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蘇州園林的文脈

蘇州園林的文脈

地處美麗富饒的長江金三角的蘇州,杏花春雨,田土膏腴,人口富稠,得天獨厚。春秋時期吳王就鑿池為苑,開舟游式苑囿之漸,但越王句踐一把火燒掉了姑蘇臺,只剩下舊苑荒臺供后人憑吊,蘇州的“王氣”似乎也隨著姑蘇臺一起化為了歷史,蘇州漸漸遠離了政治中心。晉永嘉以后,衣冠避難,多萃江左,文藝儒術,彬彬為盛,蘇州又漸漸成為溫雅富貴的人間天堂。誕生于東晉的蘇州私家文人園林,在“大吳勝壤”的滋育下,邁著蹣跚的步履,經歷了數千年的跋涉,走到了輝煌的巔峰,成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1997年,蘇州古典園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蘇州園林乃文人園,是“士”文化的藝術載體。士即知識階層,出現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代表士的原型①。當士以其獨特面貌出現于其他社會群體面前時,即萌發(fā)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風節(jié)操守意識和“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士志于道”,未被異化的士恪守士道,道不同則不相為謀,他們汲汲追求人格的完成與完美。但專制王權和士道之間的沖突時時發(fā)生,士道難伸,志難展,精神上的苦悶引起了對自由王國的向往。早在《論語》中就出現了“避世之士”、“逸民”、“隱者”等,他們或因看不慣劇烈的社會變革而隱,或為清高自守、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而隱,或隱居以干祿。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的趨向常常關系到國家的成敗,所以當時士君關系比較平等,可以不從征召,不應聘命,也完全有權利擇主而事,而不是依附于某一個君主,因而具有較為獨立的人格以及優(yōu)越的社會地位。

蘇州私家園林與中國的山水詩、山水畫同時誕生于血與火交織的魏晉時期。那是一個既重哲理,又執(zhí)著于審美情感藝術實踐的時代,是人的意識、人的本質力量覺醒的時代。人們深情于人生,常常在尋求人的精神的永恒與肉體的永恒,甚至將自然之理置于皇權之上,強化了人與客觀自然的聯系。在這種隱逸文化的精神氣候下,士人嘯傲行吟于山際澤畔,體會自然真諦,講究藝術的人生和人生的藝術,詩、書、畫、樂、飲食、服飾、居室和園林,融入到人們的生活領域,普遍追求“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②的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于是,士人的山水園林,作為士人表達自己體玄識遠、高寄襟懷的精神產品,如雨后春筍,綻芽破土。士人在園林中,既可享受山水之樂,又能免跋涉之勞,并在營造第二自然中得到藝術的樂趣。

南方吳姓士族受僑居大姓的控制,在東晉政權中不占主導地位,但其代表家族如吳郡的顧、陸、朱、張也分得了一杯羹。據《抱樸子》記載,蘇州顧、陸、朱、張四大姓的莊園,都是“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顧氏為四大家之一,辟疆官郡功曹、平北參軍,性高潔。顧辟疆園,當時號稱“吳中第一私園”,以美竹聞名,文徵明《顧榮夫園池》用“水竹人推顧辟疆”稱美,也有“怪石紛相向”③。辟疆園已經屬于家宅中的園林了。與之齊名的是劉宋時名士戴禺而的宅園。戴禺頁的父親戴逵,出身士族,然終身不仕,而且傲視權勢之人,《晉書》將其列為“隱逸”。戴逵是當時著名的畫家、雕塑家,善鑄佛像及雕刻,曾積思三年,刻高六丈的無量壽木像。他的兒子戴勃和戴禺頁都在當時有高名,他們繼承了乃父的道德和藝術,山水畫虛靈、疏淡,更是著名的雕塑家。戴禺頁“巧思通神”,早年隨父親客居浙江剡縣,兄死后,卜居蘇州齊門內,據《吳郡圖經續(xù)記》載:“士共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眾論以此多之。”

亂世中有條件肥遁于莊園、閑居南村者,“其中由于總藏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復雜的狀態(tài)中。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zhí)著人生,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④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古典園林藝術從自然山水園向寫意山水園過渡。盛唐吳畫家張擅寫山水泉石,高低秀麗,咫尺重深。他在所著《繪境》書中提出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藝術創(chuàng)作理論,“外師造化”即獲得自然之道,“心源”則借用佛經《菩提心論》中用語,指不為妄心所擾的虛靜心態(tài)。意思是說,只有對大自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觀察、體驗,才能領悟自然的本性和真諦,才能有創(chuàng)造的源泉;但必須將領悟到的自然造化,通過內心的融會貫通,提煉升華,用創(chuàng)造性的想像,構思出有意境的形象,使其具有審美價值,所以,“中得心源”是關鍵。強調了將外在于心的“道”,內化為眾生之“心”,運用到藝術上,則強調了“心悟”、“頓悟”等心理體驗,藝術成為一種自娛的產物、尋求內心解脫的一種方式。

宋文人在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的理學的影響下,認為“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天地同流,”⑤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所稱:“林泉之志,煙霞之侶”、“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氵晃漾奪目,此豈不快意實獲我心哉”。寂寂渡口,疏疏人行,蕭條古寺,松林佛塔,都那么安寧平靜,人與自然是那么娛悅親切,“山居之意裕如也”,士大夫追求儒雅,厭棄“金玉錦繡”、錯彩鏤金,嗜尚“蔬筍氣”、山林氣,欣賞出水芙蓉,雅淡神逸,鄙視粗俗的聲色狗馬、朝歌暮嬉的感官享受,熱衷于園林雅賞、書齋雅玩,這樣,宋代的士大夫文人構筑起宇宙間最美好、最精雅的境界,雖丈室容膝,卻可六合神游。詩畫滲融的寫意式山水園林走上了精雅一途。蘇州是宋代文學的中心之一,文人以詩畫入園,私家文人園有50多處,園林中一丘一壑自風流,一草一木皆有情。其中大多屬于“歸來”主題:蔣堂的隱圃、葉清臣的小隱堂、程致道的蝸廬、胡元質的招隱堂、范成大的石湖別墅、史正志的漁隱……朱長文有別業(yè)“樂圃”,他自己撰文闡釋道,他“樂”的是春秋隱士長沮、桀溺的田耕之樂,商山四皓采芝隱逸之樂,嚴子陵、鄭弘漁樵之樂,陶淵明、白居易隱居之樂。他在邃經堂中講論六藝,在“琴臺”彈琴、墨池亭揮毫,“釣渚”垂釣,徜徉于鶴室、蒙齋、見山岡、華嚴庵、草堂、西丘、筆溪、招隱、幽興等景點,看花賞月。園內樹木眾多,“高或參云,大可合抱”,并且姿態(tài)各異;花卉藥草,名類繁多。蘇舜欽在北宋激烈的黨爭中無罪遭貶,遂將滿腔政治憤懣寫入了“滄浪亭”三字題詠中,他既有如屈原般忠而被謗、無罪被黜的遭遇,自然對漁父之歌產生了思想共鳴,他也要“瀟灑太湖岸”,扁舟急槳,“撇浪載艫還”,做一名漁夫,“跡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

自此以后,隱逸文化精神成為蘇州園林的主旋律。

經過宋元易代的蘇州士人,信守著夷夏防線,又失去了傳統(tǒng)“學而優(yōu)則仕”進身之路,思想苦悶,民族情緒終元之始,沒有稍減。士人中假客于江皋,纓情于好爵者有之,厭惡世事、避身遠禍者有之,隱逸林泉,高蹈全志者有之,既然是興亡千古繁華夢,那就去做酒中仙、林間友、塵外客,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去享受松花釀的酒,春水煎的茶。

元末的蘇州,在統(tǒng)治者“以功誘天下”政策的激勵下,成為重要的商業(yè)貿易中心:“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舶。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⑥馬可波羅驚嘆蘇州“漂亮得驚人”。文人士大夫受商業(yè)文化的浸染,已經不再像許由、莊周、陶淵明那樣,去隱居山林、田園,而是依附于城市,流漣于市井,輾轉城鎮(zhèn),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得從文酒之樂”為幸事。詩人楊維楨詩曰:“貧賤易屈,貴富易淫。故大隱在關市,不在壑與林。”⑦追求不受利祿束縛的純真之心、逍遙之身,“隱丘復事王侯”及時行樂和辭官退隱,譏陶、漢之邵平“占清高總是虛名”。時江淮、杭州畔烽煙四起,富貴而淳厚的蘇州,就成為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首選之地,且元末在吳地稱王的張士誠及其重臣,“頗以仁厚有稱于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于是,姑蘇、昆山、華亭等林藪之美,池臺之勝,遠近聞名。江南小城鎮(zhèn)吸引了大批士

人,促使小城鎮(zhèn)文化的興盛和城鎮(zhèn)士人園的發(fā)展。⑧

明初,朱元璋以各種方式屠殺、摧殘吳中文人,吳中文人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吳中四杰”、“北郭十才子”等幾乎都無善終,士人朝不保夕,出處皆危。“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至抄答刂”,⑨“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士,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君臣關系成為主奴,士大夫動輒受杖刑而死,文徵明于嘉靖三年(1524)在北京任待詔時,寫給其岳父的信中說,為了是否應該在皇太后的尊號上更改幾個字,竟“杖死者十六人……充軍者十一人……為民者四人”。殘酷的現實,使士人驚悚、抑郁、彷徨、苦悶,逐漸泯滅了建功立業(yè)的理想,崩潰了政治自信心,卻在心靈深處日益確立起以自然、適意、清凈、淡泊為特征的人生哲學與生活情趣,以企求內心得到平衡。隱逸文化心態(tài),成為地域性的文化精神。無論是歸隱下野者還是官至宰相者,都將“治園亭,雜蒔花木”作為一項高雅的文化建設活動。吳寬“朝執(zhí)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jié)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⑩與東晉名士風度毫無二致。至于絕意仕途、適情任性的蘇州文人則出現得更多。他們“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11],放達孤傲,不隨時俗,給個人的心靈空間注入拓張、馳騁的活力。這種隱逸文化心態(tài),自明至清,穩(wěn)定地成為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吳地文人大多為詩書畫全才型的人物,對生活和藝術有著獨特的追求,善于將內心構建的超世出塵的精神綠洲、精心外化為“適志”、“自得”的生活空間的能力,于是,這一方方小園,成為一篇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官至內閣重臣的王鏊,“以志不得行歸里”[12],在蘇州東山陸巷村筑園,林泉之心愿始得滿足,欣然以“真適”名園。園中全以湖光山色、風月禽鳥、稻蔬花木成景。詩曰:“家住東山歸去來,十年波浪與塵埃”,“黃扉紫閣辭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鄰”[13],自此過著“十年林下無羈絆,吳山吳水飽探玩……清泉一脈甘且寒,肝肺塵埃得湔浣”[14]的生活。

主中吳風雅之盟者30余年的文徵明,54歲時曾授職翰林院待詔,他目睹了官場的兇險和黑暗,十分直白地說:“誰令拋卻幽居樂,掉鞅來穿虎豹鞋。”旋即辭職,57歲時獲準南歸蘇州,寫了一首《還家志喜》:“綠樹成奶徑有苔,園廬無恙客歸來。清朝自是容疏懶,明主何嘗并不才。林壑豈無投老地,煙霞常護讀書臺。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不啻一首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他自構玉磬山房,以翰墨自娛,也在父親的停云館內會友論文。

明太仆寺卿徐泰時,因“慷慨任事,直往不疑”,對工部尚書的奏章也“指摘可否”,還“筆削之”,得罪了上司,遭彈劾歸吳,“一切不問戶外,益治園圃”,筑東西兩園(東園即今留園前身),與好友袁宏道、江盈科等“置酒高會”。

布衣終身的沈周,以書詩畫傳家,在相城西宅構園“有竹居”,作為讀書論文、會客的地方,他在《廬山高圖》詩跋中寫道:“英名利祿云過眼,上不作書自薦,下不與公相通。”孤高絕俗。因科場案受牽連遭牢獄之禍的蘇州才子唐寅,徹悟了人生,“此生已謝功名念,清夢應無到古槐”,筑圃桃花塢,自號六如居士,名園為桃花庵,日飲其中。“但愿老死花酒間,不愿鞠躬車馬前。閑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拙政園主王獻臣為弘治進士,遷為御史,因彈劾失職武官,被東廠(明特務機構)所誣而被降職、貶謫,正德四年(1509)失意回鄉(xiāng)。自比西晉潘岳,“余自筮仕抵今,馀四十年,同時之人或起家至八坐,登三事,而吾僅以一郡亻卒老退林下,其為政殆有拙于岳者,園所以識也。”[15]

明末文徵明曾孫文震孟為天啟狀元,官至副宰相。他為人剛方正直,是復社人員,因反對閹黨專權,曾先后觸逆了天啟、崇禎的三位權臣,連遭廷杖、貶職、調外以至削職為民等處罰。他筑藥圃(即今藝圃),以《楚辭》香草名園,以示潔身自好。其弟文震亨構私園徑名香草王宅,結構殊絕,時被譽為“塵市中少有的名勝”。他們的書畫格韻兼勝,咸有家風。

清代文人基本沿襲著蘇州園林的隱逸文脈,繼續(xù)高吟田園詩,重譜《漁歌子》。他們一蓑煙雨任平生,愿意當漁父,如網師園,網師就是漁翁,在中國文化中的漁翁,早就是隱棲江湖的高士的標志了。愿意在城市一彎夫婦耦耕桃花源(耦園)。他們像陶淵明一樣淡泊,樂天知命,審容膝而易安。“卷石與勺水,聊復供流連”(曲園),壺園、殘粒園、一枝園、半枝園、纟見園、半園等

都表示了知足的心跡。

閑靜軒窗靖節(jié)詩,蕭疏樹石云林畫,這就是蘇州文人園的神采。優(yōu)游徜佯園中,你會感受到古代文人搏動的心跳,聆聽到他們的感慨隱憂。

今日蘇州,又出現了“當代版”私家園林[16],如畫家葉放筑南石皮記庭園,蔡廷輝筑翠園、醉石山莊,陸德明筑悅湖園。誠然,人們不再需要到傳統(tǒng)文化提供的人生模式中去找尋精神退路,而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自我調正,精神世界的新的攀升。

注釋:

①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引言》,第6頁。

②孫綽:《遂初賦敘》,見《世說新語》注引,第140頁。

③龔明之:《中吳紀聞》卷1引唐陸羽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李澤厚:《美的歷程》,第102頁。

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6,四庫全書本。

⑥黃時鑒:《元朝史語言》,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頁。

⑦楊維禎:《鐵崖古樂府》卷6,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⑧參孫小力:《元末東吳一帶文人的隱居》,復旦大學出版社《中西文化新認識》1988年版,第142～149頁。

⑨《明會要·刑法一·律令》。

⑩王鏊:《吳寬神道碑》。

[11]高啟:《青丘子歌》。

[12]《明史》卷181《王鏊傳》。

[13]王鏊:《己巳五月東歸三首》之二。

[14]王鏊:《游穹隆山》。

[15]文徵明:《王氏拙政園記》引。

[16]見拙文《蘇州園林的“當代版”及其文化意蘊》,《光明日報》2002年4月20日。(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第二篇：《中國文脈》讀后感

《中國文脈》讀后感

《中國文脈》讀后感1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會，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文化，而文化，則是依靠文字為載體，傳遞獨立人格的思想內涵，觀念主張，它在一代又一代歲月的風化中日臻完善，嬗變?yōu)橐粋€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

先秦的諸子百家，大眾的儒家思想，端午清明的節(jié)日風俗……是我們的精神文化；琴棋書畫，筆墨紙硯，文學作品……是我們的物質文化，二者都是我們這個民族萬千人民的智慧結晶。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想的巨人以文字點燃文化的火炬，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科學民主思想代替封建迷信，但并不止步于此，正如余秋雨所說：這種轉化更有一種接近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展望建國xx周年的今天，各種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我們接納優(yōu)秀的外國文化，理解不同的文化差異，包容各自民族的個性，但不管怎么說，我們都離不開傳統(tǒng)文化，因為只有她，才賜予我們第二重血與肉，才讓我們在濃濃歷史迷霧里找到屬于自己的心靈歸屬。

在歷史的觀照下，我們尋找現實生活的脈絡和意義，如同久旱逢甘霖，我們遇見文字，如饑似渴寫下內心孤獨與沉思的獨白，大膽而羞怯的表達我們的愛情與希望，耳邊廝磨迷茫與猶豫不決。似野草，春風吹又生，似煙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似，卻又不是，然而記錄文字，就是塑造我們自己。

希望你的文字里，有余光中“聽聽那冷雨”的鮮活匠氣，有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冷峻深邃的思想，更有春秋《詩經》“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的熱烈敦厚……

站在歷史的雄偉長城上，看國破家亡，兵荒馬亂之中，中華文化霎時可能隕滅，但在一批批忠貞文化志士的保護下，一息尚存。因為堅定，因為執(zhí)著，他們使傳統(tǒng)文化歷久彌新，而現在，處于新世紀，新未來的我們，作為千千萬萬大學生的我們，難道不應該在心底保存對傳統(tǒng)文化的虔誠信念，為她，更好的雕琢自己，為她，更好的取精去粕，為她，更是為我們泱泱大國——中國。

文化相傳的過程，是我們民族精神靈魂的解閃耀與解放。行走在文化絲綢之路，愿每一個文字，每一篇文章，每一個世界都能使你心靈更加豐滿充盈，擁有自己的理解與感悟，開啟心智，涌現你獨一無二的魅力，展現當代大學生的豐神俊貌！

《中國文脈》讀后感2

文化潛流在歷史的山巒間時隱時現，黛色的群峰構筑了溪流的生命格局，而淙淙清流涌動著山澗的動人風景。中華大地寬廣綿長的時間和空間，與華夏文明絕無僅有的繁盛迷離，相聲相長，纏繞綿延，勾勒出中國文脈清晰繁復的脈絡。余秋雨如同深山的老者，他輕輕撥開林間的霧嵐，將這山水之間的紛繁往事娓娓道來，帶我們聆聽這世界上偉大文明強勁有力的心聲。

就像一切原始神秘的東西總能引發(fā)無數欣喜與悸動一樣，余秋雨從千萬年前的先民，從黃帝炎帝女媧夸父落筆，這些流傳甚久動人心儀的傳說，以其風塵仆仆的歷史感和不可思議的姿態(tài)，鐫刻在每個牙牙學語孩子的夢鄉(xiāng)，每個甚至目不識丁的中國人的'心頭。正如書中所述：“等級，是文脈的生命。”“世間之禮，天地之敬”的文化信仰與崇拜是浩蕩中華文明的奠基，而傳說時代略顯虛妄不實的古老故事則是華夏文明最初意識形態(tài)的曲折呈現。那些之所以能夠歷經歲月更迭仍不朽地存在于歷代人民心中的，是因為這神話中包含著一種屬于集體心理的真實。余秋雨這樣闡釋神話的“原型”價值：“這就像晚霞給人的凄艷感受，修竹給人的風雅印象，長年累月也成了一種真實，甚至比它們在天象學和植物學上的真實更有意義。”

中國古代的神話，無論是宏偉創(chuàng)世開天辟地，亦或悲壯犧牲填海奔月，都潛匿著一種美學的生命氣息，有著天人合一的壯闊和悲情柔美的鴻蒙。從這不確定的源頭起，這最蒼老又最不會衰老的詩意，已經植入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繼而，從《詩經》的稻麥聲和蟲鳥聲起，屈原凄楚高貴、孤傲憫人的行吟，司馬遷錯落有致的樸素筆觸，魏晉四方奔溢、氣貌繁盛的文化格局，唐宋哀感頑艷字字珠璣......華夏文明流光溢彩奔騰不息。中國人總愿意回顧歷史，而文化潛流一直被朝朝代代的中國人的記憶定格，因而我們仍可觸及那些來路上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jié)制的譴責和愉悅”，這是文化的繁盛恩賜。

最令人動容的是余秋雨寫李白、杜甫、王維的那一章。唐朝詩壇是不好落筆評述的，因為它的盛世繁華，也因為歷代文人對它繁冗無盡的評說。對于這個人人都能輕易誦出“羌笛孤城”、“空山新雨”的民族來說，唐詩開啟了個人生命最初的美學的認知，它喚醒的是內心，是山河，是文化傳代和生存本性，因而也是華夏文明不可逾越的篇章。

《中國文脈》讀后感3

《中國文脈》這本書是作家余秋雨在20xx年寫的，在這本書中，余秋雨先生完整地梳理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

作者從中華文明的起源講起，歷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偉大的詩人和瑰麗的文學作品。

首先，在先秦諸子中，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莊子、孟子；第二等級：老子、孔子；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

魏晉文脈分為三段，第一段寫的是曹操，寫了很多他的詩句，例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他用干凈樸素凝煉的筆墨以開闊的氣勢書寫著人生。第二段寫的是阮籍和嵇康兩人，他們可以稱得上“魏晉名士”了。第三段寫的是陶淵明，他以詩句展示出了最鮮明的文學主張，創(chuàng)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識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唐代文化中詩是最繁榮，唐代詩人的前四名，當屬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唐代的文章，寫的好的當屬韓愈和柳宗元。宋代文脈寫的是蘇東坡，他對詩、詞、書法、音樂等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排在他后面是是辛棄疾、陸游和李清照。元代出現了戲劇的，關漢卿、王實甫的出現，讓中國可以立即在戲劇上與其他文明并肩而“毫無愧色”。

而古往今來的人們大多壯志未酬，例如：南山腳下悠然采菊的陶淵明，數百年后才被人記起；聊發(fā)少年狂的蘇東坡，多次被貶謫；萬里覓封侯的陸游，至死也未見九州統(tǒng)一；八千里征途，三十年征戰(zhàn)的岳飛，終究不抵流言蜚語；不畏漢武，嚴謹記實，受奇恥大辱后仍不停筆寫《史記》的司馬遷，人情失恰，不知所蹤。

綜觀余秋雨先生在本書所寫的文人志士，大多壯志未酬，空留遺憾！但是正是這幫豪情高漲，充滿斗志卻顯無奈，似是不懂風情的文人志士，傳承發(fā)展了中華文化，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們那種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生死與度外，不失氣節(jié)大義的氣概，是我等學習的楷模！

在這本書中我感受到了，文字的傳承，文化的傳承，生命的傳承，生生地擔起了中國的文脈。文字是中華民族的根源，中國文脈的基礎，深深根植在每個中國人內心的中國之魂。作者：張錦鵬

《中國文脈》讀后感4

近期，好友推薦我有空看一下，余秋雨先生系列書籍。其正在閱讀《中國文脈》一書，故亦從此書讀開去，以窺端倪。自上周從淘寶天貓購得《中國文脈》一書，即閱之。

深深被余先生文筆吸引，第一次看到有人以人為脈，以史為鑒，融會貫通將史上孤立的人物，孤立的事件，通過文化的啟承轉接發(fā)展串聯在一起。使每一個歷史人物，宛如昨天，就在眼前，是那么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個性實足，仿佛隔空在與歷史人物對話，仿佛余先生穿越到40前的古國，一步一步沿著每個朝代，一路一風景，詳細記下了沿途所見所思。真實所見的就如實記敘，道聽途說的，難以見證的，多方求證，力求真實。史上沒有結果的，想象無窮而符邏輯。

其將文人、政治家等，置身于當時當刻來分析，顯其質，傳其神。將歷史人物以史學家般的研究并給予文學家的獨到見解，讓枯燥的歷史人物生動而易讀易懂。

復原人物情感，凸顯歷史地位，摘其一二感受如下：禹傳位于子，結束了禪讓選賢，開創(chuàng)了世襲制，實是無奈防爭斗；老子之學乃吾友，道法自然，沁人心脾。孔子之學乃吾師，深深教誨，發(fā)自肺腑。兩者秋水共長天一色，相映趣；一身俠氣，四海為家，充滿理想，自視過高而缺乏判斷力和執(zhí)行力的李白，時時想報效朝廷，卻輸得一敗涂地；南山腳下，悠然采菊，怡然自得的陶淵明，數百年后才被人記起；聊發(fā)少年狂，欲要射天狼的蘇東坡，多次被貶謫，等不到馮唐持節(jié)云中；當年萬里覓封侯，卻身老滄州的陸游，至死也未見九州同；本想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辛棄疾，可憐白發(fā)生；八千里征途，三十年征戰(zhàn)，而怒發(fā)沖冠，欲雪靖康恥的岳飛，終究不抵流言，空悲切；不畏漢武，嚴謹記實，受奇恥大辱后仍不停筆寫《史記》的司馬遷，人情失恰，不知所蹤；死而后已，鞠躬盡瘁的諸葛亮，終究敵不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曹操。前者忠心耿耿，留下《出師表》受人敬仰，后者雄才偉略，成就一代文豪；墨子兼愛非攻過于理想而不宜推行，孔子仁愛人本現實而易行；持《離騷》，問九天的屈原，一路在問卻無人回答，曲高和寡，郁郁寡歡，投江而去！

綜觀余秋雨先生在本書所寫的文人志士，大多壯志未酬，空留遺憾！但是正是這幫豪情高漲，充滿斗志卻顯無奈，似是不懂風情的文人志士，傳承發(fā)展了中華文化，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們那種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生死與度外，不失氣節(jié)大義的氣概，是我等學習的楷模！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中國文脈》讀后感5

我讀了余秋雨先生的《中國文脈》。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作者開篇第一句即指出“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fā)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劉和審美潛流。” 談到文化，勢必是一個極為博大深遠的話題。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源，是我們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歷經千余載歲月的滌蕩，我們獲得了不計其數的文化瑰寶。面對如此之繁華盛景，一個中國人，若是對自己的文化淵源一無所知，甚至鄙薄，顯然是極端可怕的。這不禁讓我們意識到，品鑒和把握先祖賦予我們的財富，并將其不斷延續(xù)，推向高峰，是每一個炎黃子孫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古往今來，文化洪流奔涌不息，其之大，浩浩蕩蕩，其之深，難尋其底，其之絢麗多姿，琳瑯滿目。正如我上文所說，把握和品鑒其精髓是關鍵所在。而文學的發(fā)展變遷正是華夏文化延續(xù)變化的一條清晰而又重要的主線，它的活力充分展現了我國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璀璨的精華。因此，抓住這條主線，有助于我們更準確，更深刻地領悟文化的神韻精髓。

然而我驚喜的發(fā)現，點明主題之后，《中國文脈》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原點，從《詩經》講起，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統(tǒng)一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展現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既是文學的發(fā)展，亦是歷史的變遷，生動地為我解讀了中國文化的演化過程。

縱觀全書，開始的兩個篇目，《中國文脈》和《筆墨歷史》是總體綱領，它們酣暢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以及作為文脈載體的中國書法史，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分別以個體進行精細論述，使全書更加豐滿充實大浪淘沙，歷史沉浮，那一條貫穿中國文化的文脈正逢抉擇的關鍵。我們面對著繼承與發(fā)揚的機遇與挑戰(zhàn)，余先生的作品點明了社會的現狀與背景的潮流。經典不可復制，此話擲地有聲，既承認了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guī)律，同時也提出，應當敬畏經典，保護經典。

讀《海迪姐姐的故事》有感讀《莫泊桑文集》有感中國文脈讀后感書評

《中國文脈》讀后感6

余秋雨評價唐朝詩壇：“一群男子，一路辛苦，成了民族邁向美的天域的里程碑。他們，都是中國文脈的高貴主宰。”唐朝時中華民族最大的驕傲，那心境平和，氣韻高華的大唐文明成就了這個民族的氣質與高貴，使從此以往的中國人血液里都流淌著一種剝離不去的詩情畫意，或孤傲，或華貴，或清冽天真，卻也都彌足珍貴。

我們很欣喜地發(fā)現詩人這一特殊群體以其特有的敏感記錄著歷史不一樣的審美格式。李白筆下對山水性靈的驚訝，他如不系之舟，奔忙追趕著充滿陌生的美好，他自由舒展的靈魂，構筑了中華文明中最飄逸最性情的成分，也充溢著令人向往的盛唐氣象，這樣的浩蕩，山川共仰。杜甫的生命卻交織在苦難與飄零的漩渦中，而他最動人的博愛憫人也恰如其分地從這荒澤泥沼中綿綿不絕地滋生出來，面對風雨飄搖的凄楚與不堪，他報以眼淚、悲憫和隨之即來的筆墨，他綿亙著荒亂時代為數不多的善良與大美。王維則沾染著略顯貴族的安靜的詩意，像余秋雨所說“連憂傷都是浩蕩的，連曲折都是透徹的，連私情都是干爽的，連隱語都是靚麗的”，他的美，是平易卻也是深邃的。而提及他們三人，不僅因為他們的文字造詣幾乎占去唐詩的大半靈氣，而且他們的命運都經歷了相同的拐點——安史之亂。這場逼得唐玄宗落荒出逃，唐王朝元氣大損的浩劫**，險些斷送這三個稀世大詩人的生命，因而我們不得不審視一個共同命題：政脈與文脈的重疊與交錯。

余秋雨并未在書中詳述政治對文化的操縱，想來是因為在寫這些文字時正處于敏感動蕩期，他本人也因為政治問題而不得已躲入深山小屋中，才慢慢梳理起中國文脈的。但我們能清晰地感知，縱然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不能限制住文化發(fā)展的進程，就像連魏晉那樣荒謬無度的亂世也出了許多風姿超群的名士，但政治權利卻總是在其存在的狀態(tài)中凌駕于文學領域之上，因而開放自由的政治格局纏繞著的是文化的汩汩涌動的欣欣向榮，而愚昧僵硬的統(tǒng)治下文脈大多只能委屈地茍活，這樣的敏感脆弱，我想應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們仍就祈愿，在當下，能依然延續(xù)著中國文脈的生命潛流，這樣盛大的脈絡將成為民族進程的天際中最燦爛的云霓。

第三篇：中國文脈讀后感

中國文脈讀后感

中國文脈讀后感1

喜歡讀《中國文脈》，源于它的名字；堅持讀下去，因為它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了我；反復讀幾遍，得益于它博大精深的深層內涵和對文化的思考。

談到文化，勢必是一個極為博大深遠的話題。它是民族，一個國家的根源，是我們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歷經千余載歲月的滌蕩，我們獲得了不計其數的文化瑰寶。面對如此之繁華盛景，一個中國人，若是對自己的文化淵源一無所知，甚至鄙薄，顯然是極端可怕的。這不禁讓我們意識到，品鑒和把握先祖賦予我們的財富，并將其不斷延續(xù)，推向高峰，是每一個炎黃子孫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古往今來，文化洪流奔涌不息，其之大，浩浩蕩蕩，其之深，難尋其底，其之絢麗多姿，琳瑯滿目。正如我上文所說，把握和品鑒其精髓是關鍵所在。而文學的發(fā)展變遷正是華夏文化延續(xù)變化的一條清晰而又重要的主線，它的活力充分展現了我國文化肝盛的生命力和璀璨的精華。因此，抓住這條主線，有助于我們更準確，更深刻地領悟文化的神韻精髓。

于是，我仔細研讀了余秋雨先生的《中國文脈》。然而我驚喜的發(fā)現，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作者開篇第一句即指出“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fā)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劉和審美潛流。”這正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指明了我所追尋的方向，將文學的主線升華為了文脈，這正是其根源所在。

點明主題之后，《中國文脈》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原點從《詩經》講起，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統(tǒng)一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展現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既是文學的發(fā)展，亦是歷史的變遷，生動地為我解讀了中國文化的演化過程。

縱觀全書，開始的兩個篇目，《中國文脈》和《筆墨歷史》是總體綱領，它們酣暢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以及作為文脈載體的中國書法史，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分別以個體進行精細論述，使全書更加豐滿充實。作者站在研究者個人的角度，展現的是研究者個人的史觀和研究心得，并不過分強調說教，雖有爭議，但對于像我這樣非專業(yè)平民，能夠站在研究者的肩膀上，努力借助研究者的'眼睛，鳥瞰浩瀚的中國文脈，“竊取”某些硏究者的點滴研究成果已經獲益匪淺。

大浪淘沙，歷史沉浮，那一條貫穿中國文化的文脈正逢抉擇的關鍵。我們面對著繼承與發(fā)揚的機遇與挑戰(zhàn)，余先生的作品點明了社會的現狀與背景的潮流。經典不可復制，此話擲地有聲，既承認了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guī)律，同時也提出，應當敬畏經典，保護經典，如此，才能重整重組，在大力改革中創(chuàng)造與推進新的中國文脈。

中國文脈讀后感2

余秋雨先生說，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fā)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fā)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不是民間主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xù)，斷多續(xù)少；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就個人而言，不經過教育，何能自由取用？

余秋雨進一步說：“如果不分高低，只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么，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后來為民眾知道，并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yōu)秀文學基本無關。”

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今天，我們回望歷史，那些在云霧中隱約可見的山脊是什么呢？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王朝譜牒，甲骨文和金文……終于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這種香氣和聲音，將散布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

我們看到了，背靠著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著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著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無韻離騷'《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使歷史與現實相溝通，文理與形象相交融。

余先生說：“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然“得脈者難得知音”，所以，余先生只能深深一嘆，他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明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范本，這樣，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

余先生身體力行，為中國文學把脈、梳理、分類、總結，雖有不盡完美之處，但表現出來的中國精神，讓人為之感動。作者：陳曉光

中國文脈讀后感3

近期，好友推薦我有空看一下，余秋雨先生系列書籍。其正在閱讀《中國文脈》一書，故亦從此書讀開去，以窺端倪。自上周從淘寶天貓購得《中國文脈》一書，即閱之。

深深被余先生文筆吸引，第一次看到有人以人為脈，以史為鑒，融會貫通將史上孤立的人物，孤立的事件，通過文化的啟承轉接發(fā)展串聯在一起。使每一個歷史人物，宛如昨天，就在眼前，是那么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個性實足，仿佛隔空在與歷史人物對話，仿佛余先生穿越到40前的古國，一步一步沿著每個朝代，一路一風景，詳細記下了沿途所見所思。真實所見的就如實記敘，道聽途說的，難以見證的，多方求證，力求真實。史上沒有結果的，想象無窮而符邏輯。

其將文人、政治家等，置身于當時當刻來分析，顯其質，傳其神。將歷史人物以史學家般的研究并給予文學家的獨到見解，讓枯燥的歷史人物生動而易讀易懂。

復原人物情感，凸顯歷史地位，摘其一二感受如下：禹傳位于子，結束了禪讓選賢，開創(chuàng)了世襲制，實是無奈防爭斗；老子之學乃吾友，道法自然，沁人心脾。孔子之學乃吾師，深深教誨，發(fā)自肺腑。兩者秋水共長天一色，相映趣；一身俠氣，四海為家，充滿理想，自視過高而缺乏判斷力和執(zhí)行力的李白，時時想報效朝廷，卻輸得一敗涂地；南山腳下，悠然采菊，怡然自得的`陶淵明，數百年后才被人記起；聊發(fā)少年狂，欲要射天狼的蘇東坡，多次被貶謫，等不到馮唐持節(jié)云中；當年萬里覓封侯，卻身老滄州的陸游，至死也未見九州同；本想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辛棄疾，可憐白發(fā)生；八千里征途，三十年征戰(zhàn)，而怒發(fā)沖冠，欲雪靖康恥的岳飛，終究不抵流言，空悲切；不畏漢武，嚴謹記實，受奇恥大辱后仍不停筆寫《史記》的司馬遷，人情失恰，不知所蹤；死而后已，鞠躬盡瘁的諸葛亮，終究敵不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曹操。前者忠心耿耿，留下《出師表》受人敬仰，后者雄才偉略，成就一代文豪；墨子兼愛非攻過于理想而不宜推行，孔子仁愛人本現實而易行；持《離騷》，問九天的屈原，一路在問卻無人回答，曲高和寡，郁郁寡歡，投江而去！

綜觀余秋雨先生在本書所寫的文人志士，大多壯志未酬，空留遺憾！但是正是這幫豪情高漲，充滿斗志卻顯無奈，似是不懂風情的文人志士，傳承發(fā)展了中華文化，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們那種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生死與度外，不失氣節(jié)大義的氣概，是我等學習的楷模！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中國文脈讀后感4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會，有社會的地方就有文化，而文化，則是依靠文字為載體，傳遞獨立人格的思想內涵，觀念主張，它在一代又一代歲月的風化中日臻完善，嬗變?yōu)橐粋€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

先秦的諸子百家，大眾的儒家思想，端午清明的節(jié)日風俗……是我們的精神文化；琴棋書畫，筆墨紙硯，文學作品……是我們的物質文化，二者都是我們這個民族萬千人民的智慧結晶。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想的巨人以文字點燃文化的火炬，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科學民主思想代替封建迷信，但并不止步于此，正如余秋雨所說：這種轉化更有一種接近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展望建國xx周年的今天，各種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我們接納優(yōu)秀的外國文化，理解不同的文化差異，包容各自民族的個性，但不管怎么說，我們都離不開傳統(tǒng)文化，因為只有她，才賜予我們第二重血與肉，才讓我們在濃濃歷史迷霧里找到屬于自己的心靈歸屬。

在歷史的觀照下，我們尋找現實生活的脈絡和意義，如同久旱逢甘霖，我們遇見文字，如饑似渴寫下內心孤獨與沉思的獨白，大膽而羞怯的表達我們的愛情與希望，耳邊廝磨迷茫與猶豫不決。似野草，春風吹又生，似煙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似，卻又不是，然而記錄文字，就是塑造我們自己。

希望你的文字里，有余光中“聽聽那冷雨”的鮮活匠氣，有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冷峻深邃的思想，更有春秋《詩經》“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的熱烈敦厚……

站在歷史的雄偉長城上，看國破家亡，兵荒馬亂之中，中華文化霎時可能隕滅，但在一批批忠貞文化志士的.保護下，一息尚存。因為堅定，因為執(zhí)著，他們使傳統(tǒng)文化歷久彌新，而現在，處于新世紀，新未來的我們，作為千千萬萬大學生的我們，難道不應該在心底保存對傳統(tǒng)文化的虔誠信念，為她，更好的雕琢自己，為她，更好的取精去粕，為她，更是為我們泱泱大國——中國。

文化相傳的過程，是我們民族精神靈魂的解閃耀與解放。行走在文化絲綢之路，愿每一個文字，每一篇文章，每一個世界都能使你心靈更加豐滿充盈，擁有自己的理解與感悟，開啟心智，涌現你獨一無二的魅力，展現當代大學生的豐神俊貌！

中國文脈讀后感5

文化潛流在歷史的山巒間時隱時現，黛色的群峰構筑了溪流的生命格局，而淙淙清流涌動著山澗的動人風景。中華大地寬廣綿長的時間和空間，與華夏文明絕無僅有的繁盛迷離，相聲相長，纏繞綿延，勾勒出中國文脈清晰繁復的脈絡。

余秋雨如同深山的老者，他輕輕撥開林間的霧嵐，將這山水之間的紛繁往事娓娓道來，帶我們聆聽這世界上偉大文明強勁有力的心聲。

就像一切原始神秘的東西總能引發(fā)無數欣喜與悸動一樣，余秋雨從千萬年前的先民，從黃帝炎帝女媧夸父落筆，這些流傳甚久動人心儀的傳說，以其風塵仆仆的歷史感和不可思議的姿態(tài)，鐫刻在每個牙牙學語孩子的夢鄉(xiāng)，每個甚至目不識丁的中國人的心頭。正如書中所述：“等級，是文脈的生命。”“世間之禮，天地之敬”的文化信仰與崇拜是浩蕩中華文明的奠基，而傳說時代略顯虛妄不實的古老故事則是華夏文明最初意識形態(tài)的'曲折呈現。那些之所以能夠歷經歲月更迭仍不朽地存在于歷代人民心中的，是因為這神話中包含著一種屬于集體心理的真實。余秋雨這樣闡釋神話的“原型”價值：“這就像晚霞給人的凄艷感受，修竹給人的風雅印象，長年累月也成了一種真實，甚至比它們在天象學和植物學上的真實更有意義。”

中國古代的神話，無論是宏偉創(chuàng)世開天辟地，亦或悲壯犧牲填海奔月，都潛匿著一種美學的生命氣息，有著天人合一的壯闊和悲情柔美的鴻蒙。從這不確定的源頭起，這最蒼老又最不會衰老的詩意，已經植入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繼而，從《詩經》的稻麥聲和蟲鳥聲起，屈原凄楚高貴、孤傲憫人的行吟，司馬遷錯落有致的樸素筆觸，魏晉四方奔溢、氣貌繁盛的文化格局，唐宋哀感頑艷字字珠璣。華夏文明流光溢彩奔騰不息。讀后感·中國人總愿意回顧歷史，而文化潛流一直被朝朝代代的中國人的記憶定格，因而我們仍可觸及那些來路上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jié)制的譴責和愉悅”，這是文化的繁盛恩賜。

最令人動容的是余秋雨寫李白、杜甫、王維的那一章。唐朝詩壇是不好落筆評述的，因為它的盛世繁華，也因為歷代文人對它繁冗無盡的評說。對于這個人人都能輕易誦出“羌笛孤城”、“空山新雨”的民族來說，唐詩開啟了個人生命最初的美學的認知，它喚醒的是內心，是山河，是文化傳代和生存本性，因而也是華夏文明不可逾越的篇章。

第四篇：《中國文脈》讀后感

讀《中國文脈》心得

談到文化，勢必是一個極為博大深遠的話題。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源，是我們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歷經千余載歲月的滌蕩，我們獲得了不計其數的文化瑰寶。面對如此之繁華盛景，一個中國人，若是對自己的文化淵源一無所知，甚至鄙薄，顯然是極端可怕的。這不禁讓我們意識到，品鑒和把握先祖賦予我們的財富，并將其不斷延續(xù)，推向高峰，是每一個炎黃子孫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古往今來，文化洪流奔涌不息，其之大，浩浩蕩蕩，其之深，難尋其底，其之絢麗多姿，琳瑯滿目。正如我上文所說，把握和品鑒其精髓是關鍵所在。而文學的發(fā)展變遷正是華夏文化延續(xù)變化的一條清晰而又重要的主線，它的活力充分展現了我國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璀璨的精華。因此，抓住這條主線，有助于我們更準確，更深刻地領悟文化的神韻精髓。

于是，我仔細研讀了余秋雨先生的《中國文脈》。

然而我驚喜的發(fā)現，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作者開篇第一句即指出“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fā)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劉和審美潛流。”這正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指明了我所追尋的方向，將文學的主線升華為了文脈，這正是其根源所在。

點明主題之后，《中國文脈》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原點，從《詩經》講起，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再到秦漢時期的統(tǒng)一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展現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既是文學的發(fā)展，亦是歷史的變遷，生動地為我解讀了中國文化的演化過程。

縱觀全書，開始的兩個篇目，《中國文脈》和《筆墨歷史》是總體綱領，它們酣暢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以及作為文脈載體的中國書法史，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分別以個體進行精細論述，使全書更加豐滿充實。

作者站在研究者個人的角度，展現的是研究者個人的史觀和研究心得，并不過分強調說教，雖有爭議，但對于像我這樣非專業(yè)平民，能夠站在研究者的肩膀上，努力借助研究者的眼睛，鳥瞰浩瀚的中國文脈，“竊取”某些研究者的點滴 1

研究成果已經獲益匪淺。

大浪淘沙，歷史沉浮，那一條貫穿中國文化的文脈正逢抉擇的關鍵。我們面對著繼承與發(fā)揚的機遇與挑戰(zhàn)，余先生的作品點明了社會的現狀與背景的潮流。經典不可復制，此話擲地有聲，既承認了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guī)律，同時也提出，應當敬畏經典，保護經典，如此，才能重整重組，在大力改革中創(chuàng)造與推進新的中國文脈。

第五篇：《中國文脈》讀后感

《中國文脈》讀后感

余秋雨先生是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他學風嚴謹，善思求真，具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不凡氣度和才情，二十多年前他孤身一人走遍中華大地，考察并闡釋諸多被埋沒的文化遺址，《文化苦旅》等著作轟動一時；十多年前他又不辭艱辛穿越全球數萬公里，考察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在《中國文脈》一書里，他以“文脈”提綱挈領，生動解讀中國三千年文化史，讓那些隱沒的高級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綱舉目張。他以高視野、新角度和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寫作本書，目的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墻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凈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布，期待天才再臨”，期待中華文化的復興。

《中國文脈》，全文近三萬字，共計425頁，粗線條概括了中國文化（以文學為主徑的小文化）的經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藝術感覺都是超常的，表達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寫得中氣充沛、淋漓酣暢。而這種駕馭歷史、囊括文化、指點江山、評判古今的做法，沒有宏大的視野、敏銳的洞察力、鮮活的欣賞力與聰穎的表達智慧，也無法奏其功。

余秋雨先生像一位畫壇巨匠，以充沛的才情，飽蘸深情的筆墨，大氣磅礴地勾勒出漫長的中國文脈畫卷，流露對中華文學家園的滿腔撫愛和關切之情，時而工筆重彩，繪聲繪色；時而妙筆生花，汪洋恣意；時而清新點染，靈光流動……

先秦：畫卷從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的《詩經》開始，蜿蜒曲折，飽滿生動：百花齊放絢麗多姿的先秦諸子；行吟在江風草澤邊孤傲而爛漫的屈原；

漢代：忍辱負重奮筆疾書“以史立身”的司馬遷；

三國：叢林邊上的文化望族曹家父子仨人曹操、曹丕、曹植；竹林里風骨飄逸、奇譎多才的魏晉名士阮籍、嵇康；在田園中氣定神閑、流淌潔凈淡遠之氣的陶淵明；在唐詩巍峨頂峰瀟灑行走的幾男子：李白、杜甫、王維；宋代數個同時足踏在文化巔峰和政治巔峰上瘦骨嶙峋的身影：王安石、司馬光、范仲淹、蘇軾；元代定國安邦的奇才耶律楚材；在酒和山水中浸潤的怪才黃公望；明清六百年的郁悶中，一枝獨秀的曹雪芹……他們是文脈畫卷中俊俏的峰巒，余先生用詩意充沛的筆墨夾敘夾議，讓那些在漫長歷史長河中漸漸模糊的形象清朗而感人。同時，對影響文脈至深的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和公正評價，并深入剖析文脈之根——精神之脈和人格之脈，于中國文明有重大意義的佛教文化，精辟論述其生命力、影響力和獨特魅力；對玷污集體人格的負能量——小人，展開精細解剖和分類，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閱讀《中國文脈》過程中，我總是忍不住會想起明朝文學家楊慎所作《臨江仙》中的兩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的，在中國文脈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就像滾滾長江，呈現過一波又一波讓人矚目的璀璨，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終究會淘盡一些璀璨，有些璀璨也注定會成為不可復制的經典，就像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創(chuàng)作的元雜劇，讓中國文脈在元代突然超常發(fā)達，但是元代之后，風華耗盡的元雜劇，像一個衰落的英雄，完成了生命過程便轟然倒下，拒絕有人以“振興”的說法來做人工呼吸、打強心針。盡管后世怎么投入力度，也無法追趕元雜劇的依稀蹤影。對此，余秋雨評價說：“文脈，從來不是一馬平川的直線，而是由一組組拋物線組成。要想繼續(xù)往前，必須大力改革，重整重組，從另一條拋物線的起點開始。一切需要刻意“振興”的文化，都已經與文脈無關。而且，極有可能擾亂了文脈的自然進程。現在社會上經常有人忙著要把那些該由博物館保護的文化遺產折騰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且動靜很大，我就很想讓他們聽聽元雜劇轟然倒地的壯美聲響。

然而當我從“文脈”的本意在于“脈”出發(fā)，品讀完了余文以后，卻惶恐地感到，或許是我錯誤地理解了余先生對于“文脈”的定義！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脈”解釋作“文學衍生”的脈絡或脈搏，而應別有它意，否則不可能出現我上述那么多問題。于是重新審視，哦，原來問題的癥結點在于余先生強調的是“等級構成文脈”。原來他不是在文學的長河里搜尋魚群遷徙的痕跡，而是在比較哪條魚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學排名錄、富豪榜是世俗愛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區(qū)分大樹與細草，但卻與文脈無關。你完全可以在文學品相上區(qū)分等級，例如把先秦諸子分成孔子、孟子為第一等級，老子、莊子為第二等級，韓非子、墨子為第三等級，別人也可以見仁見智地作其他區(qū)分，但你卻無法把文脈分成等級。盡管你可以說文脈到了唐朝呈現得最為旺盛，因為有了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杜牧，你卻無法說唐朝文脈的第一等級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級是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是李商隱杜牧……

我認為在21世紀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任何一個學者都是狹陋的，都不可能實現知識的全覆蓋。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概括，否則會時而顯露知識的罅隙，留下硬傷。當以文學人物的“噸位”為坐標來排序時，恰恰是舍棄也就割裂了文脈。經典不可復制，此話擲地有聲，既承認了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guī)律，同時也提出，敬畏經典，對經典高山仰止，不啻是當今傳承經典、保護經典，乃至延續(xù)中國文脈應該有的一種積極態(tài)度。如此，才能重整重組，在大力改革中創(chuàng)造與推進新的中國文脈。中華文化的燦爛與輝煌，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從黃帝時的甲骨文開始，經歷悠悠幾千載，中間涌現過多少精彩的詩篇？雕鑿過多少令人驚嘆的石刻？描繪過多少美妙的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