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克服精神懈怠危險須清除思想塵埃

克服精神懈怠危險須清除思想塵埃

人無精神不立，國無精神不強。在“四種危險”中，精神懈怠是首要危險，是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思想根源所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如果精神懈怠，再好的前景也會落空。每一名中國共產黨人都應清醒地認識到，身處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機會稍縱即逝，一篙松勁退千尋，必須大力克服精神懈怠危險，進一步振奮精神狀態。

當前，大多數黨員、干部的精神狀態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黨員、干部精神懈怠問題比較嚴重。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再次要求全黨“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這振聾發聵、催人警醒。克服“精神懈怠危險”，必須認清表象、找準根源。總體來看，精神懈怠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現：

理想信念不堅定。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理想信念不堅定的主要表現有：對黨喪失信心，不愿學習黨的理論；信奉西方觀念，放松思想改造；不信馬列信鬼神；拉幫結派搞“小圈子”；等等。堅定理想信念，需要從營造社會大氛圍、完善黨內教育、加強黨性錘煉乃至加強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各方面入手。

享樂主義傷意志。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個別黨員、干部受到腐朽思想侵蝕，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現扭曲。有的在利益與奉獻面前奉行利益優先，在享樂與吃苦之間選擇享樂在前；有的眼看升遷無望，產生“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想法，熱衷于及時行樂，喪失自我約束。“總開關”出了問題，必然導致這樣那樣的思想行為出軌越界，導致享樂主義抬頭，消磨革命意志。

明哲保身怕擔當。干事創業的表現是衡量精神狀態好壞的重要依據。在實際工作中，個別黨員、干部沒有把責任當作信任，精神不振、動力不足、不敢擔當，工作不積極、不主動，習慣于當“傳聲筒”“中轉站”；有的表面上干得熱火朝天，實則以文件貫徹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以講話落實講話，“雨過地皮濕”，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有的一門心思為了個人升遷拉關系、搞設計，做工作只看眼前不看長遠、只重顯績不重潛績，一旦個人升遷遇到挫折就垂頭喪氣、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有的雖然對群眾笑臉相迎，但辦起事來“客客氣氣踢皮球”。這些實際上都是由怕擔責任、怕出亂子、怕丟烏紗帽的錯誤思想造成的。

雖然精神懈怠是黨內個別現象，但對黨的事業、黨的形象和黨群干群關系的危害十分嚴重，會危害黨的事業、損害黨的形象、疏遠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從根源上看，精神懈怠主要是理想信念出了問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因此，克服精神懈怠危險的首要任務便是清除思想塵埃、堅定政治信仰。

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其思想體系的精髓所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克服精神懈怠危險的根本舉措。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x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認識到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化宗旨意識，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對黨和人民常懷感恩敬畏之心；自覺抵御不良思想和風氣的腐蝕，干干凈凈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們黨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要融會貫通地深刻領會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義和科學內涵，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高度的“四個意識”和“四個自信”激發昂揚斗志、增強責任擔當，永葆共產黨人本色。

用中國精神激勵斗志。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敢于斗爭、勇于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既是中國精神的弘揚者和代表者，也是中國精神的創造者和踐行者。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我們黨和人民創造了偉大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極大地豐富和升華了中國精神。傳承好、宣傳好、發揚好這些偉大精神，將激勵廣大黨員、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凈化心靈、涵養情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哲理和高遠的人生境界，充滿了精神力量。“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描繪的精神力量，千百年來流淌在中華兒女的血液里，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黨員、干部要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修養心性、提升境界，不斷激勵自己志存高遠，始終做到心系黨、心系人民、心系國家。

（轉載自《共產黨員網》）

第二篇：堅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堅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我是XXX，很榮幸能參加這次比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堅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

我之前做過幾年老師，有一次我到一所學校聽課，老師讓一個同學談談自己的理想，結果引來了哄堂大笑，我當時就產生一個疑問，難道談理想、談抱負是一件丟人的事嗎？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很值得我們思考。我在想,如果12歲的周恩來在今天的課堂上喊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時候,是否會同樣引起哄堂大笑呢?同樣！今天我們的黨員還能否堅定地喊出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嗎？當然，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大家來回答。

通過兩個月來的群眾路線教育，想必大家已經非常清楚踐行群眾路線的及時性和必要性。在當今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的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的擺在全黨的面-1-

前。為什么要把精神懈怠放在首位？因為理想的動搖是最根本的動搖；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精神懈怠是一支“麻醉劑”，是一種“慢性病”，是精神上的“侏儒癥”。它雖然不像能力不足那樣表現得一目了然，不像脫離群眾那樣表現得尖銳可怕，也不像消極腐敗那樣表現得觸目驚心，但是，它會慢慢蒙蔽你的雙眼讓你失去判斷力，會漸漸消解你的激情讓你失去執行力，它可以讓你陷入溫水煮青蛙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精神懈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信仰出了問題，如果任其蔓延，就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就會動搖黨的根基。

蘇格拉底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于為理想而奮斗。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動力，而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更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政治靈魂。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先烈之所以能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撐。

如何踐行群眾路線？我認為最起碼的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當接到工作的時候，我們是討價還價，還是盡職盡責？當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我們是等待觀望，還是自我激勵？如果我們僅僅把工作當成一種謀生的方式，我們的人生就會失去方向，我們應當也必須堅定地相信：我們的人生是有價值的，我們的未來是有希望的，我們從事的事業是有意義的！-2-

雷鋒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顆糧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我相信，只要我們的辛勤工作，不懈努力，我們一定能創造出更加美好、燦爛的明天。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大家！

第三篇：四大危險精神懈怠最危險

四大危險精神懈怠最危險2011年07月20日 14:39 來源：人民網

字號:T|T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在建黨90周年慶祝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據7月1日新華網）

總書記指出的這四大危險，充分結合世情、國情、黨情，可以說是影響和制約黨繼續保持先進性和保持良性發展勢頭的問題所在。但筆者認為，四大危險之中，精神懈怠最危險。

首先，精神懈怠就會能力不足。人活著是需要精神的，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一個人有精神，渴望進步、有進取心，那么他完全可以彌補先天能力的不足，進而通過后天的學習、交流、思考而使自身能力得到提升。但如果精神懈怠了，自然進取心不強，自然會忽視學習，而一個沒有了進取心、不注重后天的學習的人自然會變得固步自封、思想僵化，長久如此自然無法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從而成為一個落伍者。

其次，精神懈怠就會脫離群眾。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建黨90年間始終保持不脫離群眾呢？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是講精神的，老紅軍李文祥如此說：“黨員就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戰斗最吃緊的時候往上沖的是黨員，不打仗的時候工作成績最好的是黨員。我這個黨員不這樣做，群眾就會看不起我。打仗不帶頭，生產不帶頭，光憑關系好就入黨，就是給黨抹黑，降低黨的威信。多為自己考慮，那黨員就不合格。都想為個人考慮，那就毀了，社會主義干不成了”。顯然，共產黨員的精神就是這個時代最高尚的獻身精神，就是那種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怕艱難、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缺少了這種精神，共產黨員就會脫離群眾，就會感到陌生，感到失望。

第三，精神懈怠就會消極腐敗。提起文強，可能大多數人都會說他十惡不赦、罪有應得，但客觀的說文強這個人還是有一定政績的，他獲得的一系列榮譽其實就說明這一點，但如此一個備受組織關懷且有一定政績的人會走上貪污腐敗的道路呢？一個根本原因是精神懈怠了，面對榮譽，面對利益文強動搖了，雖然他已經身居正廳，但依然抱怨自己升遷太慢，文強談起自己腐敗之原因也提到自己因為升遷無望而腐敗。精神懈怠了，黨性缺失了，理想信念沒有了，久而久之他開始脫離群眾，開始消極腐敗，開始習慣了醉生夢死的生活。

76年前，面對幾十萬國民黨的圍追堵截，幾萬紅軍因何能始終團結一心并肩作戰并克服難以置信的困難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實一個最關鍵因素就是精神的力量，條件雖然艱苦，困難雖然很多，但是幾萬紅軍始終對革命充滿信心，充滿期待，所以他們不怕犧牲、不怕困難、敢于犧牲、甘于奉獻，而正是這種精神，才使得他們戰勝了困難，最終走向了勝利。所以，共產黨人決不能精神懈怠，精神懈怠了，進取心就沒有了，就會脫離群眾，就會消極腐敗，而長久如此黨就失去了一切。

精神懈怠了，理想信念自然會缺失，黨性自然會不強，服務意識自然不強，工作能力自然會下降，而久而久之，黨員干部就會在發展過程中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就會消極腐敗。所以，對于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精神懈怠最危險。

第四篇：精神懈怠與執政危險

精神懈怠與執政危險

【內容提要】 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精神狀態對執政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起著“靈魂”的支撐作用。我們黨正是確立了“把思想上建黨放在首位”的原則，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風貌，才保證了90年來黨的事業的發展壯大。在經受長期執政考驗的過程中，我們黨正面臨四大危險，相對而言，精神懈怠的問題是執政黨面臨的首要危險，必須首先著力解決這個問題。

【關鍵詞】 精神懈怠 執政黨 先進性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指出，當前我們面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這四大危險中的任何危險都足以造成亡黨亡國的危害。總結我們黨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執政黨長期執政的經驗教訓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險相對于其他三大危險更為首要，更為容易導致黨的機體功能衰竭。精神相對于個體來說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包括人的情緒、意志、良心等。對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黨的精神狀況就是黨的“靈魂”，是黨的理論和思想活動、黨的意志力、黨的生機和活力、黨的風貌、黨的作風的總稱。如果黨的精神狀態出了問題，那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我們可以從9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經歷和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政黨的興衰成敗中，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

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奮斗歷程中，黨的精神風貌的產生、形成、凝練和發揚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的內容。中國共產黨人在成長、壯大過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我們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挫折中堅強、在失敗中奮起的一大寶貴財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為主動。”① 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發展的全過程，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理直氣壯的底氣。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付出艱辛的探索，還要受到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嘲笑、干擾、打擊和錯誤處理。特別是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干預，使不少黨內同志對自己的理論創造產生了懷疑。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被說成是“山溝里不出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不懂馬列主義的“土包子”；中國革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新民主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取得獨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確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及后來的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的理論，具有“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理論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底氣。他們以堅毅的理論勇氣，頂住了來自國內外的壓力，排除了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②。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氣。我們黨在處于被圍剿、被屠殺的地位時，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滿了危險。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整個國家是一窮二白、千瘡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預言收拾不了的爛攤子。但是，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人們不被眼前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嚴酷的政治斗爭環境所嚇倒，而是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對自己的才能有機會展示而無限向往。中國共產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感召力和海納百川的吸引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像一輪噴薄欲出的朝陽點燃了人們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進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識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據地。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是有了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氣，社會主義革命和事業才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三是奮發有為的銳氣。近代以來我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加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為了民族復興進行了各種改革嘗試和社會革命，都因為找不到正確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敗，而苦悶和彷徨。由于中國共產黨真理在手，正義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對于前進中的艱難險阻無所畏懼，運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③ 的積極進取精神，干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壯舉，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工農紅軍能夠在圍追堵截下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重大戰略轉移；地脊民貧、四面受敵的陜甘寧邊區能夠在13年內成為我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革命圣地；埋葬蔣家王朝的軍事指揮部署竟然能夠在西柏坡一間十幾平方米的簡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幾十年新中國走過了許多國家要花數百年才走完的路，“東亞病夫”一躍成為“東方巨龍”。

四是大義凜然的正氣。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無私無畏的精神品格。他們對于腐敗深惡痛絕，192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發布了第一個反腐敗公告，并且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堅決清除，決不留情。共產黨人具有聞過則喜、虛懷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評精神，樂于接受人民群眾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哪怕是十分尖銳和尖刻的批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④ 正因為這樣，才能通過遵義會議，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撥正航向；敢于徹底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路線，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實行戰略重點的轉移，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先輩們率先垂范，發揮正身率下的強大榜樣力量，在危險時刻沖在前，困難面前干在前，艱難歲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氣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堅克難的勇氣。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就長期處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強大的敵人、巨大的困難、復雜的矛盾、全新的問題像大山一般壓在共產黨人頭上。但是共產黨人具有壓倒一切敵人（困難）而不被敵人所嚇倒的英雄氣概，就好像是天生為了戰勝敵人和困難而存在的。正因為有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⑤ 的大無畏精神，共產黨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點燃星星之火；在封鎖和包圍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發展“兩彈一星”；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事業遭受挫折，處于低谷的嚴峻形勢下，“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抓住機遇，有所作為”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闊步前進。

六是苦中求樂的豪氣。雖然我們黨長期處于艱苦、清貧、惡劣的環境，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先輩們志存高遠，豪情萬丈，身處險境，放眼未來。1936年2月，經過一年長征的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陜北不久，8.6萬人的隊伍已經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狀況，毛澤東同志卻在陜北一個叫袁家溝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見方的小桌子邊寫下了“沁園春·雪”這樣的宏偉詩篇，展示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義之際依然憧憬“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前途”。在帝國主義封鎖包圍、蘇聯背信棄義、我國面臨嚴重自然災害的艱難時刻，黨和人民表現了“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壯志豪情。鄧小平同志懷著“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⑦ 的堅定信心，滿懷激情地設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正因為有了這種苦中求樂的豪氣，無數先烈把砍頭當成風吹帽，無數前輩把苦難當成磨刀石。

中國共產黨在創造彪炳史冊偉業中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一再證明了一個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狀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披荊斬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寶，是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首要前提。有了這個前提，什么奇跡都可能發生，丟掉了這個前提，什么危險都可能存在。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黨的一大思想文化優勢。丟掉了這一優勢，就丟掉了黨之“魂”、國之“神”。

二

經過中國共產黨60多年的執政和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物質基礎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政權也十分鞏固，然而，過去那種銳意進取、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卻開始有所減弱，表現出精神懈怠的癥狀。所謂精神懈怠，作為個體來說就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產生松弛，缺乏積極主動的心理狀態，出現不思進取，情緒、意志、精力和活力開始下降，道德品質開始出現滑坡甚至蛻變的情況。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弱化和喪失的表現。作為一個政黨來說，精神懈怠是黨的思想理論活動的活力發生遞減，產生保守、遲鈍、停滯或禁錮的狀況，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開始弱化，體現黨的性質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風出現退化甚至敗壞的情況。

精神懈怠的問題的確值得我們引起高度警覺。我們黨內之所以會產生精神懈怠的危險，主要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主觀因素開始發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長期掌握國家政權，隨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日益鞏固，全局性階級斗爭的消滅，沒有了過去那種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沒有了大難臨頭的致命威脅，沒有了刀槍相向的兇惡敵手，沒有了逆水行舟的艱難處境，警惕的神經開始松弛，斗爭（競爭）的意識開始放松，頑強的毅力開始減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在面臨和潛在面臨的各種危險，缺乏政治敏銳性和抵御、戰勝各種風險的競爭（斗爭）意識。第二，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們黨執政的條件有了極大改善，動用物質資源解決社會問題的實力也大大增強，于是一些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迷信于“用人民幣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摯的感情、良好的作風、飽滿的激情去解決群眾的困難和社會發展的問題，甚至全然不顧群眾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狀態，用物質的、簡單的、粗暴的方法解決問題，用搪塞推諉的態度對待矛盾，帶來一系列發展失衡的問題，使一些地方的國家機關同人民群眾的感情逐漸疏遠。第三，隨著國家機器的逐步強大，黨和國家應對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強，特別是制止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和制造**的能力大大加強。于是一些領導干部迷信用強制性手段解決問題的作用，動不動就動用國家機器來解決群體性事件，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缺乏“人性執法”、“溫情執法”的工作作風，而在采取強制性措施的過程中，不認真調查研究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眾的期待和訴求，不放下身段同群眾平等地、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和溝通，遇到矛盾總是試圖以勢壓人、以力服人、以權制人，甚至以拘禁、強拆、“被神經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剝奪“不聽話”群眾的權利，“濫用警力”、“暴力執法”現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區造成人民群眾與領導干部的嚴重對立。第四，進入和平年代，個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資福利獎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規章有序進行，沒有了革命戰爭年代和撥亂反正年代那種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變化，也沒有了那種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而挑燈夜戰的群眾運動式的激情。人們生活在有序、安康、穩定的環境中，在規則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們注重物質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質量提高、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時候，在一些黨員干部中出現了所謂的“天花板現象”、“59歲現象”和“憤青現象”。有的已經沒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動力，上班無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快要退休的領導干部，“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理，為自己謀后路作準備，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權謀私；有的在官場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黨員干部，不能正確對待個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個人主觀能動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滿歸咎于社會和黨組織，成天憤世嫉俗，罵罵咧咧，看什么都不滿意，而自己又不愿意為改變社會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憤青”。第五，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黨和國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盡管30多年來我們遇到了國內政治**、國際金融危機、特大自然災害等不測風險，但我們都比較順利地克服了，雖有風浪卻波瀾不驚。于是一些人對中國目前取得的成績盲目樂觀，自我欣賞，陶醉于“中國震撼”、“中國速度”、“中國之謎”、“中國奇跡”的滿足之中，對我國目前尚未轉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所造成的問題認識不足；對我國社會已經處于矛盾凸顯期心理準備不足；對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世界性難題缺乏應有的警醒，對未來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前進道路上潛在的艱巨性、風險性、危險性缺乏憂患意識，對應對未來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和心理調整也做得不夠。

一些黨員干部精神懈怠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1.思想糊涂，信念不堅，精神動力不足。對中國為什么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識模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等重大理論界限劃分不清楚，缺乏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缺乏為捍衛和實現理想信念而不懈奮斗的精神動力，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積極主動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機械地、被動地或者僅僅為了得到領導滿意而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不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而工作，而是僅僅把它作為謀生手段而工作。缺乏遠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領導干部甚至因為缺乏堅定的理想信念，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悲觀失望，為自己謀求后路而走上貪污腐敗、蛻化變質的道路。

2.說得好、做不好，講得多、做得少，實干精神不強。這些年我們黨的執政理念、執政要求、執政目標應當說越來越準確，越來越細化，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貫徹落實很不夠，沒有真正把這些執政理念落實到各項事業的具體發展中，落實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話、假話、空話、套話；工作是隔空喊話，隔靴搔癢，決而不行，行而無果。相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衙門作風比較濃重，用會議指揮會議，用文件貫徹文件，用匯報來檢查匯報，人民群眾越來越不滿意“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狀況。

3.自我滿足，盲目樂觀，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開放30多年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績確實前所未有，但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這種快速發展是因為抓住了一些機遇，帶有粗放型、擴張型的性質，而今后我國的發展形勢會更加嚴峻。因為中國發展起來了，別人跟你打交道就會更加算計和提防了；需要解決的矛盾會更加復雜，任務會更加艱巨，難度也會更加增大。然而，我們一些同志看不到這一點，對已經取得的成績自我滿足，對未來的前途盲目樂觀。看不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嚴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確認識個人和組織、個人和群眾、主觀和客觀、內因和外因的關系，對取得的成績評價得過高，對個人的作用估計得過高。共產黨就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成長壯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會喪失襟懷坦白、聞過則喜、敢于揭短、勇于糾錯的銳氣和勇氣。

4.固守陳規，求穩怕亂，創新和開拓意識不強。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百業待興、百廢待舉，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闖敢干的精神。短短幾十年我們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體制和社會管理體系，初步實現了對社會有效的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同志開始習慣于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辦事，習慣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對于社會發展的新變化，社會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會進步提出的新任務不愿勇敢地面對，看不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還有很多不相適應的方面，不愿意不斷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用開拓進取的精神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對于基層和群眾蘊藏的巨大首創精神不夠尊重、不夠支持，甚至用現行的條條框框去阻止、扼殺基層和群眾的改革創意和萌芽。

5.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艱苦奮斗的精神開始衰減。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有的黨政部門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開始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貪圖安逸。“節省每一個銅板”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領導干部追求奢華，辦公樓成為當地的一道豪華風景；講究級別等級、座次禮儀、官階待遇，“官本位”觀念全面滲透；對迎來送往、公務接待、圈閱文件樂此不疲；指導檢查工作習慣于踩點彩排，邊界迎送，警車開道，禁行戒嚴，走馬觀花，擺姿作秀；不發生突發性事件很難在急難險重的工作場合看到領導的身影。艱苦奮斗精神的衰減，不僅會導致嚴重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會大大提高執政成本，大大削弱執政黨的競爭力和執政效率。

6.爭功諉過，搪塞推脫，責任意識較差。一些黨員干部一掃過去那種爭先恐后、奮勇當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在工作中，愿意做好事，不愿做難事；愿做風光的事，不愿做“擦屁股”的事；愿做獨當一面的事，不愿做需要統籌協調的事；愿做有條件保證的事，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基本能完成領導布置的事，但不愿多想多干事；遇到矛盾不想真心實意地解決問題，而是以團結穩定為借口調和矛盾，掩蓋問題；能聽取基層和群眾反映問題，不主動上門了解和調查問題；按照領導思路論證問題，不積極用自己的研究報告問題；習慣于用現成套路處理問題，不善于用改革創新精神破解難題；積極處理已經出了的問題，不去研究潛在問題；揭露問題慷慨激昂，解決問題畏縮不前等，致使一些問題和矛盾長期得不到處理，直至積重難返。

7.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憂患意識淡薄。為了得到提拔重用的顯績，片面追求個人政績，置子孫后代的千秋事業于不顧，產生“唯GDP論”，“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破壞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顧發展質量和人的生命，片面追求“高速度”等錯誤觀念。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管理可能出現和潛在的隱憂缺乏深刻的認識，或者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憂患意識的淡漠、工作的短視、急于求成的功利觀必然會造成對未來發展預見不足、準備不足、抗拒風險能力下降。

8.放縱個性，突出自我，團結協作精神淡化。團結協作精神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這些年來我們在尊重個性、自由發展、強化責任、責任追究等方面有了比較大的進步，給每個人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空間和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個性得到了張揚，自我價值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這是好事。然而，我們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好地把過去團結協作的精神發揚光大。有的黨員干部過于看重自己，不相信同事，不相信群眾，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別人當成“阿斗”，看不起別人，不屑于與別人合作共事，或者在與別人合作共事時總是鬧別扭，總是人齊心不齊，搞得單位烏煙瘴氣，工作政出多門，嚴重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力和貫徹力。

9.文過飾非，恐懼監督，政治勇氣不夠。中國共產黨人襟懷坦白、不怕困難、不畏強權、敢于斗爭、善于勝利的政治勇氣來源于無私無畏。中國共產黨除了代表和實現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為了人民什么犧牲都可以承擔，為了人民什么批評都可以接受，為了人民什么錯誤都可以改正。然而，長期執政的地位，使一些領導干部忘記了我們的權力是誰賦予的，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忘記了人民群眾具有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的民主權利，忘記了人民群眾才是國家和社會的真正主人。一些領導干部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為了掩蓋矛盾，為了制造虛假政績，對來自人民群眾的批評采取粉飾太平、文過飾非、封堵言路、敷衍應付、威逼利誘、我行我素，甚至打擊報復的態度。政治勇氣的不足容易使執政黨喪失吐故納新、自我凈化、自我糾偏、自我完善的功能。

三

雖然精神懈怠問題在我們黨內的存在并不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出現問題的一些部門和單位，也不一定同時都存在上述問題。然而，精神狀態具有極強的感染性、傳播性和相對獨立性，如果不重視這一問題的解決，局部問題可能很快會變成全局問題，精神懈怠的危險可能會導致精神崩潰的危險。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精神懈怠問題是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危險。之所以說它是首要危險，主要有三點理由。

第一，從歷史上看，一些執政黨的垮臺都是從精神懈怠開始的。例如，蘇聯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創造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戰勝德國法西斯，成為世界上第二超級大國等輝煌成就。但是隨著執政地位的鞏固，黨的威信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黨和國家組織領導自信心的增加，開始出現精神懈怠的情況。一是黨員干部缺乏社會主義的信念和追求。蘇共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沒能與時俱進地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錯誤地把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機制當作社會主義來堅持，造成理論與實際、原則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使人們的思想混亂，理想信念錯位，社會普遍缺乏正確的精神追求。宣傳機器大量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虛假高調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普遍產生懷疑、迷茫、失望的情緒。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步失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逐步接受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思想理論的“失魂”，必然走向“思想自殺”⑧。二是改革創新意識越來越淡薄。從斯大林開始的歷任蘇共領導人盲目自滿，自我陶醉，固步自封，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糾正錯誤的主動自覺。蘇共領導人自認為已經建立的制度是完美無缺的，越是后來越是墨守成規、固守教條，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的變化缺乏政治敏銳性，不愿意對僵化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動手改革，不愿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政治局私下流行一句話就是：“不，我們什么都不需要改變”⑨，抱殘守缺的慣性思維使社會發展越來越缺乏動力，日漸沉疴。三是蘇共領導人制造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形成惟上是從、惟命是從的奴隸心態，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喪失殆盡。蘇共領導人為了維護個人的威信，制造個人迷信，樂于接受個人崇拜，甚至不惜采用黨內殘酷斗爭的方式維護威權體制，造成萬馬齊喑、噤若寒蟬、惟上是從的局面。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嚴重缺乏，使執政黨面臨“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險境，廣大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的缺乏，導致在蘇聯和蘇共處于滅頂之災的生死關頭，竟沒有幾個人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于既倒。四是貪圖享受，追求特權，被人民群眾所拋棄。蘇共領導人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逐步追求奢華和特殊享受，與人民群眾艱苦奮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淡化，黨內形成了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權階層。對領導干部搞“官職名錄等級制”、“特供制”、特定工資和“錢袋制”；實行事實上的“終身制”、“世襲制”，嚴重脫離群眾，逐步喪失黨的先進性，以至于人民群眾越來越不相信蘇共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兩年就有290多萬名黨員要求退黨，不少人甚至成為蘇共的掘墓人。五是官僚衙門作風日趨嚴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滿天飛，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工作職能交叉重復，干部隊伍冗員臃腫，黨的干部高高在上，不思進取，互相推諉，不負責任。黨的隊伍一盤散沙，大家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漠不關心。執政黨失去了應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變成了喪失靈魂，轟然倒塌的‘泥足巨人’”⑩。劇變中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不少類似的例子。

第二，從我們黨目前面臨四大危險的內在關系講，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這四大危險的關系是，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能力不足是最直接的危險，脫離群眾是最大的危險，消極腐敗是最致命的危險。精神懈怠之所以是最首要的危險，是因為它與其他三個危險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干成別的政治派別沒有干成的三件大事，首先是因為我們黨有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良好的精神狀態，而一個執政黨要蛻化變質也是首先從精神懈怠開始的。有了好的精神狀態，沒有能力我們可以培養能力，能力不足可以笨鳥先飛，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執政黨到受人尊重的執政黨，這種能力的巨大變化，不就是在良好的精神狀態下取得的嗎？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共產黨的領導夠不夠格，決定于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11)因此，我們只有很好地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才能有效地消除我們黨面臨的其他危險，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始終保持先進性。

第三，精神懈怠的問題是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沒有解決的首要難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建黨93年、執政74年的政黨，應當說創造了目前世界上一黨執政較長的歷史。但它還是垮掉了。現在世界上一些政黨研究專家提出了一個所謂“80大限”的說法，即一個政黨不可能做到長期執政，過不了80年的“生命極限”，在70多年內必然就要衰敗和垮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三個政黨都沒有超過80年。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時間71年，蒙古人民革命黨執政時間75年。這些政黨突破不了所謂政黨執政“生命極限”的首要原因就是這些黨不能夠始終保持開拓進取、奮發有為、攻堅克難、萬眾一心的良好精神狀態。不是因為內部分裂削弱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在強勁的對手和重大的困難面前驚慌失措，精神崩潰，敗下陣來。目前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采用兩院制、三權分立制、多黨競爭制、輪流執政制這樣的機制，解決了由于執政黨的政治精英不思進取、脫離實際、脫離選民、政治腐敗等精神懈怠引起的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既要為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狹隘性、片面性和虛偽性而不采用西方的政治體制，又要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始終保持永不言輸、永不言敗的良好精神狀態，確實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應當從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認真研究在新的客觀環境下，通過建立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長效機制來消除精神懈怠危險的問題。

注釋：

①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第1512頁。

②⑦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8頁，第382頁。

④⑤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頁，第1101頁。

⑥ 參見鄭必堅、龔育之等主編《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5頁。

⑧ 參見張樹華《蘇共“失魂”的教訓》，載于《瞭望》2011年第26期。

⑨ ［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頁。

⑩ 參見姚聯合《蘇共干部特權制度》，載于《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

(11)轉引自《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頁。

（作者系中國教育電視臺黨委書記，教授，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副會長）

第五篇：砥礪初心克服精神懈怠

有什么樣的想法就有什么樣的未來，有什么樣的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那么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是關于思想宣傳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思想宣傳范文】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只有永葆初心生機活力，才能始終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

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中國先進分子注入了強烈的革命精神，給中國的無產階級注入了自覺的階級意識。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后，形成了強大理論動力，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研究解決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大成果。

堅持人民立場使我們黨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以堅定的信念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指明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把歷史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進程、前途和命運，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初心和使命是形成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思想根源和邏輯依據。“紅船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無不與之有著淵源關系。隨著實踐的深化而不斷豐富、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紅船精神”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顯政黨性質、反映民族精神、體現時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偉大精神。不同時代的偉大精神都是對“紅船精神”的不變追求和不懈追求，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科學思想理論、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追求、優秀政治品質、優良工作作風和積極精神風貌，與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互促共進。

必須時刻警惕精神懈怠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和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談話。黃炎培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時刻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丟失了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者，最后意志消沉，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甚至產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想法，把當干部作為一種謀取私利、巧取豪奪的手段。如何保持一顆赤子之心，保持初生年代的蓬勃和朝氣，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大量事實證明，個別共產黨員及共產黨干部出現問題，首先是精神世界出了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道德坍塌、精神迷失造成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必須時刻警惕，時刻謹記，充實精神世界，永遠不忘初心使命。

實現初心使命和奮斗的內在統一

以首創精神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掌握克服精神懈怠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蘊含永葆生機和活力的基本理論品格，具有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內在要求與動力機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的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

以奮斗精神砥礪初心品格，強化克服精神懈怠的實踐導向。不忘初心，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精神要和實踐結合才能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才能真正彰顯其價值和意義。初心使命和奮斗目標都是人民幸福，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社會實踐中努力奮斗，實現初心使命和奮斗的內在統一。只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才能讓中國共產黨永遠年輕。

以奉獻精神堅定宗旨意識，匯聚克服精神懈怠的不竭力量。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列為自己的宗旨。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讓黨和人民的事業始終充滿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

【思想宣傳范文】二

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全面肯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及價值，明確要求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得到全黨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深刻揭示了作為民族精神精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這一歷史主體的內在統一，系統回答了傳統文化“從哪里來、向哪里去”“傳承什么、怎樣傳承”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我們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遵循。

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支撐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著文化的歷史性進步。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要求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發展的高度、深度與廣度。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強大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民族在歷史中形成和發展，歷經戰火、分裂、入侵等種種挫折，但仍然基本保持了國家的統一、版圖的完整、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和諧以及傳統的延續，形成了統一、連續、和諧的超穩定政治文化體，取得了世所罕見的文明成就。馮友蘭先生曾經說過：“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中華民族能夠在歷史上擺脫文明斷裂的危險，實現“亙古亙今、亦新亦舊”的持續發展，正是得益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支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既盛德日新又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使中華民族在追求宇宙、世界、國家、民族、文化、思想大一統的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文化認同，激發了中華民族強大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成為維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強大支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豐厚滋養。隨著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在廣度與深度上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來越向世人表明，它不僅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走向富強的發展之路，更是中國作為文明體走向繁榮的復興之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扎根于深厚的文明土壤之中，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價值訴求，呈現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顯示出持久的力量。今天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更加充分地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營養，更加自覺地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滋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重要指引。作為成熟開放的思想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注人類發展與天下秩序，表現出超越民族與地域的思想特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當代人類也面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這些重要論述向世界再次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今天中國提倡“一帶一路”正是如此，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帶動了沿線各國的和平發展，極大提振了世界經濟活力。中國向世界展示出的和平發展、多元對話的姿態，體現了中國古代“天下大同”“美美與共”的價值訴求，是對西方“大國必霸”“文明沖突”發展模式的質疑與超越，代表了人類更廣泛的利益，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歡迎。

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我們必須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認同、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在世界文化的激蕩中凝聚力量、站穩腳跟。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正是因為獨特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它給每個中國人打上了精神烙印，成為每個中國人的精神基因。準確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性，首先要把握它獨特的思想觀念。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于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于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體現了中國人關注整體、關注事物普遍關聯、關注變化發展的思維傾向，成為區別于西方主客二分互相分離、關注個體的東方思維模式，體現了深邃的哲學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基礎。其次，在與思想觀念的相互作用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注重整體價值與和諧共生的價值取向，關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于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于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于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展現出了高度成熟的道德文化形態。最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同于有宗教傳統背景的文明，它在發展初期就形成了以人為本、關心社會人生的人文精神，“關于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于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深刻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使中國人形成了務實、入世的人生態度。可以說，思想觀念、傳統美德、人文精神這三個方面相互貫通、互為支撐，共同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統一體，是今天我們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治國理政的重要鏡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設與鞏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愛國主義始終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終是激勵我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的強大力量”。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我們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成為把中華民族團結在一起的精神紐帶，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來源。自覺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價值，形成中華民族的歸屬感，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目標，大力弘揚愛國主義，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民族分裂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凝心聚力，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全面吸取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向來重視從歷史成敗中總結經驗教訓，中國古代提出的許多思想觀念，如以民為本、以德治國、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懷柔遠邦、萬邦協和等觀念都是在總結歷史興衰成敗的基礎上得出的，代表著中國古人對治國理政一般規律的基本認識，在當代仍然富有引領意義，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源泉。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關系社會和諧穩定，關系國家長治久安，關系民族健康發展。核心價值觀不是憑空產生，它需要具備歷史與現實的基礎才能落地生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認真對待的歷史基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高度成熟的道德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在日用常行中追求道德價值，追求著現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統一，渴望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境界。今天我們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要自覺地對接歷史，接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脈絡，使人們從日用不覺走向價值自覺與自信，充分激活中華優秀傳統道德的時代價值，從而更好地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大力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我們正確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指南。“雙創”方針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在創造創新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轉化發展，堅持辯證地、發展地、全面地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我們必須深刻領會“兩創”方針的科學內涵，不走歪路與邪路，努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健康發展。

堅定文化自信，禮敬珍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堅持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的根本要求，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堅定的文化自信。禮敬珍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堅守文化發展民族性的立場，以中華民族為實踐主體，更加自覺地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堅持實踐標準，辯證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要復古倒退，更不是要照搬照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想要重新“在場”，必須堅持實踐標準，將自身發展與當代中國實踐緊密結合，以時代與實踐的問題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生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強調與時攜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固有的觀點，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要照著講下去，而是要接著講下去，就必須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基本方針，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維持社會穩定、培育時代精神、推動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

堅守文明互學互鑒，轉化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要故步自封，更不是要敝帚自珍，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以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為前提，互學互鑒，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的大交流大融通。中國必須更加全面地總結中國歷史與當代發展的豐富經驗，深入探尋中華文明的實踐智慧，提出面對人類共同難題的中國方案。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與世界交流，與世界人民共同面對世界挑戰，中國才能獲得世界人民的尊重，才能以更加自信獨立的姿態融入世界格局之中;與此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借此實現了自我升華，收獲世界性的廣泛認可。

【思想宣傳范文】三

內容提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以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更高水平開放，需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深化雙向投資合作，促進貿易雙向平衡;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搭建更多貿易促進平臺;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造福人民，同世界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開放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發展，開放帶來繁榮。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成功舉辦，顯示了中國支持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堅定決心。在開幕式上，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將使中國發展動力更足、人民獲得感更強、同世界互動更深，為世界發展創造更多機遇、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極大促進世界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不僅發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有助于促進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促進世界各國聯動發展、互利共贏。

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動力。近年來，全球經濟出現回暖跡象，國際投資、國際貿易趨于活躍，部分發達國家經濟開始復蘇。但是，世界經濟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一方面，世界經濟結構失衡、債務高企、動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深層次矛盾尚未得到解決;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大大增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風險挑戰加劇。在世界經濟深刻調整變革之時，只有開放才能使各國相互受益、共同繁榮、持久發展。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有助于鞏固世界經濟復蘇態勢，有助于解決全球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有助于加速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進程，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動力。

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同時，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全球發展提供強勁動能，也帶來一些新情況新挑戰，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解決的新問題。應對新情況新挑戰新問題，需要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著力解決公平公正問題，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增強廣大民眾的參與感、獲得感、幸福感。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更高水平開放，以自身行動有力促進各國堅定開放合作信心、共同應對風險挑戰，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取得了非凡成就。隨著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對外開放需要更加注重提高質量、效率和效益，從數量型、粗放型發展轉向質量型、創新型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推動更高水平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既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又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必要條件，同時也將推動各國開放合作、共同發展。

以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更高水平開放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既包括開放范圍擴大、領域拓寬、層次加深，也包括開放方式創新、布局優化、質量提升。以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更高水平開放，應抓住以下重點。

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新發展理念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揭示出新時代推動更高水平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堅持主動開放，把開放作為發展的內在要求;堅持雙向開放，使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堅持全面開放，推進同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堅持公平開放，構建公平競爭的內外資發展環境;堅持共贏開放，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堅持包容開放，探索求同存異、包容共生的國際發展合作新途徑。當今世界，開放包容、多元互鑒是主基調。推動更高水平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必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有效途徑。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同世界經濟的互聯互動變得空前緊密。在對外開放中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這是開放型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的重要特征，也是繼續提高改革開放質量和水平的必然要求。要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著力提高引資質量，優化引資結構;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一步挖掘雙向投資潛力，深化雙向投資合作，促進貿易雙向平衡，為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注入新動能。

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標志。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構成一國對外開放的核心競爭力。要通過加強同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加強產權保護等措施，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公平開放、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持續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繼續精簡負面清單，抓緊完善外資相關法律。穩步擴大金融業開放，持續推進服務業開放，深化農業、采礦業、制造業開放，加快電信、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在外國投資者關注、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教育、醫療等領域放寬外資股比限制。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制度保障。應優化市場配置資源機制，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全球高效配置、國際國內市場深度融合;形成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按照國際化、法治化的要求營造良好法治環境，依法管理開放，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管理方式，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加快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進程，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營造有利外部環境，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愿推動早日達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加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支持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機制發揮更大作用。這有利于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走在了前面，近年來中西部內陸地區開放步伐有所加快，但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說仍顯緩慢。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要求改變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的開放狀況，拓展和優化區域開放的空間布局，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不僅海上要對外開放，陸上也要對外開放;不僅東部地區要開放發展，西部和內陸地區也要開放發展。尤其是通過西部大開放推動西部大開發，加快我國西部開放發展步伐，培育若干新增長極;鼓勵東部地區順應產業轉移趨勢，遵循市場規律向西部轉移產業，把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與發揮西部優勢、推動產業優化升級結合起來。

加快建設貿易強國。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有力抓手。今天，我國已發展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但對外貿易大而不強、粗放發展、質量效益偏低的問題還比較突出。要加快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積極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優化貿易結構，從以貨物貿易為主向貨物和服務貿易協調發展轉變。積極擴大服務業開放，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主動擴大優質服務進口;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推動在管理體制、開放路徑、發展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試;大力發展新興服務，不斷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促進服務貿易健康發展。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優勢，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提高國際競爭能力與水平。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造福人民。這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舉措，是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經過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帶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發展階段邁進。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資源，以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和產能合作為重點，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同沿線國家謀求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推動各國加強政治互信、經濟互融、人文互通，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造福沿線國家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習近平同志鄭重宣示了進一步擴大開放的中國行動。在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將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推動者、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各國拓展商機的活力大市場、全球治理改革的積極貢獻者。

【思想宣傳范文】四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有許多寶貴經驗值得總結，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始終堅持“問題導向”。

問題倒逼改革

中國為什么要改革?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并不簡單。中國的改革是從破解一系列問題開始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回顧我國40年改革歷程，可以發現，改革始終以問題為導向，每次大的理論突破和改革舉措出臺，都與“問題倒逼”相關。

1978年，面對“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講話中尖銳指出，“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鑒于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緣，老百姓不得溫飽、生活貧困的現實，鄧小平同志認為，唯一出路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經濟發展。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在鄧小平同志看來，加快發展只能靠改革，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可見，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認識問題、思想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在舊的思想觀念長期禁錮人們頭腦的情況下，要改革必須先解決認識問題，于是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解放思想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以此為先導，改革從農村起步，然后向城市擴展，漸成燎原之勢。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同志根據改革發展的新情況，開始思考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他在1992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在許多人對經濟體制改革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產生迷茫時，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以南方談話為指導，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問題導向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點。習近平總書記曾做過一個生動比喻：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一比喻，生動詮釋了全面深化改革其“深化”二字的含義。究竟如何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集中解決制度性的問題，集中解決社會矛盾比較尖銳的問題，集中解決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可見，“問題導向”始終清晰鮮明。201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堅持“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改革舉措。兩年后的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點明，“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就是貫徹了問題導向。”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改革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

改革奔著問題去

堅持問題導向，既是我們黨推動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和重要原則，也是我們黨一貫的思想方法。

共產黨人從來不回避問題，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重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毛澤東同志說，“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尋找新辦法、制定新制度，使整個國家的各種體制越來越完善，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夠順利進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問題是創新的起點，引導理論發展，問題也是阻礙前進的“攔路虎”，“一山放過一山攔”，社會就是在不斷突破問題的過程中發展進步的，改革就是在解決一個一個的問題中往前推進的。在改革中，堅持問題導向的具體體現就是“改革奔著問題去”。

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問題導向的原則和思想方法在改革實踐中得到了全面貫徹和充分體現。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的會議也多次強調“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奔著問題去，跟著問題走，哪里出現新問題，改革就跟進到哪里”，“改革是奔著問題去的，要解決問題就要針鋒相對，提出的措施要有針對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可以說都是奔著問題去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了一些過去認為不可能突破的關口，解決了一些多年來想解決但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取得重大進展。

經驗表明，改革奔著問題去，落腳點是解決問題，堅持有什么問題就改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著力解決什么問題。改革奔著問題去的前提是研究和找準問題，即通過全面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充分論證，弄清楚問題在哪兒，存在什么問題;搞明白問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謀定而后動，避免不著邊際、無的放矢。問題抓得不準，就會導致改革失焦，使改革方向和著力點搖來擺去，貽誤戰機或半途而廢。

改革奔著問題去，目標是解決問題，但不能局限于解決既有問題，事關長遠的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破”“立”結合，實現體制機制創新。問題是改革舊體制的突破口，也是新體制的生長點。如果改革奔著問題去僅限于解決既有問題，忽視體制機制創新，必然治標不治本，祛病不去根，問題暫時解決了，過一段時間可能舊病復發，矛盾重現。體制機制創新是破解難題、化解矛盾的根本途徑。體制創新固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沒有體制機制創新就不能最終解決任何問題。

改革奔著問題去，奔的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真問題”，而不是某些西方媒體、境外勢力，或境內“推墻派”“砸鍋黨”基于攻擊我國基本制度、詆毀黨的基本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而臆造或炒作的“偽問題”。比如“黨大還是法大”、“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等。所以，改革奔著問題去，必須分清什么是“真問題”，什么是“偽問題”。為此，必須加強改革理論研究，深化對世情、國情、黨情的認識，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以科學理論指導改革實踐，防止改革偏離正確方向，出現重大失誤。同時要認識到，即便是“真問題”，也不要以為認識清楚了，改革方案制定了，目標明確了，只要著力推動就能勢如破竹，輕松、立馬解決。問題總是復雜的，任何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解決問題必須從實際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要有耐心和定力，防止簡單化、急于求成、蘿卜快了不洗泥，做夾生飯，降低改革的質量。

改革奔著問題去，不是奔著所有問題去，或者說不分輕重緩急、不辨主次易難，“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應突出重點，在關鍵問題上突破。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之后，各種利益關系交織，多種矛盾疊加，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抓住要害問題，牽住“牛鼻子”，以主要矛盾的解決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帶動全局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強調“全面”，但在具體部署和推進的時候，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全面而有重點地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善于抓住關鍵、綱舉目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歷史長河和全球視野中來謀劃，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須著眼在解決問題上見實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要在解決突出問題上下功夫，讓實踐來檢驗、讓基層來評判、讓群眾來打分。”這說明，堅持問題導向，不僅是思想方法，也是改革“實招”，必須落實到解決問題上，讓人民群眾“有感”。不以實實在在解決問題為結果的改革，無異于流于形式、濫竽充數的花架子，甚至可以說是打著改革幌子的“偽改革”。

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靠實實在在改革,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40年來，我們靠實實在在的改革，解決了溫飽問題，達到小康水平，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靠實實在在的改革，逐步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靠實實在在的改革，建立健全法治體系，推動國家治理體系步入法治軌道;靠實實在在的改革，重塑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國防實力得到顯著提高;靠實實在在的改革，解決管黨治黨寬松軟問題，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等等。以問題為導向實實在在的改革，在不斷深化中顯示出威力。

全面深化改革要在解決問題上見實效，必須瞄著問題干，出真招實招。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改革不能搞形式主義，做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雨過地皮濕，更不能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或淺嘗輒止，使問題久拖不決，讓老百姓失望，對改革失去信心。改革目標既定，關鍵在于落實。不落實，任何規劃都是空話。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觸動既得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不真刀真槍、腳踏實地干是不行的。早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同志就告誡全黨，“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來的，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已經繪就，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改革藍圖有了，現在的關鍵是把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藍圖變現實的唯一辦法是實干，作為“關鍵少數”的各級領導干部要身先士卒、帶頭實干、擼起袖子加油干。干得好不好是能力問題，干不干或好不好好干，則是態度問題、黨性問題。為此，必須解決當下一些干部不作為或懶作為問題。一方面，通過完善干部管理和考核制度，對干事的干部進行激勵，對不干事或少干事的干部問責;另一方面，發揮容錯糾錯機制作用，寬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形成鼓勵干事擔當的良好氛圍，樹立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向。

為避免在重大改革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以問題為導向推進改革并取得實效，需要經常回顧總結和研究。看看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哪些問題解決得不徹底，哪些頑瘴痼疾還有待攻克;分析和預判哪些領域可能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做到心中有數，準確把脈，超前謀劃，精準施策。對于負有領導和推進改革責任的各級黨委和政府來說，面對紛紜復雜的現實，能不能把握大局，及時發現問題、客觀分析問題和有效解決問題，勇立改革潮頭“領之”“導之”，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以問題為導向推進改革并取得實效，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必須敢于擔當，知難而進，奔著問題去。對一些重大改革、協調難度大的改革，要不畏艱困，不怕接燙手山芋，不能遇難而退，繞著問題走或放下問題去。如果說改革初期的體制突破因產生“帕累托改進”，即沒有人受損但至少有人受益而被社會普遍接受的話，那么現階段的改革將因導致“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即有人受益有人受損而顯著增加難度和風險，從而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敢于直面問題，敢于涉險灘，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動改革。

以問題為導向推進改革并取得實效，必須更加注重運用科學方法。實踐表明，問題的解決不僅取決于領導人的決心和魄力，而且取決于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各級領導干部要善于研究探索推進改革的科學方法，善于從基層和群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馬克思主義認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只要用心，不管問題多復雜，總能找到解決的方法。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顯然，全面深化改革離不開科學方法。方法對頭，改革就能順利推進，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方法錯了，改革就會走彎路，陷入被動，使局面復雜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當領導人，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這一方法論，對各級領導干部從全局出發破解改革難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思想宣傳范文】五

內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對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義。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產業結構優化、企業競爭、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緊迫要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出要求，凸顯出這一指標對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意義。正確理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和要求，有助于找準改革關鍵領域，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經濟史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一國經濟發展成敗。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發展績效的對比，也顯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作用。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質量及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具有高度綜合性，可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同時還應看到，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兼顧高質量發展的目的與手段，提供了可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我們可以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種途徑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是提高資本—勞動比。通過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可以提高資本—勞動比，進而提高每個工人創造的產值。然而，提高資本—勞動比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過快，超過了勞動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會出現投資回報率下降，結果反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普通勞動者工資加快上漲，很多企業傾向于使用更多機器設備。但在一些企業，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條件沒有相應提升，反而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學家通常用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顯著提高需要經歷較長時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為代表的教育大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教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個時間段，我國25歲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分別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見，人力資本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雖然顯著，卻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實現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家在分解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時發現，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并不能完全解釋產出的增長，因而把生產要素貢獻之外的那部分增長源泉歸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我們對1978—2010年的平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進行分析，發現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這3個生產要素變量只能解釋增長率的76.1%，余下的23.9%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條件下、通過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這些要素實現的，因此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我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相重合，這期間的人口變化特征是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則近乎零增長。這種“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開啟了一個機會窗口，分別從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勞動力充分供給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創造了人口紅利，并通過改革開放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隨著2010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提高，傳統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因此，我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斷邁上新臺階，就必然要轉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借鑒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總結發展中經濟體推動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可以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伴隨經濟增長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遵循生產率提高的目標和順序演進的過程。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產業進入高生產率產業，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很多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計量分析也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合計為56%，而其余44%的貢獻便來自于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重新配置。

企業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有競爭力的企業生存壯大、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萎縮消亡能夠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會更多地從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發達國家則更多地從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一些發達國家，企業的進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可高達1/3到一半。

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研究發現，創新會帶來規模收益遞增，企業能否擴大規模進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等資源，在根本上取決于其創新能力。這就意味著，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用非市場競爭的方法擴大企業規模或者人為挑選贏家，都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相背離。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視角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為尋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恰當抓手提供了有益啟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正是圍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改革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構建和維護使市場“無形之手”充分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在宏觀層面，應建立以鼓勵企業創新和提質增效為導向的市場激勵機制。在微觀層面，政府無須尋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為挑選贏家。政府不能缺位也無法替代的職能是營造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允許自由進入退出的公平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環境。相關改革包括改善營商環境，消除經營許可和要素獲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規模歧視，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等。

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其中，戶籍制度改革紅利最明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促進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轉移，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研究表明，從勞動力流動中每獲得一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可以實現同等幅度的經濟增長率提高。

在繼續加大技術研發和教育培訓投入的同時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任何時候，技術進步都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資本除了直接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源泉，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政策機制。如果各項經濟政策分工不清晰、運作不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等短期調控政策在執行反周期職能之外，被賦予刺激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產業政策職能，往往會造成杠桿率高企、產能過剩等問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市場選擇贏家的資源配置原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有利于從目標和手段上把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分開，使其各司其職、協同配合，更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