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減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專業：電氣工程 班級：電研103 學號：201001319 姓名：劉聰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摘要: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結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長達二十多年的“共同貧窮”狀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國民財富增長的同時卻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并已經成為導致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的因素。“縮小貧富差距”或為民眾的共同呼聲。我們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關鍵詞:貧富差距;共同富裕;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歷史任務。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公成就,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下來了一不和諧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貧富差距擴大。

一、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現狀

(一)城鄉發展不協調,城鄉貧富差距逐年擴大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公報顯示,2007年全年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比上年實際增長9.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786元,實際增長12.2%。盡管農產品價格上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仍快于農民,城入差距繼續擴大:1984年為1.71:1,即19892.28:1,即1997年為2.47:1,2003年達到了:1,到了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又上升到∶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8172.5元。有關資料顯示,如果僅考慮貨幣收入,剔除農民中的實物部分,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將擴大為多,如果考慮到城市社會福利方面因素的差異,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到6倍左右。從消費能力來看,總數占20%的“非農業人口”就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1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36個國家的統計資料,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二)區域發展不協調,地區貧富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對東部及沿海地區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很好的發展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不僅犧牲了自己的環境和消耗有限的資源,還“無賞”的向東部地區提供其發展所需的原材料,使東部地區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同時也使東西部地區的差距逐步拉大。據統計,2007年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達到65473元,北京第二,為57431元,天津為47972元。而最低的為貴州6742元。城鄉收入差距已接近10倍。中國東部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量的50%以上,并且發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漸擴大。

二、貧富差距過大危害社會和諧,不利于發展

貧富差距過大激發社會矛盾,不利社會穩定，貧富差別過大會導致對社會公平的破壞,從而引發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對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沖動,易引發**和暴力,甚至將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貧富差距過大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影響。我國現在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除了結構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擴張,就是社會消費拉動無力。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中還隱藏著腐敗、權錢交易、行業不正之風和行業壟斷。這些情況的存在也會嚴重危害市場秩序和經濟生活。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本身就是改善經濟環境和消除社會隱患。

三、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考

(一)要牢固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思想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歸根到底就是人們合理地利用各種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著的物質文化需要。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真正的和諧是發展中實現的和諧。沒有發展,就沒有社會財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沒有保障,共同富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在物質匱乏和生活貧困的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社會的和諧,只會導致社會的紛爭和**。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才能構建和諧社會。

(二)要堅持依法行政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依法行政就是要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保障社會次序有序運轉,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保障。堅持依法行政,當前最主要的是要毫不動搖地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給予非公經濟以國民待遇,要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鼓勵民間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投資;要創造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和諧環境,積極營造創造社會財富的良好環境,讓一切積極因素參與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來。

(三)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幾乎沒有的狀況,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因而解決分配不公,盡快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一是要盡快提高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趨向合理化。改變片面強調效率優先而不顧公平的傾向,轉到兼顧效率與公平上來,使勞動力的價值得到應有的體現。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每一個崗位的勞動對價值形成的貢獻提取必要的社會扣除后,勞動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貢獻價值,越體現出財富分配的合理性。現在我國的工人工資只有美國的1/40,由于勞動力的過剩,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與真實的勞動價值形成很大的距離。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工人工資的成本支出與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業的利潤大部分被老板獲得。由于工資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地方出現了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二是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村傾斜,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增加農民收入,徹底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加大對下崗失業職工的失業救濟,安排

下崗職工就業和提高下崗職工收入。三是要對國有壟斷部門和國有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加強監管,適當降低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歸全體公民所有的壟斷利潤轉化為小集團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員的薪酬福利。四是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擴征遺產稅。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千方百計壯大中等收入者階層的比例。通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逐步理順分配關系,努力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

(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實行城鄉就業一體化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我國貧富差距的核心問題不是富人太富有,而是窮人太窮太多,主要是下崗職工多;失業人員多;無業人員多;困難企業的職工多和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多等等。因此,通過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以上各類人員積極創業,自主就業,緩解就業矛盾,提高就業率,減少失業人數。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途徑。

(五)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這是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保證。城鄉最大的差距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教育。國民受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郝如玉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教育才是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因此只有發展教育,給窮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應教育的機會,才能使他們從根本上擺脫貧困,消除貧困,這也是發達國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總之,出現貧富差距過大,與政策有關,與市場機制有關,與新舊體制的轉換有關,它是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各個階層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縮小貧富差距,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它一方面要強化國家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肖景華，洪向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25個理論熱點.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5-07-01 [2] 劉志英．社會保障與貧富差距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5

第二篇：減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資料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摘要: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結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長達二十多年的“共同貧窮”狀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國民財富增長的同時卻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并已經成為導致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的因素。“縮小貧富差距”或為民眾的共同呼聲。我們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關鍵詞:貧富差距;共同富裕;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歷史任務。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公成就,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下來了一不和諧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貧富差距擴大。

一、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現狀

(一)城鄉發展不協調,城鄉貧富差距逐年擴大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公報顯示,2007年全年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比上年實際增長9.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786元,實際增長12.2%。盡管農產品價格上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仍快于農民,城入差距繼續擴大:1984年為1.71:1,即19892.28:1,即1997年為2.47:1,2003年達到了:1,到了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又上升到∶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8172.5元。有關資料顯示,如果僅考慮貨幣收入,剔除農民中的實物部分,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將擴大為多,如果考慮到城市社會福利方面因素的差異,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到6倍左右。從消費能力來看,總數占20%的“非農業人口”就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36個國家的統計資料,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二)區域發展不協調,地區貧富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對東部及沿海地區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很好的發展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不僅犧牲了自己的環境和消耗有限的資源,還“無賞”的向東部地區提供其發展所需的原材料,使東部地區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同時也使東西部地區的差距逐步拉大。據統計,2007年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達到65473元,北京第二,為57431元,天津為47972元。而最低的為貴州6742元。城鄉收入差距已接近10倍。中國東部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量的50%以上,并且發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漸擴大。

二、貧富差距過大危害社會和諧,不利于發展

貧富差距過大激發社會矛盾,不利社會穩定，貧富差別過大會導致對社會公平的破壞,從而引發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對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沖動,易引發**和暴力,甚至將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貧富差距過大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影響。我國現在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除了結構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擴張,就是社會消費拉動無力。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中還隱藏著腐敗、權錢交易、行業不正之風和行業壟斷。這些情況的存在也會嚴重危害市場秩序和經濟生活。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本身就是改善經濟環境和消除社會隱患。

三、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考

(一)要牢固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思想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歸根到底就是人們合理地利用各種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著的物質文化需要。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真正的和諧是發展中實現的和諧。沒有發展,就沒有社會財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沒有保障,共同富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在物質匱乏和生活貧困的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社會的和諧,只會導致社會的紛爭和**。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才能構建和諧社會。

(二)要堅持依法行政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依法行政就是要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保障社會次序有序運轉,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保障。堅持依法行政,當前最主要的是要毫不動搖地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給予非公經濟以國民待遇,要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鼓勵民間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投資;要創造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和諧環境,積極營造創造社會財富的良好環境,讓一切積極因素參與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來。

(三)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幾乎沒有的狀況,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因而解決分配不公,盡快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一是要盡快提高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趨向合理化。改變片面強調效率優先而不顧公平的傾向,轉到兼顧效率與公平上來,使勞動力的價值得到應有的體現。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每一個崗位的勞動對價值形成的貢獻提取必要的社會扣除后,勞動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貢獻價值,越體現出財富分配的合理性。現在我國的工人工資只有美國的1/40,由于勞動力的過剩,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與真實的勞動價值形成很大的距離。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工人工資的成本支出與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業的利潤大部分被老板獲得。由于工資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地方出現了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二是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村傾斜,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增加農民收入,徹底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加大對下崗失業職工的失業救濟,安排

下崗職工就業和提高下崗職工收入。三是要對國有壟斷部門和國有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加強監管,適當降低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歸全體公民所有的壟斷利潤轉化為小集團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員的薪酬福利。四是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擴征遺產稅。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千方百計壯大中等收入者階層的比例。通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逐步理順分配關系,努力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

(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實行城鄉就業一體化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我國貧富差距的核心問題不是富人太富有,而是窮人太窮太多,主要是下崗職工多;失業人員多;無業人員多;困難企業的職工多和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多等等。因此,通過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以上各類人員積極創業,自主就業,緩解就業矛盾,提高就業率,減少失業人數。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途徑。

(五)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這是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保證。城鄉最大的差距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教育。國民受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郝如玉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教育才是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因此只有發展教育,給窮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應教育的機會,才能使他們從根本上擺脫貧困,消除貧困,這也是發達國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總之,出現貧富差距過大,與政策有關,與市場機制有關,與新舊體制的轉換有關,它是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各個階層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縮小貧富差距,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它一方面要強化國家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肖景華，洪向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25個理論熱點.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5-07-01 [2] 劉志英．社會保障與貧富差距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5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

擴大就業 擴大就業是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成長推動力的重要一環。要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就業問題，逐步確立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結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構和增長模式，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更多的就業增長點。要不斷開闊思路，把不斷完善和創新失業保險制度與解決就業問題有機聯系起來，在發展中和動態中解決就業問題。要高度重視大學畢業生就業，認真解決就業困難人群的就業問題，進一步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努力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強對收入分配活動的管理和調節。按照黨的十六大精神，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其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調動全社會的創業熱情和創新活力。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堅持注重效率和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管理和調節，要通過改革稅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眾。要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要征收遺產稅、贈與稅、高消費稅等財產占有稅，調節過高收入。要通過加大對弱勢群體、弱勢行業、弱勢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通過強化個人所得稅征管，加大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征繳力度，完善收入和財產管理、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等措施，調節收入差距，兼顧各階層群體利益，防止收入過分懸殊和兩極分化，實現合理的公平分配。

讓窮人富起來

加快富民步伐，特別是要支持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增長。要縮小收入差距，必須要千方百計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實行就業優先的原則，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各種形式的就業，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同時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增長，促進就業崗位的增加，穩定增加居民收入。繼續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發展非農產業，建立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逐步增加勞動者報酬，完善城鎮職工最低工資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加快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重點是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和提高保障水平。在城鎮，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覆蓋到所有勞動者；在農村，逐步建立和完善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組成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建立農村新型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惠及全體人民利益的共同事業，對調節收入差距、改善消費預期具有積極作用。應加大財政對社會事業的投入，重點投向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公益文化等領域。優化布局，重點向蘇北地區和農村傾斜，促進社會事業相對均衡發展。

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 現在，壟斷行業的高利潤和高收入，源于壟斷行業本身壟斷程度過高，行業內部缺乏或沒有必要的競爭機制。各級政府都存在通過行政性壟斷取得更多財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于財政收入的增長，對壟斷行業就會聽之任之，甚至加以保護。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一些人通過合法經營先富了起來，收入差距一直呈拉大的趨勢。這應該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有相當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為以前的收入太平均，這種狀況嚴重束縛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正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急劇拉大；另一方面，的確也存在因政策法規的不健全、不完善，再加上社會主義市場市場經濟處于轉軌的特殊時期，出現了一些管理上、政策上的問題，導致了收入的進一步拉

大。

我曾經分析過影響我國轉型期收入分配變化的四個因素，包括發展因素、改革因素、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我認為應該分為三個層次來看待收入差距的擴大：第一個層次，是改革的成果。打破平均分配吃大鍋飯的局面，使那些對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人收入有了較多的提高，這當然應該算是改革的成果。第二個層次，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有人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尋租活動獲得了一些不正當的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為改革的復雜性而付出的代價。第三個層次，是可以避免的代價。例如20世紀90年代有人通過權錢交易，特別是尋租活動獲得了許多暴利，在房地產開發中，這種活動尤為顯著。應該說，這種狀況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表現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特別是一些行業的迅猛發展也造就了一些高收入群體的增加，而城市近幾年大量的下崗失業現象也產生了大量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和諧社會不能忽視“兩極分化”

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社會問題的影響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更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建國以來，盡管人們經歷了長時間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對改革開放之后由于能力差別所產生的收入差距，絕大多數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的社會存在著太多的不正常的收入分配現象，或者說影響收入分配的要素。例如，城鄉之間存在的一些政策性的不均衡因素以及貪污腐敗等丑惡現象

等。我們可以想方設法緩解、減慢收入拉大的趨勢，再慢慢的縮小差距。關鍵還得靠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的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多地關注社會的公平發展：著力保證和適當的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依法調節過高收入人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當然這還得靠一系列政策法規的保障。

真正的要解決問題，還要把經濟改革進行到底，同時也要深化政治改革。減少權錢交易導致的貧富差距加大的現象。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市場管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管收入的再次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主要依托兩個手段：一個是稅收，一個是轉移支付。通過稅收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拿過來，然后通過轉移支付補貼給一部分窮人。但目前政府的作用還不夠大，今后政府應發揮再分配的功能，通過政府的行為，來縮小貧富差距。通俗地講，就是“抽肥補瘦”。而要做好“抽肥補瘦”，就要防止和反對“抽瘦補肥”。在較長時期內，我們在城鄉之間實行的是“抽瘦補肥”，在經濟學上叫做“逆向再分配”。這種現象已經引起全國上下的高度重視，但是，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則還需要一個過程。

主要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措施要到位。至于稅收調節也需要一個最佳的平衡的點，并不是稅收越高越好，也不是說最低越好，這個平衡點應該保證富人更努力的工作，對于補償措施的應用也應該有一個平衡點，從經濟學方面來說也應有

一個最佳的平衡點。《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貧困和貧富差距是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

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社會階層的加速分化，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蛋糕”的機制逐漸顯露出了問題。今年兩會，在“和諧”的語境下，公正與公平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發出了“ 公正是和諧的基礎，善治是和諧的保障，民主是和諧的途徑”的聲音。張賢亮委員則從字面上將“和諧”二字形象地解釋為：“和字有口，是讓大家人人有飯

吃；諧從言旁，是讓大家人人。

但是，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的決心變成決策，決策再變成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治貧重在制度安排

長期以來，我們在經濟發展中實行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一種觀點認為，效率與公平存在著“負相關”關系，換言之，注重效率往往會傷害公

平。

吳敬璉委員對這一看法提出了批評，認為“在機會平等的前提下，效率和公

平可以是正相關的”。然而，要實現機會的平等，無疑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安排。“貧困現象的產生，有許多非自然、非市場的原因，那么，對癥下藥，同樣要有非常手段來遏止貧困和貧富差距。”一位代表提出了這樣的看法。“面對當今兩極分化，應嚴厲打擊非法收入，有力遏制過高收入，大力增加中間階層的收入，同時給低收入的群體以切實的生活保障，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制度。對“窮人”最根本的關照，是一套完整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萬選蓉委員認為，應盡快制定一套社會保障法規，以立法的形式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目的、任務、職責權限、機構改革和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用途、管理等方面加以確認，以增強嚴肅性和約束力。對“富人”的公平約束，最有力的手段顯然是稅收。本次兩會上，為數不少的代表、委員建議開征社會保障稅和調節個人所得稅。蕭灼基委員在發言中提出，對一些高消費行為征收特別消費稅，包括購置豪華住宅、名牌轎車、名貴消費品、化妝品、高檔宴會、高檔休閑娛樂以及飼養寵物，把特別消費稅作為扶貧專項基金。制度思維，是代表、委員關注和諧社會的“諧振點”；制度保障，則是中國社會消除貧困、走向富裕的基本路徑。

“有形的手”責無旁貸 漸趨加重的貧富分化、社會失衡現象，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兩種觀點相對的爭論。一種認為這一現象源于“市場失靈”，別一種則認為是由于市場還沒有建立。兩種觀點不同，學者卻開出了基本相同的“藥方”———建立規范市場。

在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調節功能的同時，另一只“有形的手”———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有形的手”還責無旁貸。

一年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只手在頻頻揮動，時時做出“大手筆”：

———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用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針對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繼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后，國務院以及各級地方政府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欠行動。《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各地政府紛紛出臺積極的就業政策以促進就業，政府出資購買崗位安

置下崗職工等做法受到群眾好評。———許多地區加大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動用財政力量“做實”社保基金，完善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問題被認為是解決和諧社會的“和”字———也就是張賢亮委員所說的“人人有飯吃”的制度支撐，也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社會保障既是一個分配問題，也是一項政府行為，單靠市場機制無法完全實

現，需要國家財政參與分配和管理。“人們普遍認為，初次分配管效率，由市場來調節；二次分配管公平，由政府來調節。但初次分配中有許多不合理的差距擴大，起因于市場本身不完善或市場缺陷，也需要政府來管。”劉國光教授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代表委員的看法。看來，政府這只“有形的手”，還將繼續操作下去。社會協力共建大同有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有了政府的著力操作，應該說縮小貧富差距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但是，小康目標以及和諧社會的內涵，并不僅限于此

正如有些代表委員指出的，縮小貧富差距除了上述的硬約束之外，還需

要一系列社會組織的輔助機制。針對縮小貧富差距，景天魁委員提出了一系列的機制———企業里的工資談判機制，契約方之間的協商機制，利益方之間的矛盾協調和化解機制，平衡利益關系的補償機制，公共權力行使中的社會輿論監督機制，信息公開機制和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等。厲無畏代表建議，由私人捐資建立基金資助貧困者，由私人捐資建立的各種非贏利性的基金會應該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厲無畏說，可以實施優惠政策鼓勵富人投資慈善。為了鼓勵富人捐資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國際通行的辦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稅，基金可以個人或企業的名字命名，允許設立者對該基金的運行章程有一定的話語權。……

類似建議，還有許多。

郝如玉委員給我國縮小貧富差距支了個招———發展基礎教育。他認為，城鄉差距最顯著最重要的是教育差距，“促富治貧”的重要手段是發展教育。因此，國家應加大教育投入，在徹底解決義務教育經費不足的同時，著力保證低收入階層子女能夠接受高等教育。諄諄之言，拳拳之心。代表委員的發言和建議，將變成政府部門的決策和措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走向“小康”、“大同”的目標，應是為期不遠了。

現在，人們不僅越來越關心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同時，在經濟轉型時期，人們對政府的社會保障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公共政策越來越成為整個社會熱議的話題。分配不公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到位，已經引起較為強烈的社會不滿情緒。樊綱提出，對此要進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認為，不平等的發展階段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和所有發達國家都經歷的階段，由于體制原因，在我國這個階段有可能拉長。縮小收入差距，的確需要政府補貼，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政府職能不能超越現有經濟條件，政府須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努力提高效率，解決社會均衡問題；須集中有效的資源，去幫助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人群。《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因為我們有特殊情況。中國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是因

為腐敗，因為權利分配不公平。

縮小收入差距，關鍵是根除體制弊病

中國經濟時報：解決不平等難題的尺度就是實現社會公平，社會公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為老百姓提供公共產品，讓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現在顯然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比如，公共財政并沒有真正實現為民所用。

但是，我們要看到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不僅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補貼能夠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的體制存在弊病。現在大家一說收入不平等，馬上會轉到對腐敗和不公正的批判。這是對的，我們不平等是因為這些造成的。但是，不僅包括這些，還有其他的問題。比如資源的問題，在國有企業很多不公平的收入當中，因為使用資源沒有付費，反而成為企業的利潤，這樣的企業與沒有占有資源的企業相比就產生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我們思考制度上的均等問題。改革制度不一定需要多花錢，我們要通過改革

制度來促進社會的平等和公正。

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就業創造，也無法解決收入差距問題

樊綱：同時，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就業創造，就無法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創造才是根本的東西。只要２億農民還沒有轉移，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就根本解決不了。

因此，我們的注意力不能僅僅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要思考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的增長問題。這是我們作為一個落后的大國必須思考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政府來講也是一種挑戰。而這個挑戰又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新的條件下，更多關注社會問題，解決該解決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是如何保持政府本身的職能和諧。

政府要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解決均衡問題

各國縮小收入差距的指導理念

●初次分配中確保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數，培育中產階級。歐美國家通過工資、福利和稅收調節等來鞏固和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美國、加拿大政府通過實施有關最低工資、工資支付、同工同酬、加班工資、休假權益等法律法規規范初次分配。上世紀90年代，英國稅后基尼系數由稅前近0.5降至0.37。在美國，僅累進所得稅一項，就使最低和最高收入群體的差距大幅度縮小。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再分配中注重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構建弱勢群體的“安全網”。(1)推動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2)以低收入者為重點。法國的家庭補助金明顯向最貧困者和僅能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家庭傾斜。(3)逐步擴大覆蓋面。西方各國的社會保障覆蓋面達95％以上，很多國家接近100％。

●重視教育，創造“機會公平”的社會氛圍。瑞典、德國等均注重教育投入。德國教育發達，實行12年制的義務教育，公立學校學費全免。巴西政府近年來投資7億美元成立東北部教育基金，幫助落后地區培養教師，免費發放教科書，并從2003年起實行名為“面向人人的大學”的改革計劃。

各國縮小收入差距的具體做法●實施稅收調節。以個人所得稅方式直接調節。據統計，瑞典的中等收入者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31％，大公司經理則為60％至70％，最高達到85％。

在發達國家，購置豪華住宅、名牌轎車、奢侈品、化妝品，享用高檔宴會、高檔休閑娛樂以及飼養寵物等都算作高消費，要征收高額的特別消費稅。國外遺產稅稅率都很高，日本繼承稅稅率共分13個檔次，從10％到70％。

●鼓勵公益捐贈。巴西對出資贊助教育的企業以稅收減免。

●完善法律保障。嚴懲偷稅漏稅。日本對違反稅法、不按期足額繳納稅款者，采取嚴懲措施。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打擊寡頭，限制非法致富。在俄羅斯，80％的財富集中在占國內人口不到4％的寡頭手中。普京主攻伊始就讓有關部門調查寡頭們的經濟活動，收集他們違法犯罪的證據。

●開發落后地區。德國在憲法中就規定，國家必須保持各地區人民生活條件的一致性。

“城市化輻射”型。20世紀60年代，美國以立法形式將其2/3的貧困縣劃入137個經濟開發區，要求每一個經濟開發區建設幾個新興城市，使之成為帶動全區經濟增長的中心。1960年巴西將首都從里約熱內盧遷至巴西利亞，推動了中西部地區的開發。

“產業化推動模式”。日本于1960年提出在北海道、東北等落后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將這一帶發展成為可與京濱、阪神等工業地帶相匹敵的大規模重化工業地帶。

“特種產業帶動”模式。日本政府將奶牛飼養業作為北海道農村經濟的主導產業，專門制定“奶牛飼養振興法”，為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多渠道增加對奶牛飼養業的投入，建設現代化的大型畜產基地。

●實行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財政轉移政策是平衡地區收入差距的核心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促進地區經濟平衡發展，保證各地區人均財政支出大致相同。

支持目標是地方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重點向貧困地區傾斜。意大利每年將中央財政收入的1/3轉移支付給地方政府，其中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2/3是專項撥款，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開展文化教育、職業培訓、住房供給、醫療衛生等事業。

財政支付直接“落地”到個人。1970年，韓國政府發起了“新村運動”，免費向各村提供300袋水泥，采取了“政府出大頭、地方出中頭、農民出小頭”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資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農戶出15％的方式，并幫助改建廁所。

●增加就業，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保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實施對下崗職工補貼制度。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培訓。韓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還十分重視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教育與培訓，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第三產業的轉移。

財政支持就業。韓國政府為使失業減少到最低程度，向中、小企業提供補助，幫助它們穩定經營和保留員工。印度政府撥款推進國家農村就業保障計劃，在鄉村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第三篇：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左傳》有云：“如樂之合，無所不諧。”古人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了如同音樂般美好的和諧社會。而在當今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主旋律。縮小貧富差距，從而減少由此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經濟的空前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很容易在一定時期內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擴大。這就要求我們政府，更加強調政府的服務功能，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縮小貧富差距。

首先，我們政府應該健全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特別是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

進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人福利就業、貧困生助學貸款、農村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環節。由于我國有些社會保障機制還需求一個摸索和完善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優先考慮保障民政系統對最弱勢群體救助機制。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的民政部門給與一定的資金傾斜。

其次，我們應當積極努力縮小城鄉差別、區域差別。

我們要積極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針，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扶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重點用于中西部地區，盡快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得到改善，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再有，我們應當有效減少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

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行業壟斷、行業不正之風等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不僅加重了社會貧富差距，同時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引進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別。各級執法機關要嚴厲打擊靠不正當手段斂取不義之財暴富的違法行為。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不會因沒錢看病而發愁。”短短的一句話，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達了黨和政府對群眾的關懷和體貼。我國地域廣闊，現在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

第四篇：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淺析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

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3 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 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 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3.3 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國家應把提高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這一方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決我國二元結構矛盾，努力減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貧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徑。解決就業與再就業問題，需要從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兩個方面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從拓寬就業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應該是：選擇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實施就業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行動計劃。具體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內部潛力，發展多種經營，盤活企業閑置資源，通過主輔分離和輔業改制，安置富余人員，減少推向社會的下崗人員；二是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三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盡可能兼顧能夠有效擴大就業的工程項目；四是拓寬國內跨地區勞務市場和國際勞務市場。

從優化就業環境角度看，主要政策應包括：一是在宏觀環境方面，各地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應制定相應的就業計劃和目標，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逐步落實、實現。二是要健全完善城鄉統一、內外開放、平等競爭、規范有序的勞動力市場。

三是要為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提供及時充分的就業信息、就業培訓服務，使勞動者能夠及時得到就業機會并具備良好的就業條件。四是制定實施推動就業的優惠政策，如實施免征所得稅，鼓勵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自辦企業。

3.4 建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福利機制，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它的實質和功能都是為了解決在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由于社會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貧困以及社會發展問題。因此，社會保障具有安全閥、減震器和減壓閥的作用。當前，在解決貧富差距這個難題時，我國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這些功能，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加快建設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處于社會低層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轉型時期出現暴富者對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和貧困階層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難以保障低層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主要還是依靠以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當前要加快在農村建設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實落實。同時，在城市居民中，應通過實行最低工資保證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線制，使失業職工、困難企業職工、退休職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參考文獻：

[1]張華琳。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探討[J].理論導刊，2004（10）：24-25.[2]唐 燦。重視城市貧富分化加劇現象[J].發展，2004（9）： 28-30,32.[3]王鐵鋒。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綜述[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04,5（6）：112.[4]劉大權。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N].經濟日報，2001-08-30.[5]孫紅永。試析我國當前貧富差距擴大問題[J].前沿，2005（5）：189-193.[6]劉曉輝。對當代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J].理論學刊，2005（4）：77-78.[7]孫 輝，王傳寶。貧富差距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論析[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3（1）：83-88.[8]吳忠民。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一個和諧社會”[N].文匯報，2004-09-30.[9]張昆侖。關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冷思考[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8（1）：6-10.[10]劉玉瓊。我國貧富差距現狀與對策[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9（1）：37-42.[11]楊福貴。我國貧富差距現狀、成因與對策[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6（3）：3-5.[12]財政部：去年240萬名高收入者繳個稅1 294億元[N].

第五篇：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 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 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