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家榮-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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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比較研究?

牛雄鷹??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100029）

時勘???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100101）

摘要 本文采用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先通過訪談和實地考察區分出兩類我國國企變革過程中典型的裁員策略，再通過問卷調查對兩種策略的效果進行

比較研究，最后提出預見性裁員策略是當前國企變革過程中的最佳策略。

關鍵詞 裁員 裁員策略 國企變革引言

組織變革是企業發展的主題。在當前的國企變革中，結構調整（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和組織裁員（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簡稱裁員Downsizing）都是常用的[1]變革手段。裁員作為“一種經過認真考慮的，由削減勞動力來提高組織績效的組織決策”，在企業變革過程中常常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對企業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這種影響主要反映在對留崗員工的心理影響上，企業裁員的根本目的在于“減員增效”，而能否達到目的，關鍵在裁員策略的選擇與實施上。

Freeman & Cameron(1993)[2]等人提出，裁員決策的策略可以分成聚合（Convergency）與重定向(Reorientation)兩種類型。聚合指的是對于變革的漸進性的適應，主張變革是一種長期的過程，更加重視提高組織效益，關注內部活動改進的一致性，這種變革主要依靠企業的中層管理者的參與來完成。另一種組織裁員策略是重新定向，強調變革是一種激烈的或變形的適應，旨在通過追求新的策略和目標來提高效益，主要依靠高層管理者自身來完成。目前尚未見到這兩種策略與組織績效相互關系的實證研究。

[1]Kozlowski（1993）等人則認為，裁員策略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預見型（proactive）的，另一種是反應型(reactive)的，前者事先有充分的計劃，能夠考慮多種的組織因素和個體因素，關注對于后果的預測；后者則更多地考慮短期目標，不夠關注長期的影響因素及后果。他們認為，組織的三大特點，即領導的科學性、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完備性和組織文化的適宜性往往影響著管理者對于環境的知覺，進而影響裁員采用的決策類型。他們認為實施裁員的具體手段，可以包括臨時解聘（Layoff）、凍結招聘（Hiring Freeze）、提前退休（Early ? 本項目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主任應急項目之一部(79841005)

牛雄鷹，1967年生，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組織診斷與變革，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Email: New_Smart@China.com

??? 時勘，1949年生，研究員，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組織結構調整，轉型期企業人力資源開發與制度建設。Email: Shikan@sohu.com ??

3Retirement Incentive）、工作分擔（Work Sharing）、轉崗分流（Redeployment & Transfer）等等。研究表明，與臨時解聘相比，提前退休、工作分擔等替代性的裁員方式對員工的負面影響較小 [3]。每種裁員方式都有各自的特點，具體采用何種裁員方式，要因時、因地而定。

我國國有企業的裁員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國企深化改革特殊階段的特殊產物。1996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出臺了下崗減員政策，國有企業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裁員，截止1998年第一季度，全國就有1010萬職工正式下崗，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656萬，占國有企業職工總數的9.2% [4]。實際上，這是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對企業裁員的過程和性質認識不清的情況下 [5]，用傳統的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模式實施的大規模裁員，因此，產生許多問題是在所難免的。其中出現了“減員與增效脫節”的問題、“清退臨時工”的問題、“政府角色混亂”的問題等 [6]。當然也不乏很好的經驗，比如華能南京電廠不但較好地達到了“減員增效”的目的，而且創造了一套從“員工待崗”、“員工試崗”、“員工上崗”到“員工下崗”的“競爭上崗用工機制” [7]。究竟在中國國企的特殊背景下選擇怎樣的策略進行裁員才是正確的？本文試圖通過行為科學的實證方法予以回答。我國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調查

本研究采用文獻法和訪談法調查走訪了山東、遼寧兩省的8家國有企業的裁員狀況。這些企業分別是：山東薛城焦化廠、山東棗莊山益道路水泥有限公司、山東省棗莊市國棉一廠、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檸檬酸廠、棗莊礦業集團柴里煤礦袁堂礦井、山東省棗莊市磁性材料廠、遼寧鞍山味邦飲品公司、遼寧省鞍山市環保設備工業總公司。具體情況說明如下。以上８家企業都在半年以內進行過下崗裁員。本研究的文獻調查范圍包括下崗裁員前后的公司文件、公司上級部門的文件以及公司政府主管部門的相關文件，同時列入本研究文獻調查范圍的還包括主要領導的講話稿、突出事件的文字記錄等。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企業人事部門和企業相關主要領導，以及部分普通員工。具體方法包括個別訪談和群體座談兩種。通過對文獻調研和訪談結果的綜合分析，就國企變革過程中的裁員策略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在裁員策略的共性方面，企業都以國家政策和指令為準繩，用以指導裁員工作的開展和對下崗職工的安撫；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在組織結構調整過程中進行裁員的；絕大部分企業將下崗職工的安置視為裁員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裁員策略的特性方面，存在兩種有典型性的裁員策略。一種策略的特點是：立足企業實際，靈活掌握國家和上級部門的政策和指示，對裁員的強度（單位時間內裁掉的人員數量）、廣度（被裁人員的范圍）謹慎決斷；裁員的程序公平、公正、公開；裁員的具體措施靈活多樣；企業裁員與企業發展戰略緊密結合，主動進行結構調整。另一種策略的特點是：嚴格按照上級命令行事，對裁員下崗名額進行不折不扣的分配；裁員方式采用“一刀切”；裁員過程不夠透明；企業裁員不能與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相聯結，常常是被動的。依據Kozlowski（1993）[1]等人的界定，前一種策略為預見性（Proactive）裁員策略，后一種策略為反應性（Reactive）裁員策略。

兩種典型策略的比較研究

當前國企裁員過程中，預見性裁員策略和反應性裁員策略哪一種效果更好？本研究接下來是通過對三家典型企業的實地調查進行比較的，一家企業采用了預見性裁員策略，一家采用了反應性裁員策略，第三家沒有進行裁員。由于裁員效果的滯后性，經濟性指標一般很難立即反映出裁員效果的好壞。而代表員工士氣的一些心理指標卻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裁員的效果 [8]。因而本研究采用了對留崗員工進行心理指標的調查研究。

3.1 企業裁員狀況簡介

企業A是遼寧鞍山味邦集團肉聯公司，這家企業沒有進行裁員，是一家職工沒有受到裁員影響的企業；

企業B是棗莊磁性材料廠，裁員策略是上文所說的預見性裁員，這家企業裁員與競爭上崗相結合，措施比較靈活，方法多樣，裁員過程中較好的注重了公平性原則，是棗莊市勞動局認為裁員工作做的較好的企業之一；

企業C是臺兒莊檸檬酸廠，裁員策略是上文所說的反應性裁員，這家企業裁員手段比較單一，裁員過程中對公平性原則運用的不好，被動，怨言大。

3.2企業裁員效果的心理指標調查

每家企業各隨機抽取留崗職工35人，共發放問卷105份，回收有效問卷98份，合格率為93.33%。

借鑒其他研究的成功做法 [9] [10]，本研究使用的心理指標為工作激勵、團隊精神、離職傾向和歸屬感。各心理指標分量表的情況見下表。

表１ 各心理指標分量表的情況說明

分量表 工作激勵 團隊精神 離職傾向 歸屬感

題目數 5 5 5 8

? 0.84 0.85 0.85 0.89

來源 PM，徐聯倉等

[11]

PM量表，徐聯倉等[11] 梁開廣，1999 梁開廣，1999

3.3結果分析

經調查分析三家企業留崗職工的心理指標，其結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留崗者心理指標的比較分析表

心理

企業

N

平均數

標準差 102

5組間df

組內df

F

P

反應 工作 激勵

B C A

31

312.0882 2.6452 1.9290

.3945.8193.601

293

11.353

.000

團隊

A

精神

離職

A

傾向

B C

31

3.9484 5.4452

1.3125 1.0939

3.6182

1.2633

19.83

4.000

30 31

2.1879 2.4733 1.8774

.4270.8558.8143

10.447

.000

B C

歸屬感A B 31 30 3.6694 4.3583 1.0511.6312 28928.790.000

由上表的結果可知，三家企業的留崗職工在工作激勵、團隊精神、歸屬感和離職傾向四方面都有顯著差異。其中在工作激勵和團隊精神方面，B 企業的效果都是最好，而

多重比較的結果又說明A、C兩家企業在員工激勵和團隊精神方面的效果沒有差異（見圖 １和圖２）。進一步講，預見性裁員策略對員工的工作激勵和團隊精神影響最大，而反應性裁員策略對員工的相應影響和未進行裁員的企業相比并無差異。

圖1 三企業員工工作激勵的比較

圖2 三企業員工團隊精神的比較

就離職傾向而言，C企業最為嚴重，三企業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是多重比較后發現，A、B兩企業沒有沒有差異（見圖３）。進一步講，反應性的裁員導致企業員工離職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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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三企業員工工作激勵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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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預見性裁員和不進行裁員的企業差不多，一般不導致離職率的上升。

就歸屬感方面而言，C企業最差，B企業相對最好，三家有顯著性差異（見圖４）。就是說，使用反應性裁員策略時，會導致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下降，這與離職傾向嚴重的結果相一致。

圖3 三企業員工離職傾向的比較 圖4 三企業員工歸屬感的比較結論

通過以上調查和比較研究可知，國企裁員過程中采用預見性策略最有利于留崗員工工作積極性的調動，他們的工作激勵水平提高、團隊精神提高、對企業的歸屬感提高、離職傾向下降；而采用反應性策略的裁員則有礙于留崗員工工作積極性的調動，在工作激勵水平、團隊精神、企業歸屬感和離職傾向方面都不好，甚至還不如不進行裁員的企業。因此，減員增效是有條件的，裁員的策略非常重要，而當前國企裁員的最佳策略是預見性裁員策略。

參考文獻

1Kozlowski S.W.j., Chao G.T., Smith E.M.,Hedlund J.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Strategies, Interventions,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3, 8: 263-332 2Freeman S.J., & Cameron K.S.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A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 framework.Organization Science, 1993, 4: 10-29

3Greenhalgh L., Lawrence A.t., & Sutton R.I.Determinants of workforce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declining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13: 241-254

4楊帆.比預料的更嚴峻—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形勢評論.科學決策, 1998, 4:3-22 5牛雄鷹.國企裁員方略:企業裁員的過程分析.中國人力資源開發,1999,5:14-15 6陳桂迪.企業減員與再就業的幾個問題.經濟與管理研究,1998, 5:46-47 7華能南京電廠.競爭上崗用工機制.經濟與管理, 2000,1:21-23

8Brockner J., & Greenberg J.The impact of layoffs on survivors: A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spective.In J.S.Carroll(E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ettings1990, 45-75.Hillsdale, NJ: Erlbaum 9Wagar T.H.Explo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force reduction.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 1998, 15:300-309

10Casey M.K., Miller V.D., & Johnson J.R.Survivors' information seeking following a reduction in workforce.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7, 24:755-781徐聯倉,陳龍等.心理學為提高企業素質服務.心理學報,1985，17(4):34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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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Downsiz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the

Change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iu Xiongy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Shi K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This article recognizes two typical downsiz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change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 interview, which are proactive strategy and reactive strategy.Then it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impacts upon employees from proactive and reactive strategies, using survey and field study methods.At last, the inclusion is that proactive downsizing strategy is the best one in changes of China’s enterprises nowadays.KeywordsDownsizingDownsizing StrategyChanges of China’ 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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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0106002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比較研究

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比較研究?

摘要 本文采用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先通過訪談和實地考察區分出兩類我國國企變革過程中典型的裁員策略，再通過問卷調查對兩種策略的效果進行比較研究，最后提出預見性裁員策略是當前國企變革過程中的最佳策略。關鍵詞 裁員 裁員策略 國企變革引言

組織變革是企業發展的主題。在當前的國企變革中，結構調整（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和組織裁員（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簡稱裁員Downsizing）都是常用的變革手段。裁員作為“一種經過認真考慮的，由削減勞動力來提高組織績效的組織決策” [1]，在企業變革過程中常常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對企業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這種影響主要反映在對留崗員工的心理影響上，企業裁員的根本目的在于“減員增效”，而能否達到目的，關鍵在裁員策略的選擇與實施上。

Freeman & Cameron(1993)[2]等人提出，裁員決策的策略可以分成聚合（Convergency）與重定向(Reorientation)兩種類型。聚合指的是對于變革的漸進性的適應，主張變革是一種長期的過程，更加重視提高組織效益，關注內部活動改進的一致性，這種變革主要依靠企業的中層管理者的參與來完成。另一種組織裁員策略是重新定向，強調變革是一種激烈的或變形的適應，旨在通過追求新的策略和目標來提高效益，主要依靠高層管理者自身來完成。目前尚未見到這兩種策略與組織績效相互關系的實證研究。

[1]Kozlowski（1993）等人則認為，裁員策略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預見型（proactive）的，另一種是反應型(reactive)的，前者事先有充分的計劃，能夠考慮多種的組織因素和個體因素，關注對于后果的預測；后者則更多地考慮短期目標，不夠關注長期的影響因素及后果。他們認為，組織的三大特點，即領導的科學性、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完備性和組織文化的適宜性往往影響著管理者對于環境的知覺，進而影響裁員采用的決策類型。他們認為實施裁員的具體手段，可以包括臨時解聘（Layoff）、凍結招聘（Hiring Freeze）、提前退休（Early Retirement Incentive）、工作分擔（Work Sharing）、轉崗分流（Redeployment & Transfer）等等。研究表明，與臨時解聘相比，提前退休、工作分擔等替代性的裁員方式對員工的負面影響較小 [3]。每種裁員方式都有各自的特點，具體采用何種裁員方式，要因時、因地而定。我國國有企業的裁員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國企深化改革特殊階段的特殊產物。1996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出臺了下崗減員政策，國有企業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裁員，截止1998年第一季度，全國就有1010萬職工正式下崗，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656萬，占國有企業職工總數的9.2% [4]。實際上，這是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對企? 本項目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主任應急項目之一部(79841005)

3業裁員的過程和性質認識不清的情況下 [5]，用傳統的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模式實施的大規模裁員，因此，產生許多問題是在所難免的。其中出現了“減員與增效脫節”的問題、“清退臨時工”的問題、“政府角色混亂”的問題等 [6]。當然也不乏很好的經驗，比如華能南京電廠不但較好地達到了“減員增效”的目的，而且創造了一套從“員工待崗”、“員工試崗”、“員工上崗”到“員工下崗”的“競爭上崗用工機制” [7]。究竟在中國國企的特殊背景下選擇怎樣的策略進行裁員才是正確的？本文試圖通過行為科學的實證方法予以回答。我國國企變革過程中裁員策略的調查

本研究采用文獻法和訪談法調查走訪了山東、遼寧兩省的8家國有企業的裁員狀況。這些企業分別是：山東薛城焦化廠、山東棗莊山益道路水泥有限公司、山東省棗莊市國棉一廠、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檸檬酸廠、棗莊礦業集團柴里煤礦袁堂礦井、山東省棗莊市磁性材料廠、遼寧鞍山味邦飲品公司、遼寧省鞍山市環保設備工業總公司。具體情況說明如下。

以上８家企業都在半年以內進行過下崗裁員。本研究的文獻調查范圍包括下崗裁員前后的公司文件、公司上級部門的文件以及公司政府主管部門的相關文件，同時列入本研究文獻調查范圍的還包括主要領導的講話稿、突出事件的文字記錄等。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企業人事部門和企業相關主要領導，以及部分普通員工。具體方法包括個別訪談和群體座談兩種。通過對文獻調研和訪談結果的綜合分析，就國企變革過程中的裁員策略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在裁員策略的共性方面，企業都以國家政策和指令為準繩，用以指導裁員工作的開展和對下崗職工的安撫；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在組織結構調整過程中進行裁員的；絕大部分企業將下崗職工的安置視為裁員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裁員策略的特性方面，存在兩種有典型性的裁員策略。一種策略的特點是：立足企業實際，靈活掌握國家和上級部門的政策和指示，對裁員的強度（單位時間內裁掉的人員數量）、廣度（被裁人員的范圍）謹慎決斷；裁員的程序公平、公正、公開；裁員的具體措施靈活多樣；企業裁員與企業發展戰略緊密結合，主動進行結構調整。另一種策略的特點是：嚴格按照上級命令行事，對裁員下崗名額進行不折不扣的分配；裁員方式采用“一刀切”；裁員過程不夠透明；企業裁員不能與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相聯結，常常是被動的。依據Kozlowski（1993）[1]等人的界定，前一種策略為預見性（Proactive）裁員策略，后一種策略為反應性（Reactive）裁員策略。兩種典型策略的比較研究

當前國企裁員過程中，預見性裁員策略和反應性裁員策略哪一種效果更好？本研究接下來是通過對三家典型企業的實地調查進行比較的，一家企業采用了預見性裁員策略，一家采用了反應性裁員策略，第三家沒有進行裁員。由于裁員效果的滯后性，經濟性指標一般很難立即反映出裁員效果的好壞。而代表員工士氣的一些心理指標卻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裁員的效果 [8]。因而本研究采用了對留崗員工進行心理指標的調查研究。

43.1 企業裁員狀況簡介

企業A是遼寧鞍山味邦集團肉聯公司，這家企業沒有進行裁員，是一家職工沒有受到裁員影響的企業；

企業B是棗莊磁性材料廠，裁員策略是上文所說的預見性裁員，這家企業裁員與競爭上崗相結合，措施比較靈活，方法多樣，裁員過程中較好的注重了公平性原則，是棗莊市勞動局認為裁員工作做的較好的企業之一；

企業C是臺兒莊檸檬酸廠，裁員策略是上文所說的反應性裁員，這家企業裁員手段比較單一，裁員過程中對公平性原則運用的不好，被動，怨言大。

3.2企業裁員效果的心理指標調查

每家企業各隨機抽取留崗職工35人，共發放問卷105份，回收有效問卷98份，合格率為93.33%。

借鑒其他研究的成功做法 [9] [10]，本研究使用的心理指標為工作激勵、團隊精神、離職傾向和歸屬感。各心理指標分量表的情況見下表。

表１ 各心理指標分量表的情況說明

分量表 工作激勵 團隊精神 離職傾向 歸屬感

題目數 5 5 5 8

? 0.84 0.85 0.85 0.89

來源

PM，徐聯倉等 PM量表，徐聯倉等 梁開廣，1999 梁開廣，1999

[11]

[11]

3.3結果分析

經調查分析三家企業留崗職工的心理指標，其結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留崗者心理指標的比較分析表

心理

企業

反應 工作

A

激勵

B C

31

312.0882 2.6452 1.9290

.3945.8193.601

293

11.353

.000

N

平均數

標準差

組間df

組內df

F

P

團隊

A 33 2.1879.4270

10.447.000

精神

離職

A

傾向

B C

31 31

3.6182 3.9484 5.4452

1.2633 1.3125 1.0939

19.83

4.000

B C31

2.4733 1.8774

.8558.8143

歸屬感

A B C

30 31

3.6694 4.3583 2.7056

1.0511.6312.8245

28.790

.000

由上表的結果可知，三家企業的留崗職工在工作激勵、團隊精神、歸屬感和離職傾向四方面都有顯著差異。其中在工作激勵和團隊精神方面，B 企業的效果都是最好，而多重比較的結果又說明A、C兩家企業在員工激勵和團隊精神方面的效果沒有差異（見圖 １和圖２）。進一步講，預見性裁員策略對員工的工作激勵和團隊精神影響最大，而反應性裁員策略對員工的相應影響和未進行裁員的企業相比并無差異。

圖1 三企業員工工作激勵的比較

圖2 三企業員工團隊精神的比較

就離職傾向而言，C企業最為嚴重，三企業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是多重比較后發現，A、B兩企業沒有沒有差異（見圖３）。進一步講，反應性的裁員導致企業員工離職率上升，而預見性裁員和不進行裁員的企業差不多，一般不導致離職率的上升。

就歸屬感方面而言，C企業最差，B企業相對最好，三家有顯著性差異（見圖４）。就是說，使用反應性裁員策略時，會導致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下降，這與離職傾向嚴重的結果相一致。

圖3 三企業員工離職傾向的比較

圖4 三企業員工歸屬感的比較

圖3 三企業員工離職傾向的比較結論

通過以上調查和比較研究可知，國企裁員過程中采用預見性策略最有利于留崗員工工作積極性的調動，他們的工作激勵水平提高、團隊精神提高、對企業的歸屬感提高、離職傾向下降；而采用反應性策略的裁員則有礙于留崗員工工作積極性的調動，在工作激勵水平、團隊精神、企業歸屬感和離職傾向方面都不好，甚至還不如不進行裁員的企業。因此，減員增效是有條件的，裁員的策略非常重要，而當前國企裁員的最佳策略是預見性裁員策略。

參考文獻

1Kozlowski S.W.j., Chao G.T., Smith E.M.,Hedlund J.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Strategies, Interventions,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3, 8: 263-332 2Freeman S.J., & Cameron K.S.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 A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 framework.Organization Science, 1993, 4: 10-29

3Greenhalgh L., Lawrence A.t., & Sutton R.I.Determinants of workforce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declining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13: 241-254

4楊帆.比預料的更嚴峻—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形勢評論.科學決策, 1998, 4:3-22 5牛雄鷹.國企裁員方略:企業裁員的過程分析.中國人力資源開發,1999,5:14-15 6陳桂迪.企業減員與再就業的幾個問題.經濟與管理研究,1998, 5:46-47 7華能南京電廠.競爭上崗用工機制.經濟與管理, 2000,1:21-23

8Brockner J., & Greenberg J.The impact of layoffs on survivors: A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spective.In J.S.Carroll(E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ettings1990, 45-75.Hillsdale, NJ: Erlbaum 9Wagar T.H.Explo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force reduction.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 1998, 15:300-309

10Casey M.K., Miller V.D., & Johnson J.R.Survivors' information seeking following a reduction in workforce.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7, 24:755-781徐聯倉,陳龍等.心理學為提高企業素質服務.心理學報,1985，17(4):343-34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ownsiz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the

Change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bstractThis article recognizes two typical downsizing strategies applied in change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 interview, which are proactive strategy and reactive strategy.Then it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impacts upon employees from proactive and reactive strategies, using survey and field study methods.At last, the inclusion is that proactive downsizing strategy is the best one in changes of China’s enterprises nowadays.KeywordsDownsizingDownsizing StrategyChanges of China’ 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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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口譯過程中信息缺失分析及應對策略研究

最新200份英語專業全英原創畢業論文參考選題 都有論文 是近期寫作 2 3 4 5 6 7 8 9 從《大衛科波菲爾》中看狄更斯的道德觀 論《百舌鳥之死》中的百舌鳥象征

以《最后一片葉子》為例論歐亨利的創作風格 從目的論角度看公司網頁誤譯 論《奧蘭多》中雙性同體觀 概念隱喻在英語汽車廣告中的應用 中學英語口語互動教學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逍遙騎士”——淺析年代美國嬉皮士文化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主義觀點 社會因素對漢語中英語外來詞的影響 11 逆向思維在外語學習中的應用 需要原創論文寫作扣伽 其.酒 酒 期舞齊舅傘芭 13 Analysis of Conrad’s Ambivalence In Heart of Darkness 14 英漢語篇銜接手段對比研究——以《荷塘月色》英譯本為例 15 關于初中生外語學習焦慮的分析 淺析《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的宿命論色彩 17 美國個人主義與中國集體主義的比較 18 從《簡愛》的多譯本看中國兩性關系的變化 19 商業意識對美國電影片名翻譯的影響 20 賽珍珠《大地》的文體學分析 21 中英手機短信的修辭特點分析 從原型批評理論角度分析威利洛曼的悲劇 23 商務英語寫作得體原則 24 現代英語演講中的范式分析 25 論《野性的呼喚》的多重主題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Euphemisms—Interpersonal Culture and Psychological Culture 27 《玻璃動物園》中的逃避主義解讀 《第二十二條軍規》中尤索林形象的成因分析 《嘉莉妹妹》之悲劇性——基于嘉莉與赫斯特伍德的比較 30 The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of Brand Name Translation 31 《羅密歐與朱麗葉》和《牡丹亭》中女性主義意識的對比研究 32 淺析《紅字》中女性主義的具體體現 33 從美國汽車看美國文化 34 小學英語單詞情趣教學初探

“本我，自我，超我”—《飄》中玫蘭妮性格分析 36 論《緋聞女孩》中的美國社會文化特征 37 論中西飲食文化的差異

象征主義手法在《白鯨》中的運用 39 淺析《庫珀爾街》中英語過去時的翻譯 40 從電影《撞車》看美國的種族歧視 41 分析狄更斯成長小說的主人公

《美國悲劇》中的對比手法運用研究 43 廣告翻譯中的功能對等 44 公示語漢英翻譯探討

An Analysis of Dick Diver’s Tragedy in Tender Is the Night Based on Adler’s Individual Psychology 46 論《愛瑪》中的反諷

《永別了，武器》中的自然象征意義 48 從商標翻譯看中西文化差異 49

英漢習語中隱喻的民族性及其翻譯策略

關于農村初中生在英語課堂教學中注意力的調查研究 52 從許淵沖“三美論”評析《聲聲慢》三個譯本 53 中西節日的對比研究 54 中式菜名的英譯

如何增強小學生英語課堂教學的趣味性

Rhetorical Art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uggestions of Business Transaction Correspondence 57 初中英語說寫技能綜合教學研究 58 《玻璃動物園》中的逃避主義解讀 59 從文化視角看中美家庭教育差異 60 英漢動物詞匯文化內涵對比 61 功能對等理論下漢語歇后語的翻譯 62 論跨文化交際中的體態語

論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小婦人》中的女性主義 64 An Analysis on the Tree Image on Sethe’s Back in Beloved 65 如何培養大學生英語閱讀理解技能 66 《呼嘯山莊》中女主人公人物分析

An Analysis of Syntactical Features and Rhetoric in English Speech 68 從接受美學淺談英文電影片名的漢譯 69 論英語教學中的非智力因素

《心是孤獨的獵手》——從人物荒誕行為分析人物的孤獨心境 71 由《紅樓夢》中人名的英譯看中西文化差異 72 中美兩國家庭文化差異 73 論《寵兒》中社區與逃離的關系

個體取向與集體取向對中美商務交流的影響 75 The Heroine’s Love Tragedy in Wuthering Heights 76 《魔戒》中的生態元素

論《紅字》中丁梅斯代爾的雙面性 78 艾米麗·狄金森的詩歌主題分析 79 《黑暗之心》主人公馬洛的性格分析

跨文化交際中的社交語用失誤及其對英語教學的啟示 81 論《圍城》中的語碼轉換

從女性主義視角分析《飄》中斯佳麗人物形象

A Study on the Game Teaching Strategy for English Young Learns 84 游戲在初中英語教學中的作用

從寶潔公司的運營模式看美國文化的多樣性

商務英語交流中委婉語的語用功能研究 87 愛神簡論

不同國家的商務談判風格及其對策 89 從電視相親節目看當代中美女性婚戀觀差異 90 成語中的文化特色及其翻譯

杰克倫敦《野性的呼喚》中人生哲學的主題分析 92 目的論視角下的化妝品牌翻譯 93 新聞新詞的文化內涵與翻譯 94 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 95 旅游翻譯中的跨文化語用失誤

淺析中西方對同性戀態度的差異－－以《喜宴》為例 97 淺析英文電影在高中英語教學應用 98 英語課堂中的口語糾錯策略 99 數字“三”的文化意蘊及其翻譯方法 100 對《寵兒》中黑奴母親塞絲形象的探討 101 小學任務型英語教學中的課堂游戲研究 102 互聯網時代的語言帝國主義

從目的論角度研究法國香水網絡廣告語的漢譯本的語言特征 104 從跨文化視角看中美電影中的英雄主義—以《》和《葉問》為例 105 中國人和美國人特征的比較

從黑人女性主義解讀《寵兒》中塞絲的覺醒 107

英語高爾夫新聞中隱喻的認知分析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McDonald’s Success 110 從功能對等視角看董樂山《》的翻譯 111 透過《傲慢與偏見》論簡奧斯丁的婚姻觀 112 英漢社交稱呼語禮貌規范和語用失誤研究 113 從《盲人》中的“血性意識”看勞倫斯的文明觀 114 淺析《簡愛》的主人公簡愛

An Analysis of the D Film Alice in Wonder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thicism 116 少兒英語游戲教學策略研究 117 試析《野性的呼喚》中的自然主義 118 英語旅游廣告的文體分析

國產電影字幕歸化與異化研究－－以《集結號》為個案研究 120 從以目的為導向的翻譯原則看委婉語的翻譯 121 淺析簡愛的雙重性格 122 中英動物詞語文化內涵的差異

南方時代變遷中的勝利者與失敗者——《飄》中主要角色的性格與命運對比 124 淺析《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美國夢 125 從《南方公園》看美國的宗教文化 126 從功能對等理論角度看校訓的漢英翻譯原則 127 對《湯姆叔叔的小屋》中人物的圣經原型解讀

The Important Role of Body Language in American Daily Life 129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Approach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從文化角度看品牌名稱翻譯

論原聲電影對提高大學生英語聽說能力的作用 132 論奧斯卡王爾德的唯美主義 133 網絡在中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 134 中國和英國傳統婚俗差異研究 135 中西方飲食文化對比 136 從數字習語看中西文化差異 137 淺析不同文化中的身勢語

從后殖民女性主義角度解讀《藻海茫茫》 139 從《紅字》看霍桑對清教主義的批判與妥協 140 論詹姆斯喬伊斯《阿拉比》的精神頓悟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Associative Meanings of Plant word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42 高中英語聽力課中的文化教學 143 解讀苔絲悲劇的成因 144 英語國家姓氏文化研究 145 《莎樂美》中的意象分析 146 《蘇菲的選擇》中的人性分析 147 從文化角度看老友記的字幕翻譯

魔法世界的雙重間諜——《哈利波特》西佛勒斯斯內普的矛盾形象分析 149 《詩經》中修飾性疊詞的比較研究

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透視現實生活中的愛情 151 增譯法在《水晶宮》英譯漢翻譯中的應用 152 分析福爾摩斯的性格特征

153 從《簡愛》和《達洛維夫人》淺談女權主義的發展 154 運用概念整合理論解讀英語幽默理解障礙 155 淺析隱藏在“面紗”之后的伯莎梅森 156 論東西方文化中的體態語差異 157 論應變能力在同聲傳譯中的應用 158 論漢英翻譯中基本顏色詞的不同情感 159 商務英語口譯能力的培養與對策 160 商務英語函電的語言和文體特征及其翻譯

161 Angelic devil: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Catherinein Wuthering Heights 162 簡愛和林黛玉的反叛性格對比分析

163 A Study on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Legal Films 164 中西方傳統習俗的對比研究——出生禮，婚禮，葬禮 165 中學英語教學活動的主要設計原則

166 從安利（中國）的成功看直銷模式在我國的發展 167 英語抽象名詞和物質名詞的數概念分析 168 《紅字》中海斯特性格分析

169 外貿英文函電中委婉語的特點及應用研究 170 英語廣告語言特點分析

171 淺論《兒子與情人》中勞倫斯的心里分析技巧 172 論《太陽照常升起》中“迷惘一代”的反叛與抗爭 173 網絡游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174 淺析《獨立宣言》中的美國自由主義 175 性格差異對中學英語教學的影響 176

177 從譯者的讀者意識看童話英漢翻譯 178 商務英語信函中的語用失誤分析 179 英文電影對英語學習的影響

180 “龍”和“Dragon”的語義與文化內涵比較 181 淺談英語語言中的性別歧視現象

182 《傲慢與偏見》中的婚姻觀和中國后婚姻觀的比較研究 183 英漢被動結構對比研究 184 中英文新聞標題對比研究

185 奧斯卡王爾德童話的唯美主義研究 186 論商務談判口譯員的角色 187 “去十九號房”中的自由觀 188 淺析高中英語閱讀教學中教師的角色 189 分析《霧都孤兒》中的諷刺手法 190 美式英語與英式英語語音差異研究 191 《玻璃動物園》中的逃避主義解讀

192 透過《馬丁伊登》看杰克倫敦對超人哲學的矛盾心態 193 從功能翻譯理論談美劇字幕翻譯 194 旅游景點名翻譯的異化與歸化

195 從許淵沖“三美論”評析《聲聲慢》三個譯本 196 《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象征主義的研究 197 淺析托妮?莫里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198 從桑提亞哥看海明威的奮斗人生 199 淺談商務英語于商務信函中的運用 200 淺析《紅字》中的森林意象

第四篇：16至19世紀中日“統治體制”變革思想之比較研究

16至19世紀中日“統治體制”變革思想之比較研究

摘要：16至19世紀，在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中日兩國思想界關于統治秩序和統治體制變革諸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從時間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對幕藩體制提出質疑，并圍繞“體制轉換”問題展開了激烈論爭。而同時期的中國其“政體改革”聲音則較微弱，兩國存在明顯的“時間差”。在體制變革路向的問題上，日本的“政體變易”思想并非簡單模仿西方“民主體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復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絕對主義為特征的政權，其實質是從純粹的封建國家體制向封建主義的最后政治形態專制王制的轉變。而同時期中國的統治體制變革思想及運動則啟動較晚，表現出較為激進的發展態勢。尤其在19世紀末葉溫和的政治改革運動宣告失敗后，迅速出現革命風潮，最終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亞洲首個共和國。中日兩國關于統治體制變革思想不同趨向的演進，對中日兩國近代國家體制的形成及現代化的不同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

關鍵詞：統治體制；變革；比較研究

19世紀下半葉，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咄咄逼人的挑戰，中日兩國基于對自身傳統的把握及對西方挑戰性質的理解，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回應。在這些回應措施中，最具核心意義的應是兩國政治思想精英對本國“統治體制”的調整和變革。從時間上看，如果將1853年柏利來航的“黑船事件”作為西方大規模侵略日本的開端，那么統治日本長達260年的德川幕府則在此后短短的15年時間里便宣告崩潰。面對來自外部世界強大的“外壓”，日本迅速地完成了“國家政治統治體制”的轉換。筆者認為，這種迅捷的政體“轉換意識”正是日本得以擺脫民族危機，成功地率先完成現代化的深層原因之一。從表面上看，這種“體制轉換”是在短時間內發生并完成的。但如果我們打開視界，將時段拉長，便會發現：早在明治維新前近三百年的時間里，日本思想界已就“體制轉換”問題展開了較為激烈的探討，直接為19世紀60年代末發生的倒幕維新的體制轉換政治實踐提供了思想準備。而同時期的清王朝雖然在西方列強的打擊下迅速走向衰敗，但因其對西人東來后世界變局缺乏足夠的理解認識，故直到19世紀70、80年代，思想界才出現了微弱的“政體改革”的聲音。甲午慘敗后，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刺激下，早期維新思想才轉化為維新變法的政治改革運動。相比之下，兩國的政治體制轉換存在著巨大的時間差。

中日兩國不僅在“統治體制”轉換的時間上存在不同，而且在體制變革的路向上亦存在巨大差異。在19世紀下半葉日本迅捷的政治體制轉換過程中，其“政體變易”思想并沒有直接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為目標，進行簡單的模仿，而是將自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日本領導人還沒有想要創建一種民主制度的任何愿望。不同于20世紀的所謂‘現代化’國家，他們并不把民主看成是一種吸引人的思想，也不認為有必要試圖創建一種民主制度。他們認為首要的任務是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能夠對付西方軍事和經濟威脅的、中央集權制的日本”。因此，在明治維新前夜，日本列島上最為盛行的思想不是“民主憲政”思想，而是尊王攘夷論。當時日本的社會精英雖然已模糊地意識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合理性，但卻沒有人以此為藍本對日本的政治統治體制進行改造，而是采取了“王政復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絕對主義為特征的政權。而中國的統治體制變革思想及運動雖然啟動較晚，但一旦發生，卻表現出較為激進的發展態勢。尤其在19世紀末葉溫和的戊戌政治改革運動宣告失敗后，迅速出現了革命風潮，最終在1912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本文試圖通過對中日兩國前現代和現代早期思想精英關于“統治體制”變革思想的比較研究，進一步理解兩國19世紀下半葉政治制度變革的深層邏輯，對兩國現代化的不同命運做出進一步的解說。

一、尋求“秩序”：17世紀中日思想界對“統治體制”的反思

17世紀上半葉，是東亞歷史上王朝劇烈更迭的時代。1600年德川家康通過關原之戰，打敗豐臣氏，掌握全國大權，1603年任“征夷大將軍”，開創江戶幕府。40多年后，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的統治。以王朝更迭為背景，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和思想精英圍繞著“政治統治”形式問題展開了熱烈的探討，出現了以強化政治統治秩序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潮。在明末清初的中國，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儒法并用”，試圖建立穩固的統治秩序。而一些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思想家面對明亡的教訓和清初封建君主專制極端化的傾向，開始對傳統的君主專制政體發起了空前激烈的抨擊和總清算，成為東亞世界步入近代前夜思想界最值得關注的重大思想現象。而在同時期的日本列島，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之后，則在深刻反思戰國時代“下克上”風氣的基礎上，大力推崇朱子學，試圖以朱子學的“自然秩序”原理，營造新的統治秩序。

(一)明清之際中國的“統治秩序論”

在追求“秩序”的問題上，清朝統治者吸取了漢族統治階級傳統的統治經驗，“儒法兼用”，試圖迅速結束動蕩，重建秩序。而明清之際，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思想精英，則憤于明亡，在對明代弊政及秦以來專制統治展開總體性反思的基礎之上，展開了其體制批判思想。

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上，政治改革思想往往是與政治批判思想雜糅在一起。而且，政治批判思想往往都是以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先導的身份而出現。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體系中，蘊涵著非常豐富的“非君思想”和“反權威主義”的政治文化思潮。如果我們將這種“非君論”思想置于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體察，就會發現這種否定君主專制的極端思想往往出現于中國歷史上黑暗動蕩的歲月。而若從中國儒家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來分析觀察，也會發現，儒家思想體系在為君主專制提供合理性論證的同時，也存在著對君權限制和否定的傾向。雖然這種“否定”十分隱蔽，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與此前中國封建社會的“非君思想”相比較，明清之際勃興的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潮更為系統、徹底，其影響也更加深遠，其對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體制的批判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基于明亡所引發的對君主專制思想的批判反思。在顧、黃、王的思想主張中，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思想最為豐富，他們從制度上探索明亡的原因。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從“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角度出發，對明季之科舉、兵制、官制等方面進行認真的分析反思，提出了宰相理政，“公其是非于學校”等激進主張。其中，對明季廢宰相之舉尤為激烈。認為“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以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在黃宗羲看來，君主傳子必須以宰相制度作為補救，才能保障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但明朝廢置宰相，使得君主失去了制約和限制。宦官乘機取而代之，即所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宰相之過也”。

其二是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角度對君主權力過度集中展開批判反思。這以顧炎武的“寓封建于郡縣”論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而應將封建制的某些優點注

入郡縣制，即如果讓縣令終身任職，并由其子孫繼承，他就會把“百里之縣”看做是自己的私產，傾力治理，由此天下便可達到大治。從表面上看，顧氏的言論似乎是在重復炒作中國古代“封建”、“郡縣”之爭，但實際上，他敏銳地發現君主專制條件下中央與地方關系中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雖然此種辦法難以付諸實施，但這并未消減其思想意義，它仍然構成了明清之際思想界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內容。

關于上述這些“非君”思想的性質及其評價，有的學者認為，這種政治批判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經濟、政治、社會變動在思想領域的體現，它預示著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將來臨。本文則認為上述這些“非君思想”的共同特點在于，他們都沒有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足以替代君主專制制度的新的政治制度。他們或是將理想的政治制度托諸理想的烏托邦；或是將克服君主專制政體弊端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賢相”的身上。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反對君主專制主義思想視為近代社會到來的思想標志。而應注意分析其局限性，主要表現為：其一，批判者話語系統的陳舊。比較觀之，我們發現，18世紀政治批判思想家所使用的“話語系統”是陳舊的。仍然在“封建”與“郡縣”、“君權”與“相權”、“開言路”等傳統的概念體系范圍內來研討問題，沒有提出新的政治構想。其二，批判者動機的“非近代性”。故就其本質屬性而言，黃宗羲等人激進的政治批判思想實際上是針對明亡所引發的劇烈的社會動蕩而作出的一種回應，“仍然是統治階級的自我認識、自我批判和自我調整”。

(二)幕藩體制下朱子學的“秩序構建”

幾乎與明清之際中國圍繞“統治秩序論”展開反思與爭論的同時，我們在日本列島也發現了類似的情形。慶長五年(1600)，德川家康通過“關原之戰”，取得了全國的霸權地位。后又乘勝追擊，于元和元年(1615)消滅了豐臣氏的殘余勢力，確立了德川氏的統治。德川氏深悉“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古訓的真義，試圖通過講求君臣上下等級秩序的朱子學為其政權提供合法性支持。

從歷史上看，朱子學是從鐮倉時代隨禪宗傳至日本的。最初僅在佛教僧侶和京都公卿中傳播，包含在佛教中，處于依附從屬地位。后經藤原惺窩和林羅山師徒二人的努力，朱子學實現了“脫佛入儒”的過程。德川幕府建立后，朱子學因受政治權力的青睞而被立為官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朱子學之所以能在江戶時代前期異軍突起，獨執思想界之牛耳，與其政治思想主張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產生于兩宋時期的理學，實質上是一種將君主制度的社會規范絕對化的政治控制思想。朱子學的最高范疇是理，是將本體、規律、倫理合為一體，從而把封建社會的社會秩序加以絕對化，將封建倫理提升到本體論的高度上，為封建統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林羅山作為日本朱子學的代表人物，完全繼承了中國朱子學的這一“思想精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貴下賤，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者也。”可見，這種以“自然秩序”來說明“社會等級秩序”的思想，正是幕府維持統治所需要的。

從德川幕府的主觀動機看，是想通過“朱子學”來為其統治秩序提供理論依據，消滅戰國時代日本社會上極為盛行的“下克上”的傾向。從當時的情況看，朱子學也確實起到了上述作用，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朱子學“大義名分”論的確立，有強化幕府統治秩序的一面，但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人內心世界的尊王思想，從而取消了幕府統治的合法性，削弱了幕府的統治，這是德川氏大興朱子學時所沒有想到的。早在享保年間，荻生徂徠就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政談》中說：“天下的諸大名雖為將軍閣下的家臣，但他們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詔書和任命狀下達，所以在大名當中，不能說沒有心里認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們之所以服從幕府，主要因為暫時還畏懼幕府的權勢。”對幕府衰亡頗有研究的福地源一郎也認為：“家康公獎勵之文學(漢學)，成為反對家康公政略之學派”，“豈有他日不因此學而遭政體破滅之禍哉!”上所述，可知17世紀中日兩國思想界圍繞著“統治秩序”所進行的“批判”和“構建”活動，實際上是基于兩國不同的社會背景而發，是兩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與“西學東漸”浪潮并無直接的內在聯系。

二、單一的政治批判論與多元的體制變革論：

19世紀中葉前中日統治體制變易思想的不同發展路向

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幾乎同時出現了以經世致用為特征的實學思潮。從其內容看，所涉及的話題極為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但比較觀之，這兩股經世思潮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筆者認為，清中葉后勃興的經世思潮主要是針對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而提出的救時策，其主張和對策尚不具有近代意義。而同時期日本的經世思潮則是在蘭學有了一定的發展，朱子學開始崩解的背景下興起的，這遂使此時期的政體變革論帶有新時代的氣息。同時，從“政體變易論”的主張和流派看，日本也遠比同時期的中國豐富。

(一)清中葉“自改革論”

清朝中葉，伴隨著封建統治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經世實學思潮勃然而興，封建統治階級和士大夫階層內部出現了一股“自改革”思潮，主要以龔自珍和魏源的政治批判思想為代表。

鴉片戰爭前夜，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龔自珍對當時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思想痼疾均展開深刻而激烈的批判。龔自珍的政治批判思想所關注的仍是一些傳統話題：

其一是對封建社會衰象的批判。“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問年歲?”“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其二是力倡通過王朝“自改革”來起衰振竭，挽救王朝危機。他說：“一祖之法無不敝，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龔氏敏銳地意識到，造成世道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君主的極端專制集權。他主張將“主奴式”的君臣關系變為“主客式”的君臣關系。在他看來：“朝見長跪、夕見長跪”的臣子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為人所應有的廉恥。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君臣關系，才能廓清官場貪鄙之風，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魏源的政治改革論的核心主張則主要表現在其經世致用思想中。在他編寫的《皇朝經世文編》、《明代食兵二政錄》、《淮北票鹽志》等書中，系統地闡述了其經世致用論。

但從歷史上看，龔、魏二人的政治批判思想卻不具有真正意義的“近代意識”。這主要因為：首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西方之間的文明落差已經非常明顯，但發起“自改革思潮”的思想家們卻沒有覺察到一個空前劇烈變動時代的到來。其思想批判觸角從未觸及“中國中心論”的天下觀，也沒有突破華夷觀念的藩籬，相反卻在文章中大大地強化這種“我朝中心論”。他說：“我朝藩服，……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之國。”在他看來，無論清王朝面臨著怎樣的危機，但中華帝國仍然處在華尊夷卑的“天朝體系”之中。

其次，就龔自珍、魏源等同時代思想家的知識結構和話語方式而言，鴉片戰爭爆發前，仍停留在傳統

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堅船利炮”的認識范圍，由“制洋器”轉向“采西學”，在“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本”的口號下，意識到中國的落后決不僅僅表現在“船炮器物”，開始把目光投向“社會政治制度”層面，來探尋西方強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馮桂芬。馮氏對中西現狀展開了系統的比較，認為“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馮桂芬還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變革表示肯定，他用設問的筆法追問道：“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為雄，獨我大國將納污含垢以終古哉?”在他看來，向來被士大夫視為落后野蠻的“夷狄之國”，之所以能打敗堂堂的“天朝上國”，決非僅僅依靠手中的“堅船利炮”，在“利炮堅船”的背后還有“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由此，馮氏開辟了從“政治制度視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的新路徑。

綜上所述，可知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尚未提出系統的政體變易思想，其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認識尚停留在傳播介紹階段，而沒有進入“行”的階段。在與明治維新大體平行的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所奉行的信條仍然是“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在他們看來，只要將西洋的火器學到手，就可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直到甲午戰爭慘敗后，思想界醞釀已久的維新思想方才與政治運動相結合，轉化為維新變法的政治運動，進入了政治變革的實踐階段。

而同時期的日本在嚴峻的危機形勢下，也開始注意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認識西洋的渠道多于中國，除了直接通過洋學翻譯外，還有漢籍和出洋實地考察等渠道。不過，日本人關于西方近代國家制度還是存在很多錯誤認識。如弘化三年(1846)，箕作省吾在《坤宇圖識補》中將西方的上院、下院看作是一種衙門。1851年箕作阮甫也把國會稱作“政廷”，議員稱作官員。后隨著對外接觸的增多，逐漸對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有了一定的理解，慶應元年(1865)，奉命出使歐洲的岡田在《航西小記》中記載到：“議事堂分為二院，一日上院，一日下院。上院由宰相等重臣相聚議事。出席其議事之人為國民之代表，議事時來此堂。”這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可見，比較觀之，兩國對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解都經歷了一個坎坷曲折的發展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過程中，儒學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思想家都以儒學思想中的“仁”和“公”等基本概念，來理解西方政治制度。如幕末的維新思想家橫井小楠不懂英文，但卻對歐美的政治制度推崇備至，這主要源于他對儒學有著相當深刻的理解。“換句話說，那是因為有可能用‘堯舜孔子之道’理解‘西洋器械之術’。所以，即使聽說西歐社會廢除封建制度，正在施行郡縣制度和公議公論體制，在小楠看來，也只不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如果按‘堯舜孔子之道’來衡量，德川是一家之私利，把政治體制私有化，才是背離仁政的。反過來說，西洋的議會政治與‘堯舜孔子之道’倒是吻合的。因此，對小楠來說，西方的制度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那只不過是極普通的事而已”。1860年，橫井小楠在《國是三論》中，對美利堅自華盛頓以來“全國大統領之權柄，讓賢不傳子，廢君臣之義，而持公共和平”的作法表示肯定。對英國議會制度大加贊賞，“在英吉利，政體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無論大小，必議于民，隨其所便，不強其不悅”。可見，在評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時，橫井小楠所使用的仍是“仁風高揚”、“以生民為本”等儒家思想中固有的概念范疇，認為西方政治亦符合“三代治教”。在這里，儒學反倒成了日本人接受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原料。

(二)“政體變革”運動的“時間差”與不同發展路向

在中國，19世紀中葉肇始的傳播介紹西洋現代國家制度的思想，并沒有迅速引發出對封建專制政體的批判，雖然到80年代前后，隨著早期維新思想的勃興，以西洋政治制度為藍本改革封建政體的呼聲越來越高，人們已經明確地意識到變革封建政體的重要性，認為：“工商之世，而政治不與之相宜，則工商不可興，故不得不變政。”而其政治變革的藍本則直接取自西方現代民主制度。認為“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很顯然，這種取代君主專制制度的新制度就是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但這些倡議者多為從統治階級營壘中分化出來的成員，其身份或為駐外公使，或為幕僚、買辦和一般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的政治統治體系中多位居“邊緣”，其思想主張的影響力自然大打折扣。同時，這些早期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所闡發的維新思想尚不構成完整的體系。他們的“思想”只是在書信、上書和一些著作中有所表達，其傳播范圍也非常有限。這直接導致這股思潮難以在短時間內轉化為一場政治運動。只是到甲午戰后，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形勢下，以公車上書為標志，醞釀已久的維新思潮才得以演化為一場政治改革運動。而到20世紀初，當改革運動宣告失敗，在更為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革命風潮應運而起，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國歷史上實現了由“專制”到“共和”的轉變。

而日本自19世紀50年代起，面對嚴重的內外危機，統治階級已經不能按著舊有的方式繼續統治下去了。日本列島上變革政治體制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且開始與政治運動相結合，進入了“踐行”的階段。其中影響較大的政治變革思潮有：“公武合體論”、“尊皇倒幕論”、“公議政體論”和以幕府為中心的“國家統一論”。

所謂“公武合體論”，主要是指通過“公”(天皇)和“武”(幕府將軍)的合作，來建立統一國家的運動。它起源于江戶時代中期，是一種借助皇朝神威來保護幕府統治安定的思想。到幕末，日本面臨內外危機時，一部分主張統一日本國內各派力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張建立幕府和天皇的聯合政權，這實際上是在利用天皇的權威來修補幕藩體制。如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即是典型的“公武合體論”者，他認為：“天下之政道，悉奉圣敕，繼之與大小諸侯謀議，全國一致，則必無幕府一己之私政，吾意此乃國是之第一。”后來，“公武合體運動”成為與尊王攘夷運動相對抗的一種極具影響的政治思潮。

所謂“公議政體論”，是在1867年前后，在幕府統治極度危機的形勢下產生的一種試圖借助西方民主“公議”政體制度以建立統一國家的思想。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土佐下級武士坂本龍馬提出的“船中八策”。主要內容包括：應設立上下議政局，萬機宜決于公議；應備有才之公卿、諸侯及天下之人才為顧問，賜官爵，宜除歷來有名無實之官；應與外國交際，廣采眾議等。這實際上是借助西方“公議”政體來克服幕藩體制的分裂性，建立統一國家政權的設想大綱。后來，成為大政奉還建議書。也為1868年明治維新成功后，明治政府所頒布的《五條誓文》提供了藍本。

事實上，幾乎在同時，幕府也意識到原有的統治方式難以維持下去了，需要作出新的政治整合，以建立以幕府為中心的統一國家。這從慶應三年(1867)2月法國公使列翁?羅休直接向德川慶喜條陳的對策即可看出。其對策包括“第一，消除諸侯的權力而實行中央集權。首先必須由幕府完全地掌握外交權，直轄海陸軍。諸侯則不論是薩摩也好，佐賀也好，長州也好，土佐也好，一概撤廢海陸軍，而令其向幕

府繳納海陸軍費。諸侯不得再像過去那樣地作獨立的封建君主，改為幕府的地方長官，每次各調三分之一到江戶改任幕府的議政官。……中央政府的組織為海軍、陸軍、外國、會計、全國部內(即內務)、直截斷曲(即司法)六局制，上置總裁。另一方面，此中央政權必須大大地施行殖產興業。因而首先振興貿易，扶植商社、開采礦山，建立工廠等”。如果將羅修的上述對策與明治維新期間所頒布的措施相比較，就會發現：這與明治政府的措施一模一樣。這實際上說明，當時無論是幕府，還是倒幕派，都意識到變革政體的必要性，而且所擬定的變革方案也是大體相同的，均受到西方政治體制的影響。當時，一些日本洋學家還是希望采取加強幕藩體制的辦法來進行體制改革。1862年，福澤諭吉在赴歐途中談及日本時局時曾對同行者說：“不管幕府如何，它要單獨執政的話，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把各路大名集在一起采取德意志聯邦那樣的形式，你們看怎么樣?”“我希望每年凈領二百包大米，去做將軍的老師，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將軍灌輸文明開港的道理，以指導他進行一次大的變革。”可見，明治維新前夜日本興起的政治統治體制的轉換變革思潮，具有明顯的“多元性”特點，而且還與當時的維新變革運動結合起來，講求操作性，具有“力行”色彩。

在政治統治體制發展變革路向的問題上，與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的中國以西洋立憲民主制和民主共和制為目標，日趨激進不同，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在確立政治體制轉換變革原則時，各種政治變革思潮和方案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但這些方案都只是在實現統一國家這一范圍內來接受歐美的制度，而沒有真正理解人民民主參政等民主公議制度的真義。當時“歐美的制度當時主要是作為通過諸侯會盟來建立統一國家的手段而引進的”。在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日本思想精英深刻地意識到，與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相比，對日本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秩序的維系。上述觀點是建立在對日本與西方社會文化結構根本不同的基礎之上的：

歐洲的憲法政治自萌芽以來已逾千年，不僅人民對此已非常熟練，而且還有宗教作為其機軸，已深入人心，所以人心皆歸于此。但在我國宗教其勢微弱，無一能成為國家機軸。佛教曾一時隆盛，維系上下人心，但如今已傾于衰微。神道雖以祖宗遺訓為祖迷，但作為宗教卻無力使人心歸向。……在我國可以作為機軸的，惟有皇室。因此在此憲法草案中要致力于這一點，尊重君權，盡量不使其受到束縛。……即決定此草案以君權為機軸，使其不受毀損，因而不須參照歐洲那種主權分立的精神。

由此，我們會發現，19世紀60年代在日本列島發生的以明治維新為分界線的近代化過程中，日本政治精英將那些與天皇相關的制度和觀念賦予了新的意義，“用古老傳統之名建構國民的同一性，實現國民國家的統一，這是近代國家的重要特質之一”。而且，日本政治精英并沒有簡單地模仿歐美，相反卻強調公議體制的本土性，認為“設置議事院，看似模擬歐美各國之風，實非如此，我皇國采納公論始于神代。須令之速查議事體制，上報規劃方案，從而速設議事院”。

在政治統治轉換的過程中，日本之所以比中國更為快捷，其原因極其復雜，大致有以下兩點：其一，幕藩體制下日本“二元制”的政權結構為政體變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壤。這種政治批判思想與現實政治運動相結合，直接引發了明治維新的政治變革。

其二，民族矛盾對政治統治體制變革的特殊制約。晚清中國實現政治體制轉換的復雜性還表現為中國精英在完成“建立共和”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還要完成以“驅除韃虜”為主要內容的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幕末的日本“不是一個由外來民族建立起來的政府。把中國清末的革命運動和幕末時期的討幕運動相比較就會發現當時日本所處的條件是多么的優越。……幕末時期的討幕運動者們為了避免國家分裂而與幕府中的開明派聯手，將軍也把政權和平地移交給了天皇，倘若幕府是由外來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這一點恐怕根本就無法實現。……聯想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說，日本是非常幸運的”。

而就中日“統治體制”變革思潮及運動的歷史影響而言，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通過保守的“王政復古”形式完成的統治體制變革，日本率先完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使其在應對西方列強“挑戰”和“外壓”的過程中保持了內部高度的“一體性”和“一致性”。這誠如伊藤博文所言：“對于海外的強大勢力，如欲表明國民聯合之抵抗力，結成強固堅實之一體，以維持國家的存在，則必須在強大之中央政府下，統一國家。然而，同時消滅擁有自治權之封建諸侯地方分權勢力，當然是達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此等思想之自然結果，終成王政復古，使天皇政權擁有一如往昔之實際權力，以此為萬機之中心，成帝國聯合勢力之目標。如此則與王政復古之同時，天皇必與被統治者全體國民建立直接之關系。”可見，明治維新的本質在于建立統一的國家，日本要想成立具備近代國家體系的國家，必須克服三百諸侯的分立，而這項任務的完成是日本先于亞洲其他國家使近代化獲得成功的原因。

與日本相比，近代中國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任務異常艱難，不僅在時間上滯后，同時還面臨權威失落后長時間的無序狀態。1898年，當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被扼殺后，繼之而起的是激進的革命運動。1912年，當中國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推翻清廷，模仿歐美體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時，中國社會的權威秩序已蕩然無存，出現了長時間的外患頻仍和武人專政局面。直到1949年，這一亂局方告結束。

當然，日本這種保守的體制變革之路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1938年，胡適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他在《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沖突的比較研究》一文中寫道：“日本領導人在較早時期實現這一急速的轉變，他們之中的最有遠見者也只能看到與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們處心積慮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遺產，加強國家與皇朝對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護日本傳統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觸染。人為地采用好戰的現代化的強硬外殼來保護大量中世紀傳統文化，在這其中不少東西具有原始性，孕育著火山爆發的嚴重危險。”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也陳述了大致相同的觀點，他認為在“距今100年甚或更短的一段時間里，日本所發生的社會革命、工業革命、特別是局限性很大的‘王政復古’的某些性質可以看做是導致日本悲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這是我們在比較分析19世紀下半葉中日體制變革思想時所不能忽略的關鍵問題。

責任編輯：孫久龍

第五篇：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營銷策略比較研究

中石油與中石化的營銷策略比較研究

經濟管理系石油營銷

賈賀博

進入現代社會文明，石油已經成為現在及其重要的資源,在現在，90%的的運輸能量是依靠石油獲得的。石油運輸方便，能量密度高，因此是最重要的運輸驅動能源。此外它是許多工業化學產品的原料，因此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之

一.許多軍事沖突（如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三次石油危機等）中占據石油來源是一個重要因素，可見石油的重要性

我國的成品油行業起步較晚,隨著大慶,勝利,新疆克拉瑪依等油田的發現,我國的石油行業才逐漸的起步,而石油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資源,一直處于國家和政府的重重保護之下,到1993年，我國才逐漸放寬了石油行業的限制，開放了成品油的批發，零售業務。1998年國企開始逐漸改革，在政府主導下我國的石油石化系統開始進行重組，成立了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海洋石油這三大集團公司，開始允許民營企業加入成品油的經營業務。

隨著我國加入WTO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先后對外開放了成品油的批發，零售市場，在面對國外強烈的競爭市場，如美孚等一系列國外老牌石油企業的沖擊.我國國內最大的兩家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現如今的營銷策略又是如何呢？

1.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銷售模式

A.中石油

中石油的企業的銷售模式一般都是統銷。統銷指的是中石油下屬各大生產企業按照銷售大區對市場的需求計劃，統一安排產品生產，并對所生產產品按計劃配置給各銷售單位，銷售單位在各自區域內實施銷售。這種方式強調了計劃的嚴肅性，同時強化了整體協調。

統銷是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企業惡劣的競爭環境為統銷提高了良好的契機,B.中石化

中石化的企業則有所不同,一般為自銷。自銷是指下屬各生產企業根據各自對巿場情況的研究判斷，自主安排生產，并對產品自主銷售。

自銷有利于滿足成品油消費者的多方面的需求和需要,并對消費者提供良好的服務,節約了銷售費用,對企業和消費者都很有利,更靈活的掌握市場.兩者都有其明顯的優缺點，中石油的“統購統銷”的計劃配置,對于成品油市場缺乏了解,需求計劃并不完善,對市場缺乏變通。

而中石化的自銷模式,在全國巨大的成品油市場上,在銷售工作上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上大大增加,很可能滿足不了廣大的成品油市場需求

2.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產品營銷策略

A.中石油

中石油的產品策略中石油具有較完善的零售終端銷售網絡。中石油公司現有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北、東北等18個專業銷售公司和1個專業油品海運公司，擁有加油站17215座,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現有華北、華東、中南、西南、東北、西北、川渝等39個分公司，擁有加油站30063座.而且具有很高的品牌聞名度。

中石油在中國消費者心目中已經具有必然的地位和良好的形象,但是，中石油企業在營銷上存在明顯劣勢。現代物流意識不足，物流人才缺乏。運輸成本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大，倉儲設施布局不合理。信息化程度低，零售的終端加油站主動化管理程度低，人工成本高。這些因素制約了中石油的進一步發展

B.中石化

中石化的主要產品市場基本位于中國南方地區，而中國南方地區因為經濟現代化程度較高，對成品油的需求和消費較高，是主要的消費市場，而且中石化在中國南方地區的擁有完善的銷售網點，基本控制60%的地區銷售份額，且基于南方高度發達的優勢，油品質量較好，煉油基地規模較中石油有提高，企業品牌價值較優，零售網絡分布更為合理

但中國南方地區由于經濟化程度高，市場較為開放，在成品油的市場競爭較為激烈，收到外國企業的沖擊。而且南方零售網店人工成本較高，管理難度較大。在中國北方的基礎較中石油非常薄弱，零售網絡發展期較短，只能在局部發展規模。

分析

由于兩大集團銷售企業都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國家專業公司，加上兩大集團自然形成的“南北區劃”，雙方都比較善于賣方市場下的經營，不善于多方參與、買方市場下的經營。因此，在競爭中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敵手，缺乏合作，競爭的觀念和方法絕對化和情感化，缺乏靈活性和長遠眼光。現代企業競爭觀念認為，任何經濟集團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它受時間和條件的制約，競爭與合作的選擇最終取決于雙方是否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大的市場和更大的經濟利益。企業不應單純追求市場份額，而應著眼于利潤份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競合策略已越來越多地運用到企業經營中，表現為一個國家的同行業間區域合作.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了我國石油、石化成品油銷售企業同外資石油公司的差距和面臨的競爭態勢，這些差距都是今后影響銷售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后銷售企業需要進行改革的主要方面。我們在看到差距的同時也應看到自身的優勢，那就是中石油、中石化銷售企業有經過幾十年

積累形成的、基本保持完整的銷售網絡，我們各地的成品油銷售企業與當地的管理部門及許多傳統的用油大戶保有良好關系等這些“人和”優勢。中國石油市場還有“地利”，中國市場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遠遠大于外國市場。在我國不同地區之間、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城鄉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也就是說外國公司需要面對更復雜的競爭環境，市場將被細分為多個區塊，善于市場定位的外國公司首先只會優先考慮利潤較大的地區市場，如沿海和部分內地大城市。而在物流管理上，從兩大企業集團是油庫、車隊到加油站整個供應鏈的單一的所有者，沒有分割的利益，容易實施整體油品配送。

3.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營銷渠道策略

自從中國對外開放,市場逐漸放開，成品油銷售市場逐漸深入化，激烈化。各種非國企的加油站逐漸增多，由于它們貼近市場和消費者，對消費者需求能夠作出迅速反應，而批發業務由于屬于中間環節，真正的消費者信息、需求，批發業務并不能真正的接觸到，從而使得信息失真，并不能準確把握市場情況。

此外，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汽車的總量的迅猛增加，成品油零售量比重日益增加，已經超過了成品油批發量，以江西省為例，1989年 成品油批發量占總量的90%多，1996年，成品油批發量占總量的60%。2001年為36%，在這種情況下，中石油、中石化兩大企業集團銷售工作重心和銷售渠道建設重點轉移到了零售業務上來。

A． 中石油

中石油經過幾年的發展，到2010年底目前擁有22350座加油站（自有自營6683座，與第三方合資5600座，特許經營5067座），其中東北、西北區內擁有9000座，華東、華北、西南轄區外擁有4000座，成品油年零售量超過1500萬噸.B.中石化

中國石化主要市場潛力很大，成品油的銷售在主要市場占據絕對優勢，在轄區外市場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上升迅猛。2004年的統計結果，中國石化主要市場消費量占全國消費量的比例在72%左右，經營量占全國消費量的比例在60.23%左右，占中國石化主要市場消費量的比例在83.65%左右；成品油零售量占中國石化主要市場零售消費量的70%左右，與2003年同比增長1個百分點。2004年成品油國內總經銷量達到9459萬噸，同比增長24.59%，其中零售量同比增長37.07%。根據2005年前三個季度情況，預計2005年全年國內成品油銷售量將達到1.02億噸，其中零售量5750萬噸，直銷量2250萬噸。加油站效率不斷提高，2004年年均單站加油量突破2000噸/站，同比增長18.8%。成品油零售、直銷量占中石化國內總經銷量的77.07%，同比增加5.67個百分點。2004年中石化下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根據市場需求，合理安排出口，全年成品油出口351.56萬噸。

2004年，油品銷售事業部經營收益人民幣147億元，比2003年增長23.2%1。

分析

而由于兩大企業集團在國外跨國石油公司未進來之前，再加上國家對石油這類支柱產業的保護，使其有實力和機會進行零售領域擴張，斥巨資采取收購、聯營、新建、劃轉加油站等多種方式快速搶占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和覆蓋面，增強零售實力

目前國內成品油零售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只相當于國內其他商品零售業9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之下，國外成品油銷售行業已廣泛采用了連鎖經營、配送制等現代化的流通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成品油零售和配送采用了專業化、標準化的分工和信息化、集約化、規模化的經營管理，流通環節減少，流通費用大大降低。在管理上，對比國外石油銷售企業，中石油,中石化成品油銷售企業還存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6.總結

作為中國國內最大的兩大成品油銷售商——中石油,中石化，依靠多年經營成品油的實踐和探索，在其轄區內市場建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成品油營銷渠道網絡，在中國國內受到政府保護,這是其在面對國外石油公司強有力競爭時的最所在。

但在營銷策略中還存在很多不夠成熟的地方,中國成品油的營銷渠道，較之國外石油公司在渠道布局、管理方面還有比較大的差距。所以中國成品油市場要想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成品油銷售市場上站穩腳跟，保住行業領頭羊的地位，對其營銷策略進行改良、布局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創新就勢在必行。

綜上所述，面對新的形勢，要使中國成品油企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著力于推進成品油產品策略的現代化，健全產、供、銷一體化的成品油渠道終端、物流配送體系及連鎖經營模式，建立一個現代的營銷體系，以應對國內外成品油銷售商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