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承包案例分析
土地承包案例分析
案例1:自行換地無效 裁決恢復返還
日前,江蘇省豐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依法對石淑華與張愛金等8戶農民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糾紛,作出雙方將互換的承包地恢復原狀,予以返還的裁決。
1994年,石淑華作為家庭承包方與發包方本村村民委員會簽訂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村西的東西長127米,南北寬14.2米,面積為2.62畝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且一直用于農業生產經營。
2004年4月16日,縣政府為石淑華補發了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該證書載明有效期至2027年8月31日。后石淑華又取得0.51畝土地用于農業生產,兩宗土地面積。
2003年7月,石淑華與張愛金等8人自行達成口頭協議,將位于該村西石淑華正在經營的3.13畝承包地一貫制,準備用于包括石淑華在內的9戶建房所用,后未能辦妥建房手續。并且,石與張等8戶達成的口頭協議,未經村委會同意并報發包方備案。但協議達成后,張愛多等8戶農民在石淑華的土地上進行了生產經營。石淑華要求返還自己的承包地,并賠償損失300元未果,遂申請至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
豐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法庭經過審理該案,查明上述事實后認為,石淑華對依法取得的3.13畝承包地擁有合法經營權,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石淑華與張愛金等8戶農民以口頭方式地進行承包地互換,其互換目的在于改變土地承包用途,其流轉行為違反法律規定,該協議為無效協議。申請人石淑華雖然有權主張自己合法承包經營權,但其作為意向建房9戶人之一,自身亦有過錯,應承擔一定責任。張愛金等人無權占有或強迫他人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其占有、使用的該承包地應依法恢復原狀,予以返還。
為此,豐縣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依照合同法、民法通則、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規定,依法裁決被申請人于裁決書生效后七日內,將與申請人互換的承包地恢復原狀予以返還,申請人的賠償請求不予支持。
案例2:未簽土地承包合同打工回鄉包地被駁 因外出打工,兩農民在1998年第二輪土地承包時未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承包合同,今年二人回到家鄉要求繼續承包土地未果,遂將各自所在村的村委會告上法庭。近日,哈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了他們的訴訟請求。
董某和孫某分別是哈市延壽縣福山村和新興村的村民。他們因外出打工,在1998年第二輪土地承包時都未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承包合同。2004年初,二人回到家鄉,要求繼續承包土地,但此時他們原先承包的土地早已轉包他人,董某和孫某將各自的村委會告上了法庭,要求村委會返還他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董、孫二人在第二輪土地承包時沒有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承包合同,雙方沒有形成權利義務關系。他們二人外出打工回鄉要求承包土地,應通過民主協商,由各自的村委會從現有機動地中予以調整,遂駁回了他們的訴訟請求。二人不服向哈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哈市中級法院經過審理,當庭對這兩起案件進行了宣判,維持一審判決,駁回二人的上訴。
案例3:擅自將轉包的土地再次轉包給第三人是否受國家法律保護?
申請人余佰海于2005年8月20日向自貢市貢井區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土地流轉糾紛仲裁一案,經審查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本仲裁委員會決定受理。
申請人理由:我家8人,于1996年9月1日到2026年8月31日止,向貢井區五寶鎮照石村3組依法承包土地6.374畝。2000年8月5日,余佰海未征得全家土地承包人同意,個人與曾志良簽訂了土地轉包合同。爾后曾志良在轉包地上種上葡萄,部分土地經營不善荒廢,水土大量流失,導致轉包地界址不清,地址不明,土地質量嚴重下降。且曾志良在沒有報土地發包方和鄉鎮農業承包合同管理部門備案的情況下,擅自將轉包土地再次轉包給第三人,并收取每份承包地100元的土地轉包金。申請人所承包的6.374畝土地屬國家基本農田。一年以來,因曾志良上述行為,申請人請求收回轉包地,而曾志良無視法律及政策和合同規定。不正視客觀現實的變化而強行所為,致使糾紛產生,經村、鎮多次調解未果,特申請自貢市貢井區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仲裁。
申請人的要求:
1、撤消雙方于2000年8月5日簽訂的土地轉包合同,余佰海收回轉包給被申請人曾志良的承包地6.374畝;
2、被申請人曾志良將土地恢復到2000年8月5日簽訂的土地轉包時的狀況;
3、被申請人曾志良賠償因轉包申請人余佰清的承包地進行破壞性經營而造成的損失;
4、被申請人曾志良將擅自收取第三人轉包土地承包款100元退給申請人余佰海
經調查和庭審查明:
2000年8月5日,余佰海作為甲方與曾志良簽訂土地轉包合同。甲乙雙方簽字,五寶鎮照石村民委員會和五寶鎮照石村第三農業合作社簽章同意協議。
2005年3月19日,有關人員對在余佰海承包地上進行耕種的農戶進行調查顯示:徐淑芳種的1分多地,去種時是一塊荒地曾志良一直沒有來問過,也不知道這塊地是誰的;袁道明種的1畝多土,是曾志良養魚要淹他的承包地土,私自用余佰海的土與其調換的;向家安也撿了1分多丟荒土在種,已經種了三、四年,從來無人過問。
曾志良用于種植葡萄的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現已基本荒蕪,葡萄已經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經濟收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條、三十四條、三十六條、三十七條、三十九條;國務院《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裁決如下: 1、2000年8月5日余佰海與曾志良簽訂的土地流轉(代耕)合同,是當時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現,且經過村組兩級組織蓋章同意,因此該合同有效;
2、該合同的標的為余佰海每年的農稅、提留統籌和特產稅,2005年全面取消農稅和農稅附加后,合同履行的標的已經不存在,同意余佰海的申請,終止2000年8月5日余佰海與曾志良簽訂的土地流轉(代耕)合同;
3、曾志良將流轉(代耕)余佰海的土撂荒,并私自將余佰海的一畝多土,私自調換與袁道明,作為養魚淹沒他承包地的補償,其行為是錯誤的;
4、曾志良在余佰海的基本農田種植葡萄,違反了國務院《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的規定;
5、根據《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32條規定,本應對曾志良處以800元罰款,但考慮當時的客觀原因,加之他在余佰海的基本農田種植葡萄時,余佰海無異議,有關部門也未制止,故不對曾志良處以800元罰款;
6、被申請人曾志良于本裁決生效之日起10內返還申請人余佰海的全部承包地,并恢復到可耕種條件;
7、被申請人曾志良私自轉包余佰海的承包地與第三人,非法收取的100元土地轉包款,2005年的合同標的,按2004年的標準218.10元執行,于以沒收,交五寶鎮財政所;
8、支持余佰海依法收回承包地的申請,其他申請不予支持;
9、本案裁決費50元、案件處理費200元,由曾志良負擔;
10、如不服本裁決,可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管轄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仲裁員:趙玉明代 宋家友
二〇〇五年九月九日
案例4:發包方有權收回代耕的土地
江蘇省漣水縣農民俞某、屠某是同一村民組農民。俞某自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起,就從村集體獲得一塊0.9 畝土地的承包經營權。1998 年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俞某繼續承包這塊地,并獲得了《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有效期為3 0 年。1999 年,俞某全家外出做生意,將這塊承包地交給屠某夫婦代為耕種,并口頭約定可隨時收回。2004 年,俞某回鄉后向屠某夫婦索要這塊耕地,但屠某夫婦認為自己耕種這塊土地多年,土地承包關系早已發生改變,所以拒絕了俞某的要求。無奈之下,俞某將屠某夫婦告上法庭,要求他們立即退還耕地。法院審理后,依法支持了俞某的訴訟請求。
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耕地的承包期限為30 年,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或隨意調整承包地。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流轉的主體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權依法自主決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否流轉和流轉的方式。承包方如有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的,經發包方同意,可以將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給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雙方應簽訂書面合同),由該農戶同發包方確立新的承包關系,原承包方與發包方同發包方在該土地上的承包關系即行終止。
本案中,俞某依法取得了爭議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因生意繁忙無暇耕種而將承包地臨時交給屠某夫婦代為耕種,原、被告之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屬于臨時代耕性質,而非經發包方同意后的正式轉讓,俞某仍是該塊土地的承包方,被告屠某夫婦與發包方之間并沒有形成新的承包關系。屠某夫婦雖因此取得了該塊土地的耕種、收益的權利,但這種權利只是臨時的,原告俞某可以隨時收回。
法院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判決支持原告要求返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請求的。如果原、被告雙方簽訂了土地承包權轉讓書面合同,并經發包方,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同意,土地的承包關系就會發生轉變,原告也就無權要回承包經營
案例5:承包期內果園可以有償轉包
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人民法院對一起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農民張某進城后將個人承包的果園轉包的行為有效,村委會將轉包后的果園強行收回的行為無效,法院同時判決村委會必須返還果園并賠償因此給張某造成的經濟損失。
原告張某于1996年與村委會簽約承包本村果園18畝,承包合同規定,張某對果園的承包期為15年(199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每畝每年承包金100元,當年12月31日前交到村委會。長期以來,張某一家一直進行水果長途販運生意,并于2002年搬到城里居住,漸漸已無暇顧及所承包的果園,果園正常的管理和經營沒有保障。2002年12月,張某將自己所承包的果園以每畝每年200元的承包價格,轉包給同村的果園承包戶王某管理經營。果園原來的每年1800元的承包金,仍由張某向村委會交付,轉包期以張某果園剩余承包期為限。
果園轉包后不久,兩人所在的村委會以該18畝果園的所有權屬于村集體所有,張某無權轉包謀利為由,將轉包后的果園從王某手中強行收回并轉包他人。張某在與村委會多次協商未果的情況下,以自己承包的果園未到期限、村委會無權單方違約為由,將村委會告上了法庭,要求返還果園并賠償損失。
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經營權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進城居住等一系列現象的必然結果。國家保護合理的土地流轉,在約定的承包期內,村集體經濟組織無權單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也不得阻礙進城農民依法流轉土地經營權。本案原告張某在自己因進城搞果品運輸銷售而無暇顧及原來所承包的果園,致果園有荒蕪危險的情況下,將果園有償流轉給同村的果園承包戶王某,使其兩家的果園連成一片,進行規模化經營。同時,張某按合同約定及時足額向村集體交納果園承包金,于國家、集體、個人有益無害,且在轉包后履行了向村委會告知的義務,其行為并無不當,應予支持,故判決村委會敗訴,返還強行收回的果園,并賠償因此給張某造成的損失360
案例6:一起罕見的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
糾紛起因 : 1999年,遼寧省鞍山市海城西柳某村村委會與全體村民簽訂了第二輪土地延包30年合同,由于當時各種稅費較高,一部分村民放棄承包權,外出打工。為不使土地撂荒,原村委會決定村常住人口留夠人均一畝地,余下的700畝土地由村里負責外包。
2001年3月,村委會與科技示范戶趙某簽訂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由趙某耕種700畝土地,承包時間從2001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月1日止。合同簽訂后,趙某正式在700畝土地上從事生產經營,并先后投入30多萬元購買農機、化肥等農用物資,與此同時,趙某每年還向某村村委會交納當年承包費。
合同履行到去年底時,該村委會給趙某發出一份收回承包土地的通知單,其主要內容是:由于稅費改革,地價下調,村民要收回你在我村承包的700畝土地。
接到通知后,趙某感到非常意外,他認為村委會私自終止土地承包合同是單方毀約的行為,不能接受,今年1月4日,趙某向海城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村委會繼續履行合同。
對簿公堂
由于此案涉及到的是農民和承包戶的利益,因此,法院對此案非常重視,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當事人雙方爭議的焦點是村委會與趙某簽訂的合同是否有效。法院審理認為,原告趙某與被告村民委員會經協商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書,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土地承包合同書中已明確載明被告是經過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同意將村集體剩余的土地對外進行發包的,故此,承包合同合法有效。4月2日,海城法院依法做出判決:原土地承包合同繼續履行,判決生效后,村委會立即將發包的土地交趙某耕種,趙某同時向村委會交納2004年度土地承包費。面對海城法院的一審宣判,村委會表示不服,于4月10日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成功調解
4月20日,谷雨,正是農民播種的最佳時節,該村千余名農民在二審法院還沒開庭的情況下,按照1999年劃分的土地分別開始耕種,而一審勝訴的趙某也不相讓,為此,雙方發生沖突。為了防止矛盾進一步激化,市中院立刻派人前往事發現場進行調解,并與雙方商定,二審開庭前均不得耕作。
如此大面積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在我市兩級法院民事審判工作史上是非常罕見的。此案引起市委、市政府及海城市委、市政府等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市委副書記王陽指示:群眾利益無小事,要兼顧農民和承包戶的利益,多做調解工作,化解矛盾。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態度十分明確,在確保穩定的前提下,快審快結,不誤農時。同時,中院抽調出精干的審判人員組成合議庭,加班加點審查案卷。
4月21日,市中院積極與上級法院取得聯系,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最終中院確定了調解解決問題的思路。隨后,民三庭庭長帶隊與案件的承辦人員多次到糾紛發生地與海城市委、市政府、鎮黨委、鎮政府溝通情況,征得他們的支持,同時,又到當事人所在地分別講解法律和政策的相關規定,詢問雙方意見,摸清雙方當事人分歧的關鍵所在。通過了解,雙方均擔心各自的利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損失無法得到救濟。對此,承辦人員耐心地做說服疏導工作,讓雙方各自換位思考,經過努力,雙方分歧逐步縮小。他們又將當地政府的負責人及雙方當事人召集在一起,針對焦點問題,逐一解決,在當地政府的承諾下,雙方當事人終于打消了顧慮,接受了鎮政府對土地重新安排的方案。5月8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了民事調解書,使這起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得到圓滿解決。
案例7:陳小明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勝訴
陳小明,45歲,農民,家住金壇市指前鎮清水瀆村三組。1996年2月,陳小明與原村委會湖蕩八組簽訂了家東面小圩蟹塘的承包合同,1997年12月,陳小明將其中的16.5畝轉與原湖蕩村委四組村民陳阿保經營,承包期限均到2003年底為止。1998年1月10日,陳阿保向陳小明一次性支付了12800元。后因撤鄉并鎮并村政策的實施,陳小明基于對16.5畝蟹塘的承包權歸屬問題,與清水瀆村委及陳阿保產生糾紛。為了維護自己的承包權,陳小明多方走訪,最后找到農工辦,農工辦在與鎮、村、組及雙方責任人多次調解,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提出了讓陳小明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建議。
2004年2月23日,金壇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陳小明告陳阿保和清水瀆村委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5月9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陳小是明與陳阿保之間的16.5畝蟹塘屬于轉讓性質,據此,法院駁回陳小明要求返還16.5畝蟹塘的訴訟請求。
陳小是明仍然堅信自己沒有轉讓蟹塘承包經營權,他據理力爭,毅然向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上訴狀。二審期間,法院審理查明在本案中,陳阿保承包了陳小明的16.5畝蟹塘后,自行上交承包金,但陳阿保并未與原發包方湖蕩八組重新直接簽訂承包合同,陳小明出示的2001年度農業稅和水費單據都是按原承包的田畝數32畝交納的,因此可以認定陳小明與發包方湖蕩八組的承包關系并沒有改變,陳阿保與陳小明之間的蟹塘經營權流轉應屬轉包關系。另外原清水瀆村與湖蕩村合并,更名后的清水瀆三組與原湖蕩八組所屬村民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范圍并沒有改變。因此,清水瀆三組依法仍對其所屬集體土地享有發包權。清水瀆村委無權對已分屬給清水瀆三組的集體土地行使發包權,其與陳阿保簽訂的養殖承包合同無效。
9月2日,市中院作出終審判決,撤銷金壇市人民法院關于此案的一審民事判決及訴訟費用的負擔部分,另外,陳阿保應于今年12月30日前對這16.5畝蟹塘進行清理,清塘后交由清水瀆三組重新發包,屆時,陳小明享有優先承包權。
陳小明官司的最終判決讓我們看到,要使農村政策更好地得以實施,必須本著農民利益無小事的觀點,堅持依法妥善地解決農村土地承包中產生的矛盾。依法訴訟是解決當今農村土地承包矛盾的一條有效途徑。農民通過參與訴訟,能夠更充分地了解自身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增強了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促進農民自覺守法,同時也能以法律來主動性地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受侵犯。因此,陳小明打官司的做法有值得我們借鑒的方面。
案例8:土地承包合同無效,責任由誰來承擔
農村土地承包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給一方或雙方造成的損失由誰來承擔?在大量的案件處理中,法院對承包人直接損失的認定和處理比較妥當,但對承包人的間接損失基本上未作合理認定。這個問題普遍存在,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人民法院王緒存同志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案例解答和評析,供參考。
[案例]2001年12月,村民李某與當時的村委會簽訂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約定,村委會將村屬的15畝承包地承包給李某經營,承包期限為30年。合同簽訂后,李某對所承包的土地進行了重新規范和整理,并在投資近3000元的承包土地上新打了一眼深井。2002年10月,李某所在的村委會進行了換屆選舉。換屆后的村委會以原村委會與李某所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沒有召開村民大會,違反民主議定原則為由,將李某所承包的土地強行收回。李某將村委會告上法庭,要求確認合同有效,被告繼續履行合同;如果確認合同無效,要求賠償2萬元經濟損失。
[判決]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李某與原村委會之間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違反了民主議定原則,屬于無效合同。原村委會在簽訂合同中存在明顯過錯,應當對因合同無效給原告李某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賠償。但法院在判決中只對因合同無效給李某造成的直接損失作了認定,判決村委會賠償李某整地和打井費用5000元,而對李某自行委托價格認證中心認證的不能繼續履行合同后兩年的土地可得利益損失13000元,以“屬于期待利益,不是直接損失,且村委會有異議”為由,不予支持。
[評析]農村土地承包合同與其他合同相比,具有長期性特點,一般為30年。這種土地承包合同簽訂后,承包人為顧及長遠利益,其初始投入往往較大,承包人的期待利益也是巨大的。一旦合同被確認無效,法院若僅僅支持承包方直接損失,而不考慮其間接損失,勢必會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以上案例中,對李某自行委托認證機構作出的間接損失認定,如雙方有異議,法院可委托有鑒定資格的認證機構予以認證,并在合理幅度內根據雙方的過錯責任予以分擔,而不應以“屬于期待利益”為由不予支持。只要承包方的間接損失是可以預見并能預期取得的利益,就應支持,這也符合合同法中有關損失的賠償原則。
案例9;“農轉非”轉出的土地承包權糾紛
90年代初,隨著城市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戶口政策也隨之放開,要求“農轉非”的農民,不惜重金購買非農業戶口,由于“農轉非”的戶口本蓋的是藍色印章,故被俗稱為“藍印戶口”。
2002年8月2日,持“藍印戶口”的阿敏將“沒收”其土地承包權的原衢縣(現柯城區)石梁鎮中央方村的村民委員會,告上了浙江省衢江區人民法院,要求繼續享有土地承包權。
“藍印”戶主狀告村委會,原告阿敏訴稱,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原告家四口人共承包了村里的3.98畝土地,1994年4月,被告村委會在實行延長第二輪大田承包土地工作時,將原告的東家塘底路邊承包的土地0.828畝劃給第三人承包。原告認為,被告村委會強行沒收自己土地并轉包給第三人,此做法已侵犯了原告繼續承包土地的經營權,為此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原告同村里簽訂的原土地3.98畝的承包合同有效。
被告村委會卻辨稱,由于原告阿敏系藍印非農業戶口,于1994年12月23日遷至柯城公安分局(花園派出所),已不屬本村在冊人口,故1999年4月被告根據縣、鎮政府《關于延長大田承包期完善二輪承包工作意見》的文件精神,召開了村民小組長和村兩委會議,制定了《中央方村完善二輪大田承包工作實施細則》,并經各村民小組三分之二以上戶主討論同意,劃出原告戶在東家塘底0.828畝責任承包田歸第三人承包經營。原告阿敏的戶口已遷至柯城,非中央方村村民,不能享有農業責任田承包經營權。遷往外地喪失承包權
法院審理后認為,1999年石梁鎮政府在完善大田二輪承包工作時,根據本鎮實際制訂了有關政策意見,對“藍印戶口”在外縣(市、區)辦理的,原則上不享有承包權。被告中央方村村委會也根據本村實際,制訂了《完善大田二輪承包工作實施細則》,該細則規定,對在本縣的“藍印戶口”給予一半承包田,經勞動部門批準參加工作的不給承包田。
原告阿敏于1994年12月28日在柯城區取得“藍印戶口”,據此,被告在1999年完善大田二輪承包工作中,將原告阿敏在第一輪大田承包時承包的0.828畝土地予以調整劃出,符合有關法規政策的規定。原告要求確認繼續享有土地承包權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2002年9月6日,浙江省衢江區法院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例 10:外嫁女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
案情
原告傅某出生在被告宣州區某鎮的村民組,戶口也在被告村民組,并在被告的村民組生活。1991年原告與在浙江省杭州市服役的自愿兵許某結婚(許1990年底轉為自愿兵,其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結婚后原告未將戶口遷至其丈夫所在的村民組。1993年5月原告傅某生育一子許某,許某的戶口也落戶在被告的村民組。1995年進行第二輪土地承包改革,被告根據其上級機關的文件精神,召開村民大會進行地改。因原告與非農業人口結婚,根據該文件規定: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結婚,本人兩年脫離本組耕作的,不享有承包權,原告傅及許是不享受承包權的對象,未分農田給原告母子承包。被告與原告所生活的小灣村民組村民簽訂了土地承包合同,人均承包面積為0.79畝,以及沒有納入合同承包面積0.21畝。原告傅某為此找被告和被告的上級主管機關,要求享有承包權,但未能解決。2003年1月24日,被告上級機關對傅的要求,形成書面答復:在暫不分給其土地的前提下,享受村民組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宣城市宣州區某辦事處為妥善處理原告母子的問題,采取變通的辦法解決,將原告傅某安置在辦事處環衛所工作,但原告不同意。兩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享有2畝土地承包經營權,并要求被告賠償其自1995年10月以來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處理意見
評析:本案涉及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護問題。
長期以來,受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婦女與男子在社會地位中的不平等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涉及到農村婦女最直接的體現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受侵害。雖然憲法明確規定了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個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同等的財產權利。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了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益。但是也應該看到,在一些農村中仍然存在歧視婦女的現象,有的以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決議、村委會決定或鄉規民約的形式,剝奪婦女的土地承包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權;
土地是農村婦女的生存之本,對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的保護,首先是對婦女承包經營權的保護。2003年3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用三個條款專門規定了婦女土地承包權的保護:
第六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第三十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發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
第五十四條:發包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七)剝奪、侵害婦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農村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中的權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婦女同男子一樣有權承包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土地。第二、婦女結婚的,其承包土地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第三、在婦女離婚或者喪偶的情況下,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集體經濟組織不得收回該婦女已經取得的原承包地第四、對非法剝奪、侵害農村婦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受侵害的婦女可以向發包方主張自己的權利,可以申請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侵權方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以維護自己承包土地的合法權益。
第二篇:土地承包案例
糾紛發生的過程:
王甲和王乙是親弟兄,原本均住在劉家莊鄉白村,后來弟弟王乙因做生意需要就把戶口遷至武興縣新安鎮,王乙原來分得的土地就留給其父耕種。之后,哥哥王甲的兒子王丙跟隨王乙做生意,結果虧了近5萬元,雙方遂產生矛盾。王乙自己也虧了錢,一家五口生活難以維持,想到老家還有共計2.2畝耕地,便回到老家向老父親要地,而此時土地在王甲手中耕種而且地頭還有幾十棵樹木賣了2900元錢,但王甲認為王乙戶口早已遷出,無權繼續承包土地,加上之前的矛盾王甲父子二人便堅決不給王乙土地。王乙向村里申請調解,但村干部也支持王甲,2013年3月29日,王乙向劉家莊鄉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調查情況:
調解人員及時介入調查,通過調查發現,1998年12月,王乙取得了責任田的承包權2.2畝,承包期是三十年不變,在王乙遷出戶口后,這2.2畝土地由王乙老父親代為耕種,但是后來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就逐漸把地讓給王甲耕種了。且王甲堅稱,1997年王乙外出做生意,戶口也隨之遷出,1998年二次分地,是他自己以王甲的名義要下來承包的。但經過調解人員細致地調查發現,王乙戶口本上遷出時間為1999年12月13日,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簽發日期是1998年12月30日,也就是說王乙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前遷出戶口在后。至于雙方還有爭議的2900元樹木錢,也已證實是王乙遷出戶口后由老父親和王甲栽種的。
雙方爭執的焦點:
(1)王乙遷出戶口后是否還有土地承包經營權
(2)土地上種植的樹木賣的錢是否歸王乙所有
案例分析及適用法律法規:
從表面看,雖然王乙遷出戶口后就沒有權再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了,但戶口遷出不等于就失去了土地承包經營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指農業生產經營者,依照法律和土地承包經營合同,以承包的方式對農村集體所有的或國家所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生產并進行收益的權利。《物權法》第131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農村土地承包法》
第26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內,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發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時,承包方對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產能力的,有權獲得相應的補償。”
本案中,王乙全家遷入的仍是鄉鎮戶口,而不是設區的市。其原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受到法律保護。因此,王甲應當將其原先承包的耕地返還給王乙,讓其繼續耕種。
至于樹木賣得的2900元,因為樹是王甲和老父親種的,而且以前種地的稅收都是他們交的,因而2900元與王乙無關。
調解過程:
調解人員先采取背對背調解,首先對王乙的土地訴求予以支持,但不支持他要求王甲賠償樹木所得的2900元,王乙表示同意。隨后,我們又對王甲進行普法教育,開始王甲堅決不同意退地,我們知道是因為他兒子跟著王乙做生意虧了本所以懷恨在心,調解人員將產生的不利后果告訴王甲,通過反復做思想工作和普法教育,王甲終于同意退還土地。調解人員終于看到希望,不失時機地將雙方及村干部三方請到一起,共同制定調解方案并順利簽訂了調解協議。這樣終于使鬧了近一年的土地承包糾紛劃上了完整的句號。
分析及點評:
通過這件土地承包糾紛案的調解,使我們深刻認識到:
(1)處理類似案件,不能草率,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必須深入調查取證,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之前不能輕易表態和下結論。
(2)加強法制教育和普法宣傳,依法依理調解,不能夸大事實,必須循漸進摸清矛盾焦點,對癥下藥,坦誠相勸,耐心說服,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篇:土地承包法法條及案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
重點法條
第三條 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
農村土地承包采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
第四條 國家依法保護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長期穩定。
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承包地不得買賣。
第五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
第六條 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第七條 農村土地承包應當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關系。
第八條 農村土地承包應當遵守法律、法規,保護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可持續利用。未經依法批準不得將承包地用于非農建設。
國家鼓勵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增加對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第九條 國家保護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權益,保護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
第十條 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第三十三條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平等協商、自愿、有償,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二)不得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
(三)流轉的期限不得超過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讓方須有農業經營能力;
(五)在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優先權。第五十一條 因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也可以請求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等調解解決。
當事人不愿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典型案例及分析
——案例提供人:云南昌源律師事務所,徐騰寧律師 [案情介紹]
2004年5月,劉某與A村簽訂了耕地承包合同,并依法辦理了相關證件。合同約定劉某承包劉家墳地塊6.5畝,承包期為30年。同年9月劉某又與宋某簽訂了承包權轉讓協議書,約定劉某將其承包劉家墳地塊中的耕地部分(4.6畝)土地經營權以每畝0.5萬元有償轉讓給宋某所有,并由宋某承擔每年向A村交納土地承包費用,期限為30年。合同簽訂后,宋某一次性給付劉某轉讓費2.53萬元。后來,宋某每年按時向村委會交納土地承包費,村委會均開具了專用收款收據。2007年6月,宋某將劉某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劉某協助將其耕種的4.6畝耕地的使用權變更為宋某所有。而劉某此時卻想收回該土地的承包權,即以承包經營權轉讓未經村委會同意為由,請求法庭判該項轉讓無效。
[疑惑]
1、劉某與宋某簽訂的土地承包權轉讓協議是否合法?未經村委會同意的轉讓會否影響該份合同的法律效力?
2.劉某是否有義務協助宋某辦理該4.6畝土地的使用權變更? [案例解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案件,其核心問題在于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方式和程序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中,劉某已與A村簽訂了耕地承包合同,并辦理了相關證件,實際上已經合法取得了該地塊的承包經營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0條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以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承包方有權依法自主決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轉、流轉的對象和方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依法流轉其承包土地。”劉某在依法取得合同約定地塊的承包經營權后,可以合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本案中劉某與宋某簽訂的土地承包權轉讓合同系基于雙方真實的意愿,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劉某采取轉讓的流轉方式雖未事先取得村委會的同意,但是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之后,宋某如約按時向村委會交納土地承包費用,村委會也予以認可并開具了專用收款收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使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3條規定:“承包方未經發包方同意,采取轉讓方式流轉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合同無效。但發包方無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態的除外。”本案中,作為發包方的村委會對雙方當事人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沒有法定的理由不同意,同時在知曉雙方當事人之間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情況下,未表示反對,故應當排除劉某提出的所謂未經村委會同意導致該合同無效的主張。
關于宋某要求劉某協助其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的請求,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劉某與宋某簽訂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后,應當依法辦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主體變更。
案例2 承包人承包期內死亡,其繼承人繼續承包案
[基本案情]
原告:賈某,女,40歲,住某鄉老山村。被告:某鄉老山村村委會。
某村村民郭某于1989年6月與其所在村簽訂耕地承包合同,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由郭某承包該村10畝耕地,承包期為10年,每年交承包費1 000元。1995年郭某去世,其妻賈某繼續經營該片土地。1997年村委會以賈某非承包人為由強行收回耕地,賈某迫于無奈,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在審理中查明賈某自1995年至1997年未交承包費。[審判]
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經審理查明,1989年6月,郭某與其所在村簽訂了耕地承包合同后,郭某按照合同約定,在規定的10畝地上耕種,每年繳納了承包費1 000元,沒有任何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1995年郭某去世后,其妻賈某繼續按合同進行耕種。1997年,村委會違反合同約定,以賈某非承包人為由強行收回耕地。
受訴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郭某與被告簽訂的耕地承包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依法成立:應予保護。合同簽訂后,雙方應嚴格按照約定履行合同,承包方郭某死亡后,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的有關規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內因健康原因喪失承包能力或者死亡,繼承人無力承包或者放棄繼承,且又不進行轉讓、轉包或入股的,當事人可請求終止承包合同,人民法院應當允許。原告在承包人郭某死亡之后,有能力承包并且按承包合同履行義務,所以,被告無權請求終止承包合同,更無權強行收回耕地。原告要求被告繼續履行合同,賠償損失的理由正當,應予支持。據此,法院判決如下:
一、被告向原告返還土地,并賠償損失3 000元;
二、原告有權繼續承包,但應向被告支付1995年到1997年的承包費2000元 [案例評析] 本案原、被告雙方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郭某與被告簽訂的耕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二是原告有無權利繼續承包耕地。對此我國《民法通則》第八十條作了原則性規定,即“公民、集體依法對集體所有的或者國家所有由集體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承包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規定”。同時,《農業法》亦規定:承包人以個人名義承包的土地(包括耕地、荒地、果園、茶園、桑園等)、山嶺、草原、灘涂,水面及集體所有的畜禽、水利設施、農機具等,如承包人在承包期內死亡,該承包人的繼承人可以繼續承包,承包合同由繼承人繼續履行,直至承包合同到期。為保護集體資產和促進生產發展,對技術要求較高的專業性承包項目,如第一順序繼承(配偶、父母、子女)中只有不滿16周歲的子女,或者只有不能辨認或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集體可收回承包項目,重新公開發包。但死者“個人承包應得的個人收益”,由發包方或承接承包合同者給予合理補償,其補償作為遺產依法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耕地。該法第三十條規定,婦女喪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可見,承包人在承包期內死亡,如其繼承人有履行能力,可以繼續承包。發包方不得以承包人死亡為由收回承包物。
本案中郭某與其所在村簽訂的耕地承包合同期限為10年。在此期間,郭某死亡,作為其第一順序的繼承人,郭某之妻賈某依法享有繼續承包的權利,村委會不能以其非為合同中的承包方強行收回土地。因此,村委會的做法是錯誤的,應向賈某返還土地,并賠償賈某因此遭受的損失。但賈某作為后續承包人,應依約向村委會支付相應的承包費。
案例3
一起土地承包合同案
原告:岳某,女,26歲,某村村農民。被告:某村村委會。
法定代表人:尹某,系該村委主任。被告:某村村民小組。
負責人:韓某,系該村小組組長。【基本案情】
1997年3月1日,原告父親岳某某以家庭代表人的身份同被告某村委會簽訂了二輪土地承包合同書。2003年被告某村小組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將原告所享有土地經營權的土地收回,一部分分配給了其他村民,一部分土地賣給了鐵礦企業。原告系“出嫁女”,但戶口尚未遷出,在新居住地也未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為此與兩被告發生糾紛,經相關的部門調解無效后,原告便向固陽縣人民法院提起對上述兩被告的民事訴訟。
原告訴稱:2003年被告某村小組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在原告未遷出戶口、未在新居住地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情況下,抽回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土地,非法剝奪了原告土地承包經營權,并造成了原告不能夠依法耕種此土地,損失數額為8506.35元,請求人民法院依法保護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未進行口頭、書面答辯,也未出庭訴訟。【法院審理結果】
某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1997年3月1日,原告的父親岳某某與村委會依據第二輪土地承包政策,簽訂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為三十年。2003年春,村委會、村民小組召開代表大會,將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土地收回,部分調整給本村村民,部分賣給了鐵礦企業。
某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承包經營合同應當依法履行。土地承包合同履行期間,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的土地,故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被告在承包期間,調出原告的承包土地是違法的。原告的請求賠償損失事實雖然存在,但原告未提供相關證據佐證,無法認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六十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原告岳某的父親岳某某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
二、限被告某村委會在本判決生效后追回退出原告的土地,歸還原告;
三、駁回原告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判決后,原告岳某某不服,以原判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及判決結果有誤為由,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第三項,依法改判由被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損失8506.35元。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查明相一致,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應當依法履行所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失的主張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分析】
1、關于本案的案由。
本案中一審、二審在法律文書中,認為此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定性是準確的。
承包合同糾紛案件,是指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的糾紛,其產生糾紛的前提條件是有土地承包合同關系,這樣的糾紛法院就可以作為民商事案件受理。
因為只有在土地承包合同依法成立生效,有此法律關系存在的前提條件下,才可能在發包方與承包方之間,因合同的履行或者第三人的侵權,產生合同當事人一方違約、第三人侵權等不合法的行為導致另一方不能夠依法享有其權利,請求人民法院依法保護其合法權益的訴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法律上的權利而不是法律關系上的權利。有許多法律上的權利,如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這些都不能直接作為民事案件來處理。
2、土地承包合同訂立后,村民應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應屬于物權性質,在我國民法界,以前認為是債權,現在看來是不正確的。合同只是創設物權的一種形式,這個物權不能因為承包方的戶口的遷移、婦女出嫁,而輕易被剝奪,這是物權法定原則的要求。
在本案中,村民小組,召開村民大會,把岳某某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收回,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條,即承包期間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土地。雖然收回土地的行為,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者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但是該事實行為,并未得到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批準,應當認定收回土地的行為是不合法的,是無效的。
3、關于本案的訴訟主體問題。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家庭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依此規定,在本案中岳某某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是否在不是家庭代表人的情況下,對兩被告提起民事訴訟呢?這個問題應當說是在我國審判實踐當中,經常遇到的民事主體是否適格的問題。
農戶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當事人,是權利的享有者,是義務的承擔者。岳某某以個人的名義提起訴訟,應當說是主體不適格,在本案中,應當以戶為當事人,不應以個人為當事人。簽訂合同的當事人所在的戶為主體,代表人可以是簽訂合同的人,也可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記載的人,或由農戶家庭成員推選的人。人民法院應當在裁判文書中注明,岳某某系該農戶的代表人,就解決了此主體問題的瑕疵了。
4、關于本案中原告要求的損害賠償問題。原告的訴訟請求之一是土地被不合法收回,得不到耕種所造成的8506.35元的損失費。此訴訟請求并沒有得到一、二審法院支持。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的賠償費沒有得到法院支持的原因在于,原告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
我們知道,民事侵權構成的四要件由行為的違法性、損害事實的存在、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構成。原告在庭審過程中,只能夠舉證被告行為的違法性(即不合法收回原告承包經營的土地),所提出的賠償標準是參照某自治區2003農民的平均收入。對于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即不合法收回土地的客觀行為,推定其有主觀上有過錯),損害事實的存在(即不合法收回土地的客觀行為,推定造成了原告不能夠耕種土地,有損害后果的發生)和因果關系(即由于被告是不合法的,推定其行為與損害有因果關系)均不能夠舉證。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原告對于被告侵犯損害賠償責任承擔的主張上,是有依據的,即被告收回土地事實的存在,而對于賠償費用的承擔上,在侵權四要件的舉證上,后三個要件的舉證是原告的主觀上的一種推定,這就造成了原告被侵權后,由于舉證不力,承擔了與己不利的后果。
第四篇:土地承包可行性分析報告
土地承包可行性分析報告
項目名稱:土地承包 建設性質:個體經營 經營性質:個體 承包地點:曹店 經營方式:個體經營 投資規模:13萬元
一.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依據
1.根據黃龍縣創業促就業小額擔保貸款有關文件 2.土地承包合同 3.就業失業登記證
二.項目建設背景及必要性
本項目是在市 縣有關扶持政策的引導下產生的。當前,為了鼓勵待業青年和回鄉務工人員創業,加快下崗職工培訓和在就業,發展和繁榮縣域經濟,縣政府出臺了一些促就業政策,如扶持待業青年創業促就業小額貸款發放,減免稅收等愛民 惠民政策。加之近年來我縣核桃聞名國內外,該土地承包必定能帶來較好的經濟效益,同時,核桃種植也能拉動一些事業人員再就業,實現雙贏的效果,促進縣域經濟和諧發展。三.項目建設有利條件 1.位置優勢 該項目位于曹店村,土地肥沃,水源供應充分。距離縣城近,交通便利,便于各種設施的購買和果實的運輸和銷售。2.政策優勢
縣政府對個體經營戶實行重點扶持,多方面制定了優惠政策,并力爭實行稅收免征優惠,貸款扶持,加強技術培訓,給予相關政策支持和政策傾斜。四.市場分析 1.市場分析
近年來,黃龍縣以“核桃甲天下”而聞名國內外。核桃價格高,銷路好,但是供不應求。因此,種植核桃園的前景可觀。2.承包土地存在問題
經營者屬于無業人員,沒有較多資金積累,無法承擔承包土地及經營所需資金。五.承包估算和資金籌措
1.土地承包估算需總投資13萬元,其中:(1)承包土地費5萬元(2)核桃苗和肥料等3萬元(3)技術學習工人工資3萬元
2.資金籌措:經營者自籌資金3萬元,剩余資金借貸創業促就業小額擔保貸款。六.還款計劃: 第一年:還款2萬元 第二年:還款4萬元 第三年:還款4萬元
計劃三年內還清所貸10萬元。
第五篇:土地流轉案例分析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案例分析和突破
案例1:
2000年3月,某村村民王某,將自己位于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以5000元的價格轉讓給本村李某父親,之后李某之父一直耕種該承包地。2001年6月李某之父又用這5畝承包地互換了本村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互換雙方及王某三方又簽訂了承包地互換協議,此后李某家耕種該土地7年之久,在此期間三方共守約定沒有出現爭議。2004年,李某之父因病去世。2008年秋,因機場建設需要,有關主管部門依法征用了李某從陳某家互換來的5畝承包地,并付給一定的征用補償。但陳某看到政府補款時,他稱承包地互換違法,阻撓李某領取該地的補償費。為此,李某訴訟法院要求確認與陳某的互換協議有效,同時享有該5畝承包地的征用補償款。
【法庭審理與判決】
原告訴稱,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之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以及該法第34條,“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主體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權依法自主決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否流轉和流轉的方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滿足上述條件下可以進行轉讓和互換,即本案2001年6月原告之父用轉讓而來的這5畝承包地互換了被告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是符合法律規定的,而且互換雙方當事人即原告之父、被告及王某又簽訂了承包地互換協議,是三方真實意思的表示,依《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故此互換協議是合法有效的。此后原告家耕種該土地7年之久,期間沒有出現過任何爭議。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6條之規定,“承包人享有下列權利: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第43條之規定:“承包人對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產能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法流轉時有權獲得相應的補償。”故原告作為承包地的實際占有者占用土地7年之久后,在承包地依法被征用時是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
被告辯稱,原告之父雖然與被告簽訂了互換協議,是真實意思表示,但根據《物權法》第9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據此原告之父和被告之間的互換行為應當依法到相關管理部門進行登記,沒有合法進行登記的互換行為是無效。既然行為無效,再根據《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故依無效合同的處理原則,原告應當返還被告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所以由此所得的收益理應歸于被告所有。
最后,法院認為,原告之父與被告之間關于農村土地承包地的互換行為,是自愿流轉的,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沒有登記只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8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互換、轉讓方式流轉,當事人要求登記的,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請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以及《物權法》第129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轉讓,當事人要求登記的,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請土地承包經營權變更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4條規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或者其他方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包方僅以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未報其備案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即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一項用益物權,遵循的并非是登記生效主義,而是登記對抗主義,故即使土地承包經營權未經登記亦有效,這也可以在《物權法》第127條第一款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自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生效時設立”得到驗證,故法院最終判決原告之父與被告承包地互換協議有效,原告作為法定繼承人享有南頭5畝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及征用土地補償款。
【評析】
本案是一起涉及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案件,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主要指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效存在的前提條件下,在不改變所有權和主體種類與土地農業用途的基礎上,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法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給受讓人的行為。在此案件中,有如下法律要點要解決:
第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取得問題依據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最基本方式,也是最主要方式。而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推進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土地規模經營,加快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進程,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為適應這一快速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方式也各式各樣了。從法律學理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取得,分為原始取得和繼受取得。
1、原始取得主要是指承包人與發包人通過訂立承包經營合同而取得承包經營權,分為家庭承包的方式進行承包,承包人于合同成立生效時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發放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并登記造冊,確認土地承包經營權。本案中村民王某位于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和本村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就是基于原始取得方式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
2、繼受取得是指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過程中,受讓人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等方式,依法從原始取得的承包人手中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因承包人死亡的,其法定繼承人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而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本案中,村民李某之父1998年3月從村民王某處取得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是通過轉讓方式取得。2001年6月李某之父用這5畝承包地互換了本村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因而取得了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2004年李某之父因病去世,李某作為繼承人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其通過繼承的方式取得了位于南頭的5畝地。第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登記制度問題隨著我國《物權法》的頒布,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不動產物權地位得到確認,而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是物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登記最主要功能是對物權的設立、變更及消滅而產生公示公信的作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8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互換、轉讓方式流轉,當事人要求登記的,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請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說,登記限于互換和轉讓的方式,而轉包、出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因主體沒有發生改變,故不必申請登記。互換、轉讓方式流轉的登記是一種申請行為,也不強制當事人登記,沒有登記只是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事實上,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公示方法的登記制度存在許多問題,從行政主管部門的登記冊上是很難反映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真實狀況。實際操作中,本村村民之間的土地流轉是自由的,流轉的主體很少會主動要求進行登記的,而作為發包人在一定期限內如果沒有持合理理由站出來反對的情況下,流轉主體一般就這樣固定下來。因為,農村是一個大集體,一個村(大隊)一般是30至50戶人家,本村內的土地承包情況,幾乎每戶人家都知道,這幾畝田地是誰家的,誰家的田地有互換情況,誰家的田地轉讓給哪家,他們都了如指掌。所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登記制度對農民來說,既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再去登記也沒有什么含意。基于以上事實,本案中,除村民王某位于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和村民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可能會有原始登記外,其他繼受取得如:村民李某父親1998年3月從村民王某處取得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村民李某父親2001年6月從本村陳某處互換取得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2004年李某作為繼承人從李某之父處繼承取得位于南頭的5畝地的流轉方式的主體變更一般都不會到行政主管部門主動申請變更登記。《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8條也規定……,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本案中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況。
第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中轉讓、互換的效力問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7條之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當事人雙方應當簽訂書面合同。采取轉讓方式流轉的,應當經發包方同意;采取轉包、出租、互換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的,應當報發包方備案。”該法條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讓方式流轉的,應當經發包人同意。經發包人同意沒有強調一定要采用書面形式,言下之意就是采用口頭形式也可以,而實踐中大部分都是這么操作的。再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3條之規定,“承包人未經發包方同意,采取轉讓方式流轉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合同無效。但發包方無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態的除外”。這里增加了一個但書,擴展了采取轉讓方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效力。也就是說,沒有經過發包方同意或者發包人不同意,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行為都不必然導致無效,只有發包人有正當理由不同意的情況之下才能認定無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0條規定,“國家保護承包人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第40條規定,“承包人之間為方便耕種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對屬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互換。”以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定,“承包人有權依法自主決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轉、流轉的對象和方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人依法流轉其承包土地。” 本案中,村民王某位于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和村民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在依法原始取得合同約定地塊的承包經營權后,完全可以依據法律規定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流轉。所以,1998年3月,村民王某和李某父親就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的轉讓協議有效;2001年6月,村民陳某將其依法承包經營的位于南頭5畝土地與李某之父受讓于王某位于本村北大路旁5畝承包地互換,是當事人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協議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已經發包方同意,但是協議的內容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發包人的行使撤銷權的限期已過。又根據2009年5月份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14條規定,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由此更進一步地限制了合同無效的情形。因此,本案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協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協議,是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都是合法有效的。第四,土地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補償主體的問題從直接的法律依據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6條之規定,“承包人享有下列權利: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 第43條之規定,“承包人對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產能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法流轉時有權獲得相應的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42條之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臵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第132條之規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有權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獲得相應補償。”以上規定,適用本案可以理解被李某家耕種該土地7年之久,對承包地已有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價值有了較大改善與提高的,在土地被依法征收后是完全有權要求獲得相應補償。土地補償費是給予土地所有人和用益物權人(承包人)的投入及造成損失的補償,應當歸土地所有人和用益物權人所有。
綜上,本案中,李某之父先基于轉讓協議取得王某位于本村北大路旁的5畝承包地,后基于互換協議取得陳某位于南頭的5畝承包地,2004年李某作為繼承人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位于南頭的5畝地。所以,當2008年秋因機場建設,有關部門需要征用南頭的5畝地時,對于依法享有這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李某來說,應當得到相應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因此法院的判決本律師認為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