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晉民俗文化展廳任務書

三晉民俗文化展廳任務書

一．設計任務及背景

平遙文化藝術中心設計完成后，現有一個展現三晉民俗文化的室內空間進行布局設計。需對其各使用空間進行布置分隔，將其設計成為一個體現三晉民俗文化的展覽空間。結合三晉文化遺產保護和民俗文化的工作任務，重點展示一批山西省民間藝術精品，盡顯三晉民俗魅力。山西880項民俗、民間工藝項目，組成紙間萬象、民俗映像、布藝百態、錦上堆花、傳統布衣、面藝精華、刻瓷藝葩、泥塑神采、戲衍春秋、朽木可雕、千錘百煉、放飛夢想12個專題；（專題可縮減）有剪紙、木版年畫、根雕、銅器、寶劍鑄造、老粗布、黎侯虎、盤扣結藝等多種藝術形式。現場突出民間藝術家表演民間藝術絕活的表演展臺；以豐富空間多角度展示民間藝術魅力，弘揚三晉人文景觀，彰顯民族文化內涵特色。

二．設計目的1.明確展區流線的安排

2.運用室內設計中空間劃分的多種方法合理劃分空間

3.激發創新，提出各種創意空間

三．設計要求及內容

版面分布合理、布局美觀，總面積400平方米，層高不限。

1.平面圖1:100（展臺位置，地面鋪裝均應表現）

2.頂視圖1:100

3.剖面圖1:100

4.主要立面圖

5.透視效果圖

四．圖紙要求

1.圖紙為二號紙2張

2.表現方法手繪快題

第二篇：三晉思想

三晉法家思想的華與實 一 法家與三晉法家

對“法家”下一個普遍認同的定義是困難的。《孟子·告子下》云：“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1](第184頁)在這里，“法家”應指守法之世臣，與“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從學術派別的 角度，最早對“法家”一詞進行解釋的思想家，是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注：詳見武樹 臣，李力.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 流業篇》中的引文轉引自該書的第5頁。)他在《論六家之要旨》中說：“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第3289頁)又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2](第3291頁)從法律的實踐和目的來看，曹魏的 劉劭在其《人物志·流業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強國富人(兵)，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就著書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檢論·原法》中主張：“著書定律為 法家”。以此為據，李悝實為法家的始祖。在當代法史學界，比較權威的觀點是，將法 家看做一個“學術派別”。[3](第418頁)上述見仁見智的解釋，雖各有側重，但對準確 地把握法家的內涵，卻大有裨益。我們認為，對“法家”一詞的理解應有狹義和廣義之 分。狹義的“法家”是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的一個學派或學術派別。正如有學者 認為的那樣：“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在社會大變革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誕生的，代表新興 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性、實踐性極強的學術派別。”(注：詳見李光燦，張國華.中國 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類似的觀點還有：認為法家是“ 中國古代先秦諸子百家中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詳見張國華，饒鑫賢.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頁)但如將法家僅僅理解為一個學術派別，勢必將那些真正貫徹法家思想的實踐者(如一些政治家、軍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有 學者指出：“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4](第80頁)基于此，對“法家”還應作廣義的理解。廣義的法家，是指春秋戰國時期一些 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關于“以法治國”、嚴刑峻罰、君主專制、富國強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國”為指導，進行富國強兵實踐的總稱。本文稱謂的“法家”即是指廣 義上的法家，其中，法家思想是其主體和核心。

法家，若按地域劃分，學術界常常將其分為齊法家與晉法家。(注：馮友蘭先生在《中 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中專列“晉法家思想的發展”一章，將法家分為“晉法家和齊 法家”，并把李悝、申不害、商鞅和趙武靈王等都納入“晉法家”的范圍。詳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238.武樹臣、李力先生也 指出：“以地域來劃分，法家有晉法家與齊法家之別。”參見武樹臣，李力.法家思想 與法家精神[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124.)其中，“晉法家是法家的主體，其思想是戰國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5](第26頁)“晉法家”(注：本文使用“三 晉法家”的名稱，而不用“晉法家”的名稱，其理由見下文。在這里暫用“晉法家”這 一學界常用的名稱。)思想，是“戰國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 學術界使用的“晉法家”這一名稱，似不如使用“三晉法家”更符合史實。因為，在先 秦歷史上，“晉”有其特定的含義，是指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周分封的 諸侯國。公元前453年，晉被韓、趙、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認 三家為諸侯。韓、趙、魏三國統稱為“三晉”。雖然晉與三晉有著割不斷的聯系，但三 晉畢竟不同于晉，兩者無論是存在的時間，還是所領地域的范圍，甚至在某種性質上都 有所不同。(注：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即上起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認 三家為諸侯時。范文瀾先生認為，“東周兼并戰爭繼續發展，以三家分晉為標志，進入 戰爭劇烈的戰國時期。”“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國韓趙魏三家世卿立為 諸侯，戰國時期開始了。”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 8.李元慶先生指出：“到春秋末年發生了‘三家分晉’事件，姬姓貴族統治的晉國從此 滅亡，由魏、韓、趙三個獨立的異姓諸侯國取而代之。這在列國中是絕無僅有的。”李 元慶.三晉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至于法家，雖然春秋時晉 國的趙鞅、荀寅等都可歸入法家，但法家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形成于三晉而不是晉；法家 一些主要人物的法制實踐是在三晉而不是在晉。因此，用“三晉法家”這一名稱，比用 “晉法家”的名稱更準確。三晉法家是指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于三晉，一些政治家、思想 家和軍事家關于“以法治國”、嚴刑峻罰、君主專制、富國強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國 ”為指導，進行富國強兵實踐的總稱。其主要代表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 和韓非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三晉法家思想作為討論的對象

二 三晉法家思想花開三晉的原因分析

戰國時期，諸侯林立，戰爭頻繁，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富國強兵成為時代的 主題。三晉法家思想不僅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指導，而且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國 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此，探析三晉法家思想產生 的原因，不能不說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三晉法家思想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 幾點確是至關重要的。1.深厚的文化底蘊

“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針。周初，周成王攻滅商朝的方國——唐，并封其 弟叔虞于此，建立諸侯國。由于唐地“封在夏墟”[2](第1635頁“索引”)又“戎狄之 與鄰”[6](第1371頁)，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誥》中，要叔虞“啟以夏政，疆 以戎索”[6](第1539頁)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結合戎狄的法度來治國理民。這是叔虞 治國的大政方針。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為晉。晉從立國到三家分晉，存續約六個世紀。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晉國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晉文化。而這一文化的 基石則是“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這一因時因地制宜的基本國策的確立，從根本上規定了晉文化的發展走向，使得“晉國沒有形成宗法‘禮制’的濃重傳統，相 反卻養成‘尚武’、‘重法’、‘尚農’的風尚。”[3](第427頁)“導致了晉國歷史上 強烈的反宗法制傳統，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變法思潮”。[7](第172頁)重法度、尚變法。重法度、尚變法是晉國的傳統。這一傳統可上溯到唐國的開國之時。周公對叔虞的誥詞——《唐誥》，就是孔子所說的“唐叔之所受法度”。(注：參見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Z].北京：中華書局，1981.1504.李元慶先生認為“唐叔之所受法 度”“就是叔虞封唐時的《唐誥》”。詳見李元慶.三晉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1997.191.)它是“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從變法的角度來看，唐初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針，就是對周初禮法的變革。唐之后，晉國 的重法、變法傳統不絕。晉獻公時，晉臣士制定“士之法”。[6](第909頁)晉文 公在位期間，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幫助文公變法。馮友蘭先生 認為“齊桓之霸靠管仲，晉文之霸靠郭偃。”(注：詳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 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7.有關郭偃之法的記載見于《商君書·更法》、《 戰國策·趙策四·客見趙王》和《韓非子·南面》等。)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被廬 之法”，按杜預的觀點是“修唐叔之法”。[6](第1504)《左傳》文公六年(前621年)記 載，晉國執政趙盾(即趙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稱“趙宣子之法”)，“行諸晉國，以 為常法。”這部法律是對“被廬之法”的徹底修正，被孔子稱之為“夷之搜也，晉國之 亂制也。”[6](第1504頁)《左傳》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記載，士會(范武子)“講求典 禮，以修晉國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濁(士貞伯)任太傅，“ 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6](第909頁)晉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士匄、范匄)任中軍將，執晉國政。八年(前550年)，制刑書一部，即“范宣 子刑書”。前513年，晉臣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6](第1504 頁)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種重法度、尚變法的傳統，無疑深刻 地影響了三晉法家。可以說，因時因地制宜、重法度、尚變法的晉文化傳統，是孕育三 晉法家思想和法制實踐的沃土。2.大變革的時代

周平王東遷洛邑，東周歷史開始。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社會劇烈動蕩、戰亂不息的大 變革時期。前后約550年。與西周社會相比，春秋時期最大的特點是“禮崩樂壞。”周 天子名義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嚴和權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逐漸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執國命”。以宗法制為核心的西周 禮制全面崩潰。臣弒君、子殺父、下犯上、廢嫡立庶等現象層出不窮。因此，司馬遷說，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2](第 3297頁)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按軍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祿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由于 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私田不斷出現，“井田制”逐漸瓦解。許多諸侯國，為 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頒布法令，承認私田的合法性。齊國“相地而衰征”，晉國“作 爰田”，魯國頒布“初稅畝”令等等。春秋時“禮崩樂壞”的另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諸侯 爭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軟弱和經濟上的衰退，已無力阻止諸侯間的戰爭。魯齊的 長勺之戰(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戰(前638年)、晉楚的城濮之戰(前632年)、晉秦的 淆之戰(前627年)、楚晉的邲之戰(前597年)、晉齊的鞍之戰(前589年)、晉楚的鄢 陵之戰(前575年)等戰爭的硝煙籠罩著這個時代。

春秋之后，社會的變革逐漸深入，而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也在不斷升級。正是因為諸 侯間的連年戰爭成為社會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們將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統一六國 之前的這一時代，稱為“戰國”。戰國七雄分裂對峙，相互攻伐，戰事不絕。就兵力而 言，楚兵一百萬，魏兵七十萬，秦兵六十萬，趙兵四五十萬，齊兵七十萬，韓、燕兵卒 各三十萬。[8](第199頁)與春秋相比，戰國時的戰爭，不僅次數多、規模大，而且曠日 持久、傷亡慘重。正如孟子所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1 ](第102頁)公元前262年，秦趙爆發長平之戰，趙將廉頗堅守長平達三年之久。公元前2 60年，趙軍降秦，秦將白起將四十余萬降卒坑殺。實際上，戰爭的殘酷性早已告訴人們，只有國富兵強，才能國安家寧。可以說，社會的變革，富國強兵的要求，是誘發三晉 法家思想產生實踐的又一重要原因。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地理提供了歷 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臺場景，歷史事實與它聯系在一起才具有意義。”[9](第21頁)我國有學者指出，戰國時“各個學派的流傳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點，大略的形 勢可以描繪如下”：儒、墨以魯國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陳、宋；在燕國和附近的齊國，方士也很盛行，后來陰陽家就在齊國發展起來；法家主要源于三晉。[10](第57頁)雖然我們不同意“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但不可否認，思想的產生和實踐 的進行與人們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三晉之所以成為法家產生的淵藪，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戰國七雄中，韓 趙魏三國處于強國的包圍之中，西有強秦，東接田齊，北面燕國，南臨荊楚。再加三家 分晉后，三國的政治、軍事等中心的轉移，使三國少有天然屏障。趙國都原在晉陽(今 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遷都邯鄲。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于公元前361年 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韓原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后由宜陽、陽翟遷都鄭(今河 南新鄭)。在地形方面，魏國“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 ?魏之地勢，故戰場也。”[11](第658頁)韓國與魏相類。地勢“平夷洞達”，“八面 受敵之場”，“其勢可謂危矣”。[7](第284頁)趙國“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 ?彼固亡國之形也”。[11](第74頁)這與“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國和“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12]的齊國地勢，形成鮮明的對比

由上可知，韓趙魏三國不僅介于大國之間，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達，少有山川之險，是戰爭的多發地帶。在兼并戰爭中，要想獲勝，最需要的是國富兵強。而要使國富兵強，必須要調動廣大下層民眾的積極性，使農民積極生產，使士兵奮勇殺敵。因此，鼓勵 “農戰”，是實現富國強兵的有效途徑。顯然，原來重在維持政治等級秩序、社會穩定 以及維護貴族利益的宗法禮制，難以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嚴酷的 戰爭和富國強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現實，回答并試圖解 決這一社會問題，三晉法家由此而產生。他們認為必須變革舊有的禮制，制定明確、具 體、公開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秘密刑傳統；主張君主專制、“以 法為本”、“以法治國”、“以刑去刑”、“一斷于法”；依靠賞罰、術勢保證法的實 施。其出發點是鼓勵“農戰”，其目標是富國強兵和在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確保國家 的存在。商鞅變法時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2](第2230頁)即凡努力從事農 業生產，多繳納租稅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棄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貧交不起租稅者，全家被罰為官奴婢。宗室貴族，若無軍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祿和貴族身分。韓非子說 ：“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12](第919頁)但需要明確的 是，法家的“以法為本”實際上是以刑為本；法家的賞罰是“刑九而賞一”，而刑是嚴 刑峻罰；法家的“以法治國”是君主專制下的用刑治國。4.多元思想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面對社會的大變革，一些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為安邦強國，紛紛 提出主張，各派之間激烈爭論、互相駁難，自由爭鳴。三晉地處中原，既是戰爭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匯之地。三晉法家正是在學習諸家、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立足現實，進行創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別。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為師，但卻成為法家的 主要代表，學界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吳起也曾拜儒家學者為師，“學于曾子”，師事子夏。商鞅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吳起在魏國變法的思想與實踐深刻地影響 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國的變法主張與實踐，實際上是早期三晉 法家思想和實踐的進一步的發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學黃老道德之術”。他的 “君道無為”論、重“勢”說，與道家的“無為而治”、“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有著明顯的承襲關系。申不害的思想，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是“ 本于黃老而主刑名”，即是從道家演化而來的法家。申不害重“術”的思想，顯然來源 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晉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歸本于黃老”，又對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別的觀點加以批判地吸收，形 成了獨具特色的“以法為本”，法、勢、術相結合的法思想。有學者指出：“他的思想 淵源是相當復雜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莊者有之，源于其師荀子者又有之。”[13](第610頁)雖然他的思想源于諸家，但又區 別于諸家。可以說，在“百家爭鳴”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與影響，是三晉法家 形成的又一要素。

總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變革的時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響等因素的 交互作用，形成強大的合力，促使三晉法家產生。

三 三晉法家思想果結秦國的原因分析

三晉法家思想，花開三晉，卻果結秦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那么，是什么原 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呢?我們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相近的文化傳統與長期的交流溝通

晉秦國土相連，又與戎狄為鄰，宗法禮治思想相對淡薄。尤其秦國，更是“慢于禮義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而“秦君大多數以非嫡長而繼王位，嫡長子繼 位只是例外。”直到戰國，“國君繼承仍無定制，莊襄王(始皇父)即以庶子而繼王位者。”[3](第433頁)相近的文化傳統，為晉秦間的長期交往奠定了基礎。秦“妻子圉以宗 女”懷嬴(辰嬴)。(注：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189.再參楊伯峻.春秋 左傳注[Z].北京：中華書局，1981.410.)晉文公以秦穆公之女文嬴為妻。[6](第415頁)因此，世人有“秦晉之好”之稱。戰國時，秦莊襄王后、嬴政母為“趙豪家女也”。[2 ](第2509頁)由于秦與晉、三晉的關系密切，國與國之間常相互以人為質。有學者統計，春秋戰國時，人質于秦國的質子共9人，晉與三晉就有5人。戰國時，秦出質于他國的 質子共7人，其中質于三晉者5人。[14](935～940頁)這種長期的交往又使得兩國文化有 較多的相近之處。相近的文化傳統與長期的交流溝通，為三晉法家思想在秦國較為順利 地實施創設了條件。2.賢能的統治君主與重才的用人政策

歷史在不斷地前進，這是必然的規律。而在這必然中，偶然的因素有時起著不可小視 的作用。尤其在大變革的時代、在戰爭的年代、在人治的社會里，君主的賢能與否在國 家事務中不可輕視。賢能的君主能順應歷史的潮流、把準時代的脈搏、選賢任能，推動 社會進步。春秋時，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2 ](第194頁)穆公去世后，秦國勢衰敗，“于是在對晉國的戰爭中，失敗的次數就愈來愈 多了。”[15](第129頁)至孝公，秦國仍屬弱國，在諸侯中沒有地位。《史記·秦本紀 》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諸侯卑秦”。但雄心勃勃 的秦孝公，在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下求賢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 官，與之分土。”一場大規模的、徹底的變法改革就要開始了，而這場變法改革的制度 設計者和具體實踐者，卻是由魏入秦的商鞅。商鞅本衛人，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深受 前期法家思想與實踐的影響，郭沫若認為“商鞅是李悝的學生”。因其賢能，公叔痤曾 舉薦商鞅為魏相。然而，魏惠王不但不采納，反而嘲笑公叔痤，說：“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2](第2227頁)與魏惠王相反，秦孝公認為只 有法家的“強國之術”能改變秦國。于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為左 庶長，開始第一次變法。(注：有關商鞅變法年代的具體考證，可參見楊寬.戰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85.)經過兩次，歷時18年的變法，秦“主以尊安，國以 富強”[12](第187頁)，而且，如王充在《論衡·書解》中所說：“商鞅相孝公，為秦 開帝業”。當“秦人富強”之時，魏卻“國內空，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 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第 2233頁)秦國由“諸侯卑秦”到“諸侯畢賀”[2](第2232頁)，商鞅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在考察商鞅變法以及秦國由弱變強時，由于過多地關注商鞅而常常忽略了一個 至關重要的人物——秦孝公。實際上，正是秦孝公認準了三晉法家思想，確立了重用賢 能的用人政策，才有商鞅變法的可能；正是靠秦孝公有力的支持，才有商鞅變法的順利 進行；正是由于秦孝公長期掌握國家的權力，才使變法能夠徹底實行。郭沫若在比較商 鞅與吳起變法的結果時說：商鞅“確實比吳起更要幸運得多。這兒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著秦孝公命長，而楚悼王命短。不過中國的必變卻是必然的，假使掉過來，楚悼王命長，秦孝公命短，則吳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變革中國的全功。或者兩個王者 都短命，則秦、楚之外的國家必會有完成這項使命的。”[16](第330頁)即商鞅變法的 成功，有賴于秦孝公的支持，沒有秦孝公就沒有商鞅變法。秦孝公卒，太子即位，是為秦惠文王。雖然商鞅死于非命，但“秦法未敗也”。[12](第914頁)孝公之后，秦王大多為賢能之君，仍以法家的“富國強兵”為目標，尚法制、任賢能。范雎，魏國法家人物。曾受辱于魏，而秦昭王(一作昭襄王)以為相。范雎提出 “遠交近攻”的策略，又用反間計使趙國以紙上談兵的趙括代替名將廉頗，取得了長平之戰的勝利。韓公子韓非，在韓不被重用，而秦王政，則愛其才，慕其說。韓非的思想 為秦國的統一和秦朝的統治起過重要的作用。

反觀三晉，許多君主缺乏對現實的真切把握，未能從根本上體認到三晉法家思想的實 際價值；沒有將變法進行到底；沒有很好廣招賢能。在魏國，魏惠王不用商鞅。至魏昭 王(前270年)時，范雎為魏中大夫須賈家臣，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賢，私賜雎金及牛 酒。須賈疑其“持魏國陰事告齊”，歸國后告魏相魏齊。魏齊怒，使人笞擊雎，折脅落 齒，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溺之。[2](第2401頁)后得脫，任秦相。在趙國，宗室 貴族勢力強大，任人唯親者多。而異姓賢臣常被猜忌甚至殺戮。廉頗見疑而為趙括所代，才有長平的累累白骨；公元前229年，秦賄賂趙王寵臣郭開，誣陷趙將李牧、司馬尚 欲反。李牧乃趙之名將，長期鎮守趙之北疆，在長平之戰后，曾兩次大破秦軍。秦又攻 井陘、邯鄲，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軍畏懼，遂用反間計，李牧被殺，司馬尚被廢。第二年，邯鄲破，趙王遷被俘。在韓國，韓非認為，韓國之所以削弱，是因為“治國 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 實之上。”而且，“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2](第2147頁)與此相反，秦王嬴 政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2 ](第2155頁)于是，秦不惜調動軍隊，急攻韓，迫使韓非使秦。秦雖害死韓非，但卻采 用其思想。由上可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里，在權力高于一切的體制下，三晉那些昏庸 的君主，不識時世，不以富國強兵為己任，反而暴戾瓷睢，剛愎自用，以一己之好惡，為一人之私利，專權跋扈，任用親信，其后果只能是“晉材秦用”，最終必然是國家的 滅亡。韓非分析說：“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 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人道也。”[12](第252頁)宋人洪邁總結說：“七國互爭 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圖 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為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按：魏冉 為楚人)，蔡澤為燕人，呂不韋為韓人，李斯為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 天下者，諸人之力也。”[7](第413頁)滅三晉者，三晉也，非秦也。

三晉法家人物，在大變革的時代，面對殘酷的現實，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思想體系，進 行了轟轟烈烈的法制實踐。而三晉法家的思想和實踐，已隨著歷史的延伸和展開，匯入 了中華法制文明的滾滾長河中。但三晉法家思想花開三晉，卻果結秦國的歷史現象，到 今天仍然給我們多方面的思考。歷史考察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考察歷史本身，更在于發 現歷史中那些恒定但卻歷久常新的理念，為當代的思考與實踐提供歷史的參照，在繼往 開來的今天，在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三晉大地上，在競爭激烈的市場浪潮中，我們需要真 切思考和務必實現的，不是“晉材秦用”，而是“秦材晉用”；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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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三晉之春”學習心得

“三晉之春”學習心得

2012年4月17日，我參加了在太原幼師舉行的“三晉之春”的 教學交流會的學習。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

于洪禮老師的那課《橋》。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我總結了以下幾點心得：

一、重點抓讀。作為語文教師，我們不僅要有“讀中學，學中讀”的教學理念，更重要的是能夠把這種理念貫穿到我們的日常教學中。很早以前就知道，語文得讀，而且我也確確實實的讀了。但是，聽了于洪禮老師的讀后我才算真真正正的明白了讀書的真正含義：感情是讀出來的，不同的含義也都是從讀中體會到的，學生的語文素養是通過讀培養起來的。。。。聽著余老師深情并茂的讀書聲，學生們和每一位現場的老師都不得不為之肅然起敬。

二、走入文本。教師要引導學生讀好就要自己能起一定的是示范作用，這就要求教師走入文本，與作者產生共鳴。所謂“言教勝于言傳”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學生在教師的熏陶與感染下也會走入文本，這就達到了深層理解文本的意義。就像是余老師在引導學生讀出洪水的氣勢的時候，自己先置身文本中，緊張的、急促的讀了一遍，問學生“你能讀出來嗎？”

三、感情要渲染到位。語文教師對文本情境的渲染是相當重要的。學生的生活環境與文本的情境有一定的距離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學生怎么能準確的體會主人翁的思想與情感呢？這時候教師就要渲染，情感的渲染、環境的渲染言語等各個方面的渲染。讓學生也能走入作者，體會作者的喜怒哀樂。例如：《橋》中，余老師讓學生體會老太太的情感時是這樣渲染的：“一山一水皆有情，一草一木皆悲歌。老漢走了，兒子走了，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此時此刻你就是這位悲傷的老太太，你想些什么呢？”這樣的的渲染，再配上樂，學生想不理解都難。

四、寫作方法的指導與訓練貫穿其中。“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小學六年教給學生好的、終生受益的寫作方法是尤其重要的。我們教課文不光是為了教課文，而是積累詞匯，進而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所以，教師要將寫作方法的指導與訓練貫穿到語文教學當中。

五、評價得當。質性評價與過程評價相結合，激勵學生。這是語文教學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對孩子的成長，對孩子自信心的樹立尤為重要的一點。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相信余老師對我職業生涯的影響會是一生的。

第四篇：三晉先鋒實施方案

原平市婦幼保健站開展

“三晉先鋒在行動”主題實踐活動實施方案

各科室：

在我國建黨90周年之際，為了進一步形成黨內先行帶動全站職工共同創先爭優的實際行動，結合“三好一滿意”和“三比一樹”活動，深入推進窗口科室和示范崗位的服務理念，優化就診環境，彰顯創先爭優成果，努力打造群眾滿意、百姓放心醫院。根據原平市委《關于在全市窗口單位和服務行業共產黨員中開展“三晉先鋒在行動”主題實踐活動的通知》，結合我站工作實際，特制定本實施方案。

一．目標要求

緊緊圍繞我市“萬眾一心、扎實苦干，扭住跨越發展，挺進全國百強”的工作總要求，不斷加強業務理論學習，提高診療技術水平，優化就醫環境，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尤其是窗口服務單位要充分發揮模范帶頭作用，以黨員先行，帶動全站職工共同進步。同時結合各科實際，對患者反映的突出問題和自身存在的薄弱環節進行綜合治理，扎實推進作風建設。

二．范圍對象

這次“三晉先鋒在行動”主題實踐活動，在全站的共產黨員中開展，尤其是窗口科室。

三．活動內容

全站共產黨員要深化“創先爭優我承諾，轉型跨越促發展”活動，創新載體，結合實際，通過以“五崗四亮三爭”為主要內容的“三晉先鋒在行動”主題實踐活動，切實提高服務效能，把窗口單位建成創先爭優活動的示范點，成為優化發展環境的示范 窗口，服務人民群眾的便民窗口。

“五崗”：包括“表率崗”、“先鋒崗”、“示范崗”、“責任崗”、“奉獻崗”，具體為：

表率崗：努力踐行忻州市委書記董洪運同志提出的“心清、身正、行廉、任賢、善謀、勤勉、敏事、懲惡、有容、忠誠”二十字要求，做好“五個表率”，以及市委書記薛根生同志提出的“五四三”工作要求，不斷提高履職能力，以新的精神風貌努力開創新的工作格局。

先鋒崗：按照優秀共產黨員“五帶頭”要求，充分發揮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得到組織和群眾的一致肯定。

示范崗：結合工作特點和醫學規范要求，增強服務意識，提升效率水平，在同行業同部門工作中取得優異成績。

責任崗：對照崗位職責和創先爭優公開承諾內容，積極履行職責，兌現承諾，圓滿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奉獻崗：忠于職守，愛崗敬業，長期堅持在工作一線，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貢獻和業績。

“四亮”：一是主動亮出身份：通過佩戴黨徽、工作牌、服務卡、設立黨員公示欄等形式，引導廣大黨員公開身份，強化自我約束，增強榮譽感。二是主動亮出形象：通過設立顯示屏、展板、席卡、臺簽，發放便民手冊、卡片等形式，亮出本單位崗位職責、工作流程和行業服務用語。三是主動亮出承諾：要結合實際、對工作職責、履職承諾、工作時限等情況開展公開承諾、亮諾。四是主動亮出成效：對黨員的踐諾情況，要定期作出評價并進行公示，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

“三爭”：爭創崗位行業一流，爭當為人民服務先鋒，爭做轉型跨越標兵。

四、方法步驟

“三晉先鋒在行動”主題實踐活動在全站共產黨員中開展，主要方法步驟是：

自覺確定崗位。各科室要結合實際情況，根據自身職位、技能、特長等實際情況，認真查找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積極履行職責。要結合本科室實際，重點圍繞樹立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能力、創新服務方法、提升服務效能作出公開承諾，承諾事項既要體現先進性，又要體現操作性，努力把創先爭優的要求轉化為改進服務的具體行動。承諾事項要通過多種形式向群眾公開，接受群眾監督。黨員根據所確定的崗位，切實行動起來，模范履行崗位職責，及時兌現對群眾作出的承諾。

科學考核評議。要把活動展開情況納入今年各級黨組織黨建工作責任制督查和年終黨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內容。要普遍建立黨員履行崗位職責考核登記臺賬，對照崗位職責和黨員所作的承諾，定期進行考核評議，及時幫助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遇到的困難。到年底通過民主評議，對黨員履行職責情況進行考核評議。

嚴格獎懲促進，切實加強對考核評議結果的運用，積極發掘、培育窗口單位、黨員示范崗和優質護理示范崗的先進典型，表現突出的黨支部和黨員，大力表彰獎勵模范履行崗位職責、創造優秀業績的共產黨員，進一步弘揚正氣；加強對暫時落后黨員的幫助教育，充分發揮正面典型的激勵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形成比學趕超的良好局面。

五．組織領導

全站各科室要以這一活動為契機，廣泛開展活動，落實惠民政策，多辦利民實事，解決突出問題，讓廣大患者切實感受到創先爭優活動的新變化，真正把活動打造成群眾滿意工程。

創先爭優活動領導小組要切實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實施。站 3 支部具體負責全站活動的組織實施，發動廣大職工立足崗位創先爭優。要以患者滿意為根本標準，突出解決患者反映強烈的實際問題，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和評議，不斷激發群眾參與的熱情。同時，在每月15日、30日各科室分別上報每半月開展主題實踐活動取得的成效及典型做法、經驗。通過現場檢查，明查暗訪，群眾評議等方法，加強對窗口科室和示范崗開展創先爭優的督促檢查，確保活動取得實效。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及時總結活動中的有效做法和先進事跡，及時宣傳報道先進典型和先進經驗，并利用報告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生動、深入宣傳典型事跡和精神，引導廣大黨員以先進典型為榜樣，爭做“原平先鋒”、“三晉先鋒”，努力在全站形成學習先進、崇尚先進、爭當先進的良好風氣，推動創先爭優活動廣泛深入開展。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五篇：民俗文化

山西文化與內蒙古文化中不同的展演

十年騰飛看深圳，百年發展看上海，千年古都看西安，五千年文化看山西，民族風情請看內蒙古。

（一）民間文化：

晉商文化。天下最富是山西，當然這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前的天下最富的山西，隨著國之殤而落幕。但是晉商文化確成為山西的寶貴財富，也融進了現代山西人的血液里。

再次，為佛文化。

山西是個很講佛性的省，這跟著名的佛教名山之首，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有很大的關系，對于信仰，我不好說什么，但是在當今物欲橫流，信仰缺失的社會里，心存佛性，也算善莫大焉。

BM201310243866

品中國味道 訴民大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