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邊安全形勢四大變化與中國對策

周邊安全形勢四大變化與中國對策

2011年01月15日 15:47:58 來源： 世界知識 【字號 大小】【留言】【打印】【關閉】

變化一：一個巨大的雁型陰影出現在亞洲

美國借道雙邊同盟重返亞洲，在地區安全秩序上試圖構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國重返亞洲加大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離心力，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互信有所減弱，使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增加了復雜的不利因素。

說起“雁型模式”，人們都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一種說法：東亞經濟發展猶如一隊大雁在飛翔，其中日本是領頭雁，“亞洲四小龍”緊隨其后，再后是其他國家??

而目前在亞洲正形成一個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國為領頭雁的“雁型安全模式”。這個“雁陣”中的第二梯隊是美日、美韓同盟；借勢朝鮮半島的爭端，美日韓又在進一步磋商建立三邊軍事同盟。第三梯隊是美國與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等盟國的關系。第四梯隊是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的關系。美國特別強調東盟作為地區多邊主義支點的重要性，同時承諾將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尤其是承諾賦予印度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在美國試圖塑造的這種亞洲地區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隊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國與亞太地區接觸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國高調要求日本復興軍事同盟關系，盡管日本民主黨的鳩山政權初期不打算應承，但隨著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的發生，日本迅速改變了政策，強化了同盟關系。美韓同盟也因“天安”號事件和朝鮮炮擊延坪島事件而進一步強化。7月21日，美韓舉行了兩國歷史上首次“2+2”會議，決定深化和擴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韓逐步走向三邊同盟。在12月初舉行的美日韓三邊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聲稱，美國與日本、韓國的條約同盟是數十年來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基石，而日本與韓國的伙伴關系又有助于這種穩定與合作的三角關系。三國外長會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關系。

第三梯隊是美國與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的密切合作。美國啟動了與泰國的《創造性合作伙伴協議》，與菲律賓簽署了《千年挑戰和約》，以加快菲經濟發展，減少貧困。美國和菲律賓計劃于2011年1月首次舉行兩國間的“2+2”戰略對話。美國和澳大利亞于2010年11月8日舉行“2+2”會議，雙方表示要強化軍事與防務合作關系，兩國官員同意設立一個工作組，探索加強雙方軍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國軍隊使用澳大利亞的港口、機場和軍事基地等。

第四梯隊是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印度的關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訪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韓國和越南。越南總理在2010年10月底的東亞峰會上表示，金蘭灣將再次開放，與外國海軍共享。盡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會成為美國的軍事盟友，不依靠美國實現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鑒于越南在東盟的地位，此舉將給東盟造成重大影響。11月初奧巴馬接連訪問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盡管目前美印貿易只相當于中美貿易的1/9，但美國認為印度是一個像中國那樣在未來可以取得經濟業績的巨人，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對抗中國地位的戰略意圖。而印度尼西亞則是該地區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也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出生地。

第四梯隊呈現出網絡化發展趨勢，是美國塑造亞洲地區秩序的最廣闊依托。印度學者曾提出了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觀點，即中國尋求一個多極世界、單極亞洲的格局，而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單極世界、多極亞洲。也就是說，中美雙方對亞洲地區秩序的理解存在顯著的差異。美國一貫以塑造地區秩序來彰顯實力，現在被塑造的對象輪到亞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一次講演中，提到與“地區”相關的詞語的次數多達24次，表現出對亞太地區的高度重視。

奧巴馬政府強調亞太地區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機構性架構，以最有效地實現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減少競爭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專門就亞洲的地區性架構發表講話，闡明指導美國與該地區進行積極接觸和發揮領導作用的五項原則。盡管希拉里強調美國在亞太各種機構中的參與和領導作用可以讓各方受益，但實際上最終美國獲得的利益實現了最大化。

美國非常重視東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訪亞太地區之前在夏威夷發表的政策講話中，提到美國把東盟視為東亞地區正在形成的地區性結構的支點，是“諸多政治、經濟和戰略問題上不可或缺的機構”。美國2009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為加入東亞峰會鋪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參加了在河內舉行的東亞峰會，美國也表示2011年東亞峰會在印尼召開時，奧巴馬總統會重返印尼。日本媒體稱，這標志著亞洲迎來以中美日為核心的新一輪博弈。

除此之外，奧巴馬政府致力于擴大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早在2005年，新西蘭、智利、新加坡和文萊即簽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2010年美國積極申請加入該協定，同時申請加入的還有澳大利亞、越南和秘魯。美國向TPP的邁進，可能有助于重新確立美國在未來地區經濟一體化討論中的領導地位。馬來西亞學者認為，未來該地區的經濟前景可能由三個不同區域強國主導的彼此重疊的模式構成：美國將主導TPP八國（P8)，中國尋求全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日本則將尋求東亞全面經濟伙伴關系（CEPEA）。美國試圖拾起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遺產，在泛太平洋地區構建自由貿易區，在某種程度上，這分離了目前正在談判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勢力，并且還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形成一定的競爭關系。

在美國看來，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東亞新秩序是不能容許的，美國介入亞洲的目的是維持和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有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東亞峰會的擴容，東盟10+8防長會議機制的建立，還是TPP進程的強勢推進，都潛藏著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和對中國崛起方式的深度疑慮。變化二——朝鮮半島：“軟肋”面臨的威脅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2010年是近10年來朝鮮半島局勢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發生兩起嚴重的軍事安全事件，這在朝鮮停戰后57年來不曾有過。美國和日本趁機迅速介入，在朝鮮半島西部和東部海域進行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雛形初現。這給中國帶來了安全威脅，使朝鮮半島出現了停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沖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改變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來朝鮮半島局勢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發生兩起嚴重的軍事安全事件，這在1953年7月朝鮮停戰后57年來不曾有過。不僅世人關注的“六方會談”遲遲未能重啟，因韓國“天安”號沉沒等突發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聯動效應，更使朝鮮半島局勢急轉之下，進入新一輪動蕩期。

“天安”號事件后，美國和韓國轉而推行對朝強硬路線，試圖以強大的武力來震懾朝鮮。而朝鮮對外政策也趨于強硬。延坪島炮擊事件后，美國與韓國在西海（即我黃海）舉行歷史上雙方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標志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進一步升級。

不過，朝鮮半島形勢雖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圍之內。臨近年底，朝鮮的政策出現了緩和跡象。朝鮮向國際社會宣布，朝鮮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于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

在現階段乃至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在朝鮮和韓國、美國、日本陣營之間，由于缺乏基本的戰略互信，突發事件可能在短時間內引發地區性的危機，且危機還可能持續升級。在現階段，各方缺乏進行多邊安全對話的基礎和意愿，更遑論建立一種各方認可的多邊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總體上看，目前對抗和沖突的邏輯支配半島事態的發展。

朝鮮半島事態發展為美國積極介入創造了機會，美韓、美日的聯合軍演意味著一個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韓小型多邊安全機制雛形隱現，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由此可見，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行為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擠壓，已經使中國面臨嚴重的雙重挑戰。亞洲國家彼此間的窩里斗，是美國在此地坐收漁翁之利的最大“助緣”。

美國和韓國對中國在“天安”號事件和延坪島事件后的反應不滿，指責中國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鮮。中美關系和中韓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損害。特別是韓國國內對中國的不滿情緒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續。

延坪島炮擊事件后，中方關于迅速開始六方緊急磋商的提議再次遭到美韓日三國的拒絕。中國的朝鮮半島外交遇到了復雜的難局。

盡管如此，中國仍然是促使朝鮮半島形勢“轉危為機”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為只要敵對各方均缺乏發動全面戰爭的意愿或能力，它們最終會約束自己的行為，回到談判桌前解決問題。而這離不開中國的幫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槍走火”的情況下，中國所要做的是靜觀局勢變化，以靜制動，而不是輕易作出情緒化的反應。

與中國存在南沙群島主權糾紛的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撞船事件”后的“強硬態度”也表示了擔憂。日本學者緊緊抓住這種“擔憂”將南海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扯”在一起。日本學者夸張地斷定，“當前的中國外交似乎是以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為鑒，將列強的侵略手法運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賓領土以及日本的領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學者的這種“邏輯論證”旨在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蠱惑東南亞地區人民對中國的信任和友好，實現日本聯合東南亞“共同對付”中國的企圖。

但也必須看到，“撞船事件”后，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增大了。對于釣魚島問題，中日在認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認清這個事實的前提下，中國要避免為美國拉攏東南亞國家聯合牽制中國創造“可乘之機”，從而使中國在領土維護時處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釣魚島“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國海軍艦艇穿越宮古海峽（琉球群島主島沖繩島與宮古島之間的公海）進行正常訓練。日本媒體對此進行了大肆渲染，并將之視作中國突破第一島鏈、挺進西太平洋區域的突破性舉動。

如果從海上安全審視中國周邊安全，那么南海爭端升溫、釣魚島“撞船事件”就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南海、黃海、東海等區域都出現了相當的動蕩和不安定，以美國主導的、周邊國家參與的海上軍事演習貫穿整個2010年度，而中國也相應地加大了對抗力度。亞太海域頻繁軍演固然與一系列突發性事件相關，諸如“天安”號事件、朝鮮炮轟延坪島等，但更長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國重新高調介入亞太事務、試圖維持其在亞太的軍事優勢的戰略意圖與實力上升中的中國實施“走出去”、加強國防現代化的戰略轉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海洋戰略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中國的行為更多的是為了適應中國的客觀需要，國防現代化尤其是海軍現代化是中國國家現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戰略的轉變是適應國家需要的客觀之舉，與“走出去”戰略相適應。

對此，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將中國海洋戰略作為判斷中國崛起路徑的重要指標。一些國外輿論認為，目前中國海軍仍然相對落后，短期內仍無法與美國抗衡，但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為其軍隊的轉型和現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支持，經濟危機后的中國在外交上已不僅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國加快了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對中國海軍的快速發展，國際輿論十分關注，周邊國家尤為突出。故而，當美國提出重返亞太，中國周邊國家多采取歡迎的態度，雖然他們也懷疑美國在國內經濟狀況一片糟糕的情況究竟能夠采取多少實質性的措施。

在中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美國高調重返東南亞的背景下，中美圍繞南中國海的角逐，意義早已超出了問題本身，它標志著中美將在打破和維持現行亞太安全秩序上進行長期博弈。而隨著中國海軍現代化的發展，中國面臨的海上壓力將會常態化，海上安全將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變化三——海上風浪：海洋安全環境惡化

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中國的海洋戰略已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海上壓力將常態化。

2010年，圍繞南海爭端主要有兩件大事：其一，一些國家利用所謂“南海是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下文簡稱“核心利益說”）指責中國“日趨明顯的擴張性軍事行動和強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國適時利用南海事務，多次堅稱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權，與中國就此數次展開激烈的交鋒，并支持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

2010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軍隊尋求擴張海軍力量》一文，7月該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文中聲稱，中國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聲稱，南海是關系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南中國海事務。而在這之前，中國只將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等定位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說”一經出臺，便被國際社會不加分辨地全盤引用，成為佐證中國外交轉向擴張的重要論據。而這一說法并沒有官方來源，沒有得到官方確認。學界和各種智囊機構的態度也較為謹慎并提出質疑，有軍方學者撰文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提法僅見于中國個別學者的言論，并非高層領導的正式表述，更未寫入國家戰略性報告或者法律性文件。長期以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這并不代表放棄主權要求。只是中國在美國高調介入亞洲事務時彰顯主權，會成為將東南亞國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國家團結在一起、對中國實施遏制的一個契機。

國際社會對“核心利益說”的強烈反應，表現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對中國崛起的嚴重憂慮。國外把“核心利益說”解讀為崛起后的中國在劃分東亞的勢力范圍，中國今后的外交政策會日益咄咄逼人。國外還普遍將“核心利益說”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提并論，據此判定中國將采取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中國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

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的爭端，一直以來就是中日之間的領海領土主權之爭，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的爆發，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外交的新舉措，以及中國突破美國海軍的傳統勢力范圍之后對舊地區秩序造成的沖擊。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周邊國家對中國海軍遠洋能力的疑慮。

“撞船事件”后中國的反應速度與力度，讓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國的反應“超出了迄今為止的底線”，與以往發生沖突時中國盡量防止事態發展成全面沖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認為中國的反應似乎已頂掉了“安全閥”。甚至有日本學者呼吁，為阻止中國一意孤行，各國將從經濟、資源和安全保障領域構筑對華包圍圈，日美兩國應肩負起主導構筑對華包圍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發生后中國的對日措施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一些國外媒體和學者、官員將中國的反應“升級化”看待，將中國描繪為“粗暴大國”，甚至給中國的反應與舉措戴上“中國威脅論”的帽子。變化四——“水”的考驗：周邊非傳統安全形勢

非傳統安全問題成為影響國家政權穩定和國家間關系好壞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國周邊非傳統安全形勢凸顯為水的問題，諸如水災、河流等跨境問題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對中國公共外交構成重大考驗。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發生特大洪災。洪水淹沒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約2000萬居民，近200萬人無家可歸。洪災后，為有效應對災難帶來的系列混亂，巴基斯坦軍方的授權被大大提升。與軍隊的積極參與形成對比，文職政府在抗洪上的反應很不得力。有很多評論認為，巴軍隊不會放棄自己在政府和政壇的至高地位。如果軍隊介入政府并對聯合力量施壓的話，軍隊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不穩定性增加。

此外，洪災與反恐成效、非政府組織之間也存在關聯性。為鞏固之前的反恐成果，爭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計劃在開伯爾—普什圖省花費數十億美元興建發展項目，而洪災將大大延遲這一進程。為了爭取民意，各種力量開展了對巴民眾的公眾外交，很多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且大都比政府機構更有效率，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災后，國際社會給予了巴很大的援助，這對緩解巴基斯坦自然災害、進行人道主義救助、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國際合作的背后，傳統的地緣戰略競爭并未消失。除了“聲望”等軟性因素，美國積極參與救災背后還有很濃的“阿富汗”色彩，美國很可能以救災來換取巴基斯坦政府對打擊阿富汗境內極端勢力的支持。另外，美國還將巴基斯坦洪災與氣候問題聯系起來，再次證明了美國作為全球性大國設立議事日程的能力。

作為歷史上與巴基斯坦有過不友好經歷的國家，巴基斯坦部分民眾對政府接受印度捐款發出了不同聲音。巴基斯坦部分媒體認為，“接受印度這樣一個歷史上曾是巴敵人國家的捐贈，正好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災上表現不力”。更重要的還不是巴基斯坦國內民眾對接受印度捐款的態度和認知問題，而是洪災可能帶來的巴基斯坦實力削弱、印巴力量對比不平衡加劇以及可能對整個南亞安全架構產生影響的問題。

中國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巴基斯坦災民安置和災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幫助。然而，外媒對中國的救災也有不少負面評價。這種評價一方面顯示出中國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強，中國的國際形象和輿論影響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災造勢、擔憂中國在南亞的系列舉措（如中國對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孟加拉國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給中國崛起設置障礙的意圖。對中國周邊安全形成挑戰的另一項非傳統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資源爭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國泰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發生了嚴重旱情，導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區的水位僅33厘米。受干旱影響，泰國等國的大米產量受到嚴重沖擊，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嚴重影響了湄公河沿岸國的旅游、航運和漁業的發展。同樣遭遇旱災的還有中國的西南地區，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來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瀾滄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災之苦在歷史上不算少見，但2010年的旱災卻引發了一場關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爭論，而這場爭論造成的后續效應會對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湄公河干旱所導致的周邊國家和域外國家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對中國“大壩威脅論”和中國“干旱責任論”的渲染和攻擊，不僅嚴重誤導了中國周邊國家民眾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繼而影響到其政府對中國的行為判斷，破壞了良性發展的周邊關系。而且這些對“中國威脅論”的推陳出新會嚴重地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和平發展所需要的國際輿論環境，給中國帶來更多國際社會的壓力。另外，美日等國也乘勢介入中國周邊事務的處理，擴大自身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牽制中國。

面對相關的湄公河水域開發爭端，我們當前需要做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思考中國如何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創建相關的溝通與協調機制，在機制框架內協調解決瀾滄江—湄公河的環境保護與開發問題。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區事務已成為現實的情況下，中國如何發展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雙邊關系，如何減少美日牽制的消極后果。

應對之策——中國應調整周邊外交戰略

隨著美國高調介入亞洲事務引發的連鎖性反應，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趨于惡化，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互動進程，正在告別過去十年的穩定態勢，進入了一個戰略摩擦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互信將減弱，周邊國家對我海洋經濟資源的爭奪將加劇，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角逐將越來越決定亞太地區的秩序，為此中國應該調整周邊外交戰略。中美關系的調控空間縮短、縮小，戰略性摩擦在所難免。今年以來，美國在中國周邊的一系列動作，包括強調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權、加強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美日韓三邊合作的強化等都釋放出明確的信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加深，美國要把中國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絕不允許中國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為防止中國對美國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美國加強了對亞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國周邊步棋設子、巧妙經營。美國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利用周邊國家之間存在的問題，見縫插針式地介入到亞洲地區秩序中，相互聯動制造和利用摩擦與爭端。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將成為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為代表的模式與以美國為代表的模式之爭的焦點，有可能導致中國投入頗多的“10+3”機制名存實亡。在后危機時代，美國如要振興其經濟，就必須深度參與區域貿易。美國在TPP中將處于絕對優勢，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領作用將進一步鞏固和強化。強勢推動TPP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員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各異，特別是包括越南、馬來西亞等與西方“另類”的國家，可以預見，民主、人權等問題不可避免會成為各方爭議所在。目前中國尚不是TPP成員，日本、韓國加入TPP，有可能導致中國投入頗多的“10+3”機制名存實亡。

印度2011年的動向值得分外關注，將成為檢驗大國關系的試金石。除了美國拉攏印度之外，日本與印度迅速走近，將影響中國在地區內的經濟競爭力以及對東盟的影響力。2010年9月日本與印度就簽署“經濟伙伴協議”（EPA）基本達成一致。10月，印度總理辛格借出訪越南之機出席東盟與印度領導人會議。12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雙方一致認為“中印關系超越雙邊范疇，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國、中國、日本之間作出進一步的抉擇，可以看作是大國間關系親疏遠近的一面鏡子。隨著印度經濟復蘇、軍事力量提升以及國際環境利好趨勢進一步發展，印度國內對華強硬派的聲音將上升，溫和派將面臨壓力，執政當局維護中印關系健康發展的難度增大。在未來五至十年內，印度與美國、日本、越南等國家的關系將進一步發展，但印美關系仍將是印度大國外交的重中之重。鑒于美日同盟體系，印美關系的良性互動為印日關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礎平臺。越南是印度深化“東向政策”的重要紐帶，是印度軍事力量輻射西太平洋的中轉站，雙邊在安全上的合作意義明顯大于經貿關系對兩國關系的作用。

周邊外交中經濟的戰略化趨勢將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時間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具有了國家大戰略的含義，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實現了鞏固和平的周邊環境、塑造穩定的周邊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國際市場，也不完全是一個自由市場，政治手段和謀略可以發揮戰略性作用。中國應該對國際市場的戰略性含義做深入的研究，對中國自身在經濟的戰略化運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場行為體的應對能力做出更進一步的評估。從理論上講，經濟戰略的有效性取決于對方受到這一經濟手段影響時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盡管敏感性會隨著中國國力增強而增多，但對方的脆弱性卻可以通過其國內戰略進行調整。并且，中國自身也會受到對方使用經濟戰略的影響。由于這種互動性的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因此利用經濟的戰略化效應時還須慎重。

中國周邊外交理念、組織形式應發生變化。中國在構造周邊戰略時，必須以周邊省份和周邊國家的一體化為平臺，內外聯動，穩定周邊形勢。尤為重要的是，中國涉外部門應對周邊事務時要“善巧”。總體而言，中國力量強大，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周邊國家的過度反應，尤其是當中國略顯強硬時，周邊國家十分敏感。對此，中國要明了周邊國家的心態，善于周旋、善于借力。尤其在對待像日本這樣的鄰居時，中國要充分利用日本的戰略優勢，利用日本的國際化經驗。

（作者：張 潔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安全外交室主任

樸鍵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研究員

第二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

我國作為世界上鄰國最多國家，地緣矛盾最多，最復雜的戰略主體與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等權益上，存在巨大問題，而影響我國周邊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義、宗教權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領土糾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這21世紀的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下面就圍繞著我國周邊的安全形勢、當前現狀以及相關的應對策略作出淺析。

一、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

我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疆土，有2.2萬公里長的陸地邊界線，與我國接壤的國家有14個。我國還有1.8萬公里長的大陸海岸線，與6個海上鄰國的領海相接或相重疊。近期我國周邊多個方向頻繁出現異常情況，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增加新的變數，不穩定不確定性有所上升，究其原因，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通過分析，可以看出當前中國周邊的整體安全環境可謂喜憂參半，總體上呈現“北穩”、“西熱”、“東鬧”之勢。

1、在中國與近鄰國家之間，還存在著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未解決的邊界問題。其中包括中印邊界問題、中日釣魚島問題，還有南中國海問題。在這些領土和領海的劃界問題上，雖然中國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加以解決，但一些鄰國不斷采取各種手段，試圖強化對爭議地區的實際占領。這反映了周邊某些國家的一種機會主義的心態，它們試圖利用中國的和平主義政策，造成對中國不利的既成事實，謀取現實的利益，或者強化自身在未來邊界談判中的地位。2、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中國必然向海洋型經濟方向發展，中國的海洋權益日益重要，自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權益的沖突爭議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非法占領我南中國海的島嶼，開采油氣資源，嚴重損害我國領土主權和經濟權益，越來越不利于中國的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之爭，不僅存在島嶼之爭，還有海域劃界和資源開發之爭。中國和日本除了釣魚島的主權歸屬之爭外，還有專屬經濟區和東海大陸架劃界問題，中國和朝韓在東海域劃界問題上也有分歧，這些問題都是關于資源和地緣優勢爭端，而這些海洋權益一旦喪失，將危害中國國土安全。

3.美國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對中國周邊安全構成的威脅，在性質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嚴重性，在時效上具有長期性。冷戰后，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是最有實力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在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又與中國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沖突，美國將中國視為有能力挑戰其全球利益的地區性大國和諧在對手。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及中美戰略結構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國從戰略上防范中國及對華施壓的政策不會改變，在亞洲東面，美國依靠美日軍事同盟聯手遏制中國，在西亞，美國借反恐名義向西亞地區滲透，在東南亞地區，與東南亞地區國家加強軍事合作，美國還靠多年與臺灣形成默契，打“臺灣牌”制約中國的崛起；在北亞、美國加與蒙古的全面關系。

二、增強綜合國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長久之計

從蘇聯解體以及冷戰歷史教訓得出，國家的競爭主要是以科技為先導，以經濟為發展中心，以軍事為后盾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因此，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才是確保國家安全的長久之計。

1、自主建新，建立軍事新思想

在科技強軍上，向跨越式發展道路發展，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宏集型向科技宏集型的較變，以信息化作為軍事建設的發展方向，建立一支遠洋海軍，應考慮建造航母艦隊，以捍衛中國海洋，國土和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建立一支反應速度快，機動能力強信息化高的陸軍部隊，以及戰略空軍部隊，全軍提高軍事感懾和作戰能力。

2、中國應理直氣壯的發展國防現代化

當代中國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對內憂外患，中國需要強大的國防力量。中國相對于歐美國家以及日本，中國國防力量依然落后，而中國威脅論對制約著中國國防建設。對于中國的現實國情，中國沒有必要過于關注別國言論，威脅論是它國面對大國崛起由不習慣到習慣，有反對遏制到逐步接受的過程。中國就是在威脅論中發展起來的，現在西方國家逐漸接受中國的崛起，威脅論反而下降。只要我們國防力量保持在積極所規定的合理水平，我們就應該大膽投入，不必顧慮中國威脅論。中國通過積極軍事外交，宣傳我國和平崛起國策，并且在國際社會擔負起負責任大國，國際社會會把中國軍力發展視為正常的。3.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 軍事領域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也是打贏信息化戰爭的關鍵，信息化時代對軍事人員的要求也是全面的，除了政治素質上，最重要的是科技素養，軍事院校要從提高學員的創新能力開始，加大培訓力度和培養步伐。同時建立一種能留住人才，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這樣才能培養大批軍事人才，提高國家軍事力量。

三、結語

在當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需要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積極開展睦鄰外交下開展國際軍事交往，增強軍隊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只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中國才能處理好外部事務，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防力量。

第三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論文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

曾幾何時，中國的周邊安全局勢一直是我國值得稱道的外交成就。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提出了“安鄰、睦鄰、富鄰”的指導思想，積極落實“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政策，大力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創造了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最好時期。

周邊安全基本形勢總體相對穩定

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中國維護國家安全與周邊穩定的能力增強了；第二，地區和平發展的基本態勢并沒有改變；第三，周邊國家對華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認同大于疑慮；第五，發展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的機會仍大于挑戰；第六，鞏固、發展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的主動權在我。

日本“遠交近攻”，中國成其主要防范對象

中日關系在21世紀開始就出現許多問題，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內，由于其一意孤行地參拜靖國神社等不負責任的做法遭到中國等的強烈反對以及日本“入常”的失敗，日本“歸罪”于中國，中日之間出現冰凍關系。后雖經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溫總的“融冰之旅”，但“政冷經熱”成為中日關系的一大特點。

近年來，中日關系雖未有大的起伏，但可以說是“舊仇未了，又添新恨”：中日關系撞船事件態度的強硬、地震之后對待中國給予援助的冷漠、災難之后美日關系的加強、野田上任之后對防衛重點的調整、第一島鏈的設想、與印度的聯合軍演等等，欲意包圍中國。

中國的發展是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

1、當前，中國周邊局勢比較緊張，與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是有深層次關系的。我們要發展，就要“走出去”，就要有主權意識，和以前相比，難免因此與周邊發生摩擦，這屬正常！

周邊國家對華的“兩重性”是重要因素

中國周邊國家，除日本以外（日本國力也在萎縮），大都屬于綜合國力不強的中小國家，都在積極尋找發展之路，而中國是亞洲乃至世界正在崛起的強國（經濟勢力位居世界第二），他們在對華方面存在著較強的“兩重性”或稱矛盾性：

1、期望與疑慮：期望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得到好處（尤其是經濟上），但又對中國的發展產生疑慮，特別是跟中國有歷史遺留爭端的一些國家，或者說占了我們便宜的一些國家，總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要拉清單。有的國家，占了中國那么多島礁，他不擔心呀，心肯 定不踏實。

3、歷史與現在：在歷史上，中國周邊國家大都曾長時間淪為附屬國、殖民地，大都曾遭遇過強權的壓迫與蹂躪，因此。他們對強權政治介入地區事務有戒心；有的國家,對霸權主義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搞和平演變，支持分裂勢力鬧事，顛覆它的政權，心知肚明；有些國家對曾經趕走的外部勢力卷土重來，心存顧慮。另一方面，它們又期望把外部勢力引進來，平衡中國，這個心態是很矛盾的。

4、中國或美國：現在是，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從政治、安全方面滿足了中國周邊國家的需要——制衡中國，但是，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他們在經濟上還需要中國，依賴中國，而美國，霸主注意、強權政治，且經濟不力，是跟中國還是跟美國，有時左右為難。

政治、安全和經濟因素是周邊國家考慮的因素，顯然政治安全資源是更重要的因素，加之中國對周邊國家心態的揣摸不夠，導致近兩年周邊環境惡化。

中國的對策

淡定從容，韜光養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決問題，關鍵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應對外部挑戰的最根本的法寶。

1、不回避、不著急。周邊問題是中國崛起的必經階段，必須要過這一關，躲不過去的，不能回避。現在問題來了，或者挑戰來了，就得去坦然面對，去有效應對，否則永遠不會真正的崛起。

2、要有發展戰略，要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政策要做調整。2010年，我國提出了要“塑造周邊”，但是要怎么塑造，我們自己先得有個計劃，得先有個模子。連模子都沒有怎么塑造？這方面我們得學學美國！

3、“韜光養晦”與“敢做敢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個過程中，“韜光養晦”一定要堅持，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加強“有所作為”、要有威嚴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讓一些國家覺得中國難以挑戰、難以侵犯、難以“忽悠”。政經合一，協調周邊關系

在周邊問題上，中國以經濟促政治合作在過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單純的經濟讓利已經不能解決摩擦。中國應該一方面通過繼續深化經濟聯系，鞏固與周邊關系。同時也要增強周邊外交中經濟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協調性，善于將經濟手段戰略化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通過發展軍事力量加強對國家利益的支撐作用，并適度運用硬實力的威懾力以爭取和創造更好的周邊環境。

第四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論文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政治局勢

姓名：尼力夏提 班級：普高裝飾11-2班 學號：28

曾幾何時，中國的周邊安全局勢一直是我國值得稱道的外交成就。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提出了“安鄰、睦鄰、富鄰”的指導思想，積極落實“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政策，大力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創造了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最好時期。21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周邊關系又如何呢？對于這個問題，目前方方面面都在關注，甚至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焦點和熱點問題。掌握中國周邊局勢的現狀，分析其影響因素，預測其發展趨勢，不僅對我國處理好周邊關系有重要影響，而且對我國宏觀外交也會產生重要作用。

本專題講三個問題：當前中國周邊安全局勢總體評估、影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因素、中國的對策。

一、當前中國周邊安全局勢總體評估

評估中國周邊安全形勢，首先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觀點。國內有一些人士一直鼓吹中國的對外關系很好，周邊關系也很好，其實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遠的我們看利比亞、蘇丹、近看越南、菲律賓等國的行徑?我們的對外關系有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很顯著的！在看待這些問題時必須實事求是！

在2011年年初，有學者總結2010年的中國外交，用了3個“年”——“周邊年”、“海洋年”、“危機年”。2011年12月，中國社科院召開了一個專題研討中國周邊局勢的會議，會后發布了《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報告》，報告指出，“與2010年相比較，本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并沒有明顯改善，特別是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內涵的海上安全問題極為突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中國周邊安全基本形勢總體相對穩定，二是消極面增多、矛盾復雜、動蕩加劇。

（一）周邊安全基本形勢總體相對穩定

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中國維護國家安全與周邊穩定的能力增強了；第二，地區和平發展的基本態勢并沒有改變；第三，周邊國家對華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認同大于疑慮；第五，發展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的機會仍大于挑戰；第六，鞏固、發展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的主動權在我。

這里面有個基本問題我們需要注意：目前我國與周邊國家存在的一些問題，是我們國家發展過程中（上升）出現的問題，不是中國衰落帶來的問題。不是鴉片戰爭，不是20世紀5、60年代的“帝反修”大包圍。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成長的煩惱。”

（二）消極面增多、矛盾復雜、動蕩加劇近年來，我國周邊發生了很多具有沖擊力的事件，周邊環境惡化的跡象比較明顯：

1、半島局勢僵局難破，未來走向不明

從近代開始，以朝鮮半島為核心的東北亞地區一直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 2010年，“天安號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的先后發生，使朝鮮半島局勢出現了1953年朝鮮停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加劇了朝韓之間的緊張關系，韓國李明博政府反映強烈，態度強硬！美國和日本趁機迅速介入，在朝鮮半島西部和東部海域進行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雛形初現。

而朝鮮方面，雖有緩和，但仍然堅持核試驗，朝核危機陰云不散，六方會談終止。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年輕的金正恩接班，半島局勢的不確定性變得更大。

面對東北亞的危機，中國政府游說于美、俄、韓、朝之間，并提議迅速開始六方緊急磋商，但遭到美、韓，日三國的拒絕。中國在東北亞面臨著安全威脅與外交壓力的雙重挑戰。

2、日本“遠交近攻”，中國成其主要防范對象

中日關系在21世紀開始就出現許多問題，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內，由于其一意孤行地參拜靖國神社等不負責任的做法遭到中國等的強烈反對以及日本“入常”的失敗，日本“歸罪”于中國，中日之間出現冰凍關系。后雖經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溫總的“融冰之旅”，但“政冷經熱”成為中日關系的一大特點。

近年來，中日關系雖未有大的起伏，但可以說是“舊仇未了，又添新恨”：中日關 系撞船事件態度的強硬、地震之后對待中國給予援助的冷漠、災難之后美日關系的加強、野田上任之后對防衛重點的調整、第一島鏈的設想、與印度的聯合軍演等等，欲意包圍中國。

3、海上矛盾激化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與周邊國家就出現了海上糾紛。進入21世紀以后，糾紛不斷升級，海上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最近兩年來，矛盾已經突破雙邊關系的范疇，成為公開的、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

在東海，有中韓漁業資源之爭、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和東海資源之爭；

在南海，南海領土爭端就更加激烈，聲索國幾乎包括所有東盟國家（越南、菲律賓為強硬派，希望借美國日本印度之力改變現狀；馬來西亞、印尼和新加坡為務實派，試圖利用打國力量維持現狀；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為中立派）

與中國周邊其他國家相比，印度雖沒那么高調，但也不甘寂寞，不斷加快“東進戰略”步伐。2011年9月中旬，印越兩國外長在河內舉行會晤，公然談及聯手開發南海油田。10月4日，印度和阿富汗宣布建立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10月中旬，印度與越南、緬甸簽署防務協議。11月2日，印媒稱印國防部未來5年將斥資130億美元擴軍，其中大部分新組建部隊將部署在中印邊境。而日印“熱戀”，的交集從政治上升到了軍事安全核心層面，近期兩國關系更是急速升溫，高層互動頻繁，連聯合軍演都提上了日程。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印度為謀求自身的生存、安全與發展，與其他國家進行戰略合作本無可厚非，但如果處處視鄰居為威脅，并介入與其毫不相干的鄰國之間問題，則實屬“以鄰為壑”。也許，作為和中國一樣的新興經濟體，印度制定對外政策時，更應該考慮真正的國家利益在哪里，而不能只一味地追隨其他國家的戰略，充當“馬前卒”。（欲與天公試比高）

針對海洋爭端，2011年，中國做了兩件事情：一是瓦良格號航母試水，一是9月6日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政府白皮書。瓦良格的試水顯然是中國壯大海軍勢力的一個表現，而《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首次界定了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并指出中國要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通過簡單邏輯推理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南海諸島和釣魚島顯然是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在西方媒體對此進行了片面解讀，導致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產生嚴重憂慮，害怕中國與之清算，甚至提出“中國軍事威脅”，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海洋爭端不斷激化。

4、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南亞局勢依然緊張

緬甸之變不僅導致難民潮，而且影響到中國在改地區的影響力。

自2008年11月孟買襲擊案爆發、印度中止與巴基斯坦的和平進程以來，兩國之間時有局部沖突。印巴未能遵守2003年達成的停火協議，在邊境地區頻繁交火，造成雙方武裝力量和平民傷亡。2011年5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再次發生交火，各有傷亡。印巴關系將長期成為地區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自2001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以來，阿戰已進入第10個年頭，但阿富汗局勢至今無明顯好轉。相反，隨著本·拉登被擊斃、美國宣布從阿富汗逐步撤軍，該地區新問題、新情況不斷涌現。

以上對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均會產生很大影響！

除此之外，還有南亞水資源問題：雅魯藏布江、湄公河

二、影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因素

影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總結起來有三點：美國戰略調整是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因素；中國的發展是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中國周邊環境的變化是重要因素。

（一）美國戰略調整是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因素

導致中國周邊環境惡化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美國的插手。美國之所以插手東邊是其戰略調整的結果。美國放手“東邊”有兩個原因，一是“西線無戰事”（伊拉克撤軍、利比亞問題解決、伊核危機有歐盟、阿富汗準備撤軍等），一是“西邊無優勢”（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歐洲影響很大，歐洲經濟大受損傷，美國無利可圖）。于是，美國將關注的焦點重新投向亞太地區，積極“重返亞洲”。

希拉里2011年11月在《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稱：今后十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度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中美關系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和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系。美國政府亞太戰略的目標就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安全秩序和地區機制上的主導地位，化解中國崛起對美國領導地位的侵蝕和挑戰。21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為此美國做了以下深入細致的工作：

1、升級由美國主導的針對中國的“雁型安全模式”

早在2010年，美國就在中國周邊構造“雁型安全模式”，以增強對中國的戰略擠壓，降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互信，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雁型安全模式”中，美國是雁首，第二梯隊是美日、美韓同盟，第三梯隊是美國與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等盟國的關系。第四梯隊是美國與印尼、越南和印度的關系。“雁型安全模式”是美國塑造亞太地區秩序的最廣闊依托。2011年美國對其主導的雁型安全模式進行升 級，主要表現在：不僅美國與各梯隊關系加強，而且各梯隊間的合作也得到加強。

2、推進TPP框架協定，打造太平洋世紀

2011年11月1 2日在夏威夷舉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上，美國宣布與8個國家(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達成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框架協定，隨后日本也正式宣布加TPP談判。美國希望高標準的TPP能夠成為樣本，最終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如果TPP建成，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對跨太平洋的貿易整合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亞太經合組織夏威夷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確發出這樣一個信號，即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將全力參與構建亞太地區經濟，安全和政治的未來。可見，TPP目的有三：1.分裂APEC非正式領導會議；2.打斷中國引領東亞經濟發展的勢頭,使美國成為亞太經貿機制的中心,改寫亞太經貿版圖；3.實現美國對華的全面包圍。

3、積極參加東亞峰會，塑造亞太多邊結構 2011年11月第6屆東亞峰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

東亞峰會，英文名稱為East Asia Summit(EAS)，是每年一次由泛東亞地區16個國家領導人參加的會議，東盟是該會議的領導者。第一屆峰會于2005年12月14日在吉隆坡舉行，此后的峰會都于每年東盟領導人會議之后舉行。其目標是致力于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實現東亞共同體目標。峰會議題由所有參與國共同審議。東亞峰會目前（2011年11月）有18個參與國，即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俄羅斯8國，因此峰會也被稱為“10+8”峰會。

美國和俄羅斯正式參與東亞峰會，標志著東亞峰會進入發展的關鍵時期。美國的積極加入，對中國影響很大：

首先，影響東亞合作進程。東亞各國尤其是東盟各國因美國的加入而面臨視中美臉色行事的尷尬；其次，削弱中國的地區影響力。美國的加入必然對中國在東亞峰會中的參與力、貢獻力和影響力構成限制沖擊擊；第三，用議題逐步改變峰會的定位：討論南海議題。

綜上，美國從2010年開始積極重返亞洲策略，極大地改變了亞洲的格局，對亞太地區，尤其是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導致中國周邊環境不穩定的最直接因素。

（二）中國的發展是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

1、當前，中國周邊局勢比較緊張，與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是有深層次關系的。我們要發展，就要“走出去”，就要有主權意識，和以前相比，難免因此與周邊發生摩擦，這屬正常！

2、中國自身政策存在一定的失誤。過去的“睦鄰外交”是否需要與時俱進地調整；弄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缺乏長遠規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外政策如何更有針對性；怎樣正確對待美國這個重量級對手？我們的長處是什么，我們的短處是什么？

（三）周邊國家對華的“兩重性”是重要因素

中國周邊國家，除日本以外（日本國力也在萎縮），大都屬于綜合國力不強的中小國家，都在積極尋找發展之路，而中國是亞洲乃至世界正在崛起的強國（經濟勢力位居世界第二），他們在對華方面存在著較強的“兩重性”或稱矛盾性：

1、期望與疑慮：期望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得到好處（尤其是經濟上），但又對中國的發展產生疑慮，特別是跟中國有歷史遺留爭端的一些國家，或者說占了我們便宜的一些國家，總是擔心有一天我們要拉清單。有的國家，占了中國那么多島礁，他不擔心呀，心肯定不踏實。

2、依存與摩擦：周邊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不斷上升，但依存度增加的同時，相互摩擦的概率也增加了。就像兩個人過去不認識，沒矛盾；但現在兩個人認識了,談戀愛了，矛盾就多了，摩擦的機會就多了。

3、歷史與現在：在歷史上，中國周邊國家大都曾長時間淪為附屬國、殖民地，大都曾遭遇過強權的壓迫與蹂躪，因此。他們對強權政治介入地區事務有戒心；有的國家,對霸權主義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搞和平演變，支持分裂勢力鬧事，顛覆它的政權，心知肚明；有些國家對曾經趕走的外部勢力卷土重來，心存顧慮。另一方面，它們又期望把外部勢力引進來，平衡中國，這個心態是很矛盾的。

4、中國或美國：現在是，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從政治、安全方面滿足了中國周邊國家的需要——制衡中國，但是，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他們在經濟上還需要中國，依賴中國，而美國，霸主注意、強權政治，且經濟不力，是跟中國還是跟美國，有時左右為難。

政治、安全和經濟因素是周邊國家考慮的因素，顯然政治安全資源是更重要的因素，加之中國對周邊國家心態的揣摸不夠，導致近兩年周邊環境惡化。

三、中國的對策

面對不可改變的變化，我們該怎么辦？這是問題的關鍵。我覺得應在下面幾個方面加以注意：

（一）正確看待美國及美國的“高調重返”

1、中美差距依然很大，別不把美國當回事

2、放眼世界，別把美國太當一回事。不要把眼睛老盯著美國。我們過去太在乎美國，美國的一舉一動，皺個眉撇個嘴，我們都要琢磨半天。不要把美國太當回事。美國是我們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但不等于我們一切都圍著它轉。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放到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方位友好，周邊也是全方位友好。把美國晾一晾，沒什么壞處。跟全世界的關系理順了，反過來,也有利于發展與美國的正常關系。

3、正確對待中美關系：中美是對手，未必是敵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加深，美國要把中國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絕不允許中國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經視中國為敵人。美國在恐懼中國軍事崛起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夠和美國合作來維持國際秩序。

在對待中美關系上要“樹立一個基本觀點、保持一種良好心態、采取一些必要技巧”： 一個基本觀點：“和則共贏,對抗則兩敗俱傷。”一種良好心態：美國依然最強大，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大國。一些必要技巧：中美關系需要重新平衡：要隨時加強危機管控，把握大局，注意分寸，適可而止；要用好現有機制，不斷增強雙邊互信；要加強合作與協調，努力擴大雙邊關系的增長點；要深化溝通和交流，加強對兩國輿論的積極引導。

最近，習近平副主席訪問了美國，白宮前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亞洲事物資深主任邁克爾.格林說：“就像一場約會。美中關系或許曾經發生了許多不愉快，但每隔一段時間兩國領導人都要聚在一起，告訴對方‘我仍然愛你’，或者即便‘我不愛你’，但至少我仍然會與你合作，我們還要保持這種關系。”

4、“高調重返”難以短期實現。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很多的，西方困境并為真正解決，美國經濟的問題，財政赤字、政府債臺高筑。這些對它來說是比較深層次和長期的制約，使得它難以順利地推進它“重返”的計劃，有很多因素還在制約著它，所以我覺得對美國重返亞洲還是應該理性、冷靜地看待，而不要過高地估計它，認為它是完全沖著我們來是、對我們完全不利等等。

（二）淡定從容，韜光養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決問題，關鍵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應對外部挑戰的最根本的法寶。

1、不回避、不著急。周邊問題是中國崛起的必經階段，必須要過這一關，躲不過去的，不能回避。現在問題來了，或者挑戰來了，就得去坦然面對，去有效應對，否則永遠不會真正的崛起。

2、要有發展戰略，要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政策要做調整。2010年，我國提出了要“塑造周邊”，但是要怎么塑造，我們自己先得有個計劃，得先有個模子。連模子都沒有怎么塑造？這方面我們得學學美國！

3、“韜光養晦”與“敢做敢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個過程中，“韜光養晦”一定要堅持，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加強“有所作為”、要有威嚴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讓一些國家覺得中國難以挑戰、難以侵犯、難以“忽悠”。

4、要講“巧實力”，對周邊國家區分對待。

（三）政經合一，協調周邊關系

在周邊問題上，中國以經濟促政治合作在過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單純的經濟讓利已經不能解決摩擦。中國應該一方面通過繼續深化經濟聯系，鞏固與周邊關系。同時也要增強周邊外交中經濟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協調性，善于將經濟手段戰略化以實現自身 的政治目的。通過發展軍事力量加強對國家利益的支撐作用，并適度運用硬實力的威懾力以爭取和創造更好的周邊環境。

第五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淺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中國對朝鮮半島安全的作用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dimensions)來決定:第一是中國因素,即中國外交的總體方針和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目標,以及和中國外交決策相關的主要國內因素;第二是國際因素,即國際和地區形勢以及其他有關國家的政策;第三是中國因素和國際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年來,在美蘇冷戰體制主導下,盡管朝鮮半島位于中國的“臥榻之側”,但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一般采取盡量不介入的政策,或者說中國一般只在直接涉及到自身重大利益時才做出反應。即使當年卷入朝鮮戰爭,也是因為美國威脅到中國自身的安全而迫使中國做出的軍事反應。中國從來沒有、無意、同時也不具備實力把朝鮮半島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俄羅斯從朝鮮半島淡出,中國與朝鮮仍保持傳統關系,中國在半島的地位相對提升。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對外關系日益發展,中國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增大。但直到20世紀末,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仍奉行不主動介入的政策(如在第一次朝核危機時就是如此)。2002年10月朝核危機再起,美朝對抗升級,半島形勢日趨危急。為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保證中國自身的發展進程不受到破壞,中國在幾方當事國的提議下開始介入調解。自2003年8月至2005年11月,中國在北京發起并主持了五輪“六方會談”,充當朝核危機的主要調解人。這是中國幾十年來罕見的外交舉措,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和肯定。①以下主要從中國處理與半島問題主要當事國的關系角度,對中國的作用談一些個人看法

二、中朝關系:保持必要的平衡

中國對朝鮮半島的平衡政策首先表現為保持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傳統關系。這種關系的形成是基于: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的歷史關系,中國和朝鮮兩國在朝鮮戰爭中并肩作戰并且是停戰協議的共同簽字方,兩國簽署了《中朝友好互助條約，1980年代后,兩國在經濟發展方式上選擇了不同道路。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后,隨著半島形勢和國際環境的改變,兩國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共同需要也有所變化。但是,相對于兩國各自與其他國家的關系而言,中朝關系仍然具有某種特殊性。究其原因,有多少緣于歷史的聯系,又有多少是緣于現實的考慮,很難有一個明確的區分,在中國的東北亞和朝鮮半島問題研究圈子里,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一現象實際上反映了中朝關系所面臨的新問題。然而,從政策層面上考慮,主流的觀點是:保持中朝之間這種傳統關系更有利于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

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與朝鮮的狀況直接相關。1990年代之后,朝鮮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進入十分困難時期,又面臨嚴重的孤立狀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戰后以來最嚴重的不安全感。對一個國家而言,面對這種不利的形勢必然要做出反應,如何行事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一些國家一味地希望朝鮮能在外部壓力下發生變化,改弦易轍。②然而,鑒于半島長期處于敵對狀態下所形成的有關各方相互間嚴重不信任,要處于弱勢地位的朝鮮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里,完全寄希望于對方的善意,是很困難的。事實上,朝鮮在對外界作出一定的改善關系努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采取加強自身軍事對抗能力(包括顯示其敢于抗衡的意志)的行動。第一次朝核危機以及后來的導彈危機,在相當意義上都是處于弱勢的朝鮮不甘示弱而采取的變被動為主動的行動。不管外界如何評價朝鮮的政策和作為,朝鮮的抉擇并非不可理喻,而是基于其對半島冷戰體制和自身不利處境的深思熟慮的結果,有著自己的行事邏輯。

結論:誠實的調解人

中國對朝核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政策目標,以及中國享有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中國的角色定位就是充當“誠實的調解人”。中國是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的簽字國之一,是與朝鮮半島接壤的關系最密切的國家,是第一次朝核危機時四方會談的一方。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立場和政策目標包含了美國、朝鮮、韓國、俄羅斯和日本等各方的主要關切。

主要當事國美朝之間極端不信任,雙方不能展開正常的直接對話,是中國出面扮演這一角色的重要原因,也是“六方會談”過程中需要不斷克服的主要困難。中國認為,盡管美朝雙方的立場嚴重對立,但還是可以找到共同點的。“六方會談”就是努力發現和挖掘這些共同點,并爭取使之成為建立信任、擴大共識的過程。因此,保持對話、使會談進程能繼續下去是基本的要求。

釣魚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和臺灣一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對釣魚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我國的這一立場有充分的歷史和法律依據。1972年中日兩國在恢復邦交的談判中，雙方從中日友好的大局出發，同意將釣魚島列島歸屬問題掛起并留待以后條件成熟時解決。

但此后，日本并為對釣魚島死心，多次制造事端，意圖霸占我釣魚島。直到現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仍是中日關系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二、釣魚島的政治及戰略價值

釣魚島列島雖然都是一些無人居住的小島，但日方對其行動的步驟近年來不斷升級，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其重要的戰略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釣魚島主權之爭政治原因

中國的目的:恢復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主權，在世界舞臺展現一個大國崛起的姿態。強力表達“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信號。日本的目的:以釣魚島為契機，表明日本與大國爭雄的決心，努力達到恢復政治大國目的，不惜與中國劍拔弩張，也有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盡力給中國發展環境制造麻煩。美國介人的原因，一方面，是維護日美同盟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盟友的姿態;另一方面，借此問題來遏制、要挾自己的潛在對手中國，讓其處于一種不安定的周邊環境，從而影響中國的崛起。(二)釣魚島的戰略價值

1、釣魚島列島及其周圍海域具有巨大的經濟開發價值。東海大陸架可能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油田之一，釣魚島附近水域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釣魚島周圍海域的漁業資源也十分豐富，盛產飛花魚等多種魚類。

2、釣魚島群島在海洋劃界中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兩國如按中間線劃分，那么釣魚島主權歸屬哪一方將極大地影響大陸架的劃分。日本一些官員曾透露:日本如果失去釣魚島和北方四島，日本管轄海域將減少110萬平方公里以上。

3、釣魚島直接或潛在的軍事價值，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日本是一個地形狹窄的島國。其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距海岸都不超過120公里。這種不利的自然地形和相對短淺的防御縱深，使日本在戰時極易受到來自各個方向的空中與海上襲擊。

釣魚島在地圖上是一個難以標出的小點，而日本非要對這塊遠離其本島、本屬于中國的小島垂涎三尺，無非是看中了其龐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內包括海底石油、礦產等海洋資源和領海、領空的交通、運輸權以及未來潛在的戰略意義等。

文獻：直擊我國海洋島嶼爭端糾紛

劉自立 王景賢 陳志堅

海洋島嶼與國防

當前，我國與周邊瀕海國家海域劃界的潛在矛盾逐步表面化。在我國300多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中，有150~190萬平方公里被相關鄰國凱覷，有些水域存在爭議，有的已經被他國圈占多年。南海地區海洋安全形勢更為嚴峻，共有六國七方直接卷人南海海域和島嶼爭端，已經呈現島嶼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資源被掠奪的嚴重局面。

我國東海的島嶼數量占全國的58%，在東海應歸我管轄的約54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日本與我國重疊海域面積約16萬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東海海域發現海底石油蘊藏，東海海洋權益問題日益凸現出來。盡管2000年6月中日“東海大陸架漁業協定”生效，雙方在有序管理漁業資源方面達成初步共識，但東海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其中最大的島嶼主權問題是釣魚島列島主權的爭議。釣魚島距離我國的臺灣島東北端120海里。無論是從法理，還是從歷史依據上看，釣魚島無可爭議地屬于我國，但是，日本一直企圖把釣魚島據為己有。最近，日本政府又搞了一個所謂的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日本國民“租借”釣魚島的花招，以年租金2256萬日元長期“租借”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如果爭得釣魚島的主權，日本可以和我國劃分東海大陸架大約2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并進而奪取東海豐富油氣資源的一半。

南海是我國最大的海域，占中國海域的一半。幾乎大部分南海海域，包括南海諸島，都存在著爭議，其中又以南海群島的主權問題最為嚴重。中國在南海群島中只控制著8個島礁，其中包括臺灣控制的太平島。其他島礁基本上已被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越南、印度尼西亞瓜分殆盡，而且被大肆開采。南海群島是屬于我國的領土，從歷史上、法理上、管理上，我國都有充分的證據。我國主張和平解決南海群島問題，由有關各方在尊重國際法、國際海洋法基礎上解決爭端。但上述國家仍向所侵占的島嶼派兵、移民，加緊修建燈塔、漁港和簡易機場，并非法進行勘察、繪圖，大肆開發島嶼周圍海域的油氣資源，企圖造成“有效控制”的既成事實，以取得這些島嶼的主權。目前，我國海洋島嶼爭端紛起，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島嶼歸屬形成的爭端、海域劃界、海洋資源爭奪和海上優勢地位的爭奪等方面，尤其是南海島嶼之爭已趨白熱化，各方互不相讓。這些矛盾若處理和控制不當，就會演變成海上沖突。為有效解決島嶼及海域的劃界及主權問題，避免沖突的發生，我們必須不斷加強海洋防衛建設。

劉玲松

淺議美越軍事合作升溫對南海局勢的影響

軍情與防務

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圣領土，中國對南沙群島擁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但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迄今，我國南沙群島島礁以及海域被東南亞周邊國家侵占，資源遭到大量掠奪。而近幾年南海緊張局勢更是逐漸趨于白熱化。越南是東盟國家中唯一提出對西沙、南沙群島擁有全部主權的國家，也是在南沙占領島礁最多，擴張野心最大，對我國構成威脅最大的國家。在越南動作頻頻的背后隱約可見美國的影子，近年來美國與越南的關系發展迅速，尤其是兩國軍事關系不斷升溫，給本已錯綜復雜的南海局勢平添了幾分緊張因素。

美越軍事合作升溫對南海局勢的影響

1便于美國介入南海問題，加強對南海地區的滲透2促使越南在中美之間“走鋼絲”，利用美國的力量抗衡中國3南海局勢進一步被國際化，中國按自身意愿解決南海問題難度加大。4增加了南海問題中的“軍事色彩”，解決南海問題將面臨更多障礙。

車德軍

試析美日印介入南海爭端問題

東南亞之窗》2011年第3期（總第17期）南海爭端原本是中國和爭端國家的雙邊問題，但出于各自 的利益，一方面美國、日本、印度積極介入，另一方面南海周邊國家也愿意拉攏美、日、印的介入，使得中國解決南海爭端的難度大大增加。美日印介入南海爭端的新動態

（一）美國繼續推行其“重返亞洲”戰略，持續關注南海局勢，與菲越等國軍事互動頻繁。

（二）日本積極加強與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關系，從日本本國利益出發，傾向于將南海問題國際化，以求制衡中國。三）印度加快推進其“東進”戰略轉移，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與越南聯合對抗中國。

王春陽

從釣魚島主權問題看中美日三邊關系

崔立如

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中國的作用* 現代國際關系》 2006年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