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防火基本原則
1消防安全教育、培訓制度
1、認真貫徹“預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消防工作方針，飯店員工開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訓工作，牢固樹立消防安全第一的思想，堅持逐級消防宣傳教育工作。
2、采取會議、學習、布置工作等形式對員工開展經常性的消防宣傳教育活動。
3、對新錄用的員工，要對其進行消防安全知識的宣傳教育。
4、要對員工進行定期的消防宣傳教育和培訓，使全體員工普遍掌握必要的消防知識，達到“三懂”（懂得本單位的火災危險性，懂得基本的防火、滅火知識，懂得預防火災事故的措施），“三會”（會報警，會使用滅火器材，會撲滅初起火災）的要求。2防火巡查、檢查制度
1.防火巡查人員每天要對車間各部門進行安全檢查，并做好詳細的防火檢查記錄，包括參加的檢查人員及次數．
2.防火巡查時應將存在的火災隱患及時糾正，妥善處理火災危險，無法當場處理的，應當及時逐級上報領導．
3.車間“安全衛生領導小組”至少每月進行一次全面的防火安全檢查，并詳細做好巡查記錄，并在記錄上簽字．
4、員工下班前應對其車間全面進行檢查，由車間值班經理帶隊檢查，并關閉設備電源后方可離開。3安全疏散設施管理制度
1、安全疏散設施，包括建筑物內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符合國家規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標志、應急照明設施、防火門、防火卷簾等設施。
2、對車間應有的消防安全疏散設施，應進行日常檢查，由后勤有關人員進行維護管理。
3、安全疏散設施的日常檢查管理和維護管理包括：嚴禁占用疏散通道；嚴禁在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上安裝柵欄、堆放障礙物；嚴禁在工作期間將安全出口上鎖、遮擋;嚴禁遮擋、覆蓋消防安全疏散指示。
4、對違反安全疏散設施管理的行為，將按上級消防法律法規和單位規定，追究其部門消防安全責任人及管理人的責任。4消防值班管理制度
1、車間所有值班人員應為消防安全員，必須嚴格遵守有關值班管理制度，堅守崗位，確保安全。
2、車間員工要對其值班負責的區域每日進行防火安全巡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置并向值班經理匯報。
3、車間員工要對自己管理范圍內的各種消防器材定期進行檢查，以確保在發生火災事故時能及時有效地進行撲救。
4、若因值班人員工作失職而造成火災事故的，將按消防法律法規和單位相關規定追究其責任 5消防設施、器材維護管理制度
1、配置的各種消防設施、器材是保護全車間員工和顧客生命財產安全的專用設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動用或損壞
2、嚴禁在室內外消火栓附近設置障礙物，禁止堵塞消防安全通道。
3、對配發的消防器材,由專人定點負責管理，并定期檢查、擦洗，發現消防器材過期失效，應立即報告車間經理進行更換。
4、對配置的各種消防設施、器材，每年應進行一次集中清理、檢查，按使用年限及時更換、補充、維修。
5、對故意損壞、擅自動用消防設施、器材的人員，除按原價賠償外，還將按消防法律法規和單位相關規定追究其責任。6車間用火用電安全管理制度
1、車間在使用各種用火用電設備時必須做到“三落實”，即落實安全地點、落實專人負責、落實安全措施。
2、車間員工宿舍以及臨時工住房，不準使用酒精爐、煤油爐、電爐等違章器具，嚴禁亂拉亂接電燈電線，嚴禁點燃蠟燭。
3、嚴禁在配電房、材料庫房等場所吸煙、生火取暖和亂拉亂接電源線。
4、對違反以上規定并發生火災事故的，將視其情節輕重，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7車間義務消防隊的組織管理制度
1、根據本車間的實際情況，明確日常消防工作的歸口管理部門。
2、義務消防隊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消防法規，開展消防宣傳，進行消防安全檢查，維護保養好本車間的消防設施、器材。
3、加強滅火戰術、技術訓練，不斷提高業務素質和滅火作戰能力，維護消防設施和器材的完好，熟悉和掌握滅火設備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保持消防通道暢通。
4、做好滅火戰斗準備，聞警迅速出動，并接受公安消防機構的統一調度和指揮。8車間滅火和應急疏散預案演練制度 為了保護車間員工和顧客的人身、財產和公共財產安全，提高滅火戰術、技術水平和快速反應能力，贏得戰機，及時有效的撲滅火災，迅速穩妥的疏散人員和物資，將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圍，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特制定本預案。
1、車間成立滅火和應急疏散領導小組，平時指導車間滅火和應急疏散的宣傳教育，培訓演練。
2、車間配備義務消防隊員，要迅速果斷將火災撲滅在初始階段；協調配合到達火場的消防隊開展各項滅火行動。
3、要做好學習教育、培訓演練等具體工作；負責滅火器材、工具保管使用和管理；開展滅火救護工作。
4、報警早、損失小。發生火災時，在場人員應及時通過有線或無線電話向火警“119”臺報警，報警時應說清火災發生的地址、具體部位和發生火災燃燒的物質。
5、發生火災時，如有人員被火圍困，要立即組織力量搶救，應堅持救人第一，救人重于救火的原則，救人是火場上的首要任務。
6、火場疏散物資是減少火災損失，控制火勢，防止蔓延的有效方法。首先要及時疏散受火災威脅的易燃易爆物品及壓縮氣體鋼瓶等。
7、人員、物資疏散后應在指定地點集中清點，并查明有關情況，及時向值班經理報告。
8、車間每半年至少要進行一次疏散演練，使員工和顧客在最短的時間內撤離。9消防安全工作考評和獎懲制度
（一）對在消防工作中有下列突出表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1、全年無火災事故，積極參與消防管理和各項消防安全活動，成績顯著的；
2、遵守消防法規，對查出火災隱患能及時整改，預防措施到位，防火安全規章制度健全，消防設施完好無損的；
3、積極開展消防宣傳教育活動，組織本車間員工定期學習消防知識和消防培訓工作，事跡突出的。
（二）對違反《消防安全管理標準》的行為，根據不同情況，給予相應處理：
1、在一年內發生一次火災事故的，除取消該車間評選資格外，還要對責任人給予處理。對造成火災事故的當事人，視其情節給予相應處理；
2、對故意造成火災事故的人員，以及嚴重失職造成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人員，依法移送司法機關，由司法機關追究當事人的相關責任。
第二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課程總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小結
目前概論課普遍存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的現象，枯燥、乏味、沒有新鮮感的教學過程影響著教學效果。所以，在備課的過程中，針對藝術類學生的特點，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案例教學。在案例教學的實踐中，雖然經歷過幾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學生們的鼓勵下，我堅持了下來，受益匪淺。
總結經驗如下：
1、教學中盲目堆積案例。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吸引學生聽課，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授課過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個案例都講不透徹。最后下課后，學生只記得講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沒有記住授課的內容，以致本末倒置。這樣使用案例，表面上熱熱鬧鬧，實際上空空如也，達不到教學目的。
2、沒有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案例教學的授課過程中，我作為教師仍處于傳授者的地位，從案例的介紹、問題的提出、分析的展開、結論的得出、所涉理論知識的深淺以及時間的把握等方面，均處于主導。真正讓學生來思考、分析、討論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為舉例教學。在這種情形下的課堂，學生仍是看熱鬧的外人，而沒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沒有積極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體會和收獲。
基于個人對于案例教學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為《探析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案例選擇與解釋——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為例》的論文，并獲得“六屆遼寧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征文比賽”二等獎。
僅此論文，作為總結的一部分，向領導匯報。
（一）原理教學引入案例教學法的必要性
1.可聽性：案例導入使抽象概念生動鮮活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通過對具體知識的概括、總結與再思考的方式，達到對世界本質和一般規律的把握。靜態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們的具體作用體現在應用的過程中。為此，《原理》課必須以案例為鋪墊，使其生動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一節講授中，教學案例是“南街村模式與華西村模式”的比較，不僅使學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學生能夠領悟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管理方式、多種運行機制共同發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問題上，選用關云長敗走麥城的典故。關羽并沒有真正接受諸葛亮的勸誡，他把孫權看成是同曹操一樣可惡的“碧眼小兒”；同時打擊曹、魏兩家，主次不分，全線出擊，最終醞成地失人亡的悲劇。這些案例的分析，學生聽得津津有味，增強了學習興趣。
2.通俗性：案例介紹加深學生對深奧理論的理解
學生不是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師覺得容易理解，學生就是想不明白，這主要與他們的生活閱歷與思維方式有關。“案例教學法”能使抽象理論具體化、通俗化，減少學生的畏懼心理和死記硬背的習慣。比如“哲學”中所講的“屬人世界”，學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學生，他們所認
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與場，不自覺地停留在機械唯物主義的層次上。授課中可以通過對“費爾巴哈生平”的分析，講清這位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為什么不能沖破歷史唯心主義牢籠。經過討論，使學生對機械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有個比較清晰的區分，從而帶動一系列難點的解決。又比如，學生對“認識來源于實踐”感受不深，覺得很多成功來源于靈感和偶然。教學中選用摩爾根纂寫《古代社會》一書的案例，向同學說明，為什么生活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摩爾根能寫出研究原始社會的一部杰作？這離不開他的親身實踐，他除了對歐、美許多未開化的原始部落進行調查、考察、分析外，還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對原始部落的經濟、社會組織、婚姻、家庭、習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徹的了解，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而靈感和機遇的捕獲，往往是多次實踐的結果。這些都能引起學生思考與探究的興趣，從而有效克服了機械的思維模式。3.實用性：案例教學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理論必須要滿足學生探索社會問題的需要、追求事業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學生對它的認同感。如在講“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問題時，列舉人們對SARS、對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斷認識，通過討論，使學生認識到人類始終處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學習是無止境的。在此過程中，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隨之增強。
有部分同學盡管對美國侵占伊拉克表示憤慨，但又認為美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做得不錯。針對這一情況，在“人的本質與價值”這一章節的教學中，可以著重介紹阿布格萊布監獄美軍虐囚事件、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設立的監獄以及美國國內的人權問題的大量案例，讓學生了解人權是基于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享有的和應當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通過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國人權政治雙重標準以及人權外交的實質。
對于學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識”相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通過主觀努力取得成功的偉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眾與杰出人物有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毛澤東、羅斯福等歷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學的歡迎。
（二）案例選擇的基本原則 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對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時效性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學中應當把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案例的典型性與新穎性、知識性與趣味性、相關性與輻射性相結合。這不僅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任務的艱巨性、嚴肅性和教學過程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更是由獨立學院學生生理、心理發展的特點決定的。
1.典型性與新穎性
典型性是案例選取最基本的原則，是指要以講授的知識為中心來選擇案例，使案例服務于講授的知識，而且被選案例要有舉一反
三、觸類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講到“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時，可以運用“六度空間理論”加以闡釋；在講授“事物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選擇詹姆士·琴納推廣種牛痘遇到的困難做作為案例。這類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說明問題，案
例的分析和討論能夠有助于學生掌握基本的原理、處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則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較陳舊，過于“正統”，如，用塞翁失馬詮釋對立統一規律，用田忌賽馬詮釋質量互變規律，雖然典型，但這些故事學生們早就耳熟能詳。這個時候，就必須舉一些具有新穎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穎性？一是新近的。對于那些新近發生在國內國際的新聞時事，那些最近發生在校園里和學生身邊的事情，大家都會關注。二是別人沒聽過的。教師的知識面一般來說比學生要寬，掌握的教學資源也比較多，應當發揮自己的特長，多舉一些學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說明問題，但有時候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新穎的案例能夠彌補典型案例的不足，為大家喜聞樂見，但未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應將二者結合起來。在案例的總體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穎性案例都應當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廢。
2.知識性與趣味性
在案例的選擇和運用上，要將知識性與趣味性結合起來。首先，要注重知識性。只有讓學生在聽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識，他們才會對課程和教師有較強的認同感。例如，在講“貨幣的本質”時就給學生舉世界文學史上“四大吝嗇鬼”（夏洛克、阿巴貢、潑留希金、葛朗臺）的例子，往往這個時候，學生都在做筆記。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選擇趣味性較強的案例，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演繹出來，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長，但一定要貼切。例如，在講授“資本”一節內容時，需要講清資本的本質屬性(資本是一種特殊的價值)、表現形式(資本表現為不同的物質形式)和基本特點(資本的運動性、增值性和返還性)。如果就理論講理論就顯得比較抽象，學生不易理解，記憶也不深刻。可以列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故事，孫悟空雖然可以有不同的變化，但它本身是孫猴子，以此來比喻資本雖然可以在不同運動階段采取不同的物質形式，但它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價值。為了說明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舉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詞，指出資本在循環運動中帶回的雖然不是“胖娃娃”，卻也帶回了“金娃娃”。通過講述案例，增強了趣味性，使學生對“資本”這個知識點能有比較形象的理解。
在知識性和趣味性結合的過程中，如果二者發生沖突，知識性為先。學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師有自己的責任，而且案例過多，會沖淡課本知識，出現“喧賓奪主”的后果。
3.相關性與輻射性
所謂相關性，要求案例選取要與學生專業相關、與學生就業相關、與學生生活相關，即以選擇最貼近學生的事例為原則。如在講人生價值時，引入“北大才子賣肉”、“廣州碩士賣豬肉”和“大學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這一系列事件和大學生就業以及人生價值的實現有密切聯系，在學生中間獲得強烈反響，課堂討論的氣氛也十分活躍。
除了相關性之外，課堂教學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夠給學生留有較大的思維空間，要有較強的輻射性，要能夠培養學生發散和創新的思維，從而提高他們的思維素質。如，在講授經濟和政治關系時，可以采用美國霸權主義的推行在世界范圍內帶來的后果，如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引導學生要正確認識霸權主義。同學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激烈的爭論，提出許多很有見地的觀點，使學生和教師均受益非淺。
（三）案例解釋時應注意把握以下三對關系 1.教師講授和學生討論相結合以加強互動性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學生是教學的客體，處于被動和服從地位。在案例教學法中，學生是教學的中心，強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創造良好的自由討論的氣氛和環境，簡要介紹案例的相關背景，在討論過程中對學生進行引導，使案例討論緊緊圍繞主題展開。
需要注意的是，學生們思想道德水平、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參差不齊，尤其是許多學生往往受現實陰暗面的影響較深，看問題往往具有較強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們過分關注社會腐敗的一面，懷疑和否定社會積極的一面。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和進行總結時，要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學生提出的觀點進行論證或批判，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共同探討，堅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學生能夠真正受到啟發，真正能夠解決思想中存在的種種困惑，切實提高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能力。
2.案例教學與理論講授相結合以凸顯科學性 案例教學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學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論教學。教師對相關原理的重點和難點進行適當講授，是教學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時包含多個理論知識點，分析時比較復雜，難以理出頭緒，這就要求教師既要把理論知識講透，又要能指導學生運用理論去分析實際。所以，學生如果沒有必要的理論基礎作為鋪墊，案例討論就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中，理論教學是案例教學的基礎，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的運用。因此，教師可適當地調整教學內容，精講知識；同時，根據理論教學的內容選擇合適的案例，使二者相輔相承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課堂理論講授應當是誘導式和啟發式的，應該與案例討論結合起來。
3.授課方式與授課內容相結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學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還必須恰當運用所選案例。運用案例進行教學，要根據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對象來決定運用方式，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
①引子懸念式：上課前用案例引出要講授的某一具體原理，給學生留下懸念，然后教師既可以結合案例講授理論，也可以讓學生聽完理論，自己去分析判斷案例，教師再做總結。
②簡單列舉式：是教師在系統講授了某一理論后，舉
一、兩個案例，用剛講過的理論去分析解剖，也可請學生先分析、發表意見，教師再做總結。這種方式
雖然層次不高，但靈活簡便，節約時間，適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各部分教學內容和學生人數較多的班級。
③課堂討論式：教師把選擇好的案例事先發給學生，并提出思考題，指定參考書目，由同學各自閱讀、分析、思考，并將分析的意見寫成發言提綱，在課堂上開展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辯論。例如在講哲學對立統一規律時，引入取消中醫的觀點，請同學們分析評價。這種方式讓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氣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學生學習的興趣大大提高。這種方式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都比較多，適用于講授教學重點內容，并且在人數較少的班級應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學法強調“授之漁而非授之魚”，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只是傳授學生課本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思考的過程，學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論知識，更需要的是能夠活用理論知識的能力；教師應賦予學生思考及行動的自由，發展學生個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學生傾聽和溝通的能力，增進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傊讵毩W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對案例選擇與解釋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三篇：回歸本原,夯實基礎-談談如何讀懂古詩詞
回歸本原，夯實基礎
——談談如何讀懂古詩詞
江蘇省句容高級中學 于秉飛
【摘要】古詩詞鑒賞是高考中的一個難點，一直找不到較好的解決辦法，本文試從最基礎的讀懂詩歌入手，結合最新的高考題分七個方面闡述如何讀懂詩歌，從而把握住詩詞鑒賞的本原。
【關鍵詞】古詩詞 鑒賞 高考 讀懂
古詩詞鑒賞歷來是高考中的難點，幾乎每年都是得分率最低的項目之一，廣大師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的訓練，效果卻并不明顯，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過多地注重了鑒賞中的方法與技巧訓練，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很多同學在在看不懂詩歌的情況下做題的。所以說讀懂詩歌是第一步，沒有它，鑒賞只能是毫無實際意義的瞎猜了。
那么如何才能讀懂詩歌呢？下面我們結合最近幾年的高考試題加以說明。1．關注題目
題目的內涵往往豐富，它可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情感、題材類型等諸多重要信息。如王維的《山居秋暝》，“山居”明示了詩的題材屬歸隱一類；“秋”點明季節；“暝”點明具體的時間。
我們看11年全國新課標卷。
春日秦國懷古 周樸①
荒郊一望欲消魂②，涇水③縈紆④傍遠村。牛馬放多春草盡，原田耕破古碑存。云和積雪蒼山晚，煙伴殘陽綠樹昏。數里黃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
[注]①周樸(?～878)：字太樸，吳興(今屬浙江)人。②消魂；這里形容極其哀愁。③涇水：渭水支流，在今陜西省中部，古屬秦國。④縈紆：旋繞曲折。
（1）這首詩表現了詩人什么樣的感情？請簡要分析。
【解析】解答此題，關鍵是著眼于詩題中透露的信息，否則容易解讀成行客思家，羈旅之愁。題目《春日秦國懷古》中“懷古”二字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懷古詩是以歷史事件、歷史遺跡、歷史人物等為主要題材的詩歌，詩人或登臨遺跡，或憑吊古物，或追憶往事，由眼前所見觸發了心中所想，將內心真實的家國情懷融入詩中，借此抒懷，達到寄懷人事、感慨興衰、借古諷今等目的。懷古詩中的“古”只是詩人借以抒情的“外殼”而已，真正的“內核”是“今”，所謂“懷古惜今”是也。且這個“今”的指向大體明確，一般有三個方面，一是寄托個人境遇，二是借古諷今，憂國傷時，三是感慨人世無常，再從題中“秦國”二字我們可以知道，指 的是應是第二個方面“借古諷今，憂國傷時”，所以擬寫答案時，自然可從此方面下手。當然，具體作答時，不但要答出感情，還要具體闡述“懷古”“傷今”之情在詩中的具體語句上是如何體現的。
【參考答案】表現了懷古傷今之情。詩人春日眺望涇水之濱，不見春草，只見古碑，行客之路盡是黃沙，想當年秦國何等強盛，看如今唐王朝的國勢日衰，眼前一片荒涼，于是“不堪回首”之情油然而生。
我們再看09年江西卷。
喜外弟盧綸見宿
司空曙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平生自有分，況是蔡家親注。
[注]蔡家親：表親。
（1）此詩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感情？
【解析】此題從題目《喜外弟盧綸見宿》中的一個“喜”字就可以看出詩人的基本情感，如果再仔細讀一讀全詩尤其是前四句，自然不難得出詩人的感情是“悲喜交加”的。
【參考答案】此詩表達了詩人悲喜交加（或悲中有喜，喜中帶悲）的感情。2．關注首尾句（聯）
首句（聯）經常開篇扣題、奠定情感基調，而尾句（聯）則經常會隱含或點化主題。我們首先來看10年全國卷1。
詠素蝶詩 劉孝綽
隨蜂繞綠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注]劉孝綽（481-539）：南朝梁文學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文名頗盛，因恃才傲物，而為人所忌恨，仕途數起數伏。
(1)這首詩有什么含意？采用了什么表現手法？
【解析】詩的前六句，詩人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素蝶的動人形象。這些詩句猶如電影里的鏡頭，伴隨著由綠蕙、青薇、陽光、春風、紅花、碧樹組成的背景的不斷變換，展示出了素蝶輕盈飄然、千姿百態的身影。但詩人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素蝶作窮形盡相的描摹，尾聯“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二句，進一步展示了它 的情感。詩句以素蝶自訴的口吻說：“百花萬萬不要凋謝，這嘉樹乃是我所要依靠的啊?！边@一情感的表白，透露出素蝶內心對未來的不安以及對生活的追求，如再能結合注釋，作者“文名頗盛，因恃才傲物，而為人所忌恨，仕途數起數伏”，可知“素蝶”實乃作者自況，借素蝶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尾聯希望得到別人賞識的愿望，全詩由此而更顯蘊藉深厚。
【參考答案】這首詩通過對素蝶活動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悲歡、沉浮，最后兩句突出了作者對美好事物的依戀和向往。采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
我們再來看10年全國卷2。
夢中作① 歐陽修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②，酒闌③無奈客思家。
【注】①本詩約作于皇祐元年(1049)，當時作者因支持范仲淹新政而被貶謫到潁州。②傳說晉時有一人進山砍柴，見兩童子在下棋，于是置斧旁觀，等一盤棋結柬，斧已攔掉．回家后發現早已換了人間。③酒闌：酒盡．
(1)這首詩表現了作者什么樣的心情? 【解析】從尾句“酒闌無奈客思家”就可以看出詩人的情感之一就是思鄉之情，若再聯系注釋及具體詩句“路暗花迷”等，還可看出作者對前途的迷茫。
【參考答案】表現了因仕途失意而對前途憂慮和無可奈何的心情和希望脫離官場返回家鄉的心情。3．關注表情、表意的關鍵詞（包括動詞）
古詩詞最擅長寫景中之情和情中之景。情藏之于景因而含蓄，但作者經常有意無意地將景的一角撩起，讓情顯出山形水貌。如李煜的《浪淘沙》中的“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敝弧昂弊?，亡國之悲痛盡從心底泛起。
我們先來看10年廣東卷。
望江東 黃庭堅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①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②尋得雁分付③。又還是、秋將暮。
[注] ①闌：阻隔；阻攔。②直饒：縱使。③分付：交付。（1）簡析“隔”字的雙重意蘊。
【解析】這是一首抒情之作，此詞以純真樸實的筆調抒寫相思之情。全詞以一種相思者的口氣說來，由不能相會說起，至遙望，至夢憶，至對燈秉筆，終至傳書無由。通過一段連貫的類似獨白的敘述，反映出主人公 對遠方親人的懷念。首句開門見山，交待出“江水”、“煙樹”等重重阻隔，很顯然，這個“隔”字，不僅指地理視覺上的阻隔，更有心理情感上的阻隔，“隔”字把在遙望一片浩渺江水、迷蒙遠樹時的失望惆悵的心境呈現出來。
【參考答案】 “隔”字一語雙關，表面上是寫茫茫江水、迷蒙江樹阻隔了抒情主人公極目遠眺的視線，實際上卻傳達出了抒情主人公無法與遠方親人團聚的失望惆悵的心境。
我們再來看09年四川卷。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其二）
陸
游
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
（1）請談談這首詩前兩句中“入”字和“摩”字的表達效果。（2分）
【解析】“河”，指黃河，哺育中華民族的母親；“岳”，指東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華山等立地擎天的峰柱。巍巍高山，上接青冥；滔滔大河，奔流入海。山河本來是不動的，由于用了“入”“ 摩”二字，就使人感到這黃河、高山不僅雄偉，而且虎虎有生氣。這兩字的使用表現了景物的特點，給畫面以無限的生機感，也表現了作者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為后二句的轉折張本。我個人以為，四川卷的答案過于簡單了，沒有能夠體現作者的感情，是一個遺憾。
【參考答案】“入”字表現出河的生氣，“摩”字表現出山的高峻。4．關注意象
意象即寄情藏意的物象。在經年累月的磨合之后，意與象的關系早已約定俗成。如冰雪喻忠貞高潔，楊柳寓離愁別緒，流水喻綿綿愁思，琴瑟寓切切情意??。當然，詩人用意象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如子規的常意為孤寂哀愁，而在“三月殘花落更開，小檐日日燕飛來。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保ㄍ趿睢端痛骸罚┐嗽娭?，子規卻是一個對美好事物留戀、熱愛和執著不懈地追求的形象。
我們先來看11年重慶卷。
渡江 [明]張 弼
揚子江頭幾問津，**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孤枕不勝鄉國夢，敝裘猶帶帝京塵。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對沙鷗一愴神。
（1）指出“吟對沙鷗一愴神”中“沙鷗”意象的作用。
【解析】這是比較典型的直接考查意象的試題。尾句“吟對沙鷗一愴神”中的意象“沙鷗”，我們同學并不 陌生，甚至可以說得上熟悉，因為我們曾經學過杜甫的《旅夜書懷》，其中的尾聯就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說水天空闊，沙鷗飄零；人似沙鷗，轉徙江湖。這一聯借景抒情，杜甫借沙鷗這一意象深刻地表現了詩人內心飄泊無依的感傷。沙鷗，已成為常被詩人們用來抒發內心因漂泊無依而傷感的意象。本詩也是如此，用沙鷗的到處飛翔襯托作者的孤單漂泊。
【參考答案】以到處飛翔的沙鷗襯托作者的孤單漂泊。我們再來看11年廣東卷。
減字木蘭花 蘇軾
鶯初解語，最是一年出好處。微雨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休辭醉倒，花不看開人易老。莫待春回，顛倒紅英間綠苔。
（1）詞中所寫的春天是最美好時節是什么時候？為什么？結合詞中的描寫簡要說明。
【解析】本題在鑒賞過程中，仍要抓住“意象”進行分析。意象是一首詩詞的基本構成單位，它們往往是詞人選擇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將它們綜合起來，就能構成最典型的生活場景和畫面，并進而分析詞的意境與作者情感。為了表現初春時節的美好，作者選擇了一系列最典型的早春意象，如“鶯”“微雨”“草色”“花”等，展現了春天萬物生機勃勃的盎然氣象，答題時只要將這些意象一一列出即可。
【參考答案】初春。這是鶯兒開始鳴叫，細雨滋潤大地，青草長出嫩芽，花朵含苞待放，萬物充滿生機，所以初春的時節最美好。
5．關注文題間的注釋
注釋有對作者的介紹，有對寫作背景的必要交代，有對典故逸事的闡述，有對難于理解或易于誤解的詞語的解釋，在理解時能起撥云見月的作用。
我們來看11年江西卷。
清明① 黃庭堅
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蕪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驕妾婦，士②甘焚死不公候。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注】①此詩作于詩人被貶宜州期間。②士：指介之推，春秋時晉人。從晉文公出亡十九年，功成后拒絕做官，隱居綿山被燒死。
（1）指出“人乞祭余驕妾婦”這句話體現了作者怎樣的思想背景？
【解析】“人乞祭余驕妾婦”句實際上運用了一個典故，它出自《孟子》中的《齊人有一妻一妾》這個寓言，講的是某個齊人天天到墓地墳墓前乞求祭品充饑，吃得油嘴膩臉，回到家里，還要對妻子和小妾撒謊吹噓，他是在某個當大官的朋友家里吃喝，主人如何盛情招待他。這種人的人生萎瑣卑下，毫無人格尊嚴。聰明的同學馬上會聯想到注釋②，這個齊人與介子推這樣的不貪公侯富貴、寧可被火焚死也不下山做官的“士”是明顯的對比，作者用這樣的對比表明了他的價值取向。再聯系注釋①，還可以看出，詩人在被貶途中是以介子推自比，對這個黑白顛倒的世道表示了憤慨與無奈。
【參考答案】表現了詩人對賢愚混雜、是非不分的世道的憤慨；表現出詩人一種無奈的超脫。我們再來看10年四川卷。
減字木蘭花 向子湮
斜紅疊翠，何許花神來獻瑞。粲粲裳衣，割得天孫錦一機。真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著意遮圍，莫放春光造次歸。
【注】向子諲yīn（1085-1152），字伯恭，號薌林居士，臨江（今江西清江縣）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蔭補官?；兆谛烷g，累官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高宗建炎處任遷江淮發運使。素與李綱善，李綱罷相，子湮也落職。起知潭州，次年金兵圍潭州，子諲率軍民堅守八日。紹興中，累官戶部侍郎，知平江府，因反對秦檜議和，落職居臨江，其詩以南渡為界，前期風格綺麗，南渡后多傷時憂國之作。有《酒邊詞》二卷。
（1）本詞隱含了怎樣的傷感之情？
【解析】本題考查評價文章的思想內容和作者的觀點態度?！半[含”提示要看景的深層含義，所以我們既應看到“真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中“風與日”對紅花翠葉的摧殘，更應當結合長長的注釋來理解，看到作者因忠貞愛國、堅持正義而屢遭不幸的憂憤與傷感。
【參考答案】既是對自然“風與日”摧殘百花的傷感，又有對社會“風與日”摧殘香花所喻君子的傷感。6．關注熟悉的作家的概況
時代在變遷，思想在傳承，大凡杰出的詩人，其詩心總與時代之脈一起博動。因而要讀懂作為思想載體的詩文，就必須能勾勒出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生命軌跡及其思想流變，了解其為何喜極而泣又因何痛徹心肺，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其詩風詩意、詩情詩魂。
11和10年的安徽卷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我們熟悉的作家。我們先看11試卷。
瑯琊溪① [宋]歐陽修
空山雪消溪水漲，游客渡溪橫古槎②。不知溪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注] ①此詩寫于作者被貶滁州（今安徽省境內）期間?，樼鹣诔堇茄郎健＂陂叮╟há）：這里指拼扎而成的簡易木橋。（1）這首詩圍繞溪水描繪了哪幾幅畫面？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情感？
【解析】本題第一問主要考查對詩歌意象理解，全詩僅四句，很顯然一、二、四三句，共創造了四個場景，即四幅畫面，只要用簡短的話概括畫面內容即可。第二問，如果我們看注釋后可能覺得作者運用了“以樂景襯哀情”的手法，因為按照通常理解，既然“被貶”，心情自然不會好。可是不要忘了“被貶”后還有二字——“滁州”，它讓我們一下子就想起了歐陽修的“環滁皆山也”，《醉翁亭記》中的感情主要是對山水的喜愛并樂在其中，那么本詩作于同一時期，自然也不例外。
【參考答案】這首詩描寫了雪消溪漲、游客渡溪、古槎橫溪、山花隨溪水流出等畫面。表現了作者對瑯玡山美景的喜愛之情，體現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懷。
再看10年的試卷。
歲暮① [唐]杜甫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②，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注]①本詩作于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末，時杜甫客居閬州(今四川閬中)。②雪嶺：又名雪山，在成都(今四川成都)西。雪嶺臨近松州、維州、保州(均在今四川成都西北)，杜甫作本詩時，三州已被吐蕃攻占。
（1）詩人為什么會發出“寂寞壯心驚”的感慨?請結合全詩作簡要分析。
【解析】本題在鑒賞過程中，不但要細讀本詩，了解詩人境遇、主觀志向，明確注釋中點明的時局背景，還要做到知人論世，根據平時所學習的杜甫的詩歌，了解杜甫的終生志向以及杜甫一直就有的家國相連的傳統，然后進行綜合思考，才能不遺漏要點。也就是說，答案并不完全從詩歌本身得來，需要“功夫在詩外”，不熟悉杜甫的生平與創作是不行的。
【參考答案】邊境發生戰爭，時局艱危，朝中無人為國分憂；歲末暮年，漂泊異鄉，政治上被冷落，孤獨寂寞；詩人崇高的責任感、強烈的愛國感情與其艱難的處境、報國愿望難以實現形成巨大反差。
7．關注常見題材的常見主題
古詩詞中，常見的題材有常見的主題。送別詩多寫至情至性的詩人與摯愛的親友惜別時的悲切凄苦、黯然神傷。如10年江蘇卷王昌齡的《送魏二》中作者惜別知音，借酒澆愁，用凄凄風雨烘托悲涼的心情。
羈旅詩多寫游客浪子對遙遠故鄉的眺望，對至愛親人的思念，對溫馨家庭的憧憬。如11年全國卷周邦彥的《關河令》，作者在詞中表現了思家、孤寂的心情。
遷謫詩多寫遷客謫臣因敢言直諫或受同僚排擠而被皇帝疏遠、流放的痛苦經歷，對爾虞我詐的官場丑惡現象的不滿，對君主親賢臣遠小人重振朝邦的厚望，對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悲嘆，對最終能一展抱負為國盡忠的希冀，或對歸隱生活的向往及曠達之情等。如上文提到的11年江西卷黃庭堅的《清明》寫景、抒情、議論相結合，表現了詩人對賢愚混雜、是非不分的世道的憤慨；表現出詩人一種無奈的超脫。
需要指出的是，讀懂詩歌的途徑有多種，我們僅是指出了幾個常用方法而已，而且上述幾個方面并不是孤立的，我們應該綜合運用并和其他方法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全面理解詩歌本身。總之，讀懂詩歌是鑒賞和評價和第一步，沒有了這個基礎，其他的都是水中花鏡中月，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最基礎性的工作，而不能一味地在所謂的方法技巧上下功夫。當然了，在讀懂的基礎上，適當進行方法技巧的訓練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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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紅花爾基林業局4·16防火宣傳日[范文模版]
紅花爾基林業局開展“4·16”防火宣傳活動
4月16日是“全區森林草原防火宣傳日”。在紅花爾基地區防指統一部署下，紅花爾基地區開展了隆重的以“堅持科學發展、呼喚綠色安全、建設和諧林區”為主題的“4〃16”森林草原防火宣傳活動。宣傳儀式由紅地區森林草原防火指揮部副總指揮烏蘭巴根同志主持。
紅地區森林草原防火指揮部總指揮李大波，副總指揮秘希剛、韓鳳林、洪軍原、邊成濤、張立志、白桂榮、吳迪、劉義、紅花爾基鎮鎮長敖瑞敏、紅花爾基航空護林站站長梁宏杰及局屬各單位、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武警森林部隊紅花爾基大隊、森林公安分局、中小學校、紅花爾基鎮政府、紅花爾基水電有限責任公司等18個單位700余人參加了此次宣傳活動。
宣傳儀式上，紅地區森林草原防火指揮部總指揮李大波同志作了講話。他指出，樟子松森林是我們引以驕傲和自豪的寶貴資源，保護樟子松森林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加強森林火災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森林火災造成的損失與危害，不僅是我們推進現代林業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林區，確保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紅地區森林草原防火已進入非常時期，防火形勢嚴峻，我們要引起高度重視，決不能掉以輕心，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投入到防火工作中來。讓林區每個人心中都豎起一面防火旗幟，讓每個人都成為義務防火工作者和執行者。他強調，森林防火責任重于泰山，紅地區防指各成員單位要提高警惕，嚴陣以待，扎實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為保護珍貴的樟子松森林資源，共創美好家園做出應有的貢獻。
宣傳儀式上，紅花爾基學校的小學生宣讀了森林草原防火倡議書；局森林消防大隊隊員、武警紅花爾基森林大隊戰士分別做了表態發言。隨后，進行簽名了儀式，參加宣傳活動的600余人代表所有林業干部職工和紅地區廣大居民在宣傳橫幅上簽上了一份責任與使命。
最后，在裝有高音喇叭的警車引領下，參加宣傳儀式的各單位走上街頭，大張旗鼓地宣傳《森林草原防火條例》及相關防火法律法規，在紅地區營造了濃厚的防火輿論氛圍，使廣大職工群眾的森林防火意識得到進一步加強，為實現紅局今春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奮斗目標夯實了基礎。
此次宣傳活動上，共出動車輛40臺次，懸掛防火宣傳橫幅40條，散發蒙漢文防火宣傳單8000余份。
（紅花爾基林業局巴根那）
第五篇：法律的操行〈1〉：律 師制度之本原
法律的存在決定于它的實際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則決定于實際的法律 家們的行為。也正是來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決定了律師做為必不可少的法律 從業人員構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應該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實際運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維護的規則的執行者。固然法官們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規則實在的象征，但畢竟不能等同于規則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中所需的實際保證，可訴范圍似乎是秩序的規則獲得法律 強制力保護的范圍，但這并不等于社會的秩序范圍本身，因為秩序顯然來自人們對法律 規則的自覺遵從，這種遵從的自覺所需要的正確性和實在性都需要“從規則到事實的過渡”〈2〉而實現這種過渡的“闡釋者”和“整合者”的引導和幫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師制度的本原。事實上，有關引導和幫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識優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應該是更普遍和更廣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實際的行為規則的本身，那么，有關對規則的發現，實際上就是對法律的發現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這就說明律 師制度并不產生于一種有關于公平實現的平衡 機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體現（雖然它體現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師制度來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決定的。因此，有關于律 師制度僅只是為完成訴訟程序的正義而有的設置的認識，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試圖對律師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當然是從法律 的需要，從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體。并且，也只有通過這種具體，才有可能使我們對律師制度存在的準 確定位成為可能和必要。顯然，律師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補充，因為律師職業更多地體現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師成為裁判和行為(依照法律而行為)的合二為一者，雖然法律并不賦予其裁判的權力。因為由于法官并不是實際的依照法律規則的行為者，但律師首先要經歷的是自我裁 判和對他人行為裁判，從而代理（參與）他依法律的規則而行為。這種本原性的價值體現對法律而言卻往往被忽視、曲解，甚至是一種歧視（對代言人做為個別而決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沒有），因此，我們要做的當然不是在于發現法律 自身應有的反省，而是在于發現我們應該怎樣使這種實際存在的原意必然變得更加準確和具體，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喪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為空洞的條文。
一、反題。“不是” 后面的賓語：現實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決“合理的”應該存在的問題，困惑的癥結當然在于條件在現實狀況下可能改變和未來對于現實條件的改變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說，對應然的和實然的區別，有多少是非正當的，包括實然的存在的虛假和應然的認識的錯誤。黑格爾說“現實是本質與實在或內與外直接形成的統一?！薄?〉“凡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這個著名的論題，所包含的當然是現實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樣，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現實中能得到完全體現，這仍是在于現實本身是一種變化和發展的過程。關于“不是”實際上應該是確指仍未能體現于現實的“合理”。
1、律師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碼。有關于“民主與法制”的命題其錯誤是在于法制并非專制。當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體現了民主政治，專制社會同樣會有法制，但民主社會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與人治背道 而馳的，而律師制度做為法制社會的必然產物，卻是法治的必然體現。無疑，有關于民主，是政治學的概念，這是很清楚的，而律師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構成，卻并不必然體現民主。以律師制度做為民主的體現，其謬誤是在于對專制而言的民主如果說沒有法律的保護，同樣是不可能通過律師制度來使民主得以體現的。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沒有體現民主，律師制度就無根據去維 護民主，當然，有關于這一論點的產生顯然是受有關對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理論的偏狹理解所致，即認為國家意志做為“公意”的強權性，是與個人權利獲得維護的“個人意志”的服從性相沖突的，律師因此是這種沖突的平衡需要，但這一認識的錯誤產生的根由是在于把法制的不恰當和不合理 衍變成“公意”的強權，從而誤導了個體（眾多個體）對這種不合理對抗，即民主的需要，使律師制度成為一種與法制相對抗的存在，這是完全脫離了律師制度本原性的錯誤。因為沒有法律制度的需要，則不會產生律師制度，律師所從事的只能是法律所定制內的工作，而不可能在根本上與之形成對立，以律師制度做為民主制 度天平上的法碼，難道 另一端是專制的強大（實際上在尚未擺脫人治影響的現有社會政治條件下，這種專制的存在并非法制設置的本來 含意）在法制范圍內的矛盾？這當然不是法制所定義的它的操行的需要，因為法制所追求的是統一，而不是一種無所適從的沖突和矛盾。當然，在這一問題的進一步的認識后，我們會發現一個世俗成見的背后，即對于權力擁有者而言，法律是否只是成為當權者（少數人）要求臣民服從的工具？律師制度因此而成為一種游離于這種被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一種特許，以幫助不具備權力的人們以達到公平，從而體現民主？哈特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用法律的持續性來解釋，即“法律有著比它們的制定者和習慣服從他們的那些人持有更長時期的頑強能力”〈4〉。當然，持續性固然可以說明法律是一種“自然”的規則，但不能說明法律仍不可否認的是“人為”的規則，即為當權者意志所左右的規則。當然，哈特也談到社會的變化，“并不能保證它的持續存在。也許會發生一場革命，社會可能會停止接受這個規則”〈5〉。問題是這種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法律變化，當然會越來越多地體現了“公意”，即民主，但無論怎樣，律師所遵循的規則，卻是在于這個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出其左右，并甚至與之形成對抗。公平、正義這一法律的基本命題同樣也是社會整體觀念的命題，并不能說明在法律不能兌現時，律師有超出其上的權力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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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因為如果沒有真正的對法律的實體性的長期的實踐過程，是不可能找到有效（有用和有效率）的方法的，方法即是具體的行為規則，這無疑又是某二個差距。這一差距的存在同樣會導致那種在觀念上的差距去發現規則的漏洞，從而加以利用，但另一方面，則也存在著在技術上（實踐性的差距）所導致的欲行不能，正方是找不到依據，反方是有漏洞可尋，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律師制度本身的屬性所能做的論述，只能是在現有的程序規則下，對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改進進行討論。這也就是如前所說的，我們對控辯對抗失衡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要找到它的問題所在，我們只能從程序規則本身缺漏上去找。當然，這樣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這種失衡存在的原因是律 師制度在程序規則中的支點低（對公訴人制度而言），并且不牢靠，失衡是自然的，問題是似乎從形式上看這種失衡是人為的，或者導致另一種認識，即認為這種控辯對抗的程序規則是一種附加的設置，即來自于“民主”或者諸如避免錯案，查明事實的需要而設置的，由于這種設置的需要是在于程序規則之外（程序規則無法體現社會公意性的“民主”，也無法體現政治權力對私權者的體恤，以及控辯對抗雖有助于查清事實，但律師制度決不是為查清事實而設定的等等），因此，程序規則對這種設置的“添加性”，顯然存在著“異類”的“異體排斥”，當然，因此會造成法官和公訴人“你辯你的，我判我的”的當然正當。問題是我們一直回避（或忘記？），程序規則的這種“排異性”是如何地不正常，程序的正當被要求律師要如何誠實（老實從寬的被告人對坦白事實負責，而不是對規則的嚴格執行負責），如何地說情（說“法”法官難道 “不懂”）。這些顯然不是規則的“規則”，讓律師負擔了不該有的責任和風險，失去程序規則要體現正當的本意，因為這種正當本身應當在規則之中，而不是在規則之外，難道 我們還不清楚程序規則在現有狀況下的“目的”么？這就是我們說的這種狀況下明顯的“不是”背后的原因，當然這種原因有待進一步認識。（2）辯論式審判的律師代理制度不是程序公正的天平。程序規則中的律師代理制，并不能保證程序是公正的，但程序規則中若沒有律師代理制，則程序一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律師代理制在辯論式 審判中的對抗，是程序公正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認為有了這種對抗中的律師代理制，就可以確保程序的公正，對這一問題的引伸是，似乎有了律師代理制，法律就已給了公正，就無須對實踐的定制予以具體。律師制度在辯論式的審判中，被自封為公正的天平，法官居中，而律師是踩蹺蹺板的，天平職責的神圣但無根據（沒有規則），與蹺蹺板的任意（有規則而不循的其實并不可能，這種認識只是一種假象）之間“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被假象所蒙蔽、擾亂，從而導致對律師制度的利用（用于裝飾正義），蔑視（仍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不解（律師說話不算數），指責（對法律或事實可以不負責，任予以曲解），甚至憤怒（拉關系走后門）。當然問題似乎仍主要是制度的規則不完善，也就是程序設置的缺陷，這固然是正確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的問題被忽略的是，在癥結之上的種種混亂認識被利用來制造假象，是這些假象后的混亂認識阻礙或擾亂了程序設置的自我完善，因此，清除這些錯誤的認識或理論則是首當其沖的。對于這些錯誤認識或理論，當然不可能一一例舉，但可舉其要而示之：A.審判中的法官中心主義論。即程序規則最終決定由法官對事實和證據做出取舍，對法律決定適用，那么一切既然都取決于法官，其它的制度設置只不過是形式上的需要。B.律師職責擴張論。即認為律師是公正的化身，是法制的天平，法官只是吹哨子的，因此律師為程序的不公正負責（不公正是律師造成的）或律師能確保公正而不為（或為之甚少），是應該負有對委托的責任的（收錢辦不了事），〈6〉以致負有對社會的責任?！?〉C.律師與委托人責權等同論。律師的權利和責任是委托人權責的翻版，在訴訟中設置律師代理制度只不過是社會需要而被程序所允許，程序對律師代理制度的被動性，是在于給程序參與者（訴訟當事人）以相對于對法律的權力（專斷的裁判權）的公正，是在訴權保障上的措施。給當事人說話的機會，也給律師說話的機，D.完全的國家或社會權力派生論。即律師代理制對程序公正而言，是國家職權或社會公意的需要。律師代理制的首要目的是對社會正義、程序公正負責。對當事人的委托的接收，只不過是通過這種委托的形式，以實現社會或國家所需要的秩序，這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當事人的真正內在需要。把私權與公益權、公眾的“合意”等同。如此等等，偏執和混同，似乎在根源上是由于無法或者是還沒有找倒一種正確的表達，尤其對本土性而言，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法制和法治對律師制度的存在需要，還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恰當表達，這不僅僅是對存在予以解釋和認識，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清 和 認識不到根源，反過來表明律師制度對程序公正而言，尚未有充分本原意 義的 體現，或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3、律師制度不是通常意義的中介組織制度的翻版。
將律師事務所定性為社會中介組織，意在通過其原有屬性的轉換，更明確或有效（具體的）地體現社會正義，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行等的需要，即將原有的律師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的具有從屬國家主體的特性去掉，實際上是為保證國家行政機關在訴訟程序或其它法律 規則運行程序中的平等主體地位。當然，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工作者”從屬于社會，這是無疑的，但“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僅只是其職業特征，并不是其屬性定義，律師職業的工作性質，包括對象范圍、工作內容等，是這一定義的全部，但這個陳述性的定義并不是屬性定義，并不能從這一定義自然引伸出律師是中介人，律師事務所是中介組織，除非對“中介組織”特別定義，但對通常意義下的“中介組織”，是顯然不能揭示律師制度的本質的。首先，“中介組織”沒有表現出律師制度與法律不可分的關聯性，因為做為“中介組織”在通常意義下是不能體現是為法律的操行而設置的；其次，“中介”做為“媒介”所要連接的對象意指不明。當然，在這里并不是要對有關“中介組織”的定義詳加議論，重要的是因這種概念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的混亂實質上反映了律師制度的本質屬性在未被認識清楚以前，其作用尚未被恰當和有效地充分發揮，同時，也正因為不恰當和無益的作用混雜，使法制規則所求秩序自身受到干擾，從而反過來讓人懷凝，即律師度的作用何在？在這方面，可有如下一些表現反映了這些問題：A.掮客式的謀利者?！爸薪樾浴钡穆氊煾鶕ㄅc法律的關系在此概念下變得模糊），并不是實質上的無法定職責，只是在非訴職業活動中，現有法律對律師職責均少有規定，熟習和對法律的認知并不是律師職責的根據，律師似乎因此而被社會認為僅只是為謀利而行事，正因為這種認識，律 師的做為更被認為是沒有職業準則（內部的執業規范度江不為人們所認識），對法律可以憑其熟習而曲解（鉆空子），因而是沒有原則的，雖然他們是在操做法律，法律卻因此而被減損其權威。B.是社會人員而無職業尊嚴。事實上，《律師法》所定義的“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 服務的人員”，并沒有定義律師就是“自由職業者”，更準確地說，并沒有否認律師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因而沒有清楚明確律師職業本身是法律所賦予的特定職業?！吧鐣藛T”顯然是一個由“中介組織”概念所必然引發的認識概念，因為“中介組織”所反映出的職業無國家法定根據的特點，是其職責沒有根據。不能說一個商人有其自身的法定職責，其存在就是為謀利，當然要在法定范圍內謀利，但守法并不是法定職責（特定的），正因為如此，律師制度往往被認為是在法定程序之外，而與當事人等 同，因而享有與當事人等同的自由（無需為法律負責，應該注意，遵守法律并不是這種負責的體現），并因此只能得到與當事人同等的待遇（言論只代表一方的私利），調查、閱卷、甚至會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一種有法律特定職責的體現，而僅只是一種給予的方便，這種方便之所以是優待，是因為律師這種行業有固定性（中介組織的組織特性之一），因此，“中介性”降低了律師職業的“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因此而不具有法律制度的必要構成的特性。C.職責模糊的“中間者”。對法律負責和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負責的規定（《律師法》第一條），并沒有建立起有關這種責任的遵循規則。事實上，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言，既然是合法的權益，就應當是獲得法律的保護，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也就是實現了這種保護，顯然對律師職責的這種強調（指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指向的對立面，應該是其他有違法律的行為個體，包括司法裁判者、司法執行者。但這種對立所造 成的律師身份的混同，代表法律所體現的公意抑或從當事人利益出發的個人意志？這是職責不清楚的根源，顯然某種明確的念意是確切定義為在法律實施和當事人合法利益實現之間充當溝通的“中間人”，那么，這種“中間人”的角色職責要求是向當事人闡釋還是要法律了解事實（為合法權益而辯析、證明）？或者是兩者皆而有之，甚至更進一步是為實現這種責任而創制規則？問題是這種“中間人”角色的職責不明立意，使其行為因缺少規則以及來自于“中間人”定義本身的含混，必然導致歧義，即律師因法律的賦予而獲得權利，因當事人利益的需求而獲得存在，那么就有可能產生對權利的利用，即對法律 的適用成為利用，或者蒙蔽，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原因當然是在于法律 對其權利的賦予是形式上的，含混不清的，也就是既然律師的權利（特權）并不具有確切的內涵，那么對其違責的追究成為不可能，因為律師的特權既然是必需的，那么其角色就不是面目模糊的“中間人”，“中間人”降低了法律權威，將律師行為等同于一般的守法行為，而不是執法者行為，至少在執法者的職責主義上，律師不是“中間人”。
二、正題?！笆恰焙竺娴馁e語：認知的可能和可能的認知。
法律的進化顯然并不僅僅在于法制的形成，“良法”做為進化的目標當然要放在法的成效氛圍中來講，對這種成效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是否對社會進步有益和有效，因此，現實法制體系形成的初始可以說并不表明它是完善和富有成效，那么，律師制度當然也是如此。在此條件下，我們對律師制度的認識也不能不說是受到局限的，雖然相對于西方發達的法制狀況而言，律師制度的成熟可供借鑒，但畢竟不可能因為借鑒而發生等同的認知替換，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愈越一個自悟的過程，即某人已得道，不等于彼人無須修煉即可得道。這樣的話，我們只有清楚認知的可能是怎樣的，即局限性是怎樣的，才可能解決有關可能的認知，也就是對于正題而言，律師制度的“是”是怎樣的，才不至于有言自誤。因此，有關“是”的討論，必然要同時慮及這兩個方面。
1、律師制度是法律品性的必然需要。
法律的品性應該是法律進化所要表現的，因為品性的良好也即良法是社會走向不斷標高的文明的要求，這當然要不可回避地涉及法律 與正義、人權，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等概念之間的復雜關系，雖然有關于正義、人權等概念的抽象性不可能有具體的統一判斷標準，但也正是這種抽象性所具有的概括功能使良法進化的目標可以確定。簡單地說，多數人認可的標準必然地成為社會發展追 求的主流，那么有關于對于正義的理解就必然是對多數人的有益，這其中當然包括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顯然正義并非是沒有對立面的，即對不正義的事與人排斥是一種正當選 擇。正因為如此，法律要追 求和保持的品行就只能是為這種多數而有的存在，也即多數人的贊同即法律的品行的體現，當然還包括具體操做（程序）的有效，但畢竟法律所體現的正義為多數人認可是其存在的前提是毋須置疑的。也許我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代替正義以表現法律的品行，就必然有關于其品性的判斷，即有好壞之分，當然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政治也可能在某種 狀態下只是一種脫離社會發展規律的理想，但它畢竟不可能走得太遠，因此，有關于法律與正義的關系會成為永久的話題，因為政治雖然可以讓法律的形式偏離社會的需要，但有效性會始終讓其回歸，那么，關于法律要表現其正義（或正當）就必然成為其具有品性的證明，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思考（或有可能思考）有關法律的品性應該如何表現，這就是律師制度的本原。
（1）、公允⑧需要具體是律師制度的存在依據。
公允就是公眾意志。當然，法律只能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而對于法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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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事實上，當事人雙方卻同為存在的個體，即對公眾意志而言，均體現為個人意志，應該 認識到，法律 的裁判公正并不在于要衡平當事人雙方的利益，而在于要遵從法律存在的具體，即正確適用法律 是其惟一的職責，這種正確適用法律就是要在公眾意志與個人意志之間找到恰當的表達，亦即公正。公正的含義在此就是不讓法律代表公眾意志的強制出超，也不讓個人意志侵犯或違背公眾意志，但無疑法官是代表公眾意志執法的，而律師是代表個人意志執法的使命，則是在于防止公眾意志對個人利益的侵犯，當然，似乎法官正確執法也是要防止對個人利益的侵犯。但法官的使命根據是公眾意志，這是不可偏離的，其體現就是首先要保證的就是法律意志的實現，即只為抽象秩序的存在而“服務”，因此適用法律的“具體”，也是服從于這一宗旨的。但律師應服從的是法律的具體是法律的具體程序，即因此而體現法律對個人意志的保護是其一位的。因此，對于法律所需要的現實而言，所謂公正就只能是這種來自于兩個方面的執法，合而一體，即抽象與具體的真實相符。雖然 “公正”只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詞語，即常被理解為個人意志得到恰當合理的遵重和體現，以及啟發和引導其實現應該的利益，但對于現實的法律而言，有關于對公眾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公正，并沒有被從制度的根本需要上認識，但無疑這是應該要認識到的。
（3）公平需要保障是律師制度存在的現實務件。
公平在實際實義上應該更能體現法律的品性，但公平的抽象含意與具體體現之間仍存在著互為依存的統一關系，法律對公眾意志的實現在抽象的意義上是對于每個人都具有的，但畢竟法律必然要實現其具體的功能，也就是法律適用中的公平意謂如何？這是其抽象存在的條件，它們與為因果。當然，公平更注重于一種尺度，公正是法律的使命，而公平則是法律體現其品性的手段，因為沒有公平的尺度，法律維護正義的使命將是無從談起的，這當然是較之于公正更進一層的問題，也就是更接近于現實，因為即便是對個體的公正，同樣也是一種抽象，與此不同的是，公正做為一尺度，更進一步地使法律品性通過實際存在而體現，德沃金說“律師們極為倚重法律 權利和法律義務這兩個互相關聯的概念。〈10〉法律權利與義務的對等的公平是法律規則體現公平的最基本方式，正因為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才決定了律師的使命實現的可能，即存在著的不公平如果沒有律師制度的確立，將是無法保證能夠消除的。這不僅僅是在于法律規則的繁復，造 成權利和義務的交錯對等 性因此而難以判斷，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官 做為法律所體現的公眾意志的代表，其職責和使命在于維護法律的正確適用，也就是在地體現公眾意志的權利，而不可能以當事人個人的權利的實現作為其立場，但這并不等于法律品性的全部，因為法律規則如若不能通過具體的個人權利的實現以體現其存在的話，那么它將只是一種空談，公眾意志也將因此成為虛設。那么，律師將是從具體出發對待權利和義務的公平，使其自身成為法律品性體現的實際操做者，這就是律師制度存 在的條件。在這里，我們進行判別的是，如果沒有律師的執法行為，法官是不會主動考慮對當事人訴訟中的舉證不能承擔責任的，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對程序而言，是一種在其職責內的行為合理的要求，而公平做為法律的尺度，對于程序僅只是在于給予機會的平等（爭取法律保護的機會），努力是在于個人，但爭取個人權利和保護個人權利對于個人和法律而言，卻不是一種單方面的行為，顯然這是法律的使命。用評價的尺度來看，這是法律的品性（即法律是否有這種使命是其好與壞的標準）。權利和義既然是法律所定的，那么它的對等的要求的實現以體現公平只能是源自于法律本身的要求，即律師制度的設置是為實現公平而促生和發 展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擺設（那種似乎是此案件的不公平不影響法律存在的觀點，似乎可以否認律師的作用和必要，但此其
一、其
二、其三~~~~~以至影響到更多不公平做法，如何證明法律是公平的呢？），似也可以說，法律本來就是公平的，法官也是公平的，但如何實現公平確是不能省略的，沒有實現途徑，公平只能是虛設的，法官的公平不是法律公平的全部，律師制度是保證實現公平的必要途徑，是法律公平的體現方式之一。
三、合題.“不是”與“是”的同一賓語：存在的合理與合理的存在。
對律師制度現有狀況的認識，并不是一個關于存在的合理體現了應然的問題，法律的本土性因素相涉復雜的社會存在。其實然狀況由于并不是對法律文化傳統的因素，因此有關于合理的存在是后置的一種希冀，存在的合理并沒有在此之前的命題比較，因此，律師制度也因此而同樣是一種社會孕育的突變，而非遺傳。那么，我們對其所有的若干認識顯然會陷入一種循環的路徑，似乎存在就等于合理性。但事實上法律的進化要求不可能為這種合理性而有所局限，也就是說，現實存在的不合理性需要被發現，并因此而對其有所修正，當然的歸結是：找到不合理性，并對其修正。
1、存在的合理：律師制度的現實存在對合理性的探討應該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源和所要達到的目的，當然有關合理性概念似乎是籠統和模糊的，但其實質念意顯然是存在的，即被解釋對于一種合乎人們文化、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規律的規則存在，就是合理的。雖然任何對合理性的實在體現都是有局限性，也正因為有這種局限性，才有不合理性。不過，在這里，我們對有關不合理的討論，是在于對前述若干實際存在進行解讀，即對“不是”與“是”的社會性因素進行分析，是對存在的基礎進行認識，這會發生一種發現所帶來的尷尬：即對現實的存在狀況而言，一種來自于政治體制和社會的需要，雖然是律師制度產生的母體，但在它出生后，卻沒有這種需要的擁抱，它的孱弱不僅在于先天營養不良，而更在于后天得不到補償，所以缺鈣，且肌腱乏力。在一種似于不似之間的似是而非，更象一個血緣關糸不清的棄兒，市場的機遇偶有垂青，但畢竟飽一頓饑一頓，境遇不同，貧富不等，如此等待，顯然不是存在的合理所能概括的。
（1）政治的需要和不需要。這種關于政治的需要與不需要，并不代表政治的隨意性從而表明一種正在實行的政治是不恰當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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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相反，政治正是以它的這種變化來體現的適時與適用。需要和不需要對政治所要把握的時勢而言，永遠是相對的，但對于一種制度而言，它畢竟要找到其存在的基礎，也就是在政治的需要與不需要的變化中找到對其穩定的基石。但這并不容易，也沒有實現。當然，關于律師制度與政治關聯，無疑是憲政所確定的，權力與權力所及于的對象，都需要憲政確立其存在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實在的憲法規范的存在，即不構成非實現憲法政治的必要條件，也不構成實現憲法政治的充分條件”〈11〉，也就是憲政與憲法是很不等到量的概念，“其實，縱有憲法之名，而無憲法法之實，并非一種匪夷所思的憲法現實”〈12〉。當然，更清楚的是，既便行憲法之實，也不能等同于憲政本身，不論是以憲法駕馭政治過程，還是讓國家和社會在憲法的臂腕內成長，憲政本身永遠有著無窮的多于憲法規則內的實際內容，憲法究竟是一根眾人過河的粗繩，還是一件要經常穿的衣服，都不能說明憲法與憲政的關糸。因此，關于憲政的需要與不需要，我們當然不能僅在憲法中錄找根據，這當然就要困難很多。不過，有關于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動態平衡做為憲政的目的，憲政是一個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權三要素的政治動態過程〈13〉的認識，可以開啟一個路徑，即有關于政治的需要的真實（政常的需要），是可以從其目的性上找到判斷依據，而不論其現實的變化，也就是政治的不需要同樣是要以其對目的性的體現為依據來判斷其真實的。當然，也許對現實的判斷也許很難，因為有這種實在的距離所造成的層層間接關系形成的遮擋，也正是由于這種間接關系的層次遞進會造成的位移，偏離似乎難以避免。而政治對往往以及權力的合法存在來實現其需要和不需要。因此，律師制度即便是產生于憲政的真實需要，也會由于上述原因導致其實際過程中的不需要。不過，需要與不需要并不單純表現為現有律師制度本身做為一個名份上的整體存在還有存在與否的體現余地，而是在于由于律師制度在實際內容和形式上的不完整、缺損，甚至是過分簡陋所造成的政治的不需要，究竟是政治的現狀造成了律師制度的殘疾，還是殘疾造成了政治現狀對其否認，抑或是它們互為因果？應該說，這些原因都有憲政的不成熟與律師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都是現實的存在事實。僅就現象而言，憲政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要“靠國家強制力”來保障還是依靠對公民權利的維護來實現這種制約，都有一種邏輯上的循環論矛盾，權力制約權力同出于一個主體的“自我約束”，是依靠“人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等到論做為基礎的，但國家機器的獨立性是不可排除的。律師制度是“人民權力”的需要還是國家機器的需要？對人民權力而言，律師制度的存在應該是一種以個體（個別）存在為對象的，為判明而存在的引導（團體對“人民”的整體而言乃是個體），這種需要是真實存在的，但如果說國家即是人民，國家機器的獨立性無疑也是一種個體（具體的行政機構），它對律師制度的需要也應該是一種對于法律而言的需要引導（只能假設法律規則是被認同必需遵守的），但是，這里發生的混同即導致了不需要的產生，當國家權力（人民權力）被等同于國家機器自身的權力時，為維護自身利益，國家機器可以排斥、限制律師制度的存在，但國家權力（人民權力）本身需要這一制度存在并應完整地體現其作用的。當然，還會發生某二個混同，即國家權力成為一部分人權力的體現時，并非與人民權力等同，但卻發生混同，那么，權力如果能夠體現，它是不需要庇護而僅僅只是需要掩飾，這時律師制度的存在需要對國家權力而言是為了掩飾，不需要則是為了讓權力有赤裸裸的作用。集權容易導致專制，人治是由專制體制的根深蒂固，民主是為破除專制，法治是為根除人治。因為律師制度若被政治的需要所肯定，則是民主的需要的作用，但律師制度不是民主的象征則是在于民主的象征只能是民主本身而不是其它。當然，推進民主法治的過程決定了律師制度的存在會不斷地被政治的實現過程體現為需要和不需要的交替，以及種交替中是與不是的對抗激烈與不激烈的交替。
（2）、市場的需要和不需要。市場即指“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14〉。律師制度在市場中為商品交易關系所融入和排斥是應當或不應當的？它們如何表現？這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首先，律師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為商品交易關系所應遵循的規則的幫助是不是這種關糸存在的需要，其次，做為參予交易者，律師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交易物和交易規則是否為市場所能接受，是市場的需要和不需要產生的根據。對于市場而言，也就對于交易關系而言，秩序和效率是其核心，因為經濟規律并不必然決定人們行為的正誤，也正因為正誤的不斷產生的商品交易的規則，當然法律并不完全來自于交易規則的產生，但無疑將越來越多地體現了市場規則，因為市場所提供的人們社會生活的核心，即經濟生活乃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市場的價值規律并不決定人們對法律規則的遵從，但是，為實現對價值規律的遵從，人們需要保護，以排除不必要的障礙，即法律的規則在市場交易中被遵從的需要是在于“正當行為規則只能夠以一種使不同人的意圖不發生沖突的方式來限定它們所允許的行為的范圍，但是卻不能以肯定的方式決定個人必須采取什么行動”，〈14〉律師制度做為法律的衍生物，肯定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它的基因所左右，即市場的影響不僅僅是在于它會因其而改變，更重要的是律師制度存在于市場之中，要反過受其約束和以約束交易的行為來實現其存在。我們似乎還不能找到市場需要和不需要的最直接的理由，因為法律所保護或所能帶來的預期只能是使人們避免對個人財產的侵犯，“獲得支配特定物品和服務的預期”，而不是使“這些物品和服務在市場上的價值預期”得到實現的保證，從而“開放出”個人與“他人進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法律所帶來的秩序和效率在沒有被人們習慣地遵從時，以及法律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具備應有功能，都可以使規則被拋置一邊，這是市場的需要隱于其后，而讓不需要表現出來，這當然是在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法制的發展都是一個較短的歷程，而轉借或移植的規則也同樣存在與本土性相結會的問題，但不論如何，市場是一個活體，它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充滿生氣地存在著，而法律規則也實際在一種適應與不適應的環境下運轉著，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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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有效的秩序的需要仍被或多或少地壓抑著，而那種帶來無效或浪費的無序性表現出來的不需要仍然頑固地顯現著，律師制度因為法律規則向效率的進化而在等待自身的進化，那么，有關于這種進化的目的性或稱之為可體現的完備作用是什么，是必然要被思考的，因為即便我們現在不能使其完善而成為市場的需要，而這種對目的性的探討卻面臨無措或茫然，首先是尚無一定的經驗基礎，其次是有關對外來經驗的移植尚缺實驗效果，但對于這種狀況的改變應該要做的卻被人們忘記，就是對市場實際反應的認識。這種實際狀況就是：法律規則在更多的狀況下是被表現出需要強制性才被遵從，那么，律師制度只是體現為一種在被動狀態下去為犯規的人錄找庇護（或稱為避免損失），那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在破壞法律規則，也就是在破壞律師制度的自身存在。這種情況最明顯的表現是，庇護者在現有狀況下法官遠比律師有效，因此律師的作用就不得不轉換為或為法官和當事人之間的“中介”，但“中介”的作用一般不是對適用法律的“溝通”，而是對如何避免法律戒罰的“溝通”。由于這種“需要”的不正常，不能明顯表露，那種對律師制度所定義的律師作用就不能而公開表現出“不需要”，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和社會成員都因此而陷入迷惑，畢竟假設和實際的距離太遠，如果律師制度是一種假設的話，那么市場的實際難道真的“太壞”？事實上，我們是不可以因好或壞來責備一種實際存在的，更何況我們以為“太壞”的實際是在多層假象之后，也就是無論從現有法律規則的僵硬和缺漏等所表現出來的與市場秩序所需要規則的距離，還是從人們對法制進程的適應還遠沒有達到“習慣“性的表現，以及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為因果地造成相互影響和牽制，都迫切地需要清理、整頓，也就是為開始而開始的由簡到繁，由低級到高級，由局部到整體的一個發展過程，必須有序地開始，但市場的天然竟爭屬性要求似乎不充許這樣一個過程，與國際接軌，就必然要產生一種對規則的適應及時，也就是強制性的產生是在遵從者完全“習慣”后才發生的，并因此而體現為強制，那么躲避或對抗似乎是必然的，當然不僅僅是我國現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這種表現的鮮明，任何規則都帶有強制性，也因此而或躲避或對抗，但是這種相似并不能說明區別是不必要的，因為特殊性所表現的突出，即法制環境、人口素質、社會經濟基礎等因素，所帶來的現有狀況，使我們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反差：即規則與人們的“習慣”之間的反差強烈，這種強烈的反差條件下人們行為選擇的畸形，使律師制度的存在也成為一種畸形，似乎市場的“真實”需要都是在“非法”狀態下產生的，律師為適應這種需要的體現就是自毀，但畢竟是市場導致了法律規則，從而導致了律師制度的存在，這種“合法”的存在終將不可能在“非法”的條件下存活，所要做的調整是一種必然趨勢，包括市場本身的規則，法律定制的變化適應，因此而使律師制度因調整而實現“合法”地滿足市場的“合法需要。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規律畢竟不同于法定規則的是后者是人們所定制，而前者是“自然規律”，法律的“人為”性是需要也是可以改變的，并使之不斷向市場規律方向進化，無疑，適應律師制度的真正作用之一在于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們應該發現這些更適應于市場規律的法律規則，那么，從這個角度說，法律對律師制度的建立和規范，也應從這個方向上進行，即應建立使律師能發現和建立規則的機制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問題是，法律定制的穩定性所帶來的對變化的不適應，因此而產生的強制讓律師做為從業者的忠實受到考驗，一方面是法律的穩定性所要求的預見，必須是從基本原則出發，另一方面是法律的概括性所要求的完善，必須從具體的實際規則建立做起，否則原則的空調將使其存在的實際意義消失，這種矛盾當然可以解釋為一種對立統一性運動過程，但畢竟原則和規則之間，首先的開始是在于規則的發現被認識到是來自于一種“習慣”時，原則的固定才是牢靠的，這種需要那些在法律最基本原則指引下的先行者的實踐，引導自已是為引導別人的先行覺悟者，市場無疑在其種種假象之后的真正需要是，對秩序的建立的不斷實踐者，他們不是交易的參與者，而是為交易的效率促進不斷發揮作用的人，這就是律師和律師職業的本質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律師制度的建立要適應市場需要，但要以律師的作用并不參與市場的交易為前提，因為原則和規則不能交易，它們是客觀的實在，并不是律師個人的私有，而律師的個人勞動，市場給予的報酬的“交易”，是對勞動本身而言，因此，律師身份的二重性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做為勞動者的“服務”交易，所反映的市場需要，乃是由于市場對規則的需要的“需要”，律師的勞動因這種需要的“需要”而實現其價值，但決不是不勞而獲地出賣規則而實現其價值，律師的使命在于發現規則和運用規則，但決不可以因實現市場價值而改變或出賣規則，律師職業要保持這種使命感的根據只能是，市場對規則的需要決定了律師制度的存在，如果這種存在不能反映這需要，存在將無必要，律師的勞動就不可能有價值，這是我們所不應混淆的，但對具體的個人而言，其行為的依據就必須依靠律師制度所體現的制約。
（3）、社會有需要與不需要。以上有關市場的需求與否既有所述，有關社會的需要問題自然是除此之外。社會是“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同體。”〈15〉社的需當然要通過市場反映出來，但社會需要并不就是市場的需要。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必然形成人類生活的“相互聯系”，這種聯系所形成的秩序顯然是法律存在的基礎，但人們不以交易目的的活動，包括政治、文化、習俗、禮儀等，是因為“相互關系”的必然，促使規則的應當。社會的需要與否，雖不直接表現為物質利益的目的，但對有效性的要求，即對有關規則的效率的擇優而用，是會轉化為物質利益的，也就是通過市場來對規則的創建者的勞動給予價值回報，無論是政治的或文化的活動，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是來自于有關經濟基礎建設的活動，都在促進物質生產的發展同時，促進精神走向文明。這些行為活動的秩序的需要，當然表現為對法律所推行的規則及其正義，要求有實際的作用，也就是要確認其是否能促進社會中人們的相互關系的有序，同時也要求法律規則能夠不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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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固定規則。這并不是一種有關于融合與否的相互關系，而是調解沖突，促進和諧，有關于效率的提高，促使法律規則改進以求適應的過程?！白鰹檎w，法律制度能比較準確地反映社會權力是如何分配的，但法律制度的每個部分不一定需要本身就是社會的小鏡子。⒃正因為權力分配使法律規則成為社會做為一個共同何體的根本需要，而對于個人而言，行為規則的具體化也同樣是需要的，因為個人可以因此找到屬于他的正義，法律能夠保障但不能改變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對法律的需要即便不是體現了物質利益，也當然與物質利益的獲得有根本關系，因此，這種需要只有在法律能夠發揮這種促障作用時，才被體現出來，否則就是不需要。但是，關于需要并不是只有在發生沖突時才表現出來，法律規則更重要的作用是保障人們減少沖突，提高效率，這種作用的隱蔽性（沖突未發生則不被發現），使人們誤解為對法律的需要在此時不存在，也就是社會關系中更多的時候不需要法律，但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種不需要的感覺，才真正體現了法律做為需要存在的理由。因此，有關于律師制度的存在，既然其存在是通過法律而有的存在，那么，它們當然反映出與法律存在同樣的事實：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使規則的建立和對規則的遵從，是人們在政治、文化、宗教、風俗等活動中，既要按照這些社會活動的規范去行為，又要使這種活動不致于侵犯他人權利和被他人所侵犯，并提高它們的發展程度。需要的約束和牽引，是律師制度存在的根據。對于怎樣做更好的問題，除社會活動自身的發展規則律外，就應該體現為對法律規戒要求的探究。而律師的“中介”作用在這種需 要被表現出來時是體現為一種指引，即在法律與當事人之含性況下是潛在的（沖突尚未發生）而對于一個有“官本位”傳統的社會而言，法律的作用與權力的作用比較，尚未被人們的選擇所放棄，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過程，但市民社會的形成，無疑會促使這種放棄的發生。不過，現實條件下，律師在其職業屬性上是“個人利益的職業代表，他必須在遵守法律秩序的同時，習慣于從個人主義的含目的性觀察角度出發保護個人，因而他在政治方而也是天生的個人利益代言人”?！?7〉社會的個人利益的體現在社會活動中被保障并不體現為法律的作用，社會制度中有關體現的活動，沖突似乎不會發生，但這種“均等”是做不到的，而社會制度的調整機制的不具備，往往使“不均等”的個人利益的獲得成為一種被多條路徑堵塞的現狀而難以改變，不是法律可以改變的，法律僅只是使“個人利益”的預期以及行為不受侵犯，但不能保證個人利益的實現，這就是為什么社會的需要呈現如此的模糊。社會活動并不能依靠法律規則去解決社會問題，但一個社會卻必須依靠法律規則去形成秩序，因此有關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和結果均要遵循法律規則，這種與法相伴的過程應該是走向法治的體現，而由于在法律范圍內的社會活動會因為并未越軌而顯得與“法律無關”，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沒有體現社會需要的內在真實，即因為合法行為而不必要的行為，恰恰相反，合法即是對法律秩序的皈依。因此，律師制度的存在依據相對來說，應該使這種合法的社會活動能夠有持續的表現，這當然并不表現為交通警察式的站崗，也不是牧師式的告誡，而是一種共同的參予行為，即與社會活動共為一體的法律活動，應該讓律師的作用無處不在，社會的需要是如此的廣泛應該讓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們不會感到茫然，當然，某些必須具有法定形式的社會活動畢竟是少數，但多數的社會活動在法律范圍內似與“法律無關”的認識，在從無意識的“合法”走向有意識的“合法”后，社會需要社會變得明晰、強烈和廣泛起來。
2、合理的存在：律師制度可能的存在。
對于本土性而言，律師制度的存在的確有著“水土”服不服的問題，這就是社會發展的承襲性傳統和民族個性，法制做為民主政治的實現方式而與專制相區別，而法治做為體現社會多數人意志的有效方式消除人治的殘余，都正在和將要經歷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律師制止度做為一個現實的存在也必然要經歷它與之相應的發展過程，當然，過程其實就是事物前緣后續，并非會開始于偶然。有關于中國古代訟學的興起和訟師的產生于北宋〈18〉，但訟師并非律師，封建社會制度建立在“禮、義、仁、信、智”的人倫道德秩序之上，法律只不過是“約束人的行為，調控社會關系的外部規范”，〈19〉社會不以法律秩序為本，訟師為認為是“道德敗壞的小人”，〈20〉是在于“私有制深化下的商品經濟意識及功利主義思想”，〈21〉沖突和破壞了封建的人倫道德秩序。近代中國的律師制度，由于是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封建專制止并不依靠法律來建立社會物序，因而導致了“一是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喪失現代精神而發生實際蛻變。”〈22〉當然，新中國成立后的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夭折，往往探究的原因是糾問式訴訟制度，以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治體制等，但根本的原因仍不可回避的是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強大是由于法制是建立在與其不相適應的集權政治和計劃經濟模式基礎的集權政治之上的。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的律師制度的恢復重建與發展，正在表現出一種法律制度與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法治秩序相適應的態勢，但畢竟在有關公有制占主導體制下的社會制度變革必然要經歷史的諸多新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同樣會導致的一些失控所帶來的混亂，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找到這種變化趨勢的正當可能，并以這種可能的正確方向選擇路徑，也就是使律師制度在反應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所應做出的修改和重整，畢竟現有的律師制度是尚未被深入認識的，其表現形式是簡陋的，在這種條件下，律師做為從業者的行為是極為缺少應有的規范的，這種應有的規范應該不是指那種盲目增多的戒律而應該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執業引導，以及為職業的正當提供保障和為實際執業者的提供的必要條件，“可能”就是尚未實現的但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1）、律師做為法律人的權力。
從事法律職業者被稱為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師，〈23〉而有關“律師制止度是權力制衡機制的一個組成部份”〈24〉的認識，卻并不能說明律師制度憑借何種力量和手段來達到對權力的“制衡”。關于這一觀點，本文在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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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事實上，律師制度及律師的作用，都來自于法律力量的保障，而法律是與“國家強制力”不可分的，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并保證法律的實施，因此，有關于對權力的制衡只能來源于國家政治制度所決定的法律制度之內的制衡機制，律師制度和律師只能是依據法律的規定，去實現法律對權力的制衡，而不是其自身具有這種對權力制衡的性質和作用。哈耶克說“立法者的權力之所以不是無限的，乃是因為他的權力是以這樣一個事實為基礎的，即他使之有效的某些規則不僅被公民視作是正當的規則，而且他采納這些規則的做法本身也必定會對他賦予其他規則以有效性的權力構成限制”，〈25〉這是一個有關權力行使的前后自我制約的規則，也就是規則來自于立法者的權力，規則制約了他人，也當然要制約權力本身，也就是權力只能由權力來制約，而不是其它，正因為如此，有關律師制度如果是有效的，它就必須在所建立的機制中找到并掌握那種制約權利的權利，這也同時就是法律人權力的體現有關于這種發現及概括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如果不能反映和體現這種法律的權力，律師制度的存在根據將會喪失，律師職業存在的理由也會同時喪失。“權力”和“權利”的不同是在于前者在于為完成一種公眾式社會的使命而擁有，后者則是基于自身的獲得。因此，以下的有關論述只能是來自于法律的既已存在和應有的存在:自治權。法律的發展是按照法律的自治化方向發展，〈26〉其必然導致從事法律工作的“日益專門化”，司法獨立并不僅僅是一個來自于外在的防止行政干預的社會要求，而且是法律自身發展的過程的要求，因此，對于法律人而言法律的自治將被法官和律師所決定的話，律師的自治權就不僅僅是體現為一種對其職業規范和紀律的自我約束行為，這些有關于律師自身的操守并不體現為律師做為法律人在操行法律過程中的自主和并因這種自主而產生的權力。事實上，律師在司法傳統的發展過程中，“與法官專業化互為因果，同步發展”。〈27〉應該注意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對法律操行的自主，不受行政干預的影響，實際上是指不受行政權力的阻障，并不是指要聽命于行政權力的指揮，很突出地反映出來的是律師自主權意義的重大，雖然律師并不具有在訴訟中的裁量權，但有關訴訟中對法律適用和對事實認定所做的工作，將會越來越多地對裁判結果構成影響（假如行政干預和不正當的外界干擾因素被排除后，我們完全可以清楚這種影響會有多大）。就現實狀況而言，并非在法律原則上沒有規定，律師的這種自主權，而是由于行政干預的“嚴重存在”，和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無序而導致的種種不正當因素干擾，以及傳統觀念和習俗的影響才使得這種自主權沒有被鮮明地體現出，也正因為如此，才沒有發揮出自主權應有的巨大作用，雖然律師做為法律人的自主權與法官行使裁量的自主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司法裁量所要依據的對事實證據的采納以及對法律的適用均要來自于律師 其自主權所決定的意見，足可以看見這種影響和作用有多大。對于現階段律師度而言，自主權并沒有被鮮明地突出，是在于司法獨立的過程，事實上，對于司法程序只允許職業律師的介入，而其它方式或手段均為非法的情況下，律師的自主權將被充分確立并成為律師制度存在的主要根據之一。、職業準入權。也就是對于律師職業而言，其專業化的準入制度，并不是為體現其執業技能而形成的選擇，這是一項排他權，即對市場的獨立擁有的權力，同樣是因為司法程序的不能獨立，所受干擾太多而不顯重要和突出，也就是說，并不因為律師的執業技能高（雖然事實如此）司法程序才允許其介入，并聽其意見，而是在于律師資格本身就是一項特殊的權力，只有具有這種合法身份，司法程序才允許其介入，當然，如今打官司的“門道”多，不一定找律師，但這些不正渠道和手段均是不合法的，也必然會被逐步消除，律師職業的準入權是獨有的。
（D）執法權。法律的實行特允從事法律職業者，包括法官和律師做為執法者而擁有操行的權力，這不同于那種對法律實現的議論、評價或解釋，法律之所以要這樣適用，并將適用的結果表現出來，包括執行判決的結果，都不是一種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的選擇，而是在司法秩序中惟一發生后直至結束的實際過程的操行，律師擁有操行法律的權力。（a）意見權。律師對適用法律發表代理意見或辯護意見的權力，是來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也就是因為需要成為法律所決定的對確定裁判形成必不可少的組成。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對法律的適用，對如何裁判發表意見，但與律師的意見極不同的是，它們均不構成裁判的合法組成部分。與當事人自行發表的意見不同的是，雖然它們均是法律裁判的構成部分，但當事人意見權的性質是一種來自于被適用對象的抗辯，而律師的意見權卻是對法律操行的結果，是執法的行為，雖然律師是為當事人的合法利益而抗辯，但其權力的體現在于這一切不僅包含了當事人的意見權，更重要的是這種權力是站在當事人角度操行法律的結果，因此，律師的意見權并不等同于當事人的意見權，就現實狀況而言，法官的裁量權排斥律師的意見權的原因是，法官往往要聽命于行政干預和受社會不正當（不合法）因素的干擾，其次，某種來自于認識上的混亂，即把行為與當事人劃等號，而不能把律師意見視為同為操行法律的結果，事實上，對于“律師的思維”與“法官的思維”同出一轍，顯然是法律在做什么，怎樣做的體現，法律的操行，無疑是由法律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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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律師來完成的，這是法律的規定，也是法律實在的必然。（b）調查權。對事實的查證，律師行為不同于當事人的舉證行為，后者是一種舉證義務，而律師對事實的調查，是一種法定權力，這種權力的體現不僅僅是在于其執法者身份，可以要求各部門或有關人員“配合”，而是在于其有別于當事人自行調查的實質是在于律師調查是操行法律的權力，即除當事人的義務轉移（委托律師）外，還有法律的授權，即這種權力的行使是來自于法律的賦予，因此，有關在刑事案件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中種種不合法不合理現象的存在，都是對律師調查權的侵犯，這些現象的存在雖然從表面上看是來自于一種把律師和當事人混同的錯誤認識，但在根本原因上仍是執法主體仍是國家政權機關的緣故，而事實上，執法者（對法律在訴訟程序上的適用）只能是法律人，至少不能把律師排斥在執法主體之外，這樣的情況也發生民事訴訟程序中，但情形稍好，這是由于對民事糾紛，國家行政干預較少的緣故。（c）豁 免權。對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這看起來象是來自于司法慣例（傳統），其實質在于確保律師對法律操行的獨立性，即甚至不受法官權力的干擾和影響，但這一權力在現實條件下有所縮水，如對律師“偽證”罪的法定和不正當的過分追究，正在引起爭議，在這種爭議的背后似乎存在著對于豁免權的質疑是對律師自主權的擔心，也就是對國家司法行政權區界的迷惑，但司法獨立必估導致法律人自主權的確認，是必然的法律發展過程和發展趨勢。
（2）、律師制度做為法律制度應有的性質及其它
對于律師制度而言，當然不僅僅是在于其規范的范圍，也包括其結構，應予調整的對象、效力等問題，雖然我們不能企圖在一個不長的發展過程中使其有完整的體現，但我們應該做的，或者是能夠做的好的就是使其有一定的目標。
（A）性質。《律師法》及相關律師執業規范，都過多地表現為對律師執業活動的約束的內斂性，因此而不能確立律師制度調整的關系，很顯然，法律關系的構成必然要包函雙方的權力義務關系所構成，這就應該使有關律師制度確立的法律規范，不僅要約束律師行為，同時也要約束社會行為，使有關律師制度的法律規范不至于僅只是體現為一種“內部”的規章制度，《律師法》既然是以“法”的形式出現，其約束力的對象僅以律師為主，造成了法律關系主體的不對稱。以及律師與社會（不特定主體）之間權力義務的不對稱。事實上，在三大訴訟法中對律師做為職業法律工作者的權力和義務均有零星的規范，其適用對象就不是僅以律師為主，包括司法機關，社會各有關人員，當事人，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形成較為完整的律師制度。
（B）結構。結構當然不是指構筑一部《律師法》的體例，律師制度的組成既然不可能一部部門法所能概括的，對這一制度組成的各種司法程序規定、司法機關的制度、章程、司法解釋等零散片段匯聚的重新組合、編纂，從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結構而這種結構應構成律師制度有機的整體，包括各部份的構成以及關系，也包括整體應有的功能和效用體現。從現有狀況來看，對律師執業資格的規范和對有關規范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有大多數的部份，這些規范反映的是對職業準入資格以及法律 性條款的社會道德的遵行更多的是體現了政治需要，但對律師職業和執業的權力、地位、作用和執業的明確定位，更無具體的司法操做的規則，更為突出的是，司法秩序現在既已表現出對律師做為法律職業的專業人員的真實需要，但在具體的規則中并無明確，包括法官、檢察、公安等司法人員對律師行為應給予的配合、認可等，這些實質部份的缺損使律師制度的結構成為一種塌陷而被荒棄的現狀不足為怪。
（C）效力。效力的含意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做為律師制度它的效力的體現應該是指其制約的對象受到約束的效果；二是律師制度的確立和存在本身對法律的操。對于司程序所起的作用，應該后者是最重要的，問題不在于目前有關律師制度的規定是零散的、片面的，甚至有些規范是毫無意義的，而是在于這些現有規范是否確已發揮了應有的對法律操行的作用，也就是對法律適用其發揮的作用有多大？事實上，這種考證的結果往往是悲觀的，固然在三大訴訟及其它法規中規定了律師的職責范圍，也就是對其的行為及權力做了明確，但往往是在程序的運做結果中，律師的作用幾乎看不到，這當然可以說是律師個人因人而異發揮不同，因事實而異發揮有限，但法律的操行本身對執法主體的含混，雖然法官是裁判者，但層層內部管理機構（行政干預的程序），定會抵消的法官獨立性所體現的司法獨立性，律師作用在這種狀況下被忽略或被棄置是可以理解的了，因此，有關律師制度的效力，只有依靠法律的發展過程的推進來予以更好設置和發揮，但是，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方向性的明確，更要做的 一種具體的改進。
法律的操行〈1〉：律 師制度之本原(第11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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