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

來源:北京工商大學學報 作者:蔡榮生趙亞平吳克祿日期：2005年01月

基金項目:國務院扶貧辦委托研究課題——我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現狀與對策。

解決好中國貧困農民的脫貧致富問題,是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重大問題,而貧困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在于推進貧困地區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

一、中國貧困人口與貧困地區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農村尤其不發達。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目前和較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的貧困標準還只能是一個低水平的貧困標準。

中國現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標準,是1986年由國家統計局在對67萬戶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的基礎上計算得出的。經測算,1985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扶持標準為206元,此后根據物價指數變動逐年調整。到1990年這一標準相當于300元,1999年為625元。中國的貧困標準是一個能夠維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費用標準。雖然這一標準與國際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消費支出貧困標準有很大差異,但是確定扶貧標準已從基本解決溫飽向接近國際標準方向轉變。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3年底的2 900萬,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為3％左右。①

中國現有絕對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區、降水量小的地區和其他承載力有限的地區。除貧困人口越來越集中在西部地區外,中國大多數貧困人口生活在山區縣和山區鄉鎮。大量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困問題大部分發生在山區(ICI MOD 1994,MFO 1995,Han 1998,Wang 1998),而且中國的扶貧項目長期以來一直以山區為重點。

從自然條件、生態環境和社會基礎方面分析,中國貧困地區具有如下共同特征:(1)自然條件惡劣。導致中國貧困地區貧窮落后的自然因素包括氣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諸多方面。貧困地區多處于條件差的區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塊狀、片狀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區。大多數地區除自然條件外,都較為偏僻,遠離經濟中心地區,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發達地區的自然條件衡量,相當多地區都被認為是處于人類不適合生存的環境。(2)資源貧乏,基礎設施薄弱。中國貧困地區大多缺水嚴重,電力供應不足,交通不便。貧困地區多數處于偏遠山區,交通閉塞。我國最為落后的西部地區,雖然土地面積占全國的2/3以上,但鐵路里程還不到全國的1/4。(3)人口增長過快,教育、衛生等基本社會服務水平太低。中國貧困地區是人口增長速度最陜的區域。文化教育落后,衛生保健水平低。(4)財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礎投入嚴重不足。

中國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條件較差,財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嚴重不足。由于長期處于赤字狀態,貧困縣無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貧困社區的公共設施、基礎社會服務的低水平狀態,形成惡性循環。

在我國的貧困地區中,使農業生產能夠達到維持生存的水平已是一個困難的挑戰。農民在農村沒有就業機會或沒有充分就業機會。又是由如下幾個原因綜合造成的:(1)農村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大大超過就業崗位的提供速度;(2)農業產品的需求彈性較低,農業內部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十分有限;(3)土地和資源有限,所能承載的勞動力十分有限;(4)農村人口分散導致第三產業不可能很發達,農村基礎設施較差導致第二產業發展受限,這兩個方面使得農村非農就業崗位也很有限。這四個原因表明:相當一部分農民在農村內部獲得就業機會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強行擠在農村則必然是以隱蔽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存在,因此,中國貧困地區農民的出路只能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

二、中國貧困地區實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

導致農民貧困或收入水平低的兩大原因——隱蔽失業和勞動生產率低都可以歸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不暢。進行勞務輸出,從而有更多的機會在條件更好的農村就業以及在當地或外地從事非農生產,更是重要的脫貧方式。只要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渠道暢通,則農民貧困的問題就可以緩解,因為轉移出去的農民可以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入,留下來的農民囚擁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均資源也提高了收入。反之,如果轉移的渠道不暢通,則農民貧困問題必然會越來越嚴重。

1.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

農民貧困、農業滯后、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各國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初期普遍遇到的問題,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出路。“三農”問題的癥結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以致農村勞動力人均占有資源或資本過少,勞動等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太低。

由于農村人地矛盾越來越大,農產品需求空間相對有限,因而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遞減,進而“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解決“三農”問題必須主要從緩解人地矛盾以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人手。而緩解農村人地矛盾的出路從理論上看無非有三:一是增加土地;二是降低人口增長率;三是將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出去。第一個出路對那些土地已開發殆盡甚至已過度開發的國家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尤其是貧困地區土地資源缺乏;第二個出路對我國實施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過快的增長率已基本控制來說也意義有限;惟有第三個出路具有巨大的潛力。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出路。吳敬璉(2002)指出,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在各國發展初期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各國之間的區別只在于有的國家這種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商等非農產業的轉移進行得比較快和比較好,有的國家進行得比較慢和比較差,因而前者較早地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后者則長期為“三農”問題所困擾。所以,實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是各國解決“三農”問題,順利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環節②。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內容

我國現階段還是發展中國家,其顯著特征就是經濟結構是二元的,即一方面存在城市的現代工業,另一方面農村還是落后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尚未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中國家要擺脫社會生產力的落后狀態,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就要通過工業化、市場化、社會化、城市化,走出二元經濟結構狀態,形成現代經濟結構,實現現代化,其核心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第三產業。

勞動力從較低效率的產業或區域向較高效率的產業或區域轉移,特別是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內容,是各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所共有的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3.勞動力轉移是實現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增值的重要手段

錢納里等人(1986)的經驗研究發現,勞動和資本從農業向其他生產要素較高的部門轉移,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20％。③蔡日方和王德文等(2000)的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0.23％。④世界銀行(1997)估計,勞動力的部門轉移可以解釋中國16％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1978—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9.4個百分點中,勞動力轉移貢獻了1.5個百分點。另據美國經濟學家米凱.吉瑟的研究,鄉村地區教育水平提高10％,將多誘導6％～7％的農民遷出農業。⑤

舒爾茨(Sehultz,T.W,1961)分析人力資本時將勞動力轉移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式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但為貧困人口擺脫貧困開辟了門路,而且為農民的生產、生活和農村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激發了農村經濟活力。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提高農民收人、解決農村貧困的主要途徑

雖然農業對貧困人口來說仍是首要的收入來源,但現在非農就業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事實表明,工資收入對貧困家庭來說非常關鍵,因為它不但是農民現金收入越來越重要的來源,而且是彌補農民暫時歉收的一種手段。

在20世紀90年代,農民工資收入占純收入的比重基本上在20％到25％之間波動,僅僅在1990年由于農民工資收入的基數過低略顯增長。

在90年代的10年里農民工資按比例遞增,與其他收入的增長保持了相同的比率。592個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人中,勞務收入所占的比例已經達到37％。

根據1996年中國統計收入分組的數據來看,工資收人所占比重與總收入的關系比較復雜。收入最低組也就是說最貧困的農戶對工資收入的依賴程度較高。那些人均年純收入不到200元的貧困農戶,其工資收入的比重高達40％,大大超過了全國23％的平均水平。盡管上述數據不能提供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收入對貧困農戶收人的重要性的變化,但卻清楚地表明到90年代中期,工資收入已構成貧困農戶總收入的重要部分。

三、中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問題

勞務輸出是幫助這些貧困地區解決勞動力供需矛盾的一個途徑。但是,在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方面,政

府職能是有缺陷的,由此中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面臨雙重困境與壓力: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困難和阻礙,流動中的無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由于貧困本身產生的不利因素,給他們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帶來更大的阻力。中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的總體素質不高,加上沒有專業技術,他們難以接受科技知識,農業生產率難以提高,致使廣大農村大多仍停留在傳統的耕作模式上,農村勞動力退出農業生產的基礎不穩。同時,低水平的文化素質使得農村勞動力適應不了非農產業的發展要求,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比較困難,極大地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有效轉移。這是制約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因素。

2.制度因素,包括現行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妨礙著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是我國現行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雖然放寬農民進城的條件,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大中城市的戶口準入門檻依然很高。二是農民與市民在地位、身份、就業、住房、補貼、勞保、福利等社會保障方面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無法跟城市人進行公平競爭,同時給他們在吃、住、就業、加薪、孩子上學等方面也造成許多困難。這一方面使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成本加大;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在城鎮不能長期穩定地就業,致使相當部分的勞動者在城鎮若干年后又回流到農村。三是農村土地制度是實行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在聯產承包的實施中,土地基本是按人頭平均分配的,這些流人到城市的農村人口仍然要在農村占有耕地、住房,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問題不能解決,土地約束越來越嚴重,也就意味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3.農民貧窮更大程度地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許多研究者認為外出勞務主要來自于內陸省份的相對貧困的村莊和比較貧困的農戶;但一些研究表明,外出勞務主要來自于中等收入的農村和農戶。絕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最貧困的農戶外出打工存在著重重障礙。這是由于貧困農戶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外出尋找工作的本錢和必要的交通費用,同時由于貧困農戶受教育的程度低,有的甚至不識字,因此很難獲得相關的信息和機會。這就是為什么外出勞務大多來自低收入地區而不是來自這些地區最貧困的農戶的原因。貧困農戶難以獲得農業和非農業的發展所創出的新的工作機會,這是由于他們被迫要花大量時間來完成那些日常必需的但收入又低的工作。如居住在丘陵山區的貧困農戶由于地塊分散、路途遙遠、山高坡陡、耕種費時而單位面積產量低,使得他們為了生產足夠的生活必需的糧食而耗去了他們家庭成員的大部分時間。因此即使有從事非農產業就業的機會,對貧困農戶來說由于上述的種種限制而難以獲得。

4.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而由政府職業介紹部門組織安排外出的卻很少。農村勞動力流動無序狀態帶來的主要弊端是不能進行宏觀控制。大量勞動力流動的同時,必然形成初級勞動力市場,對于勞動力市場,政府同樣需要宏觀調控,但目前還缺少這一環節,即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組織與指導。

5.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服務不到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培訓,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政府的這種職能非常缺乏。政府還不能比較完全地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就業的基本情況。在公共培訓和技能培訓上,政府部門還沒有特別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時再加上經費短缺、部門分割,培訓的效率非常低,接受培訓的農民工比較少。政府沒有把農民工納入全國的就業體系,導致農民工有組織外出的比例比較低。政府在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上,對用人單位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約束機制,導致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屢見不鮮。

四、中國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我國目前8700萬貧困人口,尤其是2 900萬特困人口的脫貧問題,已成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難點和重點。促進貧困農民脫貧致富,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增收。而農民增收的重要出路在于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有效地促進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必然要納入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重要構成部分,加大宣傳力度,把農村勞動力納入規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軌道,建立健全勞務轉移就業的組織體系,同時,還要加強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人,加大扶貧力度,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實現就地轉移。

1.加大對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宣傳力度。貧困地區的農民思想觀念落后,市場消息閉

塞。我們要通過積極的宣傳使廣大的農民懂得,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增加農民收人最有效的方式。通過向他們積極宣傳已外出務工人員的生活改善現狀,以及他們的工作和發展前景,使他們增加外出務工的信心。除此之外,我們也及時將勞動力市場目前對各類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貧困地區勞動力的需求信息公布,使他們了解到外出務工有現實可能性,充分調動他們的外出務工主動性。

2.政府必須對貧困地區建立健全規范化的勞動力轉移就業組織體系。加強就業指導和就業渠道的組織和管理,不僅使這些貧困地區農民找到轉移就業的出路,因人、因時、因地擇業,而且可以穩定就業渠道,使勞動力轉移工作有序化,有組織化。

各級政府一定要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方針,切實搞好農民工外出就業指導和服務工作。當前,政府主要應從體制、機制上提出根本解決辦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五大體系⑥,即建立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管理和服務體系、農村勞動力流動監測體系、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體系、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的就業信息體系和維護農村勞動力合法權益的法律服務體系。

3.加快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入是關鍵。特別是貧困地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文化素質較低,直接導致勞動技能水平低下,就業渠道狹窄。因此,不僅要加強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就業前的勞務技能培訓,提高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同時也要加強當地的基礎素質教育,使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整體素質得以提高。我國從2000年開始積極主動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入。2004年3月31日,中國農業部、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設部聯合發出通知,決定共同組織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旨在通過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方式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1000萬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推進貧困地區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培訓,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為目標,實行培訓與就業轉移掛鉤和“一條龍”培訓就業服務辦法,對特別困難家庭有就業要求的勞動力實施培訓就業援助。培訓是以糧食主產區、勞動力主要輸出地區、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為重點,實行訂單培訓。

4.加大扶貧力度,使更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回顧過去幾十年問的中國扶貧事業,我國開展了開發式扶貧、扶貧到村到戶、對口幫扶、自愿移民等多種扶貧形式,制定了“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貧計劃”、“幸福工程”、“春蕾計劃”、“光彩事業”等專項扶貧計劃,這些都為貧困地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實現脫貧致富創造了良好的外界條件。

在制定新世紀扶貧綱要過程中,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大扶貧投人。扶貧資金應從集中投資生產項目向增加投資人力資本方向轉變;分配扶貧資源的瞄準對象單位應從縣級向鄉、村和農戶轉變;實施扶貧策略從政府主導型向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模式轉變。繼續搞好農村扶貧開發,加快貧困和落后地區的勞動力轉移。

5.在勞動力外出轉移的同時,也要加強當地農業產業的結構調整,使一些勞動力能夠就地轉移。有的貧困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些,但農業結構比較單一。我們可以立足于貧困山區優勢資源,開發農村第三產業,或者開發山區工業化,有條件的還可以開發當地旅游產業。以此來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貧困地區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實現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增加他們的收入。

注釋:

①《中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扶貧成就感動世界》,新華網,北京2004年10月17日電。

②吳敬璉:《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宏觀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

③錢納里等:《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的比較分析》,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6頁。

④蔡日方、王德文等:《中國經濟增長:勞動力、人力資本與就業結構》,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經濟科學出版社,王小魯、樊綱主編,2000。

⑤邵清:《教育一城鎮化的重要支撐》,《農民日報》,2002年10月7日。

⑥張紅宇,歐陽海洪,江文勝:《把促進農村勞動力輸出作為戰略性產業來抓——對四川、貴州的調查與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4年1月。

參考文獻:

[1]錢納里等.發展的格局:1950—1970[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2]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及流動狀況[R].

第二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

河南大學經濟學自學考試畢業論文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地區轉移研究

姓 名

專 業 經濟學

準考證號

指導老師

論文成績

完成時間 2011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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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地矛盾突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當前“三農”工作中第一大難題。據統計，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高達1.5億。這么多的勞動力就業不足或潛在失業，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應引起各級政府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并尋求有效的解決對策。而且，大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是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通過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原因、存在問題等的研究，提出解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一些合適途徑和有效辦法。

關鍵詞 農村剩余勞動力 原因 問題 對策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關乎農民生存、農村發展和社會穩定，是現階段“三農”工作的重點之一。各級政府乃至全社會都要高度關注，用科學發展觀統領“三農”工作全局，上下聯動，密切配合，積極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我過農村勞動了產生原因很多，具體有一下幾個原因：

第一、過度的并且不斷增長的農業人口和面積有限的并且增幅較小的農業土地之間的矛盾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嚴重過剩的重要原因。由于農村受生育觀念和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影響，特別是實行以家庭為紐帶的農業手工業相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生育成為農村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和提高家庭地位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超生現象嚴重。人口增多了，但是我國的耕地面積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其結果是，勞動平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人多地少使得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更加突出。特別是農閑時，過去安于“3個月種田，2個月過年，7個月農閑”的農民也加入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隊伍中來，使得這一情況更加嚴重。

第二、我國現在約有一億多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流動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經濟波動或其他風吹草動，就會被迫回鄉。這種波動性剩余不是每年都發生的，但其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對經濟穩定的影響，給各級政府帶來的壓力，卻比還未進城打工、隱性失業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大得多。

第三、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其中包括消費者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重視工業品和勞務的消費轉化，這種轉化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為主第一產業的 發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業品和勞務為主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就引發了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沖動和農業勞動力的過剩。

第四、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就業環境較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我省農村經濟結構中，第二、三產業不夠發達，鄉鎮企業規模不大、效益不高，農村非農產業吸納現有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農村城鎮化建設進程相對緩慢，水平較低，使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實現就地轉移。而在城市中，一些用普工的行業所實行的一些用工條件、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違反國家有關法律，侵害農民正常權益的事情時常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限止了農民進城務工。加上近年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下崗職工數量較多，使農民到城市就業的機會減少，這些原因使農民外出務工環境條件不容樂觀。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一、農民自身因素導致“轉移難”。一些農民知道靠有限的土地掙不了幾個錢，也懂得出去闖蕩才能走上富裕路。但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多數農民不愿轉移，不敢轉移,集中表現為“五怕”：一怕變化：“兩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的思想仍然存在；二怕欺負：由于農村教育、文化、技術、信息落后，使一些農民自卑心理嚴重，怕跑出來找不到活干，怕干了活又要不來錢，怕外出打工受欺負；三怕風險：多數人文化少、素質低，沒有一技之長，不適應城市產業多樣化、技術裝備現代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加大了農民進城就業風險；四怕碰壁：一些農民與外界接觸少，缺乏溝通，信息量小，想出去打工不知該干什么，想學技術，不知要到哪里去學；五怕限制：就業渠道不暢，怕權益得不到保障。

第二，社會環境導致了“轉移難”。一是少數地方重視程度不夠。農村勞動力的過剩現象，實際上是農民的隱性失業現象。目前，政府對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農民的轉移就業，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保障農民工的政策，但在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落實；二是社會服務不夠。在各級組織中缺少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從事勞動力轉移的協調、服務、培訓等項工作，農民在戶籍管理、婚姻、子女入學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三是城鄉差別大。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農村基層政府積極促進農民轉移，而大城市卻通過限期清理等政策壓縮雇傭農民工；

第三、農業內部擴大就業的空間不大。當農業朝著現代化發展時，勞動力的投入對增產 3 的作用會大為減弱，農藝、機械和化工產品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發突出。當這種替代作用累積到一定量時，對勞動力的排斥現象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使整個生產過程發生節省勞動的情形，勞動內部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

第四、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受阻，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近些年，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滯緩，隨著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金密集型轉變，勞動就業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影響。

第五、沒有建立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土地流轉制度,土地權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體及土地預期收益和風險的不確定,使得土地使用權轉讓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不明確,使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糾紛不斷,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速度及數量。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也就意味著農民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第六、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后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從1978年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中國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卻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種種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漸漸遠離土地,正日益處在一種尷尬境地: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干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卻不被城市所承認,同時由于沒有工人身份,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參加工會的權利,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沒有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

第七、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與指導。

三、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第一、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增強市場競爭力，省級政府部門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大農村教育力度，爭取更多的教育經費投向農村農戶，確保九年義務教育得到理想成效。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結構升級，首要應大力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專業技能的培訓工作。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傳授一些專業技能，培訓一批符合市場需求的具備專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并對農村農民開展有計劃，有組織的就業指導，突出實用性有效性，培養他們的市場競爭意識，為農村就業創造條件。提高農業 4 推廣人員的素質，加大科技成果的轉化率，積極引導農民種植產量高、經濟效益樂觀的優良品種作物，組織科技人員下村、下地進行親自指導，使得讓農民在種植過程中掌握科學技術，加強自身技能，不斷累積經驗，加快專業村、專業戶的建設，提高農村現有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培訓具有較高文化的經濟能人，帶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長遠來看，發展農村教育，造就一代新型農民才是治本之策。

第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多種就業機會。通過發展第三產業，既解決部分地區青壯年因過多轉移而帶來的遺留問題，同時也解決農業生產經營勞力不足的現象。由已經逐步融入人們生活的新興社區服務業入手，如家政服務、農家樂休閑、家庭式保姆、利用當地優勢搞庭院經濟等等，安置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加強對個體、私營經濟的引導，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做到農業生產經營與掙錢兩不誤。沿著“二種需求加大一個產業”的思路，力求服務的細化、多元化，促進城鎮商貿繁榮，拓展就業渠道。

第三、實行農業多種經營，加大市場需求力度。一方面根據政府各部門有關農村勞動力轉移實際情況和市場需求，應做好農村勞動力的技術培訓、業務培訓、素質培訓、崗前培訓、相關法律法規培訓，通過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二、三產業發展，發揮本地優勢，實現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內部的轉移。調查數據表明：農村勞動力中約有60%左右的勞動力因知識層次、文化素質、勞動技能等原因無法轉移到非農產業和異地就業。因此要根據地方和個人實際情況因勢利導，發揮其優勢特長，挖掘地方和個人潛能達到轉移就業。提高地方經濟的吸納能力，加強縣城和中心鎮建設，推進鄉鎮企業的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還可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比如，從事林業生產是農村勞動力的特長，應鼓勵勞動力選擇適合自己的項目，培育食用菌，養殖牛、羊、兔等，并按國家制定扶持政策，引導農民發展經濟作物，蔬菜、花卉、瓜果和林業、牧業、漁業等產業，促使農村勞動力從單一種植向多種經營轉移。既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產業化經營的宗旨。

第四、改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環境。有關部門應加大法治力度，建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機制，消除城鄉勞動力各種不平等的政策，盡可能使農村勞動力在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上與城市勞動力相對平等，促進農村勞動力在城鄉間自由流動。最大限度地爭取省、地政策支持，有效地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服務。對那些限制農民進城務工的不合理政策、做法以及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單位的人與事給予嚴厲制裁，使進城務工的農民醫療衛生、子女教育、勞動保障等多方而與城里人享受相對平等待遇。

第五、依靠政府參與并加大組織勞務輸出的力度。據調查，盡管多數人的工作是由勞動力自己出門尋找，但問到打工時，由政府組織好的有59.21%，占了最大比例；成立公司組織好的有25.60%；親朋介紹或自己尋找好的有15.19%。數據表明，農民們極希望在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中有一個好的組織管理。日益擴大的打工隊伍及激烈的競爭，對勞動力的要求和市場需求也逐步提高。為此，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大參與組織勞務輸出的力度：一是實行外部轉移，對外出民工進行較系統的文化、技能培訓，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建立完善的信息網絡，培育中介機構，拓展境內外勞務輸出渠道；二是更好的利用內部吸引，鼓勵發展密集型產業，幫助農民在近處打工，實現離土不離鄉。

第六、農業內部就業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長遠選擇。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把農業本身變成容納勞動力的產業。可通過開發農業資源，開展多種經營，發展林、牧、漁業容納剩余勞力。一是實行農業集約經營，提高土地生產率，增加農產品產量，開展科技興農，實行農業技術優化組合，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龍頭產業的培植，充分發揮“樣板效應”，推廣立體和生態農業，適當增加復種、套種、間種面積，使同樣面積的土地，更好地提高農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二是有計劃地興修水利工程，進一步搞好農田基本建設，建立一批高產穩產農產品基地，容納和穩住更多的勞動力。三是實行農業開發，荒山，荒坡可以改造成經濟林基地，種草養畜、花卉苗木、優質水果、中藥材等的開發。特別是大量農產品加工精品少，在農副產品加工上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同時，大力開發庭院經濟，也是一項大有發展前途的事業。庭院經濟門路廣、潛力大、投入少、易學、易辦、易管、效益高，對容納剩余勞動力十分有利。

綜上所述，隨著農村改革不斷深入和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已日益顯示出其緊迫性和必要性。盡管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尚有許多困難，需要一個過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是我國有待解決的一項世紀工程，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壞，不僅關系到農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農業現代化能否實現、農村經濟能否走出發展困境，而且還關系到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國民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合理、有序地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是靠單方面的政策，它需要政府、社會、農民共同努力。盡管我國的國情決定了這一過程將是漫長和艱難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但只要我們群策群力，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相信在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

參考文獻 楊輝 羅素清：《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 2003年第15卷第8期 陳淮：《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中國經濟信息,2004,(6).許光菊：《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思考》

蔡艷：《我國剩余勞動力的成因與轉移分析》.新西部,2006.邵作昌 張 雷：《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初探》

第三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研究

摘要

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勞動力合理配置過程中的客觀現象，也是農村經濟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指超過農村農業生產所需要的那部分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是一個動態的和相對的概念，它隨著耕地面積,機械化程度，科學技術等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社會的存在，使得我國存在為數眾多的剩余勞動力。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化，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實現轉移的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形成

我們是農民，靠農牧業生活。但是隨著工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下降，使得許多農村勞動力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同時“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使得這部分勞動力囤積在農村，形成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般來說，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越是迅速，失業率就越低，既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現實卻出現了相反的狀況。現在越是發展，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比重就越大。據統計農村剩余勞動力達30%以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困難原因主要體現在：一是受工業發展資本深化與技術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縣工業發展迅猛，產值年均增長幅度很大。企業未來的投資方向將主要是“多用資本，少用勞動”的技術項目，這就使得資本深化的趨勢必將繼續下去。伴隨著資本系數的不斷增加，即使勞動力總量不變，也會出現“機械排擠人”的技術性失業，這就必然使得大量試圖與城市共分得“一碗粥”的農民工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二是知識，信息劣勢導致就業機會的相對縮小。與資本化相伴而生的一半都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深化的工業化增長路線必然以引進技術為主體的技術進步模式為主要途徑，與此相關的就業崗位多為知識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這對于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說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僅如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擁有和獲得信息方面也屬“弱勢群體”，他們中的大部分學歷水平都比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進入市場的能力本來就有限，再加上他們與城市尋找工作者相比，在獲得信息親緣，人際關系方面所處的劣勢地位，這都大大加劇了他們與城市下崗或失業者在尋求工作崗位中的不平等地位。三是農業產品低價消失，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競爭壓力增大。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必然是資本深化和通過技術和工藝的運用而使農業從業者不斷地被分離出來，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四是農村勞動力群體素質處于弱勢，存在著勞動技能差，就業觀念落后；法制觀念，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據調查顯示：農村勞動動力的文化素質偏低，在農村勞動力中初中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員占勞動力總數的75%，高中以上人員站的很少。許多農民（特別是年輕的）還缺進取的意識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不能適應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業就業的需要，農民不習慣于企業嚴格的時間安排和規章制度，難以適應機械化達生產的工作環境，對于農村就業人口來說，這也是農村勞動力先天不足而難以適應市場的需求，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經濟提供動力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增強了城鄉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促進社會變革，塑造一代新型農民，產生了廣泛的回應效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意味著農業的剩余向農村轉移，農村的剩余向城市轉移的絕對轉移思路，也意味著勞動力本身，農業，農村自身的直接發展所形成的吸納勞動力就業能力的提高而導致的相對轉移。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是良性發展過程的應有之意。勞動力的轉移一方面使資本，技術，信息隨人員流動而運動，是區域間交流日益增多，縱橫聯系加強。另一方面，勞動的范圍轉移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產物，是繼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后，對中國傳統體制的再一次沖擊。由于他的存在，促使政府對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務市場法規制度，以及戶籍管理，住房等的方面進行改革。

農業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使農村勞動力得到比較充分利用，充分發揮了農村存量資源的經濟作用，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持續增加，從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前提，也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可能。第一，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為農村非農經濟的發展提供人力保障。第二，在現有戶籍制度下，農村轉向非農經濟的勞動力，無論離鄉不離鄉或是進城務工經商，從根本上說沒有脫離農村，他們務工經商所得除一部分用于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外，相當一部分資金投向本地的農業或非農產業，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稀缺資金。第三，返鄉創業的農民，不僅帶回了稀缺的資金，更帶回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也帶回了市場，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所需技術，管理和市場。第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業經營模式有小塊的分散經營向規模經營轉移，發揮規模優勢，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搞好特色經營，創農業品牌，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農業現代科技的推廣應用提供了廣闊的前景。2.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村經濟發展提減輕人口負擔

農村勞動力剩余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關鍵是要持續提高農民收入，而提高人民收入，關鍵又在農業人口的非農化以及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增加農民就業的機會。

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城市轉移，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一條重要途徑，其轉移速度取決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城市化進程快慢。現代城市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資源要素的聚集，是城市化的內在推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各地各類專業及綜合市場的成功發育，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城鎮聚集，毫無疑問，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減撿輕了人口負擔，為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效率做出了貢獻。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農村現代化而帶動農村經濟發展

加快推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必須實現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農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一方面，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只有不斷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比例，才能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的綜合實力和農村現代化水平，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扎馬立誠也充分的說明了這一事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貢獻不僅僅表現在勞動力非農化水平的提高方面，而且更在于由于農民勞動的轉移，是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機械化程度等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對于農村經濟，現代化意味著通過現代農業中現代科學技術含量增長的作用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副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如果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順利轉移，過大的人口壓力必然阻礙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對傳統農業生產要素的替代，制約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從而減緩農村凈化機發展的速度。因此，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充分轉移，才能夠有真正的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才能推進農村今年國際可持續發展。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度與政策 1.努力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

由于傳統農也部門存在著大量以生存工資來養家糊口的勞動力，因此，勞動力的供給既有完全的彈性，從而工業部門可以獲得無限供給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農業部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向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在實現農業迅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得到廣泛而深入的安置。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提高農業生產要素質量方面所面臨的壓力必將越來越大。當務之急是要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他們在選擇職業方面與城市在職或下崗職工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不僅如此，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他們對市場行情、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事業與空位的具體狀況等方面的信息也會有所掌握，從而大大降低他們升學工作崗位的成本。

2.加快城市化建設，為農民進城就業提供“市民待遇”

長期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基本上是一致的。近年來，我縣的第二產業占GDP得比重已明顯上升，但非農人口僅占總人口數的37.8%，說明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工業化水平，加之原有的工業化制度和“兩種待遇”為基礎的城鄉人口政策，認為的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處于非常不公平的境地之中。加快城市化發展速度，減少農民數量，提高人民人均土地資源擁有量和農民編輯產出水平，以此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是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途徑。3.發展鄉鎮企業，振興鄉鎮勞動密集型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鎮企業曾經擁有過一段快速發展時期，但近幾年來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越來越大。一些大中城市必然以發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為主，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可能轉移到鄉鎮企業，這就為鄉鎮企業利用農村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來從事諸如服裝廠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也就是說，鄉鎮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一過高，力爭維持勞動對資本的替代關系。另外，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之后，一定要注重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要使他們在“邊干邊學”中提高人力自辦積累程度。4.加強法制建設，規范勞資關系

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在信息、文化素質等方面處于劣勢，而對過低的工資、過長的勞工時間、過分的勞動程度以及老板的剝削與壓制，他們往往是熟手無策的。因此要切實保護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使他們在勞資談判、實際工作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有效的保護。

第四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

摘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有產業轉移、區域轉移和身份轉換三種形式，文中所用的轉移主要指前兩種形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河南轉移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極大地帶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本次全球經濟危機造成我省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回流，對我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來了挑戰，從長期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仍然是促進我省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手段，因而應采取多種措施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回流工作，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勞動力回流；城鄉協調

作者簡介：趙翠紅(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學術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頗多，形成的各種不同觀點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一種是被廣泛接受的傳統定義，即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或接近于零，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而不會減少農業總產量的那部分農村勞動力。但這種觀點在經濟學界引起了激烈爭論。而以劉易斯(1954)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堅持認為農業部門存在無限豐剩的剩余勞動力，把他們轉移到非農部門中不會使農業產量減少，因為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國學術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有如下理解：(1)把農業勞動力的閑置視為“剩余”；(2)認為“剩余”是農業勞動力的供給量和社會需要量之差；(3)邊際收益低于非農業勞動力的農業勞動力(李仙娥，2004)。

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界定，我們贊同周振華的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應是在農產品供給滿足社會需要的條件下，其勞動邊際產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勞動力；或者說，農村剩余勞動力是農業穩定增長，并且滿足社會需要條件下的農業閑置勞動力。只有這部分農村勞動力才可以向非農產業轉移。”(周振華1995)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從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種：產業轉移、區域轉移和身份轉換。鑒于我們現有體制和制度因素，在較長時期內對大多數農民來說，要實現從農民到市民角色的轉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在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界定的基礎上。本文所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概念，是指超過農業需要的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實行就地或異地轉移即前兩種形式的轉移。

近幾年來，原先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的部分剩余勞動力又開始返鄉或創業或務農，這種現象被稱作勞動力回流。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對城鄉協調發展的作用分析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流入區域的領先發展，強化了其增長極的地位

由于勞動力流入區域一般是經濟較為發達地區，工業發展較快，各種類型的企業迅猛發展，它們已由最初的勞動力剩余經濟變為勞動力不足。大量農民工的流入，為這些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資源，降低了發達地區用工單位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發達地區憑借開放的政策、勤奮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吸引外資，成為加快本地資金積累的重要源泉(姜長云，2005)。企業積累和外資的增加，進而又擴大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其累積效果是工業與貿易的滾動發展，工業化快速推進，成為帶動經濟快速發展、勞動力持續轉移的增長極。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帶動了流出區域的經濟發展，增強了農村自我發展的能力

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在比較利益的推動下，勞動力就不斷地從報酬比較低的地方或行業向報酬比較高的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一方面外出務工收入主要靠從農業生產部門分離出來而未完全脫離農村的勞動力創造的，他們獲得了高于農業生產部門的報酬收入，從而提高了農民的整體收人。打工者帶回的收入，對不同地區起著不同的作用。很多貧困地區，是“輸出一人，脫貧一戶，輸出百人，脫貧一村”。對溫飽解決的地區，注入了生活消費、蓋房建屋、活躍市場、發展經濟的資金。多數農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學、醫療等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為一個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勞動力資源大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數量、速度、成效，以及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化程度，對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都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大規模農村勞動者跨區域務工經商，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是進步，他們以廉價的勞務支援了流入地區的經濟建設，并把獲取的信息、勞務收入和學到的致富技能帶回家鄉，有力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外出務工人員陸續帶著技術、項目、資金返回家鄉創業，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創造了財富，為當地提供了就業崗位，繁榮了地方經濟(時慧娜，2008)。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依靠技術回鄉創業；二是依靠資金回鄉創業。例如鄧州市萬余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回報鄉里，創辦企業400多家，創辦其他經濟實體8000余家，就地轉移剩余勞動力3萬余人；社旗縣把“返鄉創業潮”與“外出務工潮”形成雙向對流，使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回流鄉里，形成能人回鄉、資金回流、企業回遷的“鳳還巢”局面，有效拉動了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截至2008年8月底，該縣已有1000多名外出務工人員回鄉投資興業，總投資8000多萬元，為當地農民增加就業崗位1萬多個(河南調查總隊，2008)。

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帶動了城鄉、區域間的溝通，促進了農業和工業的協調發展，開創了落后的農村地區主動利用地區差異，參與發達地區發展，解決不發達地區就業、收入難的經濟形式，也使發達地區得以利用廣大農村勞動力的豐剩和低成本，進一步發展，產生對兩大地區的“雙口”作用。在這種作用下，實現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為基礎的發達與不發達區域間的經濟互動循環，逐步推動二元結構的轉換，從而實現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情況分析

河南是全國第一人口和農業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截至2005年底，總人口9768萬人，鄉村人口6774萬人，農村勞動力4752萬人，耕地面積1.1億畝，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農村剩余勞動力達3000萬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確定了變人口“包袱”為人力資源“財富”的指導思想，堅持把發展勞務經濟作為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富民升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來抓，不斷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同時沿海發達地區及本省非農產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為農民工就業提供了可能和空間(李莉等。2004)。

(一)從農業和非農業從業人員分布看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情況

改革開放前，農業生產率遠遠低于工業，勞動力要素的 人為滯留，使得大批勞動力被長期禁錮在農業中而處于隱性剩余狀態。1978年河南農業從業人員為2262萬人，占全省從業人員的80.6％，非農產業從業人員僅為545萬人，比重為19.4％，農業經濟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農村經濟改革首先將大批隱性農業剩余勞動力變為顯性剩余，增大了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在此背景下，農村非農產業迅速發展起來，從而帶動了較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1978年～2005年，非農產業從業人員由545萬人迅速升至2523萬人，27年中增加了1978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3.44％。1995年河南省農業與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分別為62.4％與37.6％。

分階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農業就業份額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農就業比重由19.4％升至27％。非農就業人員由545萬人增加到949萬人，增加了404萬人，年均遞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國宏觀經濟受到通貨膨脹與市場“疲軟”的雙重影響下，河南省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農業就業人員比重僅下降2.2個百分點，非農產業勞動力增加75萬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經濟進入到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契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有所加快。統計數據表明，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農就業勞動力凈增加521萬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數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國經濟開始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國內消費、投資需求增長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亞洲金融危機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國內商品出口的增長，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國經濟增長趨緩，河南經濟也進入緩慢增長期。1998年河南實際gdp增長率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的增長也開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僅增加了192萬人，年均增加48萬人，屬改革開放以來年均轉移人數最少的時期。2001年～2005年，河南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緩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個百分點，非農產業人員增加了515萬人。說明河南農村勞動力進入一個平緩的轉移過程。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分析

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以鄉鎮企業為載體的就地轉移；另一是進入城鎮就業的異地轉移。

資料顯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河南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絕對數為1613萬人，年均轉移76 8l萬人。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不同時期轉移的速度有所差異。其表現在1986年～1990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為年均11.25％，其間1987年的轉移速度達到歷史最高，為33.25％。1992年～1998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最快，年均轉移79.4萬人，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1.65％。1998年以后，這一速度開始放慢，年均轉移2.82萬人，年均增長率降為5.6％，尤其是1999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甚至發生了倒流，當年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為-10.18％。

由于城鄉分隔等原因，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轉移量約229萬人，只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量的不足13％。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河南農村非農產業及城鎮轉移的數量達1842萬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轉向城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少，年均轉移量為o.6萬人，但同轉向農村非農產業的變化不同的是，轉向城鎮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轉移人數最大為29萬人，由于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轉移幾乎停止，導致1999年～2000年連續發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開始平穩上升。

(三)現階段河南農村勞動力回流情況分析

由美國次貨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使我國出口下降，工廠大批裁員，導致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的失業返鄉(曾紀發，2009)。2008年12月，河南調查總隊在10個勞務輸出大縣的30個行政村，就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根據調查結果，并結合4200戶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有如下主要特點：

1，年齡小、學歷低人員是回流勞動力的主體。截至2008年9月底，16―20歲年齡段的在外勞動力同比減少14.1％，居各年齡段之首；小學文化程度的在外勞動力同比減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組里減少最多，而擁有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同比增加32.7％。

2，從事第二產業特別是建筑業的農民務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調查的外出務工人員中，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為1432人，比上年同期減少6％；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外出勞動力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進一步觀察，第二產業中建筑業勞動力同比減少5.2％；第三產業中交通運輸業勞動力同比增加25％。

3，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近距離打工者返鄉回流的比例大。據對10個勞務輸出縣30個行政村150個回流返鄉的農民工者調查，2008年1-8月，從江蘇、浙江和上海三地回鄉的有32人，占21％；從北京回鄉的有27人，占18％；從廣東省回鄉的有24人，占16％；從省內縣外回流返鄉的有31人，占21％。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北京是吸納河南農民工最多的地區，也是返鄉回流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地區。

調查還顯示，勞務輸出依然是未來一個時期河南農村用工的主基調。目前，工資低、勞動強度大及經濟危機影響雖然是外出務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及其勞動力容量決定，回流是少數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外出是長期的、絕對的，只要條件許可，外出務工的比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農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調查的150個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內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這一比例說明了。勞務輸出仍是今后一個時期農村勞動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勢使農民外出務工面臨更多的困難(陳佳貴，2008)。

四、結論

(一)通過城市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創造條件

實踐證明，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因此，從協調發展的角度，在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應積極發展現有城市的第二、三產業。戶籍制度的放開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給進城的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而加快以第二、三產業和擴大內需為特點的城市化建設，進一步提高現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選擇。城市化的核心問題是經 濟發展，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的全面發展。城市是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業發展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擴大就業是城鎮化推進的關鍵，既要適應自身經濟發展的要求，又要為農村勞力進城就業創造條件。建立起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就業銜接起來，使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壁壘最終消失。

(二)積極發展中小城市，構建功能互補的城鎮體系結構，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加廣泛的就業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應把區域城鎮群體空間作為一個整體地域來考慮，增強城市網絡在區域經濟和社會功能組織和空間組織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構筑合理的城鎮群體空間結構。中原城市群城鎮體系的發展，不僅要靠壯大首位城市，還要以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調節城市群內城市的等級規模結構、網絡結構和功能分工，促進中原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和整體功能的發揮。要立足現有城鎮發展基礎，從整合城鎮群體的職能、等級、規模結構人手，構筑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縣級市為支撐、建制鎮為基礎，結構合理、功能互補、層次分明、布局協調的城鎮群體空間結構，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加廣泛的就業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針對性更強、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有利于擴大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更好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的跨產業轉移創造條件。同時調整產業結構。近年來，來料加工的弊端逐漸顯現，企業和職工長期處于薄利狀態，工人工資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業消耗的大量水、電和能源，但是卻給當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應在不影響就業的基礎上，積極增加高技術含量、高科技的先導產業，以先導產業帶動一般工業，再帶動消費，從而實現擴大就業。

(四)完善市場就業機制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體系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經濟危機背景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勞務市場，提供各類更加有效的勞務信息，更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許多綜合性的就業信息，都是政府部門較易獲取和掌握的資源。政府有責任通過各種渠道使這些稀缺資源得到及時分享和利用，特別是對于急需幫助的農民工，獲取真實的用工信息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一步。從全國情況看，政府在此領域的作為還遠遠不夠。

首先，要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勞動就業中介組織。逐步形成包括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培訓在內的社會化的就業服務體系，幫助勞動力對轉移成本、收益、風險做出正確的判斷，以減少盲目流動而遭受的損失。其次，要完善和規范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市場組織體系以及調控和保障就業者權益的法規和制度體系。最后，完善市、縣、鄉三級勞務信息服務網絡，抓好農村勞動力的調查摸底和資料建檔工作，建立健全勞動力資源信息庫，暢通勞動力資源調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強勞務市場管理，引導扶持勞動就業中介服務健康發展。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宣傳和激勵機制，開展勞務協作，依法有序地開展境外就業和勞務輸出。積極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建立各種類型的勞務專業協會，加強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自我保護和自我約束。

(五)以勞動力回流為契機，積極推動勞動力回鄉創業

回鄉創業是回鄉創業者對輸出地和輸入地投資成本和效益比較后的一種理性選擇。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是安排勞動力就地轉移，吸引人力資源回歸的重要途徑，也是勞務輸出的最終目的。“回歸”工程近年來已成為我省勞務經濟的突出特色，但隨著勞務經濟發展的需要，更需寬松環境建立更為完善的服務機制，積極引導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政府要積極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的工作，為回流勞動力創業創造更好的條件。認真貫徹落實《關于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指導意見》，完善支持創業的財稅、金融、工商、場地等政策體系，降低進入門檻，改善創業環境。同時強化創業培訓，加強創業服務，提高創業的成功性和穩定性。

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更多農民工回到家鄉，政府應抓住這個機會，將“包袱”變成財富――一筆寶貴的人力資源財富，把經濟危機和農民工返鄉作為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經濟發展的難得機遇，大力實施承接產業轉移、承接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的“雙承接”工程，將有力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因而也將成為推動中部農區崛起，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新的支撐點。

第五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

摘要： 農村 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 發展 中國 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 現代 工業 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通過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原因、存在問題等的研究，提出解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一些合適途徑和有效辦法。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經濟 發展成就，但也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戰性的是“三農”問題。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通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消除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其重點是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

1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原因分析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積性剩余。建國后，由于我們實行了錯誤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出生處于很高的 自然 增長率。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總量遠遠大于同期經濟發展和就業的需求，其中尤以農村為甚。人多地少是我國最大的國情,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勞動力過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國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應減少，其結果，大批農業勞動力就會從農業中釋放出來，成為剩余勞動力。

（3）波動性剩余。我國現在約有一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流動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經濟波動或其他風吹草動，就會被迫回鄉。這種波動性剩余不是每年都發生的，但其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對穩定的影響，給各級政府帶來的壓力，卻比還未進城打工、隱性失業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大得多。

（4）消費性剩余。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其中包括消費者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重視工業品和勞務的消費轉化，這種轉化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為主第一產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業品和勞務為主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就引發了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沖動和農業勞動力的過剩。

2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結 起來，有以下方面的制約：

（1）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農村 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都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一方面是教育經費缺乏,教學條件落后;另一方面,農村適齡人口的入學率低,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鎮還有很大的差距。此外,進城打工的農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2）農業內部擴大就業的空間不大。當農業朝著現代化發展時，勞動力的投入對增產的作用會大為減弱，農藝、機械和化工產品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發突出。當這種替代作用累積到一定量時，對勞動力的排斥現象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使整個生產過程發生節省勞動的情形，勞動內部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

（3）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受阻，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近些年，鄉鎮 企業 的發展速度滯緩，隨著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金密集型轉變，勞動就業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影響。

（4）沒有建立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土地流轉制度,土地權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體及土地預期收益和風險的不確定,使得土地使用權轉讓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不明確,使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糾紛不斷,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速度及數量。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也就意味著農民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5）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后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從1978年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中國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卻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種種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漸漸遠離土地,正日益處在一種尷尬境地: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干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卻不被城市所承認,同時由于沒有工人身份,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參加工會的權利,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沒有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6）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與指導。

3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3.1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

（1）從加快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繼續促進鄉鎮企業穩定發展。鄉鎮企業要加快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不斷增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二是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為重點第三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