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社會矛盾和革命任務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社會矛盾和革命任務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一、社會性質的變化。在政治上，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權；鴉片戰爭后，通過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貿易等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的破壞。在經濟上，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二、社會矛盾的變化。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轉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三、革命任務的變化。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是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民肩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中國從此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第二篇：鴉片戰爭前后中國衣食住行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后中國衣食住行的變化

衣：鴉片戰爭后西方服飾涌入中國食：通商口岸開始出現西餐，之后擴大入內地住：租界附近出現西式建筑 西風東漸與晚清城市社會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變化為個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國近代史上,國人在接受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其社會生活方式也出現了西俗化的傾向。探析近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變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會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現象及其規律。

[ 關鍵詞] 社會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開始被納入 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由于中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學東漸局面。在這一過程當中，“隨著條約口岸的開放”，西方人的社會生活方式作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漸次傳入中國，國人開始接受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國形成了“西俗東漸”的現象，晚清時期的城市華人社會生活方式開始了西俗化。當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進。但是它作為在近代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畢竟在實質和內涵上比在農業社會文明和封建專制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生活方式要先進許多，因為“西方近現代民俗作為現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國傳統習俗更能適應現代社會”)。雖然西方社會生活方式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挫折和阻礙，但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方式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西化的過程。衣食住行，是反映一個民族或國家社會生活方式最為直接的窗口。而中國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歷程也是首先從這里開始的。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服飾被認為是禮制大防，它的變化常常與更改正朔聯系在一起，足見其重要性。在最初，中國人認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覺不類”。但是，曾經崇尚寬袍大袖的國人很快就認識到西式服裝簡潔、靈活、方便的特點。中國最早接受西式服裝的當屬廣東沿海地區和開放口岸的一些買辦和經常同洋人有生意往來的商人，他們最早模仿洋人們的穿著打扮。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還只是少數獵奇者和洋務買辦們穿著西式服裝，這些人還被大眾視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時，隨著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國認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國內剪辮易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視西人之遍身結束，舉止生硬者，反覺文明。”在戊戌變法中倡導“與歐美同俗’，的康有為也主張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會成中國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嚴肅，領袖潔白，衣長后社，乃孔子三統之一;大冠似箕，為漢世士夫之遺，革窟為楚靈王之制，短衣為齊桓之服。)資產階級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視為“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可以強種’, 的靈丹妙藥。這雖然體現了“全盤西化的盲目J陛”，卻也說明了當時人們對西式服裝已經有了一定的認可。20世紀初年，西式服裝開始廣為流 行，不僅一些大城市中的學生制服日漸洋化，就連一些窮鄉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梧州中學的學生就被允許“披洋衣揖孔孟”。在近代，女式服裝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鴉片戰爭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來的女性衣飾，主要以花邊絲縷之類為主，俗稱為“鬼子欄桿”，女子服飾的西化也由此開始。1859年，剛到香港的英國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國姑娘的天足上穿著歐式鞋，頭上包著鮮艷的曼徹斯特式的頭巾，作手帕形，對角折疊，在頗下打了一個結子，兩角整整齊齊的向兩邊伸出’。所以他驚奇地認為她們的“歐化癖是頗引人注目的’，”勸。更有史料說:“海上女界喜效夷裝，衣必袒胸露臂，褲必長不及膝，襪必長統，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華夷之間。在染歐化之滬人視之固覺時髦，然使驟入守舊派目中，其不詫為妖孽也希。n[$](P248)這些追趕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為主，她們敢于標新立異的勇氣使她們成了領導近代中國女性時裝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開始流行顯示人體美的女性時裝，北京也有青年女學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鬢高垂，皮鞋聳底”[9 ](P30)。而且，當時不僅民間如此，甚至就連壁壘森嚴的皇宮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裝。據記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駐法國公使裕庚卸任回國時，與西式裝束的夫人和兩個女兒到頤和園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見，他的兩個女兒更成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動，她們總是身著洋服，隨侍在慈禧左右。可見，當時的人們對西式服裝的接受力已經大為提高，以至于就連頑固派慈禧也能夠接受。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作為外套的西服開始日漸在城市居民之間流行，而且洋式襯衫、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也被國人日漸接受，人們服飾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斷的提高。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在近代也出現了西俗化的傾向。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埠，外國侵略者根據不平等條約，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隨著大批外國僑民向租界的日漸涌入，西餐開始進入了中國。最初，西餐館在中國被稱為番菜館。番菜館最早出現在廣東，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國際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這些城市也日漸出現了一些番菜館。最初，番菜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僑居中國的外國人。上海的番菜館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匯一帶，這里為外國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條約》規定西方國家的使領館集中在東民一帶，所以番菜館也主要集中在這里。有的番菜館甚至還請使館的廚師掌廚。在飲食習慣和飲食風格上，中西方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中餐喜好將雞、鴨、魚、肉與蔬菜一起烹飪，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東方人偏重于綜合思維的體現，而西餐是將各種蔬菜肉類分而烹制，則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進食方式上，西方人實行分餐制，中國則為合餐制，這也是中國人傳統的家庭觀念使然。而中西方人在飲食構成上，則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黃帝內經·素問》所說的那樣:中國人的傳統飲食習俗為“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幾千年來，除了西北畜牧業較發達的少數民族的飲食以肉食和奶酪為主外，大部分中國人的飲食一直保持著這一結構。而西方人則完全相反，他們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類為主食。由于中西方飲食習慣的差異，西餐最初在中國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館譯員張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駛往上海的洋人輪船時，才第一次嘗到西餐。但是他認為:“蓋英國飯撰，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咽，甜辣苦酸，調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國人一聽到開飯的鈴聲“便大吐不止’。可見，當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吃西餐無異于“茹毛飲血’，一般。與此同時，仍有一些中國人懷著對西餐的新奇感而趨之若鶩去品嘗西餐。但是社會主流仍對西餐懷有排斥心理。直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是因為隨著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對西餐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認為“西人飲食最不茍，常以養身為主”，一些西餐館也出現了“華人兼亦往食焉”)的現象。該書成于1876年，可見，在當時抑或之前，就已經陸續有華人去西餐館就餐了。及至后來，竟然發展到“裙屐少年，往往異味爭嘗，津津樂道’。當然，這里有很大成份為獵奇者的行為。到了19世紀90年代，“向時華人鮮過問者”的西餐則出現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賈，往往攜姬摯眷，異味爭嘗”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據席，用餐方式極為文明，使當時不少的文人也成為了番菜館中的常客，孫寶暄就對上海四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館情有獨鐘，甚至于還在那里款待過康有為。隨著人們崇洋心理的日漸強化，上番菜館就餐遂成為了中上階層講排場的一種方式。“光宣之交，滿清貴族，群學時髦，相率奔走于六國飯店”、“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連光緒的老師翁同于床在宴請俄國使臣的時候也是準備了“西賓館洋菜……洋人來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見，去番菜館吃西餐在此時已經成為了官場之中的一種時尚。當時不僅官場如此，甚至就連下層百姓也對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國人抓住這些人的心理，便開設簡易的番菜館，如上海四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館，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錢，還備有咖啡、水果，不過質量實在是難以恭維，盡管如此，這類小餐館還是門庭若市。隨著西餐的日漸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也走進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實上，西式食品很早就進入了中國。1853年，英國商人在上海開設的老德記藥房就開始生產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應對象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豐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創辦了埃凡饅頭店，開始生產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開設埃凡洋行，生產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檳、冰棒、冰激凌、餅干、蛋糕、罐頭以及葡萄酒、白蘭地等相繼傳入中國。西人隨之又在中國開設了多家工廠生產這些產品。最初，這些食品的消費群體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過，隨著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漸被接受，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為美味的優點很快顯示出來。正因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喜歡，并成為人們餐桌之物和待客極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還以“西洋名酒’，以饗朋友雅集。隨著西式食品在中國的大受歡迎，以華人為主的西式食品生產廠家也日漸多了起來。最終，在中國人的飲食形式上出現了中西并舉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國人受西方人的影響更為顯著。中國古代傳統的建筑結構一般為木骨泥墻，主構架則全為木結構，這是中國建筑獨有的特點，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結構的建筑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易于發生火災、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層發展等。最初，中國人對洋式建筑的認識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居，多至三層，繡闊綠窗，望如金碧’。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埠，西方人在跑馬圈地的同時，也把西式建筑帶到了中國。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說是神似。因為這些建筑的設計者大多是外國商人或傳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沒有造洋房經驗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國出現的洋房一般為周邊作拱券式回廊的磚木結構建筑，這一模式最初是由歐洲傳入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因而被稱為“殖民 式”。隨著西人在租界的日漸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滿了華麗的房屋。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設計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臘的廟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宮’。到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還出現了專門設計西式建筑的營造廠，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華式屋宇的“本幫’，和造洋房的“紅幫’。到1866年，上海“夷場”也是“洋樓聳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環”。隨著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華麗美觀的外表和大方實用的特色被華人所認識，西方住宅不僅節約地皮，而且有許多門窗，采光和通風良好。“其收光避濕種種，皆合于衛生之道’。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純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華人開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樓開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傳入，中國人的傳統民居建筑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特點。以上海為例，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上海逐漸形成了花園洋房(獨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簡易棚戶四類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實行華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會起義后，這一局面遭到破壞。1854年，租界當局修訂土地章程，準許華洋雜處，華人開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進入租界的華人富商數量愈加增多，他們也開始住進了洋房。最初他們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僑原住國的建筑式樣建造的，是純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隨著進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們為了迎合中國人的居住習慣，在建造洋房的過程中，又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筑的一些特點，這樣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也就更適合中國人的居住習慣，同時也使華人對西式建筑的認同感更為加強。但是，畢竟只有少數富人才能擁有洋房。多數華人還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為租界后，人口劇增，地皮壓力加大，為了緩解這一矛盾，且為了規范租界市容規劃，租界當局制定了規章制度，使華人在租界設計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種因素的作用下，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磚木結構的兩層石庫門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應運而生。這種石庫門民居從建筑布局和風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點’，比如，“在門和百葉窗、欄桿、樓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術。石庫門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設計合理、堅固耐用、美觀大方的原則，又適合市井平民的消費水平。所以，這種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風靡一時，甚至每年以數萬計遞增，成為上海最大眾化的民居。隨后，在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出現了石庫門式 的里弄住宅。當然，在這一時期，建筑材料已經一改過去中國傳統的木質結構，而是以磚木混合結構為主。到了1 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磚石鋼骨混凝土結構的建筑方式開始傳入中國，并日漸成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四 隨著洋人的進入，城市中華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現了西化的趨勢。

在中國古代，城鎮中向來無車，人們傳統的代步工具是轎子。但是轎子既不方便，又無速度，且資費又高，雖然上海開埠后有由江北獨輪小車傳入，但作為人們的代步工具卻又勉為其難。西方人來到中國以后，把他們習慣的交通工具一馬車也帶到了中國。雖然在乾隆年間馬戛爾尼曾經向乾隆贈送了兩輛四輪雙馬車，但只是被作為“萬邦”進獻的貢物陳列在圓明園。作為真正的交通工具進入中國的馬車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現的。隨后，在香港、廣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現了西式馬車。作為便利的交通工具，馬車很快就引起了華人的濃厚興趣，華人也隨之仿其樣式制造，城市中的馬車逐漸增多，一些富裕的華人開始乘坐馬車。馬車“有雙輪、四輪者，有一馬、雙馬者，其式隨意構造，宜雨宜晴，各盡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現了“馬路”這一名稱，卻也是由馬車而來。到了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還出現了馬車制造業和出租業，可見當時乘坐馬車已經成為 一種時尚。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另外一種交通工具則首推黃包車。黃包車又稱東洋車，雖然是從日本引進，但是發明者為美國傳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說是西方的產物。1874年，法國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請從日本引進了300輛黃包車。由于其方便實用，大受人們的歡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風行一時，并有人照樣仿造，使 得黃包車數量大增。黃包車也成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們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后來，又有自行車傳入中國，成為一種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車最初既不安全又難駕馭，所以很難普及。最早進入中國的自行車已不可考。不過1876年就有記載云:“車式前后兩輪，中嵌坐墊。前輪兩旁設鐵條踏蹬一，上置扶手橫木一。若用時騎坐其中，以兩足踏蹬，運轉如飛。兩手握橫木，使兩臂撐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狀，不致傾跌，快若馬車，然非習練兩三月不能純熟【，但是這種樣式的自行車仍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國的道路坑洼不平，沒有平坦的馬路，也使得這種自行車難以流行。后來直到鏈條和充氣輪胎發明以后，才解決了自行車的安全問題。不過，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車在晚清時期始 終沒有成為主流的交通工具。更具有現代化意義的交通工具則是有軌電車。中國開通有軌電車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開通了城南馬家鋪至永定門的電車。這條線路共長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許火車通至京師，而是應外國使臣的要求，只為解決京津鐵路終點站馬家鋪至北京城的客運問題修筑的。但是，作為市內交通工具的電車僅僅作為火車運送市郊火車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開通了5條電車線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時30分，上海第一輛有軌電車開通。有軌電車在城市中的開行，給人們的生活和觀念帶來了非常顯著的變化。人們很快就接受了這一新生事物。“電車開駛而后，旅行既便，票價尤廉，境內歡迎……座間客滿，肩為之摩，甚至有無甚要事姑借以游覽者。其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發達更可知。”」有軌電車的開通給華人帶來了現代交通秩序的觀念。同時，電車公司還規定了車內衛生和使用文明語言的規定。對扭轉中國人不講公共衛生的陋習也有所幫助。在這之后，又有小汽車進入中國成為華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進入中國的汽車出現在上海。1901年，一個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將2輛小汽車帶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國人使用。但是“未見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國人柏醫生開始使用汽車，“至是始漸行矣’，隨著汽車在全世界的推廣，國人對汽車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認識。1908年1月23日察哈爾都統誠勛上書朝廷，奏請開辦汽車公司。同年春，商人吳遠獻請求官方同意在北京開辦汽車市內交通，官方雖然以“京師地面街道狹窄，馬路尚未修齊”為由拒絕，但仍然認為“汽車行駛極速，向稱便利’，」。可見，汽車的代步功能已被人們認識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約而已。而在上海等馬路通暢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數百輛汽車」。可見，此時的國人已經接受了先進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將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鴉片戰爭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現的大碰撞之中，中國雖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開了國門，被動吸納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的整個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已經愈來愈國際化了’,。因而可以說，無論這種吸納是被迫還是自愿，都是中國開始拋棄封建社會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認同的國際化時尚，開始了融入現代文明社會的潮流之中的歷程的一個側面，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免還有著沖突。

第三篇：我們的黨情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們的黨情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泰州市紀委書記 陳國華）

當今時代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時代，所以有人說：現在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我們黨的黨情也是如此，已經發生并將持續發生變化。就“變化”本身而言，既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壞。我們常常講我們黨是與時俱“進”的，但黨情的變化是否一直都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還是值得認真思考。當然，我從心里希望我們黨越變越好！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清醒認識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就是：今天，我們的黨情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還是偉人說得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在我看來，黨情最基本、最直觀的變化，就是黨員數量的增加。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時，我們黨僅有黨員57人；1927年五大的時候，黨員數量激增1000倍，達到了5.7萬人；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黨員數量達到了448萬人；1956年，黨員數量首次突破1000萬大關，此后一直持續增加。2009年底的數據顯示，黨員數量已達7800萬，現在恐怕早就超過了。7800萬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所有的黨員單獨組成一個國家的話，這個國家的人口總數將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15位；如果7800萬黨員手拉手排成一隊，可以繞地球3圈還多。有的同志常常為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歡欣鼓舞，而我卻對此抱有疑慮。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黨員多了，也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我們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可能并沒有如我們所愿的隨著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可能會被稀釋。現在的實際情況似乎證明，中華民族的精英以及糟粕恐怕都在我們黨內。否則我們黨內怎么會有著那么多層出不窮的先進英雄人物和令世人齒冷的甚至是亙古未有的丑類呢！所以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這一點。人多了當然是好事，但人多了真的絕對是好事嗎？素質跟不上去，人多了還不是各懷心思，請記住我沒有用“各懷鬼胎”這個詞。你說這怎能保持高度的一致呢？自然界螞蟻的數量最多，但這種多有用嗎？所以世界上有些多其實并不值得驕傲，反而值得警惕。錢多了會變壞，權多了會腐敗。這是我們常看到的故事。蘇聯共產黨就是前車之鑒。蘇共在20萬黨員的時候，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200萬黨員的時候，打敗德國法西斯，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在2000萬黨員的時候，卻出現了亡黨亡國的慘痛景象。這就證明多未必是好現象。我這話恐怕并不討人喜歡！但我忍不住還是要說。謝天謝地，現在終于不是以言獲罪的時代了，誰能說中華民族沒有進步，這不就是最大的進步嗎！

黨情最根本的變化就是黨的地位的變化。我們黨已經從建黨初期弱小的、地下的、革命的黨，成為了如今強大的、執政的、領導建設的黨。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老話說得好，“打江山易，坐江山難”。封建時代，統治者在奪天下時期以及掌權初期往往都是相當勵精圖治的，但隨著統治時間的延長，慢慢就變得腐朽，最終被新的王朝所取代。現在當然不是封建時代，我們黨也不是統治者，但這里面的經驗教訓同樣值得我們汲取。我們黨地位的變化，使黨自身面臨著新的考驗。黨的執政時間長了，也可能會缺乏持續革新的動力，容易產生懈怠心理，權力觀也容易發生蛻變，利用手中權力撈取特殊利益成為某些黨員干部的選擇，追求享樂成了一些領導的人生目標，一些利益集團可能在黨內滋生并逐步發展壯大，黨不可避免會產生脫離群眾的傾向。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掌權十幾年，他們史稱為“停滯時期”，這個時期為蘇共的垮臺埋下了許許多多的隱患。但我們還要看到，其實高度發展的時期同樣可能埋下許多隱患，斯大林時期不就是這樣嗎？所以我們千萬不能沉湎于所謂最好時期、什么盛世之類的自我感覺良好之中，要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危機感來推動我們黨思想理念上的現代化建設進程。

黨情最現實的變化就是黨員利益訴求的變化。過去我們講，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實現全國人民的解放，尋求平等和自由。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我們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因而不斷吸收企業家、私營

業主、自由職業者等新生力量加入，這給我們黨不斷增添了新鮮血液，黨變成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也自然而然帶來了新的問題。現在，我們黨內既有一貧如洗的農民和下崗工人，也有身價億萬的富豪；既有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的房奴，也有希望房價“直上重霄九”的開發商。如此等等。牙齒偶爾還會咬到舌頭，一個鍋里吃飯的一家人也難免磕磕碰碰，我們黨內有著那么多的階層、那么多的黨員，黨內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相左日益凸顯，各種利益訴求互相交織，萬眾一心恐怕是個美麗的愿望。你看一些本來利黨利國利民的政策措施，由于一些既得利益群體的干擾，或者遲遲無法出臺，或者即使出臺了也難以真正得到實施。如何排除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把全黨的意志和力量統一起來，使我們每個黨員的自主意識以及自豪感和尊嚴得到真正的尊重，這是鞏固黨長期執政的地位和造福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現實考驗。

黨情最核心的變化就是黨員忠誠意識的變化。過去我們說到忠誠，會從心中自然升騰起一種莊重、嚴肅的感覺，是發自內心的熱愛和擁護，真心實意、沒有二心；現在說到忠誠，恐怕很容易被人認為是應景和作秀，很難再找到過去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無怨無悔、赤膽忠心。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人人都有殺頭的危險，但由于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解放，先輩們不怕犧牲、前赴后繼。不同的是，現在加入共產黨，由于我們是執政黨，因而人人都有腐敗的危險。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黨情。我們黨現在不缺人才，不缺金錢，不缺發展的思路，缺的是那種一往無前、一往情深、一以貫之的忠誠意識。我們常常為黨的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所取得的成績沾沾自喜，但細細思之，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像陀螺一樣，看起來在原地轉得很歡，而實際進步并沒有達到黨和人民以及飛躍發展的時代所希望的那種程度。這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

黨情最為突出的變化就是黨群關系的變化。以上四種變化，造成黨群關系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黨群之間的魚水關系，在不少地方已經異化成了油水關系。戰爭時期，沂蒙山區的婦女用乳汁救助我們的戰士，我們泰州地區傳承至今的黃橋燒餅，同樣見證了那段時期黨群、軍民魚水情深、萬眾一心的動人場景。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如果現在又發生類似的情況，人民群眾會不會那么義無反顧地再現當年那種可歌可泣的歷史畫面。事實上在很多地方，交通越來越發達，通訊越來越便捷，但一些黨員干部和群眾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主人”找不到“仆人”，人民往往被阻擋在“人民政府”之外，這是一些地方的實際情況。少數黨員干部從“為人民服務”蛻變成“為人民幣服務”。黨內頻發的腐敗現象日益侵蝕著群眾對黨的信任基礎，黨群之間很難再像過去那樣手牽手、心連心了。所以，當原深圳市海事局林副局長猥褻少女被發現后卻對受害人父母說“我就是干了，怎么樣”；當原鄭州市規劃局逯副局長質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當蘭州市城關區旅游局張局長在交通摩擦后喝問對方“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局長”時，我們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黨長期執政后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但這種危險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現實，群眾對黨的信任在極少數地方岌岌可危，日益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就是給我們發出的信號。

當然，說了這么多黨情的變化，不是因為對黨灰心喪氣，更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因為我們有責任、有權利對黨有著更高的期望。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在黨的建設特別是反腐倡廉建設上下苦功、動真格、求實效。相信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黨的凝聚力、戰斗力一定會更加強大，黨的事業一定會更加興旺發達，黨一定會得到人民群眾越來越多的擁護！

歸根結底，我們黨情的變化應該真正做到：無論世界上還是國內發生了什么大事，我們的宗旨始終不變，我們的目標始終不變，以這樣的不變來應萬變。我們黨才能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我們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第四篇：在建黨九十周年里中國發生了哪些事件、變化？

迎黨慶，在建黨九十周年里中國發生了哪些事件、變化？

第一階段是從黨的一大到七大期間，新中國成立之前這一時期；第二階段是從黨的八大到十一大期間，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這一時期；第三階段是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期間，改革開放至今這一時期。

第一階段：1921年，毛澤東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四個歷史階段。北伐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和共產黨人幫助孫中山認識到聯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進入了以革命的武裝進行北伐的新時期，而這次戰爭中途夭折的教訓，使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建立無產階級軍隊，開展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從而開始走上創建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嶄新革命道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黨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使農民獲得土地。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擊侵略者，贏得了抗戰勝利。1945年，國民黨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經過三年解放戰爭，于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政府。

第二階段：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90%以上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三億農民分得了約4700萬公頃的土地。1953年至1957年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巨大成就：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沒有的基礎工業，包括飛機和汽車制造業、重型和精密機器制造業、發電設備制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制造業以及高級合金鋼和有色金屬冶煉等。從1957年到1966年，是中國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3倍，國民收入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58%；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幾倍乃至十幾倍的增長；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大規模展開。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第三階段：改革開放30年我黨取得了八大成就： 1.建立全面物質生產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證了和平穩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中國已經由初級工業經濟轉變為高級工業經濟，包括鋼鐵、家用電器在內的許多工業產品生產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總量也不斷擴大。

2.國際地位持續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快速經濟增長使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3.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以加入WTO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完成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4.經濟增長變得更加穩健

中國的改革開放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政府主導、大力投資和不斷強化的工業經濟使中國經濟增長一直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社會經濟取得全面進步 5.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兌換1.53元人民幣匯率計算，約合149美元。2007年中國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開放前增長了17倍。

6.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教育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1978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數只有16.5萬，占當時中國人口總量96259萬的0.0171%。2006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數達到377.5萬，占當年中國人口總量131448萬的0.2871%，30年間增長了16.7倍。7.國民預期壽命明顯提高

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預期壽命提高不但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也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據中國人口普查數據，1982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67.77歲，200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上升到71.40歲，增加了3.63歲。

8.人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

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經進入一個與世界同步的時代。1921建黨

1931九一八事變后領導人們抗日 1941年堅決抗戰

1951三大改造，使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1961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1971文革期間也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1年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 1991年改革開放取得初步成就

2001年進入新世紀以來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 2011更加美好的未來需要我們去奮斗

第五篇：信息化教學中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教師角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信息化教學中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教師角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愛你Hr5 | 瀏覽 1311 次

2015-01-31 15:54 2015-01-31 15:56 最佳答案

傳統課程模式中的教師，不僅是教學過程的控制者、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教學內容的制定者和學生學習成績的評判者，而且是絕對的權威。教師習慣了根據自己的設計思路進行教學，把各式各樣的學生按自己的思路“格式化”，最終成為規范的、知識淵博的、但已沒了創造性的所謂合格、甚至優秀的人才。教師在設計教學環節時，要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的開放性，培養學生的想象力：建構主義的課程觀強調用情節真實復雜的故事呈現問題，營造問題解決的環境，以幫助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活化知識，變事實性知識為解決問題的工具。在設計各個教學環節中，我們要求實驗教師重點考慮了設計什么樣的問題及問題的呈現方式，引導學生解決問題，我們要提供什么資源，如何表現;什么資源要同學們自己查找，如何引導學生搜索，如何整理總結、如何進行體悟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