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勘驗檢查筆錄屬于實物證據還是言詞證據

勘驗，檢查筆錄屬于實物證據還是言詞證據范疇？ 答 ：應該是實物證據，不是言詞證據，是客觀的反映現場的狀況，固定現場的證據。所謂的勘驗檢查筆錄是司法機關公務人員對案件有關的場所、物品、資料、尸體等進行勘驗、檢查所制作的書面記錄。它包括在勘驗、檢查過程中發現的，與案件有關的一切的事實情況的文字記錄，而且還包括繪制現場圖樣、拍攝現場照片等附件。，它的證據價值來源于如實記錄的內容所顯示的證據間的綜合關系。勘驗檢查筆錄對案件事實特有的證明方式，在于通過對有關物品、場所進行觀察、檢查后所作的如實記錄，證明許多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而言詞證據是以人的陳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它包括以人的陳述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證據，如刑事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鑒定結論等。雖然言詞證據通常以筆錄(即記錄材料)為載 體，如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訊問筆錄，對證人的詢問筆錄，但不論記載方式如何，記載的內容仍是陳述人陳述出來的案件事實。而勘驗檢查筆錄不是以人的陳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而是如實的記錄案件事實，沒有任何主觀的東西存在。所以勘驗檢查筆錄不是言詞證據的范疇。

勘驗，檢查筆錄是實物證據的原因：

實物證據是指表現為一定實物的證據，它多以物品或痕跡等實在物為其存在狀態和表現形式。實物 證據在很多情況下是經司法和執法人員勘驗或搜查、扣押而到案的，一經發現和提取，即加以妥善保存、固定和保全，它們是證實案情的有力證據。不像言詞證據那樣易受人的主觀因素的影響而出現虛假或失實物證據是人們無法與之相互交流的“啞巴證據”，它如實地記錄下客觀發生的事實卻不能主動地向人們展示，只能通過科學技術和實踐簪簿用人的語言對其進行翻 譯和解讀真；而勘驗、檢查筆錄是司法機關公務人員對案件有關的場所、物品、資料、尸體等進行勘驗、檢查所制作的書面記錄。它包括在勘驗、檢查過程中發現的，與案件有關的一切的事實情況的文字記錄，而且還包括繪制現場圖樣、拍攝現場照片等附件。，它的證據價值來源于如實記錄的內容所顯示的證據間的綜合關系，是對有關現場、人身，物品、痕跡等與案件有關的 實物證據特征的書面記錄，是對實物證據內容的固定和反映，因而，屬于實物證據。

第二篇：林業行政處罰勘驗、檢查筆錄

林業行政處罰勘驗、檢查筆錄

X林勘、檢字[]第（）號 勘驗、檢查地點時間年月日時分開始至時分止 案由勘驗、檢查人：姓名職業單位職稱 記錄人

見證人：姓名職業單位有關當事人：姓名職業單位勘驗檢查事項及結果：

勘驗、檢查人（簽名或者蓋章）：年月日 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年月日 有關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年月日

第三篇：林業行政處罰勘驗`檢查筆錄(范本)

林業行政處罰勘驗、檢查筆錄（范本）成林勘字[2004]第[07]號

勘驗、檢查地點：某乙國有林場××林班××小班

時間 ：2004年3月26日9時30分開始至10時30分止

案由：某乙國有林場××林班××小班杉木被盜伐

堪驗、檢查人：姓名 XXX、XX 職業 公務員

單位XX市林業局 職稱 工程師

記錄人：XXX

見證人：姓名 XXX 職業 公務員 單位 XX市林業局

有關當事人：姓名XXX 職業 農民 單位無

勘驗檢查事項及結果：勘驗現場位于某縣重點林區某乙國有林場××林班××

小班，被盜伐杉木樹樁15個，盜伐面積0．8畝。

樹種地徑（公分）折算胸徑（公分）折合立木蓄積合計

＿＿＿＿＿＿＿＿＿＿＿＿＿＿＿＿＿＿＿＿＿＿＿＿＿＿＿＿＿

杉木× ×× ×xxxx

＿＿＿＿＿＿＿＿＿＿＿＿＿＿＿＿＿＿＿＿＿＿＿＿＿＿＿＿＿＿

杉木××× ×xxxx

＿＿＿＿＿＿＿＿＿＿＿＿＿＿＿＿＿＿＿＿＿＿＿＿＿＿＿＿＿＿

××1．7立方米

勘驗、檢查人（簽名或者蓋章）：XXX、XX

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XXX有關當事人（簽名）：XXX

2004年3月26日2004年3月26日

第四篇：論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曾海濱

論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曾海濱(海南大學法學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本文闡述了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概況,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問題。從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體制、政治、經濟等方面分析了形成當今現狀的原因,論述了完善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構想。關鍵詞: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現狀;原因;立法構想中圖分類號:Ｄ925.2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1671-5365(2006)09-0041-03

凡證據事實是通過人的陳述來反映、以語言形式表現的叫做言詞證據〔1〕。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或通過其它不正當行為獲得的言詞證據。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由于言詞證據的取得方式或程序及權限違法而導致其效力被排除,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則。在我國非法言詞證據雖然在立法上加以了排除,但是在實踐中至今還是一大頑癥,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進行探討,提出具有操作性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以保障人權,減少錯案。

一、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79年刑訴法為第32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睆闹形覀兛梢钥闯鰬椃ê托淌略V訟法都只是規定了不能非法收集證據,并沒有規定非法證據是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在我國的司法解釋中關于非法證據的條款主要有1998年修訂的《最 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币约白罡呷嗣駲z察院在1998年12月16日修訂并于1999年1月18日發布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該《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钡?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01年1月2日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檢察院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要求“??:

堅決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徹底排除刑訊取得的證據,確保辦案質量,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要嚴格貫徹執行有關法律關于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發現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是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不能給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留下余地??”〔2〕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司法解釋已明確規定了非法言詞證據應該排除,但是沒有對防止非法取證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作出規定。

二、形成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現狀的原因和完善的必要性(一)形成我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現狀的原因我國至今都未形成比較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目前在立法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僅限于言詞證據。其原因主要有:

1、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法律思想文化中,“刑訊逼供”被賦予了合法化,而此觀念也是深入人心,即使在今天老百姓還是普遍存在一種觀念:犯罪嫌疑人該打!就是部分公安執法人員也存在這種思想觀念?！皻⑷藘斆? 欠債還錢”、“做了壞事會遭到惡報”、“以牙還牙”的觀念也是深深地烙在老百姓的心中,雖然“以牙還牙”已經是個貶義詞,但那種思想觀念還是在老百姓的心

中生根、發芽、開花了。傳統儒家的禮教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雖然有些不合時宜的禮教已經被老百姓拋棄,但是“忍、讓”至今還在發揚光大之。“忍、讓”是一種好的傳統思想,但是我們不能說它與當今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完全沒有關系,它使得在司法人員因非法證據辦了錯案時更多的老百姓是“忍、讓”,而不是積極地爭取自己的權利。

2、體制的影響非法證據的排除主要靠法官進行,這要求法院能獨立行使審判權,而我國法院并沒有完全做到獨立行使審判權。在各級司法機關之上還有一個政法委員會,負責公、檢、法、司的工作,各級法院要服從政法委員會,而公安部門的主要領導往往是政法委員會成員,或是黨政機關的常委,這種格局形成了本應是并行的公安機關與法院,實質上變成上下級的關系。在此種情形下公安機關如果不同意排除非法獲得的證據,法官們只能服從“大局”了。特別是在個案上很容易受到干擾。

3、政治因素的影響政治對法律的影響是深遠的,對個別法律甚至是決定性的。有的學者曾經說過有些法律的制定不是為了實施而是為了作秀;頒布的法律還只是紙上的法律,在實踐中實施了的法律才是真的法律,而能否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響。這些都說明了法律受制于政治,非法證據也不例外,在建國后的30年間我國根本就沒有非法證據的影子,文革時受政治的影響整個國家找不到法制蹤影,直到文革結束后的79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才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而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文革已經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正處拔亂反正、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時期,那么這個時候法律也就適應政治及當時形勢的需要而產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到現在我國經歷了幾次政治味很濃的“嚴打”,處于“嚴打”時往往對犯罪分子從快、從嚴處理,此時根本談不上非法證據的排除。

4、經濟發展、刑事犯罪狀況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決定了法律的發展,法律的發展反映經濟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經濟進入發展的春天,而“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法律條文出現于改革開放第二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的發展,老百姓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自1998年后相繼出現了非法獲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司法解釋。刑事犯罪的狀況也是影響法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五年開展了一場轟轟隆隆的“嚴打”,主要原因是我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經濟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各種各樣的刑事犯罪活動比較猖獗。國家為了打擊犯罪開展了“嚴打”斗爭,在“嚴打”時期公安人員甚至公開非法取證。在隨后的幾場“嚴打”無一例外是在出現了犯罪活動高潮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每次的“嚴打”雖然有力打擊了犯罪活動,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每一次都是對法制的破壞,不能非法收集證據更是拋到九宵云外。

5、警察的素質及偵查技術的影響警察素質的高低與偵查技術也是影響要素之一,在我國現階段警察的素質除了發達城市的警察外還普遍較低,有很多的退役或轉業軍人,有不少是通過關系進入公安司法系統,甚至有些人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很少是有經過公安院校培養的正規畢業生,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偵查技術比較落后,而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高明,公安司法人員往往又要面對上級及群眾的壓力從快破案。以上兩個原因導致在實踐中刑訊逼供屢禁不絕,非法證據的排除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二)完善我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必要性首先,保障人權的需要。非法獲得的證據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財產、隱私等基本權利為后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旨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是通過對非法證據采取否定性的評價,拒絕其證明價值,以此杜絕偵查機關的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體現人權保障價值理論〔3〕。其次,保證司法公正,減少錯案的需要。司法公正要求對法律一貫的、嚴格的、有規則的執行,如果確立了一套可行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同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減少錯案的發生,如佘祥林案,正是由于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而又沒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導致了具有全國影響的錯案。最后,符合國際發展潮流。聯合國制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75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聯合國在1984年12月又制定了《禁止酷刑公約》,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從聯合國這幾個公約我們可以看出國際上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為人權保障和反對非法證據提供了法律基礎。世界各國也在積極地反對非法證據,并相繼加入聯合國反對非法證據的相關公約。

三、完善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之構想鑒于我國的國情,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不可能像美國那么“徹底”,也不能繼續維持現狀,它應該不斷完善直到比較徹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本人認為在現階段我們應該承認部分性質不是很嚴重的非法證據,作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例外。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之構想主要涉及的問題主要有:

(一)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范圍傳統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這是世界普遍認為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詞證據,主要原因是它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從犯罪嫌疑人口中獲得的證據,具有真實性也可能具有虛假性。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是真正的犯罪人時才保證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具有真實性;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則可能由于他受不了酷刑而承認“犯罪事實”,這可能會造成錯案,例如佘祥林案。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刑訊逼供使強壯的罪犯無罪釋放,而無辜的弱者遭受刑罰。所以對刑期訊逼供的排除幾乎沒有異議的聲音。變相的刑訊逼訊取得的口供,這是目前我國實踐中廣泛存在的一個頑癥。現在傳統的酷刑刑訊逼供在實踐中比較少用,更多的是用高強度的燈光照射犯罪嫌疑人、不給飯吃、車輪戰審訊、不給水喝、夏天曝曬太陽以及用皮鞭抽打等新型刑訊逼供,用這些方法獲得的證據應該是非法證據的范圍。刑訊逼供得到口供之后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在不使用刑訊逼供的方式下再次訊問時得到的口供,對于此種口供有的學者認為二次口供如果與刑訊逼供的口供完全一致則應當排除,如果不一致則二次口供中不同的部分可以不排除〔4〕。本人認為此種應該一律排除,因為犯罪嫌疑人因嘗到了刑訊逼供的“滋味”懼怕再次受到毒打,會為了迎合辦案人員而虛假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當且僅當辦案人員明確告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口供作廢,不會再次刑訊逼供時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犯罪嫌疑人在遭受刑訊逼供后又自愿供認犯罪事實的,應該不屬于非法證據的范圍。在美國也稱為污染中斷原則,即毒樹之果的例外。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正屬于發自內心的自愿坦白犯罪事實,且其承認犯罪事實沒有受到先前刑訊逼供的影響,則應認定因犯罪嫌疑人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動切斷了原來的非法行為,使得后來的自愿供述不再具有非法性質。對于因威脅而獲得的口供,威脅的方式主要有如果你不說就關你的小號,不給飯吃,把你的家人也抓起來等等。筆者認為以威脅的方式而獲得的口供應該屬于排除的范圍,但是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性,對于以威脅方式獲得的口供應該采納。因為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他應該不會承認沒有的“犯罪事實”,中國有句古話“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但如果那些“威脅”變成了現實則是變相的刑訊逼供,獲得的口供屬于排除的范圍。因欺騙而獲得的言詞證據,例如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說:“同案人已經把你供出來了,如果你不把你的同伴供出來,這事都你一個人扛著?！?、“講了我們就放你回家”、“我們已經查清你的犯罪事實,現在給你一個坦白從寬的機會”等等,筆者認為類似的欺騙應該屬于辦案人員與犯罪嫌疑人斗智,不能把通過此種方式獲得的證據列入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至少在目前還不能把此類證據排除。通過引誘的方式獲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不能列入非法證據的范圍,與其司法機關在實踐中偷偷摸摸地干還不如在立法上明文規定通過引誘方式獲得的證據有效。引誘的方式沒有對犯罪嫌疑人造成肉的傷害,與目前的刑訊逼供相比已是更文明的一種方式了。(二)提起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資格誰才有資格提起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我們認為只有被告人才有資格提出。如果被告人沒有提出來,則非法證據視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里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被告人對自己的非法口供提出排除使用;二是對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提出排除使用,原因是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是對被告人不利的,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作為證據使用對被

告人是顯失公正的。

(三)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關于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是由控訴方承擔還是被告方承擔,還是由雙方共同承擔,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本人認為鑒于被告人的地位,在審訊時完全處被動,處于審訊人員的嚴密監控之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幾乎沒有證明的能力,因此如果讓被告方承擔舉證責任是不公正的,應該由控方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控方不能證明自己是合法獲得的言詞證據則應該承擔該排除該證據證明力的風險。(四)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控方證明合法獲得言詞證據所應達到的標準;二是被告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應達到的證明標準。對于第一個問題本人認為控方的證明標準應該達到能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主要原因是控方占據獲得言詞證據的主導地位,刑事案件本身的嚴肅性,關系到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等。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也是與刑事證據的證明標準一致的。關于第二個問題,本人認為被告人可以無條件地提出,之所以無條件主要是因為被告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要取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五)審訊時防止非法取得證據的措施為了防范非法取證,在立法上應該對審訊犯罪嫌疑人作出一系列的規定,例如規定審訊犯罪嫌疑人時應該同步錄相,允許律師通過閉路電視監控審訊的全過程。以上兩項規定肯定會給辦案增加壓力,會影響目前依靠變相刑訊逼供來保證的破案率,但前面我們已經提出了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式獲得的證據合法有效,以此來彌補審訊人員的辦案能力,這可以稱作為走向全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緩兵之計。(六)提出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時間和場合在法院開庭法官詢問被告人是否申請回避時應當詢問被告人是否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如果被告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則在法庭調查公訴方應該進行舉證,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以對該證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展開辯論。

參考文獻:〔1〕陳光中.刑事訴訟法〔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54.〔2〕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高檢發訴字〔2001〕2號)〔Ｅ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ｆｌｗｋ ,2001-01-02.〔3〕董華,范躍如.論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在我國的創立〔Ａ〕.何家弘.證據法學論壇(第四卷)〔Ｃ〕.北京:中國檢查出版社,2002.275.〔4〕楊宇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研究〔Ｍ〕.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256.

第五篇：的構想對我國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

對我國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構想

摘要：我國應當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同時基于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分兩步走：以“原則排除例外采納”作為我國的遠期奮斗目標;以“原則采納例外排除”作為向遠期目標過渡的權宜措施。

非法證據是一個國內外廣泛使用的概念，通常是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定權限和程序取得的證據材料。對于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達成了共識，而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法律效力如何，因其直接關系到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這兩大價值目標的沖突與選擇，我國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解釋都未作明確規定，理論界的爭論也異常激烈，先后出現過真實肯定說、否定說兩大類。隨著程序法治意識的增強，我國學界在應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共識，但對于應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分歧較大，主要有絕對排除、線索轉化、權衡采證、原則采納例外排除、原則排除例外采納等幾種觀點。本文認為，在討論是否構建、如何構建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時，一方面要認清訴訟發展規律，順應人權保障的世界潮流，但另一方面也應立足于我國的現實國情，切勿矯枉過正?？紤]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是一個漸進過程，我國確立該規則時絕不能一步到位，在時間上應分階段、在范圍上應有限度地進行。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正為界，可將其分為兩個階段：之前為第一階段，實行原則采納例外排除的模式;之后為第二階段，采取原則排除例外采納的模式，這兩個階段緊密銜接，循序漸進。

我國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兩步走的緣由

司法體制的原因。較為徹底的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是與法院獨立、法官獨立密切聯系的，而我國法院及法官目前還不能完全獨立行使審判權：各級法院必須向同級人大報告工作并接受其監督;法院的人事權和財務預算權等都還不同程度地操縱在各級政府行政部門手中;各級法院還必須聽命于政法委員會，而政法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甚至領導，可能就是公安機關的負責人;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從而使法院作為一個審判體系，在刑事訴訟中不可能完全獨立;即使在法院內部，法官也不獨立，還包括庭長、院長和審判委員會，在具體辦案中，常常是

“審者不判”、“判者不審”。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運作不完全取決于聽審的情況和聽審法官的意見，也不是法院一家說了算，而是牽涉到各方面的關系。

觀念上的原因。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可能會導致明顯有罪的被告人無法被定罪和處罰，從而與國家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心理發生沖突。從立法角度看，盡管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當事人主義不少合理因素，但查明事實、懲罰犯罪作為刑事訴訟法的首要價值目標，仍未得到改變。從司法角度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是各國為保證程序公正的實現而規定的一個措施，而我國刑事司法追求的是實事求是、不枉不縱，即實體公正。從公眾心理看，集體本位、國家本位、權力本位等觀念在我國民眾中根深蒂固，他們對犯罪的恐懼、痛恨遠遠超過對政府作惡的擔憂，對國家機關打擊犯罪、維護社會安全寄予厚望，他們對司法機關的違法行為通常都持默許或支持的態度，如果大量排除明顯有罪的非法證據，民眾無論如何都無法承受。所有這些都給徹底的排除規則的確立帶來不少阻力。

社會治安狀況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國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犯罪率一直處于高位而偵查機關的裝備、設施仍十分陳舊，偵查手段仍十分落后，技術水平也十分低下，這遠不能適應與犯罪作斗爭的需要。如果非法實物證據一概排除，盡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得到了保護，公安司法人員依法辦案的觀念得到了加強，但懲罰犯罪、保護社會的價值觀念被過多地破壞，甚至會出現與犯罪作斗爭徹底失敗的危險。所以，在目前情況下，甚至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非法實物證據還不能大量排除。

對國外經驗、教訓的總結。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在西方法治國家都經歷了一個緩慢的發展、演變過程。它們都曾對非法實物證據持完全肯定的態度，結果刑訊逼供、任意搜查、扣押等非法取證行為泛濫成災、冤假錯案不斷。隨著刑事訴訟的文明化、民主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先后確立了排除規則，以保證刑事訴訟的公正性和人道性。但長期的司法實踐又表明，如果不分具體情況排除所有非法實物證據，那么懲罰犯罪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必然會受到抑制。曾在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問題上走向絕對排除極端的美國，面對風起云涌的犯罪浪潮，不得不設立了若干不排除的例外，以適應打擊犯罪的需要。

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在第一階段的設想

此階段采取“一般采納例外排除”的原則，即排除的范圍僅限于因重大違法行為取得的實物證據。有人對重大違法搜查、扣押行為進行了分類并要求通過這些違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應予排除：違反憲法進行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構成犯罪的違法搜查、扣押行為獲得的證據;依照刑事訴訟法應認定為無效的搜查、扣押行為取得的證據。由于我國憲法明文禁止非法搜查，如果認為違反憲法的搜查所得到的證據應予排除，那么所有非法搜查行為所獲證據都應排除;如果把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搜查、扣押行為都理解為無效的訴訟行為，那么所有違反刑事訴訟法進行搜查、扣押所獲證據都應排除;那么在這兩種情況下也就不存在搜查、扣押行為的違法程度問題了。本文認為，前述兩種不分搜查、扣押行為的違法程度而一概否定其法律效力以及所得證據的證據能力的做法，不利于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這兩大刑事訴訟價值目標的合理平衡，不僅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且也不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對于構成犯罪的違法搜查、扣押行為所獲證據應予排除的做法，本文表示贊同，因為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嚴重侵犯個人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住宅、通信自由、隱私等合法權益的犯罪，通過這些犯罪行為所得證據應予排除是人權保障最起碼的要求。

對于“毒樹之果”，一般情況下可以采納，因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偵查技術和設施都比較落后，如果將證據排除的范圍擴大到“毒樹之果”，必將導致審判中可以利用的證據大為減少，嚴重影響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但對于以暴力逼取的口供和證言為線索獲取的實物證據應予排除，因為這兩種行為可能造成被取證人傷亡的嚴重后果，社會危害性極大，是最嚴重的違法取證行為。

此外，鑒于目前我國法官素質普遍不高、權威性、獨立性、公正性不夠，在非法實物證據是否排除問題上不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而應由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明確列舉規定足以構成犯罪的違法取證行為并對由此獲得的實物證據及以刑訊逼取的口供、證言為線索獲取的實物證據予以強制排除，當然，這并不排除被告方將其作為指控辦案人員違法取證并要求排除相關證據的根據;至于辦案人員在調查取證過程中僅僅存在輕微的違法行為，沒有觸犯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也沒有侵犯他人的重大合法權益，那么由此所取得的證據不應排除。

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在第二階段的設想

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進步和人權保護狀況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關于非法實物證據排除的司法實踐經驗日積月累，我們迫切需要將那些經過反復的司法實踐檢驗、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確經驗定型化、法律化，以前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對此所作規定畢竟有地位偏低、效力不足之嫌。因此，最高立法機關再次修訂《刑事訴訟法》時應將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證據規則。此階段的任務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通過立法進一步嚴格限制搜查、扣押的條件和程序，進一步建立、健全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配套制度。

此階段的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范圍，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應有所擴大：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包括實物證據及“毒樹之果”原則上應予排除，某些非法實物證據作為例外可不予排除。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可把以下情形作為例外：非法行為輕微，影響不大，如果排除該證據對全案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可采納該證據;雖然有非法取證行為，但該實物證據的取得與非法取證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或聯系不緊密，通過其他合法行為亦可取得，則該證據可采納;在重大特殊案件中，如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社會治安的犯罪以及貪污賄賂犯罪等案件，雖然非法取證行為比較明顯(尚未構成犯罪，否則所得證據應予排除)，但基于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以及與貪污賄賂犯罪作斗爭的需要，可采納該證據;善意的例外;被告人同意的例外;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鑒于法官在此階段的素質普遍提高、獨立性、權威性、公正性增強，本文在列舉規定應強制排除的非法實物證據種類基礎之上，還應賦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權，從而做到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最大限度的兼顧。

關于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配套措施的構建

健全有關法律、法規，完善搜查、扣押等調查取證措施;確立令狀制度，將搜查、扣押的決定權收歸法院或檢察院行使，偵查機關或偵查部門原則上在取得法院或檢察院簽發的搜查證或扣押證之后才能進行

搜查、扣押，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可進行無證搜查與扣押，并且事后要接受法院的嚴格審查(令狀簽發權在第一階段可繼續由檢察院行使，但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必須將其劃歸法院行使);擴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對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等偵查活動的參與權，從而確立對非法取證的預防機制;通過司法改革，建立現代法院制度，確保法院的獨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從而使之擁有排除非法實物證據的足夠條件和能力，并在個人合法權益受到非法侵犯時能夠及時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濟;強化、完善懲戒制度、賠償制度：不論非法實物證據最終是否排除，違法取證人員均應依法承擔一定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責任，以矯治非法取證行為、凈化刑事程序法治環境;對于遭受非法取證侵害的人，應賦予其要求國家賠償的權利;確立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啟動機制、裁判機制、救濟機制、證明機制等。

結論

綜上所述，鑒于“原則采納、例外排除說”與“原則排除、例外采納說”既有優點又有缺點，在設計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時，可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作為法治建設不同階段的對策：后者可作為我國構建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遠期奮斗目標，而前者可作為向遠期目標過渡的權宜措施。也就是說，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法律效力，目前只能“原則采納、例外排除”，只有當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法治發展到一定程度，法院、法官真正獨立，全民法治意識普遍提高，依法治國觀念已深入人心，刑事訴訟價值觀念不再是單純的程序工具主義，人權保障價值被提升到更為重要的位置時，“原則排除、例外采納”的構想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