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鼎家事審判：專斷家庭那些事兒

“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老話古已有之。但在福建閩東一基層法院，卻有著這樣一個法庭，專門評判家庭的那些事兒。

2012年6月，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總結家事案件特點，在原有“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合議庭”的基礎上，設立了全省首個婚姻家庭審判庭。在審理過程中，婚姻家庭審判庭的法官們本著“幫人要幫心，幫心要知心，知心要誠心”的原則，積極做好原、被告雙方的調解工作，切實有效地化解了社會矛盾，促成了一個個家庭重歸和睦。

■添動力——

用獨立機構“專斷”糾結家事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審判實踐中，以往“家事”糾紛都散落在法院的各個法庭，存在歸口管理難、司法尺度統一難等問題。為了妥善處理好這些家務事，福鼎法院設立了這個婚姻家庭審判庭。

該庭下設溫馨調解室，以粉紅色為主色調的房間內懸掛著中國結等小飾品，溫馨的布置讓人有一種家的感覺；房間正中則是一張造型呈三顆連心的“談判桌”，代表了夫妻雙方和孩子，象征著一個完整的家庭；墻上張貼著“家庭是子女獲得成長、安全的地方??”等語句，讓當事人理智對待家庭矛盾??誰都無法想象，莊嚴肅穆的法庭也可以有這樣別樣的風情。

據該院首任婚姻家庭審判庭庭長陳秋媚介紹，設立這個調解室就是希望通過營造一個溫馨的氛圍，讓當事人有家的感覺，用溫情去化解雙方矛盾、疏導孩子的思想。

“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好法官，原以為法官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但陳庭長卻改變了我的想法，她是法官但更像媽媽；對于她的付出，我們非常的感動。”說這話的是一案件的當事人李女士。

李女士出生于1987年，上海人，大學畢業才兩年；她和丈夫王先生是同班同學，畢業時由于有了孩子而不得不結婚。婚后，雙方由于工作的原因長期分隔兩地，致使感情漸漸淡薄。

2012年9月21日，李女士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婚姻關系，并由自己撫養兩歲多的幼女。受理該案的正是陳秋媚。庭前，陳秋媚了解到雙方自孩子出生后便一直分居至今，婚前感情基礎也不深厚，同時王先生也同意離婚，但希望女兒能跟隨他生活。

于是，陳秋媚把雙方帶到了這個溫馨調解室。也許是調解室的溫馨氛圍，也許是陳秋媚的苦口婆心，也許是孩子隨母親在上海生活更有利于她的健康成長??太多的也許打動了王先生，最終王先生答應放棄孩子的監護權，讓孩子跟著李女士去上海生活。

看著他們如此平靜地對待即將結束的婚姻，陳秋媚還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們：“希望你們以后能慎重對待自己的婚姻，也希望你們以后能各自擁有自己精彩的生活！”末了，兩個80后年輕人開心地與陳秋媚揮手道別。

這個案例只不過是該院婚姻家庭審判庭在審理過程中的個案。具體實踐中遇到的情況往往更為復雜，但無論在何種情形下，該庭審判人員都深含包容之心，真心實意地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做到讓當事人“和也溫馨，離也溫馨”。

■添合力——

讓細節之力“縫合”破碎家庭

“寧拆一座廟，不毀一樁婚”。福鼎法院婚姻家庭審判庭的法官們充當著“黏合劑”，促成一個個家庭破鏡重圓。法官目光更柔和，語氣更溫情，態度更可親，充溢著莊嚴、公正，卻不失人情味，成為許多當事人的切身感受。

“很多時候人們都有一個錯覺，認為法院總是扮演著一個冰冷的審判者的角色，但實際上，在處理婚姻家庭案件的過程中，我們更注重用溫情去化解雙方矛盾。就像我們的調解室，我們希望通過營造一個溫馨的氛圍，從而引導原、被告雙方站在對方的角度來處理問題，做到‘離也溫馨，和也溫馨’。”陳秋媚對于婚姻家庭案件有著自己的理解。對此，張女士與其丈夫深有感受。

原來，張女士與丈夫林先生于1997年登記結婚，婚后生育一子。近幾年，林先生染上了吸毒的惡習，張女士多次好言相勸，可丈夫依然故我，甚至對張女士暴力相向，也因吸毒多次被公安機關進行強制戒毒，但每次戒掉后沒多久又復吸，時常將家中財物變賣充做毒資。百般無奈之下，張女士向法院提出離婚申請。

在開庭當天，林先生并未到庭。在庭上，張女士語氣中雖然充滿對丈夫的氣憤，但法官們還是感覺到她和丈夫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礎的。但如何打開心結，這得需要一把“鑰匙”。陳秋媚決定延期宣判并聽聽男方的想法。

開庭結束后，陳秋媚多方打聽終于聯系上林先生。在一番坦誠的交談后，林先生終于打開了心扉。他告訴陳秋媚，他對張女士有很深的感情，并且他已經認識到自己之前的錯誤，愿意悔改，希望法庭能幫忙說服張女士撤回起訴。

林先生誠懇的態度讓陳秋媚感覺到這對夫妻還未走到婚姻的盡頭，她決定用親情喚回林先生夫妻倆疏遠的感情。于是，宣判前陳秋媚找來夫妻倆進行最后一次調解。在調解中，陳秋媚規勸他們要珍惜幸福家庭生活，特別強調了一個完整家庭對于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的重要性。陳秋媚一席話讓林先生當庭聲淚俱下，請求張女士再原諒自己一次，并當庭下跪，懺悔自己所犯的過錯，張女士見此有些許動容。見此情形，陳秋媚及書記員悄然回避，給雙方一個獨立的空間。調解室中溫情氛圍喚起了張女士對過去幸福時光的回憶，在丈夫的懺悔下，張女士終于答應再給林先生一次機會。而林先生也當庭寫下了保證書，表示今后一定改過自

新，善待張女士和孩子。

“通過我們的溫情攻勢，不少關系緊張的夫妻重歸于好，這樣的調解雖不是審判卻勝似審判。”陳秋媚自信滿滿地說。

在福鼎，用細節之力“縫合”破碎家庭從來就不是個案，該院還把婚姻家庭審判與少年審判進行有機結合，吸納15名高素質的婦聯干部、教育工作者為人民陪審員，在案件審理中對“家事”案件涉及的未成年孩子進行心理疏導。

讓婚姻家庭審判庭法官們感到最自豪的是，看到一對夫妻從哭哭鬧鬧地來到高高興興地走。據了解，在這個調解室中，已有近兩百對夫妻被這溫情的氛圍喚起了對過往的美好回憶，從而破鏡重圓。

■添活力——

使千家萬戶“增添”和諧能量

“‘家事’案件雖然是傳統的民事案件，但其明顯不同于一般糾紛案件，它具有較大的隱蔽性、私密性，處理起來難度大，要真正做到案結事了人和難度更大。”該院院長董宇介紹說。

判前——“察”、判中——“活”、判后——“導”，福鼎法院給婚姻家庭審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為主要處理婚姻生活案件的法庭，我們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下堂聽案’而不是‘坐堂辦案’。而面對面送達給了我們一個接觸當事人的好機會。雖然面對面送達比郵寄費時費力，但能方便我們第一時間接觸到被告，了解到第一手的材料。”陳秋媚說。

2012年10月的一天，張女士向福鼎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在訴狀中，張女士描述丈夫趙先生是一個好吃懶做，并有家庭暴力傾向的男子。

該案件立案后，陳秋媚就帶著書記員來到福鼎市某村尋找趙先生，為他送達應訴舉證材料。由于該村地處偏僻，且沒有趙先生具體住址，花費了近4個小時陳秋媚才找到了趙先生，此時已是下午6時。雖然天色漸晚，但陳秋媚還是耐心地與趙先生交談，并在村中細心走訪。通過與村民的交談，陳秋媚發現趙先生是一個當地公認的老實人，對張女士也呵護備至，根本不存在張女士所說的家庭暴力。

“那次走訪，使我們后來對整個案件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陳秋媚說。

為了將應訴舉證材料送到當事人手中，陳秋媚和同事們吃了不少苦。在被告家門前默默等候數小時是常有的事，有時甚至需要翻山越嶺去尋找在山上忙農活的當事人。對于這種辛苦，婚姻家庭審判庭的女法官們卻毫無怨言。

“只要能掌握到最真實的情況，就算累點也值了。”婚姻家庭審判庭的法官彭莉莉笑著說。

“審判一個案件，也許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作出關乎當事人一生的裁判。但婚姻家庭糾紛的處理不應簡單地以權威性裁判來‘分清是非’，而應將彌合感情、消除對立作為糾紛處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就需要辦案人員做大量的調查和調解工作。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案件，我們想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調解方式。”陳秋媚介紹。

在婚姻家庭審判庭內，調解主要分為庭前、庭中、庭后“三部曲”。開庭前約齊雙方當事人面對面坐下來，耐心勸解，努力化解雙方思想“疙瘩”；庭中通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審判法官找準矛盾焦點，耐心調解，努力促使雙方當事人對爭議焦點達成一致；休庭后及時開展“背對背”傾心調解，給當事人留出一定的考慮、緩沖和思想轉變時間，促使案件得以圓滿解決。

2012年8月21日，因為與繼子、婆婆在先夫財產繼承上存在矛盾，張女士來到法院，要求對先夫遺留下來的房產進行重新分割。考慮到被告之一的婆婆已年過七旬，陳秋媚希望雙方能達成調解，避免訴累。但幾次協調下來，原、被告雙方的堅決態度讓調解陷入了僵局。

如何是好？陳秋媚靈機一動，將當時熱播的電視劇《母親母親》作為切入點，和張女士談起了該劇中繼母金國秀為家庭及繼子所做的貢獻，開導張女士與繼子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商討解決方案。

陳秋媚的話使張女士感觸頗深，經過一番考慮終于同意與繼子、婆婆再次進行協商。最終，原告與被告在婚姻家庭審判庭的調解下對財產分割達成了一致。

自2012年6月成立以來，婚姻家庭審判庭共審結婚姻家庭案件663件，其中調解、撤訴386件，真正實現了從“案結了事”到“事了人和”的轉變。福鼎論壇編輯

第二篇：家事審判合議庭操作指引

家事審判合議庭操作指引

第一條 為適應新形勢下家事案件數量不斷增長、案情漸趨復雜的特點，充分發揮人民法院在審理家事案件中的司法能動作用，實現家事案件審判的規范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本省審判工作實際，制定本指引。

第二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審理家事案件以發現客觀真實、追求實質公正為價值取向，以化解矛盾、促成和諧為根本目標。

第三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應注意處理好審判與維權的關系，發揮好合議庭的職能作用。既要提高家事案件審判質量，真正發揮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功能，又要促進當事人自我維權意識的提高，增強案件的輻射功能和社會效果。

第四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在試點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內或者具備條件的基層法院派出法庭內設立，由審判經驗豐富、綜合素質高、協調能力強并善于做群眾工作的審判人員組成，并配備專門的書記員。

第五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成員應相對固定，并至少有一名女法官。根據案情的具體情況，可以邀請具有一定法律知識、熟悉家事糾紛當事人心理特點的人員擔任人民陪審員。第六條 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家事案件，可以由家事審判合議庭組成人員中的一名審判人員獨任審理。

第七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含獨任庭，下同）主要受理下列案件：（1）離婚糾紛；（2）婚姻無效糾紛；（3）撤銷婚姻糾紛；

（4）家庭成員間損害賠償糾紛；（5）撫養、扶養、贍養糾紛；（6）監護權、探望權糾紛；

（7）同居關系析產、子女撫養糾紛；（8）收養關系糾紛；（9）確認親子關系糾紛；（10）分家析產糾紛。

第八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應積極與當地婦聯組織等有關單位溝通協調，充分利用婦聯組織等機構在解決家事糾紛方面的職能優勢、人才優勢和經驗優勢，拓寬處理家事案件的方法和途徑。對社會影響大或者有關部門關注的案件可主動邀請當地婦聯組織派人旁聽，并及時溝通和反饋案件審理情況。

第九條 合議庭成員應互相尊重、密切配合。有陪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應充分尊重陪審員依法享有的權利，認真聽取陪審員的意見，并將其意見記入合議筆錄。

第十條 合議庭審理家事案件，應當將調解貫穿整個訴訟過程。積極貫徹落實省法院、省婦聯《關于做好訴訟調解與婦聯組織調解銜接工作的意見》，充分運用基層組織、工會、婦聯和其他社會組織中婦女干部善于耐心細致做思想工作的優勢，發揮其緩和矛盾以及參與調解的作用，盡最大可能促使矛盾化解，并應注重調解的質量和效果。

第十一條 合議庭審理家事案件應當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在審理涉家庭暴力案件中，采用以下舉證責任分配方式：受害方需要舉證證明其受侵害的事實；在受害人完成上述舉證的情況下，由對方承擔證明其并非侵權行為人的舉證責任，如果無法證明的，推定其為侵權行為人。

第十二條 對于當事人難于舉證又影響案件審理結果的事實，合議庭可根據當事人提供的線索，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查清案件事實。

第十三條 當事人法律水平不高又未聘請律師的，合議庭應主動進行必要釋明，包括明確訴訟請求、申請法院調取證據、證據規則、法律理解、裁判結果等釋明，引導當事人正確行使訴訟權利。第十四條 當事人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代理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條件的，應當引導當事人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符合《司法救助規定》規定條件的，應當引導當事人向法院申請減免訴訟費用，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第十五條 家事案件的受理，由各試點法院立案庭或者派出法庭負責立案審查。

第十六條 承辦法官接到家事案件后，如案件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應當在兩天內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

第十七條 案件開庭前，應當進行下列工作：

（1）普通程序案件，書記員應當在確定合議庭組成人員后三日內向當事人送達合議庭成員告知書。

（2）承辦法官應認真審核當事人提交的訴訟請求和證據，厘清案件的法律關系和爭議焦點；對訴訟能力不強的當事人，應注意依法引導其舉證。

（3）進行庭前調解。合議庭應當在接到案件后及時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庭前調解，庭前調解可視情況邀請街道、工會、婦聯和其他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協助進行。

第十八條 開庭審理時應注意下列事項：（1）庭審中，對表述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在訴訟請求、答辯、舉證中予以必要的引導。

（2）圍繞當事人爭議焦點展開法庭調查，準確查明事實、分清是非。

（3）針對家事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的特點，注意采取合適的辯論原則、處分原則。

（4）邊審邊調，最大限度地消解當事人之間的恩怨，并充分發揮陪審員的有利作用，盡最大努力促進矛盾的化解。

（5）寓教于審，將法制教育、家庭倫理教育融入庭審當中。第十九條 合議庭評議時應結合家事案件高度的人身屬性、強烈的倫理情感色彩等特點，并注意從有利于受害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出發，對案件的處理進行綜合評判。

對涉及家庭暴力等受害人身處困境急需解決的案件，合議庭應當優先審結，盡量縮短辦案周期。其他家事案件的處理，為充分發揮調解的作用和功能，調解期間可不計審限，如確實無法調解的，應當及時判決。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一般應當庭作出判決。第二十條 案件宣判前，應注意把握機會，盡一切可能組織雙方再行調解。如仍無法調解的應及時宣判。

第二十一條 案件宣判后，合議庭應向不服判決的當事人解釋裁判依據，宣傳相關法律政策，作好疏導工作，力爭服判息訴。第二十二條 家事審判合議庭應定期進行工作總結，積極探索審理家事案件的經驗、方法。對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進行調查研究，提高審理家事案件的專業化水平。

第三篇：“家事審判法官論壇·未成年人保護分論壇”綜述

“家事審判法官論壇·未成年人保護分論壇”綜述

2017年5月5日，“家事審判法官論壇?未成年人保護分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華東政法大學共同主辦，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協辦，中美老齡問題研究中心承辦。上海市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林國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祥青、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顧功耘等領導，以及華東政法大學功勛教授徐建，華東政法大學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來自上海、江蘇、福建、浙江、山東、安徽、江西等多個省市法院的法官代表參加了本次論壇。與會代表圍繞“未成年人保護”這一主題，分別就“家事審判制度改革”“未成年人監護制度”“離婚案件撫養權”“離婚案件探望權”“親子關系認定”等議題進行了全面分析與深入探討。

一、家事審判制度改革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庭長王建平提出，為了奠定今后少年審判規范化運作、可持續發展乃至于立法完善的基礎，建議建立符合少年家事審判規律的訴訟程序，進一步規范現有的離婚糾紛審理法則；謹慎處理撫養權歸屬糾紛；探索建立訴訟期間先予執行探望權制度、綠色通道制度、多元調解制度、圓桌審判制度、不公開審理制度、社會觀護制度、訴訟引導制度、國家救助制度、心理干預制度以及回訪幫扶制度等；同時，要進一步完善監護權方面的法律規定，以應對《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后遇到的新問題。王建平庭長認為，少年家事審判工作涉及政府和多個社會領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進一步完善少年司法“社會支持一條龍”的工作機制。除此之外，還要根據案件審理中反映出的政府管理、社會管理、社區管理和學校管理等問題，適時提出司法建議，幫助有關機關和單位堵漏建制，落實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各項措施，強化司法預警、引導和保護功能，增強辦案效果。

安徽省馬鞍山市雨山區人民法院法官王偉認為，當家事訴訟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時，現行立法與訴訟程序已難以有效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主要體現為：第一，未成年人無獨立的訴訟地位，訴訟能力不足；第二，法官單純消極居中裁判，易導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損；第三，剛性的審理程序難以撫慰家事訴訟中遭受情感損傷的當事人及未成年人；第四，訴調對接與調解機制尚待完善。王偉法官建議對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審判模式進行如下改革：第一，轉變審理思路，變更審判模式，將能夠幫助控制、轉變非理性情緒的審理要素納入到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審理中去。第二，將訴前調解作為涉未成年人家事訴訟的起點，利用調解更易于被接受、更具柔情的性質，有效發揮居中人員的能動性，實現調判的有效銜接。第三，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審理中，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身心發展、認知能力的不同，在訴訟引導和釋明上作相應區別對待。另外，還應當貫徹社會觀護制度和心理干預與矯治制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

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夏孟宣等人認為，當前涉未成年人家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訴前重視父母離婚自由而輕視未成年人的主體地位；訴中重視身份和財產關系的處理而缺少對未成年人人格和情感的保護；訴后重視約定協商的內容而輕視對未成年子女撫養教育內容的實際履行效果。對此，夏孟宣法官等人建議，在婚姻關系上，從家庭自治到公權介入，限制有未成年子女的協議離婚，明確界定未成年子女財產的性質和法律地位；在訴訟程序上，從平等對抗到弱勢傾斜，建立特殊的家事證據裁判規則，強化法官審理案件的職權探知；在位階次序上，從權利本位到義務先行，從離婚自由向涉未成年人保障優先轉變，父母探望由權利向義務轉變，撫養費由道德約束向強制轉變；在權利保障上，從涉未優先到利益最大化，突出未成年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增設未成年人獨立代表人制度，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夏孟宣法官提出，雖然家事糾紛本屬家庭內部自治的范疇，但一旦進入訴訟程序，法院則應從保障弱勢群體尤其是未成年子女角度出發，強化職權主義，打破家庭自治和個人協商的狀態，實現國家公權力對家事訴訟的合理介入，促成離婚自由前提下未成年子女權益的最大化。

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李佩指出，離婚案件的處理不僅要解決當事人的情感紛爭，而且要承擔起調整、修復和治療家庭關系等功能，維護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但是我國目前離婚訴訟制度中關于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維護現狀堪憂，原因在于：第一，在立法上沒有明確規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第二，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離婚訴訟中主張、保障未成年子女被撫養、教育權利的具體措施和途徑；第三，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未成年子女權益不能得到救濟的法律后果；第四，長期以來將子女問題作為離婚案件附屬問題的審判思維和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為此，李佩法官提出離婚訴訟中未成年人救濟制度的構想：第一，在婚姻法中確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第二，細化未成年人在離婚訴訟中的權利；第三，在離婚訴訟中建立未成年人權利救濟制度，協調好兒童與成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平衡好社會各方面的利益。

二、未成年人監護制度

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陳寶勇、江或超指出，隨著我國監護制度公法化步伐的前進，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促使監護人正確履行監護職責，對監護失當的未成年人給予司法保護，是當前司法實踐的熱點與難點問題。針對我國未成年人監護制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陳寶勇法官和江或超法官在分析了我國現有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基礎上，對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監護制度提出以下設想和路徑：第一，構建親權與監護制度相區分的立法體例，將父母與其他監護人進行嚴格區分。第二，取消由群眾自治組織和單位??任監護主體的規定。第三，明確監護人資格條件，并應以列舉的方式規定監護人的消極資格，以便于實際操作。第四，設計關于未成年人監護權的特殊訴訟程序。第五，完善、細化未成年人委托監護制度，并充分發揮當地基層組織的指導和監督作用。第六，完善監護監督制度，及時發現監護不當和侵權行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卞文林、張鈺梅認為，有必要建立監護人失責處分制度，責令對未成年人放任不管、缺教少護、教而不當的監護人承擔必要的行為責任。其中，處分的種類包括公開訓誡、強制接受親職教育培訓、罰款，并納入監護人的個人信用記錄。具體而言，公開訓誡的內容通過報刊或互聯網等媒體予以公示；罰款則是責令失責的監護人交納一定數額的金錢作為其教而不當行為的懲罰，以此督促監護人履行管教職責；強制接受親職教育培訓，則是責令失責的監護人到指定的教育機構接受一定期限的親職教育輔導。

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林曉萍認為，我國目前對困境未成年人（指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危險、疾病、遺棄、虐待和其他形式傷害的未成人群體）的監護制度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于撤銷監護人資格后，如何進行監護補位這一問題存在立法空缺。第二，沒有規定委托監護中監護人、被監護人和受委托監護人之間的具體權利義務內容。第三，單位監護徒有虛名，難以操作。第四，對監護情況缺乏監督和管理。對此，林曉萍法官提出將社會監護制度作為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快予以修訂完善：第一，將監護主體劃分為自然監護人和社會監護人；第二，將監護方式劃分為法定社會監護、指定社會監護和意定監護；第三，在社會監護的介入上，應明確設立未成年人監護監督人；第四，在現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基礎上補充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條文，建立完整的監護權變更、撤銷、轉移、恢復等制度。

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曾雪梅針對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未成年人國家監護制度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國家應當將每個未成年人都納入監護的范圍；第二，應當將監護機關劃分為監護權力機關、監護執行機關、監護監督機關和監護保障機關；第三，國家監護制度應當包括監護監督、監護救濟和直接監護等內容，構建監護事件發現報告制度、社會調查評估制度以及緊急救助制度等監護輔助制度。

福建省長泰縣人民法院法官姚毅奇和天津師范大學教師馮源認為，對兒童監護事務的處理，應該以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替代兒童優先原則，建立家庭與國家之間分工協作的模式。姚毅奇法官和馮源老師針對改革監護能力評估機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細化尊重兒童的自決權，結合兒童的認知能力，尊重兒童對于監護模式、監護人選擇的意見表達；第二，家事審判逐步引入心理測量、評估、分析、治療等方法；第三，聘任符合相應條件的群眾擔任家事調查員，協助開展家事糾紛案件的調查和調解工作。

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鄭玉平認為，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務工，導致監護缺失，會使家的屏障作用弱化甚至消失，從而導致留守兒童沒有安全感，直至出現厭學、校園欺凌、女童遭受性侵害、交通事故、自殺等嚴重后果。為了保障留守兒童的權益，在法律層面應當進行三個方面的完善。第一，賦予未成年人探望權，將未成年人列為探望權的主體。第二，健全委托監護制度。我國的未成年人委托監護制度并不完善，現有的規定沒有明確委托監護的性質以及委托監護中各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因此，應當對未成年人委托監護合同的訂立、內容、變更與終止，委托監護中的責任承擔等進行全方位的探討，努力構建一個相對完整的制度，促進未成年人委托監護制度的完善。第三，對長期不探望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適用撤銷監護資格制度，但是要規范適用流程和條件，且要征詢未成年子女的意見。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人民法院法官陳程認為，我國缺少家庭教育專門性立法，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長期得不到確認，由此導致家庭教育工作人員的選任與管理、家庭教育市場的發展與培育、家庭教育工作經費的投入與保障、家庭教育理論研究的深入等都難以得到有力支持。為此，陳程法官針對家庭教育立法提出以下建議：第一，立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包括三類家庭教育法律關系，即家庭教育實施（狹義的家庭教育）法律關系、家庭教育指導法律關系、家庭教育指導管理法律關系；第二，立法應明確政府和學校在家庭教育指導和管理中的相關責任；第三，家庭教育法的制定應突出倡導性、原則性條款，不宜出現較多的懲戒性、強制性條款。

福建省詔安縣人民法院楊曉萍法官指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群體，因主體的邊緣性受到了長期的忽視，其生存權、受教育權等受到嚴重威脅。楊曉萍法官認為，我們需對預防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犯罪問題予以特別關注。社會管理創新背景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群體的犯罪預防工作，應當以福利關懷為主，審判機關通過一系列服務管理措施來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具體而言，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犯罪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模仿效應。未成年人很有可能認同父母的價值觀，模仿父母的犯罪行為。第二，標簽效應。服刑人員子女被標簽化為潛在犯罪者，他就逐漸自我修正，真正成為犯罪者。第三，受挫后的攻擊效應。現實的社會排斥讓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心理受挫，報復社會。對此，楊曉萍法官從立法和司法兩個層面提出了建議。在立法層面：第一，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的監護制度，保障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第二，設立專門的機構并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第三，發展寄養制度，發揮民間組織的功能；第四，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重視執法的人性化。在司法層面：第一，設置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由經過培訓的合適成年人擔任未成年人的“擬制家長”“臨時父母”，來替代無法到庭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參與訴訟；第二，設置法庭教育制度，將教育和審判相結合，使未成年人在審判中接受教育，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第三，細化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三、離婚案件撫養權

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張娜和延吉市人民法院法官石勛波提出，在以下三種對未成年人不利的情形下，不宜準許離婚：第一，夫妻雙方均同意離婚，但是均不同意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張娜法官認為，離婚時，夫妻雙方均不同意撫養未成年子女，或者基于離婚的目的“被迫”同意撫養未成年子女，子女易脫離監護，可能會對未成年子女的成長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第二，雙方均同意離婚，且雙方均要求撫養未成年子女，沖突激烈的。原因在于，?x婚雙方均要求撫養未成年子女，為此互不讓步，沖突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因擔心影響自己與子女的關系，雙方均給子女灌輸不利于對方的所謂事實，并爆發長期的激烈沖突，甚至拒絕對方探視子女，這會對尚處于心理、生理發育期的未成年人的成長、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可能造成未成年人的人格缺陷。第三，雙方均同意離婚，但離婚后生活條件明顯下降，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

江蘇省射陽縣人民法院法官孫棟針對目前處理未成年子女撫養費糾紛的法律規定不健全的現狀，提出以下建議：第一，規定支付撫養費的義務人對法院或權利人有答復關于其經濟收入和財產狀況的義務；第二，對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事項，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以彌補未成年子女在訴訟中舉證能力的不足。第三，法院應當審查離婚協議中關于未成年子女撫養費的部分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并聽取具有表達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見。

江西省南豐縣人民法院法官趙霞針對撫養費的拖欠、執行難等問題，提出以下保障撫養費支付的建議：第一，通過訴訟調解提高撫養費支付效率；第二，在離婚訴訟的調解過程中，涉及到撫養費支付爭議時，審判人員通過了解雙方的經濟狀況和當事人的相互信任狀況，可以適時提醒當事人協商設立撫養費擔保；第三，運用“司法調解第三人”模式，邀請對爭議解決有助益的第三人參與到調解中，促進爭議的解決。

山東省武城縣人民法院法官陳曉靜等認為，夫妻之間婚姻關系的解除，代表著夫妻權利義務的終結。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長所必須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在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無和好可能的情況下，作為未成年人父母在不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親子成長環境的情況下，盡最大能力保證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發展是法定的義務。父母雙方離婚后，“子女歸一方撫養，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量的撫養費”，這一做法并不能保障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具體的離婚協議或者司法文件可以將“隨誰生活”和“由誰撫養”兩個問題分開表述，即首先概括指出離婚雙方均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權利與義務，然后確定雙方撫養子女的具體方式，即子女隨一方共同生活，另一方支付撫養費并履行其他撫養義務（如陪伴義務等）。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法官薛箴言建議，在離婚過程中，引入?Ψ蚱匏?方直接撫養能力的量化賦分制，合理設置各類撫養因素的考核分數，這樣有助于相對客觀地考量雙方的撫養能力，并實現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薛箴言法官認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的貫徹應充分考慮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子女生活的主要照顧者，子女的身體、心理、教育和人格發展上的需求，子女對家庭、學校和居住地的適應，父母的心理和身體狀況及對子女的影響，父母的撫養意愿及滿足子女需求的能力。薛箴言法官指出，量化賦分制是新生事物，包括法官在內的各方在觀念上都需要有一個接受及熟悉的過程。在賦分評定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走訪調查，應配套建立家事調查員制度。

福建省長泰縣人民法院法官林阿慧提出，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非婚生子女親子關系確定的證明責任不利風險、撫養權之訴缺乏權利救濟、撫養費強制執行難等問題。林阿惠法官認為，為了有效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撫養權，針對上述問題必須完善非婚生子女撫養權的法律保障制度，以期實現我國非婚生子女健康快樂的成長與良性發展。

四、離婚案件探望權

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王蕾提出，探望權是家事法律中一項重要的權利，是基于父母子女身份關系和血緣關系的一種派生權利，也是父母和子女情感上的必然需求。但是現行的探望權制度立法以及司法理念將探望權定位為家長權利本位，忽視了孩子的獨立人格及主體地位資格，忽視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而且，探望權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將使權利成為空談，極易激化矛盾。關于完善探望權制度，王蕾法官提出，首先要轉變理念，回歸子女權利本位，其次要強化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最后要完善立法，破解探望權執行難的問題。

福建省將樂縣人民法院法官鄭翠榕、李霞認為，目前關于探望權的有關規定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探望權的主體范圍過于狹窄，未涵括（外）祖父母、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當事人以及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等人；第二，關于探望權的行使方式、中止探望權以及探望權執行問題存在制度缺失；第三，探望權救濟方式單一，制裁措施也僅限于對一方當事人進行罰款和拘留。對此，鄭翠榕法官和李霞法官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擴大探望權行使主體的范圍；第二，明確規定中止探望權的情形，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進行明確和細化；第三，把探望作為一種法定義務在立法中予以設定；第四，規定實現探望權的救濟方式。

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謝建才、張惠涼認為，固守于傳統的價值定位所作出的關于探望權的權利義務規定并不合理，現行婚姻法關于探望權制度的設計，隨著時代的發展，已表現出明顯的滯后性和片面性。謝建才、張惠涼法官建議借鑒域外立法經驗，賦予子女探望權，即未成年子女有權探望不直接撫養自己的父母一方，也有權要求不直接撫養自己的父母一方履行探望義務，以更好地體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

五、親子關系認定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法官金紅、葉涵提出，為了在涉親子關系認定案件中貫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應當明確《婚姻法解釋

（三）》第2條必要證據的范圍，將隔代親緣鑒定報告列入必要證據范疇，并針對原告已提供必要證據，但被告無正當事由拒絕親子鑒定的情況，對被告苛以警告、罰款等懲戒措施。同時，借由目前家事審判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在涉未成年人特色審判機制的基礎上可進一步擴展親子關系保護的內容。

浙江省海鹽縣人民法院法官俞朱明、李阿盈認為，對于親子鑒定的啟動只能是一方提出申請，且征得被鑒定人的同意。親子鑒定涉及人身關系，啟動親子鑒定程序需遵循當事人自愿原則。法院不能依職權強制啟動鑒定程序。親子鑒定程序無法啟動的情況下，對于婚生子女親子關系否認之訴的評判只能通過依照一定規則的推定得出結論。親子關系訴訟中推定規則的適用應滿足以下基本條件：一是基礎事實得以必要的證明，達到高度蓋然性標準；二是另一方未提供相反的證據且拒絕做親子鑒定。從保護未成年人利益角度來看，如果一味強求一方當事人對存在親子關系進行舉證，輕易判決否認親子關系，而忽視未成年子女的實際需要，那么將不利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

六、小結

司法實踐中，解決好涉未成年人問題往往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糾紛的關鍵，保障未成年人權益必須放在家事審判的首位。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涉少年的家事審判制度改革得到了與會法官的高度關注。與會法官認為，建立與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相適應的涉少年家事審判制度，對于在離婚、撫養等案件中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有重要意義。與會法官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為依據，對監護制度的改革、撫養權裁判方式的改革、探望權制度的改革等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議。這些建設性意見，對于根據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給予特殊、優先保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促進青少年的健康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篇：論文 淺談對家事案件審判的一些看法

淺談對家事案件審判的一些看法

－－－－民商事審判制度改革初探

應然法與實然法之間總是存在裂縫和差距，每一個法律人在實踐中孜孜以求的目標，應該就是竭盡所能填補這些裂縫、縮小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并為之奮斗終生！（陜西省商南縣人民法院富水法庭助理審判員 羅俊）

近年來，筆者長期在基層人民法院農村基層法庭工作，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及經濟社會的變遷帶來的農村社會的變化，與此同時，由于社會的發展變化總是超越于現行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加之法律本身的滯后性、立法解釋的不足、司法解釋的有限性，民事訴訟審判實踐中面臨很多的困惑與挑戰。比如基層法庭受理的很多家事糾紛中，法院的審判模式不能為涉訴群眾所普遍理解和接受，法官基于法律知識、正義感和司法良知對案情作出的判斷與老百姓的要求嚴重脫節，從而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和批評。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由于家事糾紛當事人之間的特殊家庭關系，法院解決家事糾紛不能簡單地評斷對錯是非、就案辦案，而是要以消除對立、彌合親情、恢復情感為目標，真正實現家庭和諧、社會穩定的大局目標。⑴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業內同行各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眾說紛紜，在這里，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如何在民商事審判中更好地解決家事糾紛談談一些

粗淺的想法，希冀獲得廣大前輩法官同志的批評指正。

一、審判實踐中面臨的具體問題

在一些涉及倫理道德及農村風俗習慣的家事糾紛案件具體審判實踐中，有些具體實務問題法律上沒有具體規定或現有規定不明確，導致實踐中各地法院有不同的做法，究竟應該如何辦理，亟待法律予以明確統一規定。就筆者親身經歷而言，主要有以下情形：

1、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中，原告一般為婚約中的男方，被告一般為婚約中的女方。但是，由于給付婚約財產（彩禮）的具體情況不同，具體案件中，出現了各種情形，原告有將女方列為被告的情形，有將女方及其父母共同列為共同被告的情形，還有將女方、女方父母、媒人（彩禮經手人）共同列為共同被告的情形。究竟訴訟主體如何規范確定較為適宜，有待解決。

2、贍養糾紛案件中，原告為贍養權利人（一般為父母），被告為贍養義務人（一般為子女）。但是，具體案件中，在贍養義務人為多人的情況下，原告僅列其中部分贍養義務人作為被告時，是否追加其他義務人為共同被告，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有的是辦案人行使釋明權后原告明確表示僅起訴部分義務人，法院在查明事實后僅處理該部分義務人所應承擔的贍養份額；有的是辦案人在查明有哪些義務人后將所有義務人均追加為共同被告，然后在征得原、被告各方當事人同意后，按原告對其中履行贍養義務無爭議的義務人放棄主張

訴訟權利處理，實體處理仍僅處理原告對履行贍養義務有爭議的被告份額；有的是辦案人在原告僅起訴部分贍養義務人時，視為原告對不起訴的義務人放棄主張訴訟權利，實體處理時將該部分未被列為被告的義務人應承擔的贍養份額分出后，對起訴的義務人應承擔的贍養份額作出處理。這些做法中，究竟哪種更為規范和符合法律精神，亟待明確。

3、離婚案件中，原告同時提出請求退還彩禮的訴訟請求，是否可以合并審理，法院內部也有多種看法。甚至還有的案件中，原告提交離婚訴狀中提出退還彩禮訴訟請求，所列被告不僅包括婚姻當事人，還有女方父母，有的還將彩禮經手人媒人列為被告，這樣的訴狀筆者認為從立案審查上講訴狀就不符合規定，更不用涉及合并審理的問題，但法院內部同樣有多種看法，有同志認為不僅訴狀沒問題，離婚和退還彩禮還能合并審理。孰是孰非，有待確定。

4、追索扶養費案件中，原被告雙方為婚姻關系，原告不要求離婚，僅要求追索扶養費，理由為自己在生活上需要照料、生病時需要護理時，被告未盡作為配偶的扶養義務。在具體處理時，對于扶養費的范圍、哪些情況下應當由被告支付扶養費，法律規定不具體，亟待對此明確。另外，同樣的案件中，如被告應訴后提出離婚，是否構成反訴，是否可以和扶養費案件合并審理，同樣存在爭議。這些問題有待解決。

5、離婚案件中，原被告雙方均同意離婚，但對財產和

子女撫養問題及債權債務均協商不成，在判決時，雙方所提出的離婚理由均不構成婚姻法規定的“夫妻感情破裂”情形之一，對于判決是否準許離婚，審判實踐中同樣存在爭議。

以上是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具體如何解決，法律規定不具體，各地審判實踐中具體做法不一，常常出現案件進行合議時有不同意見，究竟如何處理，有待商討，法律規定亟待統一。

此外，由于家事糾紛當事人之間一般為父母子女關系、夫妻關系、兄弟姐妹關系，且大多數家事案件發生在農村，當事人由于自身文化、思想、素質、性格的差異，往往是出于自己的立場自說自話，并不顧及法律規定。家事糾紛還存在著“事實和法律嚴重脫節”的情況，當事人之間有時矛盾并非不可調和，但法院辦案中如果單純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和“分清是非、劃分責任”，往往在明確證據、分清是非之后，處于優勢地位的當事人得理不讓人，處于劣勢地位的當事人礙于面子頑固硬扛，矛盾反而升級激化，對于糾紛的解決“治標不治本”，有時雖能解決發生糾紛的事由本身，但不能從根源上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問題，甚至使當事人之間的親情在訴訟結束后毀于一旦，不能真正做到“案結事了”。

二、解決問題的制度設想

通過對審判實踐中遇到的上述問題的思考，筆者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在這里進行闡述。

1、對審理家事糾紛適用特別程序，這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⒈性質因素決定。家事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它不僅涉及法律問題，更涉及倫理、感情問題，單純的法律判斷難以達到徹底解決糾紛的目的。

⒉特點因素決定。基于家事糾紛案件高發、頻發、親情基礎濃厚易于調解、隱私程度強需要特別保護等特點，在民事訴訟法中增設家事訴訟程序，專門用于審理除遺產繼承、財產分配之外的婚姻、收養、親子關系等家事身份關系案件。⑵

⒊審理方式因素決定。由于家事紛爭的隱匿性，當事人自主解決的先決性，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在一審民事訴訟程序中規定專門的家事訴訟程序，適用法官職權主義，處理糾紛要對情、理、法予以充分考慮，有效化解家庭矛盾，維護社會穩定。⑶

⒋社會效果因素決定。家事糾紛不僅是財產糾紛，更重要的是情感糾紛。家庭是社會的紐帶，恢復情感對社會和諧意義重大。家事審判的宗旨就是要彌合親情、化解矛盾、促進和諧。至于適用的特別程序具體情況，筆者初步設想為立案程序簡便、不必拘泥于舉證規則⑷、法院根據案情需要主動調查⑸、加大調解力度、考慮多方聯動協調、送達方式多樣，總之，以當事人血緣、親情關系為依托，以當地風俗民情為助力，以解決矛盾、恢復情感為目的，以構建和諧家庭

關系為最終落腳點。

2、設立家事法庭，以專業水準專門辦理家事案件。設立家事法庭很有必要：⒈全院家事案件數量很多，僅離婚案件就占受理的民事案件總量的20％還要多。⒉鑒于家事案件具有高度的人身屬性，當事人在訴訟中不愿意過度公開個人隱私，當事人收集證據十分困難，需要合理分配舉證責任。⑹ ⒊家事案件的上述特點對審判的專業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審判人員不僅具有扎實的法律知識，也要有豐富的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具備較為豐富的調解經驗和技巧。

設立專門的家事審判合議庭，有利于實現審理此類案件的專業化，有利于更好地處理家事糾紛。筆者初步對家事法庭做如下構想：

⒈組成人員的要求。家事法庭成員應當在家事糾紛案件處理上具有豐富審判經驗、社會閱歷深、年齡優勢明顯、且素質較高。家事案件不僅涉及法律問題，還涉及倫理、感情問題，單純依賴法律專業知識難以達到徹底解決糾紛的目的，所以家事審判合議庭在堅持審判人員相對集中的基礎上，應安排具有婚姻家庭經驗和人生閱歷較為豐富的法官組成合議庭。⑺家事案件中很多案件當事人是女性，例如涉家庭暴力案件中絕大多數受害方是女性，所以合議庭最少應配備一名女法官，同時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邀請人民陪審員（尤其是婦聯干部）組成合議庭。家事合議庭可以委托婦聯

組織進行調解，調解成功的由法院予以司法確認。有些案件的當事人可能存在心理疾病，有必要挑選具備心理學知識的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增加審理工作的針對性。⑻

⒉工作特點。

家事案件不僅涉及家庭秩序的穩定、和諧，也涉及對婦女、兒童、老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維護問題，在此類案件中更需要加強調解工作，在家事案件的全程審理過程中應當進行調解，最大程度減少不和諧因素，通過家庭和諧促進社會和諧。家事法庭應當堅持調解優先原則、不公開審理原則、維護家庭成員關系改善與和好原則、傾斜保護弱勢家庭成員利益原則，堅持做好巡回審判、訴訟釋明、主動調查取證、民意吸納、綜合治理、司法關懷延伸工作。⑼家事審判合議庭設立之后，合議庭可以著力研究此類案件的特點，提高審理此類案件的專業化水平和效率，達到快審快結的目的。同時，綜合當事人的舉證能力、案件的具體情況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加強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和依法釋明工作，切實保護案件當事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在審判庭的場景布臵上，應當突出濃厚的家庭的溫馨和諧氣氛，采取“圓桌式”布臵，可以擺放鮮花、水果等，按照家常方式營造家庭氛圍。

⒊審理過程中充分考慮當地風俗習慣。

筆者工作轄區在當地農村，深感審理案件不能脫離實際，不能不充分考慮當地社會風俗、農村習慣。習慣是人類

社會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法律淵源。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指出：法律的根基在于法與道德的共同母體——習慣。⑽從社會規范的分類上講，道德與法律分屬不同范疇，但是二者具有廣泛的聯系，從來都沒有被截然分開過。林肯指出：“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中西方法理學者的共同認識是“任何社會的法律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反映該社會占主導地位的道德”。⑾在中外各國的民事法律領域，尊重善良風俗是一項基本原則，而善良風俗就是一個具有濃厚道德色彩的術語,各國立法中也不同程度將善良風俗等法益作為保護對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中第17條規定：有關組織調解案件時，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行性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參考行業慣例、村規民約、社區公約和當地善良風俗等行為規范，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這一條款的確立，極大地豐富了調解的依據。⑿法律在其形成的過程中，也大量吸收了善良風俗和交易習慣，并使之上升為成文法的內容。更多的習慣，并未進入國家正式法體系，以非正式規范的方式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因此，法院在調解中應注意風俗習慣的作用。⒀在調解中，參考當地交易慣例、村規民約、社區公約和善良風俗等規范，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比較容易為糾紛各方所接受。當然，這也給調解員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須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分出“良俗”與“惡俗”，將“良俗”引入調解工

作之中，家事案件更是如此。⒁我們要把長期以來農村各地方所沿襲下來的善良風俗巧妙地跟法律結合在一起。我們做當事人的工作，更多的還是要尊重他們風俗習慣，只要尊重了老百姓的風俗習慣，反過來講，他們對法律也會非常尊重。⒂善良風俗習慣來源于群眾長期生產生活實踐，同時習慣是法律的重要淵源，審理案件充分考慮風俗習慣，才能使我們的工作不脫離群眾，最大限度將法律與實際相結合，將“應然法”轉化為“實然法”，拉近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使法律深入人心，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3、可將馬錫五審判方式貫穿始終。

家事案件具有濃厚的鄉土特征和情理特征，當事人間多為家庭關系、當事人普遍訴訟能力不強、較難取得證據分清是非、隱私性強、特別需要在訴訟中為當事人間保留情面、當事人多在農村生產生活出行不便。家事案件中，雖然在表象上當事人是向司法機關尋求對法定權利的保護，但在實質上，其所追求的不是類似案件得到類似處理，而是裁判者個人對自己的同情和對他的個案的特別處理。⒃

與此相應，家事案件的特點決定了審理家事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要求：其一，訴訟程序上不拘泥于形式。具體表現為訴訟程序及運作過程的不拘形式、當事人便利主義，訴訟可以沒有律師參與，法官定期下鄉，即時、就地開庭解決糾紛，當事人提起訴訟不是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個別情況下可以口頭提起訴訟。⒄法院庭審不必一定遵循舉證、質證等

固定形式，法官可以根據個案的不同情況，簡化庭審程序。其二，解決糾紛方式的多樣性。基本上是基于個案在審理過程中借助道德、社會輿論、情理判斷事實，說服當事人，積極發揮調解的特殊作用，追求結果的合理性，特別重視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社會輿論的評價等。其三，法官在訴訟中須有主動性。法官在辦案過程中要開庭與庭外工作并舉，不僅把調查證據和對當事人的說明、解釋作為辦案的需要，而且將其視為自己的道德義務。法官在依法辦案的前提下，為當事人著想，并極富人情味，與當事人保持著一種良好的對話和交流關系。其四，審判過程重視鄉土知識。由于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家族與宗族觀念在農村還有殘留影響，人民法庭的工作需要大量地方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知識。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重視鄉土知識，但同時也注重無論調解抑或判決，最終都落實到法律規則和法律權力的框架內，依法進行。家事案件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在家事糾紛案件中更加需要馬錫五審判方式中的巡回審理、就地開庭、方便當事人訴訟等審理方法和審判原則，需要的正是法官善于利用地方性知識、善于發揮個人人格魅力的工作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區分情況不同處理，體現司法為民的社會主義優越性。

馬錫五審判方式有如下基本特點：（1）法官全面調查證據，發現案件事實真相；（2）發動和依靠群眾，調解為主，司法干部與群眾共同斷案；（3）堅持原則，依法辦事，廉潔公正；（4）實行巡回審理、田頭開庭等簡便利民的訴訟程序。

⒅馬錫五審判方式包括三個有機聯系的步驟：查明案件事實、聽取群眾意見形成解決方案、說服當事人接受。⒆具備靈活便利和鄉土化特點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不僅能高效率、低成本地解決個案，還使國家司法權的行使深入到農村社會底層，真正定紛止爭，化解矛盾，宣傳法制，促進和諧，維護穩定。馬錫五審判方式強調法官調查研究，查明案件事實，這充分回應了當事人對查明“真相”的要求；其次，充分考慮群眾意見作出的裁判為群眾所樂于接受；最后，當事人在社區輿論壓力下，也容易服從判決和調解結果。因此，馬錫五審判方式既滿足了當事人對法官“為我做主”的客觀期望，又能讓當事人的情理要求得到表達。在家事案件中也更能體現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精神——人民法院為人民排憂解難、主持公道。

三、仍需解決的新問題

誠然，理想是美好的，關于家事糾紛的解決還有很多遙遠的設想，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我們仍需冷靜面對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筆者試提出以下幾點，期待同仁探討如何解決。

1、過分強調調解結案造成的延遲和強制調解導致的當事人的不滿如何解決。由于法院系統目前普遍追求調解率，辦案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承辦人努力追求調解結案的趨勢，但是強調調解并非都能為當事人所接受，當事人甚至可能出現不滿，這些問題如何應對

尚需解決。

2、過于追求方便當事人，有可能被某些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或者纏訟。辦案中有時為了便民，盡可能在法律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但是，某些當事人可能為了其訴訟利益濫用訴訟權利，如不當行使申請回避權、濫用管轄權異議、以調解為籌碼拖延訴訟，甚至利用訴訟討價還價企圖達到其他目的。

3、在法院主動調查取證過程中，由于辦案人員司法良知的差異，導致其只調取對一方當事人有利的證據而對其他證據視而不見，或人為利用調查取證促使案情向有利于一方當事人的方向發展。

4、在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中，某些當事人不配合法院工作，受傳喚時接電話但不來法庭、送達法律文書時避而不見，這涉及一些審判實踐中尚存在爭議的問題，是否可對這類當事人采取留臵送達、交其同住成年家屬轉交，對一些必須到庭的被告，是否可以拘傳。還有，在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中，某些被告本人不到庭又不辦理委托手續，其近親屬是否可代其應訴、調解，尚待商榷。

對于上述問題，筆者目前亦無成熟的解決思路，期待有志同仁共同探討。筆者認為，審理家事糾紛案件，有三點應注意的問題：找準案件爭議的焦點，有針對性地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找準矛盾轉化的交叉點，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找準法律與情理的融合點，綜合發揮法律與道德規范 的雙重作用。⒇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矛盾糾紛，司法機關存在的意義在于能夠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家事糾紛的和諧解決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司法和諧”理念強調了對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家事案件的處理要注意充分運用調解機制，發揮人民調解、仲裁調解、行政部門調解等矛盾調處機制的作用，擴大家事矛盾非訴訟機制的適用范圍，從而真正探尋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問題路徑。我國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社會利益和沖突的多元化、社會主體關系的多元化、價值觀與文化傳統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糾紛解決手段的多樣化。因此，加快構建多元化家事糾紛解決機制，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和偏好、可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既有利于緩解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的壓力，也有利于及時有效地解決社會糾紛。

備注： ⑴《家事審判 中山試水一年間》第二段，作者李志金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3/28/content_25013.htm

⑵《民事訴訟法修訂的幾點建議》第四部分第九段，作者姜啟波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9/15/content_15629.htm

⑶《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事訴訟制度》第五部分第三段，作者張先明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4/14/content_25793.htm

⑷《司法能動與司法被動的三重辯證關系》第三部分第三段，作者王建林 伍玉聯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8/20/content_14289.htm

⑸《如何破解家暴案舉證難》第五段，作者張中梅 劉英團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4/01/content_25238.htm

⑹《廣東法院試點組建家事合議庭》第三段作者林曄晗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3/24/content_6292.htm

⑺《專業審理鋪就家庭和諧之路》第二部分第二段，作者林勁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4/19/content_7817.htm

⑻《探望權糾紛強制執行途徑》第一部分第一段，作者楊芳 楊才清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3/03/content_4923.htm ⑼《家事法庭專斷家長里短》第二段，作者劉秋蘇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3/29/content_25055.htm

⑽《習慣在調解過程中的作用》第一段，作者黃鳴鶴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⑾《法律，一刻也不曾離開道德》第三段，作者張智慧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http://palj.dbw.cn/system/2010/05/26/052530702.shtml

⑿《習慣在調解過程中的作用》第二段，作者黃鳴鶴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⒀《習慣在調解過程中的作用》第三段，作者黃鳴鶴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⒁《習慣在調解過程中的作用》第十段，作者黃鳴鶴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⒂《化解百姓矛盾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第一部分第四段，作者屠少萌http:///article/201103/14/444444.shtml

第五篇：關于家事審判制：家事訴訟程序與家事法

家事審判制：家事訴訟程序與家事法庭

蔣月

提要: 家事案件因其高度人身屬性而不同于普通民事爭議，當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既具有終身性又可變的兩面性，彼此利益既統一又分離;雙方的自由合意和處分權受到較大限制。為更好地適應家事爭議當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應對家事案件數量持續增長，促進家事爭議處理質量的提高，我國宜借鑒德國、日本、英國等國司法改單經驗，制定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在法院設立專職審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乃至家庭法院，配備擅長于調處家事糾紛的法官及專職輔助人員，盡快構建家事審判制度。宜把司法裁判定位為解決家事爭議的最后手段;鼓勵當事人利用和解等多元化途徑解決家事爭議，化解家庭矛盾和沖突，提高家事爭議解決的司法效率和社會綜合效果。

家事案件即我國人民法院所稱的婚姻案件、家庭案件、繼承案件及其他親屬關系糾紛，主要包括親屬身份爭議和以親屬身份為依據所生的財產爭議兩大類。家事案件，不僅數量占居了民事訴訟總量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其審理復雜而特殊。從世界范圍觀察，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的普遍建立是20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主要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家事審判制度已相當成熟：家事法院或法庭，配備有興趣并有特殊素質的法官、輔之以社會工作者和其他適合于此的專業人士，適用家事訴訟專門程序，全面系統地處理所有婚姻家庭法律事務，取得了較理想的社會法律效果。我國的家事審判尚未專門制度化。鑒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我國在司法改革過程中，有必要制定獨立的家事審判程序法，在人民法院設立專職審理家事案件的家事審判庭乃至家庭法院，以更好地適應日益增大的家事案件司法審理需求，提高家事爭議解決的司法效率和社會效果，同時更好地借助其他專業力量，多元化地解決家事爭議，促進家庭和諧。

一、家事案件司法管轄與審理適度獨立的依據和意義

從家事案件的特點、數量、價值追求、解決方式等方面考慮，將家事案件和普通民事案件分別管轄和審判，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和法律意義。

首先，家事案件具有高度人身屬性。其權利義務爭議不同于一般財產法上的利益爭議。一方面，家事案件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婚姻家庭是傳統倫理道德的主要載體之一。特定的親屬身份是主體相互之間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依據。婚姻家庭關系既是法律關系，又是倫理關系。而一般民事案件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親屬身份，某種親屬身份即使有，也與彼此爭議的財產利益無關。另一方面，家事案件當事人的心理較復雜，既希望解決紛爭，又不愿意親屬關系因此交惡;既要求分清是非，又存在輩份、親情等顧慮;既要求徹底查清事實真相公平處理糾紛，又不愿意過度公開個人、家庭、家族隱私，也不可能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家事案件的審理結果和質量高低，關系到當事人及其家庭成員終生利益乃至數代人恩怨。為此，家庭案件的解決和司法審理，在時間、場合、方式、程序等方面有很高要求，又需要較大靈活性。

其次，家事訴訟程序與普通民事程序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特點。家事訴訟的法律政策定位和解決結果往往長久地影響社會生活。家事案件的裁判，不單純以追求當事人孰是孰非為目的，而是重在調整人際關系，使當事人回復到生活常態。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公權會較多地干涉家事案件的解決，提供指導服務。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受到嚴格限制;在證據制度上。婚姻無效等凡涉及公共利益的家事爭議，不限于當事人舉證，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當事人未主張或提出的事項。而在一般民事訴訟中，法院嚴守不告不理原則。在有的國家或地區。公權力代表還會全程參與婚姻家庭案件的審理。受理家事案件的法院承擔著為當事人提供指導和服務的職責，引導當事人相互諒解，盡可能促成當事人保留原有法律關系。通常需要同時適用訴訟程序與非訴訟手段。過多的舉證、質證、辯論等攻防性訴訟活動容易激化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之間的人際關系，不利于爭議的解決。鑒于家事訴訟的公益性、社會性和連帶責任，德國、日本、英國、韓國等國家都制定了“家事事件程序法”，滿足解決家事事件之需。

其三，家事訴訟程序獨立，有利于調判結合化解家事爭議，促進司法效率最大化。法院審理家庭爭議時，除以裁決平息糾紛外，更要鼓勵當事人通過協商、和解等方式化解爭議。這需要很多的事前咨詢和輔導;不得不裁決時，須著眼于家庭最大利益。調解集法、理、情于一體，能較好地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有效節省司法資源，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佳方式。法院應當依法加大家事訴訟的調解力度，引導當事人客觀對待糾紛，最大限度地化解婚姻家庭糾紛。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專司家事案件，配備熟悉這類案件并有豐富專業經驗的專任法官，能夠更有效地開展工作。高水平的家事法官，猶如家庭醫師，對各種家庭情況有更全面了解，更容易獲得當事人信任，有助于糾紛的調解和解決。專門化的固定審判機構，能更好地適應家事案件審理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社會效果。

其四，有利于配置相關資源適應家事爭議解決的特殊需求。家事范圍廣，法院審理家事案件，不只是在法律上分是非，而且涉及家庭人際關系相處、對生活的理解和態度等。當事人生活背景不同，對家事爭議的理解和處置就不盡相同。家事法官。不僅需要法律專業知識，而且要求具備較豐富的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掌握調解技巧等，始能贏得當事人信任，使審理達成最適當效果。同時，家事案件涉及的心理學、社會學、社會保障與福利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若能配備相應專業機構或人員為法官提供專業輔助，糾紛解決成效將更優。家事訴訟程序獨立化能夠更好地整合相關資源，更合理妥當地解決家事爭議。

二、域外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

鑒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德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和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都制定有專門適用于家事訴訟的特別程序法。

在德國，家事訴訟屬于特殊類型的訴訟，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06條、第621條規定由家事法院專屬管轄，適用該法第六編中的“家事事件程序”。“婚姻案件的一般規定，在許多方面與普通程序的規定不同”，家事案件實行不公開審理;某些情形下有經特別授權的律師強行介入;雙方當事人應親自參加聽審，否則，須繳納罰款，依照主流觀點還可強制當事人到庭;如果婚姻關系有繼續的希望，法院依職權可中止離婚程序;辯論主義受到了強烈抑制，雙方當事人的處分權限受到限制。[1]德國強調應當對離婚案件

和因離婚引發的特定的家事事件，在準許離婚申請的同時一并作出裁判。除婚姻案件以外的其他家事案件，大部分屬于非訟事務。

日本的家事訴訟適用《人事訴訟程序法》和《家事審判法》。家事事件法定區分為兩類：一是不經調解的案件，主要是有關選任監護人、認證遺囑等訴訟爭議較少但要求法院依職權介入的案件，當事人不服判決時，有權向高等法院實時抗告：再有不服，還可以向最高法院特別抗告。二是須經調解的案件，包括婚姻費用分擔、離婚時財產分配、遺產分割等爭議;認領、否認婚生子女等不許當事自由處分的身份關系為標的之爭議案件;有關離婚、慰撫金等案件。不同類型案件在適用調解程序、當事人合意的效力、抗告等方面有較大區別。日本強調家事案件審理適用調解程序，對具有訟爭性的家事事件，調解是審判的前置程序。家事調解由調解委員會執行，遵循非公開程序，促成當事人達成合意自主解決家事糾紛。隨著社會變遷及價值觀的多樣化，家庭紛爭增加，家庭自行解決爭議的難度加大。1992年至1998年間，日本家事法院僅每年受理調解的家事案件在9萬至11萬。[2]。調解作為化解家事爭議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英國《1973年婚姻訴訟法》和《1984年婚姻和家事訴訟法》專門適用于家事訴訟。《2003年法院法》第75條至第81條還賦權法院制定不同于民事程序的“家事訴訟程序規則”和提供“家事訴訟指導”，使“家事審判程序成為可接近的、公正的、有效的”。[3]尤其是離婚訴訟程序傳統上很特別。離婚判決需經過附生效條件離婚判決和絕對判決兩個階段。當事人若有未成年子女，法院只有在認為未成年子女已有妥善安排的情形下才會制作和宣布絕對離婚判決。涉及兒童的案件，英國十分強調社會福利等相關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協助，為法院提供更有效的兒童福利服務。20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家庭法逐步認可、支持和解程序，和解如今已成為英國家事訴訟程序的重要內容。英國法院認為，和解能幫助當事人挽救婚姻;修復當事人之間應有的良好關系，現實地理解和客觀對待因離婚而生的法律后果;尤其在離婚訴訟初期，應當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方法激勵當事人和解，特別在當事人有未成年子女時，和解對當事人和子女都很有益。[4]

在中國臺灣地區，處理家事案件與一般民事案件有較大差異。受理家庭案件起訴后，家事法院應隨時注意試行和解。只有性質上不許當事人自由處分或不能依和解發生效力的案件，不得成立和解。調解家事案件時，可邀請當事人的親友或有關專家或延請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派員到場，為事件處理提供參考意見。家事事件裁判，應注意依法斟酌當事人未提出的事實，并依職權調查證據。在裁判前，當事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就未成年子女爭議成立和解時，法院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原則予以審核。地方法院設立有家事商談室，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在申請或起訴前以商談方式協助其解決家事問題。

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家事訴訟程序獨立化，其意義不只是在于獨立本身，更在于突出其不同于普通民事訴訟的價值定位，更加貼近家事糾紛的解決需要，提高糾紛解決的效果。

三、家事法院(法庭)專司家事案件經驗述評

設置家事法庭或法院專理家事案件，是不同法律傳統的國家和地區近半個世紀來共同經歷的成功經驗。

1.大陸法傳統國家和地區的家庭法庭或法院。德國、日本設立有專職管轄家事案件的獨立家事法院，西班牙、奧地利、波蘭等國法院內有相似機構。[5]法國雖專司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但其大審法院審理家事案件由專門的家事法官承擔，也反映現了家事審判的某種獨立性。在德國，從1977年開始，家事法院作為專門性法院統一管轄家事案件。與德國法院組織結構相適應，家事法院劃分為三級：地方初級法院家事法庭、州法院家事法庭、州高級法院家事法庭。[6]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是家事案件的第一審法院，由1名法官獨任審理;州高等法院家事法庭是家事案件的上訴法院，由3名法官組成;聯邦最高法院的家事法庭是審理上告和抗告的法院，通常由5名法官組成。地方法院內的普通民事訴訟部門與家事法庭之間的管轄權分配屬于法定業務分工。1976年《德國婚姻法和家庭法第一修正案》確定了家事法院制度的三個目標，即由專業知識淵博的家事法官集中審理家事爭議或法律問題，使糾紛盡可能獲得客觀公正解決;簡化程序，加快程序進行;促進司法統一，提升司法利益。[7]家事案件在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六編中被區分為婚姻案件和其他家事事件。“其他家庭事件”包括民事訴訟事件和非訟事務，前者例如，以親屬身份為

前提的法定撫養義務爭議、有關婚姻共同財產制爭議、未婚母親權利爭議、涉及子女的案件;同居關系案件。家事法院可以發布命令督促利害關系人履行法定義務或有效判決確定的義務。1997年《子女改革法》生效后，為了更好地保護兒童權利，德國“家事法院的任務領域被擴大”了。[8]

日本的家事法院是在1948年修正法院法后設立的，主要審理家事案件和兒童案件。[9]日本《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法院體系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事法院、簡易法院構成。家事法院可以設立分院，負責家庭事件的審判、調解和少年保護事件審判等。根據《日本家事審判法》第18條規定，人事訴訟和一般家事案件，須先向家事法院申請調解;協商不成，才能提起訴訟。日本將訴訟區分為物之管轄、職務管轄、人事訴訟事件等十余類，家事事件構成人事訴訟的主要項目，由專門裁判所管轄早在明治時代已實施，[10]歷史悠久。

中國臺灣地區設有家事法庭專理家事案件。家事案件包括《民事訴訟法》第九編規定的人事訴訟、《非訟事件法》規定的基于親屬身份引起的財產管理、監護及繼承事件;因婚姻、親屬關系、繼承或遺囑所發生之民事事件。地方法院可設置包括家事法院在內的各專業法院。根據《家事事件處理辦法》，地方法院設家事法庭辦理家事案件;家事案件較少的法院，則指定民事庭專人兼辦家事案件。家事法庭，設置法官若干人，擔任案件的調解及裁判。家事法官經遴選由對家事事件具有研究并資深者充任。候補法官及未曾結婚的法官，原則上不得承辦。

此外，法國雖未設立家事法院，有關人的身份、婚姻、離婚、分居、親子關系、收養關系、國籍、宣告失蹤、改名爭議由大審法院專屬管轄，但由家事法官專職審理。[10]

2.普通法傳統國家和地區的家庭法院或家事法庭。普通法傳統的國家和地區設立獨立的家事法庭(法院)的歷史更悠久。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都設立有專司家事爭議的家事法院、家庭法庭，美國也有類似司法組織。

英國家事案件的司法管轄復雜，并有很大獨立性。英國為創設統一的家事法院系統進行了長期而廣泛的努力。[11]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家事案件由治安法院的家事訴訟法庭、郡離婚法院、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管轄。家事訴訟法庭通常由兩男一女3名法官組成。郡法院被劃分郡非離婚法庭、郡離婚法庭、郡法院家事審理中心、郡法院照護中心。郡法院照護中心可以審理所有類型家事案件;家事聽證中心審理有爭議的私法案件;郡離婚法庭審理離婚、婚姻無效、司法別居、輔助救濟等申請，發布家庭暴力禁令，宣告所有權收益分配。有的家事案件可任選上述法院之一審理，有的案件則須由指定法院受理;公法案件的申請通常須向家事訴訟法庭提起;私法案件的申請人則有權選擇法院。自1970年開始，高等法院內設置由1位主席和16名法官組成的家事分院(The Family Division)，受理復雜家事案件的一審和家事案件上訴審。家事案件可被移送到有管轄權的三級法院中最合適的法院審理，這與其說是為了保持爭議解決的穩定性和嚴肅性，不如說是為了充分利用司法資源，將盡可能多的案件留給低級別的法院審理。事實上，約75%的公法案件是由家事訴訟法庭審理的;絕大多數家事案件是由郡法院審理的。家庭法官均是經特別挑選的，并接受過有關兒童發展和社會工作實踐等專門訓練的，“以保證他們對每個法案的原理和思想有清晰的認識”。[12]家事法庭可以簽發居住令、交往令等八種命令。英國人希望家事法庭在家事訴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而不僅是裁決者。

澳大利亞獨立的家事法院體系建立于1976年，現有29個家事法院。家事法院是高級法院，其權力由制定法賦予。家事法院由首席法官、副首席法官、首席執行官和執行官、執行咨詢官、法律顧問、司法官委員會組成;執行官又區分為主書記官、主調解官、執行主任、執行指導官。每個部門均由相關專業人員組成。[13]家事法院的法官擁有與聯邦法官或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相同地位。第一審程序的家事案件由1名法官獨任審判。上訴案件由家事法院的擴大庭受理，一般由3名法官審理，在某些案件，是5名法官。經特別許可或涉及公眾利益的家事案件，可直接上訴于高等法院。受理簡便、處理快捷的聯邦治安法院，其管轄范圍與家事法院基本一致。[14]家事法院履行職責時依法須考慮下列因素：第一，維護作為一男一女聯合體的婚姻之需要，排斥第三人介入。第二，最大可能地保護、幫助家庭;特別對兒童負有提供照顧和

使其接受教育的責任。第三，保護兒童權利，增進兒童福利。第四，確保不受家庭暴力傷害。第五，幫助婚姻當事人雙方和好或改善雙方及其與孩子的關系。[15]

新西蘭的家事法院是根據《1980年家事法院法》成立的專門性司法機構，系聯邦地區法院的下屬組織。[16]全國現有58個家事法院，家事法官43名。家事法院受理婚姻、遺產、收養、兒童利益、家庭暴力、婚姻財產分割、出生、死亡、親屬關系等類型案件。[17]家事法院認為，需要幫助的家庭并非一定要訴訟，通過接受法院提供的咨詢或者相關服務也能使問題或者爭議得到解決。[18]家事法院旨在幫助當事人通過咨詢、協商、調解解決婚姻家庭問題。

美國于20世紀60年代掀起創設獨立家庭法院運動，約有1/3的州建立了特別法院審理家事案件，其中約有12個州建立了獨立的家事法院體系;未設立家庭法院的州和城市，也在法院內設立審理家事案件的專門法庭或家事分院。各州高等法院均設有家事法庭。家事法官由縣有專業興趣和特殊能力的法官、社會工作者和專家擔任，審理更靈活，更少對抗性。[19]家事法庭(院)管轄婚姻家庭案件和家庭內部發牛的犯罪與少年事件等。例如，加利福尼亞高等法院下轄的奧蘭吉(Orange)縣法院，由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家事法庭、陪審團、少年法庭、遺囑認證、小額訴訟法庭構成;其中家事法庭管轄兒童撫養、監護和探望、婚姻終止、家庭暴力、父母子女關系、別居、婚姻無效、家庭資助等案件。[20]洛杉磯縣法院的家事法庭、[21]華盛頓州肯恩(King)縣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受案范圍相同;并為無訴訟代理人的家庭訴訟當事人提供資訊服務、為涉及兒童的訴訟提供調解、評估等，并配備有輔助機構。[22]美國律師協會在1993年提議，凡涉及家庭和兒童事務的審判應當統一到最高法院下屬的家事法庭制度中，應當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需要的所有服務和援助;家事法官審判應當僅限于要求司法專門知識并需要利用對抗程序的案件。[23]

可見，為了公平、合理、高效地解決家事爭議，設置家事法庭或法院，配備專長于家事爭議處理的法官，并為家事裁判提供更多的專業輔助服務，是不少國家和地區司法改革長期的著力點之一。家事法庭(院)獨立化值得我國借鑒。

四、構建中國的獨立家事審判制度

中國內地未形成獨立的家事訴訟制度，家事案件審理適用《民事訴訟法》。盡管我國現行法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家事訴訟與普通民事訴訟之間的差異，有若干條款只適用于離婚訴訟，調解是離婚裁判的前置程序;也有少數民事訴訟規則被明確排除適用于家事案件，但是，對家事案件特殊性的認識和重視還不充分。我國應盡快建立起獨立的家事審判制度。

1.制定獨立的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為更好地促進家事案件的快速、公正解決，我國應考慮創設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主要應包括預先試行和解制、調解制、開庭審理、法律咨詢和輔導服務等。

設立預先試行和解制度。在法官向當事人送達開庭傳票之前，提請當事人嘗試經法官的簡單勸解和指導，實行和解。當事人未經開庭舉證與質證，矛盾未經法庭對抗性程序激化，更有可能促成和解。法院向當事人簽發試行和解通知，告知時間、地點，并要求當事人各方親自出席。預先試行和解期限以30天為宜。試和解，盡量通過協商解決爭議，又有可能免除了開庭以節約資源。

設立強制性調解制度。凡家事案件，除無明確被告或者被告缺席的以外，原則上均應先行調解;唯調解不成，才能裁判。司法調解是開庭后采取的協商解決糾紛的程序，是平息糾紛的有效途徑。家事案件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通常不僅不能選擇，而且不論當事人相互關系好壞，親屬身份往往是“終身制”。家事爭議解決，不能單純追求雙方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非此即彼的裁判，而是通過法官的指導和專業幫助，找出婚姻家庭生活爭議的原因，消除對立，使當事人的感情和心理得到療傷，消除引發沖突的因素。調解是家事訴訟程序追求當事人福祉的一個要素。家事糾紛當事人心理不穩定，甚至陷于感情紛擾無法冷靜思考。司法調解人際關系以安定當事人的情緒，向當事人傳達正確信息，促使其客觀應對紛爭，在法律原則允許范圍內自主作出判斷，自主解決紛爭，化解積怨，使當事人及相關人員在經濟和精神兩個層面上獲得解脫，順利回復生活常態，有利于雙方長期和平相處。當事人合意達成的解決紛爭方案，執行也易落實。

規范爭訟程序。開庭期間，法庭對家事案件的庭審程序與普通民事案件的典型程序無大差異。不過，家事案件審理，因全程涉及個人隱私，應將不公開審理作為基本原則。只有當事人合意公開的，才能公開

審理。如此，可以避免當事人雙方將各自親友團叫到法庭旁聽，在法庭內外相互指責對峙，進一步惡化社會關系的情形發生。

設立非訟案件程序。當事人依法提出的請求，雖無爭議，但須接受司法監督或須經司法裁定的，可以采用非訟程序予以解決。例如宣告失蹤案件、宣告死告案件、確認親子關系案件等情形，雖然也存在潛在的爭訟可能，但是，被告不明確，爭議尚未出現的，適用非訟程序處理，會比適用普通民事訴訟程序處理更簡潔明了，效果也不會受到影響。

設立專業咨詢和輔導機構，協助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審理。家事案件涉及心理、社會學等多方面專業知識，家事案件涉及非法律的專業知識的，家事法官需要其他專業配合與協助。可考慮借鑒英國等外國成功經驗，設立或指定若干相應公益性服務機構，及時為當事人提供相關專業服務，配合法院審事家事案件，使家事案件的和解、調解和裁判更有效益。

2.設立家事法庭(院)應成為中國司法改革選項之一。在中國，為家事案件審理配置專門化司法組織機構，除了前述理由外，還有家事案件數量巨大、現行審判機構有可完善空間、提高司法效率等多方面考慮。

首先，巨大數量的家事案件要求配設獨立的專門法庭。家事案件是我國民事司法上最大宗的案件類型，占民事案件總量的1/4左右比例。1998年至2002年間，經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撫養、贍養、扶養、繼承和家庭財產分割案件共計678萬件，比前五年上升了5%。[25]各級人民法院審結婚姻家庭、遺產繼承糾紛案件，2003年為1266593件，占全國法院系統當年審結民事案件總數的26.2%。[26]2006年為1159437件，同比為21.8%。[1]很顯然，現有知識產權等各專業法庭承擔的工作量，均遠遠低于家事類案件。近20余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數量成倍增長。居高不下。在1980年為27.2萬件的基礎上，平均每年增長8.1%，到1999年已達119.9萬件。雖然由于各種類型民事案件持續增多，離婚案件, 在民事案件總量中的比重每年減少近1個百分點，已從1/2下降到1/3左右，但是，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數量在持續上升。[27]此外，解除非法同居關系等新型家事案件增加。這些情況對于司法改革中思考組織資源配置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設立家事法庭專理家事案件能夠充分發揮調解程序的作用。調解是審理家事案件的重要的有效的方法。婚姻家庭矛盾通常是日積月累起來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當事人雙方相互之間存在客觀上不能割舍的血緣關系或者曾經在過的良好情感，當事人對于平和地解決家事爭議的愿望和期待，較之一般民事爭議更為強烈。在家事法庭中，職業和生活兩方面經驗均豐富的法官，通過建議、勸告、協商、談判等調解活動，幫助轉達善意和誠意，引導當事人克服心理障礙，梳理情緒，疏通感情，消除誤會、化解恩仇。恢復親情，能夠解決大部分家事糾紛，重建和諧的家庭關系。相對于“裁判容易，了事難”，調解具有判決不可比擬的彈性和靈活度。

其三，民事法庭審理家事案件的現行機制存在不足。我國長期以來，家事案件統一由民事法庭審理，適用一般民事訴訟程式，對家庭案件的特殊性關注不夠。盡管新中國以來的每一部婚姻法都堅持調解是裁判離婚案件的必經程序，然而，在民事庭統一審理的體制下，迫于結案壓力等原因，調解未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甚至常常流于形式。在司法實踐中，家事案件被錯誤地視為“婆婆媽媽”的瑣碎爭議，許多民事法官不愿意主審家事案件，甚至不安心于擔任家事法官。主持審理家事案件的許多法官，過于年輕、閱歷淺，生活經驗少，對婚姻家庭糾紛的理解和判斷有時存在簡單化傾向，調解工作缺乏耐心和技巧，難以獲得當事人信任。有必要對現行法庭制度進行適當改良，以消除不利因素，更貼近實際解決糾紛。

其四，家事法庭專理婚姻家庭案件將有助于完善家事司法審判程序，提高質量。在中國，沒有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法，婚姻家庭案件的審理適用《民事訴訟法》。但是，該法僅針對離婚訴訟有少數專門條款規定，完全未涉及其他類型家事案件。這反映了我國現行司法審判制度對家事案件的特殊性的漠視，對家事爭議規律性的認識相當粗淺。主審家事案件的法官，更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家事爭議解決專門訓練。沒有適當的程序保障，家事審判高質量也難以斷論。因此，從充分發揮司法資源的效率出發，也有必要制定完整的家事訴訟程序，設立家事法庭(院)，更好地服務于家事審判。

具體構建審理家事訴訟的專門機構，在設置上可先在各級人民法院設立家事法庭，待經驗成熟后，再設置獨立的家事法院系統。根據我國家事案件由基層法院受理的規定，考慮方便訴訟原則，宜在基層人民

法院普遍設立家事審判庭，依法審理第一審家事案件。針對家事案件上訴較多的現狀，結合我國現行兩審終審制，中級人民法院應設立家事審判庭，受理家事案件上訴的同時，受理重大復雜的家事案件、涉外家事案件的審理。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家事審判庭，還有助于對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家事案件的業務指導。高級人民法院設家事審判庭。雖然高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家事案件的機會很少，但是，這種狀況與其他類型民事案件的情形相似，且高級人民法院仍有機會受理由中級法院一審的家事上訴案件。高級法院擔負著指導全省(直轄市、自治區)家事案件審理的職責，設立家事法庭有利更好地履行該職責。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設立家事法庭，不過該庭主要職責不在于審理個案，而是重在研究家事案件審理，為全國家事審判提供指導。高級法院、最高法院的家事法庭，通過審理家事案件、調查研究等，發現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思路，引導下級法院家事法庭發揮其應有作用。家事法庭的管轄范圍，主要是婚姻案件、涉及兒童權利的案件、親屬關系爭議、監護權爭議、基于婚姻財產制引發的財產爭議、繼承爭議、家庭暴力案件等等。隨著兒童權利保護的重視程度的提高，一切與兒童利益有關的爭議，都可以納入家庭法庭的管轄范圍，由司法作出裁決。此外，家事審判庭的法官選任，除應考慮法律專業水平，應強調其具有較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善長于人際溝通等，還應適當考慮到法官的年齡。

總之，民事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為當事人提供能夠理解又能便捷利用的民事裁判制度，實現公正的司法救濟。充分重視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促進家事訴訟程序獨立化，設置家事法庭及相應輔助組織，公正地、高效率地審結家事爭議，止爭息訟，是中國民事司法改革應考慮的步聚之一。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