人”這一論斷的發揮。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有發表了《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成為中國人民在思想上、戰略上藐視一切貌似強大的敵人的口號。

◆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１９４７年６月，經過一年的戰略防御，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并取得了節節勝利。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分析了當時的國內政治形勢，指出蔣介石國民黨２０年的統治，“就是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到了蔣介石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宣言》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還宣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頒布了解放軍６７條口號，要求軍隊所過之處，向人民普遍書寫、張貼、印發、宣講，其中“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是第一條口號。這個口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熱烈的擁護和響應，對整個解放戰爭后來的迅速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 “將革命進行到底”

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已經控制了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在江南也難組織起有效的防御。蔣介石請國外勢力調停遭到拒絕，國民黨內的桂系乘機要求打出“和談”旗號，威逼蔣介石“毅然下野”。蔣介石被迫發表“求和”聲明，其條件是保留偽“憲法”，偽“法統”和國民黨軍隊。一些中間派人士為假象所迷惑，勸說共產黨“立即停下來”。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絕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廢。由此，“將革命進行到底”成為革命人民和軍隊繼續斗爭的行動口號。革命勝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奮斗不息的座右銘。

◆ “一定要解放臺灣”

三大戰役后，國民黨政權已經計劃將臺灣作為退出大陸的最后落腳點。中國共產黨為解放全中國，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作出了解放臺灣的戰略部署。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第一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中將“解放臺灣”，全殲蔣介石集團的最后殘余勢力作為人民解放軍１９５０年的任務之一。這個口號從此時起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為止，一直是黨和政府對臺工作方針的主要表述內容。

◆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２８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國即將宣告成立之際，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毛澤東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委托起草了會議宣言。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它既表達了對先烈們豐功偉績的追念，又表達了對建設新中國的堅定信心。這個口號以及類似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萬歲！”“祖國萬歲！”等從此一直是國慶及其他國家法定節日規定的而且流行最廣的口號之一。

◆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在同月３０日，他為這次會議起草的宣言中指出：“當著我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立起來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成為人們表達歷經艱難困苦的民族獲得新生的無比自豪自信、自強的話語。

◆ “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

這是毛澤東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起草的宣言標題，也是這次新政協會議的主題。“這次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國人民的空前的大團結。”“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在解放初期成為流行的口號之一。后來演變成“全國各民族人民大團結萬歲！”是國慶及其他重要節日、慶典的規定口號之一。

【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６年時期的口號】

◆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美國出兵侵略朝鮮，并派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面對美軍對中國東北近鄰的入侵和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鮮的重大戰略決策。１０月８日，毛澤東在《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指出：“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中國人民志愿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利。”這表明了中國出兵朝鮮的性質、目的以及對取得勝利的信心。隨后，舉國上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也成了５０年代前期中國最為流行的口號之一。◆ “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

從１９５２年底開始，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醞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４日，在發布慶祝國慶四周年時，正式向全黨、全民宣布了它的內容，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１２月，毛澤東在審定和修改中宣部關于學習、宣傳總路線的提綱時寫道：“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錯誤。”從此，“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總路線萬歲！”成了風行一時的口號，直到“大躍進”運動結束為止。

◆ “以階級斗爭為綱”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在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１９５９年８月的廬山會議上，他把對彭德懷的批判，說成是“一場階級斗爭”。１９６２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１９６３年２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自１９５７年之后，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斗爭為綱”，并成為后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這些對階級斗爭夸大化、絕對化的提法，一度成為流行口號。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斷然否決。

◆ “大躍進萬歲”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評經濟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現象，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同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內鋼產量趕超英國。１２月，劉少奇向全國公布了十五年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超英國的口號。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認為中國正經歷著“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時期。會議還調整了“二五”計劃的指標，鋼產量由１２００萬噸提高到３０００萬噸，糧食從５０００億斤上升到７０００億斤。會后，“大躍進”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農業提出“以糧為綱”，要求５年、３年甚至１-２年達到１２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提出“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７年、５年以至３年。１９５８年８月，這些指標又進一步夸大了２倍。隨后全國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浮夸風”，以及一些荒誕不經的口號。作為一場運動，“大躍進”錯誤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得以有效地糾正，而作為一個口號和工作思考方式在２０多年后才得以最終糾正。

◆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對此做了解釋，認為總路線的精神表明，黨的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實行技術和文化革命。他還就經濟發展中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作了說明。總路線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身規律。尤其是宣傳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輕視了“好”和“省”，客觀上推動了“大躍進”盲動行為。“總路線”由于內容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很快為群眾掌握，很長時間內成為動員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口號。

◆ “文化革命”、“技術革命”

“文化革命” 作為一個口號，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原意是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掃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學文化水平。他在《論合作制》中說，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度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但“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４日，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說：“現在已經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的時候了，已經是提出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時候了。”并確定了“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的具體任務。“文化革命”、“技術革命”一度成為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流行口號。“文化革命”與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含義完全不同。

◆ “人民公社好”

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旬，毛澤東赴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視察工作，多次與當地的負責同志談到“小社”并“大社”的問題。許多當地的負責同志在匯報工作情況時也都強調辦“大社”的優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當地方領導匯報他們對“大社”的名稱沒有使用“共產主義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時，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他還對“人民公社”的特點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東視察工作時，當地負責人請示“大社”叫什么名稱時，毛澤東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這些消息見報后，全國各地紛紛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萬歲！”在６０年代之后成為鞏固農村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基層無產階級政權的典型口號。

◆ “反對修正主義”

６０年代初，由于蘇共領導人挑起中蘇兩黨論戰，并把兩黨論戰擴大為兩國之間的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經濟壓力，迫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得不對蘇共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行徑展開斗爭。但在對蘇共理論的意識形態界定上，中共認為是“修正主義”，因而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并以此在黨內開展“反修防修”的斗爭。其實當時對什么是“修正主義”中共并無準確的解釋，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將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東西當做“修正主義”、資本主義來批判，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領導干部指責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６０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類政治和思想斗爭均是圍繞著“反修防修”這個命題展開的，它的最終結果是導致了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擴大化。

◆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希望與會者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隨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致信，并附上１９３０年毛澤東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系實際認真學習。信中指出：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全會之后，毛澤東親自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湘、粵農村進行調研。中央其他領導人也分別到農村調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也紛紛深入基層。形成了一股濃烈的調查研究風氣，解決了實際工作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后來成了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句著名口號。

◆ “向雷鋒同志學習”

雷鋒，解放前是一名孤兒。解放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入學讀書。參加工作后，多次當選為勞動模范。１９６０年參軍，兩年多的時間里，立功三次，還被評為模范共青團員和節約標兵。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因公殉職。１９６３年初，他的優秀事跡公開報道。３月５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隨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分別題詞，號召全國人民學習雷鋒的共產主義精神品質。從此，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展開，而且不管政治形勢如何變化，雷鋒精神卻經久長存。“向雷鋒同志學習”逐漸成為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的動員口號。

◆ “工業學大慶”

１９６３年底，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我國石油戰線的工人階級通過自身的努力，開發了大慶油田，結束了中國人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而且還培養、鍛煉出一支有一定技術素質、有組織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涌現出了象“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先進典型。石油部從９個方面總結了大慶石油會戰的經驗。１９６４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全國其他部門學習大慶油田的經驗。此后全國工業交通戰線興起了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大慶也成了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工業學大慶”的口號從此在全國傳播。

◆ “農業學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跡。并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我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一直流傳到７０年代末，其中也被極“左”思潮利用過。

◆ “備戰、備荒、為人民”

１９６４年５月之后，由于蘇、美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對我國國民經濟作一次重大的區域性布局調整，對東部（“一線”）和中部（“二線”）經濟建設項目實行“停”、“壓”、”搬”、“幫”，重點開發和建設西部（“三線”、“戰略后方”）。對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加以概括。他說：“第一是戰備，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這個口號后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聯在一起使用，成為冷戰時期我國國際戰略防御構思的總概括。

◆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這是貫穿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指導口號。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在由陳伯達、姚文元主持起草，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以“兩報一刊”編輯部名義發表的紀念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中，第一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傾錯誤觀點作了理論形態概括。其內容要點有：１.必須用馬列主義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２.在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把政治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３.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４.要把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還把這一理論稱為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觀點還被寫進了九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事實上，這一理論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也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正常軌道，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混亂。

◆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１９６６年《紅旗》雜志第１２期發表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在文章結束的最后口號用語中第一次使用這個口號。后來在一些文章和群眾集會中，這個口號曾廣為流行。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澤東在接見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時表示對“四個偉大”“討嫌”，這個口號遂停止使用。它與“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以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幫”一伙宣揚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典型口號。◆ “抓革命，促生產”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后，大多數工礦交通企業，甚至農村的生產受到了極大的干擾，有的企業的生產陷于完全停頓狀態。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１２月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指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生產的發展。”要求“堅持八小時工作制，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保證產品的質量，力求高質量”，并提出了由群眾選舉產生的領導班子負生產責任。但是，《規定》在現實生產活動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雖然如此，“抓革命，促生產”卻從此成了“文革”中的一個主要口號，后來還發展成“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等口號。

◆ “革命委員會好”

從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風暴”開始，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相繼被“造反派”奪權。這一行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３月３１日，《紅旗》雜志發表了題為《論革命的“三結合”》社論，開頭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普遍建立了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作為各級地方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好”從此成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號。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取消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編者按語。在介紹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鎮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的事跡后，引述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隨即在全國各地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到了農村勞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為的”和“廣闊天地煉紅心”是這場運動的典型口號。◆ “整黨建黨”、“吐故納新”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經過近一年半的“文革”**，各級黨組織陷于癱瘓狀態。為使黨組織得以恢復并發揮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毛澤東在批發這個文件時指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后稱“五十字建黨方針”）。１１月５日，他提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九大”閉幕時他又說：“有些外國人、新聞記者說，我們這個黨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做整黨建黨。”之后，“整黨建黨”工作在全國展開。但是，由于這次黨建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都是錯誤的，所以一些“造反派”頭頭、打砸搶分子被吸收進入了黨內。“整黨建黨”與“吐故納新”是這次黨建工作中的口號。

◆ “打倒社會帝國主義”

自６０年代初期中蘇兩黨、兩國交惡之后，蘇共領導集團繼續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事務，甚至動用武力，還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時時制造挑釁事件，１９６９年初屢次侵犯中國東北，招致中國政府、人民和軍隊的反擊。“社會帝國主義”，按當時的解釋，就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帝國主義”，主要是指蘇聯領導集團。“打倒社會帝國主義”是國慶２０周年提出的口號，它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和立場。這個口號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 “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大會開幕和九屆一中全會上都發表了講話，中心內容就是“團結”問題。他認為“九大”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這之后，“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教導”見諸報端，還成為“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強黨內和人民內部團結的一句流行口號。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這是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中流行的一句口號，它反映了我軍戰士為了戰斗的勝利，所具有的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氣概。１９６９年４月，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中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段話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導”形式公開發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隨后在全國以口號形式流行，成為政治動員，鼓舞士氣的流行話語。它又通常與“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起聯用。

◆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

１９７０年，美國策動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政變，并出兵柬埔寨，恢復對越南北方的轟炸，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憤怒反抗。中國政府和人民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表示了嚴正的反對立場。５月２０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又稱“五·二○聲明”）一文，抨擊美帝國主義的野蠻行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相信他們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遂成為６０年代后期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斗爭口號。

◆ “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

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判了陳伯達的“天才論”，要求與會同志“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他在會上要求黨的高級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分真假馬、列主義。”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要求高級干部提高學習的自覺性，并對閱讀書目做了具體規定。１２月２９日，毛澤東在姚文元的一份報告上批示：“我的意見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從此，“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成為“文革”后期增強領導干部思想理論修養的一句流行口號。

◆ “兩個凡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之后，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他不但沒有勇氣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反而批準“兩報一刊”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發表的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既不足以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更不可能使黨從極“左”思想教條的束縛下解脫出來，開創新的工作局面。“兩個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鄧小平、陳云等人的堅決反對，并引發了全黨范圍內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１９７７年——２００１年時期的口號】

◆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鄧小平與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是對“文革”極“左”思潮泛濫時期盛行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等謬論的有力批駁。它為當時教育、科技戰線的撥亂反正指明了方向。從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成了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號。

◆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所做的開幕詞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要大力發展我國的科技教育事業。他著重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１９８５年３月７日，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又進一步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述。１９８８年９月，他說：“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又說：“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鄧小平從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出發，從當代世界科技發展的狀況出發，得出的科學結論。

◆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題。他對歷時近兩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他的這個講話，尤其是這個命題成了隨后召開的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和主題詞。◆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全黨、全國上下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著“思想解放”的旗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性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意識形態的領導思想等根本問題提出了責疑。為此，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務虛會上，鮮明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張。他說：“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新時期我國“立國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 “改革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１９７９年９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他們的經營自主權，發揮他們的生產積極性。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到１９８３年初，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廣。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政治體制的改革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為新時期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８０年代中期，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１９７９年７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并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作為吸收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的窗口。１９８４年４月，又進一步開放沿海１４個港口城市。１９８５年２月，增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區為經濟開放區。隨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經過多年的實踐，改革和開放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成為人們的共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概括術語。

◆ “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針對黨和國家干部隊伍年齡老化，知識、精力、專業結構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實際情況，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來加以保證。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三個條件，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說要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是新時期黨的干部政策的指導方針。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號召和軍隊的特點，在《關于加強部隊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講、兩不怕”的口號。“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１９８３年１月，總政治部又根據黨的十二大文件中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關提法，將“四有”的內容調整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鄧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說：“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們的各民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四有”后來成為新時期黨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導原則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 “五講四美”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９個單位，為響應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號召，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中提出開展“五講四美”活動。“五講”即“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即“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這項活動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 “一國兩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解決歷史遺留的臺灣、香港、澳門等領土問題，大膽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構想。１９８１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臺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后來鄧小平及黨的其他領導人多次對“一國兩制”作了類似的解釋。黨和國家職能部門依據這一構想，對臺灣、香港、澳門分別制定“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等具體的方針、政策，順利地實現了香港１９９７年、澳門１９９９年回歸祖國的工作，并對臺灣的和平統一工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黨的十二大在北京開幕。鄧小平在大會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提出的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導思想，也是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四大對這一理論做了詳細的闡述。十五大又將鄧小平理論列入黨綱，作為我們黨新時期的指導思想。20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 “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日，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為新時期我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后來，人們又將“三個面向”的內涵延伸到科技及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作為本領域、本行業改革、開放工作的指導方針和行動口號。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１９７９年，葉劍英在國慶３０周年講話中初步表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含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它為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三步走發展戰略”

黨的十三大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出發，結合鄧小平１９８５年以來經過反復思考后得出的發展戰略結論，將十二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作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規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部署。具體為：第一步到本世紀（即20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成為新時期黨和政府及全國各族人民奮斗的總目標。

◆ “穩定壓倒一切”

１９８７年３月８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指出，保持“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的重要條件之一。６月２９日，他又指出：“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他又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強調：“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產生后，更將“穩定”、“改革”、“發展”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三個有機統一的組成部分進行考慮：穩定是前提，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

◆ “抓住時機，發展自己”

改革開放事業全面展開后，鄧小平特別強調“時間”、“時機”、“機遇”問題。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１日，他強調要“抓住時機，推進改革”。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他指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接見外賓時強調：“形勢逼人，迫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要喪失時機。”１９９０年年底，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要“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視察南方談話中又語重心長地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抓住時機，發展自己”現在已經成為黨和人民聚精會神，一心一意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行動口號。◆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６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這既是對“文革”當中“四人幫”一伙“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的批判，又是后來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論斷的直觀、簡潔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新時期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實踐社會主義的口號和指針。

◆ “三個有利于”

１９９２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于”成為人們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３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１９９２年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時又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想。

◆ “武裝人”、“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必須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斷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發揮有力的思想保證和輿論支持作用。”1996年9月26日，江澤民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發表講話，又以“武裝人”、“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四句話勉勵宣傳思想工作部門和單位的同志肩負起引導、教育人的重大而又光榮的使命。這四句話是新時代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指南。

◆ “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江澤民在北京視察工作時指出：“根據當前干部隊伍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在對干部進行教育當中，要強調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全國都要這樣做，北京市更要起帶頭作用。”２５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講學習講政治 講正氣》的評論員文章，指出：講學習，主要是學理論，學知識，學技術。首先是學理論。講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講正氣，就是要繼承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形成的好傳統、好作風，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堅持同一切歪風邪氣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１９９６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作出決定，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進行一次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

◆ “三個代表”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黨，取決于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斗力、領導水平。只要我們黨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并帶領人民不斷前進。”５月，他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時又對這一論斷做了進一步強調。“三個代表”的思想是江澤民在世紀之交的重要歷史時刻，對如何搞好黨的建設，保持黨的事業興旺發達，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進行戰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學結論，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歷史任務的新概括。它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１９９７年９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報告中，他還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２０００年６月，江澤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互相結合，統一發揮作用。”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他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并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理念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理論的一個創舉。

這一國情，決定了中國的革命和革命勝利后的建設都要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在把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多次的艱難曲折和對勝利與失敗的反復比較，終于實現兩次歷史性的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即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這兩大理論成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八十年歷史的本質和主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黨的歷史是“一部蘊含和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實踐證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都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當時，因為他們首先開槍，所以我們就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析世鑒： 此處直接引用之毛澤東文，原文為粗黑體字；下文其它直接引用毛澤東文之處，例均同此。】的教導，被迫進行了自衛反擊，給敵人以嚴重的殺傷。戰斗一打響，尾追孫玉國的這兩路一開槍，被我第二巡邏組阻止在江岔的第三路，就是小隊長帶的那一路，尾追著我們的第二巡邏組，第二巡邏組班長周登國一聽島上響槍，往后一看敵人在后面追著哩，也準備端起槍來開槍，三月十五號，三月二號戰斗以后，敵人不甘心失敗，向我珍寶島方向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裝甲車、武裝部隊。當時我們判斷，可能有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一個坦克營，還有四個大口徑炮營，126呀，120呀，M14火箭呀！敵人大量地增加了部隊、坦克、裝甲車、大炮。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導，我們也作了再戰動員，作了準備，不打無把握的仗，不打無準備的仗。敵人的活動也比較頻繁，在這個情況下，十四號敵人活動更頻繁。因為珍寶島是我國的領土，敵人你要來、要上，我們堅決不讓你上；你不叫我上，我非上不行。我們就去了一些部隊，在我們江岔埋了點反坦克雷，因為敵人他愛迂迴包圍夾擊。我們埋完坦克雷后，就留了一個小分隊，在島上警戒，看看你到底搞什么。敵人于十五號三點鐘，出動了裝甲車六輛，步兵三十余人，入侵珍寶島東側，并隱蔽起來，在四點鐘的時候，向我警戒分隊接近，

第五篇：刑事案件和解階段賠償協議書

人身損害賠償協議書

甲方：住址：（性別，漢族，年 月出生，住，身份證號碼為，聯系電話）

乙方：住址：（性別，漢族，年 月出生，住，身份證號碼為，聯系電話）

年月日上午時左右，甲乙雙方因小事發生口角，后因發生肢體沖突，導致乙方受傷，造成，送往醫院救治，現病情已無大礙。甲乙雙方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情況下，達成如下協議：

1、賠償金額：

乙方住院期間，醫療費（萬元）已由甲方支付。現甲方向乙方支付后續醫療費、誤工費、住院期間伙食補助費、護理費、營養費、傷殘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交通費、住宿費等其他合理費用以及出于人道主義補償，共計人民幣萬元（大寫：萬元整），乙方需簽寫收條為準。

2、乙方收到上訴款項后需把因此次事故而發生的全部票據，包括住院醫療費票據、交通費票據等當場交付給甲方。

3、甲方賠償乙方以上款項后，乙方與甲方達成諒解。乙方不再追究甲方任何責任，包括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等。乙方就此事保證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乙方受傷一事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費用。

4、付款期限：在甲方取保候審后甲方將上訴款項支付給乙方。

5、甲方按本協議履行后，乙方自愿放棄對該損害所享有的仲裁、訴訟的權利。

6、乙方如違反本協議，則甲方有權要求乙方返還全部款項并賠償損失。

7、本協議一式兩份，自雙方簽字后生效。

甲方：乙方：

年月日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