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審計決定能否作為調整建筑工程款結算的依據

審計決定能否作為調整建筑工程款結算的依據？——法院判決采納審計報告案

2009-11-01

審計決定能否作為調整建筑工程款結算的依據 ——兩宗判決不同的拖欠建筑工程款糾紛案案例 ——法院判決采納審計報告案

【案情簡介】

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下稱龍崗分局）

被告：深圳市超卓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超卓公司）

被告：彭某某

1994年5月18日，原告龍崗分局與被告超卓公司簽訂了一份《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由被告超卓公司為原告龍崗分局承建拘留所、看守所辦公大樓、預審收審綜合樓工程。開工日期為1994年7月1日，竣工日期為1995年4月30日，工程價款為10773500元。工程款支付方式為銀行轉賬，原告預付270萬元工程款，1994年6月1日前付25%，自1994年6月開始每月按工程量及進度支付，工程款必須到公司賬戶。此外，還約定結算方式根據實際工程量，并提供圖紙及有關資料，按有關部門結算為準等，但未約定施工企業(yè)的取費等級。合同簽訂后，被告超卓公司將該工程交給公司下屬的第二工程處承建，被告彭某某是該工程處的承包人，亦是公司職工。工程于1994年開工，后由于原告方對工程內容作了較大變動，工程實際竣工時間為1995年12月。自1994年6月24日至1996年1月31日，原告共支付工程款1093萬元給被告。被告超卓公司實際收到15萬元，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1997年7月，龍崗區(qū)定額站作出工程結算書，工程結算總價為10189799.54元。原告對該結算未予承認。

1998年11月17日至1999年12月9日被告彭某某被龍崗分局采取拘留措施，后被取保候審。

在此期間，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龍崗區(qū)審計局審計對該工程項目作出了審計，審計結果工程造價為9245304.89元。被告彭某某據此向原告作出《關于龍崗區(qū)公安分局“三所”工程經審計超支工程款的還款計劃承諾書》，承諾1999年6月15日前退還30萬元，1999年6月25日前退還100萬元。

1999年9月29日，被告彭某某向超卓公司出具了《關于超支區(qū)公安局“三所”工程款的報告》，報告計劃在1999年9月27日前支付10萬元給被告超卓公司歸還原告，10月10日前歸還30萬元，10月底前歸還50萬元，其余在1999年12月底之前全部還清超卓公司代付給區(qū)公安局超支款額并承擔在此期間的利息。

由于被告彭某某沒有履行還款承諾，原告龍崗分局于1999年8月24日，以龍崗區(qū)審計局的審計造價9245304.89元為依據，向龍崗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超卓公司歸還多收的工程款1684695元及其銀行利息。

【爭議焦點】

審計結果能否作為工程款的結算依據？

原告龍崗分局認為：本案的建設工程屬國家財政預算的建設項目，審計機關的審計報告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對審計報告未提異議，并承諾退還多收的工程款。

被告超卓公司認為：該工程項目的承接、施工、工程款結算均由被告彭某某負責，原告將工程款直接交彭某某，無權要求其公司返還。

被告彭某某認為：（1）其在深圳市龍崗區(qū)審計局《基建工程決算審查表》上的簽名，是在被原告采取拘留措施期間受脅迫的情況下所為，是違背真實意志的；（2）原告以強制性的行政手段解決經濟糾紛，是違法的；（3）審計不符合法律程序，實體內容不公正；（4）要求法院委托深圳市建設工程定額造價管理站對所作工程進行重新評估。

【代理思路】

代理律師接受被告彭某某的委托，參加了本案一審、二審的訴訟。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以下代理意見：

（一）關于彭某某與被告超卓公司的關系問題。

彭某某是超卓公司的職工，并擔任第二工程處的負責人（見深圳市建設局施工隊資格審查登記證），彭某某與超卓公司有承包關系，屬超卓公司的內部管理關系，不能據此認定為掛靠關系。

（二）關于合同的效力問題。

本案雙方簽訂的施工合同意思表示真實，內容沒有違反法律，應為有效合同。本案在審計部門未審計前，雙方當事人已依合同履行各自的義務，例如，超卓公司按合同約定完成工程，經驗收工程質量為優(yōu)良并交付使用；雙方依約提供資料給定額站結算，原告也已將工程款支付完畢。本案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應認定為有效合同。

（三）龍崗區(qū)定額站的結算結論對雙方有法律約束力。

雙方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第28條約定，結算方式是根據圖紙及實際工程量并提供有關結算資料經有關部門結算為準，乙方提交結算報告后20天內，甲方應批準結算報告，批準后10天內通知銀行撥款。該合同條款十分明確。事實上，雙方也按照這一條款履行。履行的具體時間是：乙方提交結算報告的時間為1995年5月30日；甲方批準結算報告的時間為1995年6月20日；甲方將撥款通知送達經辦銀行的時間為1995年6月30日。因此，本案中的工程結算方式是雙方的約定，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而龍崗區(qū)定額站是國家的法定建筑工程結算單位，其出具的結算書應對雙方有法律約束力。

（四）原告不按龍崗區(qū)定額站出具的工程結算書結算，是原告違約。

結算書是在1997年7月15日送交原告方的，但原告方收到結算書后，既不提出異議，也不予結算，對被告方提出的問題及復核報告也不正面答復，一直予以拖延。這是原告違約的表現(xiàn)。

本案的“三所”工程，于1995年12月竣工驗收并交付使用，被評為優(yōu)良工程。1996年初，龍崗區(qū)定額站根據原、被告雙方提供資料，歷時18個月，直至1997年7月才作出工程結算書，總造價為1018萬余元。在此期間，被告方多次因工程特殊原因向原告提出漏項結算的工程問題，并提出結算的協(xié)商方案，被告方也曾向龍崗區(qū)定額站提出漏項及結算異議（附復核報告），但都因為分局領導的人事變動未能解決。原告方于1997年7月15日收到該工程結算書，但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也沒有請求定額站復核，一直拖著不對有關結算項目予以復核處理。所有的資料都可顯示我方提出的結算的協(xié)商方案是合理、合法的，原告方的行為明顯屬于違約。

（五）審計不符法定程序，實體內容不公正，對被告不具法律約束力。

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規(guī)定，審計機關對工程項目的審計應是工程項目的預算和決算，本案中審計機關并沒有參與工程預算的審計，只對決算審計，不符法定程序。

2．審計局的10份《基建工程決算審查表》，是在彭某某被拘留期間，由審計人員先要被告彭某某簽字，然后再送到原告方及審計局簽字蓋章的，不是彭某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審計單位也違反審計程序。

3.審計機關不是國家的裁判機關，無權對經濟合同糾紛作出處理。因此，被告方請求法院另行委托工程造價評估機構對“三所”工程造價重新作出評估，并以這一結論作為判案依據。

4.審計結果未能反映工程的客觀面目，未能對工程作出全面、客觀、準確、公正的評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施工合同第1條1.4款明確表明合同價款為10733500元。施工合同的價款詞語含義明確說明結算價款根據工程量進行調整結算，原則上不能變；而原告方的結算推翻了原有合同的有關條款，重新按新的圖紙或中途變更的項目進行結算，嚴重違背合同原則進行結算。

（2）材料價格和材質確認壓價。原定額站的結算中參照1994年2月信息價，揭陽紅為210元／m2、星云黑為320元／m2，中國紅為900元/m2，而審計部門卻將這些材料參照近期即本年度的信息價，壓價分別為188元/m2、270元／m2、450元/m2，將星云黑說成是濟南青，將中國紅說成四川紅。審計報告毫無理由地修改定額站的定額，并不顧事實地變換材料的名稱，以達壓價的目的。這些石材就在“三所”的工程內，到底是星云黑還是濟南青，是中國紅還是四川紅，可聘專家到現(xiàn)場進行取材鑒定。

（3）壓低人工費套價。審計報告將人工費按深圳市定額站（1993）15號文件規(guī)定進行調差，這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施工合同簽訂的開工期是1994年7月至1995年4月，但實際由于原告方反復修改圖紙方案，造成延期開工延誤工期達8個多月，主要施工期是在1995年期間。因此，應按照1995年度執(zhí)行的（1994）15號文件進行人工調差。

（4）少計工程量。定額站原確認的電價補差，也是法定的依據，而審計局卻將其刪去；定額站將包邊門套油漆計算了工程量，審計報告卻扣掉。

（5）定額套價不符實際。被告超卓公司是二級企業(yè)，但審計報告卻按三級企業(yè)套價；對原裝飾部分工程，定額站是套用1995年裝飾綜合價，而審計卻按土建定額套費，這明顯不符事實。所有裝飾都因原告方的全面性、行政性變更造成，并且是二次裝飾。此項的變更都發(fā)生在1995年，有據可查，且并非局部性的變更，而是全面性的裝飾改變。

（6）原告方所提供的被告方支取該項工程款項1093萬元有誤，被告方在該項工程支取款項為1073萬元。被告方要求核對支取款項數(shù)額。

被告對審計報告的異議，詳見附件說明。

“三所”工程是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由于區(qū)定額站與審計局的結算存在重大差異，審計單位嚴重偏袒原告，因此，在法院的主持下，將該工程交由深圳市定額站作重新評估結算，是公正做法。

【審理與判決】

一審情況

一審期間，法院于1999年11月29日委托深圳市建設工程定額造價管理站對該工程進行評估。該站出具了深建價函（2000）05號《工程造價審查意見書》、深建價函（2000）11號《復查意見》，最終的審查評估結論為：如果按二類企業(yè)取費，工程造價為10706712.27元；如果按三類企業(yè)取費，該工程造價為9611989.58元。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彭某某在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施工隊期間，承建原告“三所”工程，而被告超卓公司的企業(yè)資質等級為工民建施工二級，原、被告雙方對企業(yè)取費等級未做特別約定，則該工程應以二類企業(yè)取費。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由本院委托深圳市建設工程定額造價管理站所作評估，工程造價應以二類企業(yè)取費，工程造價為10706712.27元，而原告共支付1093萬元，被告應退還多收部分工程款223288元及其占有期間的利息。此外，被告彭某某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第二工程處，其本人亦是被告超卓公司職工，屬內部承包，該多收部分工程款應由被告超卓公司返還。但鑒于原告所支付的工程款中除15萬元是被告超卓公司收取外，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因此被告彭某某應承擔歸還多收款項及其利息的民事責任。該利息自原告支付的最后一筆工程款的時間1996年1月31日的次日計算較妥。遂判決如下：

1.被告彭某某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歸還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多付工程款223288元及該款自1999年2月1日始到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

2.被告超卓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審情況

一審判決后，原告龍崗分局不服，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龍崗公安局與超卓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將“三所”工程交由超卓公司承建。因“三所”工程是屬于財政投資的國家建設項目，依法應接受審計機關的審計監(jiān)督。審計機關代表國家所作出的審計結論，一經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及權威性，非經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程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撤銷或變更。本案中，龍崗區(qū)審計局對彭某某和超卓公司所承建的“三所”工程進行了審計，并將審計結果送達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并未對審計結果依法定程序提出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因而龍崗區(qū)審計局所作的審計意見具有法律效力。依據龍崗區(qū)審計局的審計意見，彭某某所承建的“三所”工程總造價為人民幣9245304.89元，而龍崗公安局已付工程款人民幣1093萬元，多付人民幣1684695.11元。龍崗公安局上訴請求彭某某和超卓公司返還多付工程款人民幣1684695元及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多付的工程款除15萬元是超卓公司收取外，余款均由彭某某收取，因而，彭某某應返還龍崗公安局多收的工程款及利息，利息計算應從龍崗公安局支付的最后一筆工程款的次日起計，即1996年2月1日起計算。超卓公司為彭某某返還上訴工程款本息承擔連帶責任。上訴人龍崗分局的上訴理由成立，應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部分有誤，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三）項之規(guī)定，遂判決如下：

1.維持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法院（1999）龍法經初字第317號民事判決第二項；

2.變更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法院（1999）龍法經初字第317號民事判決書第一項為：彭某某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償還龍崗公安局多付工程款人民幣1684695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規(guī)定計付，從19％年2月1日起計至還款之日止）。

【律師提示】

這兩個案子可算是我國法律在不斷完善過程中的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工程結算與審計結果關系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許多人包括律師、法官、審計人員等對工程結算與審計結果的關系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

一種觀點認為：審計機關要對國家建設項目預算執(zhí)行情況和決算進行審計，必然就要對合同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審查，如屬于虛假和違法的合同，審計機關有權在職權范圍內進行監(jiān)督處理。對高估冒算、虛報冒領的金額必須堅決剔除并進行追究，實際上不是在否定合同，而是在維護合同的嚴肅性。如果因為審計結論對一些工程項目的結算價款作了調整，就認為審計行為否定了合同、否定了民事主體之間的平等、否定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這種認識是片面的，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護。審計決定對被審計單位及有關單位具有法律效力，不服審計決定的，應首先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另一種觀點認為：審計是代表國家的行政監(jiān)督行為，審計機關與被審計單位之間是一種審計行政法律關系，其審計監(jiān)督行為只對被審計單位具有法律約束力，而施工單位不是法定的被審計單位，不屬于審計行政法律關系的直接關系人，故審計機關的審計決定，對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審計機關無權干預發(fā)包人與施工單位因施工合同而發(fā)生的民事關系。

承辦律師對上述問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在代理過程中，也未能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和法律依據說服持不同觀點的人。不同的當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引用不同的法律、法規(guī)，闡述各自的理解，似乎各有道理。而作出上述兩案工程《審計決定（意見）》的審計機關，自始至終派人參加了本案的一審、二審旁聽，足見審計機關對自己作出的審計決定的效力，也深存疑慮，十分關注法院對其《審計決定（意見）》效力的認定。

這類案件在近幾年有上升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終于為我們在辦案中指明了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日，以（2001民一他字第2號函答復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已確定的工程價款與審計部門審計的工程決算價款不一致時如何運用法律問題的電話答復意見》中指出：“審計是國家對建設單位的一種行政監(jiān)督，不影響建設單位與承建單位的合同效力。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案件應以當事人的約定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只有在合同明確約定以審計結論作為結算依據或者合同約定不明確、合同約定無效的情況下，才能將審計結論作為判決的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4日，以（2001）民一他字第19號答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常州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與常州星港幕墻裝飾有限公司工程款糾紛案的復函》中指出：“你院關于常州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證券公司）與常州星港幕墻裝飾有限公司工程款糾紛案的請示收悉。經研究，我們認為，本案中的招投標活動及雙方所簽訂的合同合法有效，且合同已履行完畢，依法應予保護。證券公司主張依審計部門作出的審計結論否定合同約定不能支持。”

第二篇：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的風險分析

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的風險分析

（發(fā)稿時間：2009-11-2 14:54:40閱讀次數(shù)：281）

[摘要]審計機關有權對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進行審計監(jiān)督，但是審計結論對承包人并不當然具有法律約束力，工程結算仍然應當以合同約定為依據。此種風險是由于對審計監(jiān)督權存在不同認識、混淆不同性質法律關系以及工程價款結算技術復雜造成的。應當通過審計機關對工程變更給予充分

理解，當事人合理確定工程造價和做好結算審核工作來加強風險控制。

[關鍵詞]工程結算；竣工決算；審計結論；合同約定；損失預防

1問題的提出

2005年1月24日，被申請人A市高速公路發(fā)展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與申請人B省公路橋梁工程總公司（下稱“乙公司”）簽訂了一份公路路面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約定：由乙公司承建甲公司發(fā)包的國道212線某段高速公路路面工程項目；合同約定總價為87，445，809元，同時在合同附件中約定據實結算；工程保留金在缺陷責任期滿并發(fā)給缺陷責任終止證書后以及通過國家竣工審計14天內，由監(jiān)理工程師簽發(fā)保留金支付證書，將剩余保留金支付給乙公司。2005年12月29日，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后交付給甲公司，雙方辦理了工程結算并確認工程實際價款為87，319，251元。2007年11月15日，A市審計局向甲公司出具了一份《審計決定書》，該審計決定調減工程款4，972，583.60元，并要求甲公司按照審計結論與乙公司辦理結算。但是，乙公司拒絕按照《審計決定書》履行。雙方協(xié)商未果后，2008年5月乙公司依照約定就支付尚欠工程保留金2，182，981元向A市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2008年11月，A市仲裁委員會經過審理后認為，通過國家機關的竣工決算審計并不是支付保留金的必備條件，因為此項約定僅僅是針對“保留金的退還”，而不是工程款的計算辦法。在關于工程款計算辦法的約定中，雙方并沒有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以審計結論作為結算依據，因此，甲公司將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的理由不充分，甲公司負有義務將工程保留金支付給乙公司。本案（下稱“甲公司與乙公司結算糾紛案”）主要涉及國家審計機關出具的審計結論能否作為工程的結算依據？當事人雙方確認的結算款與審計結論確認的決算款不一致時，審計結論是否當然具有更強的法律效力？其中存在哪些風險？引起這些風險的原因有哪些？應當如何控制這些風險？

2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存在現(xiàn)實風險

我國《審計法》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審計機關對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的預算執(zhí)行情況和決算，進行審計監(jiān)督”。在甲公司與乙公司結算糾紛案中，甲公司投資建設的國道212線屬于政府投資，自然應當接受審計機關的審計監(jiān)督。但是，以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對承包人和發(fā)包人卻存在很大

風險。

（1）對承包人而言，發(fā)包人往往擴大適用審計結論的效力范圍。工程結算是承包人與發(fā)包人辦理的工程價款結算活動，而竣工決算則是發(fā)包人編制的工程項目從籌建到竣工投產或使用的全部實際支出費用的匯總與統(tǒng)計活動。工程結算與竣工決算的區(qū)別是明顯的。其一，編制主體不同。前者由承包人編制并由發(fā)包

人審查與批準，而后者則是由發(fā)包人負責編制。其二，結（決）算范圍不同。前者的范圍是合同約定的工程項目，而后者的范圍則包括整個建設項目。其三，成本內容不同。前者是合同范圍內的直接成本部分，而后者不但包括直接成本并且包括計入建設成本的其他費用。在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中，竣工決算不僅由發(fā)包人負責編制，而且還要經過國家審計機關審計和驗收委員會確認。實踐中，審計機關常常強行要求發(fā)包人按照審計結論確定的決算款與承包人進行結算。但是，我國《審計法》第十六～二十四條明確規(guī)定了被審計的對象及事項，這些對象及事項中并不包括承包人。因此，承包人與審計機關沒有行政法意義上的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關系，審計機關的審計結論并不能對承包人產生直接影響。然而，承包人不是被審計對象，并不意味著承包人不承擔任何義務。事實上，審計機關在安排國家建設項目審計時，必要時可以依照法定審計程序對勘查、設計、施工、監(jiān)理、采購、供貨等單位與國家建設項目有關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監(jiān)督。盡管此等情形下，仍然只有發(fā)包人才是被審計的對象，但是，審計機關和發(fā)包人卻往往擴大適用審計結論的效力范圍，利用發(fā)包人的優(yōu)勢地位，將審計結論

確定的竣工決算款直接作為工程結算的依據。

（2）對發(fā)包人而言，審計結論可能對承包人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審計機關的審計結論對于承包人并非沒有任何影響，如果審計過程中審計機關發(fā)現(xiàn)工程造價審減等問題確系違反合同約定，或者發(fā)包人與承包人結算的工程價款并不真實，那么發(fā)包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與承包人協(xié)商解決，審計機關也可以向相關部門反映。其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已確認的工程決算價款與審計部門審計的工程決算價款不一致時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電話答復意見》就明確指示：“審計是國家對發(fā)包人的一種行政監(jiān)督，不影響發(fā)包人與承建單位的合同效力。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案件應以當事人的約定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只有在合同明確約定以審計結論作為結算依據或者合同約定不明確、合同約定無效的情況下，才能將審計結論作為判決的依據”。可見，審計結論只能作為判決或者裁決工程結算價款糾紛的證據之一，在效力上并不高于當事人之間明確約定的價款事項的效力。除非合同明確約定以審計結論作為結算依據或者在合同約定不明確、合同約定無效的情況下，審計結論才能作為扣減承包商工程結算款的直接理由。在甲公司與乙公司結算糾紛案中，正是由于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以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也不存在合同約定不明和合同約定無效的情形。相反，合同明確約定“據實結算”而且工程竣工后雙方已經辦理了工程結算，A市仲裁委員會才據此裁決甲公司仍然負有按照合同約定結算工

程款的義務。

3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存在風險的成因分析

正因為國家審計活動對于發(fā)包人嚴格控制工程造價、提高經濟效益、加強廉政建設確實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審計機關側重強調審計結論的監(jiān)督效力，往往擴大適用審計結論的效力范圍。而承包人則常常以自己不是被審計對象，審計結論對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為由進行抗辯。那么，此種矛盾與沖突所引致風險的原因

有哪些呢？

（1）對國家審計監(jiān)督權認識不一致。行政管理所具有的復雜性，決定了國家很難制定一部詳盡的行政法律對不同領域、不同地區(qū)的具體問題進行統(tǒng)一規(guī)范。因此，行政法律大都是總則性質的原則性規(guī)定，實施細則則由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以及國務院部門的行政規(guī)章和地方政府的行政規(guī)章來具體規(guī)定。審計法

律關系作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也不例外。這樣，對于《審計法》的實施細則，不同的立法者可能存在不同認識。例如，2001年8月1日施行的《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國家建設項目審計辦法》第十五條就規(guī)定，工程合同各方結算工程價款必須以審計機關作出的建設項目竣工決算審計結論為依據。顯然，這項規(guī)定是對《審計法》、《審計機關國家建設項目審計準則》的誤讀。一方面，工程結算價款與決算審計價款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lián)系，這種規(guī)定額外增加了承包商的義務。另一方面，在建設工程合同法律關系中，發(fā)包人和承包人的地位是平等的，都要平等地按照合同約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雙方結算工程款的依據只能是合同約定。

（2）不同性質的兩種法律關系混淆。發(fā)包人與審計機關形成的審計法律關系屬于行政法律關系，而發(fā)包人與承包人形成的建設工程合同法律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二者在法律性質上存在本質不同。不僅如此，它們也由不同性質的法律來調整，前者由公法調整，后者由私法調整。作為公法，行政法調整以命令和服從為特征的國家行政管理關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具有不平等性，強調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將行政機關的合法行政行為作為行政法律關系發(fā)生的唯一依據。作為私法，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確認民事主體之間的平等地位是民法區(qū)別于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強調民事主體之間的自由意志，將當事人根據意思自治、平等協(xié)商形成的共同意志行為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發(fā)生的重要依據。經當事人共同確認的工程結算辦法或者確認的結算款額，是雙方平等協(xié)商形成的共同意志，而審計機關通過審計確認決算價款則屬于行政行為，是審計機關對發(fā)包人行使監(jiān)督權的結果。在甲公司與乙公司結算糾紛案中，A市審計局和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按照審計結論辦理結算，就是錯誤地將行政權力運用

到民事領域，造成行政行為對民事行為的不當干涉。

（3）工程價款結算技術復雜。一般而言，在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中，工程竣工資料繁多，結算工作量巨大，工程造價計算極具專業(yè)性。對于其中的某些問題，當事人雙方可能持不同的意見，因此從開工到竣工都需要通過大量工作進行溝通與協(xié)調，才能對工程造價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見。盡管如此，由于建設工程的復雜性、系統(tǒng)性以及體系的龐大性，雙方最后確認的工程結算價可能仍然不是絕對客觀準確的數(shù)據，所謂的最終一致意見往往是相互妥協(xié)的結果。換言之，合同當事人確認的結算價與任何第三方獨立得出的結論存在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這種差異不被理解或者不被恰當理解就極易導致沖突與糾紛。

4審計結論作為工程結算依據的風險控制

風險控制主要有風險避免和損失控制兩種方法。根據建筑業(yè)的行業(yè)特點，采用風險避免這種拒絕風險或者放棄承擔風險的風險控制措施，顯然是不適當?shù)囊彩遣滑F(xiàn)實的，因為風險避免的結果只能是拒絕簽訂合同，因此應當在損失控制方法中選擇優(yōu)化的方案。為了有效控制審計結論給工程結算帶來的風險，損失控制

方法中的損失預防是首選措施。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合理確定工程造價，防止工程結算款與審計結論差異過大。為了盡可能準確地結算工程價款，可以采用建設部發(fā)布的《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guī)范》（2003年2月17日）中規(guī)定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計價模式，即“確定量、市場價、競爭費”“。確定量”是指在全國范圍統(tǒng)一的“項目編碼”和“項目名稱”下，采用“統(tǒng)一的計量單位和統(tǒng)一的工程量計算規(guī)則”。而“市場價”和“競爭費”則是指徹底地放開價格，將工程量消耗定額中的工、料、機等價格和利潤、管理費全面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投標人則根據自身專業(yè)技術特長、材料采購

渠道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制定出符合企業(yè)自身利益的報價。如果市場上形成有序競爭、確定規(guī)范的競爭價格，并由報價不低于成本價的合理低價者中標，將會促進有序、有據地確定工程價款，防止工程結算款與審計結論差異過大所引致的風

險。

（2）審計機關對設計變更或者工程量增加應當給予充分理解。在工程建設過程中，根據實際需要和不同情況，常常會出現(xiàn)設計變更和工程量增減，工程結算價款以及審計決算價款都應當根據實際工程量和最后采用的設計來計算。《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guī)范》確認在“從約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下，雙方互相妥協(xié)和討價還價是確定工程造價的基本方法。審計機關不僅應當合法地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監(jiān)督權，而且應當合理地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不能越權或者不當干涉民事行為。一般而言，對超出合同訂立時的內容，只要是在不違背大原則的前提下，合同雙方和監(jiān)理人員通常都會相互理解、互相妥協(xié)并達成一致的意見。因此，在審計工程決算款時，審計機關應當充分考慮到工程建設過程中的變數(shù)，根據實際工程量進行審計監(jiān)督，如果僅以“套用定額子目”偏高為由來否定發(fā)包人與承包人確認的工程結算價款則是不恰當?shù)模彩遣荒芤岳矸说摹?/p>

（3）發(fā)包人和承包人應當認真做好工程價款結算審核工作。與審計不同，工程價款結算審核是發(fā)包人與承包人按照合同的約定，共同審查、核對工程財務收支，或者發(fā)包人與承包人共同指定審價機構進行工程財務收支審查、核對并結算最終的工程結算價款，以確保工程價款計算正確的活動。作為一種民事行為，工程價款結算審核主要以工程量是否正確、單價套用是否合理、費用計取是否準確為重點。對工程量的審核，重點是熟悉工程量的計算規(guī)則，分清計算范圍、限制范圍以及仔細核對計算尺寸與圖示尺寸是否相符，防止出現(xiàn)計算錯誤。對套用單價的審核，應當嚴格按照標準執(zhí)行，不能隨意提高和降低。對費用計取的審核，應注意取費文件的時效性、執(zhí)行的取費表與工程性質是否相符、費率計算是否正

確、價差調整的材料是否符合文件規(guī)定。

5結語

由于國家審計機關所作出的審計結論只能作為一種證據而存在，在證明力上并不當然高于其他證據，因此，工程價款結算仍然應當以雙方當事人的合同約定為準。在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審計過程中，審計機關應當正確履行審計監(jiān)督職責，做到客觀公正。只有正確維護發(fā)包人和承包人的正當合法權

益，才能真正維護國家利益不受侵害。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工程款結算依據指導案例9則

最高人民法院：工程款結算依據指導案例9則

1.固定價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計算應綜合考慮

——約定固定價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確定工程款時，應綜合考慮案件實際履行情況及雙方當事人過錯等因素。

2.承包合同無效時，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時更多

——建設工程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處理的，不應獲得比合同有效時更多利益。

3.同一工程兩份合同，應以備案中標合同為結算依據

——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簽訂兩份合同，發(fā)生爭議時應以備案的中標合同而非以存檔合同文本作為結算工程款依據。

4.適用“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前提須合同約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司法解釋第20條“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適用前提是當事人已作約定。

5.以行政審計作為工程款的結算依據，應有明確約定

——建設工程合同當事人對接受行政審計作為確定工程款結算依據的約定應具體明確，而不能通過解釋推定方式認定。6.工程款已結算并履行的，例行審計不影響結算效力

——在雙方已通過結算協(xié)議確認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畢情況下，國家審計機關所做審計報告，不影響結算協(xié)議效力。

7.工程款約定及法定結算方式，應優(yōu)于司法鑒定適用

——對工程款如何確定，在當事人已有明確約定，同時法律亦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再對工程款做鑒定沒有法律依據。

8.約定固定單價，未完工的，可按完結率計算工程款

——約定固定單價結算方式，在未完工狀態(tài)，可按完結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權重比例乘以固定單價方式確定工程款。

9.備案合同與補充合同約定不同，工程款應如何結算

——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施工合同與備案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以備案合同作為工程款的結算根據。

10.工程造價成果文件簽字簽章瑕疵，不一定導致無效

——工程造價成果文件簽字簽章雖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證據證明力結論，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內容。【規(guī)則詳解】

1.固定價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計算應綜合考慮 ——約定固定價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確定工程款時，應綜合考慮案件實際履行情況及雙方當事人過錯等因素。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固定價款｜提前解除

案情簡介：2011年9月，建筑公司與開發(fā)公司簽訂施工合同，約定土建、安裝工程固定單價1860元/平方米，且“單價一次性包死”，合同總價款為6800萬余元。2012年6月，開發(fā)公司在土建完成、主體驗收后，以建筑公司拖延工程進度、不按圖施工等理由通知解除合同。有關工程款計算依據，成為爭議焦點之一。

法院認為：①建筑公司作為承包人，其實現(xiàn)合同目的、獲取利益前提是完成全部工程，故本案雙方約定按建筑面積固定總價的“一次性包死”計價方式，貫徹了工程地下部分、結構施工和安裝裝修三階段綜合平衡的報價原則。同時，我國當前建筑市場行業(yè)普遍存在地下部分和結構施工薄利或虧本現(xiàn)實，系因鋼筋、水泥、混凝土等主要建筑材料價格相對較高且大多包死，施工風險和難度較高，承包人需配以技術、安全措施費用才能保質保量完成等所致；而安裝、裝修施工是在結構工程已完工后進行，風險和成本相對較低，故安裝、裝修工程大多可獲相對較高利潤。本案中，建筑公司將土建、安裝工程全部承攬，其一次性包死的承包單價系針對整個工程作出，如其單獨承包土建工程，報價一般要高于整體報價中所包含的土建報價。作為發(fā)包方的開發(fā)公司單方違約解除合同，如仍以約定計價單價計算已完工程價款，對建筑公司明顯不公。另外，合同解除時，建筑公司施工面積已達到雙方審定圖紙設計的結構工程面積，但整個工程安裝、裝修工程尚未施工，建筑公司無法完成與施工面積相對應的全部工程量。此時，如仍以合同約定的總價款確定本案工程價款，則又對開發(fā)公司明顯不公，亦印證雙方當事人約定的工程價款計價方法已無法適用。②對于約定了固定價款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雙方未能如約履行，致合同解除的，在確定爭議合同工程價款時，既不能簡單地依政府部門發(fā)布的定額計算工程價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約定的總價與全部工程總價比值作為下浮比例，再以該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預算價格方式計算工程款，而應綜合考慮案件實際履行情況，并特別注重雙方當事人過錯和司法判決價值取向等因素來確定。其中，以合同約定總價與全部工程預算總價比值作為下浮比例，再以該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預算價格進行計價的方式，雖以此試圖還原合同約定價，但卻忽略了當事人雙方利益平衡及司法判決價值取向。本案中，至開發(fā)公司解除合同時，建筑公司承包的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開發(fā)公司解除合同行為破壞了雙方交易背景，此時如再還原合同約定的土建工程價款，既脫離實際情況，違背交易習慣，又會產生對守約一方明顯不公的后果。③根據本案情況，應根據實際完成工程量，以建設行政管理部門頒發(fā)的定額取費核定工程價款為依據，計算已完工程價款為4200萬余元，扣除已支付部分，判決開發(fā)公司支付建筑公司余下工程款及違約金，建筑公司交付開發(fā)公司已施工部分全部施工資料和全部工程圖紙。實務要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固定價款而提前解除情形，在確定工程款時，既不能簡單地依據政府部門發(fā)布的定額計算工程價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約定的總價與全部工程總價比值作為下浮比例，再以該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預算價格方式計算工程價款，而應綜合考慮案件實際履行情況，并特別注重雙方當事人過錯和司法判決價值取向等因素來確定。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終字第69號“某建筑公司與某開發(fā)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見《青海方升建筑安裝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與青海隆豪置業(yè)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審判長韓延斌，審判員吳曉芳，代理審判員王林清），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512/230:11）。2.承包合同無效時，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時更多

——建設工程合同無效，但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合同處理的，不應獲得比合同有效時更多利益。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合同無效

案情簡介：2003年，莫某以掛靠建筑公司名義與開發(fā)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莫某以其與開發(fā)公司口頭約定為由，訴請開發(fā)公司據實結算并支付工程款余款及利息。

法院認為：①莫某以建筑公司名義與開發(fā)公司所簽施工合同，違反了《建筑法》第26條第2款規(guī)定，應確認無效。②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與開發(fā)公司發(fā)生法律關系的是建筑公司，而非莫某，故莫某與建筑公司對合同無效應承擔全部責任。即便開發(fā)公司對此知情，應承擔一定過錯責任，亦不影響本案實體處理。依《合同法》第58條規(guī)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而本案中雙方僅對工程款計算數(shù)額存在爭議，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故過錯責任認定并不影響涉案工程款數(shù)額計算。③鑒于建筑工程特殊性，雖合同無效，但莫某與建筑公司的勞動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涉案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guī)定，建設工程無效合同參照有效合同處理，應當參照合同約定來計算涉案工程款。莫某與建筑公司主張應據實結算工程款，其主張缺乏依據。莫某與建筑公司不應獲得比合同有效時更多的利益，故判決涉案工程款依合同約定結算。

實務要點：鑒于建設工程特殊性，合同雖無效，但施工人勞動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建筑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的解釋》第2條規(guī)定，建設工程經竣工驗收合格，承包人請求參照有效合同處理的，應參照合同約定來計算涉案工程價款，承包人不應獲得比合同有效時更多的利益。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235號“莫某與某開發(fā)公司等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見《莫志華、深圳市東深工程有限公司與東莞市長富廣場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代理審判員宋春雨、王毓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3:441）。3.同一工程兩份合同，應以備案中標合同為結算依據

——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簽訂兩份合同，發(fā)生爭議時應以備案的中標合同而非以存檔合同文本作為結算工程款依據。

標簽：施工合同｜陰陽合同｜工程款｜結算依據｜備案中標合同｜存檔合同 案情簡介：2003年，開發(fā)公司與建筑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主體工程完工，因工程款問題形成糾紛。一審庭審中，開發(fā)公司另行提交檔案館存檔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相較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雙方提交的合同文本，多了有關工程款“優(yōu)惠8個點”的條款，經鑒定系開發(fā)公司工作人員書寫。法院認為：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規(guī)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該條是指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簽訂兩份不同版本的合同，發(fā)生爭議時應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依據，而不是指以存檔合同文本為依據結算工程價款。②開發(fā)公司提交檔案館存檔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文本，所載爭議條款系開發(fā)公司工作人員何某書寫，無證據證明該條款系經雙方當事人協(xié)商一致。故應以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雙方提交的同樣內容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為本案結算工程款依據。

實務要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關于“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規(guī)定，是指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簽訂兩份不同版本合同，發(fā)生爭議時應以備案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根據，而不是指以存檔合同文本作為結算工程價款依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終字第74號“某建筑公司與某開發(fā)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見《西安市臨潼區(qū)建筑工程公司與陜西恒升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審判員吳曉芳，代理審判員宋春雨），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08:365）。4.適用“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前提須合同約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司法解釋第20條“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適用前提是當事人已作約定。

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竣工結算文件｜視為認可｜法律適用

案情簡介：2003年，開發(fā)公司與建筑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2004年，開發(fā)公司收到建筑公司遞交的工程決算書后，未在合同約定時間內提出異議。2005年，建筑公司主張拖欠的工程款1200萬余元。開庭前，開發(fā)公司未在指定舉證期限內提交相反證據，亦未申請鑒定。庭審中，法院同意開發(fā)公司提交的鑒定申請，但開發(fā)公司以不同意法院確定的鑒定范圍為由拒交鑒定費，導致鑒定工作未能進行。

法院認為：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0條規(guī)定：“當事人約定，發(fā)包人收到竣工結算文件后，在約定期限內不予答復，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的，按照約定處理。承包人請求按照竣工結算文件結算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適用本條司法解釋前提條件是，當事人之間約定了發(fā)包人收到竣工結算文件后，在約定期限內不予答復，則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本案當事人只是選擇適用了建設部制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并未對發(fā)生上述情況下是否以承包人報送的竣工結算文件作為工程款結算依據一事作出特別約定，故不能以該格式合同文本中通用條款規(guī)定為據，簡單地推定出發(fā)包人認可以承包人報送的竣工結算文件為確定工程款數(shù)額依據。②本案不適用前述司法解釋規(guī)定，以承包人單方提交的竣工結算文件作為確認工程款數(shù)額依據，并不意味著《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通用條款內容對雙方當事人無約束力，違反這一規(guī)定，仍應承擔違約責任。之所以維持一審判決以建筑公司向開發(fā)公司報送的竣工結算文件作為確認工程款數(shù)額基礎的結論，系因在一審訴訟中，建筑公司將該竣工結算文件作為確定工程款數(shù)額的證據提交后，開發(fā)公司未在一審法院指定舉證期限內提出相反證據，亦未在此期限內申請鑒定。在一審法院同意就與工程款有關問題進行鑒定后，開發(fā)公司以不同意一審法院確定的鑒定范圍為由，未交納鑒定費，致使鑒定工作未能進行，開發(fā)公司應承擔舉證不能后果。在此情況下，法院只能以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作為確認工程款依據。

實務要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0條關于“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情形規(guī)定了適用前提條件即當事人之間有約定。在當事人未約定的情況下，不能簡單推定發(fā)包人認可以承包人報送的竣工結算文件為確定工程款數(shù)額的依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終字第52號“某開發(fā)公司與某建筑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見《江西圳業(yè)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與江西省國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審判長韓玫，審判員張進先、吳曉芳），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07:309）。5.以行政審計作為工程款的結算依據，應有明確約定

——建設工程合同當事人對接受行政審計作為確定工程款結算依據的約定應具體明確，而不能通過解釋推定方式認定。

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合同解釋｜建設工程｜行政審計 案情簡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簽施工合同約定工程款須經業(yè)主、區(qū)審計局審計。工程公司與建筑公司簽訂分包合同約定暫定價8000萬元，“最終結算價按業(yè)主審計為準”。2006年，經區(qū)審計局審計的分包工程結算款為1.1億余元，建筑公司據此已支付9800萬余元。2008年，市審計局對該工程進行竣工決算審計，結論是分包結算金額應為9400萬余元，建筑公司據此要求工程公司返還多支付的320萬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訴要求繼續(xù)支付工程余款427萬余元及利息。

法院認為：①根據《審計法》規(guī)定及其立法宗旨，審計機關對政府投資和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建設項目的預決算進行審計監(jiān)督，目的在于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防止建設項目中出現(xiàn)違規(guī)行為。建筑公司與工程公司之間關于工程款的結算，屬平等民事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故訴爭工程款結算，與法律規(guī)定的國家審計的主體、范圍、效力等，屬不同性質法律關系，即無論案涉工程是否須經審計，均不能以該審計結論，成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結算當然依據。②分包合同約定結算價按業(yè)主審計為準，系因該合同屬分包合同，其工程量與工程款的最終確定，需依賴合同外第三人即業(yè)主最終確認。故對該約定應理解為工程最終結算價須經專業(yè)審查，確定結算工程款真實合理性，該結果須經業(yè)主認可，而不應解釋為須在業(yè)主接受國家審計機關審計后，依審計結果進行結算。審計機關審計系對工程建設單位一種行政監(jiān)督行為，審計人與被審計人間法律關系與本案當事人間民事法律關系性質不同。故在民事合同中，當事人對接受行政審計作為確定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約定，應具體明確，而不能通過解釋推定方式，認為合同簽訂時，當事人已同意接受國家機關審計行為對民事法律關系的介入。故建筑公司所持以審計結論作為結算依據主張，不予支持，判決建筑公司繼續(xù)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實務要點：國家審計機關對工程建設單位進行審計是一種行政監(jiān)督行為，與建設工程合同當事人間關于工程款結算發(fā)生的民事法律關系性質不同。民事合同中，當事人對接受行政審計作為確定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的約定，應具體明確，而不能通過解釋推定方式，認為合同簽訂時，當事人已同意接受國家機關的審計行為對民事法律關系的介入。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號“某建筑公司與某工程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見《重慶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中鐵十九局集團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審判長辛正郁，代理審判員司偉、沈丹丹），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04/210:35）。6.工程款已結算并履行的，例行審計不影響結算效力

——在雙方已通過結算協(xié)議確認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畢情況下，國家審計機關所做審計報告，不影響結算協(xié)議效力。

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結算協(xié)議｜例行審計｜合同變更

案情簡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簽施工合同約定工程款須經業(yè)主、區(qū)審計局審計。工程公司作為分包商，與建筑公司所簽分包合同約定合同價暫定8000萬元，“最終結算價按業(yè)主審計為準”。2006年，經區(qū)審計局審計的分包工程結算款為1.1億余元，建筑公司據此已支付9800萬余元。2008年，市審計局對該工程進行竣工決算審計，結論是分包結算金額應為9400萬余元，建筑公司據此要求工程公司返還多支付的320萬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訴要求繼續(xù)支付工程余款427萬余元及利息。

法院認為：①建設工程合同當事人對接受行政審計作為確定工程款結算依據的約定應具體明確，而不能通過解釋推定方式認定。結合結算協(xié)議簽訂和實際履行情況，雖雙方當事人對區(qū)審計局所作審核報告是否即分包合同中約定的業(yè)主審計存在爭議，但該審計報告已獲案涉工程業(yè)主和雙方當事人認可，建筑公司與工程公司又在審核報告基礎上簽訂了結算協(xié)議并已實際履行。故即使該審核報告與雙方簽訂分包合同時約定的業(yè)主審計存在差異，但依《合同法》第77條第1款規(guī)定，雙方當事人簽訂結算協(xié)議并實際履行行為，亦可視為對原結算方式變更，該變更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②在雙方當事人已通過結算協(xié)議確認工程結算款并已基本履行完畢情況下，國家審計機關所作審計報告，不影響雙方結算協(xié)議效力。現(xiàn)建筑公司提出不按結算協(xié)議約定履行，但未舉出相應證據證明該協(xié)議存在效力瑕疵，故對其主張不予支持，判決建筑公司繼續(xù)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實務要點：在雙方當事人已通過結算協(xié)議確認了工程結算價款并已基本履行完畢情況下，國家審計機關所作審計報告，不影響雙方結算協(xié)議效力。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號“某建筑公司與某工程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見《重慶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中鐵十九局集團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審判長辛正郁，代理審判員司偉、沈丹丹），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04/210:35）。7.工程款約定及法定結算方式，應優(yōu)于司法鑒定適用 ——對工程款如何確定，在當事人已有明確約定，同時法律亦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再對工程款做鑒定沒有法律依據。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竣工決算報告

案情簡介：2005年，裝飾公司與置業(yè)公司簽訂施工合同，工程總造價“暫定1500萬元”。各部分裝飾工程竣工后，裝飾公司均向置業(yè)公司業(yè)主代表兼“臨時質量檢查督導小組”組長馬某遞交了竣工資料及竣工結算書。馬某簽字的結算單顯示增加、變更設計后的工程款為3000萬余元。置業(yè)公司在收到竣工決算書后，并未在約定的28天異議期內提出異議，而是將工程直接投入使用。其中，最后一層投入使用的時間為2006年12月29日。2007年，裝飾公司訴請置業(yè)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萬余元及相應利息。原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考慮到雙方工程款數(shù)額相差極為懸殊，遂根據置業(yè)公司申請安排鑒定。鑒定結果顯示工程款應為1700萬余元。

法院認為：①本案事實足以表明馬某雖非建設施工合同約定的駐工地代表，但其一直代表置業(yè)公司履行工程派駐工地代表應履行的職責。對于馬某代表置業(yè)公司對裝飾公司發(fā)出的報審竣工決算書的函、工程決算報告等，置業(yè)公司均未提出過異議。②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經驗收，置業(yè)公司即提前使用，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4條“建設工程未經竣工驗收，發(fā)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轉移占有建設工程之日為竣工日期”規(guī)定，應認定案涉工程屬竣工合格工程，且竣工日期應為置業(yè)公司開始使用之日。該建筑裝修后，最后一層投入使用的時間為2006年12月29日，應為整個工程的竣工日期。③各部分工程竣工后，裝飾公司均向置業(yè)公司遞交了竣工資料。置業(yè)公司在收到竣工決算書后，在合同約定的異議期內未提出任何異議。根據前述司法解釋第20條規(guī)定：“當事人約定，發(fā)包人收到竣工結算文件后，在約定期限內不予答復，視為認可竣工結算文件的，按照約定處理。承包人請求按照竣工結算文件結算工程價款的，應予支持。”故裝飾公司主張不認可鑒定結果，并認為其違背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合同約定及法律規(guī)定，請求以竣工決算報告為依據認定工程價款的理由成立，應予支持。判決置業(yè)公司向裝飾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實務要點：對于工程價款的確定，當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確約定，法律亦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可直接按合同約定和法律規(guī)定處理，對工程價款進行鑒定沒有法律依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278號“某裝飾公司與某置業(yè)公司裝飾裝修合同糾紛案”，見《以工程竣工決算報告確定工程價款的問題——北京市建筑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與周口欣欣置業(yè)有限公司裝飾裝修合同糾紛案》（吳景麗，最高院民二庭），載《商事審判指導·商事審判案例分析》（201402/38:151）。

8.約定固定單價，未完工的，可按完結率計算工程款

——約定固定單價結算方式，在未完工狀態(tài)，可按完結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權重比例乘以固定單價方式確定工程款。

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固定單價｜未完工｜補充協(xié)議 案情簡介：2007年，開發(fā)公司與建筑公司簽訂施工合同，約定了可調價結算方式。2010年，為解決因工程多次停工給建筑公司造成的損失，雙方簽訂補充協(xié)議，約定按每平方米均價的結算方式。2013年，施工無法繼續(xù)進行，雙方同意解除合同。對于已完工80%工程的款項如何結算，成為雙方主要爭議焦點。法院認為：①施工合同與補充協(xié)議均為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guī)強制性規(guī)定，應為合法有效，雙方應依約履行。因補充協(xié)議簽訂在后，且對施工合同約定進行了變更，雙方應按補充協(xié)議約定的固定單價方式進行結算。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規(guī)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依據。”該規(guī)定針對的是當事人在中標合同之外另行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以架空中標合同、規(guī)避中標行為和行政部門監(jiān)管的情形，而補充協(xié)議是在雙方履行施工合同過程中，為解決因工程多次停工給建筑公司造成的損失而簽訂，只是變更了結算方式，施工合同其他條款仍有效。故補充協(xié)議屬于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經協(xié)商一致的合同變更。③補充協(xié)議約定的固定單價，指的是每平方米均價，針對的是已完工程。但本案系未完工程，對建筑公司已施工的工程款，尚無法按每平方米單價確定。故先以固定單價乘以雙方約定的面積計算出約定的工程總價款，再通過造價鑒定計算出建筑公司完成的部分占整個工程比例，再用計算出的比例乘以約定的工程總價款確定建筑公司應得的工程價款。此種計算方法，能兼顧合同約定與工程實際完成情況，故依此確定建筑公司已施工工程款為1.3億余元。實務要點：協(xié)議約定已完工程固定單價結算方式，在工程未完結情況下，可按完結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權重比例乘以固定單價方式確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終字第309號“某開發(fā)公司與某建筑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見《約定了平方米均價的未完工程如何進行結算——唐山鳳輝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與赤峰建設建筑（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于蒙，最高院民一庭；審判長韓延斌，代理審判員王林清、于蒙），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201603/67:209）。9.備案合同與補充合同約定不同，工程款應如何結算

——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施工合同與備案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以備案合同作為工程款的結算根據。

標簽：合同效力｜黑白合同｜建設工程｜工程款｜結算依據

案情簡介：2009年，建筑公司經招投標成為物流公司建設工程中標單位，備案合同約定價款為6500萬余元，逾期付款按日萬分之三支付違約金。隨后雙方另簽補充合同約定合同價款暫定為5000萬元（以決算為準），并另行約定了逾期雙倍利率及分期支付工程款的條款。2011年，雙方所簽工程結算報告確認工程造價為5800萬余元。2012年，就拖欠的2500萬余元工程款，建筑公司訴請物流公司支付。

法院認為：案涉工程款與違約金計算應依當事人之間的合同約定。當事人就訴爭工程，前后簽訂了經備案的施工合同與補充合同。補充合同未經備案，且在工程價款上進行了重大變更，而工程價款屬于合同實質性內容，該補充合同違反了《招標投標法》第46條的強制性規(guī)定，依法應認定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規(guī)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故欠付的工程款與違約金計算應以經過備案的施工合同為依據，物流公司主張依另行簽訂的施工合同計算，因該合同無效，故不予支持。判決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的2500萬余元工程款，并按備案合同約定標準支付450萬余元違約金。

實務要點：當事人對于工程價款的重大變更，屬于合同的實質性內容，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1條規(guī)定，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某建筑公司與某物流公司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見《當事人就同一建設工程另行訂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與經過備案的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致的，應當以備案的中標合同作為結算工程價款的根據——浙江寶業(yè)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與天津老板娘水產食品物流有限公司、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王毓瑩，最高院民一庭），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案件解析》（201401/57:157）。10.工程造價成果文件簽字簽章瑕疵，不一定導致無效

——工程造價成果文件簽字簽章雖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證據證明力結論，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內容。標簽：工程款｜結算依據｜工程造價鑒定｜簽字簽章瑕疵

案情簡介：2011年，開發(fā)公司與建筑公司未依法招投標情況下簽訂建筑工程承包合同。2013年，因項目施工發(fā)生糾紛，在縣政府組織協(xié)調下，雙方簽訂《糾紛處理協(xié)議》，約定開發(fā)公司與建筑公司項目部共同委托審計單位對工程造價進行審計，審計單位依據建筑公司提交的施工資料進行結算編制，審計結果作為工程結算的法定依據。2014年1月，雙方共同委托評估公司對工程量和造價進行審計。同年11月，開發(fā)公司致函評估公司，要求取消委托審核，解除委托合同關系。2015年，因開發(fā)公司未依《糾紛處理協(xié)議》履行付款義務，建筑公司依評估公司所作結算報告追索工程款及違約金。訴訟中，開發(fā)公司針對評估報告提出如下質證意見：委托評估合同已通知解除；評估依據非其提交、未經其確認；結算編制與審核均由評估公司完成，違反《建設項目工程結算編審規(guī)程》；結算報告上無編制人、復核人簽字。

法院認為：①案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雖因違反有關招投標強制性法律規(guī)定被認定無效，但雙方就施工糾紛協(xié)商達成的《糾紛處理協(xié)議》有效。選定評估公司作為工程造價結算審核機構，符合《糾紛處理協(xié)議》約定。在與評估公司的委托合同關系中，開發(fā)公司系與建筑公司項目部共同作為委托方，故解除該委托合同關系，應由委托方共同作出解除意思表示，且該委托合同系根據《糾紛處理協(xié)議》約定，經雙方按照協(xié)議約定程序，共同選定受托機構后簽訂的，系雙方對《糾紛處理協(xié)議》實際履行行為。開發(fā)公司主張解除該委托合同，系對《糾紛處理協(xié)議》約定的違反。②根據會議紀要內容，評估公司主要依據建筑公司提交的施工資料進行結算編制，系經各方共同協(xié)商決定的結果，開發(fā)公司現(xiàn)以評估依據非其提交、未經其確認為由，主張結算報告違反約定程序，法院不予采信。③中國建設工程造價管理協(xié)會制定的《建設項目工程結算編審規(guī)程》，不屬強制性法律規(guī)范，是否違反該規(guī)程，不能作為認定案涉結算報告可否作為結算依據的法律依據。且根據該規(guī)程第1.0.5條規(guī)定，“工程造價咨詢單位和專業(yè)人員不得接受同一項目工程結算編制與結算審查的委托”，系為確保工程結算編制與結算審查的相對獨立性。本案不存在評估公司進行案涉工程結算編制同時或嗣后又進行該工程結算審查情形，評估公司系受雙方當事人共同委托，就案涉工程結算價款出具結算報告，以作為雙方結算依據，不屬上述編審規(guī)程所禁止情形。④根據《工程造價咨詢企業(yè)管理辦法》第22條規(guī)定，工程造價咨詢企業(yè)從事工程造價咨詢業(yè)務，應當按照有關規(guī)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價成果文件。工程造價成果文件應當由工程造價咨詢企業(yè)加蓋有企業(yè)名稱、資質等級及證書編號的執(zhí)業(yè)印章，并由執(zhí)行咨詢業(yè)務的注冊造價工程師簽字、加蓋執(zhí)業(yè)印章。案涉結算報告在簽章上確實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為證據證明力的結論。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27條、第28條規(guī)定，對于一方當事人自行委托或人民法院委托的鑒定，只有在鑒定結論存在嚴重缺陷或者鑒定程序嚴重違法、鑒定人員或機構不具備相關資格等情況，致使鑒定結論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依據的情形，對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的，方應準許。僅因上述簽字蓋章瑕疵，不足以推翻結算報告結論，不能因此全面否定該報告的內容。本案一審、二審期間，開發(fā)公司既未申請就雙方爭議工程造價進行鑒定，亦未就結算報告申請補充鑒定、重新質證或補充質證等予以修正。開發(fā)公司于二審中提出的專家證人意見及相關證據，不足以推翻結算報告，故對開發(fā)公司基于上述上訴理由，提出結算報告不應作為認定案涉工程結算價款依據的主張，法院不予采信。實務要點：工程造價成果文件未按《建設項目工程結算編審規(guī)程》進行簽章，確實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為證據證明力的結論。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終106號“某開發(fā)公司與某建筑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見《普定縣鑫臻酒店有限公司與普定縣鑫臻房地產開發(fā)有限責任公司與黑龍江省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審判長韓玫，代理審判員司偉、沈丹丹），載《中國裁判文書網》（20160726）。

第四篇：物價部門車損評估價格能否作為理賠依據

物價部門車損評估價格能否作為理賠依據

2010年10月18日6時10分左右，陳某駕駛的小型轎車沿鹽徐高速公路由西向東行駛至97KM+700M處時，撞到由王某駕駛的重型半掛牽引車，陳某所駕小型轎車側翻、受損。該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陳某在駕車行駛過程中因疲勞駕駛、疏忽大意，在此次事故中負全部責任。同時，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小型轎車進行鑒定，評估報告載明：該車損壞嚴重，無修復價值，該車重置價格為10.25萬元（含稅），實際價值5.6萬元，殘值為5000元。

另查明，保險合同第二十六條約定了車損計算方式。該事故車輛在某保險公司（下稱“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yè)險，保險期間自2010年1月8日0時起至2011年1月7日24時止。

陳某以評估報告為依據向保險公司索賠車輛損失5.1萬元，保險公司認為車損數(shù)額應該按合同約定進行確定，雙方協(xié)商未果，陳某于是訴至法院要求保險公司賠償5.1萬元。

■法院判決

法院經審理認為，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了車損計算方式，且保險公司已提供證據證明其對該條款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因此雙方應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確定賠償數(shù)額。經計算，車輛損失為4.05萬元。

■評析

在機動車損失保險糾紛案件中，被保險人通常以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所出具的“價格評估報告”為依據，主張車輛損失數(shù)額。在該類案件中，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能否作為車損定損依據成為爭議焦點之一。筆者認為，不同情形下應具體分析：

一、在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車損計算方式”且保險公司對該條款予以明確告知的情形下，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不能作為車損定損依據。

在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中，保險條款是確定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權利義務最重要的依據，雙方當事人應當按保險條款約定全面、適當履行各自的權利和義務。上述案例中，雙方所簽訂的保險合同第二十六條對車輛發(fā)生交通事故后如何計算損失額作了約定，保險公司也明確提示投保人閱讀該條款。因此，關于對車輛發(fā)生交通事故后計算損失額的約定為合法、有效的合同條款，雙方當事人應恪守、履行，在交通事故發(fā)生后，雙方也應當依據該條款約定計算車損額。

當然，如果被保險人不認可依據合同約定所確定的車損額，則可提出評估申請，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其車輛損失重新作出評估。

二、在合同中并未對“車損計算方式”作出約定的情形下，除非保險公司對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提出異議并申請重新評估，法院應對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予以采信。此外有些案件中，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既出具了評估報告，保險公司也依法對車輛損失進行了損失認定，這種情形下，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能否作為認定車損依據爭議較大。司法實務中，法院通常以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為依據認定車輛損失。筆者認為，在保險公司對車輛損失不申請重新評估的情況下，法院應當以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為依據認定車損。

■延伸思考

發(fā)生保險事故后，被保險人以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報告為依據向保險公司理賠，但保險公司對此并不認可，主張以保險公司的鑒定和評估結果為理賠依據，從而引發(fā)糾紛。司法實踐中，該類保險糾紛案件大量存在。顯而易見,無論是交警部門的強制定損，還是保險公司的單方評估都不是科學的做法。在車損險領域,應依法盡快建立一個獨立、科學的第三方公估機構,獨立進行車輛損失認定，在公平和公正的立場上維護各方利益，從而有效減少該類糾紛。中國保險報

第五篇：增值稅發(fā)票能否作為認定收貨事實的依據

增值稅發(fā)票能否作為認定收貨事實的依據？

【學科分類】票據法

【摘要】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xù)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fā)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能否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

【寫作年份】2010年

【正文】

案例：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簽訂甲公司為供方、乙公司為需方的買賣合同一份，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原告向被告交付增值稅發(fā)票兩張。后甲公司起訴要求乙公司給付合同價款。乙公司辯稱，甲公司未履行送貨義務。甲公司認為，自己已經履行了送貨義務，但手續(xù)不完備；申請法院調查乙公司是否將增值稅發(fā)票用于認證或抵扣。

法院依法到稅務機關進行了調查，乙公司已將甲公司開具的兩張增值稅發(fā)票用于認證。

審判：

法院審理認為，乙公司將兩張增值稅發(fā)票通過稅務部門認證可以證明其已經收到了甲公司的貨物。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規(guī)定：工業(yè)生產企業(yè)購進貨物，必須在購進的貨物已經驗收入庫后，才能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對貨物尚未到達企業(yè)或尚未驗收入庫的，其進項稅額不得作為納稅人當期進項予以抵扣。鑒于國家稅收的嚴肅性和稅務部門的權威性，本案被告將原告開具的增值稅發(fā)票已經通過認證，就可以推定其收取了貨物。故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的關鍵在于，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xù)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fā)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能否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

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開具增值稅發(fā)票只是一種單方行為，僅憑增值稅發(fā)票不能證明對方收取貨物的事實。只要對方接受了增值稅發(fā)票并已用于抵扣，就可推定其實際接受了發(fā)票開列的貨物并尚欠發(fā)票載明的價款，這種基于誠信原則的思維定式雖為社會所廣泛認同，但畢竟尚未形成審理民商案件可以遵循的證據規(guī)則，因此目前不能作為裁判依據。

持該種觀點的人認為，增值稅發(fā)票本身只是交易雙方的結算憑證，只能證明雙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證明雙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必然性。同時，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中，存在虛開增值稅發(fā)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犯罪行為，或者存在代開、轉讓、出借、涂改增值稅發(fā)票等違規(guī)操作，有時還有票物不符等差錯發(fā)生，這些情況的存在都否認了“有增值稅發(fā)票就能證明雙方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

第二種觀點，也是筆者所持之觀點，即：鑒于國家稅收的嚴肅性和稅務部門的權威性，只要購買方將對方開具的增值稅發(fā)票申報抵扣或通過認證而否認收到貨物，在被告方未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舉證證明的情況下，就可以推定其已經實際收取了發(fā)票載明的貨物。

第二種觀點已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也就成為當事人申請法院向稅務部門調查取證的原因和各地法院許多法官自由心證的基礎。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國稅發(fā)（1995）15號］規(guī)定，工業(yè)生產企業(yè)購進貨物（包括外購貨物所支付的運輸費用），必須在購進的貨物已經驗收入庫后，才能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對貨物尚未到達企業(yè)或尚未驗收入庫的，其進項稅額不得作為納稅人當期進項稅額予以抵扣。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取得防偽稅控系統(tǒng)開具的值稅專用發(fā)票進項稅額抵扣問題的通知》［國稅發(fā)（2003）17號］規(guī)定，一般納稅人必須自增值稅發(fā)票開具之日起90日內到稅務部門認證，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認證通過的增值稅發(fā)票，應在認證通過的當月按照增值稅有關規(guī)定核算當期進項稅額并申報抵扣，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

一般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所采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而根據該證明標準，并不要求證據具有絕對的、排他的證明效力，第一種觀點中所列舉的現(xiàn)象對于正常的經濟交往而言，都是非常態(tài)的，發(fā)生的幾率并不高，根據高度蓋然性，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xù)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fā)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卻否認收到供貨，在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舉證證明的情況下，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是符合我國證據規(guī)則的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