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研究的文獻綜述

淮陰師范論文

關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研究的文獻綜述

摘要：

21世紀以來對《李白與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紀末的研究而來，另一方面又在學界回顧總結百年郭沫若研究歷程及其得失的基礎上，試圖有所深入與拓展。因此，在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上，與第一階段有所不同。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從郭沫若寫作出版《李白與杜甫）的歷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樣認為“《李白與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學研究著作，可以說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歷史著作”，胡文既不滿前一階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種“庸俗的批評”，又認為郭沫若過于緊跟政治形勢以至影響其學術觀點，是知識分子應該記取的教訓。

關鍵詞：郭沫若

文革

李白與杜甫

民族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自197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來，已經經歷了近40個年頭。從近40年的研究情況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該書出版到1981年的前10年，學界經歷了從好奇、驚訝到批評的變化，1979-1981年出現了對該書學術觀點的批評高潮，一大批論文圍繞其揚李抑杜傾向、階級分析方法、李杜作品誤讀、歷史人物評價等問題展開批評和爭論，而以批評的聲音為主導；從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間，對該書的關注進入一個相對沉寂時期。21世紀這一時期 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該書的寫作動機及其主旨的廣泛探討上，有政治迎合說、情感寄托說、人生總結說、人格解剖說、審美取向說等，眾說紛紜。

一、批評期

1979年第4期）、張德鴻《對<李白與杜甫>中幾個問題的管見)（《昆明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匡扶《對（李白與杜甫>的幾點疑義）（《文史哲》1980年第3期）諸文，則主要通過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杜詩的辨析，說明郭沫若“苛責杜甫”⑦如郭沫若分析杜甫《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二句說：“既認識了這個矛盾，應該怎樣來處理這個矛盾，也就是說你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的立場，為誰服務？”‘嗍’劉世南認為這樣脫離時代的過高要求，就是典型的“苛求古人”③。臼上述論文注意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郭沫若在解說李白詩的時候，又特別地拔高其思想意義，最典型的是他對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劃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的解釋，說是李白“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要更加擴大耕地面積” ⑧‘艄批評者認為是郭沫若穿鑿附會，并非原義。偽因此，劉世南在其論文中指責郭沫若：“對李白曲意回護，對杜甫深文周納”。這代表了當時批評者的相似觀點。

關于《李白與杜甫》對李杜的評價，這一時期的研究者從這兩個唐代詩人的不同創作方法上進行了分析，肖文苑、張殿臣、李保均、陳昌渠、劉夜烽、張式銘、張步云的論文都涉及了這一問題的討論。多數論者都傾向認為，李杜二人，代表了不僅唐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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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最高水準，由于創作方法不一樣，因此，沒有必要，也不能對他們作硬性的比較評判，分出優劣，他們用適合自己的創作方法，取得了古典詩歌的輝煌成就，他們的遺產，值得我們繼承發揚，郭沫若貶低杜甫現實主義創作的積極意義，是不公正的。陳昌渠的文章雖然是與李保均爭鳴的，但他們都認同李杜=人的不同創作方法，陳文則試圖從歷史上社會和讀者更需要現實主義藝術作品的角度，來解釋何以杜甫歷來受褒揚多的原因。張式銘通過對從古至今李杜評價歷史的考察后認為，歷來關于李杜優劣的爭論，“實質是對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如何評價的問題”，之所以多揚杜抑李之論，是因為評論者習慣于用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去衡量李白的浪漫主義藝術作品，他表示非常同意郭沫若1962年寫的《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中的觀點：“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的結合起來，李白和甫的結合，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浪漫主義和現賓主義的結合。”18劉夜烽則分析了李杜二人在各自擅場的體裁領域里所取得的突出成績，說明他們在創作手法上各有千秋，不能隨意抑揚。

二、沉寂期

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一個研究動向，是在總結反思學界批評《李白與杜甫》的同時，開始變換角度對此書進行審視，提出了新的思考與見解。

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把尋味的重點放在了郭沫若晚年寫作此書的動機上，明確提出此書“不是一本經得起推敲的著作，它缺少學術著作所要求的嚴謹與鄭重”。“在‘人民性’的標準尺度和揚李抑杜的評價表層下面，隱然藏著作者不便明言的衷曲和異常微妙復雜的心緒”。通過重讀，劉納發現《李白與杜甫》研究李白、杜甫二人，重點不是他們的詩歌及其藝術成就，而是他們的“人生”，因此認為郭著是僧李杜在“總結人生”，其所思、所

憶、所悟，都在書中有脈絡可尋。關于郭沫若厭惡杜甫的原因，劉納也給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與其說郭沫若厭惡杜甫，不如說他更厭惡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形象，不惜以很多難以使人賓服的夸張之辭去做邏輯頗奇的辯爭，同時，他又不得不繞開厭惡杜甫的更真實因由，而將論爭置于‘人民性’的尺度之下。”[28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從郭沫若寫作出版《李白與杜甫）的歷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樣認為“《李白與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學研究著作，可以說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歷史著作”，胡文既不滿前一階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種“庸俗的批評”，又認為郭沫若過于緊跟政治形勢以至影響其學術觀點，是知識分子應該記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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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階段新發展

21世紀以來對《李白與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紀末的研究而來，另一方面又在學界回顧總結百年郭沫若研究歷程及其得失的基礎上，試圖有所深入與拓展。因此，在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上，與第一階段有所不同。與此同時，由于互聯網使用日益普及，通過網絡發表意見，越來越成為流行形式。近十年見于網絡的關于郭沫若及其《李白與杜甫》的各種言論，不再局限于學者，各種社會身份的讀者都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體現出盲說者身份多元化的特點，有人根據這種情況劃分出學院派和草根派，或者主流言論和民間言論。作這樣的區分未必合理，但它揭示了網絡給學術行為和話語方式帶來的巨大改變，卻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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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杜甫》寫作動機和書的主旨成為近些年來人們熱議不衰的話題。稍作梳理，圭要有如下觀點：政治迎合說、感情寄托說、人生總結說、人格解剖說、審美取向說。

此外，關于李杜評價問題，謝保成《從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審視“李杜并稱”和“揚杜抑李“兩種文化思潮——兼論郭沫若的李杜研究》認為，從中國古代、近現代歷史社會思潮和文化現象發展演變過程看，關于李杜的評價問題，不是“揚杜抑李”與“揚李抑杜”的對峙，而是“李杜并稱”和“揚杜抑李”的消長，認為《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性情和理智交融的產物，因此，該書主觀上有感情寄托，客觀上又具有不容抹殺的學術價值。N程凱華《郭沫若論李白與杜甫》認為，郭沫若“文革”中作《李白與杜甫》所表現出揚李抑杜傾向，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轉”，有其復雜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對杜甫的一貫評價。“文革”結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詩歌的正確立場。【4

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以來，當人們聯系“文革”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和郭沫若的身世遭際思考作者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動機與主旨時，開始對此書的純學術性質產生了疑問，隨著種種疑問的蔓延，研究者覺得郭沫若對李杜的評價，可能不是簡單的學術標準與尺度的當與不當的問題，中間也許包含著作者某些隱晦曲折的情懷和寓意，迄今的諸“說”未必就是郭沫若寫作動機的正解，但毫無疑問，這樣開闊和深入的思孝，有利于深化和拓展《李白與杜甫》的研究，有利于人們對該書真實動機和主旨的全面認識，有利于研究者對該書價值與不足的準確評價。顯然，這一進程遠未完成。首先，《李白與杜甫》是不是學術著作，學界尚無一致的結論；其次，如果它不適合用學術著作的尺度來進行評價，又用什么標準和尺度來評價此書的得失，研究尚未涉及這一層面的問題；第三，關于此書的寫作動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然有利于人們開闊思路，但究竟接近真實的寫作動機是什么，尚未提出得到學界信服的依據，中間既有對“文本”全面分析把握不夠的問題，也有可資使用的“背景”材料不充分的問題；第四，從文化建設的角度研究評價《李白與杜甫》，我們怎樣看待該書本身的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需要深入思考那些隱藏在文本中間及背后的種種“所以然”，作為我們的借鑒與啟迪，應該更有現實意義。

[1]匡扶，對，《李白與杜甫》的幾點疑義【J】．文史哲，1980(3)[2]劉世南．對《李白與牡甫》的幾點意見【J】．文史哲．1979(5)．蔣選雪．<李白與杜甫）一書讀后【J】．揚州大學學報．1980(2).[3]郭沫若．《李白與杜甫》【M】．郭沫若全集-歷史嫡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張式銘．《關于李杜優劣論》【J】．湘潭大學學報，1981(3).[5]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J】，郭沫若學刊，1992(4).[6]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J】，杜甫研究學刊，19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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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蕭滌非．關于《李白與牡甫》【J】．文史哲，1979(5)..4

第二篇：《李白與杜甫》讀后感[范文模版]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讀完這本書，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觸。李白和杜甫是我們都知道的詩人，郭沫若也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詩人們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的《李白與杜甫》讀后感，歡迎閱讀。《李白與杜甫》讀后感一

該書上篇講李白，下篇講杜甫。郭沫若以其卓越的考據功底和敏銳的詩人感受，生動還原出一代“詩仙”“詩圣”的真實生活。書中諸多觀點極富創見，隨手援引資料更是妙趣橫生。

初版于1971年10月的文史巨匠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曾讓二十多年前的筆者佩服得簡直是五體投地：詩仙李白與詩圣杜甫現存的2400多首詩作，在郭老那里就如常人腦中的乘法口訣一樣爛熟于心，為了佐證自己的某一觀點，他可以信手拈來，而且是旁征博引，動輒十幾條乃至數十條，這讓我驚詫于郭老深厚的考據功底和超人的記憶力！須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網絡與搜索引擎尚未問世，而郭老卻已近耄耋之年。此其一。其二，巨著熔文史于一爐，郭老以詩人的筆觸，史家的慧眼，將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狀況、政治活動、宗教信仰和文學創作以及二人的交游，兼及他們與賀知章、嚴武、岑參、蘇渙等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以及唐玄宗李隆基、永王李瞞、節度使哥舒翰等要人的交往等等，條分縷析，娓娓道來，新見迭出，別開生面。一幅幅李唐王朝由鼎盛輝煌轉至衰敗凋零的歷史畫卷徐徐展現在了讀者眼前，既波瀾壯闊，又流光溢彩。

大文豪蘇東坡曾有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李白與杜甫》這樣的信息量豐沛、學術底蘊深厚而又“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的力作，真是讓我等文史愛好者大快朵頤。讀《李白與杜甫》，其快感猶如讀小說《紅樓夢》《三國演義》，隨便翻開其中的一頁，讀者都可以“眼前直下三千字”，隨著郭老滔滔大河般汪洋恣肆的探析與闡發，與作者共振：或者百感交集，或者唏噓不已，或者茅塞頓開，或者慷慨激昂。

“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當為‘它布’（圖騰），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這是郭老的夫子自道。茅盾則說：“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于《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見。”竊以為，將兩位大師的這兩段話結合起來看待和評價《李白與杜甫》，庶幾接近客觀。

入選《中國圖書商報》“60年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首批書目的《李白與杜甫》已經于2010年5月再版。經典，不但是百讀不厭的，而且必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讀完這本書，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觸。李白和杜甫是我們都知道的詩人，郭沫若也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詩人們是什么樣的呢？

中國每一朝代幾乎都有一種代表性的文體，漢賦、魏晉小品、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唐朝詩歌最勝，李杜又是唐朝詩人中無法超越的雙峰，為人贊譽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被捧為詩圣，史上研究分析李白杜甫詩文的文章專著是數不勝數。

手中這本《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1971年就寫成的作品，除了一些短詩詞，此書可稱為是他的封筆之作，而且此書是在郭沫若的兩個兒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繼自殺后著成的。人在痛苦時會作情感轉移，或寄請于工作，或寄情山水，或寄情與文字，或寄情煙花柳巷，或寄情故紙堆，或寄情政治對于文人來說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寄請于文字古籍學術，當年魯迅就曾抄古碑排解苦悶彷徨，沈從文解放后研究古代服飾放棄文學創作遠離政治。

這本《李白與杜甫》卻有別于郭沫若的那些聽命文學、口號文學、政治論文，仿佛回復了他早期的部分張揚與反叛的個性，隱含著痛苦的傾訴與反思。

有一種痛苦叫喪子之痛，有一種解脫叫寄情古籍。我想這本書也許就是郭沫若寄情于李白杜甫的詩歌和古文獻來轉移喪子之痛的產物。這本書既是詩論又是史論還是詩人傳記，再夾雜一些個人感情寓意在里面，所以此書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廣受爭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篇：杜甫與李白的友情

杜甫與李白的友情

杜甫是一個十分重視友情的人。且看他寫李白詩吧：“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寫出了他一生對李白才華的深相惜重。其言出由衷，讀來實在感人。后人每好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來規范杜甫與李白的藝術風格，且每以為杜詩出自學力之沉積，而李白出自天才之縱放，這種說法只是太過于看重二者的相異加以區別，乃至后來有李杜優劣之議論。于是，李白只被塑造成“青春李白”，杜甫便成了“沉郁杜甫”。即便有稍微近情的一些說法，兼好二人的，也僅僅是指出李杜各自的特色優點，謂其不分軒輊而已。這樣的兩個詩人，在有些人眼中，似乎即使不至于相輕，也應該是相互排斥的，少有人提到他們在天寶三載和四載之間的一段交游。雖然兩個天才詩人在他們各自偃蹇漂泊的生命中畢竟交錯的那么一些日子，但一面之晤，相期相約，其深情篤摯，可以想見。“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這種屬于豪杰的情感自古即為人稱道，況且發生在李杜身上，千載之下，猶令人傾慕。

杜甫初贈李白詩于洛陽：“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這一年，杜甫年三十三，正是年富力強，壯志滿懷的時候。李白四十歲，正自天寶元年為玄宗招致京師，是年不合，被賜金還山，其仕途進取、安濟蒼生的宏愿實際上已是斷了，時勢如此，已逼得他不得不退，故不久即受了道箓。正是在這一進一退的分際，兩人相遇于洛陽城，仿佛曾有過夙因似的親切。這短暫的相聚，知己卻是一生。

凡世人之結交，除了因功名利祿等外在因素而著意接納的以外，可托為知己，雙方必定有共賞的性情才慧等特點作為基礎。杜甫與李白，盡管一個時已名揚四海，一個剛剛形成自己的詩歌風格，但錐處囊中，鋒銳自現，自有掩抑不住的才士風神氣質在。這種天才的相互吸引無疑當列為首要因素。如果說杜甫和李白在洛陽的一見傾心，最初只是因為彼此傾慕才華的話，那么，二人后來一路的互相追隨，同游梁宋，情如兄弟，幾無齟齬，卻必然還要尋求更為深層的原因。

李白雖然向來以游仙訪道自我標榜，卻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修道人，即使在他受了道箓之后；而杜甫雖然是一個真儒者，卻絕不是世所塑造的那個一味沉郁，少了一份自然天真性靈之氣的“儒腐”。一個真正的儒者、豪杰本應該是有兩面的，憂國憂民同時也是瀟灑恣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好道的李白卻有儒家思想的底子，身為儒者的杜甫為何不能是馳馬逐獵、放情尚義的俠者？而這一性格，在杜甫與李白結伴同游的一段日子里，體現得特別淋漓盡致。縱觀杜詩，自初與李白會面贈詩，至別后懷想之作，事關李白者凡十四五篇，且無不推崇頌揚，深情懇摯。從杜詩中可以看出，兩位詩人如兄如弟，“醉眠秋共被，攜手同日行”，甚是親近。這種“憐君如兄弟”不止是單面的情好，更有雙方的情親。李白集中贈杜甫的詩篇不多，也許失散了，以致后人難以從其詩估量二者情意。但從杜詩中卻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杜甫對于李白確是一知己。這種知己體現在對李白才情的賞愛上，也體現在對李白遇騫的痛惜上，更體現為兩位偉大詩人心靈的共鳴。李杜一生中，就這么一段短短時間的交誼便顯得偌般珍貴。經過悠悠歲月的浸漬，這一番友情于今日之懷想，越顯得深情蘊藉，千種風流。

第四篇：杜甫與李白的故事

杜甫(712年～770年)，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亞的碎葉，5歲時，隨父親遷居四川江油縣青蓮鄉，因此自稱青蓮居士。唐代兩位頂級詩人，一位“詩圣”，一位“詩仙”，創造了中國古代最輝煌的詩歌文學。兩位大詩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國的奇山秀水，從大自然中汲取了無盡的思想資源和創作激情。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寶四載(745年)，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他在這兩次漫游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駭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于是“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在途中，他寫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出三峽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開元十六年早春，李白來到湖北安陸。在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時做過宰相的許圍師的孫女結婚，開始了“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隱居安陸境內的壽山和白兆山桃花巖，后又與道士元丹丘一道隱居嵩山。開元二十四年，他去山東，又和孔巢父、韓準等人隱居祖徐山的竹溪，時人號為“竹溪六逸”。天寶三載，李白在東都洛陽認識了比他小11歲的詩人杜甫。杜甫“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其抱負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與李白意氣相投。他們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后一次見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分手后，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兩位同時代的詩人，按理說互相之間肯定有所評價或看法，況且李白和杜甫認識，而且還意氣相投，關系非常好，這樣互相之間就應該會更多地有一些評議，或褒或貶，權當切磋詩藝。但我們可以看到，杜甫詩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稱贊李白之詩的高妙。但李白詩中幾乎無一詩提及杜甫，更不要說對杜甫的詩做任何評價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對于李白，杜甫先是稱他為“李候金閨彥。”（《贈李白》），杜甫說“兩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而正是因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脫身事幽討”。后來他又說“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還說“更尋佳樹傳，不忘角弓詩。”（《冬日有懷李白》）。他指出李詩的“清新俊逸”，贊道“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春日憶李白》）這應該看作是杜甫對李詩的總評，也是準確地對后人發生過巨大影響的總評，也可說是對李詩的最高評價了，后人為了說明李詩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這句評語。

誠然，杜甫對自己的詩才是自許頗高的，他曾自夸“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壯游》），還曾說“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健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和“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贈》），把自己視為揚雄、曹植和司馬相如式的詩人，可見他對自己的詩才很自負，但他卻沒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態度。他對同代的李白、王維、高適、岑參、孟云卿、元結等都作過肯定的評論和評價。對李白的評價我們上面看到了，已經把李詩放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了。他評價岑參說“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參》）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時候，把他帶到劉顥家中，三人飲酒吟詩，最后嘆道“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線。”（《湖城東遇孟云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杜甫沒有對誰“高目”過，“文人相輕”的陋習，在他身上沒有污染。

杜甫雖然和眾多的名詩人如李白、高適交往，建立了親密而長久的友誼，但卻看不見如李、高二公對杜詩有過評價，當然也就更無所謂贊譽之詞了。但話說回來，李白也并不是沒在詩中提及一點點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達了他對杜甫君的思念，全詩如下：“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感情不為不重，但是全詩無一字提及詩。李白還有一詩是寫杜甫的，那就是《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全詩是這樣的：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全詩八句自始至終都是談酒談醉之事，關于詩也是一字沒提。按理說，詩人當以切磋詩藝為極樂，但李白的詩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決不跟他談關于寫詩的問題。這就很怪了。要說李白看到杜甫給自己的詩的評價這么高，他也應該有所表示的，不是說奉承，至少作為朋友，也應該關心對方的詩歌創作。但李白完全沒有。難道是李詩部分遺失了，而寫杜甫之詩正好在這些遺失之詩之內，這未免也太巧了。難道李白一直就視杜甫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覺不牽涉其他一切煩心之事。

李白有一詩值得注意，即為《戲贈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有人認為此乃李白嘲諷杜甫之詩，笑話杜甫作不出詩來。但很多學者為李白辯解說，此詩實系贗品，正如任華的贈杜贈李詩一樣。對于此詩，洪邁說：“所謂飯顆山之嘲，亦好事者為之耳。”仇兆鰲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斷無此語，且詩句庸俗，一望而知為贗作也。”前幾日，看到一篇關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詩人的論文，作者認為其實從中唐開始，詩人就有苦吟的習慣。苦吟代表的是一種謹慎認真的作態度，同時，這也反映了當時一些詩人的審美文化心理和審美追求。苦吟派的產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因素的，那就是科舉制的實行，文人從此變得道路難尋，而由此產生的愁苦基本上成為了當時整個社會情緒。這種情況從唐代開國以來開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韓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詩歌中有直接表達，甚至在陳子昂的《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涼獨坐思遠率成十韻》中也出現了“苦吟”二字。我覺得“總為從前作詩苦”一句并不是說李白笑話杜甫作不出詩來，而是說他經常為了推敲一些詩中的字句勞力費神，說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勞累過度導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詩而愁苦成如此瘦狀。我想，杜甫不會做不出詩，就是一時做不出詩，那也沒什么關系，不見得就引來李白的一番嘲諷，我想，李白倒沒有這么刻薄。

李白其實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會舍不得自己的贊美之詞，反過來還要四處俟機嘲弄別人。我們看到，李白曾幾次贊過孟浩然，在《贈孟浩然》一詩中，李白對孟浩然推崇備至，“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還有《春日歸山，寄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作贈孟浩然）》，可以說，他對孟浩然的欣賞有由衷的。李白的《贈劉都使》中說對方“吐言貴珠玉，落筆回風霜。”在《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贊對方“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還有在《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中稱對方“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此外，李白還寫過很多畫贊，可見李白并不吝嗇他的贊美之詞。但為什么李白唯獨對杜詩無所表示，是譽是毀也無可查證，這個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學淺，不敢妄下結論。

第五篇：談陸游與杜甫、李白

陸游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創作素有“詩史”(《堅瓠補記》)、“小李白”(羅大經：《鶴林玉露》)之稱。從這稱呼可見，他既與杜甫、李白的詩歌有著師承關系，而且還可見陸游的創作特色，既有現實主義精神，又帶浪漫主義色彩，并且二者結合的十分緊密。

陸游是我國文學史上最豐產的一位詩人，他曾說自己是“六十年間萬首詩”。陸游一直活到86歲高齡，至到84歲還是“無詩三日卻堪憂”。在這近萬首詩中，內容相當豐富，幾乎涉及了南宋后期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突出反映了當時時代的社會面貌，真實而又深刻地反映出時代的主要矛盾——階級、民族矛盾。“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同前）這很接近杜甫的風格，因而獲得一代“詩史”的稱譽，“放翁學力也似杜甫”（《后村先生大全集：詩話》)，在陸游近萬首詩中，律詩、古詩占絕大多數，他的律詩寫得精警、凝煉，“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涂澤，實古來詩家所末見”(趙翼：《甌北詩話》)；他的古詩寫得縱橫、奔放，“才氣豪健，議論開辟，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為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艷詞而無淫詞”（同前）。他的七言古詩深受李白的影響，慷慨激昂，樂觀自信，在構思和手法上帶有李白式的豪放、揮灑色彩，因此，在當時就被稱作“小李白”。“小李白”的來由還有一段佳話：宋孝宗趙 很喜歡文學，一日他和左樞密史周必大談起當今文壇的一些名家，問誰能比得上唐代的李白?必大回答“惟有陸游”。從此大家都稱陸游為“小李白”。當然這一稱譽不光是皇帝恩賜的了，主要還是陸游詩歌本身具有李白特色所決定了的，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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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的現實主義與杜甫的師承關系。

陸游開始寫詩曾在陶淵明和唐代詩人中摸索自己的創作道路，但好長時間沒有找到。18歲認曾幾為師后，開始步入江西詩派大門，學到“一祖三宗”的不少詩法，并在煉字造句、用典、講究對仗等方面成效甚佳。后來他又逐步從形式主義，為藝術而藝術脫離現實的窠臼中擺脫出來，他把時代的要求和江西詩派一些創作方法統一起來，熔鑄屈原以下，特別是杜甫之長，實現了呂本中所提出的、并沒能解釋清楚的“波瀾之闊”問題(《曾幾東萊先生詩集后序》)，可以說是對江西派的發展。像“五更落月移樹影，十月清霜侵馬蹄”(《馬上》)、“縣近歡欣初得榮，江回徒倚忽逢山”(《晚泊松滋渡口》)、“看鏡不堪衰病后，系船最好夕陽村”(同前)、“常以曲欄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巴東令廨白云亭》)等詩句，可以看出在錘煉、自在、蒼老、生動上的功夫，頗有杜甫詩之神韻了。當年黃庭堅學杜甫《客從南溟來》、《朝行青泥上》、《壯游》、《北征》等沒能做到，陸游卻做到了。特別是入蜀(46歲)以后，尤其是在南鄭所作的詩，變化很大，“詩家三昧忽見前”(《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他已摸索出自己的創作道路，即在完美形式基礎上又熔鑄積極的思想內容：豐富多彩的生活，積極的人生觀，堅強的生命力，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收復淪陷區的雄心大志，勝利的預感等，都一起涌現出來。總的講，這個時期的詩里充滿了堅強的生命力和勝利的歡笑；詩風也變得沉雄、軒昂，每個字都像從字面上跳出來一樣。

陸游的作品“寄意恢復，書肆流傳”(《四朝聞見錄》)，許多詩作都洋溢著恢復中原、統一祖國的愿望和英雄無路、壯志未酬的悲憤，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陸游是南宋愛國主義士大夫的典型，他的一生都是在民族憂患中度過的，他目睹統治者偏安江南，妥協投降的行為，深受投降派的打擊迫害，他在動蕩游離中飽嘗了憂患。正是這一切構成了陸游詩歌的基本主題——要求恢復中原、統一祖國。可以說愛國主義是貫穿陸游詩歌創作的一條紅線。“老自自憫歸耕久，無地能捐七尺軀”(《聞蜀盜已平獻城廟社喜而有述》)、“報國欲死無戰場”(《隴頭水》)、“報國無期涕每傾”(《不寐》)，這是寫他的痛苦在于捐軀無天地，不能為國出力，只能高吟“為國憂民空激烈”的悲壯詩句。“我亦思報國，夢繞古戰場”(《鵝湖夜坐書懷》)，就是在夢境中也念念不忘收復中原。“為國死封疆”、“為國戍玉關”、“死前恨不見中原”、“誓捐一死報天子”、“為君王取舊山河”等，耿耿不忘的仍是要報效國家，對敵作戰，收復失地，至到臨終報國信念仍不衰，“吾儕日益老，忠義傳子孫”，對后代寄予希望，并囑咐兒子“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

“亙古男兒一放翁”(梁啟超《讀陸放翁集》)，英雄的詩人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詩中始終洋溢著愛國熱忱和堅定不移的信心，這與杜甫那憂國憂民的深沉懷抱是一脈相承的。陸游繼承了屈原、杜甫的愛國主義詩歌傳統，在詩中充分展現了現實主義精神，這與杜甫那敢于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積極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現實政治斗爭中走現實主義道路是有師承關系的。正如楊萬里所言，“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陸游確實“繼承了屈原那反抗誤國的權臣、至死不悔的偉大精神，繼承了杜甫那種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據勢力并揭露當時種種弊端的嚴正立場”(游國恩、李易《陸游選注》前言)。

杜甫的主要創作活動在安史之亂前后，不管現實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他都敢于面對現實，大膽揭露矛盾，諷諭時事，表明自己態度，指出解決途徑。杜甫竭力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他筆下的人民是勤勞、勇敢、善良的；他愛人民的淳樸和率直，并不斷探索造成人民貧困的原因：他認為一方面是由于開邊戰爭和軍閥混戰破壞了生產，造成人民死亡。另一方面來自統治者的橫征暴斂。這些與陸游那敢于揭露賣國集團只求妥協茍安、抨擊投降派丑惡嘴臉并進行斗爭的作品，與關注同情淪陷區人民的苦難，“憂國復憂民”的作品，也是息息相通的。

至于熱愛生活，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陸游與杜甫則有更多的相似之處。首先是選材廣泛，“一草一木，一魚一鳥，無不裁剪入詩”(趙翼《甌北詩話》)。其次是善于發現那些微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美好事物，并給予滿腔熱情流于筆端，如春雨、細麥、春耕、雙燕、嬌鶯、秋花、梅花、老嫗、老農、農民生活、農村風光等，無不入詩；一經點化，則詩意盎然，活靈活現。杜甫是以體物察情細節入微而見長的，如《五百字》中的“酒肉臭”、“凍死骨”的“臭”字、“凍”字，都表現了他觀察的細致、描寫的深刻。陸游的觀察力也是很深刻的，如“富豪役千奴，貧老無寸帛”(《歲暮感懷》)、“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奪；正如橫江綢，一舉孰能脫！”(《書懷》)這頗似杜甫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他們對貧富懸殊及造成原因所見略同。另外杜甫對妻子、兒女有著深沉的感情，陸游對妻子、兒女，特別是對前妻唐琬感情非常真摯，“傷心橋下看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沈園》)，揪人心肺。

筆者認為熱愛生活與熱愛國家、熱愛人民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試想一個不愛生活的人，是很難想象他會愛國、愛民的；相反，只有熱愛生活的人、具有飽滿生活熱情的人，才會對國、對民、對妻室兒女有執著感情。杜甫、陸游都是熱愛生活的人，他們不僅希望自己有個幸福的家，而且也希望“天下寒士俱歡顏”。正因為他們熱愛美好的東西，所以才憎惡丑惡的東西，才敢于對黑暗現實、對殘害百姓的貪官污吏、對妥協投降派、乃至皇帝老子進行揭露和批評。

我們知道陸游是古代寫七律最多的詩人，而杜甫對七律的貢獻也是卓有成效的。陸游的七律詩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寫閑適生活，類似杜甫成都草堂時的一部分詩作，另一類寫 郁悶憂憤心情的，類似杜甫夔州以后的作品。一般地講，他們都側重寫實，尤其后一類反映時事，抨擊朝政，抒寫憂國憂民的感情，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時代的面貌。就陸游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手法而言，很有杜詩風格。杜甫的七律創出了沉雄悲壯，慷慨激昂的風格，而陸游的七律則以豪縱氣勢，悲壯的色彩，濃郁的抒情，高度的概括見長。

杜甫所面對的現實是腐朽黑暗的，統治壓榨是殘酷的，人民生活是苦難深重的，正是由于他對人民痛苦產生共鳴，才寫出了《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乃至“三吏”、“三別”。陸游所面對的是始終以茍且偷安為基本國策的統治者，在愛國與賣國、抗戰與投降的斗爭中，陸游屢遭打擊，殺敵報國之志一直不得實現。到南鄭前線好容易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可不到一年時間就被調職、貶退，他由鎮江到南昌，再由南昌到夔州，一官萬里，職位不變(仍是通判)，可是路卻越走越遠。他雖多次被冷落，自謂“身如林下僧”，但其態度一直是“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卜算子·詠梅》)，愛國熱情一直沒消退。一官萬里雖可悲，但他感到這是一個為國建功立業的好機會。陸游74歲曾作《三山杜門作歌》五首，調子與杜甫的《同谷七歌》很相近，杜甫寫出了他在窮困中的氣概，陸詩在這基礎上更表現出他不和權貴同流合污的品質。這些詩顯得更成熟些。

陸游詩雖學杜甫，但他的思想感情卻是意氣風發，雄偉闊大的。兩人雖都側重寫實，但陸游寫實卻多寫主觀感受(這點類似李白那帶強烈主觀感情色彩的詩歌形象)，而不作具體描繪，既不作杜甫那樣的敘述，也不作白居易那樣的夾敘夾議，而是形成自己概括性強、抒情性強的特點。他的詩很少具體的鋪敘和細致的刻畫，而多是把現實內容高度濃縮在一首詩或一、二句詩中，以抒發個人對現實生活的主觀感受。如《書憤》就是把向往、憤慨的現實內容高度濃縮在一首詩當中，他向往“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那樣的戰斗生活。他憤慨“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見斑”的壯志難酬。《關山月》則是通過關山以內的盡興淺斟低唱，無休止的輕歌漫舞；關山本身戍樓內生者蒼蒼白發，戍樓外白骨累累；關山以外淪陷區人民慘遭屠殺、蹂躪，由遠及近，高度概括出愛國與賣國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又如他從山陰起程到夔州上任的160天路程中他記下了泊瓜州、觀秋浦、游東坡、望石門、入瞿塘、謁白帝廟等所見所聞所想，而把當時的憂憤心情高度濃縮在一、二句詩中，他經蘇州楓橋時寫道：“風月未須經感慨，巴山此去留千重”(《宿楓橋》)，經黃州時寫道：“萬里冕愁添白發，一帆寒日過黃州”(《黃州》)，從公安向上，經沙頭時寫道：“游子行愈遠，沙頭逢暮秋”(《沙頭》)，離開江陵時寫道：“本意為君說破，消磨夢里光陰”(《六言》)等，這些詩句讓我們看到，陸游此時的心情很不好，多牢騷、悵恨，像蒙上一層陰影。這是由于到夔州后他總找不到精神上的寄托，對自己的遭遇常解不開而引起的憂憤，足見其概括性之強。杜甫詩歌亦有高度概括的特點，但其概括往往是選取帶有典型意義的事物，如《五百字》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兵車行》則是通過人物對話來進行概括的。陸游的概括有時會巧妙用典，這也是不同杜甫之處。

總之，陸游的愛國之心與杜甫的憂國憂民之懷是相通的，雖然他們的表現手法各有千秋，作品的時代內容也不盡相同，但“憂國復憂民”還是一致的，身世遭遇也有許多相似之處，“杜甫受知明皇、肅宗，陸游又何嘗不是受之高宗、孝宗呢?從泰州入川，由成都、閬中等地，終于來到夔州，現在的陸游也是一樣，從鎮江而南昌，再由南昌而夔州，還不走的同一條道路嗎?”(朱東潤：《陸游傳》)正因為同命相連，陸游才對“少陵非區區于仕進者，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 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至使他“未嘗不流涕也”(陸游：《東屯高齋記》)。陸游的遭遇、生活思想情感雖愈來愈接近杜甫，但正因為他是陸游而不是杜甫，所以他的豪邁氣魄，雄偉闊大的意境是不同于杜甫的。這一方面因為陸游首先是戰士，其次才是詩人，他是以戰士的身份寫詩的。另一方面他的雄偉闊大也是從浪漫主義產生出來的。陸游的詩歌既有現實主義風格，又帶浪漫主義色彩。

（二）陸游的浪漫主義與李白的師承關系。

從陸游早年詩歌創作來看，他有時學杜甫，也有時學李白。“小李白”就指實了他的另一面。陸游的七言古詩受李白影響非常深刻，陸游那些抒發理想抱負，欲為國獻身而不得實現的作品，與李白那表現理想與現實矛盾，反權貴、輕王侯，傲岸不屈，狂放不羈，追求個人自由的作品是一脈相承的。正因為陸詩中帶有李白式的豪放、揮灑的色彩，才不愧為“小李白”。可以說像《醉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出征，盡復漢唐故地》等一些作品和李白的一些作品一樣，也具有雄壯闊大的氣勢、瑰麗的想象、奇特的夸張，但由于時代不同了，創作背景變了，因此陸游詩不象李白詩那樣超邁雄奇，許多意象都是超越現實的，也沒有像《夢游天姥吟留別》那么多歷史穿插、神話、夢境、幻境，以及大自然景物中驚心動魄的畫面。不過陸游也有借夢境、幻想來表現對理想的追求、寄托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異夢》、《醉歌》等，這類詩頗有氣吞山河、神游天外之慨。有時還用夸張、聯想來表達民族自豪感和樂觀主義精神，尤其在歌頌抗金詩篇中，高唱抗戰理想和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如《夜讀兵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等，這類詩尤顯得壯麗、豪爽。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往往借助狂放豪肆的行為來抒發自己難以抑制的悲憤，表現對現實的不滿，這類作品帶有濃厚的蒼涼沉郁的色彩。以上為陸游浪漫主義的特色。

我們看陸游和李白一樣都寫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但由于時代不同了，理想的內容也不相同。李白詩中流露出的往往是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情緒，是追求個性解放、蔑視權貴的精神，而陸游的理想是收復中原，統一祖國，是獻身抗金斗爭。因此，陸游詩中更多的是寫出師北伐，奪取勝利的內容，側重于書寫理想、豪情，在奇特的夸張和豐富的幻想中(但沒有李白那樣想象奇特，夸張大膽)，激蕩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堅定樂觀的戰斗精神，所以說陸游的浪漫主義帶有更多時代的新特點。而李白所處的時代，表面上繁榮昌盛，其背后卻潛伏著危機，李白的“濟蒼生”、“安社稷”的思想是為使帝國在統一、安寧、昌盛的道路上繼續前進，這種理想必然要與黑暗的現實發生尖銳的矛盾。因此他時而歌唱理想，充滿樂觀激奮；時而悲嘆懷才不遇而頹唐消沉。這種復雜的思想感情正是李白所處的時代的反映。

陸游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所以不同于杜甫的現實主義、李白的浪漫主義，這是時代不同所造成的，時代發展了、前進了，當然文學創作也要發展、前進的，但由于民族文學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的各個部分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因此，陸游的“獨創性”正是在繼承杜甫、李白的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通過比較，我們也窺見了唐詩以情盛、重風韻與宋詩以義盛、重風骨的區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