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

論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

概述：在中國共產黨將近七十年的光輝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可以說是八七會議；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是遵義會議；第三次是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路線和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次轉折的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簡介： 1、1927年，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當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堅決糾正和結束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2、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3、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在全國進行改革開放；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二、需要轉折的原因：

因為黨犯了嚴重錯誤，需要糾正這種錯誤，才能繼續前進。八七會議就是糾正投降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就是糾正王明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糾正了嚴重錯誤，黨的路線和政策轉上新的正確軌道，黨和革命事業就大踏步前進了。因此，加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進行體制改革，肅清封建主義的遺毒，克服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個人崇拜，防止類似錯誤重演。

三、從黨的三次歷史轉折中獲取的經驗總結：

1、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

2、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3、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發揚黨內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四、啟示：

1、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黨，錯誤總是難免的。所謂一貫正確，絕對正確，“洞察一切”，不僅個人作不到，黨也是作不到的。

2、中國共產黨能夠自己糾正錯誤，它自身具有糾錯的機制。因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黨的根本宗旨。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黨的本質特征。只要我們保持和發揚這種性質和作風，同時健全和發展黨內糾正錯誤的機制，我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一切懷疑黨的領導、不相信黨能自己糾正錯誤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3、在糾正錯誤、實行轉折的時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由于社會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在轉折時期，人們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發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會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總之，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的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我們，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不能走極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力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全面性的要求，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

3、要比較徹底地克服一種錯誤傾向，順利地實現轉折，必須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綜合地進行，不能搞單打一。

4、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大綜合的時代，大生產、大經濟、大科學、大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我們國家又處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關鍵時刻，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我們要學習和繼承黨的歷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轉折的成功經驗，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運用系統思想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全面統籌，綜合處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各種問題，克服長期以束縛人們思想的單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維方式，把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到一個層次。

第二篇：論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

論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處】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齊

在中國共產黨將近七十年的光輝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可以說是八七會議；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這次轉折的標志是遵義會議；第三次是從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路線和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這次轉折的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三次轉折雖然情況各不相同，特別是建國以后發生的第三次轉折同民主革命時期的那兩次相比，歷史條件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既然同為轉折，那就仍有許多共同的東西。探討這三次轉折的共同特點和利弊得失，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搞好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是有意義的。

一

所謂轉折，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我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就是指黨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和主要矛盾，轉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糾正嚴重錯誤，使黨的事業從挫折和失敗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比如，發生在我黨幼年時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就是糾正陳獨秀的投降主義錯誤，使黨和革命事業從北伐戰爭的失敗轉向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

大家都知道，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戰爭取得偉大勝利，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光輝燦爛的篇章，也是黨的歷史上生動活潑、富有創造性的時期。“初生牛犢不怕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發動了千百萬人民群眾參加的、席卷大半個中國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第一次國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戰爭勝利發展，不到一年時間就基本上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中華民族復興在望。但是由于當時國內外的反動力量過于強大，國民黨右派集團叛變革命，同時黨又處于幼年時期，犯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屠殺，黨員由六萬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工會會員由三百萬減少到三萬，農會大都不再存在。為了挽救處在危急中的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后來稱謂的八七會議。因為當時時局緊張，環境險惡，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以及湖北、湖南和軍委的代表開會，包括共產國際代表在內與會的不過二十余人。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號召全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從統一戰線、農民、軍事和組織問題等四個方面批判了投降主義路線，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23-24頁。)會議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后又設立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機構得到逐步恢復和發展，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當然，說八七會議是這次轉折的標志并不是說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實上，在八七會議之前，黨中央已于7月12日進行了改組，成立了一個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

三、周恩來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委會，取代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五人常委同意和決定舉行南昌起義，并派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于8月1日舉行了這次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我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新時期。五人常委還決定發動秋收起義，草擬了《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和《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得到八七會議的追認，成為八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此外，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也是五人常委領導時期決定的，由在武漢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體的籌備工作。由此可見，八七會議的召開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為它集中了當時能夠集中的中央委員和其他方面負責人，解決了上面所說的繼續革命斗爭的重大問題，所以成為我黨第一次重大轉折的標志。1927年春，毛澤東寫過一首《黃鶴樓》(調寄菩薩蠻)的詞，對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毛澤東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這個注解真實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許多同志當年的心情和八七會議作為歷史轉折標志的偉大意義。

遵義會議的情況更是這樣。

八七會議以后，從1927年秋到1930年，全國各地在黨的領導下先后舉行了兩百多次武裝起義，雖然大多數都失敗了，但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其中有些起義總結了經驗教訓，走上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特別是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成為把革命的退卻和進攻結合起來的典范。毛澤東和以后率領南昌起義余部與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領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對建黨、建軍、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等，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創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方針政策，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嶄新道路。雖然八七會議以后不久黨內先后發生過以瞿秋白和李立三為代表的兩次“左”傾錯誤，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實際工作中的失敗，很快就停止了，農村革命斗爭仍然得到迅速發展。到1934年，全國建立了12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30萬人，黨員也發展到30萬左右，出現了中國革命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個根據地的紅軍曾多次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如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連續四次取得了反“圍剿”斗爭的偉大勝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破壞了這種大好形勢，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慘重失敗。

王明教條宗派集團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上臺的。他們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披著列馬主義的外衣，打著“反立三路線”的旗號，推行一條比立三路線更為嚴重、形態更加完備、氣焰更為囂張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他們否認革命的長期性和曲折性，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的“進攻路線”；他們不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而輕視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城市中心，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們在軍事和戰略戰術上鼓吹單純軍事觀點，反對積極防御，主張消極防御，反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主張正規戰、陣地戰，提出“全線出擊”、“短促突擊”、“兩個拳頭打人”、“御敵于國門之外”等錯誤口號和方針；他們在組織上大搞宗派主義，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王明這一整套“左”傾錯誤，使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到嚴重損失，以致臨時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各個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導致了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在長征中他們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得中央紅軍連連受挫，很快就由出發時的8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和紅軍處于嚴重的危急關頭，中國革命瀕臨失敗的危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先由博古作關于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然后大家發言。毛澤東在發言中對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后正確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對博古的總結報告進行了批評，肯定了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正確。會議最后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銷了博古、李德指揮軍事的職權。隨后，常委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組成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全權指揮軍事。這樣，遵義會議就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就使紅軍在極端險惡的情況下轉危為安，從而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所以說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沒有涉及王明路線政治上的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這是因為當時性命交關的是軍事問題，這個問題已為多數人所認識，而政治路線問題還不為大家所了解，對當時打仗也沒有直接關系，如果同時提出這個問題，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許多人會有保留，這樣遵義會議就很難取得成功。“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遵義會議以后，黨和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取得了長征的勝利。紅軍一到陜北，中央政治局就召開瓦窯堡會議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線，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后我黨又正確地處理了西安事變，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則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別是從思想理論上克服了“左”傾路線的影響，使全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和團結，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方面都趨于成熟，特別是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總之，以遵義會議為開端和標志的我黨歷史上第二次重大轉折持續了十年之久。經過這次轉折，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進入了成熟階段。

至于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第三次轉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糾正“文化大革命”這個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左”傾錯誤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會議是1978年12月召開的。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前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決定健全黨的生活，健全黨規黨法，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貫徹民主集中制，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此外，三中全會還討論了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和農業問題，指出必須糾正不從國力實際情況出發一味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認真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開始糾正經濟建設中的“左”傾指導思想。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功績，就在于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錯誤長期干擾黨的工作的歷史，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遵義會議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一樣，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所以，人們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稱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會所糾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所以這次轉折首先面臨著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從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過兩年半時間，我黨就順利地解決了這個重大問題，勝利地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以后，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鄧小平同志提出并闡發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的指導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進一步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樣，我們黨就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基本問題，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年多時間，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事實雄辯地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開辟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次偉大轉折的深遠意義將更加明顯。

二

從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轉折的情況比較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發呢?

第一，三次轉折告訴我們，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黨，錯誤總是難免的。所謂一貫正確，絕對正確，“洞察一切”，不僅個人作不到，黨也是作不到的。

為什么需要轉折?就是因為黨犯了嚴重錯誤，需要糾正這種錯誤，才能繼續前進。八七會議就是糾正投降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就是糾正王明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糾正了嚴重錯誤，黨的路線和政策轉上新的正確軌道，黨和革命事業就大踏步前進了。

個人更是這樣。即如毛澤東這樣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轉折中起過重大的和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在延安時期他受到全黨的崇敬，成為我們黨最有威望的領袖，七大確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鄧小平文選》第138頁。)但是，就是這樣一位經過幾十年歷史考驗的偉大人物，卻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如果從50年代后期算起，這種“左”傾錯誤持續了近20年之久。現在人們都認識到，這是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出現嚴重的個人崇拜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同時也和人們的思想狀況與制度不健全有很大關系。因此，加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進行體制改革，肅清封建主義的遺毒，克服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個人崇拜，防止類似錯誤重演。

三次轉折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能夠自己糾正錯誤，它自身具有糾錯的機制。比如已成為黨的優良傳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制度，以及長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錯誤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條件。更重要的是，我們黨不是一個封閉的小團體，而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工人階級自己。因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黨的根本宗旨。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黨的本質特征。只要我們保持和發揚這種性質和作風，同時健全和發展黨內糾正錯誤的機制，我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一切懷疑黨的領導、不相信黨能自己糾正錯誤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三次轉折告訴我們，在糾正錯誤、實行轉折的時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

由于社會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在轉折時期，人們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發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會在糾正一種錯誤傾向時出現另一種錯誤傾向。如八七會議，就在反對和糾正右傾錯誤的時候，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大革命失敗，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屠殺，幸存下來的同志對國民黨反動派普遍存在一股憤恨的情緒和拼命的精神，對陳獨秀投降主義表示強烈的憤慨。特別是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他們具有赴湯蹈火的革命決心，但卻缺少無產階級的堅韌精神，使得“左”傾情緒更容易滋長起來。當時“左”比右好的觀點就已發生，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這種情緒在八七會議上就有反映，會后繼續滋長，三個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參見李維漢《關于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載1981年6月15日《文匯報》。)以后又相繼出現以李立三和王明為首的兩次“左”傾錯誤，對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特別是王明的錯誤，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八七會議的“左”傾錯誤除了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以外，還表現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和態度上。當時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蔣介石的反革命，就籠統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的口號，采取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同樣對待的“左”傾政策，給黨在白區和根據地的工作帶來了重大損失。

八七會議之所以發生這種反右出“左”的錯誤，是和當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的狀況分不開的。以后第二次轉折，黨逐漸成熟，就吸取了這種教訓，防止了在反對“左”傾錯誤時出現右的偏向。當然這是從中央的指導思想和黨的全局來說的。至于在個別領導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區出現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傾錯誤受到批評和糾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犯了右傾錯誤。這種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統一戰線和戰爭兩個問題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王明反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完全放棄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在戰爭問題上，王明反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主張“普遍的實行運動戰，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與此相聯系，他輕視建立抗日根據地，輕視建立人民的武裝，等等。由王明任書記的長江局和長江局所領導的東南分局，曾經受到這種右傾錯誤的影響，給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損失。到六屆六中全會，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糾正了王明的這次右傾錯誤。這說明黨的政治水平和領導藝術比幼年時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過延安整風，系統地清算了教條主義，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奪取全國政權乃至社會主義改造，再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路線錯誤。

第三次轉折雖然是在嶄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但我們黨比過去的歷次轉折都更成熟、更有經驗了。這次轉折是糾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傾錯誤。由于這種“左”的錯誤時間很長，積習很深，是實行改革開放的主要阻力，所以黨中央一再強調，反對“左”的積習，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黨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對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思想斗爭。十三大系統闡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更從根本理論和根本路線上揭示了“左”傾錯誤與右傾錯誤的認識根源，為我們識別這兩種錯誤傾向，正確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和根本標準。

總之，我黨歷史上的三次重大轉折的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我們，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不能走極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力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全面性的要求，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過去人們喜歡援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說明“矯枉過正”的必要和正確。這是片面性的。其實，毛澤東那時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是針對某種特殊情況說的，不能將它作為一個普遍原則運用于黨內轉折時期。事實上，毛澤東本人所領導的第二次轉折并沒有“矯枉過正”。如上所述，無論是反對王明的“左”傾錯誤，還是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毛澤東都是最早認識和最為堅定的。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也是在他的正確領導下取得勝利的。

第三，三次轉折還告訴我們，要比較徹底地克服一種錯誤傾向，順利地實現轉折，必須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綜合地進行，不能搞單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會議為標志的第一次轉折時期，出現了反對和糾正右傾投降主義、卻為“左”傾盲動主義開辟了道路這樣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同這次轉折沒有從思想、政治、組織等諸方面綜合配套地進行有關。我們知道，八七會議上和會議以后，并沒有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在思想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正確的分析和清算，也沒有對新的方針和政策在思想理論上作系統正確的分析和闡釋。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別是在思想理論上還不能深刻認識轉折的必要性和意義，還不能深刻辨析錯誤和正確的情況下，當時的中央卻熱衷于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比如，無理指責南昌起義前委執行“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對周恩來等全體前委給予警告處分；無理指責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解除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并給予警告處分；對彭公達、譚平山，對南方局、廣東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來對廣州起義領導人等等。都采取了類似的組織措施。這種不注意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糾正錯誤、統一認識，而單純從組織上進行懲辦的做法，窒息了黨內生動活潑的民主空氣，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當然，由于那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可能很自覺地認識和對待這些問題，因而這次轉折還不完備，不成熟，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轉折就大不一樣了。如前所述，遵義會議雖然只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和部分組織問題，但在瓦窯堡會議上就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傾向，系統解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政治路線問題。以后，毛澤東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進一步解決了“左”傾軍事路線問題。但是，如果沒有思想路線作基礎和保證，僅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調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錯誤路線。比如，象王明這樣一個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會議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幾乎在中央占優勢；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傾路線的代表《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目前時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傾是路線錯誤，卻引起激烈爭論，以致在正式發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傾路線錯誤。所有這些，都說明要真正克服一條錯誤路線，除了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努力以外，還必須從思想理論上、從世界觀方法論上加以清算。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緊張日子里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著名的哲學著作，接著又親自領導了蜚聲中外的延安整風運動，從根本理論和思想路線上解決問題，同時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個方面的政策)，使理論和政治路線具體化，為廣大黨員和群眾所掌握，這樣才徹底地克服了錯誤路線，成功地實現了偉大的轉折，保證了革命的勝利。當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風也有缺點錯誤。除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這樣的問題之外，還有突出個人的問題，即一方面在處理歷史上的錯誤時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另方面又不恰當地過分地抬高了個人。但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風作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它在糾正錯誤路線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偉大轉折，那末我們看得很清楚，黨中央、特別是鄧小平同志一開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論問題。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同志關于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闡述，他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全國范圍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等等，為三中全會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提供了輿論準備和思想基礎。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確立以后要貫徹實施，必須有組織路線來保證。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就考慮要進一步解決黨的組織路線問題，到五中全會就著重解決了這個問題。接著六中全會又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這樣，不到三年時間我們黨就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成功地實現了這次歷史性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們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當然，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以后黨的十二大，特別是十三大，又從各個方面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大綜合的時代，大生產、大經濟、大科學、大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我們國家又處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關鍵時刻，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我們要學習和繼承黨的歷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轉折的成功經驗，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運用系統思想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全面統籌，綜合處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各種問題，克服長期以束縛人們思想的單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維方式，把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到一個

第三篇：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三次會議

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三次會議一、八七會議。1927年，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當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維漢、翟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顧順章、蔡和森、毛澤東、陸定

一、王一飛等21人。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紐曼也出席會議。會議主席李維漢，實際主持人瞿秋白。會議堅決糾正和結束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遵義會議。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三、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１６９名，候補中央委員１１２名。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在全國進行改革開放；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第四篇：我黨歷史上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回顧（寫寫幫推薦）

我黨歷史上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回顧
摘要： 摘要：回顧了我黨歷史上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即延安整風運動、真理標準大討論 和科學發展觀學習活動。這三次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當前認真總結其經驗，對于進一 步推動全黨全國人民，尤其是領導干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導語 在我黨建黨 90 年的光輝歷程中，先后有過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 抗日期間的延安整風運動，以馬克思主義作風為理論武器，解決了教條主義的束縛；第二次 思想解放運動是 70 年代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實踐標準為理論武器，解決了“兩個凡是”的 精神枷鎖； 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是當前進行的科學發展觀實踐活動，以科學發展觀為理論武 器，解決的是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歷史已經證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都對我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回顧這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認真總結經驗，對于進一步推動全黨全國人民，尤其是領導干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具有 重大的指導意義。

一、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1941 年 5 月開始，1945 年 4 月結束。1935 年 1 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以 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正確領導，使中國革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是，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思想，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尚未 肅清，黨內仍然存在著黨風不正、學風不正和文風不正的問題。而且，抗日戰爭以來，共產 黨吸收了一大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入黨，許多非無產階級思想被帶進了黨內，為黨內錯 誤思想的滋長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爭取抗日戰 爭的勝利，領導全黨進行了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 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教條主義，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 統一、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作風。整風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 ——團結” 的方針，認真嚴肅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而著重分析其犯錯誤的環境和原因，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兩個目的。整 風的方法是學習理論，聯系實際，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思想認識。延安整風運動分為三個階 段進行：第一階段（1941 年 5 月—1942 年 2 月）是準備階

段，即高級干部整風學習階段。1941 年 5 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 風開始。同年 7 月、8 月，黨中央先后作出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增強黨性的 決定》 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組織。9 在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第二階段（1942 年 2 月—1943 年 10 月）為全 黨整風階段。1942 年 2 月 1 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 告，同年 2 月 8 日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地闡明了整風的任務和 方針。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全黨的整風學習。5 月，黨在延 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根本方向。座談會后，文藝界 也開始進行整風學習。第三階段（1943 年 10 月—1945 年 4 月）為總結歷史經驗階段。隨著 運動的深入開展，從 1943 年冬起，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問題，分別召開了 許多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座談會，使干部從切身的實踐經驗中，更好地認識黨的歷史上的路 線是非問題。1944 年 4 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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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風學習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科學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討論的基礎上，1945 年 4 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 勝利結束。在延安整風期間，曾一度出現“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1943 年 4 月，中共 中央發布《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要求在整頓黨風的同時，對全黨干部進行一次 認真的組織審查。1943 年 7 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干 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斗爭，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1944 年春有關領導部門 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并對受到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整風運動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 革命，它深刻地改變了黨的面貌，使廣大黨員和干部從教條主義思想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使 領導機關和廣大黨員進一步掌握了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 法，幫助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改造了世界觀和思想作風，大大地提高了全黨的思想 理論水平。這次整風運動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 圍，為

爭取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而奮斗。這次整風運動有效地保證了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方 針政策在各個方面順利地貫徹下去，使黨能夠領導解放區軍民戰勝抗日時期的嚴重困難，取 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實踐充分證明：整風運動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的成功的方法，整風運 動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個創舉，是我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建設理論的創造性發展，它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做出了新的重大的貢獻，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 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指導了中 國革命在 1949 年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現在，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 70 年了，至今仍有偉大 的現實意義。延安整風昭示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 態工作至為重要。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 我們必 須能夠經受住長期執政、對外開放和面臨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的黨員和干部，面對著長期 執政和對外開放的新的復雜環境，能不能夠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和始終不渝地全心全意地為 人民服務； 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及其反動腐朽的人生觀、價值 觀、道德觀的侵蝕；能不能夠徹底地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 的伎倆實現其破壞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這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 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二、真理標準大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這個問題在 50 年代干部學哲學、特別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時已經解決了，何以到了 70 年代末又成了一個需要深 入討論和認真解決的問題呢?這需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說起。1978 年，“文化大革命”剛剛 結束，中國急需撥亂反正，但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思想路線，兩種截然對立 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沖突日趨激烈。從理論本身來看，長期以來理論界對實踐問題一直存 在著不準確的理解，僅將實踐看做認識論的范疇而不將它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基本 觀點、最基礎的理論和最重要的基石，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行動的指南變成了僵化、封閉的理論教條，因此要恢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權威并使之成為行動指南，沖破理論上 的僵化、封閉的思維定勢，實踐標準討論就有其理論發展的必然性；從理論的現實性看，理 論被承認和接受與理論被始終貫徹于行動在許多情況下是背離的，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經學 獨斷論和復古主義
、教條主義的思維傳統，嚴重影響了人們制定認識事物是非曲直的標準； 于是歷史和邏輯地引發了這場真理標準大討論。站在這場斗爭最前面的是鄧小平同志。早在 1977 年 4 月 10 日。即提出“兩個凡是”的文章《學好文件抓住綱》發表不到兩個月，鄧小平同志就講到，對毛澤東思想要完整準確地認識，這實際上就是針對“兩個凡是”的。后來 他又明確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而這場討論的導火線是 1978 年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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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同志撰寫的、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的 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大討論經歷了兩個階段：從 1977 年初到 1978 年 5 月以前，是以黨內思想斗爭為主的第一階段，也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醞釀和準備階段；從 1978 年 5 月 11 日 《光明日報》 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到 1978，年 12 月初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準備會議，是以公開的理論爭論為主的第二階段，也是這場大 討論的廣泛深入階段。從 1979 年 5 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在廣大基層，進行了真理 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1981 年 6 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 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也標志著真理標準 問題討論的結束。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實質就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 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真理標準大討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

1、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2、實踐檢驗與邏輯論證的關系。

3、實踐標準與理論指導 的關系問題。

4、實踐標準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問題。而最為激烈的討論還是圍繞著“兩個凡 是”。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的一方其主要的目的也是想繼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 思想為指導，但是他們在理論上犯了錯誤。這種錯誤就是沒有解放思想，最終導致了他們沿 用“左”的教條主義的錯誤，未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正確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 想，提出了不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兩個凡是”的觀點。而另一方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他們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氣魄與主張“兩個凡是”的一 方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最終主張解放思想的一方贏得了勝利，人們思想中的“兩 個凡是”的思想禁錮被破除，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破除了前蘇聯那種僵化的社 會主義模式觀念，堅持走自己的路。這場大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鄧小平認

為“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 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 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深刻闡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場討論的實質內容和 重大意義。這場討論涉及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即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堅持“兩個凡是” 的人批評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所持的一個論點就是所謂“砍旗”，即反 對毛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整體是科學，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 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它的真理性不容懷疑。任何借口毛澤東晚年錯誤，否認毛澤東 思想的真理性的觀點，都是不正確的。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有過明確的論述。但是，承 認它是真理是一回事，承認它是真理的標準是另一回事。真理和真理的標準不是一個范疇，二者不能等同。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來證明，它本身需要由實踐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 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它既不能成為檢驗其他理論、學說的標準，也不能成 為判定自己是否正確的標準。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時，是因為它經過了無數實踐的證 明，不是靠某種邏輯的推理，也不是靠某個領袖人物的認定。主張“兩個凡是”的人說、如 果否認毛澤東思想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會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和作用。這其實是他們自 己的一種誤解。一種理論，當然有其自身的價值和作用，但這并不表現在它具有判斷一切是 非的功能上，而是表現在它具有指導實踐、推進實踐的功能上。我們應當堅持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因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把實踐引入認 識論，認為認識依賴于實踐，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人們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證 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時，通 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糾正了新的歷史時期的“左”傾教條主義；確立 了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完成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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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我們黨開始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新中國開始并逐漸完成了新 的歷史性飛躍。在今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告誡我們必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它要求 我們必

第五篇：我黨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教育

我黨歷史上的愛國主義教育

鄒東山

2009年第8期 ——文化建設

愛國主義歷來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高度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我們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非常重視教育黨員和群眾繼承并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愛國主義精神都發揮了巨大的感召力和激勵作用。中國現代的人民革命始于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當時正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前夜，各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都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領導了這場愛國革命運動，并在運動中通過各種形式，對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宣傳，鼓動他們起來與賣國的統治者作斗爭，特別是通過宣傳教育增強工人階級新的國家觀念和主人翁意識，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使五四運動豎起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旗幟，指引中國的革命階級和人民大眾從愛國主義的高度，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各種反帝反封建斗爭，在社會上很好地普及了愛國主義精神，為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全力領導工人運動，并在實際斗爭中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和帝國主義直接交鋒，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氣焰，提高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自信心和愛國熱情。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中，被中國共產黨教育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顯示了堅強的力量，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他們紛紛發表宣言、捐款捐物，給罷工工人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在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繼續鼓舞工農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愛國

熱情，1927年漢口、九江的工人階級組織和各界群眾成功收回英租界，使近百年來中國人民首次取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勝利。當大革命功敗垂成，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中國共產黨人繼續踏上了救國救民的征程。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以非凡的勇氣和寬廣的胸懷，一次又一次發表宣言、通電，指出“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提出實行全國抗日總動員，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愛國主義的高漲，促成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取得了近代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為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一部愛國主義不斷彰顯的歷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就提出“愛祖國、愛人民、愛護公共財產為全體公民的公德”。他主持制定新中國國旗、國徽、國歌，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建設新中國的激情。在國旗、國徽、國歌征集啟事分別發布后1個月左右的時間里，新政協籌備會有關小組就收到國旗應征圖案2992幅，收到國徽應征稿件112件、圖案900幅，收到國歌應征稿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這一件件作品，不僅凝聚了許許多多設計者的心血，而且飽含了人民大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愛戴，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對新中國的深情，使國旗、國徽、國歌凝聚了集體的智慧，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從此，鮮艷的五星紅旗成為我們偉大祖國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莊嚴富麗的國徽成為鑲嵌在祖**親身上最耀眼的標志，慷慨激昂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共和國永遠的旋律，激發著中華兒女發揚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萬眾一心、前仆后繼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為建設偉大祖國而奮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愛國主義的時代內涵要求我們把維護民族尊嚴、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與維護世界和平結合起來。新中國成立之初，當美帝國主義把戰火燃到我國東北邊境的危急關頭，中國人民志愿軍毅然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1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的社論，要求開展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鏟除帝國主義在中國長期侵略所遺留的政治影響，并將這種斗爭引導成為熱愛祖國的高潮。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各階層人民中進行廣泛的時事教育，開展蔑視美國帝國主義與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運動。這些教育活動，不僅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熱情，而且把這種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戰士英勇作戰，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在國內，掀起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相參軍及大家踴躍捐款捐物的熱潮和熱火朝天的增產節約運動，保證了抗美援朝的徹底勝利。1961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高教六十條》，把具有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列為高等學校培養合格人才的重要目標。等等。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愛國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對于凝聚民族力量，振奮民族精神，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顯得尤為重要。鄧小平同志指出：“必須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他多次強調要用中國歷史教育人民，并認為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江澤民同志也多次強調，越是改革開放，越是要抓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越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中宣部等部門先后發出了《關于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意見》、《關于加強革命傳統教育的通知》、《關于充分運用文物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通知》等文件，還開展了推薦百部優秀影視片、百種愛國主義教育圖書、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活動，在全社會營造愛國主義教育氛圍。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對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教育對象以及搞好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設、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氛圍、宣傳愛國先進典型、加強對愛國主義教育的領導，都作了明確規定。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多種形式、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不斷掀起高潮，推動了愛國主義教育逐步進入經常性教育軌道。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進一步強調弘揚和培育偉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現實意義及深遠歷史意義，要求充分利用各種寶貴的教育資源，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頒布，明確要求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中全面落實《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從增強愛國情感做起，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同年9月，中宣部等10部委聯合發出《關于加強和改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見》，要求緊緊抓住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管理和使用三個環節，更好地為實施愛國主義教育、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務。隨后，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逐步免費向社會開放。2006年，胡錦濤同志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2007年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掀開了愛國主義教育嶄新的篇章。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又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高揚愛國主義偉大旗幟，用愛國主義精神激勵各族人民共同奮斗。中央決定圍繞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開展群眾性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必將進一步把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轉化為應對危機、戰勝困難的堅定信心，轉化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實際行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作者單位：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