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向紅色的道路

走向紅色的道路

——對外漢語系暑期社會實踐小分隊出征啦！

2007年7月14日，對外漢語系暑期社會實踐小分隊將向江西進發。隊員們將在指導老師施常州、趙丹琦老師以及徐蓉輔導員的帶領下，參觀江西上饒市集中營舊址、方志敏紀念館，接受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同時也將對玉山縣市民和農戶進行采訪，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對老區的看法。

相信通過這次社會實踐，隊員們能更深刻廣泛地理解理解愛國和愛黨的意義，也能完善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論等等，并將自己的熱情奉獻給老區和老區人民，反映出大學生良好的修養和風貌。

雖然，隊員們將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雖然，過程也許會是辛苦的；雖然，現在的大家只是正在急切地等待上路，但相信，在這條紅色的道路上，大家都會有所得，有所悟，更會與大家共同分享這些。

祝我們一路順風吧。

對外漢語系

顧漢語

2007年7月13日

第二篇：道路與紅色經濟

各分團委、團總支、學生分會：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為引導全校廣大青年學生在社會實踐中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服務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定跟黨走的決心，樹立當代大學生關注民生、體驗民生、服務民生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更多的學生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學校決定開展2011年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具體事項通知如下：

一、組織機構：

成立由團委、學工部、教務處、科技處、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組成的湖南文理學院暑期學生社會實踐活動領導小組，部署和安排我校2011年暑期學生社會實踐相關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由團委書記兼任。

二、活動方式：

1.參加對象

全校2008級、2009級、2010級全日制學生都要求有組織地或單獨地參加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活動。

2.活動時間

2011年6月中旬—8月下旬

3.活動內容

今年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要堅持以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為核心，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促進青年學生成長成才為主線，以服務新農村建設、現代農業發展、新型農民成長和豐富農村農民文化生活為重點，激發青年學生奉獻才智、成才報國的熱情，樹立青年學生緊跟黨走、成長成才的決心，引導青年學生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在社會實踐中得出正確的社會觀察結論，真正實現“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重點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來組織開展。

（1）大學生黨員創先爭優服務。組織一支大學生黨員隊伍，深入基層，結合服務地的具體情況和黨員自身實際，對“五好”、“五帶頭”等主要內容進行學習和討論，開展創先爭優社會實踐。大力開展科技交流、文化宣傳、義務支教、社會調查、環境保護、“一幫一”助學等實踐服務活動。把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創先爭優活動的舞臺和載體，作為暑期大學生黨組織和黨員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的主陣地，緊密結合各項社會實踐活動，把我校創先爭優活動推向深入。

（2）回顧黨的歷程，追尋紅色足跡，了解歷史，服務人民。結合慶祝建黨九十周年的主題，組織大學生追尋紅色革命足跡，赴革命老區開展社會實踐。使學生在實踐中了解黨的發展歷史，堅定緊跟黨走、成長成才的決心，真心為革命老區人民服務。

（3）黨建知識及政策宣傳服務。組織一支政策宣講團隊，深入農村、社區，開展建黨九十周年黨史知識宣傳和科學發展觀、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等政策的宣傳。

（4）關愛服務農民工子女。組織大學生深入農村基層，對中小學生特別是留守少年兒童進行學業輔導，開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動；針對部分中小學師資不足、教育水平偏低的狀況，有針對性地對教師進行培訓。

（5）科技興農服務。組織大學生在前期必要調研聯系的基礎上，根據定點聯系點的生產生活實際需要，以舉辦農業知識培訓班、網絡信息服務、現場指導等方式，傳播推廣農業實用技術，解決農民在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困難。

（6）結合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組織大學生社會實踐調研和社會觀察實踐活動。精心組織開展調研，力爭推出一批有影響、有成效的社會實踐調研成果和孵化一批參加“挑戰杯”科技競賽的項目。

第三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一九八二年原序

張五常

因為我曾經和中國同胞一起捱饑抵餓，我感到有責任藉這篇文章向他們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又因為血濃于水，我下筆時就不能無動于衷；這絲感情的流露，應該理解為我對同胞們的至誠關注。

有關中國的報道，常有歪曲。在這一篇論文里，我盡可能依據朋友和我自己個人的觀察。不少熟悉中國的朋友都曾經幫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證。我特別感激巴塞爾（Yoram Barzel）、高斯（R.H.Coase）、軒恩（Paul Heyne）、嚴保拉（Marion Impola）、馬逢華、舒爾滋（Theodore W.Schultz）、施爾敦（Arthur Seldon）和楊懷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見。當然，至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錯誤，是由我個人負責的。

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只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

——艾馬〃戴維斯

第一章 緒論

常言道：鐘擺擺動得越高，在回擺的時候，它的擺動也會是較高和較快的。在毛澤東及「四人幫」掌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的鐘擺擺動到難以想象的高度。一九五八年開始有大躍進運動，繼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國、動蕩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一切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鏟除掉。同時，人民大眾卻被迫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尤其是毛澤東的學說。

這些極其違反理性和極端殘暴的群眾運動，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創傷。令人震栗的故事，罄竹難書。兩位世界級的乒乓運動員，因為被指控犯了發揮資本主義技巧的罪，被迫自殺。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傳統的名稱來稱呼新近公有化的物品，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醫生和教授，被逐至農村拔野草；學校的物理課，包括了鋤坑和養豬的粗活。由于毛澤東沒有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他低貶學校教育，不足為奇；但如此一來，一個在考試中交白卷的學生，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被捧為全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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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在那段期間，極少非政治性的書籍出版；可是，毛澤東的小紅書，據說銷量竟然比圣經在歷史上的總銷量還要多。能夠背誦幾條重要的毛語錄，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談話里一開始便各自背誦一連串的政治口號，不單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是保障性命的一種方式。

翻閱那時期增訂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當時的意識氣候。「資本」一詞，以一整段文字界定為含有邪惡的意思。同樣遭受貶斥的有「私」、「錢」、「利」和「階級」等；當然，「地主」一詞遭受更嚴厲的攻擊，不在話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會主義」等詞語，則受到過甚其詞的贊譽。報章上的新聞，往住是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謊言：幾百方碼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種出幾噸的糧食；但當饑荒成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時，就歸咎于連續幾年的壞天氣。文革的悲劇

無論以什么標準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徹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備受攻訐，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東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書法珍品，遭受破壞，無法修復。我在一九五二年只花美金二角買到的一份碑帖，今天增值了一萬倍。古代的黃鶴樓，因為一首感人的詩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卻被徹底地破壞了。廟宇里的涂金木刻，經過悠久的歲月，也逃不過被砍下來的惡運。成千上萬的木刻運到香港，原價不過每塊美金二元。但當文華酒店將這些木刻大量地裝在大廳的壁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價值便大幅躍升。

一九七九年我到佛山一行，看到一間古廟完整無缺，令我驚喜不已。負責的同志解釋說，住在廟宇周圍的人，曾經不惜一死，力保廟宇。后來他們跟紅衛兵達成協議，鏟去外墻上的龍，以毛語錄代替。

我也到佛山附近的一個小鎮，探訪我幼年時念書的學校。校長告訴我，教過我的幾位老師已經自殺了。他告訴我在文革時期，派系間武斗，椅上的鐵條都被拆下來作為打斗之用。其余一切的鐵器，皆在大躍進期間，被「貢獻」作為煉鋼之用。中國人是改變了

這一切都不免使人驚愕。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竟然要遭受這樣的蹂躪。另一個事實，同樣悲慘：一個以刻苦耐勞聞名的民族，一個聰明、熱情和具有進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國見到一般人的態度，是由制度促成的。在這種制度下，報酬不計工作的貢獻，法律鼓勵工人睡午覺，二十年來只印政治書籍，說了無心之失的話或表達新意見都可能招來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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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我在廣州幾天，在住的酒店里，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呎大小的土地上掃樹葉，這似乎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墻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小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里涂，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半小時之后，已經沒有人工作；二十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集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閑聊。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很多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世界科技的進步，要比過往幾千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但令人震驚的是，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無緣分享這份進步，彷佛他們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顯然比鐵幕更難滲透。三十年來，中國不單與外間世界隔絕，而且任何能夠穿越障礙，得以漏進的消息，中國政府都會循例將事實歪曲或重新鋪陳。一切從中國寄出給親友的信件，都必須套上贊揚毛主席的詞句。為了使訪客留下好印象，當局特別召集一些穿得好也養得壯的孩子，在游客面前唱游嬉戲。

中國的情況，反映了知識貧乏對經濟的影響。一個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間極有名氣的公司往中國商談生意。他說與他交易的對手，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氣力。更有甚者，職銜五花八門，他要憑干部的到場先后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在我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兩件事特別說明了閉關自守的后果。我帶了一具價格廉宜、能夠顯示時間與日期的小型日本計算器。無論大專學生或教員，都對這具「小機器」的功能大感詫異。他們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兒童玩具也像這具計算器那樣先進。（這竟然發生在曾經出過數學天才的國家里！）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念書的手續，但他提供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隨后我發覺，即使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

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它國家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群散漫的勞動人民和無知的官僚；這是說，中國在科技和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不足問題，遠為嚴重。放寬了一點空間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打倒「四人幫」后，中國的鐘擺開始有力地回擺。現在旅客較容易前往中國參觀游覽。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大障礙。移民出口也遠比以前放寬了。（可是，外間對中國公民卻沒有采取門戶開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時期，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只要他持有適當的證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讀書。美國更特別放寬——在中國的美國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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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館申請學生簽證，比在香港及臺灣為容易。盡管他們普遍地有經濟問題，但在一九七九至八○年間，約有五千個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與我們探討的問題更具關連的，是中國重開門戶，迎接外國思想。數年前，公開閱讀阿當〃斯密斯或凱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議的。但今天已有《原富》和《通論》的中譯本。一位經濟教師，因為翻譯了森穆遜的《經濟學》而獲升教授名銜。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已譯成中文；他（與太太）的《自由選擇》一書，正在翻譯中。

自衛的行為

事實上，在每本中譯本的序言里，都有一段文字指出，這些都是應受抨擊的著作。導言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應該看看資本主義的丑惡思想才更能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除了這些為舊勢力馴服痕跡外（這也是自衛手法），那些翻譯都能忠于原著。抽樣檢查，沒有發現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書名是《佛利民貨幣理論的批判》。作者對佛利民的激烈抨擊，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了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觀點，卻能忠實地陳述出來。

在一般的談話中，我們還不能聽到對共產黨作明顯的抨擊或贊揚資本主義的話。但與較為相熟的同志私下談話時，他們就不大有顧忌了。他們從不掩飾對舶來品和外間消息的渴望。除了期望擁有彩色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和相機外，他們還鍥而不舍地追問在國外發生的事和生活情況。

私營小販開始出現

小規模的私營商業開始出現，不過這些大都是街上經營的商販。工廠獲得較多的自主權，也積極引入外國資本，雖然條件頗為苛刻。簡單點說，中國的大門巳經打開，就算不是大開中門，至少已經開得很寬，使之再重新緊閉似乎沒有多大可能了。

事實上，毛主席死后三年，鐘擺已有力地往另一個方向擺動。因此大膽地提出以下這個問題，顯得頗合情理：中國是否向「資本主義」那方向走？傳聞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機現在已期待收取小費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共產黨的蓋子還能撐著多久？自一九八○年的上半年開始，一切都快速演變。含義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這鐘擺回擺的話，中國最后必走「資本主義」的路。這個制止來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壓制「走資」的活動已變得明顯。政治領袖開始在公開的場合再歌頌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指出這些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過去慣用的語錄，又再次受到宣揚。

鐘擺停頓看中國

在這個鐘擺稍為停頓的剎那，正是提出這個重要問題的恰當時機：向哪一個方向走？有一個人曾經因為準確地預測一九三○年的經濟大衰退而成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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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極少人記得或指出，這個人在以往曾經不斷地（和錯誤地）作過同樣的預測。所以，就算用擲毫來預測中國的前途，似乎是值得冒險一試的。但我沒有預卜未來的本事，所以我要試以經濟分析為基礎，推論中國最后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這個轉變不會很快。經濟理論只能指出一個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能確切指出轉變的時刻。

在這里我想說明，預測（forecast）與推測（prediction）之間有著微妙的區別。預測是倚賴過往事件發生的趨勢，或者用水晶球預卜前程；推測是基于理論的。后者指出，以某一個理論作基礎，假若某些特定的條件是符合了，某些現象就必定會隨著發生。至于理論是否可以成立，要靠實踐檢驗來測試該理論的含意。理論本身可能是錯的，而特定的條件可能與推測的現象毫無關系。或者理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它推測會出現的事件卻不發生，因為特定了的條件不存在。

要推測經濟制度的發展，需要一個制度轉變理論。在這一方面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不少，可是雜亂無章。假若我們能等到有一個可取的理論面世之后才推論中國的前途，效果當會較好。但中國的鐘擺高懸未下，而假若沒有理論作基礎，我們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測，所以我惟有提出自己的理論。我得聲明，這不是有關制度轉變的唯一理論。

以下，我將會逐步演繹我的理論體系。依我之見，這是足以解釋制度轉變的。我隨著會闡明，根據這一個理論，中國將會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制度的轉變是要用歷史學家的時間來衡量，而經濟學家卻不慣于用時間囊（time capsule）來作推測的。對于轉變的時間，我不能確定，但我不妨于此時此地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立此存照；這種做法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由來已久。

第二章分析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必會遇到的障礙。第三章建立分析制度轉變的理論體系。第四章討論中國轉變的方向：依據我的理論，中國是會向私產制度那方向走。終結的觀察見第五章。

第二章 中國制度改革的困阻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以嚴謹見稱的經濟學的范疇里，替這些名詞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在中國，形形色色的主義，都由含義模糊的標語和口號來表達。

我年輕的時候，在中國上學，老師常對我說，由于我年紀太輕，不可能了解這些學說。三十五年后，中國的官員告訴我，由于我是外人，不可能明白這些學說。模棱兩可的語句，常常被認為是精妙深奧——尤其是對那些無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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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這正好給政客機會，大加利用。中國的共產制度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模棱兩可。這給予維護「主義」的人，三個可乘之機。

模糊可逃避挑戰

第一個機會，歸納起來，是應驗了高斯的格言：「不清楚的意念，永不可能是清楚地錯了的。」用意義不明確的語言，比用清晰的更易于達到「洗腦」的目的。無知或教育不高的民眾，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這情況在毛澤東之前已存在。當時，一般人普遍地接受「國父」孫逸仙的經濟「理論」。這「理論」取自亨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書，而其中的錯誤經濟邏輯，幾十年來在中國竟然沒有人提出質疑。

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我與兩位著名社會科學家會面。我乘機指出，無論一種學說的聲名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其結論，并不是研究科學應有的態度。我強調，一流的經濟學者也不可能永不犯錯誤；理論必要經過實踐的驗證，可是沒有任何共產主義的學說曾經通過實踐驗證這一關，所以這些學說是沒有事實支持的。他們對我的批駁沒有反應。

第二個給人利用的機會，是一般人所知的經濟制度的定義，極為模糊。由于一個制度（資本主義）與另一個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沒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很容易將一切弊端歸諸于前者，或將一切美好的寄望于后者。他們常將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那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但界定一個經濟制度是不能以該制度所發生的事件為依據，正如我們不能以曾經發生過假宗教之名而進行的大屠殺，來界定宗教。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各種可怕事件，來界定共產主義。

國民黨的資本主義

在蔣氏當政時代不斷傳出的各種恐怖劣行，是有事實根據的。腐敗的官員，為著榨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便不斷印刷鈔票，以致要以千萬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有人愿意接受面值小于百萬元的鈔票，因為要貝龐大數量面值小的鈔票作交易，并不合算。在鄉間，很多個年頭，農民以木薯為主要糧食。為了較易下咽，鄉民把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里，警察時常伙同扒手一起活動。倘若拍檔失手被發現，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顯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餐、看霸王戲。在上海，拉黃包車的車夫，就業后平均壽命只得四年。在廣州，一專門販賣贓物的市場，最初只在午夜后才營業，可是在不久之后，卻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廣州嶺南大學，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要求教授在考試前泄露試卷。當教授拒絕后，這個學生用槍將教授殺死，其后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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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掌權的共產政權，不斷向學生灌輸諸如此類的例子，作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寫照。這當然是一個謬誤，因為由此而引伸的資本主義定義，會變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一個人有適當的關系，就可以胡作非為」。根據這個定義，「資本主義」當然有可能產生各種弊端。可是，這闡釋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法律與秩序。換句話說，權利的界定與執行付諸闕如。

產權結構是界定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這包括各樣的約束和局限條件。社會的每一個人，會為適應各種約束條件而競爭，相互影響。倘若制度有所改變，競爭的規則便隨之而變。所以，與其用「主義」或「資本」這一類字眼來形容中國將來的路向，我們倒不如談產權制度的改變。中國可能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國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產權」這一類字眼。我的推測不外是，中國將來所采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制度極其類似。

憲法的合約精神

第三，模糊的概念與界定會帶來不明確的法例，令官員有機可乘。表面上他們循規蹈矩，實則擁官自肥，或為一些利益團體服務。就以美國的憲法來說，它最重要的條例，是維護私有財產的權利。但因為定義下得不夠嚴謹，政府仍然可以在憲法里找到漏洞，頒布各種違反私有產權的法例。假若以今天經濟學者對私有產權的清楚認識，將憲法改寫，那么價格管制、某些環境保護條例，甚至政府以加貨幣供應來間接抽稅的通貨膨脹，都屬于違反憲法的行為。

一九七九年，中國修訂的憲法，比起美國的憲法，內容更遠為含混不清。以下是從「總綱」一項下摘錄的一些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渲詡體所有制。（第五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十條）

國家堅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第十一條）

在「總綱」下的十九條款，定義極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章里，堂而皇之地宣稱，公民擁有工作、休息和從國家獲得各種利益的權利。

以上所引各條，作為宣傳之用，可能功效極大；這些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宣言。可是，憲法的原意，是作為國家與人民之間締定的合約，提供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必須共同遵守的準繩。要達到這目的，憲法——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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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任何合約——一定要對有關人士施以約束。至于它是否認同私有產權制度，不是問題所在；重要的是必須替整個社會的產權結構，作出明確的界定。

打個比喻，如果在聘請一個雇員時，雇主采用類似上述措辭訂立契約，雇員能否知道他的職責所在呢？模棱兩可的合約，會使雇主可以隨意改變公司的規則，或隨意獎賞或處罰雇員。因此，中國的憲法，不僅沒有替社會和經濟活動設立一套明確的產權制度，反而更使權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看法，經濟進步有賴于憲法，那么將中國的憲法徹底改寫，是會促進現代化的計劃的。國家領導人或可用較緩和的方法。在把憲法作為代表共產黨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則的同時，他們也許能在次一級的立法機構里，制定法則，將權利界定得較為清楚一點。所以在原則上，憲法可以因為受到經濟壓力而改變，或遭漠視，或被重新作闡釋。話雖如此，用次一級的立法界定和保障權利，總會受到上一級的含糊不清的憲法的影響。

因此，妨礙中國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積下來的大量意義含糊和教條化的概念。中國共產主義在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長期鼓吹的空洞宣傳口號，有不斷被重復的各種駭人的「資本主義」故事，也有那夸夸其談，華而不實的中國憲法。

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另外兩個障礙，在短期內也不容易克服。其一是來自人數眾多的官僚和軍人階級。他們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業制度下，會受到威脅。其二是我稱之為「一九五七年幻象」。官僚階層的阻力

一些有見地的中國觀察家曾經表示過，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頭路——再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極有可能是受到軍方的壓力。一向以來，中國的軍人階級，對政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事實上，全民皆兵，從孩提時代開始便當小紅衛兵，是毛澤東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后的二十年，除軍人以外，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遭受程度深淺不一的侮辱。近來的跡象顯示，在共產主義下得享特權的軍人階級，是希望維持原狀的。

中國的官僚階層，尤其那些地方干部，更加熱衷于鞏固原有的政體。要估計這些干部的數目十分困難。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屬于政府官員，因為理論上一切大小企業都屬國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負責制定政策路線的行政人員外，還有一大批政府官員負責管治各單位和各行各業的各種活動。難怪外國訪客都感到在中國，無論往哪里去，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員。正如以下的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況，這些官員不單比普通工人獲較高的金錢收入，他們還有各種比薪金高幾倍的利益。在美國，一個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資往往多過一個市長的收入，但在中國接待我的朋友卻難以相信我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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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管制理論的經濟學者（他們研究為什么某些法例會出現），很少會不同意政策的制訂人是會盡可能維護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個私有產權的社會里，官員藉政策營取私利的動機，卻因為替政府工作無利可圖而削弱。例如美國列根政府的內閣成員，普遍都犧牲優薪的工作來參政。高級政府官員須向公眾透露他們的財產，而他們的報稅也容易引起調查。雖然曾在政府高層里任職的名氣，會提高他們日后回到私營機構工作時的身價，不過對大部分的閣員來說，在政府任職時，收入損失極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質報酬以外的原因，他們才愿意參加政府工作。

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要生活過得舒適，就必要做干部才有可能。但因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豐，我們就很難想象步向「資本主義」之路的動力，會來自這一干部

有希望的八個年頭

現在讓我們轉談上文我稱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這一段為期短暫、充滿希望的時期。那時是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上接掌政權，而后者在中國實施的所謂資本主義建國計劃，將經濟弄得一團糟。在那八年里，經濟有進展。在二次大戰和國民黨管治時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國上學。一九五七年回國探訪時，我發覺一般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了一點：糧食供應有了改善，規律與秩序也重新恢復。今天，一般人都認為中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訪中國時，我與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懷念一九五七的景況：咖啡店每日開門營業八小時，路邊的食物攤檔在晚上繼續營業，公園潔凈，任何人可隨便進出「友誼商店」，輪購的人龍較短，價錢也較低廉。

故此，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資本主義就等于國民黨的禍亂時代；他們將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頭」，與共產主義聯系起來。由于向往以往的生活，他們問：「假若在八年間便得到那樣的成績，如果不是有大躍進的重大錯誤，誰能夠預料今天中國的生活水平會有多高？」回憶起「資本主義」失敗得多么可怕，「共產主義」成功得多么迅速，他們相信現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重新上路。

雖然一般的中國人仍然不愿意公開批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但我相信他們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來支持這些主義，是出于一片誠意的。這個支持共產的論點，是他們唯一的一個源自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從意識形態引伸出來的陳腔濫調。

錯誤的比較

我之所以稱一九五七年的成就為「幻象」，并不是由于它的經濟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于它的消失來得太突然。我只是以為這不是比較兩個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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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的恰當基礎。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是一個紛亂的時期，是一個戰亂后無法無天的時期，是一個貪污到令人難以臵信的時期，是一個資本大量撤離中國的時期。所以當共產黨席卷全國后，要改善它所承襲的爛攤子，絕對沒有問題。（假若蔣介石仍在中國掌權，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無關宏旨的問題，雖然臺灣的經濟發展是大有看頭的。）

我的論據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統治，比較上有點成就，是由于國民黨統治時的「假資本主義」（pseudo-capitalism）的徹底失敗。將這兩個片段排列比較，代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個好年頭里的高蓿即一九五七年，中國仍然遠比香港和日本貧窮，較諸美國和加拿大，就相去更遠。在一九五七年的七個月里，我剛好有機會在以上五個國家旅行，粗略的觀察，也可以見到在外國一個普通家庭的物質享受——電話、電視、雪柜、汽車和房屋——與中國的差異甚大。根據現有的估計，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平均消費，其實比一九三三年時還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

令人困惑的問題仍在：假若中國能夠維持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受到大躍進的阻撓，它今日的經濟情況能否與臺灣、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較呢？有些中國官員認為應該相距不大，甚或超越她們。故此，今天中國的領導人，仍然要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濟范圍下，盡量避免重蹈覆轍，進行實驗。依我之見，歷史會證明，他們這樣做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

第三章 制度轉變的經濟理論

從經濟效率看制度

我認為要分析經濟制度，必先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經濟學家柏拉圖（Vilfredo Pareto）提出的「柏拉圖情況」。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資源上，柏拉圖指出一個均衡點：在某一個資源使用的情況下，社會若改變資源的使用，起碼會損害一個人。換句話說，任何資源使用的改變，都不能夠使整體受益。反過來說，當柏拉圖條件未曾達到時，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會最低限度使一個人得益，而不會損害他人。那是說，在原則上，柏拉圖情況不達到，社會就總可以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體得益。

滿足了柏拉圖情況，社會的資源使用就會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這個有名的情況，跟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假設——「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配合起來，便會產生大有用場的操作功能。「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這個假設（下文簡稱「局限下取利」），斷言每一個人在局限下會不斷替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柏拉圖情況和這個人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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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的假設配合后便成為一個均衡的條件：在局限許可的情形下，在涮宓慕煌中，人是不會蓄意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倘若他們能夠以相對低微的代價得到利益，他們必定會向這個目標進發。由此推之，當人們面對的局限條件改變后，人的行為亦會相應改變，直至情況不能有進一步改善為止。故此一旦有關的局限條件被確定后，我們便可以推測人的行為。

嚴格地說，「最高經濟效率」必然可達，因為這是「局限下取利」這一個假設的直接推論。「低效率」或「經濟浪費」這類名詞，常被人們濫用，而且至少有三個不同層面的誤解。

第一個有點烏托邦的意味。憑著純粹的幻想，某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個世界應該（而且能夠）運行得更有效率。這是力求社會改革呼聲的來源，可是作為一個解釋行為的概念，卻毫無用處。

第二，當局限條件改變時，由于適應新條件的轉變來得較慢，「浪費」的情況就會出現。但稍遲出現的適應，絕非浪費，因為假若「適應」是不需要費用的話，適應過程是可以馬上完成的。

「浪費」的第三重誤解最為重要。一套理論所羅列的局限條件不一定足以推出一個「有效率」的結論，但這些條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關人類行為的推斷。因此，一個擅于闡釋人類行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會將某一些局限條件擱臵一旁，因為覺得這些條件與目的無關。在這個情形下，因為某些局限條件被撇開了，「浪費」在表面上就會產生。

例如自助晚餐是可以被誤解為浪費的。顧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費，便可以將食物視作免費一樣，隨意進食。顧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負擔的邊際費用是大于他所獲取的邊際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費的。可是，假若考慮到要計算、量度和照顧每一個顧客進食份量所花的費用時，這便不算浪費了。雖然這些費用對于理解消費者的進食習慣毫無用處，但我們若要解釋餐廳為什么要提供自助餐，而不設進食數量限制的晚餐，這些費用是不可忽略的。

同樣道理，租用酒店房間的顧客，可以視水電如免費一般，隨意使用。他的行為是否被視為「浪費」，是取決于我們有否將每一個房間裝水電表，以及另外收取水電費所需付出的費用計算在內。假若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什么房間內不裝上表計，這筆費用非常重要。倘若我們只是要問在沒有表計的情況下，住客開燈的時間，是否較長一點，表計的裝臵費用就無關重要了。忽略了局限條件

其實所有看來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費，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指出促成管制的局限。價格管制、配額限制和好些稅項，通常被認為會帶來浪費效果，這是沒有錯的，因為要解釋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們毋須研究該管制為何以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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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現。若要探索何以管制出現，我們就必須審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對這點走了眼，就好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費用的重要。由于一般經濟學者對政治把戲不甚了了，所以他們往往忽視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約束所促成的。

制度的形成——界定產權結構的法律與規條——是要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交往的局限條件和規則訂定下來。闡釋制度轉變的主要困難，是我們不可以忽略選擇制度所面對的局限條件。假若要以經濟分析來解釋一個制度的成因，我們必定要將之視為在有關的局限條件下，制度是人類行為所作出的選擇。不論一個政權是如何獨裁、暴虐，這個制度的出現必定仍然是選擇的結果；在邏輯上，我們亦因而不能將之視為浪費。

局限不遺漏效率皆至善

因為受到自己選定的推理程序所規限，我的見解與當前盛行的觀點是不同的。我以為從柏拉圖情況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都能滿足這情況；不然的話，這些制度也就不會出現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費用，多少與性質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從一個制度轉移到另一個制度，也是需要費用的。

舉個例子來說明。假若有一個適合養蠔的私人海灘與公有海灘相連。擁有私人海灘的人多數不會養蠔，因為攔阻外人闖入將蠔撿走的費用會過于昂貴；故此，他們可能同意把退潮時露出的地方開放，共同使用。假若情況改變了，他們發覺可以將那私人海灘用棚欄圍起來，將不速之客杜絕，或者將他們的居所移近海灘，方便監視，這些海灘的擁有者就可能互相談判，協議各將自己的海灘改為私用。假若達成協議的費用不過高，他們便會開始養蠔。養或不養蠔，同樣符合柏拉圖情況；其中差別，在于監察費用。兩個情況都不是「浪費」，雖然在私人控制下，蠔的產量會較多。

故此，只有當這兩種制度在運作時所付出的費用和從一種制度轉到另一種制度所涉及的費用能夠清楚指定，我們才能夠推測制度的轉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將有關和無關的局限條件分辨開來。

產權與交易費用

只有符合以下的三個條件，生產資源方屬私有財產——

（一）有拒絕他人使用的權利，因此只有「業主」才有權決定如何使用；

（二）有使用資源而賺取私有收入的權利；

（三）有轉讓或售賣資源給任何人的權利。

轉讓權代表了有權利締定合約，容許產業持有人將資源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跟其它資源組合使用。他可以將資源的使用權轉予他人（或者放棄決定運用資源的權利），獲取報酬；可以與其它人合資生產；也可以聘用代理人來管理或監察合伙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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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每一個人必然是資產的擁有者（如果他沒有其它資產的話，最低限度他擁有自己的勞力資產）。每個人可以隨自己心意，與其它人簽訂合約，決定如何將資產使用。這構成私有企業制度的各種各樣經濟活動，繽紛多彩。這些包括從街頭小販到各種形式的租賃活動，以至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到規模龐大的企業。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兩重意義——

（一）產權制度的結構與本質；

（二）從一種已存在的產權結構衍生出來的合約和組織上的安排。假若產權改變，組織的形式也極有可能轉變。可是，倒過來說，卻未必一定正確：組織安排上的轉變，未必表示產權結構有任何改變。件工制與時工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安排，可以并存于同一產權結構之下。

我們這里注重的，是以產權結構改變的角度來闡釋制度的轉變。較諸闡釋不同的合約形式，或不同組織的結構安排，這遠為深奧，因為產權結構再不是一個已知的條件。我們將指出交易費用是決定制度形式的關鍵，所以我們先要說明這些費用是什么。

無論哪一種經濟制度，它的運作費用都不輕。在私有企業制度下，有劃分和保護產權的費用，有商議和督察合約的費用，有找尋適合的合約伙伴的費用，有防止欺騙，有調協生產活動等等的費用。制度改變也涉及頗多的費用：第一，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資料；其次，談判或者強行轉變也是需要費用的。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里，這些費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渚擁納緇嶗錚這些費用才會產生。因為若要將這些費用清楚的分類，往往極端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們將這些費用都撥歸在交易費用下。廣義點說，在沒有市場交易或者甚至產權不能轉讓的情況下，交易費用也會同樣存在。這個名詞若非已被廣泛采用，應該被稱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

交易費用的范圍

無論什么經濟體制，其營運所需的費用都相當可觀。在私有企業制度下，它包括以下各種職業的收入：律師、經紀、經理、法官、會計師、警察、文員、秘書、公務員和其它等等。賣一磅蘋果，種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錢，但賣給消費者卻是二角五分。共產主義宣傳者會稱其間的差額為「剝削」；現代的經濟學者稱這個除去運輸費用后的差額為交易費用。

蘋果價格的例子，是把交易費用的概念極端地簡化了。其實，要估計和量度它，并不容易。再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它出現的形態，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集體產權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資源不能自由轉讓，也沒有人可以私享使用權，合約費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權益的費用，將會較低，甚至不存在。可是，生產者要探索消費者的喜好，或督導從屬的費用，卻遠比在私有企業下的高。雖然衡量交易費用的大小，困難重重，以下我們會利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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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舉出一些觀察例證，證明中國現有制度下的交易費用極之龐大。不過，縱使交易費用極為可觀，要在中國檢舉那些如中間人一類的「壞人」，卻會比在私有企業制度下來得困難。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里，我們直接購買商品和勞務，故此必然盡可能討價還價。很自然地，我們會抱怨它的質量、數量和價格；即使在交易里得益不少，我們也會抱怨中間人賺取的費用太高。在中國，由于缺乏明確的產權界定，若要歸咎于某一個同志，相當困難；因此，我們就難以作出較切實的投訴和批判。

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交易費用這樣重要的局限條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資本主義和支持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經濟學的文獻里，交易費用要到近代才被注意，雖然它可能是現代經濟學里最熱門的題目。它較早時遭受漠視，可能是由于一些經濟行為，無須藉著交易費用來作解釋。可是，對于解釋經濟制度，它卻極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況下（如魯賓遜經濟），交易費用不會出現；反之，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經濟制度便無從確定（以下會有討論）。簡而言之，任何以「局限下取利」為基本假設的經濟制度理論，必然要對交易費用詳加重視。

高斯定律與經濟制度

在一九六○年發表的一篇劃時代的文章里，高斯（R.H.Coase）指出，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不管產權誰屬，只要清楚界定產權是私有，結果必然是導至最高效益的資源使用情況。他的分析，創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這個理論的要點，是指出從產權的觀點來觀察資源的使用，倘若將產權劃分或界定為私有是不需費用的，那么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交易取利可保證資源必定會作最有效的使用。

以利用土地耕作為例，高斯證明，若土地的產權沒有清楚地被劃分為私有，又或者私有產權并不存在，那塊土地的使用權會因被侵犯而引起糾紛。倘若土地是私有產業，市場交易會自然發展開來，將問題解決。高斯指出，若交易費用是零的話，在私有產權制度下，無論土地的產權如何分配，土地必然會被利用作出生產最大的經濟利益。高斯的分析，對一切生產數據皆適用，包括那些捉摸不到的，例如污染空氣的權利相對保持空氣清潔的權利，制造噪音的權利相對保持寂靜的權利，或對環境污染的權利相對有索取賠償的權利。

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權時，我曾經替高斯的理論作了補充。在私有產權和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無論選擇哪一種形式的合約，資源的使用都不受影響；在農業上，無論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農戶以定額判租，又或分成，都會出現同樣的資源使用效果。我進一步指出，交易費用會影響合約的選擇。被選擇的合約安排是要減少交易費用，使稀有的生產資源能得到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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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這條思路分析制度轉變，我發覺就算是取消私有產權這個假設，高斯定律仍然有效！那就是說，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產權結構的不同或經濟制度的不同，是不會對資源的使用造成影響的。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私有產權固然會帶來高斯所描述的情況：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價值。但在另一個極端——沒有業主的公有產權——「局限下取利」的行為也會令資源的使用達到同樣的效果。這是因為在原則上，生產和消費是不需要透過市場才能進行的：原則上，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形下，完全沒有市場和一個運作靈活的市場的效果，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假若一切廣義上的交易費用確是等于零的話，這就等于說消費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費用便能顯現出來；拍賣人和監察者可以免費收集及傳播一切生產及消費的訊息；工人及其它的生產要素，不費分毫，便會完全遵照消費者的意旨生產。至于工人（消費者）的總收入，則可由一個仲裁者免費地依照工人的邊際生產力、資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準則，加以決定。依照這樣的推論，就算沒有市場價格亦可以得出高斯所提出的結局。

在「私產」與「公產」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產權結構（制度）。但不論在什么經濟制度下，只要這些制度的運作費用是完全免費的，資源的使用都會達到最高的價值。在這情況下，制度的選擇將會是一件隨意、偶然和不可確定的事。

交易費用決定制度安排

但社會制度的運作是有交易費用的。交易費用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因素。社會將盡可能選擇一個交易費用最低的制度。這是由于較早前曾經討論過的「局限下取利」這個假設的緣故。我們若要解釋制度的選擇，就必須證明在考慮一切有關的局限條件后，這個選擇的交易費用是最少的。同樣，假若知道有關的局限條件方向是如何改變的話，我們便可推測制度的轉變。

我建議將廣義的交易（制度）費用分成兩類——

（一）一個制度在運作時所要付出的費用；

（二）采用某個制度或者制度在蛻變時所要付出的費用。后者包括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協商費用；如果磋商不成，還要包括用武力或其它手段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將闡明，后者最顯著的費用，是信息費用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導致收入減少的人所需的費用。

將交易費用如此分類，有三個重要含意。第一，假若采用或改變某一個制度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人們必定會選擇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來支配資源的使用。第二，假若采用或者改變一個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的話，在眾多的選擇之中，被采用的制度的運作費用并不一定是最低的。在這情況下，倘若不把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考慮在內，在表面上來看，社會是有浪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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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若有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而改變制度的代價是少于這制度所能節省的運作費用，那么制度就必然會改變。

第四章

差不多所有共產政權都有系統地禁制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絕非是偶然的事。共產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后，要維系本身的制度便會來得更為困難。閉關政策與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再矛盾不過的現象；將這個明顯的矛盾，付諸考驗，對一個共產領袖而言，確是一個莫大的挑戰。現在終于有一個領袖敢于接受這個挑戰，他就是鄧小平。

雖然他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經濟制度，也堅持「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路線，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大門，引進西方思想。至今，他所采納的訊息開放政策，雖然未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完全開放，但就一個共產國家而言，是絕不尋常的事了。現在中國的電視臺在播映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節目時，已不再循例地加上詆毀、非難之辭。以報道客觀見著的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都對中國作數小時廣播，而平均每個星期他們收到約三千封中國聽眾的來信。據說中國政府甚至要求該公司增加廣播時間。外國學者被邀請到中國講學，現在更蔚成風氣；佛利民最近被邀請到中國作巡回講學，由此亦可見中國政治氣候的改變，風雷急劇。正如上文所述，贊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公開發售，就算在最近打擊資本主義活動的時候，中國亦沒有試圖關閉思想之門。廣闊了的視野

一個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最近投書到一份香港的報章，坦言承認他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已有所懷疑。很多人都察覺到，從中國大陸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很少會持久相信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的。而那些在共產主義教條中被認定為「資本主義剝削對象」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潔工人、砌磚匠及園丁，即使沒有工會組織，依然可以獲得令他們羨慕的薪酬。

這些事實是絕難推翻的。領教過各種「主義」的中國人，對理論的厭棄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門戶開放政策讓中國人對一度貧困的鄰居——香港、臺灣、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韓，有了新的認識。在二次大戰后，這些國家都像中國一樣從頭做起。將美國在資本主義下的成就歸功于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過戰爭的破壞等幸運因素是輕而易舉的事。循著這種推理，對人口稠密、資源貧乏的國家來說，共產主義便是真正的出路。這種說法已被中國的鄰近國家，無情地推翻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不下于中國，但私有企業卻能成功地運作。

改革中國制度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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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示范

經過三十年的閉關自守，中國人現已開始對鄰國的發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說法以為香港和中國接鄰，情形特殊，不足為例（在我看來，這是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說法），但臺灣和新加坡的例子卻將這個論點駁倒。另一種說法則以為美國的成就，主要是因為礦藏豐富，尤以石油為然，但幾乎完全沒有天然石油蘊藏的日本卻繁榮興盛！以我個人的經驗，在今日，要辯贏中國干部的快捷方式就是列舉在文化、人口壓力及天然資源和中國相若的鄰近國家的經濟成就。一些較有學養的中國人亦體認到他們可以用的托詞、借口已是越來越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國維持共產主義的統治，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難得多。這是因為中國和鄰近國家的經濟民生，高下懸殊，就算不量度亦不言自明。盡管領導人繼續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他們亦再難在實際的表現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而盡管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繼續堅信不移，但遲早他們亦必將明白到個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他們奉以為圭臬的格言。

大門打開了

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于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信息費用。到頭來，激發一九一一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帶動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來品！日本的經驗亦同樣地證明了門戶開放政策的經濟影響。

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倘若他們不是對此深信不疑的話，相信他們不會放膽把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譯成中文，或送經濟學教員到國外去學習。誠然，以西方的尺度來看，中國對言論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沒有人敢明目張膽當眾焚燒毛像——雖然他的肖像和語錄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來產品，如可口可樂的廣告所取代。雖然政制改革還沒有被公開地提出來討論，但許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我噤囁。

毫無疑問，門戶確是敞開了。現今的關鍵問題是它會不會再被關起來。答案是，倘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的。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的計劃。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會拒絕返國；為游客而建蓋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亦將中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為殷鑒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后期，毛澤東掀起了詩意泱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但不旋踵他卻將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黑暗時代亦由那時候開始。相對之下，鄧小平確實讓「千花」齊放了。要將他們連根拔起，又焉能不帶來另一場災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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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四年，中國的政局較為穩定，而在較為開放的氣氛下，中國人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他們對本國制度的運作亦有了較為明確的了解。毫無疑問，許多毛澤東所提出的口號和允諾，尚未實現，而一般人對共產主義的教條失卻信心，是相當明顯的事。對那些起碼要在公共場合勉力為共產主義政權作辯護的人而言，這個制度的千瘡百孔，不能不令他們尷尬不已。等級分歧難圓其說

當前中國存在一個眾目昭彰的矛盾。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世界上卻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例如在廣州較好的食肆里，當地的中國人、香港去的中國人、來自美國的中國人及其它的外國人，便完全被隔離，三處的服務水平，也截然不同。此外，當地的中國人更不得進入「友誼商店」（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可能連這些商店的櫥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者，中國人事事「論資排輩」的作風，對西方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此可以再舉一些有關這種情形的具體事例。在海鮮短缺的武漢，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時便要開始排隊，輪候三個小時，等市場開門營業，以人民幣一元八角的代價，購買半公斤的魚。但政府干部卻可以不必排隊，兼且享用人民幣四角半公斤的優惠價格。同樣，在中國，一部性能可靠的腳踏車已屬奢侈品，但十一級的行政干部（干部共有二十六級，一級是最高的），卻有權使用名貴的外國轎車，例如「標致牌」（Peugeot）的房車，司機和汽油亦是一并由政府報效。這個干部更可能有權使用幾間辦公室，有些可能設在有空氣調節的酒店里；他的住所大約有一千五百方呎，而普通人卻只可能擠縮在二十方呎的蛭唬凰差不多每一晚都會出席宴會，免費享用膳食；此外，他還會有林林總總的利益門路和關系。他的月薪大約只有二百元人民幣（約一百二十元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實際收益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干部的薪酬是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幣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們所享受到的福利卻要少得多。雖然如此，我卻認識一個在家里安裝了空氣調節的非行政干部（中國的電費高昂，這種享受可以說是窮奢極侈）。這個干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車，而他正在動腦筋送兒子到美國留學。相對之下，一個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過人民幣五十元（美金三十元），福利則絕無僅有。

公社相對私營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國現存制度下，資源使用所出現的問題，也令人對這制度的所謂優越性產生疑問。公社容許人們擁有小塊的自留地。據一些粗略的估計所得，這些所謂「私有」的土地的產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當然，一般人在這些土地上所花的勞力應該較大。但據熟悉情況的說，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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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所有的土地皆為私有，整體生產力會大幅上升。在其它行業里，「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個小時的午覺。但在家里，這些人卻忙于養雞或制造家俬或其它工藝，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戚。

其它各種行業亦存在著同樣的現象。一九七九年的中國之行，我出席了一個宴會，筵席尚未終結，酒樓的工作人員已下班去了，竟然沒有人留下來收錢。招呼我的主人家說這種情形絕非稀奇。倘若要修理電視機，慣常的做法是找個「朋友」來幫忙，私底下給他一些錢。國營市場出賣的蔬菜，選擇少，質量劣，往往要將過半的丟掉。但出售自留地產品的自由市場，不僅品類繁多，而且質量較佳，價錢當然亦會高些。在國營市場，買魚要排長龍，但價錢高出兩倍的「議價」魚，卻不需要輪購。在過去，購買一個新燈泡，曾一度要出示一個個燒掉的燈泡作為報廢憑證；同樣，買縫衣用的線便要出示線軸；在購買其它東西時，亦需要類似的證明。因為這個緣故，許多本來已相當擁擠的家庭，堆滿了一盒二盒購物時必須出示的廢物。

今日的中國，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貨，占據了一個相當獨特的地位（這個問題甚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國叫這些產品為「處理物品」，因為這些不合質量規格的產品，會被分配給工廠的領導和工人，然后他們會將它們私下轉售。難怪時常會出現故意輕輕碰撞盛著蛋只的紙箱之類的「意外」。

后門交易是權力買賣

毫無疑問，后門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場買賣方式。在別的地方，這些可能被視為貪污或黑市的活動，但在中國卻是普遍而公開的。后門交易需要關系，而且意味恩惠的交換。例如一個沒有門路的病人，可能要輪上幾個月才有機會施手術。但一個關系搞得好，懂得搭通門路的人，醫院的「后門」卻為他而開（事實上，他當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門進入醫院）。此種疏通之術幾乎適用于任何價值高、在牌價下供應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之上——在比較好的餐廳訂位、要個巧手的廚師弄菜、戲票、一包上等的香煙、肉類、藥物、水果、較佳的腳踏車輪胎等。當然，要謀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對一般人而言，走后門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錢的實物是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門路的干部，更同時操縱了訂定價格的權力，故此越是價高的貨品，他們也就越有意將其價格定低。以同一次數的交易而言，這些干部所能獲得的好處也就越大；不管是銷售還是制造貨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資是固定的，將價格定低并不會對他們有不良的影響，他們倒樂得加入爭取恩惠的行列。后門交易可以減低如排隊輪候的交易費用。但因為壓低價格而催生的后門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權的干部，和那些門路較多的人家受益，對貧下階層可以說無甚裨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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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思想相對交易費用的課

一般的中國人對上述的例子及類似事件，耳熟能詳。事實上，為了生活所需，中國人對生產和分配系統的認識，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的人，更為深切。在那個制度下，一個普遍老百姓會變成一個交易費用專家，因為日常他必定要撥出一大部分時間鉆研辦法，尋找生活所需。交易費用越高，就越有需要掌握到避過這些費用的辦法。

在毛澤東時代，一般同志，在不忙于背誦政治口號的時候，便得要三緘其口，步步為營。但現在他卻可以開腔說話了。一九七九年，到處我見到人們忙于交換有關貨品、門路的消息。在中國的親友，坦然承認，通消息、搞關系是日常的要務，而在工作時的交談，亦離不開這兩個老問題。

這是毛與鄧之間顯著不同之處。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人們每天都要上「正確思想路線」的課。在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人們則每天上交易費用的課。這些課程的代價，都同樣昂貴。但兩者之中，一個是會將共產主義維持下去，而另一個，假以時日，則必定帶來改革體制的要求。

我們說中國人已體認到他們的制度出了問題，并不就等于說我們可以輕易將他們說服過來，使他們相信私有產權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當我向一些中國人提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時，他們的一般反應是害怕由此而帶來高昂的價格。當我向他們指出，他們現在所付出的價格（一旦將排隊輪候及鉆營門徑的花費計算在內后），實際上是相當高的，他們的反應是，以他們有限的收入，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錢代價。要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物資供應增加可以令實質價格下跌，從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件艱巨的任務。私營企業以交貨取代允諾，共產制度則往往輕諾寡信，有口號，無貨可交。

學習是需要花時間的；對那些缺乏正規教育、知識淺陋的人，更復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國人當前的知識水平，而是他們的訊息增長的速度。而后者在近幾年來的發展是毋容臵疑的。等級與競爭

前文提及，中國「排資論輩」蔚成風氣。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形下，某程度上，「排資論輩」有助于界定權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資源制造出來的經濟收益。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爭相競奪非私有資源必定會帶來耗損，等級的劃分是有助于減少這些耗損的。任何制度的改革，將必定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

今日在中國，一般人都以「兩頭熱，中間冷」來形容改革的動力根源。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層領導及一般工人都熱衷于某程度的改革（雖然不一定要循走資的方向來改），但一大群中層干部卻要給改革拖后腿。正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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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所述，地方干部——尤其是行政干部——他們的權勢關系令到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視乎他們本身的門路、關系及別人欠他們的恩惠而定，就算一個低級干部亦可以有相當可觀的非金錢收入。

倘若我們假設收入是應該和制造貨品與提供服務的生產力掛塹幕埃那么中國現存的收入差距確實是難于辯護的。但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產權結構會帶來不同的競爭規則。在現存的規則下勝出的人，他們必定擁有某些相對優越的條件，只不過現存的規則并不一定有利于刺激消費品的生產，難以提高服務水平。以生產力的眼光來看，毫無疑問中國干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在他們的競爭規則下，他們可以保住職位，亦足以證明他們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準則開始改變

不過，這些規則現在循著三個主要層面改變。第一，直至最近，干部競爭的一個主要準則，是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從而教育大眾執行這條路線的本領。成功的干部，不但可以享用職位所提供的特權，他更可以限制別人晉身干部階級的機會——他可以揭發及打擊那些所謂「走資派」的人。鄧小平掌權后，「正確思想路線」這準則已被削弱了。

自從門戶開放以來，眾說紛云；現在要界定什么是「正確」的政治路線亦來得相當困難。「四人幫」顯然是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以歪曲毛澤東的思想為理由，拘捕及審訊四人幫，令人不能不對官方的實際立場有所懷疑。在中國，政治冤案，積習成風，牽連廣闊，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號空洞，毫無實際。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會堅信毛澤東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對言不及意的政治口號，實是厭倦不已。北京的領導人已決定不以高壓的手段，從事現代化計劃。他們亦不再執著于什么是「正確的思想」路線。地方干部亦喪失了他們過去向人民強制從事思想教育的權力。再者，自毛澤東逝世后，似乎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將毛澤東煽動群眾的本領繼承下來。考試交白卷再不會贏得喝采。大學現在都遵從鄧小平親自頒下的嚴格規則——錄取任何考試合格的考生，不必理會他們的政治背景。

追隨政治路線的本領，在競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低降。這帶來三個后果——

一、由于強制執行思想路線教育的權力已大為削弱，干部們倘若繼續維持現狀，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

二、此中的一個后果是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

三、準則的改變亦會使干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的優勢，變成疑問。

現存政權的競爭準則依然讓地方干部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不過這些優勢卻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在毛澤東時代，干部的俸祿是靠冒險得回來的。只要有絲毫動搖他的權力的跡象，毛澤東便巧立名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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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革命運動，務必令到人頭落地。故此一個干部可以風光幾年，但一夜之間卻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動蕩，令我們無從鑒定干部高水平收入的穩定性。

于此，亦是第二個的路向改變——政治穩定是鄧小平的現代化計劃的主要目標。當前干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一部分是毛澤東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干部仍然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時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泯滅，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的本領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為削減。

第三，亦是最后的一點，是現代化計劃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澤東的統治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訂，而是給「正確思想路線」壓住的。今日，在中國，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雖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與一些所謂「奢侈品」無緣），而甚至中國的經濟學家亦已開始說，點算數量不是衡量生產力的恰當準則。政府對外匯需求渴切，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故此，越來越多干部的實際身分，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已無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亦相差不遠。據說中國當局正在招羅舊社會的企業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國再次壓制資本主義活動。我相信那是特權階級試圖維持現狀的結果。但現在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全面恢復過去的游戲規則。干部們當然會繼續頑抗，但一且音樂的節拍改了，他們的鼓聲亦變得越來越空洞。

某方面必要讓步

過去三十年來，除了私有企業外，中國嘗遍了差不多所有其它辦法。當前的事態顯示各種試驗（以不同組合揉混舊辦法）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在產權結構上不會明顯地改轅易轍。而共產主義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極有可能被「驗證」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后要在經濟上有所進展，應該像在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臺后那般容易。但時移勢易，世界已步入一個新的經濟紀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已不再可以贏得喝采了。倘若中國領導們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加上日益對消費者喜好的注視），那么游戲的規則便不能不會有所改變，而這些改變亦必然導致與當前產權結構有沖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讓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價亦因而逐漸下降。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亦已減輕（一般人在私下談話的時候，便往往有「向臺灣學習」的說法）。由于游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要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費用亦隨之而下跌。由于中國的制度在運作的時候，牽涉到龐大的交易費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所需的總費用，便可以扭轉今天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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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斷中國假以時日將會采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在此我必定要對這個推斷加以注釋。資源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有程度高低的分別；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國家是將所有資源完全由私人擁有。當然，我不會極端至推測中國將郵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資源——一些政府能以較低費用維護壟斷的部門——轉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卻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中國會走的路

在這篇論文里，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牽涉到的制度重建費用。例如重寫憲法、人事更易、設立以法制為基礎的法庭等皆所費不貲；但在我而言，和其它的費用比較，這些顯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強調過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上所存在著的障礙，現在我且略為異想天開一下，談談這個發展將會如何出現。

上文我已提到中國現已容許在街邊擺賣。有關放松規條，容許工人轉行轉業的問題亦已被公開討論。有些工廠已獲得某程度的自主權，此中包括在扣除開支及上繳給政府后，有「留成」——保留剩余下來的收入。一九八○年，中國更設立了一個所得稅制，這個制度可能會以向工廠、公社（或其成員）抽稅的辦法，取代現存向政府上繳利潤的辦法。現在更有些說法，要向工廠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員分發股票。倘若這些措施被擴展到包括一般農工的生產單位，讓每一個工人，除了賺取工資外，還可以獲得以生產資源為基礎而發行的股票的股息；那么中國要向前再跨進一步的步驟是——

（一）讓股東全權決定公司或公社的組織事宜；

（二）容許股票自由轉讓。

假若隨之而設立法庭，保障、監察包括訂定合約的股東權利，一個私有企業制度便可以應運而生。資產組合的更易，透過私人買賣將會導引出減低交易費用的組織結構，每個人亦會因而各展所長，專門發展。競爭的規則必定會有所改變，生產力的高低將以消費者的喜好為依歸，而這亦將成為決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標準。

第五章 共產主義為何失敗？

學院經濟學家的本分是闡析現象。在這狹窄的范圍內，我希望這篇論文，可以幫助增加中國人對經濟制度運作的了解。對制度的運作缺乏認識，是會嚴重地妨礙經濟成長的。一直以來，中國人所接受的是令人迷誤的事實和教條的灌輸。對中國人而言，確鑿的事實，將越來越有說服力。至于教條方面，撥開虛浮的措詞，到底馬克思和毛澤東錯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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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基因

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的本性。唯物辯證主義認為可以通過教育將人類行為改變過來，無私地為共同的利益服務。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分析則以「自私」或「自利」為基本假設——故此每個人在局限條件下，盡量追求財富或收入，是一個有普遍性的基本假設。就經濟學理論而言，到底兩者之中哪一個才是人性的真面目，卻是無關重要的；關鍵之處是哪一個假設可以推出足以解釋或推斷行為的假說。毫無疑問，「自私」這假設符合了這個準則，雖然在將來可能出現具有相等或更佳解釋能力的假設，亦未可料。

不過，倘若改造社會的出發點是以為可以透過教育將人性改成不自私的話，那么整個問題又另當別論。就算人性確實是可以改造過來的，在邏輯上那也并不等于說人性便應該接受改造。這亦更不等于說共產主義下的含混產權結構，將可助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倘若人是天生自私，不可更易的，那么，以利他主義為本的改革將必定帶來浩劫。生物學現已開始找到證據，證明和皮膚色素一樣，人性自私是遺傳而不可以改變的；事實上，這是所有動物最重要的生存特征。阿當〃密斯以為我們之所以能夠從市場中得到面包和牛油，是因為人是自私的（換言之，人的行為是由自私所激發的）；他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毛主席原先也許是相信自私的天性是可以泯滅的，但是他本身的行為卻反映出他自己亦是一個自私的人。他自己一手設計、控制以遂私利的經濟制度，并沒有任何自動調整的機能，迫使追逐私利的同志，在謀求滿足自己的欲望的時候，同時可以滿足別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在市場中自利與私有產權的結合，卻剛巧保證了這個調整機能的運作。馬克思相對高斯

共產主義的第二個主要缺漏，是強辭奪理地將市場里出現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歸咎到私有產權上去。沒有私有產權當然不可能有自由市場，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資本家在中國所作的令人鄙棄的行徑，卻與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與勞工剝削沒有任何關系。反之，這些行徑主要是因為私有產權并未受到保護和監察，因而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馬克思與高斯之間的一場智力競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高斯均全面勝出。高斯老早便體察到，產權的監察和市場的運作將會牽涉到費用及代價。故此，私營企業的活動可能會帶來一些表面上看來是「不良」的效果。但倘若私有產權的結構一旦被清楚地界定下來，切實督察執行，令到督察費用的增加不致在邊際的情形下高于資源價值的相應上升，其交易費用將要比今日在中國觀察到的費用少得多。這篇文章，從邏輯推理及實證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絕不可能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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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均是競爭的含意

共產主義的第三個盲點是相信在共產制度下，收入的分配會來得更為合理。我在這篇論文中指出，收入分配會隨滌蝸飯嬖潁ú權結構）的改變而改變——究其原因，是因為每個人的天賦各異，在不同的規則下，便會有不同的競爭優勢。到底應該以年資、體格、相貌、政治手腕或子女數目作為分配收入的標準，至今仍無定案。同樣，以為應該用生產力來決定收入的分配，亦只是一個主觀價值判斷而已。

但是，大多數社會似乎都普遍以生產力為競爭及分配收入的準則，當今的中國領導人尤其贊同這個準則，因為這是唯一符合現代化需求的準則。但他們似乎還未明白只有私有產權才能界定一套促使每一個人自動自覺，相互競爭以提高生產的準則。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準則之所以廣泛地為人所接受，是根源于人類追求長期經濟生存的本能。

在私有產權或其它任何的產權結構下，收入分配肯定是不會是平均的。平均與競爭是水火不兼容的；在任何社會里，人都會相互競爭的。有些人說，在私有企業的社會，成功總有僥幸的成分。不管這些成分是什么東西，它在任何的經濟制度里都會存在。再者，在每一項成就里，要將僥幸及才能所作的相對貢獻，分辨開來，是不可能的事。

走向個人選擇的制度

一個人獨作決策，有時對，有時錯；又或者事情的效果比他原先所預料的較好，或者較差。私有產權容許每一個人運用自由的判斷力——也就是每個人都得以用本身的知識和信息。正如我在上文指出，交易費用亦將因而得以減低。壓抑僥幸的成分（這也只能透過專橫的辦法來做），交易費用亦會隨之而上升。

故此，將共產主義所以能夠繼續在中國生存，歸功于其正確的經濟分析，是毫無根據的。向來就不是這么一回事。倘若中國領袖們能夠維持當前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力的政策的話，共產主義憑口號堅持的優越性，將要受到全面考驗。在這種情形下，高斯格言的反面將仍然成立：當中國人民清楚地掌握了共產主義的論據后，假以時日，他們必能知其謬誤。

200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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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教案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教案

1、導入

上節課我們學習了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其內容和最終目的是什么呢? 師點撥:堅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其最終目的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新授

板: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先富幫后富,共奔富裕路

引導學生說說自己家庭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什么? 引導學生回答:公有制經濟中通過按勞分配獲得的工資、獎金等;個體勞動者納稅后的收入;把錢存進銀行獲取利息;購買國債增值;出租房屋收取租金;外出打工;買福利彩票中獎等。

這樣多樣化的分配方式對于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小結:與現階段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制度。

板:

1、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討論: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與分配制度之間有什么關系呢? 小結: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決定了現階段的分配制度。

多媒體顯示P93“幾位民營企業家的扶貧倡議”

學生討論:你是如何看待這一倡議的? 小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分配方面既要講究效率,鼓勵先進,又要提倡奉獻精神,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懸殊。

我國生產力水平總體上不高,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只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才能更好地貫徹效率優先的原則,才能更加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健全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也就是使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緊密結合起來,打破平均主義,獎勤罰懶,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奮斗精神,但是,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在注重效率的同時,必須兼顧公平,要大力提倡奉獻精神。

板2: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早在改革初期,鄧小平就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資源,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體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從鄧小平的這幾句話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即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城市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形成示范效應,并通過先富者勞動和幫助后富者,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共富不是同步,同時同等富裕。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有不同的內容。(1979東部沿海 2000西部大開發 2003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改革開放以來,廣大中西部地區根據自己的條件發揮資源優勢的同時,在各個方面支持了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當改革與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后,黨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先富裕起來的東部沿海地區積極支持中西部地區發展經濟。

現實生活中,家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甚至有擴大的趨勢,為了防止貧富差距過大,國家采取了許多有利的措施:如稅收、扶貧計劃、下崗職工再就業工程、減輕農民負擔等。

多媒體顯示P94“兩幅照片”

這兩幅照片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重視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發展,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鼓勵和尊重。

在我們社會,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蔚然成風,倡導“四個尊重”,就是要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動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板:

二、讓創造財富的源泉涌流

1、尊重勞動 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 尊重創造 在我們社會,創業的環境、成才的環境越來越好,不少有志者憑借良好的創業條件成就了自己的事業,開辟了新的天地。

多媒體顯示P95 “小嚴創業”

師生分析:小嚴憑借的有利的社會條件有:尊重勞動、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尊重創造的社會氛圍;知識轉化為財富的良性機制:如專利向市場轉化、低息貸款等。

小嚴在創業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良好素質是:善于根據社會的需要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具有非常突出的創造才能;善于利用有力的創業條件,如申請專利、創辦企業等。

小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們創業創造力良好的條件,作為個人,我們應該抓住有利條件,發揮自身才能,積極進取,努力創業,實現自我價值,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板:

2、發揮自身才能,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3.課堂小結: 這節課我們學習了我國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原則,學習了“四個尊重”及其與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關系,我們要增強創新能力,準備將來在“四個尊重”的良好社會氛圍中大膽創業,在社會主義經濟舞臺上大顯身手。

4.作業

(1)我國基本的分配制度是什么?(2)共同富裕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第五篇：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反思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教學反思

1、備課時備“學生”，是這一堂課成功的關鍵所在。“共同富裕”的理解學生在思維水平上有一定難度，他們知識背景過于單薄，需要提一些學生身邊的問題，突破教材的局限，使課本學習與課外拓展有機滲透，能使學生較全面的認識“共同富裕”。重視學情，備好學情，用好學情有利于教師提高課堂效率和教學質量。

2、充分挖掘教材才能完成課程標準的要求。在教學中我們是教教材還是用教材？是僅僅把教材完成，還是以教材為依托完成課程目標？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學理念，是新課標與過去教學大綱的本質區別，所以我們必須站在新課標的角度挖掘教材，利用好教材中的輔助材料（名人名言、插圖及小字部分材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預期

效果。

3、在教學設計和課程實施過程中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避免以往因教案設計的主觀性而忽視了學生這個學習的主體。通過提問，組織課堂討論，讓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中，不盲目備課，正確處

理好教與學的關系。

4、成功地進行了師生的角色轉換，使老師真正成為了學生構建知識的支持者、輔導者、合作者。同時，也體現了思想政治課的教育功能，通過知識的講解，讓學生在討論、交流中提高認識，指導學生的今后行為。在老師的牽引點撥下，整個課堂氣氛異常活躍，取得了

滿意的效果。

5、講練結合，利用做練習理解新知識，同時也教給了學生一些

解題的技巧。

6、本課中存在的不足是：老師還是講得太多了，學生的討論交

流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