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

《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 選舉制度逐步得到發展2010年03月08日 09:27中國網【大 中 小】

《選舉法》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從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開始，我國的選舉法律制度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進行規范。半個多世紀以來，《選舉法》歷經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逐步得到發展，規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選舉權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我國目前的選舉法律不涵蓋國家機關領導人的選舉，也不包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選舉，前者主要由政府組織法(如國務院組織法、地方政府組織法)規定，后者由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調整。因此，我國目前還缺乏規范各種不同類型選舉的統一的選舉法。

現行《選舉法》的核心是規范人大代表的選舉，對《選舉法》的回顧介紹也將以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此次制定通過《選舉法》，是在普選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在普選產生正式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前，由政協會議代行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職權，地方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職權，政協會議和地方人民代表會議由邀請、推選、協商等方式產生的人士組成。

實行普選的方式產生基層人大代表、召開正式的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提議，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定于1953年召開普選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大，并在此基礎上接著召開全國人大；同時決議成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進行選舉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通過了《選舉法》，確認了建國初期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普選、逐級召開地方各級人大和全國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一部《選舉法》規定的選舉基本原則和重要內容如下:

1、選舉權的普遍性。如《選舉法》第一條規定各級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第四、五條規定，除依法尚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滿十八周歲之中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選舉權的平等性。1953年《選舉法》體現“投票權平等”，如第四十三條規定，每一選民只得進行一次登記；第六條規定，每一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

但是該法分兩章詳細規定了各級人大代表“名額”，農村與城市、漢族與少數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開創了“不平等投票”但在當時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確”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條規定，各省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八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以此計算的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約為1200人左右。

3、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并用。如《選舉法》第三條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級人大選舉；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

4、無記名投票和舉手表決并用。如《選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和鄉、鎮出席縣人大代表的選舉，采用以舉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縣以上各級人大之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5、候選人的提名采用等額方式。《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等額或差額問題，但1953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此后長期實行等額選舉。

1953年《選舉法》的很多規定，為以后的《選舉法》所繼承、發展，例如: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少數民族、人民武裝部隊、國外華僑應選一定名額的人大代表；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事宜；選民登記與選民名單公布；按選舉區域或選舉單位提出代表候選人(地域代表制和職業代表制并用)；關于有效選舉、投票、當選的規定；對破壞選舉行為的制裁。

1953年《選舉法》根據《共同綱領》有關實行普選問題的規定、建國三年多的政治實踐和具體情況制定，吸收了蘇聯選舉的經驗。1953年《選舉法》的意義在于將普選的政治承諾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實，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法律化，為順利開展初次的全國性大規模普選，也為以后的選舉法律制度，確立了法律基礎。但很多重要內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規定較多，很多具體問題要留待實施細則解決。

1979年:制定新的《選舉法》

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國選舉制度。該法后經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選舉制度內容進一步改進和充實。

1979年《選舉法》的重要變化，一是直接選舉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第二條)，但全國人大、省級人大、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實行間接選舉。

其次是規定差額選舉，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都實行差額選舉，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條)。

其他方面的變化還包括:

1、在普遍選舉方面，選舉權的政治資格僅限定為“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第三條)。

2、在平等選舉方面，1979年《選舉法》不再詳細規定代表名額(因難以取得一致意見)，僅具體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五百人。名額的分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情況決定”(第十三條)，對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的確定僅作了原則規定，由省級人大常委會自行決定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第九條)，規定“人口特少的少數民族，至少也應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條)。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選舉法》第十、十二、十四條明確規定為:自治州、縣、自治縣人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4倍于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省、自治區人大為 5:1，全國人大為8:1。

3、代表候選人的提出和宣傳介紹方面，沿用1953年《選舉法》對政黨、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的規定。不同的是，明確賦予選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規定“推薦時，應當向選舉委員會介紹候選人的情況”(第二十六條)；推薦候選人的政黨、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但在選舉日須停止對代表候選人的宣傳。”(第三十條)

4、預選的程序方面，為確定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中的正式代表候選人，規定了預選方式:如果所提候選人名額過多，可以進行預選，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第二十八條)。

5、選舉程序方面，規定直接選舉的選區應設立投票站或召開選舉大會進行選舉，選舉一律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條)。此外，還專章規定了罷免和補選制度，強化選民、選舉單位、公民或者單位對各級人大代表的監督。

1979年制定的《選舉法》，是在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轉變背景下，基于民主與法制遭到破壞、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嚴重違背客觀規律和歷史潮流的教訓而進行的。為清理專制與特權，遏制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恢復久被壓制的各項公民自由和權利，當時選取制定《選舉法》和其他幾個重要法律(包括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從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開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選舉法》保障人民政治權利，如直接選舉擴大到縣人大代表，任何選民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提名候選人，實行差額選舉，投票方法一律采用無記名，都是為加強人民對政權機構的參與、管理和監督而作的規定。為適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需要，1979年《選舉法》完善了地方政權體制，以發揮地方積極性。

1982年:《選舉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對1979年《選舉法》進行了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選舉法將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方式改為“推薦代表候選人的黨派、團體或者選民可以在選民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還增加了對代表資格終止情況下補選代表的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在任期內調離或者遷出本行政區域的，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缺額另行補選”。

1986年:《選舉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重新修改和補充了1979年《選舉法》的規定，但不涉及《選舉法》的基本原則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規定，是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順利進行，進一步加強地方政權機構建設。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主要包括:

簡化選民登記手續，確立一次登記、選民資格長期有效的辦法，而之前的規定是每次選舉都普遍進行選民登記，耗時耗力；“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而修改前的規定為“三人以上附議”；縮小了直接選舉的差額幅度，規定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差額幅度仍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選舉差額幅度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關直接選舉的這些修改，來自地方人大常委會提議，其后果在于控制產生更多的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候選人，使直接選舉的組織者、管理者“便于”進行選舉，但它也有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選民政治參與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選舉的民主性、競爭性。預選的規定也是一例，在確定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正式代表候選人方面，修改稿規定選區選民小組(或全體代表)反復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從而刪去了1979年法律中預選的規定。這是因為一些地方提出，將選民集中起來比較困難，預選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刪去預選，在以后的選舉實踐中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

關于宣傳介紹候選人，修改稿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政黨、人民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

修改稿還有幾個細節修改、補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額，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人”，這一規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監督、罷免和補選之外，增加了代表辭職的規定。

1995年:《選舉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對1979年《選舉法》的第三次修改。這次修改主要是總結近十年全國和地方選舉的經驗，完善選舉法制。比較重要的修改有:

確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1986年的修改稿確定了全國人大代表的規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額基數+按人口數增加代表數”的方法，以此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規模，并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總名額經確定后，不再變動”。與1953年《選舉法》規定代表名額的方法不同，這次的基數方法能夠保證地方人大代表擁有基本規模，適應幾十年間人口巨幅變動的社會變化，按人口數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區人口數量的不均衡，保證代表與人口數在總體上的比例均衡。

統一代表與人口數的比例。縮小了1979年《選舉法》中規定的比例，將省、自治區和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村每一代表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從原來的5:

1、8:1，統一修訂為4:1，自治州、縣、自治縣仍是4:1。這一規定從總體上縮小了城鄉選民投票權不平等的程度，是對我國快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還包括，恢復預選，但僅限于間接選舉中；直接選舉中選區的大小，按每一選區選一至三名代表劃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罷免和辭職的程序。這些修改都是選舉經驗的凝結和反映。

2004年:《選舉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第四次修改《選舉法》。要點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進一步，恢復了直接選舉中的預選，規定，“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在候選人介紹環節，增加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者“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本次修改越過了過去的公式化介紹形式，使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交流成為可能，使選舉向著民主、競爭的方向實質性前進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對罷免程序作完善，規定了破壞選舉的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行為的種類。

這次修改的內容多為細節補充，依然是對一段時期各地選舉經驗的一般總結，對于實踐中提出的較為強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沒有急于給出回應。由此反映出《選舉法》修改的較為一貫思路，那就是重要選舉原則的修改非常謹慎，具體程序與內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論論證而是來源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驗證，因而《選舉法》在技術上、規范上、內容上存有缺陷；《選舉法》的修改與政治導向的聯系較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維護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體制，在政治上、法律上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對個體的公民的選舉權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個目標。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張呂好

官員：城鄉同比選舉不會大增農村代表數量2010年03月09日 02:40新京報【大 中 小】

本報訊(記者 楊華云)中國人大代表選舉制度走過60年后，城鄉“同票不同權”的狀況將獲得解決。

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上午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作選舉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選舉法此次修改最大的變化為城鄉同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現行選舉法規定，城市和農村人口按四比一的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中國人大代表選舉城鄉按不同人口比例經歷了八比一、四比一的階段，從八比一到四比一這個階段歷時四十多年，而從四比一到目前即將實現的一比一，也走過了十五年。

不過此次選舉法修改，在實現人人平等的同時，引入了同樣重要的地區平等，王兆國表示，要保障各地方在國家權力機關有平等的參與權，各行政區域不論人口多少，都應有相同的基本名額數，都能選舉一定數量的代表，體現地區平等。此外，平等原則還包括民族平等，保障各民族都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

針對近些年出現的兩地代表、候選人個人詳細情況等新問題，此次修改亦有涉及，王兆國表示，一些代表和有關部門建議，應明確規定人大代表候選人要填報是否取得外國永久居留權、外國國籍等情況；并對不如實提供個人情況的，應規定相應處理辦法，保證選民或者代表了解真實情況；同時還應對一個公民是否可以擔任兩個不同地方的人大代表問題予以明確。

對此，草案增加規定，“接受推薦的代表候選人應當向選舉委員會或者大會主席團如實提供個人身份、簡歷等基本情況。提供的基本情況不實的，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通報”、“公民不得同時擔任兩個以上無隸屬關系的行政區域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這次選舉法修改對流動人口選舉暫不做規定。

城鄉同比

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農村人大代表不會大增

新京報:大家都很關注“同票同權”的問題。但是什么是“同票同權”的真實含義，不是每個人都很了解。

陳斯喜（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實現城鄉“同票同權”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一人一票；二是同票同權、同票同值，每一票所含的權利分量、價值一樣。這個在1953年和1979年的選舉法中沒有完全實現。

新京報:為什么呢？

陳斯喜:因為解放初農民占多數，工人數量比較少，為保證有與其政治地位相適應的代表，1953年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規定。

新京報:這次修改要一步到位實現1:1。

陳斯喜:是的，通過這次修改就一步到位實行城鄉同比例，完全實現“同票同權”。因為現在城市人口進一步增加，占46%還多，而農民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中國歷史上缺乏民主，推進民主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從基層做起。實現城鄉代表同比例，可以激發農村基層群眾的民主熱情，提高民主意識。

新京報:實行城鄉同比，很多人理解成農村人大代表與城市人大代表同比例，農村代表會大量增加。

陳斯喜:城鄉同比例與人大代表結構有一定關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城鄉代表結構同比例，而是指分配代表名額時，不區分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都按照同樣的原則進行分配。

具體講，就是直接選舉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時，代表名額要分配到各個選區去，要求人口大體相等的選區，代表名額要大體相等；間接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時，不同行政區域之間如果人口大體相等，代表名額也要大體相等，與此相應，如果人口不是大體相等，代表名額就要有所不同。

實行城鄉同比例后，農村選區和農村人口較多的地方，分配到的代表名額會適當增加。但提名候選人和投票選舉并沒有區分城鄉，所以從實際情況看，最后選出的代表還是城市人口會多一些，特別是間接選舉更明顯。

早先報道：

王兆國就選舉法修正案草案向人大代表作說明(全文)

《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 選舉制度逐步得到發展

第二篇：《選舉法》歷次修改情況簡介

《選舉法》歷次修改情況

《選舉法》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從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開始，我國的選舉法律制度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進行規范。半個多世紀以來，《選舉法》歷經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逐步得到發展，規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選舉權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我國目前的選舉法律不涵蓋國家機關領導人的選舉，也不包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選舉，前者主要由政府組織法（如國務院組織法、地方政府組織法）規定，后者由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調整。因此，我國目前還缺乏規范各種不同類型選舉的統一的選舉法。

現行《選舉法》的核心是規范人大代表的選舉，對《選舉法》的回顧介紹也將以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此次制定通過《選舉法》，是在普選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在普選產生正式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前，由政協會議代行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職權，地方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職權，政協會議和地方人民代表會議由邀請、推選、協商等方式產生的人士組成。

實行普選的方式產生基層人大代表、召開正式的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提議，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定于1953年召開普選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大，并在此基礎上接著召開全國人大；同時決議成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進行選舉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通過了《選舉法》，確認了建國初期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普選、逐級召開地方各級人大和全國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一部《選舉法》規定的選舉基本原則和重要內容如下：

1、選舉權的普遍性。如《選舉法》第一條規定各級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第四、五條規定，除依法尚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滿十八周歲之中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選舉權的平等性。1953年《選舉法》體現“投票權平等”，如第四十三條規定，每一選民只得進行一次登記；第六條規定，每一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

但是該法分兩章詳細規定了各級人大代表“名額”，農村與城市、漢族與少數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開創了“不平等投票”但在當時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確”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條規定，各省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八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以此計算的全國人大 代表名額約為1200人左右。

3、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并用。如《選舉法》第三條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級人大選舉；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

4、無記名投票和舉手表決并用。如《選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和鄉、鎮出席縣人大代表的選舉，采用以舉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縣以上各級人大之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5、候選人的提名采用等額方式。《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等額或差額問題，但1953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此后長期實行等額選舉。

1953年《選舉法》的很多規定，為以后的《選舉法》所繼承、發展，例如：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少數民族、人民武裝部隊、國外華僑應選一定名額的人大代表；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事宜；選民登記與選民名單公布；按選舉區域或選舉單位提出代表候選人（地域代表制和職業代表制并用）；關于有效選舉、投票、當選的規定；對破壞選舉行為的制裁。

1953年《選舉法》根據《共同綱領》有關實行普選問題的規定、建國三年多的政治實踐和具體情況制定，吸收了蘇聯選舉的經驗。1953年《選舉法》的意義在于將普選的政治承諾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實，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法 律化，為順利開展初次的全國性大規模普選，也為以后的選舉法律制度，確立了法律基礎。但很多重要內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規定較多，很多具體問題要留待實施細則解決。

1979年：制定新的《選舉法》

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國選舉制度。該法后經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共五次修改，選舉制度內容進一步改進和充實。

1979年《選舉法》的重要變化，一是直接選舉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第二條），但全國人大、省級人大、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實行間接選舉。

其次是規定差額選舉，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都實行差額選舉，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條）。

其他方面的變化還包括：

1、在普遍選舉方面，選舉權的政治資格僅限定為“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第三條）。

2、在平等選舉方面，1979年《選舉法》不再詳細規定代表名額（因難以取得一致意見），僅具體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五百人。名額的分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情況決定”（第十三條），對地 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的確定僅作了原則規定，由省級人大常委會自行決定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第九條），規定“人口特少的少數民族，至少也應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條）。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選舉法》第十、十二、十四條明確規定為：自治州、縣、自治縣人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4倍于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省、自治區人大為 5:1，全國人大為8:1。

3、代表候選人的提出和宣傳介紹方面，沿用1953年《選舉法》對政黨、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的規定。不同的是，明確賦予選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規定“推薦時，應當向選舉委員會介紹候選人的情況”（第二十六條）；推薦候選人的政黨、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但在選舉日須停止對代表候選人的宣傳。”（第三十條）

4、預選的程序方面，為確定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中的正式代表候選人，規定了預選方式：如果所提候選人名額過多，可以進行預選，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第二十八條）。

5、選舉程序方面，規定直接選舉的選區應設立投票站或召開選舉大會進行選舉，選舉一律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條）。此外，還專章規定了罷免和補選制度，強化選民、選舉單位、公民或者單位對各級人大代表的監督。

1979年制定的《選舉法》，是在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轉變背景下，基于民主與法制遭到破壞、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嚴重違背客觀規律和歷史潮流的教訓而進行的。為清 理專制與特權，遏制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恢復久被壓制的各項公民自由和權利，當時選取制定《選舉法》和其他幾個重要法律（包括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從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開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選舉法》保障人民政治權利，如直接選舉擴大到縣人大代表，任何選民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提名候選人，實行差額選舉，投票方法一律采用無記名，都是為加強人民對政權機構的參與、管理和監督而作的規定。為適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需要，1979年《選舉法》完善了地方政權體制，以發揮地方積極性。

1982年：《選舉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對1979年《選舉法》進行了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選舉法將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方式改為“推薦代表候選人的黨派、團體或者選民可以在選民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還增加了對代表資格終止情況下補選代表的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在任期內調離或者遷出本行政區域的，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缺額另行補選”。

1986年：《選舉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重新修改和補充了1979年《選舉法》的規定，但不涉及《選舉法》的基本原則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規定，是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順利進行，進一步加強地方政權機 構建設。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主要包括：

簡化選民登記手續，確立一次登記、選民資格長期有效的辦法，而之前的規定是每次選舉都普遍進行選民登記，耗時耗力；“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而修改前的規定為“三人以上附議”；縮小了直接選舉的差額幅度，規定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差額幅度仍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選舉差額幅度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關直接選舉的這些修改，來自地方人大常委會提議，其后果在于控制產生更多的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候選人，使直接選舉的組織者、管理者“便于”進行選舉，但它也有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選民政治參與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選舉的民主性、競爭性。

預選的規定也是一例，在確定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正式代表候選人方面，修改稿規定選區選民小組（或全體代表）反復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從而刪去了1979年法律中預選的規定。這是因為一些地方提出，將選民集中起來比較困難，預選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刪去預選，在以后的選舉實踐中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

關于宣傳介紹候選人，修改稿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政黨、人民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

修改稿還有幾個細節修改、補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額，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人”，這一規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監督、罷免和補選之外，增加了代表辭職的規定。

1995年：《選舉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對1979年《選舉法》的第三次修改。這次修改主要是總結近十年全國和地方選舉的經驗，完善選舉法制。比較重要的修改有：

確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1986年的修改稿確定了全國人大代表的規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額基數+按人口數增加代表數”的方法，以此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規模，并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總名額經確定后，不再變動”。與1953年《選舉法》規定代表名額的方法不同，這次的基數方法能夠保證地方人大代表擁有基本規模，適應幾十年間人口巨幅變動的社會變化，按人口數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區人口數量的不均衡，保證代表與人口數在總體上的比例均衡。

統一代表與人口數的比例。縮小了1979年《選舉法》中規定的比例，將省、自治區和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村每一代表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從原來的5:

1、8:1，統一修訂為4:1，自治州、縣、自治縣仍是4:1。這一規定從總體上縮小了城鄉選民投票權不平等的程度，是對我國快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還包括，恢復預選，但僅限于間接選舉中；直接選舉中選區的大小，按每一選區選一至三名代表劃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罷免和辭職的程序。這些修改都是選舉經驗的凝結 和反映。

2004年：《選舉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第四次修改《選舉法》。要點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進一步，恢復了直接選舉中的預選，規定，“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在候選人介紹環節，增加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者“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本次修改越過了過去的公式化介紹形式，使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交流成為可能，使選舉向著民主、競爭的方向實質性前進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對罷免程序作完善，規定了破壞選舉的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行為的種類。

這次修改的內容多為細節補充，依然是對一段時期各地選舉經驗的一般總結，對于實踐中提出的較為強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沒有急于給出回應。由此反映出《選舉法》修改的較為一貫思路，那就是重要選舉原則的修改非常謹慎，具體程序與內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論論證而是來源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驗證，因而《選舉法》在技術上、規范上、內容上存有缺陷；《選舉法》的修改與政治導向的聯系較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維護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體制，在政治上、法律上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對個體的公民的選舉權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個目標。

2010年：《選舉法》第五次修改

●平等：城鄉選舉首次“同票同權”

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

“這一修改實現了選舉法的平等性原則。”“選舉法一個很重要的主旨就是選舉權的平等，但這種平等又要按照一定的客觀歷史條件來看待。無論是1953年的8比1，還是1996年的4比1，都應該說是合理的，現在的1比1，也反映了今天的客觀現實。”

這一修改的時代意義在于第一次從制度層面明確取消城鄉差別，使公民的政治權利更加平等。

除保障人人平等外，新修改的選舉法還強調地區平等和民族平等，以保障各地方、各民族的利益在國家權力機關中得到體現。“三者是相互密切聯系的統一體，要綜合地分析，不能相互割裂開來。”

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表示，這次修改選舉法，使得城鄉居民選舉的實質平等和形式平等更加統一，這樣更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積極性。●透明：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 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選舉委員會根據選民的要求，應當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由代表候選人介紹本人的情況，回答選民的問題。”而原來的法律規定的是“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

原來的“可以”在執行過程中彈性空間大，改為“應當”，增加了對這一規定的剛性約束。

此前，對代表候選人的介紹主要是個人簡歷、政治面貌、學歷等基本情況，選民對候選人缺乏深入了解，投票積極性受到影響。“這次的修改，有助于進一步擴大選民的知情權，使選民與候選人的見面形式具有一定實效性，提高透明度。”

同時，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

——接受推薦的代表候選人應當向選舉委員會或者大會主席團如實提供個人身份、簡歷等基本情況。提供的基本情況不實的，選舉委員會或者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通報。

——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及代表候選人的基本情況應當在選舉日的七日以前公布。而此前只是公布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一些代表認為，這樣規定便于選民有時間深入了解候選人，對候選人履行職責的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斷。

有關專家認為這些透明的做法有利于避免取得外國國籍的人當選代表。吳清輝代表指出，代表候選人不應持外國護照，這關系到公民權利與義務和對國家的忠誠。

●公正：代表候選人近親屬不得擔任監票人 新修改的選舉法增加規定：“代表候選人的近親屬不得 擔任監票人、計票人。”

有關專家表示，選舉工作中監票人、計票人實行回避，有利于保障選舉結果的公正可信。

同時，法律規定，“公民不得同時擔任兩個以上無隸屬關系的行政區域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說，這一修改能保證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職，有利于有效代表選民利益，有利于保證代表在履職時更加公正、客觀。

一些人大代表建議，為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和公平公正，實際操作中還應加強對選舉委員會的監督。

●廣泛：應當確保適當數量基層代表

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基層代表，特別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代表。”

“選舉法的這一修改從制度上保證一線的工人、農民的代表比例，其目的是擴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基礎，擴大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

應該保證一線生產、科研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的比例，不必擔心基層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影響履職。人大代表素質的高低，不取決于學歷、榮譽和社會地位，而是要看是否了解實情，是否講真話、講實話，真正反映人民的合理利益訴求，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否提出治理國家事務的真知灼見。

●規范：完善“細節”保護選民意愿

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選舉時應當設有秘密寫票處。”趙合代表說，這一條款是對選民自由表達意愿的重要保障。同時，選舉法還進一步規范投票站的設立和選舉大會的召開，并加強對流動票箱的管理。按照方便選民投票的原則設立投票站，進行選舉；選民居住比較集中的，可以召開選舉大會，進行選舉；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動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選民，可以在流動票箱投票。

這些規定借鑒并吸收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有益經驗，在細節上更為人性化。這些對于細節的規范和完善，體現了選舉工作既嚴格規范又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同時，新修改的選舉法還就查處破壞選舉行為、人大代表的辭職程序以及選舉委員會的六大職責作了具體規定。

選舉法進行了既有重點又統籌兼顧各方面的修改，更加有利于選舉秩序的保障，有利于預防和打擊破壞選舉行為。

第三篇：選舉法改革的歷次回顧

《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

規范人大代表選舉——《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張呂好

導讀：

《選舉法》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從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開始，我國的選舉法律制度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進行規范。半個多世紀以來，《選舉法》歷經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逐步得到發展，規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選舉權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我國目前的選舉法律不涵蓋國家機關領導人的選舉，也不包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選舉，前者主要由政府組織法（如國務院組織法、地方政府組織法）規定，后者由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調整。因此，我國目前還缺乏規范各種不同類型選舉的統一的選舉法。

現行《選舉法》的核心是規范人大代表的選舉，對《選舉法》的回顧介紹也將以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此次制定通過《選舉法》，是在普選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在普選產生正式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前，由政協會議代行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職權，地方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職權，政協會議和地方人民代表會議由邀請、推選、協商等方式產生的人士組成。

實行普選的方式產生基層人大代表、召開正式的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提議，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定于1953年召開普選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大，并在此基礎上接著召開全國人大；同時決議成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進行選舉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通過了《選舉法》，確認了建國初期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普選、逐級召開地方各級人大和全國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一部《選舉法》規定的選舉基本原則和重要內容如下：

1、選舉權的普遍性。如《選舉法》第一條規定各級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第四、五條規定，除依法尚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滿十八周歲之中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選舉權的平等性。1953年《選舉法》體現“投票權平等”，如第四十三條規定，每一選民只得進行一次登記；第六條規定，每一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

但是該法分兩章詳細規定了各級人大代表“名額”，農村與城市、漢族與少數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開創了“不平等投票”但在當時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確”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條規定，各省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八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十萬人選代表一人。以此計算的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約為1200人左右。

3、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并用。如《選舉法》第三條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級人大選舉；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

4、無記名投票和舉手表決并用。如《選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大代表和鄉、鎮出席縣人大代表的選舉，采用以舉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縣以上各級人大之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5、候選人的提名采用等額方式。《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等額或差額問題，但1953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此后長期實行等額選舉。

1953年《選舉法》的很多規定，為以后的《選舉法》所繼承、發展，例如：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少數民族、人民武裝部隊、國外華僑應選一定名額的人大代表；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事宜；選民登記與選民名單公布；按選舉區域或選舉單位提出代表候選人（地域代表制和職業代表制并用）；關于有效選舉、投票、當選的規定；對破壞選舉行為的制裁。

1953年《選舉法》根據《共同綱領》有關實行普選問題的規定、建國三年多的政治實踐和具體情況制定，吸收了蘇聯選舉的經驗。1953年《選舉法》的意義在于將普選的政治承諾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實，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法律化，為順利開展初次的全國性大規模普選，也為以后的選舉法律制度，確立了法律基礎。但很多重要內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規定較多，很多具體問題要留待實施細則解決。

1979年：制定新的《選舉法》

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國選舉制度。該法后經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選舉制度內容進一步改進和充實。

1979年《選舉法》的重要變化，一是直接選舉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第二條），但全國人大、省級人大、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實行間接選舉。

其次是規定差額選舉，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都實行差額選舉，直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條）。

其他方面的變化還包括：

1、在普遍選舉方面，選舉權的政治資格僅限定為“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第三條）。

2、在平等選舉方面，1979年《選舉法》不再詳細規定代表名額（因難以取得一致意見），僅具體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五百人。名額的分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情況決定”（第十三條），對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的確定僅作了原則規定，由省級人大常委會自行決定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第九條），規定“人口特少的少數民族，至少也應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條）。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選舉法》第十、十二、十四條明確規定為：自治州、縣、自治縣人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4倍于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省、自治區人大為 5:1，全國人大為8:1。

3、代表候選人的提出和宣傳介紹方面，沿用1953年《選舉法》對政黨、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的規定。不同的是，明確賦予選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規定“推薦時，應當向選舉委員會介紹候選人的情況”（第二十六條）；推薦候選人的政黨、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但在選舉日須停止對代表候選人的宣傳。”（第三十條）

4、預選的程序方面，為確定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中的正式代表候選人，規定了預選方式：如果所提候選人名額過多，可以進行預選，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第二十八條）。

5、選舉程序方面，規定直接選舉的選區應設立投票站或召開選舉大會進行選舉，選舉一律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條）。此外，還專章規定了罷免和補選制度，強化選民、選舉單位、公民或者單位對各級人大代表的監督。

1979年制定的《選舉法》，是在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轉變背景下，基于民主與法制遭到破壞、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嚴重違背客觀規律和歷史潮流的教訓而進行的。為清理專制與特權，遏制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恢復久被壓制的各項公民自由和權利，當時選取制定《選舉法》和其他幾個重要法律（包括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從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開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選舉法》保障人民政治權利，如直接選舉擴大到縣人大代表，任何選民有三人以上附議就可以提名候選人，實行差額選舉，投票方法一律采用無記名，都是為加強人民對政權機構的參與、管理和監督而作的規定。為適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需要，1979年《選舉法》完善了地方政權體制，以發揮地方積極性。

1982年：《選舉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對1979年《選舉法》進行了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選舉法將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方式改為“推薦代表候選人的黨派、團體或者選民可以在選民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還增加了對代表資格終止情況下補選代表的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在任期內調離或者遷出本行政區域的，其代表資格自行終止，缺額另行補選”。

1986年：《選舉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重新修改和補充了1979年《選舉法》的規定，但不涉及《選舉法》的基本原則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規定，是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順利進行，進一步加強地方政權機構建設。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主要包括：

簡化選民登記手續，確立一次登記、選民資格長期有效的辦法，而之前的規定是每次選舉都普遍進行選民登記，耗時耗力；“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而修改前的規定為“三人以上附議”；縮小了直接選舉的差額幅度，規定代表候選人名額應多于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間接選舉的差額幅度仍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選舉差額幅度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關直接選舉的這些修改，來自地方人大常委會提議，其后果在于控制產生更多的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候選人，使直接選舉的組織者、管理者“便于”進行選舉，但它也有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選民政治參與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選舉的民主性、競爭性。

預選的規定也是一例，在確定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正式代表候選人方面，修改稿規定選區選民小組（或全體代表）反復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或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從而刪去了1979年法律中預選的規定。這是因為一些地方提出，將選民集中起來比較困難，預選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刪去預選，在以后的選舉實踐中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

關于宣傳介紹候選人，修改稿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政黨、人民團體和選民、代表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

修改稿還有幾個細節修改、補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額，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不超過三千人”，這一規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監督、罷免和補選之外，增加了代表辭職的規定。

1995年：《選舉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對1979年《選舉法》的第三次修改。這次修改主要是總結近十年全國和地方選舉的經驗，完善選舉法制。比較重要的修改有：

確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名額。1986年的修改稿確定了全國人大代表的規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額基數+按人口數增加代表數”的方法，以此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的規模，并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總名額經確定后，不再變動”。與1953年《選舉法》規定代表名額的方法不同，這次的基數方法能夠保證地方人大代表擁有基本規模，適應幾十年間人口巨幅變動的社會變化，按人口數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區人口數量的不均衡，保證代表與人口數在總體上的比例均衡。

統一代表與人口數的比例。縮小了1979年《選舉法》中規定的比例，將省、自治區和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村每一代表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從原來的5:

1、8:1，統一修訂為4:1，自治州、縣、自治縣仍是4:1。這一規定從總體上縮小了城鄉選民投票權不平等的程度，是對我國快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還包括，恢復預選，但僅限于間接選舉中；直接選舉中選區的大小，按每一選區選一至三名代表劃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罷免和辭職的程序。這些修改都是選舉經驗的凝結和反映。

2004年：《選舉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第四次修改《選舉法》。要點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進一步，恢復了直接選舉中的預選，規定，“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數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例，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在候選人介紹環節，增加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規定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向選民或者代表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者“可以在選民小組或者代表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本次修改越過了過去的公式化介紹形式，使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交流成為可能，使選舉向著民主、競爭的方向實質性前進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對罷免程序作完善，規定了破壞選舉的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行為的種類。

這次修改的內容多為細節補充，依然是對一段時期各地選舉經驗的一般總結，對于實踐中提出的較為強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沒有急于給出回應。由此反映出《選舉法》修改的較為一貫思路，那就是重要選舉原則的修改非常謹慎，具體程序與內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論論證而是來源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驗證，因而《選舉法》在技術上、規范上、內容上存有缺陷；《選舉法》的修改與政治導向的聯系較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維護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體制，在政治上、法律上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對個體的公民的選舉權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個目標。

第四篇：回顧歷次黨代會

回顧歷次黨代會：感受新疆翻天覆地變化

1971年5月7日至11日，自治區第二次黨代會在烏魯木齊召開。資料圖片翻拍

新疆的第一次黨代會是在什么時候召開的？從第一次到第七次，每一次的黨代會對自治區的發展產生了哪些重大影響？10月26日，自治區第八次黨代會召開，本網記者特意翻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及文獻，與您一同梳理并回顧歷次黨代會，感受新疆翻天覆地的變化。（郭倩）

1956年第一次黨代會：

開幕大會向烈士致哀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56年7月9日在天山飯店禮堂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歷時16天，也是新疆7次黨代會中會期最長的一次。

當時出席會議的代表有525人，列席代表84人，代表了全疆61164名黨員。

開幕大會上，賽福鼎·艾則孜說：“今天召開這個大會，我們不能不回憶起為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業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共產黨員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優秀子弟阿合買提江等同志。”在他的提議下，全體到會者起立，為烈士們默哀3分鐘。

王恩茂代表自治區黨委作《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工作報告》，報告總結，新疆解放6年多來推翻了反動統治，消滅了民族壓迫，實現了民族平等，建立和鞏固了各民族團結友愛的新關系，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各方面都獲得了發展。

《報告》專章評價，上述工作獲得成就的基本原因在于，黨的組織在新疆有了大發展。

7月26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王恩茂當選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1年第二次黨代會：

自治區黨的領導機關正式恢復

1971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在烏魯木齊召開了自治區第二次黨代會。

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來自全疆和西藏阿里地區各條戰線代表725人，代表新疆282605名黨員。

從大會安排來看，學習氣氛頗濃。會上，代表們遵照毛主席關于“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和“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的教導，學習了有關馬列著作。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組長龍書金，代表核心小組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黨的“九大”團結、勝利的旗幟，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奮勇前進》的工作報告。

5月12日，二屆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召開，會議作出《關于加強學習的決定》，選出龍書金、賽福鼎·艾則孜等17人為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龍書金任第一書記，賽福鼎·艾則孜任第二書記，曹思明、宋致和、劉星任書記。

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新的委員會的產生，正式恢復了自治區黨的領導機關。

1984年第三次黨代會：

經濟開發建設列為首要任務

第三次黨代會的召開與上一次黨代會召開的時間相隔了13年。1984年2月14日，自治區第三次黨代會在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開發建設新疆的戰略決策背景下召開。

673名正式代表和70名候補代表，代表著全疆50余萬名黨員出席會議。

這次大會，制定了全面撥亂反正，堅定不移地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開創新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方針和任務。

王恩茂作了題為《在黨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為開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疆而奮斗》的報告。自治區明確提出新疆的首要任務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推向前進，并提出到2000年經濟建設的奮斗目標，特別到1990年，力爭使自治區工農業年總產值達到140億元，比1980年翻一番，為后10年的大開發做好準備。三大基地、五大經濟支柱為主體，水利和交通為前提的具有新疆特點的單獨經濟區概念提出。

在三屆一次全體會議上，王恩茂當選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開發建設新疆此后成為新疆各級黨組織的中心任務。

1991年第四次黨代會：

精神文明建設被提及高位重視

按照黨章規定，這次黨代表大會本來應該在1989年舉行，但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推遲到1991年3月14日才召開。

據當時的報道，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從1989年就開始了，從新疆近70萬名黨員中選舉產生的500多名黨代表，大多數也是在1989年被選舉出來的。

宋漢良作了題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 團結一心 奮發努力 為新疆的長期穩定和發展而奮斗》的報告，提出要把整個經濟工作逐步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努力實現速度與效益的統一，保持經濟發展速度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圍繞經濟建設，大會提出了以教育為本，逐步實施“科技興新”的方針以及“優勢資源轉換”戰略，解決新疆經濟發展和資源轉換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學技術。

此外，在這個報告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單獨列為一章，也透露出自治區黨委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抓好精神文明建設的信號。

1996年第五次黨代會：

總結歷史經驗提出解放思想

1996年2月4日至9日，自治區第五次黨代會召開。當時的時代經濟和社會正急劇發展變化，新疆也面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階段。

出席這次黨代會的570名代表具有較強的先進性，據統計，當年的黨代表來自新疆各行業、各條戰線共產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其中受各級獎勵的有228名，占代表總數的40%。

王樂泉在《抓住機遇 開拓進取 為加快建設繁榮富裕文明的新疆而奮斗》的報告中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了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和一切從新疆的實際出發這兩條最基本的經驗。

《報告》提及，“這五年，我們從思想上、理論上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同時，無論是改革還是建設，都是根據新疆的特點。條件具備的就抓緊上、抓緊搞，不錯過時機，條件不具備的方面不急躁，防止瞎指揮，勞民傷財”。

在媒體對當時會議的報道中，頻繁出現的字眼是：抓住機遇，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爭創一流。“跳起來摘果子”、“插隊加塞”、“開門”，報道中這些詞語既形象又生動地描述了當時討論會場中的代表想法。

2001年第六次黨代會：

下定決心糾正干部簡單粗暴

2001年10月24日至29日，自治區第六次黨代會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共有580名。

王樂泉作了題為《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努力實現新疆各項事業的更大發展》的報告，這份約2.7萬字的《報告》大概用了兩個小時作完。

這次黨代會是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的新形勢下召開的，《報告》中有關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有關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方面，分量大大加重了。

《報告》中提出，抓作風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最終還是要歸結到人民利益，關心群眾疾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來。還指出要對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中存在的簡單粗暴、強迫命令、辦事不公等問題，下定決心予以糾正。

值得大力書寫的還有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出現了可喜的新的局面。貫徹中央的正確決策和江澤民總書記關于新疆穩定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使新疆在國內外復雜的環境下，保持新疆大局的穩定，穩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2006年第七次黨代會：

發出建設和諧新疆的動員令

2006年10月19日至24日，自治區第七次黨代會召開的時間正好是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大大地豐富了這次黨代會的內容。

王樂泉作題為《為建設更加繁榮富裕和諧的新疆而奮斗》的報告，發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疆”的動員令，并就切實維護群眾利益、增強民族團結、做好宗教工作、健全民主法制、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和公民道德建設、做好群眾工作、維護社會政治大局穩定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疆的各項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

《報告》中提出，把就業和再就業工作作為得民心工程和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大事來抓，繼續辦好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幾件大事，堅持每年都為各族群眾辦幾件大事。

第五篇：光輝的腳步 ——回顧歷次黨代會

光輝的腳步 ——回顧歷次黨代會

編者按： 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回望歷史，新中國建設與改革的歷程同樣光輝而艱辛。從初掌國家之舵到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偉大復興的歷史新起點，我黨又奮斗了整整63年。多少危急時刻，多少重大關頭，中國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氣，推動了一次次偉大的歷史轉折。不朽的業績，定格在一個又一個歷史的關節點上。由此，我們將從歷史的視野中，勾勒出中國共產黨光輝的輪廓與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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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90余年的歷史中，我黨已召開過17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代會）。每次黨代會，大都是在當時形勢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研究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做出確定行動綱領的決策，在黨的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黨代會召開的時間間隔，從建黨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2年、仃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黨的十二大后固定每5年一次；黨代會的會址，從上海、廣州、武漢，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這種時空變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從小到大、從秘密到公開、從幼稚到成熟、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程。黨代會是黨的發展歷程中標志性的事件；是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回顧黨代會的歷史，也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回顧黨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

出席黨的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此外，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慧增。他們代表著全國5 0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把它與中國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講解革命道理，組織工人進行斗爭。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一新。

由于黨的一大召開于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 9 4 1年在黨建立2 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黨的生日）。

中國共產黨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

黨的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意義。黨的二大之后，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為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斗爭的新征途。

中國共產黨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

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性。

中國共產黨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黨的四大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黨的四大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明確將資產階級分為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共產黨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黨的五大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中國共產黨六大

1928年6月侶日至7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秘密召開。

黨的六大肯定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確定了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工農民主專政的實現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力量：工農階級；革命的前途：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兩個高潮之間，新的高潮即將到來。

黨的六大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王明的左傾盲動主義，提出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黨的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中國共產黨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

黨的七大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科學的概括和闡述，從而使其作為一個科學的概念被正式確定下來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黨的七大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

中國共產黨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黨的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大會明確了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建成先進的工業國，確立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

陳云提出改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的方法：以國家集體經營為主體，以個人經營為補充；以計劃生產為主體，以在國家許可的范圍內的自由生產為補充；以國家市場為主體，以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為補充（“三個主體，三個補充”）。

中國共產黨九大

1969年4月1—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于1969年4月28日下午舉行會議，選舉了中央機構。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于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周恩來宣布全會的議程，重點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和加強戰略問題。

中國共產黨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