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嚴把握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的處分檔次

從嚴把握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的處分檔次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發布時間：2014-06-12 08:30

《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免予刑事處罰是一種非刑罰處罰方法，是為了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貫徹寬嚴相濟政策，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即確認某種行為已經構成犯罪，卻不判處刑罰。

實踐中，如何追究被免予刑事處罰公務員的政紀責任，是一個既現實又復雜的問題。近年來，一些地方在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仍允許其留任原領導職務，一度在社會上引起非議，甚至對政紀處分的嚴肅性權威性造成不良影響。

各地執紀現狀

目前，關于被免予刑事處罰公務員的政紀處分檔次，《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均未作出明確規定，導致量紀空間較大，實踐中難以準確把握。

有的地方認為，免予刑事處罰的原因是多樣化的，有的是為了照顧和避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甚至下級法院承擔錯案責任。所以，對這種情況應當實事求是，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作出政紀處分，避免簡單、機械依照法院裁判處理。

有的地方認為，根據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監察部、國家公務員局《關于公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 事處罰工資待遇處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的，不是必須給予處分。同時，因受到刑事處罰被開除的，經再審免予刑事處罰后還可以撤銷或變更原開除處分決定，這就意味著可以給予被免予刑事處罰的公務員任何一檔政紀處分，甚至可以不給予處分。

有的地方認為，免予刑事處罰意味著，某種行為已被法律確定為犯罪，屬于嚴重違紀，故應當在政紀上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比如，青海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人事廳、省監察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黨紀政紀處分決定執行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便明確規定，被免予刑事處罰的，給予撤職至開除處分；浙江省溫州市紀委《溫州市黨員干部酒后駕駛違法行為處分辦法（試行）》也規定，因酒后駕駛違法行為被免予刑事處罰的，給予撤職處分。

從嚴把握處分檔次

在過去一段時間，對被免予刑事處罰的公務員，一般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如1988年，國務院《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貪污賄賂行政處分暫行規定》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因犯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賄賂罪被免予刑事處罰的，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試行）》規定，審判人員因犯罪免予刑事處罰的，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

目前，上述規定已由《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所取代，而這兩項法律法規均未就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的政紀處分檔次作出明確規定。同時，《關于 公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工資待遇處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中的有關表述不夠嚴謹、周密，這就使得一些地方誤以為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的處理政策導向發生變化，進而陷入從輕處理的誤區，如上述地方上的第二種意見。

應當明確的是，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時代背景下，對公務員的政紀處分，在政策導向上是進一步體現從嚴原則的，故公務員被免予刑事處罰后應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

在具體適用上，應把握以下三點：一是明確必須給予處分，且被免予刑事處罰意味著已構成犯罪和嚴重違紀，一般應給予撤職或開除處分。二是明確從寬處理情節運用規則。自首、立功等從寬情節已在刑事審判中得到充分考慮，在追究政紀責任過程中不宜再重復考慮。三是明確對公務員因受到刑事處罰被開除的，一般不宜僅以改判免予刑事處罰為由改變原處分決定。（董芳）

第二篇：判決免予刑事處罰后的法律處理

判決免予刑事處罰后的法律處理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一些干警對刑事訴訟法學習不夠，以致于在刑事訴訟中出現了一些違反法律規定，損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甚至造成嚴重違法。

一、免予刑事處罰后的錯誤處理及危害后果

筆者在司法實踐中，遇到這樣一種情況：罪犯許某因盜竊罪被人民法院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判決時間是：2003年12月31日；罪犯收到判決時間是：2004年1月6日。

人民法院宣判后，辦案人員未將判決書在同一時間送達看守所和許某手中，致使許某于2004年1月8日才被釋放。

該問題在處理過程中有以下幾種意見：一是由看守所將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人釋放，依據：

1、《刑事訴訟法》；

2、刑事判決書；二是由人民法院口頭通知看守所將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人釋放，依據是：

1、《刑事訴訟法》；

2、刑事判決書；

3、《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

以往實踐中的作法是：人民法院在對被告人宣布免予刑事處罰并送達判決書的同時，口頭通知看守所將該犯釋放，看守所即予以釋放，未運用任何法律文書。

上述作法均是錯誤的。一是看守所除依法應將服刑期滿的刑犯依法發給釋放證釋放外，無權在無任何有效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未決犯釋放，也不能擅自根據判決書進行釋放。因為判決書不是確定性法律文書，也不是通知釋放的規范文書，判決書只有過了生效期限，才具有法律效力，同時判決內容的執行只有與執行文書相結合，才產生執行程序，即只有下達法律執行文書，才開始產生執行。二是人民法院在未下任何有效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口頭通知看守所將被免予刑事處罰人釋放，不符合立法精神，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

二、免予刑事處罰后的正確處理

被判決免予刑事處罰人，依照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應當立即釋放。但如何辦理釋放手續，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最高法院《解釋》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均未有詳細的闡述。但《看守所條例》及其《實施辦法》中有有關規定。《看守所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對于被依法釋放的人，看守所根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或者國家安全機關的釋放通知文書，辦理釋放手續。該條例《實施辦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看守所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在出所時應當發給釋放證明書。

（四）經人民法院審判后宣告無罪或者免予刑事處罰，通知釋放的。

結合上述規定，被免予刑事處罰的人，人民法院應當辦理規范的通知釋放文書。同時，無論是何種法定事由的被羈押人出所均使用合法的規范性法律文書，如：撤案、不訴、不捕、取保、監視居住等等，不能只有免予刑事處罰，釋放人時口頭通知釋放。再者，釋放被羈押人，是一種嚴肅的法律行為，缺少規范性法律文書，是極不嚴肅的，也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更何況未有法律文書。因此，口頭通知釋放被羈押人，是極不嚴肅的，有損法律的嚴肅性。如何釋放呢？按照法律規定，免予刑事處罰，必須立即釋放被羈押人，但此時刑事判決尚未生效，因此，人民法院不能下達執行通知書。正確的釋放程序應當是：人民法院在宣布免予刑事處罰的同時，對免予刑事處罰人變更強制措施，即

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強制措施，通知看守所立即放人，待判決生效后，下達該法律執行文書，同時解除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強制措施。楊超群

第三篇：對當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過多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思考

對當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過多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思考

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制度是我國刑罰具體運用的一項重要制度，是貫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重要體現，也是依靠專門機關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同犯罪作斗爭的方針在刑罰具體運用中的體現。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正確適用不僅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而且有利于犯人家屬生活的穩

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在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都發揮著重大作用。近年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不斷加大查辦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力度，立查了一批大案要案，法院對移送案件絕大部分作了有罪判決，有很大一部分職務犯罪被告人被法院適用了緩刑、免予刑事處分，且適用率非常高，這從一個層面體現了刑事法治以教育為主的目的，適應了國際輕刑化的趨勢，是一個進步。但是，不少地區的審判機關不能準確把握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標準和條件，在緩刑適用上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以致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沒有達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真正目的。現以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查職務犯罪案件的判決為例，作一簡單分析。

一、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的基本情況

從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立查的職務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情況來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從涉嫌罪名來看，主要涉及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搜查罪。從貪污賄賂類案件的判決情況來看，2001—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中，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0人，涉及貪污罪的35人，涉及受賄罪的11人。其中，2001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8人，貪污罪的1人，受賄罪的1人；2002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1人，貪污罪的4人，受賄罪的3人；2003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3人，貪污罪的7人，受賄罪的2人；2004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6人，貪污罪的8人，受賄罪的2人；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人，貪污罪的15人，受賄罪的3人。從瀆職類案件的判決情況來看，2001—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中，涉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搜查罪的12人，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罪1人，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1人。

（二）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較實刑判決高出4.7倍。2001年至2005年，我院共向法院移送97人，其中共有62人被適用緩刑，貪污賄賂類的54人，瀆職類的8人，緩刑適用率高達63.9；有18人被免予刑事處罰，貪污賄賂類的12人，瀆職類的6人，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為18.5。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占到82.5，而同期判處實刑的比率僅占17.5。

（三）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呈現波動上升態勢。2001年，我院移送法院的15個被告人中，有9人被適用緩刑，1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分別為60和6.7；2002年移送法院的10人中，有6人被適用緩刑，2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0和20；2003年移送法院的14人中，有9人被適用緩刑，4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4.3和28.6；2004年移送法院的27人中，有19人被適用緩刑，4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70.4和14.8；2005年移送法院的31人中，有19人被適用緩刑，7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1.3和22.6。

（四）僅從瀆職類犯罪類看，判處實刑率為0。2001年至2005年，我院共向法院移送瀆職類被告人14人，有8人被適用緩刑，6人適用免予刑事處罰，沒有1個被判處實刑的。

二、成因及不良影響分析

縱觀2001年至2005年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根據對辦案情況的分析，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立法上，由于刑法本身對此類判決的適用條件沒有具體統一的標準，缺乏針對性與操作性，致使法院對自由裁量權行使不力。根據刑法第72條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該條只是泛泛設定了適用緩刑的大條件，沒有具體統一的標準。免予刑事處罰的條件是犯罪情節輕微，對情節輕微的掌握標準也不一樣。由此看來，法律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易導致受各種因素左右，放寬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條件，不當適用甚至濫用。盡管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法發[1996]第21號《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下稱《若干規定》）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三類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緩刑作了數額和其他情況的量化規定，在

第四篇：關于公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工資待遇處理有關問題概要

關于公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工資待遇處理有關問題的 通知(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監察部、國家公務員局 2010年 12月 21日頒布 人社部發〔 2010〕 104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組織部、政府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局、監察廳(局, 福建省公務員局,新建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組織部、人事局、監察局,中央和國家機關各 部委、各人民團體干部(人事 部門, 國務院各有關部門監察局, 監察部各派駐監察局、監察專員辦公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現就公 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工資待遇處理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公務員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的工資待遇處理

(一公務員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期間,停發工資待遇,按本人原 基本工資的 75%計發生活費,不計算工作年限。經審查核實,公安機關撤銷案件或人民 檢察院不起訴或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免予刑事處罰,未被收容教育、強制隔離戒毒、勞 動教養、行政拘留,且未受處分的,恢復工資待遇,減發的工資予以補發,被采取強制 措施期間計算工作年限。

(二公務員被刑事拘留在逃或批準逮捕在逃的,停發工資待遇。

(三公務員被收容教育、強制隔離戒毒、勞動教養和行政拘留期間,未被開除的,停 發工資待遇,按本人原基本工資的 75%計發生活費,不計算工作年限。期滿后的工資待 遇,根據所受處分相應確定。

(四公務員受到刑事處罰,處分決定機關尚未作出開除處分決定的,從人民法院判決 生效之日起,取消原工資待遇。

(五 公務員受到刑事處罰, 經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 原開除處分決定被撤銷, 不再給予處分的, 從處分變更的次月起恢復工資待遇。原判期間和刑罰執行完

畢至開除 處分決定被撤銷期間,被停發的工資由單位補發。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以前,原判 期間和刑罰執行完畢至開除處分決定被撤銷期間計算工作年限。

(六公務員受到刑事處罰,經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原開除處分決定被變更 的,根據變更后的處分相應確定工資待遇,從處分變更的次月起執行。原判期間和刑罰 執行完畢至開除處分決定被變更期間, 被多減發的工資由單位補發。達到國家規定的退 休年齡以前,原判期間和刑罰執行完畢至開除處分決定被變更期間計算工作年限。

二、公務員退休后被采取強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處罰的退休費待遇處理(一公務員退休后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期間,停發退休費待遇, 按本人原基本退休費的 75%計發生活費。經審查核實,公安機關撤銷案件或人民檢察院 不起訴或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免予刑事處罰, 未被收容教育、強制隔離戒毒、勞動教養、行政拘留,且未被追究政紀責任的,恢復退休費待遇,減發的退休費予以補發。

(二公務員退休后被刑事拘留在逃或批準逮捕在逃的,停發退休費待遇。(三公務員退休后被行政拘留期間,停發退休費待遇,按本人原基本退休費的 75%計 發生活費。期滿后, 按 2%降低基本退休費。今后國家調整退休費時, 不受原處罰的影響。

(四公務員退休后被收容教育、強制隔離戒毒、勞動教養期間,停發退休費待遇,按 本人原基本退休費的 75%計發生活費。期滿后,按 12%降低基本退休費,補貼按降低一 個職務層次確定。今后國家調整退休費時,按降低后職務層次的標準執行。

(五公務員退休后被判處管制、拘役或拘役被宣告緩刑、有期徒刑被宣告緩刑期間, 停發退休費待遇,按本人原基本退休費的 60%計發生活費。刑罰執行完畢或緩刑考驗期 滿不再執行原判刑罰的,按 40%降低基本退休費,補貼按辦事員確定。今后國家調整退 休費時,按辦事員的標準執行。

(六公務員退休后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從人民法院判決生效之日起,取消原 退休費待遇。刑罰執行完畢后的生活待遇,由原發給退休費的單位酌情處理。

(七公務員退休后受到刑事處罰,經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且不追究政紀責 任的, 從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的次月起恢復退休費待遇。原判期間和刑罰執行 完畢至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期間,被停發的退休費由單位補發。

(八公務員退休后受到刑事處罰,經再審宣告無罪或免予刑事處罰,但被追究政紀責 任的,根據應給予的處分相應確定退休費待遇,從審查結論作出的次月起執行。原判期 間和刑罰執行完畢至作出審查結論期間,被多減發的退休費由單位補發。

三、其他有關規定

(一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機關(單位工作人員,參照本通知執行。

(二 本通知自發文之日起執行。過去有關文件規定與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為準。本通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中央組織部、監察部負責解釋。

第五篇：對當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過多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思考

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制度是我國刑罰具體運用的一項重要制度，是貫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重要體現，也是依靠專門機關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同犯罪作斗爭的方針在刑罰具體運用中的體現。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正確適用不僅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而且有利于犯人家屬生活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在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都發揮著重大作用。近年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不斷加大查辦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力度，立查了一批大案要案，法院對移送案件絕大部分作了有罪判決，有很大一部分職務犯罪被告人被法院適用了緩刑、免予刑事處分，且適用率非常高，這從一個層面體現了刑事法治以教育為主的目的，適應了國際輕刑化的趨勢，是一個進步。但是，不少地區的審判機關不能準確把握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標準和條件，在緩刑適用上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以致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沒有達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真正目的。現以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查職務犯罪案件的判決為例，作一簡單分析。

一、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的基本情況

從我院2001年至2005年所立查的職務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情況來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從涉嫌罪名來看，主要涉及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搜查罪。從貪污賄賂類案件的判決情況來看，2001—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中，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0人，涉及貪污罪的35人，涉及受賄罪的11人。其中，2001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8人，貪污罪的1人，受賄罪的1人；2002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1人，貪污罪的4人，受賄罪的3人；2003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3人，貪污罪的7人，受賄罪的2人；2004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6人，貪污罪的8人，受賄罪的2人；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涉及挪用公款罪的2人，貪污罪的15人，受賄罪的3人。從瀆職類案件的判決情況來看，2001—2005年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被告人中，涉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搜查罪的12人，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罪1人，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1人。

（二）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較實刑判決高出4.7倍。2001年至2005年，我院共向法院移送97人，其中共有62人被適用緩刑，貪污賄賂類的54人，瀆職類的8人，緩刑適用率高達63.9%；有18人被免予刑事處罰，貪污賄賂類的12人，瀆職類的6人，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為18.5%。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占到82.5%，而同期判處實刑的比率僅占17.5%。

（三）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呈現波動上升態勢。2001年，我院移送法院的15個被告人中，有9人被適用緩刑，1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分別為60%和6.7%；2002年移送法院的10人中，有6人被適用緩刑，2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0%和20%；2003年移送法院的14人中，有9人被適用緩刑，4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4.3%和28.6%；2004年移送法院的27人中，有19人被適用緩刑，4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70.4%和14.8%；2005年移送法院的31人中，有19人被適用緩刑，7人被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兩者適用率為61.3%和22.6%。

（四）僅從瀆職類犯罪類看，判處實刑率為0。2001年至2005年，我院共向法院移送瀆職類被告人14人，有8人被適用緩刑，6人適用免予刑事處罰，沒有1個被判處實刑的。

二、成因及不良影響分析

縱觀2001年至2005年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根據對辦案情況的分析，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立法上，由于刑法本身對此類判決的適用條件沒有具體統一的標準，缺乏針對性與操作性，致使法院對自由裁量權行使不力。根據刑法第72條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該條只是泛泛設定了適用緩刑的大條件，沒有具體統一的標準。免予刑事處罰的條件是犯罪情節輕微，對情節輕微的掌握標準也不一樣。由此看來，法律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易導致受各種因素左右，放寬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條件，不當適用甚至濫用。盡管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法發[1996]第21號《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下稱《若干規定》）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三類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緩刑作了數額和其他情況的量化規定，在當時對審判人員適用緩刑的自由裁量權作出了限制，但由于該司法解釋系1997年刑法修改以前頒布的,對此解釋是否適用修改后的刑法認識不一,受“輕刑化”執法思想的影響,在審判實踐中已較少適用,導致適用緩刑增多。加之我國刑法分則采用的相對確定的法定刑規定，在既防止了量刑隨意性又考慮了案情具體情況的同時，也保留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少基層法院過分強調“悔罪表現”在適用緩刑中的作用，而不綜合考察比“悔罪表現”更具客觀性的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時間、地點、條件以及被告人的一貫表現等與案件直接相關的情節，不能認真考慮運用緩刑的客觀條件，導致了對犯罪的量刑失之過寬。

同時，檢法兩家在案件的事實認定以及對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條件的認識分歧，也是造成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過多的原因。一是緩刑適用條件中，對于犯罪情節、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界定檢、法兩家認識不一。二是對于適用緩刑的取向認識不統一。如對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期5年執行與判處2年有期徒刑實體刑，哪種刑罰方式更能體現教育效果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適用緩刑的分歧。

（二）在偵查實踐中，反貪、反瀆職侵權部門在主客觀方面存在著某些缺陷，同時還受到一些不合理因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主觀上輕視處理結果，客觀上自偵部門偵查手段的滯后，以致于對職務犯罪進行深挖的決心不夠，力度也不大。主觀上，個別辦案人員還存在“重查處，輕處理”的思想，認為犯罪嫌疑人在立案查處后，其職位已經被革除，權力已經被撤銷，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受到了嚴肅的處理，其社會危害性也相對減少，沒有必要再對其窮追猛打了。持這種思想的人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在代表國家查辦職務腐敗，能盡監督職責而不盡是瀆職。客觀上，隨著經濟領域行業分工的細化和高科技含量提高，職務犯罪呈現出明顯的職業和行業特點，犯罪智能化、高科技化與現有偵查技術機械化、傳統化的矛盾日漸突出，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能力也日漸提高，給深挖犯罪帶來了諸多的困難，這樣勢必影響到犯罪數額的認定，使得最后查處的可能只是犯罪嫌疑人部分的犯罪事實，也使一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為犯罪數額少被適用緩刑。有時，對于一些證據不扎實、不充分的疑難案件,法院為了照顧檢法兩家的關系，折中做法是先認定有罪,量刑時考慮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

2、從上級檢察院下達給下級檢察院的反貪、反瀆職目標來看，僅僅著眼于量化考核，現行的目標考核制度表現的不盡合理，使一些有深挖價值的案件草草終結。目前現行的考核方式在調動自偵部門查處案件的積極性、加大對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保證案件的基礎質量上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僅憑所在地區的人口數分配案件基準數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在這種考核制度的影響下，自偵部門往往疲于完成考核基數、努力減少不訴，在先保證考核數量和基礎質量的基礎上再考慮深挖犯罪進一步提高偵查質量的問題，這樣往往使得一些有深挖價值但有難度的案件在只要符合起訴的條件時就被匆忙終結，這樣移送至法院，因數額不大，情節較輕，判緩刑的可能性就上升。

3、內部立案標準以及檢法兩家立案標準的不合理。盡管刑法較明確地規定了職務犯罪的定罪數額標準，但是在實踐操作中，各地檢察機關根據各自的經濟狀況，人為地提高立案標準。雖然絕大部分省級檢察院根據本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制定出統一的立案標準，但是由于沒有與省法院形成聯合規定，以致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基層檢察院和基層法院各行其是的現象。隨著立案標準的提高，處罰的起點也隨之提高了，對緩刑適用的比率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職務犯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其身份的特殊性影響著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的居高不下。犯罪主體身份的特殊性，在以下三個方面影響著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率。一是職務犯罪嫌疑人主動向檢察機關投案自首影響著。檢察機關在辦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特別是辦理串、窩案的過程中，常常運用一些策略，如敦促投案自首等，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問題。事實上，犯罪嫌疑人一旦投案自首后，對其交代的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也大多具有悔罪表現，部分犯罪嫌疑人還有揭發他人犯罪查證屬實或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查證屬實等立功表現。在具有法定情節的情況下，法院往往盡可能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以達到挽救教育的目的。二是職務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查處，其職位將被革除，權力也將被撤銷，在失去特殊身份后，再犯的可能性相對減少，更符合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不致危害社會的條件。三是職務犯罪分子的社會關系網絡影響到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職務犯罪分子多為手中有權之人，事實上查處的犯罪分子也大多為某個部門掌握一定實權的人。這些人依靠本身的社會地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會關系網絡。由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存在，給犯罪的查處帶來了一定的干擾和阻力，加上說情風的無孔不入，往往給犯罪的立案查處、審查起訴、審理至裁判整個訴訟過程帶來較大的影響，當然要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

（四）法院的判決與經濟掛鉤，利益趨動導致部分法院提倡適用罰金刑，致使對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猛增。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經濟利益，這種價值取向對執法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也造成了一定的沖擊。根據中央有關文件規定，罰金上繳財政后會被按一定比例撥回審判機關作為辦案經費。目前各地法院的辦案經費緊張，而當地財政又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就使一些審判機關為了追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不顧法律的神圣和尊嚴，在不違反法律的條件下，將罰金作為衡量緩刑是否適用的砝碼，致使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猛增。

（五）部分審判人員經不起考驗，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現象嚴重。司法人員在反腐敗的同時，也往往成為腐敗的侵蝕對象。有的審判人員在辦理案件中，經不起考驗，辦關系案、金錢案、人情案，致使違法適用緩刑和適用緩刑不當的案件逐年增多。

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判決的大量增多，對司法實踐的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一）削弱了打擊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影響力度。為了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時度勢，及時開展了多項專項斗爭，反貪、反瀆職侵權部門克服重重困難，通過各種手段，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偵破了大量案件，對國家工作人員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但這些案件訴至法院后，由于種種因素，其中一些案犯本該得到嚴懲，卻被判處了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這在一定意義上放縱了犯罪，無形中引導職務犯罪分子在被立案查處后，想方設法替自己減輕罪責，很少有人去真正思考如何認真悔罪，這樣難以達到刑罰的教育和震懾作用。

（二）挫傷了人民群眾和廣大檢察干警反腐敗的積極性。大量的職務犯罪分子被宣告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群眾往往據此認為反腐敗是“雷聲大，雨點小”，對黨和政府的反腐敗斗爭失去信心，對司法機關失去信賴，甚至影響群眾對職務犯罪舉報的積極性。

三、遏制職務犯罪過多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思考

針對當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判處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的大量增多,為進一步提高案件質量,確保打擊職務犯罪的力度,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

（一）嚴格把握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法定條件，制定出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司法解釋和指導意見。現行刑法對適用緩刑的條款規定的比較原則，沒有法定標準，適用的依據是犯罪情節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審判人員對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處于何種程度才可以適用緩刑的理解和認識不相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職務犯罪適用緩刑作出完整統一的司法解釋和指導意見，設定具體統一的緩刑適用標準，縮小適用緩刑自由裁量空間，為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提供統一的操作規范。凡適用緩刑的，在判決書中對“確有悔罪表現”和“不致再危害社會”應列舉證據分析論證，以增加緩刑判決案件的透明度，杜絕暗箱操作。

（二）加強與法院的溝通聯系，推行量刑建議，強化法律監督力度。一是加強對起訴到法院案件的跟蹤監督。加強與法院合議庭的個案溝通，除了在認定事實及情節上進行監督，加強對量刑的監督，通過量刑建議列舉證據分析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刑罰的理由和不適用緩刑刑罰的理由。二是定期與法院召開聯席會議，協調、統一檢、法關于緩刑、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的認識。三是堅持列席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注意利用這一履行監督職能的有效途徑，認真聽取與會成員的意見和觀點，對不同意見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維護公訴意見。四是對于法院宣告緩刑、免予刑事處罰案件進行跟蹤監督，對明顯畸輕的判決要敢于抗訴，對濫用緩刑適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要敢于監督。發現有徇私枉法行為的，向自偵部門提供追究刑事責任的有關材料。

（三）建立科學的上級院考核下級院自偵工作的考核辦法。改變以往僅依人口數決定辦案基數的量化考核方式，要在充分考慮各地反腐敗斗爭開展情況及自偵部門辦案力量的前提下，制訂合理、科學的考核制度，著眼于案件的質量，以質量考核為主，數量考核為輔。

（四）建立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判前調查制度和聽證制度。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法官僅憑案卷材料作出主觀判斷，這種做法由于缺乏具體的客觀依據，在認定上有很大的隨意性，難以阻卻人情案、關系案。建議法院對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在判前對被告人的人格進行社會調查：一是對被告人的犯罪與違法行為調查；二是對被告人的素質和所在環境進行調查，了解被告人學歷，工作業績，道德品質，個人喜好，興趣及交友情況，已婚的了解婚姻狀況和家庭成員情況，最后確定被告人的人格，并把它作為被告人適用緩刑的依據之一。實行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聽證制度，即凡擬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必須經過聽證程序，規定聽證參加人和旁聽人的組成及權利，規定聽證的內容、方式等等，緩刑聽證參加人可以來自被告人所在轄區的不同地方，作為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者，他們可以在對法律負責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實發表意見，不受他人影響。通過這種方式保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進而保證實體上的公平公正。

（五）增加非刑罰處理方式。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大量適用，本身適應了國際輕刑化的趨勢，但同時也浪費了大量的訴訟成本。一起案件從偵查、起訴、審判宣告緩刑到執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然犯罪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不致再危害社會，那么是否可以不必經過如此復雜的訴訟程序，而盡可能多地采取一些非刑罰的處理方式來解決呢？如對其采取相對不起訴，賦予檢察機關罰款權等處理方式，可以減輕訴累，從而使廣大司法工作人員將精力集中到辦理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