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史作業

抗戰日期重慶教育的若干特色

摘要：抗戰日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大批教育機構和學校也執行國民政府內遷的命令，本屬教育落后地區的西南地區如云南，四川（包含重慶）和貴州等省，一時高校云集，中小學教育也有很大發展，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市，有著得天獨厚的教育優勢，本文主要就此時期重慶教育發展的幾個特色進行初步分析。

關鍵詞：抗戰 新教育思想 難童保育 職業教育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便正式開始了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國民政府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求和政策，導致東北全境喪失，華北成日寇鐵蹄的肆虐地，隨后日本又制定滅亡中國的計劃，狂妄的提出要三月滅亡支那，隨著日軍發動侵略上海的淞滬戰爭，接著攻克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國民政府被迫西遷，重慶最終成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作為戰時首都的重慶，此時面臨一個日軍狂轟亂炸的困境，但是又得到了很多發展機遇，尤其是在工業和教育方面，給人留下的印象尤為深刻。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筆者對此時期的重慶教育總結出幾點特色，進行初步的分析探究。

一，教育新思想的迸發和新式學校設立。這主要是隨著抗戰期間一批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來渝和他們在重慶期間開展的教育實踐活動而逐漸形成的。對當時的學校西遷，國內國外其實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是意見最終還是統一了，國外有人問韋卓民說：“何以這些學生不去從軍或是參加其他戰時工作以保衛國家，反而將他們遷入內地接受教育？難道政府不需要大學教授在戰時提供技術的知識嗎？”韋卓民解釋說：“我們的軍械多自國外輸入，大學教授不能立刻變為工廠的專家，然而許多教授都參加了戰時工作，而且成千成萬的學生也參加了陸軍和空軍。有一件事中國不虞匱乏，那就是人力。政府認為將所有的學生派赴前線，其代價終究是太高了；試想把他們培育到大學程度需要十幾年的時間，而且全國的人口中，大學生僅占萬分之一。他們若都在戰場上被屠殺，那么戰后國家的精神生活中勢將出現嚴重的缺口。??我們當前的口號是‘抗戰建國’，假使我們的抗戰忽略了復興，那不啻自毀立場。”這成為當時的真知灼見。1937年的9月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沿海各公私學校內遷，一時間沿海地區的大批中小學校特別是高校和職業院校大舉西遷，有的遷往武漢有的遷往湖南江西，但是大部分為了躲避隨時席卷而來的戰禍而直接遷到了西南地區。1937年11月形成第一批大規模學校內遷潮，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至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后來隨著戰火波及長沙，又遷至昆明，組成西南聯大，成為當時最為矚目的內遷學校。同時，北洋工學院，北平大學遷往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東吳大學等33所高校分別遷往四川，江西，云南和貴州等地。到了1939年又有39所高校西遷。伴隨著大批高校的西遷，是高校之間的合并重組以節省教育資源，共同度過艱難時光。1941年的上半年，大后方在上述西遷高校的基礎上調整成20所，四川，云南，貴州，西北和湘西成為高校集中地，其中四川的成渝兩地尤其明顯，高校數量達到19所，加上1942年的大規模遷移，重慶作為陪都遷往陪都重慶析高等院校主要有: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三江大學分校,上海醫學院、北平朝陽學院、江蘇省醫政學院、上海滬江大學、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后改名重慶商船專科學校)、東吳大學法學院、武昌中華大學、湘雅醫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屬國民黨中央)、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南京戲劇學校、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武漢醫藥技士專門學校、文華圖書館專科及南開中學等22 所。總計這一時期,內遷高校共約75 所,占1938 年底,我國高校總數97 所的77 % ,占抗戰時期高校內遷總數的124 所的60 % ,這次高校內遷是抗戰時期三次大遷移中規模最大、任務最繁重、工作最艱辛、損失也最嚴重的一次,有些師生甚至為此付出了鮮血和生命。隨著這些學校到重慶的是大批的教授學者，他們具有淵博的學識和新式的思維，離開原來的地方后，看到祖國江上凋落，日寇肆虐，認識到我國教育落后是造成國家遭受侵略的重要原因，為了使國家強大起來就必須搞好教育。加上他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擺脫了原來環境的束縛，有了一些實踐他們教育思想的條件，所以他們就積極的開展了許多的教育探索。其中比較著名的教育家和學者有陶行知，梁漱溟，黃炎培和晏陽初等。

陶行知在四川實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做出的成績非常突出，創設了大量的教育理論，并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陶行知與1918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后，受美國現代著名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實用主義”影響，實踐“教育即生活”這一觀念。陶行知提出“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屬之”的口號，主張發展職業教育，消閑教育，社交教育和天然教育，重視生活教育，提出了“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之后他在大后方實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實驗，創辦育才學校，經過艱苦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最終形成了“抗戰教育理論”。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慶合川的草街鄉創辦了育才學校。育才學校以抗戰以來淪陷區與家庭離散的難童和英烈子女為主，與其他學校相比具有鮮明的特色。育才學校制定了完善的教育規程：《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和《育才學校公約草案》。這些正規的制度為學校的正常運行提供了制度保障。育才學校堅持一下幾個教育原則：一，從生活中教，從生活中學。這一點是堅持了杜威實用主義的原則，也就是任何教育都是源于生活的。二，將學生分組，先考核學生的基本素質和文化知識，分成若干不同水平的班級，針對有的學生偏科嚴重的情況，還進行了錯班教學，混合了一些水平不同的學生綜合教育。三，師生過集體生活，采取民主和諧的管理體制。《育才學校公約草案》總則有這樣的規定：育才學校的教育基礎是集體生活，在集體生活中相師共學，力求進步，探求真理，服務社會。四，重視社會生活，強調社會生活的重要性，鼓勵學生到社會中去做調查和學習。陶行知還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思想，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科學教育，健康教育，生產勞動教育，軍事教育，創造教育和審美教育。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使育才學校的創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與國民黨重慶當局形成沖突，如育才學校不設訓育處，不采用國民政府審定的教材等，違背了國民黨法西斯式的教育既定方針，遭到國民黨的封鎖和壓制。為此育才學校甚至非常重視軍事訓練，以抵制國民黨特務的破壞。

這一時期同樣在重慶開展教育的梁漱溟，晏陽初等，他們是二三十年代就開始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抗戰的爆發使他們失去了原來開展鄉村建設的基地，他們把目光投入到了重慶。因此此時期重慶就成為了新鄉村建設的新的熱土。關于梁漱溟和晏陽初的教育活動在此就不贅述了。

二，職業教育的發展。職業教育一直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一方面我國長久以來的儒家文化占正統的觀念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職業教育培養的只是一些體力勞動者，上不得臺面，另一方面是社會一直對職業教育不太重視，使職業教育長期遇冷。現在國家越來越提倡職業教育，這是個很好的發展時機。抗戰時期的重慶，職業教育也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這主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首先，抗戰的爆發，使人們更真切的認識到先進科學技術和產品的重要性，培養從事軍工產品和相關產品生產的工人技師的職業教育頓時收到舉國重視，國民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的扶持力度。其中1937年職業學校為494校，學生56，822人，1944年為424校，學生76，010人。從絕對數量看，有所下降，但若慮及抗戰期間戰區日益擴大，職業學校發展空間大為減縮。，主要在四川、貴州、廣西、陜西、湖南、湖北、甘肅、寧夏等省，則應感受到其數量減少背后職業教育者的辛勞付出和切實的業績，以及國民政府的大力資助。國民政府于抗戰之初即制定若干政策，大力擴充職業教育，“于最短時間內，大量養成工農業人才，以應改進生產事業的急需。”“以充實戰時的國力，以奠定建地的基礎。” 1937年國民政府成立了建教合作委員會，由教育經濟財政內政，交通軍政及各種委員會與機關聯合組織，以教育部主持其事。技術人員、技術事業的合作與調整，進行溝通聯絡。1939年，通令各省凡已具有基礎設備的職業學校，成立生產組織，如工廠、農場、銀行、商店、縫紉、針織、飲食店等，公立學校由政府籌撥生產基金，私立學校由校董會籌措，一面請政府酌予補助或貸金。鑒于抗戰以來國防軍事及運輸上機械、土木、電訊、駕駛等職工人員之缺乏，1937年令規模較備之工科職業學校13所，視其設備人才，辦理測量、公路、汽車 駕駛、機械、電訊等訓練班。1938年，指定國立中央工校、重慶高工、大公中華職校辦理車工、鉗工、模工、鑄工、鍛工、汽車駕駛及修理、電訊等短期訓練班。為解決戰時西南西北各省文化發展之增加紙張產量，改進印刷技術，1939年教育部決定在川省設立國產四川造紙印刷科職業學校，以造就相當技術人才。聘請專門人員負責籌備，校址設于巴縣。至1942年，國立四川造紙印刷科職業學校，各項設備已初具規模。1943年，四川省政府發布<四川省整頓中等學校辦法大綱>，再次強調“獎助籌設或將中學改辦職業學校”，規定中學、師范、職業三類學校，除照中等學校區或設施方案之規定設置外，今后設校增班應以下列比例為目標，漸次推進：(1)初級中等學校，初中、簡師、初職三類學校班級總數之比應為6：3：2。(2)高級中等學校，中學、師范、職業三類學校班級總數之比應為3：1：1”。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廳的督導與資助，更受益于淪陷區眾多大專院校、中等學校和企業內遷，以及人渝教育家的有力倡導，抗戰時期，包括重慶市在內的四川省職業教育在量方面有相當擴 充，在質方面亦日益提升。

三，帶有難童保育和救濟的特點。據調查，自1938年起，輸送來重慶的戰時難童六千多人，他們在這里獲得新生。嚴峻關頭，宋美齡、鄧穎超聯合各界婦女，發出“欲救中國，必先救兒童”的呼喊，展開了歷時八年的營救難童行動，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它是1938年3月10日在武漢成立的，同年10月遷到重慶。”據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重慶保育生聯誼會秘書長裴鐘介紹，總會推舉了宋美齡為理事長，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為副理事長，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郭沫若等都曾為此出謀劃策，不少共產黨人加入保育院的工作。“當時，保育會又被稱作‘烽火搖籃’和‘小黃埔’”。據重慶檔案館的資料顯示，8年抗戰中，保育會共搶救、保育了3萬余名戰爭遺孤，僅重慶地區保育會就收養難童兩千多名，加上從外地轉移來的，多達六千余名。“1938年，隨著戰爭形勢的惡化，一座又一座城市失守，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育院接到通知，向重慶等大西南腹地轉移。”中國戰時難童保育會秘書長裴鐘介紹，“1938年10月，戰時兒童保育會總會遷至重慶曾家巖求精中學，并指揮各地將61所保育院的3萬余名兒童向大后方的保育院轉移，重慶被作為重點安置區。” 重慶最早的一所保育院建在歌樂山，也就是今天的胸科醫院所在地，“聽老保育生們說，當時的歌樂山保育院是示范性的，教室、食堂、兒童活動室都是全新的。”裴鐘說，宿舍分八幢，分別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院里還有縱橫的道路、整齊的花圃，“還有一座禮堂，是宋藹齡捐資修建，又稱藹齡堂。”據了解，當時來該院參觀的國際國內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印度總理尼赫魯、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等，如今歌樂山鎮的“保育路”也因此得名。由于經費緊張，這種條件的保育院只是極少數。據調查，當時的保育院大多選址靠近工礦企業的祠堂或廟宇，今年80歲的保育生裴金全告訴記者，“我們住的是座廟子，很大，大廟堂是我們的教室，小廟堂是寢室，塑神像的殿堂當食堂，廟外的空地就是操場??那時保育院的生活很不錯，覺得保育院里的人都很幸福，但后來才知道，其實‘媽媽’們任務很重，要做飯，要保障我們的安全，還要四處找人募捐，解決我們的吃穿。當時我們太小，不懂事，給‘媽媽’們添了不少麻煩。” 當然，“媽媽”們的煩重任務并非只是“照顧孩子”，更多的是經濟的拮據。除了重慶的21所保育院外，全國其他保育院也都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主要依靠國內各界及國際社會的捐助，“保育會剛成立時，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等就帶頭捐款，并承擔起了特定兒童常年的生活費。”據裴鐘介紹，在她們慷慨義舉的帶動之下，各界人士也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贊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國政府及民間援華組織、南洋愛國僑胞組織和香港愛國人士，也不斷給予援助，成為保育院經費主要支柱。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還得開辦一些小型生產經營項目，引導孩子們“手腦并用”的同時，維持生計。其中著名的難童保育院有1939年3月成立的重慶北泉慈幼院。北泉慈幼院是在原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時為戰時兒童保育會名譽理事的世界紅十字會總會長的王正廷關注下由世界紅十字總會建設的。北泉慈幼院共有教職工17名，都是具有專業素養的人員，收養4至15歲得難童，在成立后總共接收工1000余名難童。除了重視難童的日常生活外，慈幼院還非常注重難童的教育工作。這些成績使當時的北泉慈幼院得到了社會和國民政府的肯定。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一個特殊的重慶，它集合了許許多多的機關和社會精英，匯集了繁雜龐大的各種思想意識，同時又面對抗戰的嚴峻情況，正是在這樣的復雜局勢下，重慶的教育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有一些保存至今，并為我們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借鑒的地方。

參考資料：《教育史研究》2005年1期，3期 《民國檔案》2007年第3期105～111頁

《云夢學刊》2002年9月刊 唐正芒

《北京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10刊 范蕾蕾

《重慶檔案》民國部分

《成都大學學報》2006年1期 王媛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11期張曉玲 李再強 《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 年1 月王利霞

第二篇：簡明中國史平時作業小抄

1.距今約170年前的元謀人,是我國境內已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類。

2.母系氏族公社發展（新石器）時期的代表性文化有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等

3.原始社會末期,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公社在瓦解,代之以地緣為紐帶的農村公社在形成,進入建業,吳亡,至此,中國又歸于統一。

21.公元581年,楊堅廢北周靜帝,建立隋朝,自立為帝,是為文帝,都城在長安。

22.隋文帝推行“大索貌閱”與“輸籍之法”,政府由此增加了所轄戶口和財政收入,擴大了力役來源。

37.努而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38.清朝一省或數省設一總督,各省設巡撫,代表皇帝管轄地方軍政。

39.清朝的軍隊主要有八旗兵和綠營兵兩種。

40.乾隆前期,清政府加強對外之）。

21.隋朝在中央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中的決策機構是（內史省）。

22.唐太宗很重視聽取大臣的意見,常對太宗進言的大臣以（魏征）最為著名。

23.唐玄宗統治后期,先后專權的奸相有（李林甫、楊國忠）。以小家庭為單位的私有制在產生。

4.約公元前21世紀,禹之子啟奪得王位,殺掉益,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5.夏朝的手工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青銅手工業,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歷史結束了野蠻時期,進入了文明時期。

6.商代代表性的手工業為青銅鑄造業,代表作是在安陽殷墟發現的司母戊鼎。

7.商代的商業交換已有初步發展,開始出現專業商人,而且在當時的商業交換關系中已使用了貨幣,時稱貝。

8.西周滅商后,基本廢除了商朝的奴隸占有制,將封建領主制推行全國。國王（天子）是全國最高土地所有者,又是最高政治統治者。

9.西周的手工業實行“工商食官”制度,就是工匠和商賈都是官家的封建領主制（農奴制）,獨立經營的手工業者和商人極少。

10.公元841年,西周爆發國人暴動,反對周厲王,朝政由召公和周公等代管,史稱“共和行政”。

11.西漢建立之初,劉邦采納士人陸賈的建議,用“無為而治”的思想指導政治。

12.為了削弱諸侯王勢力,文帝時,政論家賈誼上《治安策》,景帝時御史大夫兆錯上《削藩策》。

13.漢武帝時,搜粟都尉總結推廣了一種輪耕制的耕作方法叫代田法。

14.我國第一部斷代史是東漢著名歷史學家班固作的《漢書》。

15.東漢和帝時,宦官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造出的紙被稱為蔡侯紙。

16.曹操的選官政策是所謂“唯才是舉”,曹丕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17.建安時期著名的長篇敘事詩是《孔雀東南飛》,漢族民歌是《木蘭詩》。

18.東晉建立前期,曾多次出兵北伐,最重要的是祖逖和桓溫的北伐。

19.北魏的地方基層政權組織是宗主督戶制,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是九品混通。

20.公元265年,司馬炎自立為帝,史稱西晉。公元280年晉軍

23.唐朝前期的主要土地和賦役制度是均田令和租庸調法。24.今藏族的祖先唐朝時叫吐蕃,公元七世紀初,松贊干布統一西藏高原向唐求婚,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與松贊干布,確立了西藏對唐的隸屬關系。25.隋朝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安濟橋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單孔橋。

26.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隨即黃袍加身稱帝,仍都開封,史稱北宋。27.今臺灣在元朝是叫流求(琉球),元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以加強對該地區的管理。至此,澎湖與臺灣及其附近島嶼納入了中國疆域之內。

28.1127年,金軍擄宋徽宗.欽宗二帝和后妃等三千余人,及其所掠大量金銀財寶等物北歸,史稱此事為“靖康之變”,至此,北宋滅亡。

29.北宋中期,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是發生在四川地區的由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他們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

30.北宋時期四川地區市場上流通一種紙幣,叫作“交子”,這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31.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慶（今南京）,改為應天府,1368年以它為都城,稱皇帝,建立明朝。

32.朱元璋廢丞相后,即設立內閣,一切內外章奏都有它代替皇帝先看,提出處理意見,墨書在一張小票（紙條）上,附貼在章奏上,呈進皇帝,這就叫票擬,這是它的最大的權力所在。33.1399年,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1402年取得勝利,即位皇帝,是為明成祖,1421年他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

34.明朝政府為了掌握人口與土地的情況,以保證賦役的征收,建立黃冊、魚鱗冊和里甲制度。

35.明朝時由日本的一些封建地主組織武士浪人等結成武裝集團對中國沿海一帶進行走私貿易和劫掠騷擾,被稱作倭寇,將領戚繼光和俞大猷率軍抗擊。

36.明朝后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業中出現,如在蘇州的棉織業中最為明顯。

貿易的限制,下令關閉除廣州以外的其它通商口岸,并且頒行嚴格約束外商的條理和章程,這樣便形成了所謂的閉關政策。

1.原始社會的人類最早的婚姻形態為（亂婚）

2.我國原始人開始使用火的是（元謀人、北京人、山頂洞人）。3.父系氏族公社的主要文化遺存有（龍山文化、大文口文化、齊家文化）。

4.商朝的國家機構比夏代更加完善。主要表現在上（官制、軍隊、刑法）。

5.商朝的文字有（甲骨文、金文）等。

6.用干支紀日,并實行閏年十三個月的做法是在（商朝）。7.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后,營建東都（雒邑）。

8.下列關于井田制的說法正確的有（井田制分為“公田”和“私田”、“私田”是分給農奴耕種的,收獲物歸農奴所有）。

9.我國金屬貨幣的使用是在時期（西周）。

10.春秋時期,促使社會生產力有很大發展的主要原因有（鐵器農具的出現和使用、牛耕的出現）。

11.在秦末農民戰爭中,為起義軍推翻秦朝打下基礎的戰役是（巨麓之戰）。

12.西漢初年,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劉邦實行了“重農抑商”政策。

13.漢武帝時,漢朝與匈奴之間多次進行戰爭,帶兵反擊匈奴的漢朝將領有（衛青、霍去病）。14.佛教傳到我國是在（東漢）時期。

15.在紙出現以前,我國古代的書寫材料（竹木簡、帛）。16.下列人物中,屬于三國時期的有（劉備、孫權、曹操、諸葛亮）。

17.三國時,以少勝多的戰役有（夷陵之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

18.西晉滅亡后,黃河流域成為進入中原的北方各族爭奪統治權的戰場,參與這一斗爭的主要民族有史稱“五胡”的匈奴和（羯、氐、羌、鮮卑）。19.紙代替簡帛,成為主要書寫材料是在（南朝）。

20.南朝時在數學方面為世界科學作出偉大貢獻的是（祖沖

24.下列與科舉制創立的影響有關的是（為庶族地主參政開辟了途徑、擴大了地主階級政權的政治基礎、加強了隋朝的中央集權、廢除了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

25.世界上第一個發現恒星移動現象的科學家是（一行）。26.北宋初年,中央政府長官主要有（宰執、樞密使、三司使）,它們互相牽制,從而加強了皇帝對政權的直接控制。27.北宋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

28.方臘.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末期）。

29.南宋抗擊金軍的著名戰役有（黃天蕩之戰、順昌大捷、郾城大捷、采石之戰）

30.元朝國內的商業繁榮,商業發達的城市很多,其中最繁華的城市是（杭州）。

31.明朝在中央政府機構中,六部為最重要,而其中又以（吏部）權最重。

32.在明朝大獄要由三法司審理,稱為“三司會審”,所謂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33.明朝各省設立（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合稱為三司,分掌一省行軍財司法大權。34.在明代凡鄉試考中者稱為（舉人）。

35.最先來到中國的西方殖民者是（葡萄牙）。

36.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建立的政權叫（大順）。37.清初,南方三藩割據一方,三藩是指（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

38.清代城市的發展超過明代,被稱為“布碼頭”的是（無錫）。39.提出工商“皆本”主張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為（黃宗羲）。40.明清時期戲劇有很高成就,最優秀的劇本有（《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名詞

1.春秋五霸:春秋時期,諸侯國不再聽命于天子,相互兼并,于是出現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況,這樣的大國稱為“霸主”。各大國都爭當霸主,于是就出現了大國爭霸的局面。一般認為,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為“五霸”。實際上宋襄公想稱霸卻未做

到。而吳.越兩國卻相繼到中原爭霸,影響較大。

2.李悝改革:李悝是我國古代法家的創始人,于公元前400年左右被魏文侯任用為相,在魏國進行改革。主要內容為：削弱世卿世祿制度,選賢任能。“盡地力”；“善平糴”；制定《法經》。這些改革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穩定了社會秩序·,使魏國成為戰國前期最強大的國家。

3.合縱與連橫:戰國時期,關東各國為了抗拒強秦,就組成軍事聯盟,稱為“合縱”。強秦為了破壞關東的“合縱”,以便于多糧足,但軍紀松弛,人心渙散。曹操能用于迎戰的士卒不過兩、三萬人,兵、糧都遠不及袁紹；可是曹操將士用命。公元200年曹操以五千奇兵,夜襲袁紹軍于官渡附近的烏巢,全燒其糧草、輜重,袁軍大亂。他又乘勢以萬人,大破袁軍主力于官渡。這就是歷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之一的“官渡之戰”。

8.赤壁之戰:赤壁之戰是曹操為并吞江南而與劉備、孫權進行的一場有決定意義的戰爭。曹操在統一北方以后,于208年乘勝會師南下,統一長江流域。容有整頓吏治、整飭邊防、興修水利、清丈田地等。通過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善了同蒙古的關系,保障了農業生產,改變了賦稅不均的狀況。14.鄭成功:明末清初民族英雄。在抗清斗爭中,屢敗清軍。1661年12月,率大軍渡海,打敗荷蘭殖民者,為祖國收復了臺灣。他在臺灣督兵大興屯田,招募福建、廣東人民前來開荒,設官府,興辦學校,進一步開發了臺灣。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病死臺灣,年三十九歲。15.軍機處:清朝雍正年間成立的機構。職官有軍機大臣、軍民普遍厭戰。因此,消除封建割據混戰的政治局面,實現全國的大一統,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當時,秦國各方面的條件都要優越于其它各國。在政治方面,已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經濟方面,相當徹底地廢除了領主制的農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又實行獎勵耕織的政策,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軍事方面,秦對士卒的訓練是嚴格的,又實行“軍功爵”的政策,所以士卒勇于戰斗。秦的疆土也在不斷擴大。至此時,已可以看出,由它向東方發展,就用軍事壓力和政治離間等手段,在關東爭取盟國,稱為“聯盟”,但由于關東各國之間互相猜疑,矛盾重重,在對抗秦的進攻方面,各有打算,蘇秦死后,“合縱”瓦解。秦則采取了“遠交近攻”的策略,最后打破了關東各國的“合縱”,統一了全國。4.《五經》:我國保存至今的最古的五部文獻,也是我國古代的重要思想學術流派儒家的主要經典。其中《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集；《書經》也叫《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文集；《易經》也叫《周易》,是我國最早的占卜用書；《禮經》也叫《儀禮》、《士禮》,是春秋、戰國時期部分禮儀制度的匯編；《春秋》也叫《春秋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

5.張騫通西域:西漢初年,西域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的南疆。漢武帝時,為了爭取聯合力量反擊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張騫的使命雖未完成,但帶來了關于西域的情況。公元前119年,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聯絡烏孫進攻匈奴。但這個使命雖然也沒有完成,但張騫的西域之行,建立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友好關系,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6.司馬遷與《史記》:司馬遷漢武帝時為太史令,幼時聰慧,年輕時周游許多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跡,學術根基深厚,經歷豐富。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開始撰寫《史記》,約用了近十年時間完成。全書上起黃帝,下迄”當代”(武帝時),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體和記事本末體,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后二千多年間的正史編纂創立規范。

7.官渡之戰:官渡之戰是曹操和袁紹為爭奪對黃河中下游的統治權而進行的一場有決定意義的戰爭。袁紹以精兵十萬,勁騎萬余匹,南渡黃河。袁紹雖兵

劉備、孫權聯合起來抗擊曹操。聯軍五萬余人與曹軍二十余萬相遇于赤壁。曹軍多是北方人,不習水戰；又由于長期行軍作戰,疲憊不堪；內部矛盾嚴重,士氣不振。最后孫劉聯軍大敗曹軍。這就是決定“天下三分”的著名戰役“赤壁之戰”。9.隋朝大運河:隋煬帝時開鑿,運河分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段。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通余杭,北通涿郡,大運河分段開鑿,前后歷時五年,全長兩千余里,是世界著名的偉大工程之一。大運河對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和鞏固國家的統一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10.貞觀之治: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不久即位,于次年改元貞觀。貞觀共二十三年,當時的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由恢復而迅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國力強盛,邊境較安寧。史家稱此時為“貞觀之治”,被認為是中國封建時代少有的“太平盛世”。11.慶歷新政:為解除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北宋的統治集團中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曾提出過各種改革意見。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在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改革方案。被仁宗采納,并詔行全國。但由于改革觸犯了大官僚地主們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反對,改革失敗了。史稱“慶歷新政”。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揭開了序幕。

12.郭守敬:元代科學家,他在天文、數學以及水利工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奉命修歷,認識到修歷的基本工作在于實測,他創造了簡儀等一系列天文觀測儀器,其中簡儀比歐洲同樣的儀器早三百年。他根據觀測和研究,制訂了《授時歷》,這是我國古代最精確和使用最久的歷法。

13.張居正改革:明朝中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挽救明朝的統治,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主要內

機章京。軍機大臣由皇帝從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員內特簡,有些也由章京升任。其任用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軍機大臣只是奉旨辦事而已。軍機處成立后,一切機密大政均歸其辦理,它總攬軍政大權,真正成為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它的設立,標志著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

16.李時珍與《本草綱目》:李時珍是明代著名的藥物學家,他畢生行醫,訪采醫藥,撰成《本草綱目》五十二卷,記載藥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種,附有動植物插畫一千余幅。全面總結了我國古代的藥物學成就,把我國藥物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世界藥物學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解答題

1.魯國為什么實行“初稅畝”？初稅畝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后果各是怎樣的？

答：春秋時期,開始出現私田,私田不向國家納稅,私田越多的人越富有。可是公家（諸侯）卻由于公田的歉收或荒蕪,經濟日益困難。于是出現了“私肥于公”的現象。各諸侯們為了擴大稅源,增加財政收入,先后進行了賦稅制度的改革。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開始實行以畝為單位征收耕地稅的制度。這一制度的實行,實際上承認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畝納稅,稅率為畝產量的十分之一。賦稅制度的改革在一定時期擴大了諸侯們的稅源,充實了府庫；可是,各國實際已放棄了實行已久的井田制度,也放棄了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承認了土地私人占有制。這就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過程。

2.秦滅六國.統一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戰國時期的社會經濟在發展,可是當時諸侯割據混戰的政治形勢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存在嚴重的矛盾。戰爭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人

秦來消滅六國,實現全國的大一統,是歷史的必然。

3.秦末農民起義的原因和歷史意義是什么？秦末農民起義的原因：（1）徭役頻繁：秦始皇滅六國后,不僅不重視休養生息,相反卻不惜民力,大搞徭役征發。（2）賦稅沉重：秦的賦稅征收量增加到占農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3）刑法殘酷：秦的徒刑的名目繁多,主要是太殘酷。意義：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的秦末農民起義爆發。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它推翻了地主階級建立的第一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打擊了地主階級,蕩滌了封建領主殘余勢力,改善了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的條件；并開創了中國農民革命的光榮傳統。這次農民大起義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4.簡述九品中正制在西晉的變化。三國時曹魏始創的選拔官吏的制度。由中央一些官吏兼任原籍所屬郡的“中正”,由他們察訪本郡士人,按才能高下列為九等,以備選用。選用的原則,“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這個制度開始時確是真正選拔人才的途徑,但后來逐漸蛻變為世族門閥培植自己勢力的工具。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雖然仍以此為選官制度,但在執行上已發生相當大的變化。主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職多為世族門閥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這一制度變成為他們培植門閥們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這樣,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途徑,而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情況。這一情況的出現,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晉的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個重要原因。

5.簡述唐朝的科舉制。科舉制始創于隋朝,至唐朝進一步發展、完善,成為選拔官僚的主要方法。唐朝的科舉分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行考試,科目主要是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秀才等。常舉的應考者有兩個來源,一為生徒,二為鄉貢。應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試儒家經義,比較容易；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政論,難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徑,因之最受重視。常舉初由吏部主持,后由禮部主持。制舉是為了搜羅非常人才而臨時設置的考試,不常舉行。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應考,錄取者優予官職或提升。科舉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參政,進一步擴大了封建統治的經階級基礎。

6.簡述元朝的行省制元朝行省即行中書省,是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元朝政府把大都附近的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稱為“腹里”,直屬于中書省管,此外,則設有十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各行省的組織均仿中書省,設丞相、平章政事等官員,以處理一省政務,凡民政、財政、軍政無不統領。元朝的行省制,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對后世影響極大。元朝以后,行省的名稱一直沿用下去。7.簡述我國古代歷代農民起義口號的發展。答：(1)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提出了“伐無道,誅暴秦”；(2)東漢末張角黃巾起義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3)唐末黃巢起義表現出了“平均”的思想和要求；（4）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了“均貧富”；（5）南宋鐘相、楊么起義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6）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了“均田”、“免糧”。從農民起義口號的提出,可以看出農民起義水平的不斷地提高,農民階級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從政治發展到經濟,然后深刻觸及到封建社會的土地問題。它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影響了后代的農民起義,也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8.簡述鄭和下西洋的經過及其意義。鄭和從1405年至1433年,奉命七下西洋,經歷了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處到達了紅海的海口和非洲東岸,并且越過了赤道。意義：第一,鄭和七下西洋,打通了從中國到東非的航路,把亞、非的廣大海域聯成一氣,這是地理大發現之前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第二,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亞非各國多遣使來中國建交及進行貿易；中國人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國進步的商生產技術和手工業品

帶到南洋各地,對南洋的開發起了巨大作用。第三,鄭和下西洋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豐富了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試述

1.試述商鞅變法的社會背景.變法的主要內容及其意義。原因：秦在春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后于關東各大國,貴族保守勢力強大,爭權奪利,國力薄弱,秦孝公即位,決心徹底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孝公任他為左庶長,開始變法。主要內容：商鞅變法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開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于公元前350年。變法涉及內容很多,主要內容：（1）政治方面：徹底廢除舊的以嬴氏貴族為主體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為中央集權所需要的官僚政治制度為重點。①制定二十爵制——廢除舊世卿世祿制,根據人們的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的人中選用；②實行縣制——廢除分封制,以縣為地方政區單位；③實行什伍制度——在基層行政單位,居民登記于戶籍,分五家為一伍,兩伍為什,什伍之內各家互相糾察。（2）經濟方面：商鞅對經濟的改革是以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為重點。①廢井田,開阡陌——在全國范圍廢除井田制度,實行土地私有制度；②重農抑商政策——獎勵耕織,凡努力耕織.生產多的,免除徭役；③統一度量衡——頒行標準度量衡器,全國都要嚴格執行,不得違犯。（3）社會方面：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等。意義：商鞅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后商鞅被迫害致死。但通過變法,秦的國勢繼續發展,為后來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2.試述秦始皇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措施。你是如何評價秦始皇的？答：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結束了消滅六國、統一中國的戰爭,建立了秦王朝,創行了新的適合于封建地主階級需要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個主要環節構成：皇帝制：秦王政統一中國后,決定取古代“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合二為一,稱為“皇帝”,從此“皇帝”一詞就成為封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的尊號。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都按照皇帝的律令或意志辦事。軍權也集中在皇帝手中。三公九卿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機構,以軍功或勞績為任用的主要根

據的官僚制度。皇帝之下,設中央機構,以協助皇帝領導全國,并處理庶政。此中央機構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為奉常、郎中令等,三公九卿都有自己的府寺,以處理日常事務。大事總匯于丞相,或最后請皇帝裁決。郡縣制：秦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徹底廢除“封諸侯,建藩衛”制度,在全國范圍普遍實行郡縣制度。初設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郡以下設若干縣,縣下有若干鄉,鄉以下有若干亭,亭以下有若干里,里就是村落。秦始皇廢除貴族分封制,實行中央集權制,是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變化需要的重大政治制度的變革,這一變革具有革命性質。新的制度形成為由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縣制相結合的一套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這套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發展,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的；在當時,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中,對鞏固我們祖國的統一,對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相當的作用。在我國次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基本上沿用了這一套制度。3.試述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及內容。你是如何分析其失敗原因的？背景：北宋中期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主要表現在：（1）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造成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2）在社會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賦役苛重,促使階級矛盾迅速激化。主要內容：王安石變法是以“富國強兵”為宗旨,主要內容分為“理財”和“整軍”兩大類。理財諸法是：（1）均輸法。（2）青苗法。（3）農田水利法。（4）免役法。（5）市易法。（6）方田均稅法。整軍諸法是：（1）將兵法。（2）保甲法。（3）保馬法。（4）軍器監。失敗原因：由于新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是反對派過于強大；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次變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變法不可能犧牲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去改善廣大農民的處境,所以新法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變法運動只是少數人依靠一時的權勢在活動,一旦權勢失去,變法就隨之而失敗。

4.試述清朝實施地丁合一的背景及其內容,如何評價其歷史意義？自漢代至清初,丁稅主要以按丁征收為主。由于農民畏懼丁稅的逼迫,或者流亡遷徒,或者隱匿戶口,因而使封建國家無法掌握人口實數。清初

以前,我國人口始終在五、六千萬之間,顯然是在這種政策之下,人口不實和人口增長緩慢的緣故。清康熙年間,開始對按丁征收丁稅的方法進行改革。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決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后新增人丁,亦不增加丁稅。第二步是逐步實行地丁合一,即不再以人為對象征收丁稅,而是把固定下來的丁稅．攤到地畝上,每地稅一兩分攤若干丁銀。還將其它賦役也合并到田賦中征收。這樣,田多的人丁稅負擔就多,田少的人丁稅負擔就少,無田的人則不負擔丁稅。人民不必再有添丁添稅之慮,不必再為躲避丁稅而逃匿,因此有利于人口統計和人口增長。地丁合一之后,人口數字急劇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一億七千萬,道光二十年（1840年）為四億一千萬,這顯然是人口得實、人口統計比較正確以及人口增長加快的結果。

第三篇：中國史名詞解釋

中國古代史名詞解釋

郡縣制：

由春秋、戰國到秦代逐漸形成的地方政權組織。春秋時，秦、晉、楚等國初在邊地設縣，后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但地位比縣低。戰國時在邊郡分設縣，逐漸形成縣統于郡的兩級制。秦統一中國，分全國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多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其郡縣二級行政制一直為后世所沿用。

封禪：

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將祥瑞之時的祭祀典禮。戰國時齊魯有些儒士認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應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壇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禪”。目的是報天地之功。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曾舉行過這種大典。

焚書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反對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主張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廷。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于博士官的私藏《詩》、《書》等亦限期繳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欲學法令的以吏為師。從此，大量圖書被焚毀。次年，盧生侯生為秦始皇求仙藥不得，逃亡，與諸方士、儒生以言論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式和儒生坑死在咸陽。史稱“焚書坑儒”。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但是這種做法造成了文化的極大損失，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局面至此結束。

楚漢戰爭：

秦朝滅亡以后，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農民戰爭開始向統一戰爭轉化原來的農民領袖項羽和劉邦為爭奪統治權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戰爭，史稱“楚漢戰爭”。公元前206年，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封劉邦為漢王，又劃地分封了十七個王。公元前207年的鴻門宴拉開了項羽與劉邦軍事抗爭的序幕。劉邦乘項羽出擊齊地的機會，攻占關中，并繼續東進，占領項羽的根據地彭城。項羽軍事上處于優勢，回軍大敗劉邦。劉邦聯合各地反對項羽的力量，和項羽在滎陽、成皋間相持。同時又派韓信攻占趙齊等地，使項羽兩面受敵。公元前203年，約定以鴻溝為界，東屬楚，西屬漢，次年劉邦乘項羽撤兵的機會全力追擊，并約韓信、彭越合圍，項羽敗退至垓下，不久在烏江自刎，楚漢戰爭遂以劉邦的勝利而結束。于是劉邦即帝位，建立漢朝。

白登之圍：

西漢初年，匈奴已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冒頓單于統治時期，國勢強盛，屢向西漢發動軍事進攻，西漢北部邊境遭受嚴重損失。公元前200年，匈奴軍進攻晉陽，漢高祖不聽婁敬勸告，親率軍三十余萬迎戰，結果被匈奴騎兵圍困于平城白登山，達七日之久。后用陳平計，重賂冒頓閼氏，使得突圍。此謂“白登之圍”。

蕭規曹隨：

西漢初蕭何創立了規章制度，死后，曹參做了宰相，仍照著實行。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規辦事。漢惠帝覺曹參不用心朝政，因此想要規勸他用心輔佐皇帝，治理朝政安撫百姓。而曹參卻問惠帝與高祖相比如何，自己與蕭何相比如何，惠帝答后者皆遜于前人。曹參順勢表明，既然 1

如此，就應沿用前人制定的卓有成效的明確完備的法令，繼承守業，謹慎從事，不應亂加改動。曹參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極力主張清靜無為不擾民，遵照蕭何制定好的法規治理國家，使西漢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日漸提高。史稱“蕭規曹隨”。

文景之治：

西漢文景兩帝為穩定和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漢初社會經濟衰敝的情況下，采取組織軍隊復原，招撫流亡，釋放奴婢，重農抑商等“與民休息”的政策，幾任宰相也都治黃老之學，對漢初的主要政策進行進一步調整，重農貴粟，輕徭薄賦。經濟由恢復而發展，社會日趨穩定，人民生活境遇有很大改善，因此國家從農民身上剝削到的資財也積蓄較多，出現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形成了封建治世，史稱“文景之治”。

七國之亂：

是發生在漢景帝三年的一次諸侯王國的叛亂。漢初實行郡國并行制度，給諸侯王很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權利，使諸侯王國勢力迅速膨脹起來，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漢景帝采納晁錯的《削藩策》，削奪王國土地，激起叛亂。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聯合楚、趙、淄川、膠西、膠東、濟南六國發動武裝叛亂，企圖奪取中央政權，景帝令周亞夫等率兵平定了叛亂，乘機把諸侯王國的行政權和官吏任免權收回。史稱“七國之亂”。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建議獨尊儒家學說，罷黜諸子百家，只有通曉儒家學說的人才能做官，借以統一思想，鞏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武帝接受其主張，后來在太學專設五經博士，用儒家經典教育地主、貴族子弟；選用官吏，也以儒學為標準。從此儒家思想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強調仁政，強調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利于中央集權，有利于思想的統一、國家的統一，但同時也壓制了人們的思想，形成了文化專制的局面。漢武帝這一政策確立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學術的走向。

楊可告緡：

漢武帝打擊富商大賈的措施。公元前119年，西漢政府發布“緡錢令”，征收富商大賈的財產稅。由于他們隱匿或虛報，前114年又發布“告緡令”，對隱匿財產不報，或報而不實的，沒收其財產，并獎勵告發，查實后給以所沒收財產之半。在楊可主持下，派使者至各地加以貫徹。“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所沒收的財務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中等以上的商賈大批破產。通過以上措施，政府增加了巨額收入，工商業者和地方豪強的勢力受到打擊，使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

巫蠱之禍：

漢武帝時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當是迷信，以為用巫術詛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稱為“巫蠱”。武帝晚年多病，疑其左右人巫蠱所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孫賀被人告發用巫術詛咒，在馳道埋木偶人，死于獄中。次年，江充誣告太子宮中埋有木人，太子據大懼，殺江充及胡巫，武帝發兵追捕，太子也發兵抗拒，激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后太子兵敗自殺。史稱“巫蠱之禍”。

王莽改制：

西漢末年，貴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階級矛盾日趨激化，農民不斷起義。初始元年（公元8 2

年），王莽代漢稱帝，進行復古改制：將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得買賣，宣稱一家不滿八個男子而占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余田須分與親族鄰里，無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畝的規定，企圖實現古代的井田制；并推行五均六莞，以控制和壟斷工商業，增加稅收；屢次改變幣制，鑄造“錯刀”，“契刀”，“大泉五十”等貨幣，大量掠奪財富；還恢復古代的五等爵，經常改變官制。王莽改制是地主階級在嚴重危機下的一次自救運動。他企圖通過改革，限制當時已相當嚴重的土地兼并和農民奴隸化的發展，緩和當時已經激化的階級矛盾，鞏固新莽政權。但由于改制觸及了大地主、大貴族、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而王莽又未能堅持到底，中途放棄改革；同時由于王莽用人不當，貪官污吏利用改制“侵漁百姓”，以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再加上王莽改制措施本身存在很多問題，造成了政治經濟秩序的混亂；另外，還發動了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戰爭，破壞了與周邊各族的友好關系，加重了國內人民的負擔，使本來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人民的苦難，終于爆發了赤眉、綠林大起義。

黨錮之禍：

宦官迫害官僚士大夫的政治事件。東漢桓帝時宦官專權，侵犯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士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聯合，抨擊官宦集團。公元166年，有人勾結宦官誣告他們“誹訕朝廷”，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被逮捕，后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稱為“第一次黨錮之禍”。靈帝即位后，外戚竇武專政，起用“黨人”，并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滅宦官，事泄被殺。公元169年靈帝在宦官侯覽、曹節挾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獄處死，并陸續殺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6年靈帝在宦官挾制下又命令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錮，并連及五族。稱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官渡之戰：

官渡之戰是曹操和袁紹為爭奪對黃河中下游的統治權而進行的一場又決定意義的戰爭。是我國歷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東漢末年，袁紹據有冀、青、幽、并四州，自恃兵多糧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率兵十余萬南下。曹操兵少糧缺，以劣勢在官渡相據。次年春，曹操乘袁軍輕敵，內部不和，兩次偷襲袁軍后方，焚燒其糧車和糧屯。袁紹所部軍心動搖，紛紛潰散投降。曹操乘機全線出擊，殲滅了袁軍主力，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赤壁之戰：

我國歷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東漢末年，曹操初步統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率兵二十余萬南下，孫權和劉備聯軍五萬，共同抵抗。曹兵進到赤壁，小戰失利，退駐江北，與孫劉聯軍隔江對峙。孫劉聯軍利用曹軍遠來疲憊，疾疫流行，不習水戰，后方又不穩定等弱點，用火攻擊敗曹操水師，孫權大將周瑜和劉備水陸并進，大破曹兵。曹操只有率領殘軍取道華容，逃回北方。戰后，孫權地位更加鞏固，劉備據有荊州大部地區，旋又取得益州，形成曹、孫、劉三方鼎峙的局面。

隆中對：

東漢末諸葛亮隱居隆中，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三次往訪。相見后，諸葛亮提出占據荊、益兩州，安撫西南各族，聯合孫權，整頓內政，伺機從荊、益兩路北伐曹操的策略，以圖統一中國，恢復劉家帝業，史稱“隆中對”。諸葛亮的分析，為劉備圖霸制定了正確的方針。后來劉備大體根據這個計劃，建立了蜀漢政權。劉備死后，諸葛亮還曾加強與孫吳的聯合，改善對西南各族的關系，進行過六次北伐。

彝陵之戰：

彝陵之戰是三國史中三大戰役之一，這三大戰役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彝陵之戰。爆發于公元222年，是吳國孫權和蜀漢劉備為爭奪戰略要地荊州八郡而進行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次著名的積極防御的成功戰例。公元222年正月，蜀漢吳班，陳式的水軍進入夷陵地區，屯兵長江兩岸。吳軍扼守要地、堅不出戰。劉備多次派軍誘戰，企圖伺機加以聚殲。從正月到六月，兩軍仍然相持不決。蜀軍將士逐漸斗志渙散松懈，失去了主動優勢地位。因將士不勝酷暑之苦，劉備無可奈何，只好將水軍舍舟轉移到陸地上，把軍營設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澗，屯兵休整，準備等待到秋后再發動進攻。地形崎嶇，遠離后方，加上百里連營，兵力分散，從而為陸遜實施戰略反擊提供了可乘之機。陸遜率兵夜里火攻蜀軍連營，后又集中兵力，四面圍攻，殲滅蜀軍數萬之眾。至此，蜀軍潰不成軍。夷陵之戰對于三國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對蜀漢來說，它大損國力，完全失去了軍事要地荊州，基本上毀滅了當年諸葛亮隆中對策時制定的宏偉戰略藍圖。對東吳來說，雖然打贏了戰爭，但是卻進一步損害了吳、蜀關系，從戰略上看，亦打破了孫劉兩家聯合抗曹的可能，給日后吳蜀兩國的先后覆滅埋下了伏筆。

八王之亂：

西晉皇族爭奪政權的斗爭。晉初大封同姓子弟為王，握有軍政實權。晉武帝死后，惠帝妻賈后與輔政的外戚楊駿爭權。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賈后殺駿，以汝南王亮輔政，復使楚王緯殺亮，旋又殺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趙王倫起兵殺賈后。后又廢惠帝自立。齊王冏，成都王穎，聯兵討倫，倫被殺，惠帝復位，冏專權輔政。接著長沙王乂攻殺冏，河間王颙又與成都王穎攻殺乂，穎專斷朝政；東海王越奉惠帝攻穎失敗，颙乘機進占洛陽。幽州刺史王浚與并州刺史司馬騰打敗穎，颙獨占朝政，越再起兵攻颙，颙戰敗，與穎相繼被殺。光熙元年（公元306年），越毒死惠帝，另立懷帝，掌握大權。八王之亂前后十六年，嚴重破壞了生產和西晉的統治，激起各族人民起義，各少數民族貴族也乘機起兵，爭奪政權。

永嘉之亂：

晉惠帝在位期間，政治腐敗，八王爭奪政權的戰爭，更使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利用各族人民起義的時機，起兵離石，國號漢。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子聰繼位。次年劉聰遣石勒殲滅晉軍十余萬人于苦縣寧平城，俘殺太尉王衍等，同年派劉曜率兵攻破洛陽，俘懷帝，縱兵燒掠，殺王公士民三萬余人，西晉滅亡。史稱這一時期為“永嘉之亂”。其后北方士族大量南遷江左，它使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第一次移向長江流域，改變了以前重北輕南的文化格局。

僑置郡縣：

東晉、南朝時在其管轄地區內用北方地名設立郡縣。當時北方人民與士族大量南遷，多相聚而居，不愿丟掉原有的門第郡望，想要保持原籍貫。統治集團因而設置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封建特權，借以緩和南北士族矛盾，以鞏固政權。僑人單位戶籍不負擔國家的賦稅徭役，后來即便交納租調，也比土著居民低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北方門閥士族的利益，減少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后土斷實行后，僑州、郡、縣數目日減，隋統一后完全廢除。

土斷：

東晉、南朝廢除僑置郡縣，使僑寓戶口編入所在郡縣的辦法。當時僑州、郡、縣無一定境界，造成地方機構交叉重疊，給戶籍管理帶來很大問題，僑州、郡、縣不征租稅徭役，士族廣占 4

田園，兼并激烈，影響朝廷財政收入。為此東晉南朝政府相繼實行了“土斷”政策，撤銷、合并一些僑置郡縣，將僑人戶口編入所在郡縣，與當地農戶一樣納稅服役。其中東晉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和劉裕主持的“義熙土斷”成效最大。隨著土斷政策的實行，和時間的推移，南遷的北方人口逐漸融入南方社會，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所增加。

淝水之戰：

東晉擊敗前秦苻堅的著名戰役，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它確定了南北朝時期長期分裂的格局。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堅強征各族人民，組成九十萬軍隊，大舉南下。他自稱投鞭可以斷流，企圖一舉滅晉。晉相謝安使謝玄等率北府兵八萬迎戰，在洛澗大破秦軍前哨，苻堅登壽陽城，見晉軍嚴整，遙望八公山上草木，以為都是晉兵，才有懼色。晉軍進至淝水，要求秦兵略向后移，以便渡河決戰。苻堅想待晉軍半渡時猛攻，乃揮軍稍退。因各族士兵不愿作戰，鮮卑族和羌族的將領希望苻堅戰敗，以便割據獨立，故軍隊一退即不可止，全軍立即騷動，人心惶惶。在襄陽被俘的晉將朱序也大呼秦軍已敗，于是，苻堅的幾十萬大軍不戰自潰，晉軍乘機渡水攻擊。潰兵逃跑時聞風聲鶴唳，都以為是追兵。謝玄乘勝攻占洛陽、彭城等地，苻堅逃至關中，后即為姚萇所殺。淝水之戰從短期看，使得前秦統一全國的意圖破滅，而且使得北方由統一重新轉為混亂分裂，也奠定了此后的南北對峙時代，直到隋朝統一全國。從長期看，淝水之戰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漢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并且影響深遠。

侯景之亂：

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將侯景發動的叛亂。侯景，原北魏懷朔鎮戍兵，漸升為鎮功曹史。北魏高歡死，子高澄執政。侯景平素甚輕高澄，而澄則忌憚景叛亂，乃征調景入京，以剝奪其兵權。侯景惟恐被殺，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調景入京，故景轉而求降于南朝蕭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對，而梁武帝竟說夜夢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夢，于是封景為河南王、大將軍、大行臺。梁武帝又遣將率軍救援侯景，結果被東魏大敗，主帥蕭淵明被俘，全軍幾乎覆沒。東魏又進擊侯景，景南逃，騙取梁壽陽城。東魏繼而實施離間計，佯稱與梁議和，挑撥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臺城。城破之時，城中只剩二三千人，尸骸堆積，慘不忍睹。侯景又東略三吳，燒殺掠搶，長江下游地區受到極大破壞。侯景得勢后，殺蕭正德，軟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憂死，景立蕭綱為帝，又廢殺蕭綱立蕭棟。天正元年（551），侯景終于廢蕭棟而稱帝，國號漢。次年，梁將陳霸先、王僧辯大敗侯景軍，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殺死。侯景之亂歷時長達三年零八個月在此期間，南方士族從此衰弱。百姓流離失所，死亡無數，千里之內罕見人煙，南方的社會經濟遭受到破壞性的打擊。在此之后，國勢大衰的南梁又相繼遭到西魏和北齊的進攻，最終被南陳取代。

中外朝：

是漢武帝時期削弱相權，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之一。中朝即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和近臣所構成﹔外朝也稱外廷﹐指三公九卿所構成的官僚體制。中外朝之分出現于武帝時。西漢早期﹐丞相位高權重，兼有決策和行政兩種權利。武帝為了加強集權而削弱丞相的權勢﹐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對于重要政事﹐依靠尚書令、侍中、常侍等近臣親信在宮廷之內作出決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而外朝一般只處理日常政務。皇帝依靠內朝加強了君主專制。中朝決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權力日益轉移到中朝。而和皇帝最為親密的宦官﹑外戚﹐也很容易變為中朝的主宰。故后宦官外戚專政時期，中朝成為他們亂政的工具。

都督：

都督一名在漢末三國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其中有的是偏裨將校，有的則是一軍元帥或一個軍區的主將。前者被稱為帳下都督或部曲督，后者被稱為持節都督，影響最大的是后一種。持節都督來源于漢代的督軍御史，職責是監督州郡鎮壓“盜賊”。其后，又以中郎將督軍，更增加了軍事統帥的因素。漢末董卓之亂后，州郡擁兵割據稱雄，朝廷為了籠絡他們，有以將軍兼督數州或都督某州的稱號。獻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紹為大將軍，是最早見于史籍的持節都督。大約同時，魏武帝曹操以程昱為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這種都督就成為統治地方的軍政長官了。

典簽：

南朝地方長官之下典掌機要的官。府州皆置典簽掌管。當時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簽。典簽本為處理文書的小吏，權力不大。劉宋中葉以后，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鎮，君主用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充當典簽，代替諸王批閱公事，甚至照管諸王的飲食起居。職位雖低，權力漸重。宋孝武帝和明帝時，為了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也由君主指派典簽監視，往往不只一人。南齊時，典簽權勢益盛，每年輪番還都言事，刺史郡守的升降去留往往取決于典簽之口。南齊諸王，更處于典簽嚴格控制與鑒視之下。梁武帝蕭衍在位時，對皇室采取寬縱政策，典簽權勢漸削弱。至宋廢止。典簽是南朝皇權與寒人結合的產物，也是寒人興起的重要表現之一。宋﹑齊君主通過典簽控制和鑒視地方軍政，對于加強中央集權雖不無作用，但終不能消除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

北府兵：

東晉孝武帝時，謝玄任廣陵相，招募徐（治京口）兗二州驍勇所組成的一支精銳軍隊。二州本是北來僑民的集中地。“人多勁悍”﹐富于戰斗經驗。朝廷因前秦強大，詔求文武良將鎮御北方，其時謝安當國，以兄子謝玄應舉，在當地廣招驍勇，組成精銳部隊。謝玄以劉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威震敵膽。東晉稱京口為“北府”，所以稱這支軍隊為北府兵。這支軍隊建立不久，抗御前秦屢立戰功。在有名的淝水之戰中，謝玄、劉牢之率領的北府兵更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后期軍隊衰落。

府兵制：

中國古代兵制。由西魏權臣宇文泰建于大統年間，歷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趨完備，唐玄宗天寶年間停廢，歷時約200年。該制度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其主要任務是番上宿衛（即輪流到京師宿衛）和征防。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征發原則是先富后貧，先強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雖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農民為主體。自備資裝對于農民是沉重的負擔。唐代，由于兵役繁重、均田制被破壞以及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制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時就逐漸被破壞，到玄宗統治時終于被廢除，由募兵制所取代。

世兵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軍戶、士家的子弟世代為兵，是當時通行的兵役制度。創立于三國，盛于西晉，東晉南朝逐漸衰落。世兵制，就是將士兵全家從普通百姓中抽離出來，使其脫離民籍，集中居住，變為軍籍，除了士兵本人終身為兵外，其家口世代也需為兵，士死，其寡妻遺女也要配士家。由是世兵制使服兵役成為一部分人的特定義務，這部分人稱作士，其家稱為士家或軍戶。北朝后期，世兵制逐漸為府兵制所取代。

士家：

魏晉時期，兵士及其家庭稱為士家。亦稱兵戶。東漢末年，戰爭頻繁，各割據軍事集團加強對士兵的控制，把他們的家屬集中起來，和士兵一起另行編定戶籍，稱為士家。控制士家，是為了保證兵源，防止將士叛亂，強化政府對于割據勢力的控制，將本來屬于私家的部曲奪取到政府手中。因此，魏晉時期士家不準改行轉業；婚配只能限于同類，不準與平民通婚；士逃亡，家屬要受嚴酷的懲罰；士家的子女稱為“士息”、“士女”，兄終弟及，父死子承，世代為兵。士家未征召入伍時從事屯田，稱為田兵。具有兵家、屯田客雙重身份，受雙重剝削和奴役，他們的社會地位略高于奴婢而低于平民。士家制度是一種人身依附性較強的世兵制度。此制的建立，保證官府擁有足夠的人力來從事戰爭和耕田，對結束東漢末群雄割據，形成三國鼎立和西晉統一的政治局面都起過一定作用。但是，士家制度的嚴酷及其對士兵壓迫的殘暴扼殺了士家當兵作戰的積極性，逃亡自殺經常發生。

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保證士族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東漢末，曹操當政，提倡“唯才是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采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推選各郡有聲望的人，出任“中正”，負責察訪流散在外的本郡士人，將當地士人按才能分別評定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選用，謂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計門第”的原則，有利于政權的穩定。曹芳時，司馬懿當政，于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擔任，選取原則以“家世”為重。從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九品中正制則成為世族地主操縱政權，鞏固門閥統治的工具。隋文帝時廢除此制，改行科舉制。

王與馬共天下：

永嘉之亂后，以王導為首的王氏士族集團輔佐瑯玡王司馬睿。當時北方夷族太多，王導，王曠建議司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實施戰略轉移。公元313年永嘉南渡，整個中原地區的北方名門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機構、官員、甚至士族家中的傭人和雞鴨牛馬都被帶過了長江。這次以門閥士族為主要力量的大遷徙共有90多萬人，瑯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晉室，史稱東晉。東晉建立后，司馬睿勢單力薄，王導、王敦等人利用上巳節契會時，帶領諸名流，騎馬擁從著司馬睿肩輿，驚動了江南士族顧榮，紀瞻等，他們漸改變了對司馬氏的態度，歸附了司馬氏。司馬睿對王氏十分感激。由于對司馬政權的大力支持和艱苦經營，瑯玡王氏被司馬睿稱為“第一望族”，并欲與之平分天下，王氏勢力最大時候，朝中官員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與王家相關的人，真正的是“王與馬，共天下”。

三長制：

是北魏中期為控制戶籍，及取代宗主督護制而實行的基層政權組織。魏孝文帝改革時﹐為加強中央政府對人民的實際控制，公元486年接受漢族地主李沖的建議，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規定五家為一鄰，設鄰長；五鄰為一里，設里長；五里為一黨，設黨長。三長負責清查戶口、田畝，征收賦稅，調發徭役。三長必須由鄉里中能辦事而又謹守法令的人擔任。因此制沉重打擊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舊派的反對。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沖等執政大臣的堅持下，三長制得以繼續實施。它加強了中央集權，使所征租調有所根據及確立準則，加上大量的隱匿戶得以清查，因此數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了幾倍，社會經濟有所恢復發展，一時天下稱為便利。北魏后來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長制的基礎上推行的。

宗主督護制：

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十六國時，黃河流域的南逃的豪強地主多據塢壁自守，聚族而居。他們擁有眾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塢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豪強的武裝首領。依附其下的農民往往有數百家、上千家，乃至萬家，均為他們的私家人口。這些豪強被稱做宗主，依附于他們的各類農民則是宗主的包蔭戶。宗主與包蔭戶之間是一種主人與佃客的關系。而佃客形同于農奴。北魏統一之初，只是消滅了一些敵對政權，對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無法根除。為了穩定統治，便于征徭征稅，于是就采取妥協政策，承認宗主對于包蔭戶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對于包蔭戶的統治作為地方基層政權，以世家大族為宗主，督護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護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蔭戶多數沒有戶籍，他們只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憑宗主剝削和奴役，國家不得征調亦不能干預。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長制后，此制遂廢，但三長仍多為宗主充任。

尚書臺：

官署名。東漢始置。東漢中樞機關。因位于宮中的中臺，故以臺名，并有中臺、臺閣、臺省等別稱。東漢光武帝劉秀鑒于西漢末年大權旁落于貴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權力集中于君主，凡機密之事全部交給尚書，以此制約三公。因而加重了尚書的職權。因尚書的官署在宮禁內而稱為臺閣，故有尚書臺之稱。東漢尚書臺組織有：尚書令一人，秩千石，為尚書臺的主管長官；尚書仆射一人，秩六百石為尚書臺副長官，尚書令不在，則代行處理公務。下設尚書六人，分管六曹事務。全國政務統歸尚書臺管理，最后總攬于皇帝。尚書臺位卑權重，皆由皇帝親任干練之士充任，便于控制，發揮效率高。東漢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實權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直到魏晉也是中央最高政府機構之一。三國時，尚書臺已正式脫離少府，成為全國政務的總匯。

讖緯：

漢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讖”是秦漢間的巫師、方士編造的預言吉兇的隱語、預言，作為吉兇的符驗或征兆。“緯”是方士化的儒生編集起來附會儒家經典的各種著作。其起源是古代河圖、洛書等神話傳說。西漢后期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支持。主要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現象神秘化，看作社會安危的決定原因，為封建統治說教。王莽和光武帝劉秀就分別利用圖讖或“符命”作為“改制”和“中興”的合法根據。東漢章帝召集博士儒生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更進一步把讖緯和今文經學混合在一起，使儒學神學化。讖緯之學對東漢政治、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均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東漢末期，讖緯逐漸衰微，但直至隋煬帝正式禁毀以前，仍繼續流行。緯書今留存著不多，除去其中迷信部分，在天文、歷數、地理知識等方面，也包含著某些科學史的資料。

清議：

清議，即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依據，臧否人物。為官者一旦觸犯清議，便會丟官免職，被禁錮鄉里，不許再入仕。這是東漢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的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判風氣，是庶族與士族斗爭的產物。宦官專政時期政治黑暗，選舉、征辟（bì閉），都要按照他們的愛憎行事，壟斷了了士人的上進之路。廣大太學生、儒士于是與官僚士大夫結合，在朝野形成一個龐大的反宦官專權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執政。”意為比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學生等互相標榜，并批評宦官專權亂政。這樣的議論自社會流入太學，太學生以郭泰為首，奉司隸校尉李膺、太尉陳蕃為領袖，公開與宦官集團相對抗。

第四篇：中國史下冊

中國史下冊

一、中共歷史上三次有轉折意義的會議

1.八七會議：1927年，背景：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界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內容：糾正了陳獨秀右傾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決定秋收時起義；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思想。

意義：給已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共指明了新的出路，挽救黨和革命。

2.遵義會議：1935，背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長征。

內容：糾正了博古等人軍事上、組織上的左傾錯誤；肯定毛澤東正確軍事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意義：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第一次獨立自主的應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標志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這次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玩久了革命，成為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3.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背景：文革結束后，經歷了兩年的徘徊前進；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內容：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為題的討論；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決定撥亂反正，并審查和解決黨內重大冤假錯案，以及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意義：是建國以來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思的偉大轉折；完成了黨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是改革開放的開端，中國歷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開端；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思想在這次會議上開始形成；形成了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第二代領導人。

二、為了鞏固抗日根據地和爭取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什么政策和措施？有什么作用？

1.軍事上：根據軍民執行“基本的游擊戰，不放松有利條件的運動戰”的方針，積極開展了反掃蕩斗爭。2.政治上：根據地政權實行：三三制“原則。作用：加強了各階層人民的團結，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3.經濟上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作用：減輕了地主的封建剝削，提高了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4.經濟上海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作用：當從思想上清算了左傾和右傾錯誤，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整風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三、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標志和勝利的意義。

標志：1945.9.2正式簽署投降書。

意義：康如戰爭的勝利，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第一次去的反對外來侵略斗爭的完全勝利；它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為民主革民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的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高。

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過程

1.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危機嚴重。1935年中共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2.1925年底，中共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3.會后，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

4.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解、揭開國共兩黨有內戰到和平，有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他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5.七七事變后，中共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6.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表示要“抵抗暴力”。7.根據國共兩

黨協議，在西北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變為八路軍，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8.1937年9月國民黨公布了中共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標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五、七屆二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歷史背景、主要內容、歷史意義。

時間：1949

背景：三大戰役勝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

內容：1.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一切工作的重心，2.提出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方針。3.規定了革命勝利以后，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

4.告誡共產黨人，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

意義：這次會議解決了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問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六、簡述新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1.見過第一年同蘇聯等17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2.1853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標志著新中國外交政策成熟。

3.1954年新中國第一次在世界大大的提高了國際地位，參加日內瓦會議發揮了積極作用，4.1955年亞非會議，周恩來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促使會議圓滿成功

5.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

6.1972年，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

7.90年代，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加強了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

8.現在，中國已同15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七、簡述“一國兩制”偉大構思想的形成。

1.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針對解決臺灣問題，宣布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2.1981年葉劍英發表《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包含了“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3.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4.1984年，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通過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具有了法律效力。

八、建國初期，新中國為鞏固政權采取了什么措施？有何影響？

措施：1.追殲國民黨殘敵和剿匪，到1950年夏，基本上完成，2.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除臺灣和少數沿海島嶼外，中國領土全部解放。3.抗美援朝：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改革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4.土地改革運動：廣大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開辟了道路。5，鎮壓反革命運動：到1951年基本上清除了祖國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勢力。

6.三反五反運動：純潔了干部隊伍，打擊了不法分子，有利于鞏固人民政權。

影響：鞏固了人民政權，為經濟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有哪些正確指導思想?又哪些失誤？其經驗教訓是什么？

正確的指導思想：

1.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報告，標志著探索的開始。

2.1956年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3.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國家政治生活的注意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4.1957年開展了整風運動，5.1957年發動了反右派斗爭。

6.1960年，黨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7.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

失誤：

1.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這成為后來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連續犯錯誤的根源。

2.1958年“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提出，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

3.1958年又輕率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4.1959年發動了“反右傾”斗爭，使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

經驗教訓：

1.社會主義制度下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重心。

2.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3.必須堅持民主與法治。

十、紅軍長征的原因及長征勝利的標志，歷史意義。

原因：王明的左傾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勝利標志：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

歷史意義：1.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紅軍，扼殺革命的企圖，使全國革命轉危為安。

2.經過千錘百煉保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精華，他們構成了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主干。

3.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宣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廣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種。4.開創了紅軍北上抗日的新局面。

十一、西安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是怎樣和平解決的？為什么說他的和平解決是扭轉時局的關鍵。

背景：華北事變，民族危機嚴重。

2.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

3.張學良到陜西剿共失敗。

4。東北軍將士希望打回老家去抗日：

5。蔣介石到西安威逼張學良執行剿共計劃。

解決：

1。西安事變后國民黨內親日派頭子何應欽積極部署討伐張楊；

2。國民黨內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宋子文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積極奔走；

3。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從全名族利益出發，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4。經過各方面的努力，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意義：

1。西安事變顯示了中國各階級要求實現團結抗日的強烈愿望，充分表明了中國團結抗日的誠意

2。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

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12、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的土地政策

1十年對峙時期

內容：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

1931年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線：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尚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注：土地農民私有制）

意義：廣大貧雇農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了土地；調動了農民生產和參軍參戰的積極性；鞏固了紅色政權。

2抗戰時期：

內容：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注：土地地主所有一私有制）

作用：減輕了地主的封建剝削，提高了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3解放戰爭時期

內容：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注：土地私有制）

作用：成為解放戰爭迅速取勝的可靠保證。

4。1950——1952年土地改革

內容：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的主人，實行農民階級的土地所有制（注：土地農民私有制）

特點：保護富農經濟

意義：廣大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農村生產得到解放，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開辟的道路。

5。1953——1956年

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土地等生產資料由私有到公有制的轉變。（注土地公制）

6。十一屆三中會全會后

內容：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注：土地公有制）

意義：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發展。

13、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1，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2，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擇東思想的理論指導；3，走經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4，有一支人民的革命軍隊，堅持武裝斗爭；5，組成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的力量，共同奮斗；6得到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

以上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基本經驗，14、新中國成立時面臨怎樣的經濟形勢？政府為恢復國民經濟采取哪些措施？國民經濟恢復情況怎樣？

經濟形勢：工農業生產下降；交通運輸阻塞，物資缺乏，通貨膨脹，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國統區經濟已趨向總崩潰。

措施：1）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為政權的鞏固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一定了經濟基礎。

2）穩定物價，統一財經。結束了我國連續十多年物價暴漲的局面，政府贏得了人民的信任

3）合理調整工商業。使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得到恢復和發展。

4）在農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開展了互相合作運動，大規模興修水利。

5）在工礦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恢復情況：經過三年努力，到1952年底，國家財政經濟取得了根本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產超過中國歷史上最高水平，市場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為國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第五篇：中國史名詞解釋

一、名詞解釋

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簡稱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的。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

2、抗美援朝運動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正式爆發。10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據朝鮮政府的請求和國家安全的考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英勇抗擊美軍入侵。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參軍參戰，捐錢捐物，發展生產，一切為了前線。朝鮮停戰后，中國人民志愿軍又幫助朝鮮人民為戰后的恢復和建設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離朝鮮，返回祖國。抗美援朝的意義??

3、“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指解放初期，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有關制度的不完善，在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和經濟部門中滋長著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現象。這不僅給經濟建設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也嚴重地從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蝕了少數干部，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運動高潮期間，一些地區和單位曾發生逼供性的現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錯案。)

五反運動：是指建國初期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建國初期，為了牟取暴利，向國家機構內部派遣代理人，大肆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活動，嚴重地腐蝕了干部，破壞了抗美援朝和國家的經濟建設。為了打擊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破壞活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并很快掀起了高潮。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關于結束“五反”運動的報告。)“五反”運動是建國后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五反”運動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為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4、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冬到1953年春，中共領導下的，分批進行的，改革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的運動。土改的總路線為“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的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土改大體經歷了發動群眾、劃分等級成分、沒收和分配土地、復查總結這幾個階段。到1953年春，土改在全國基本完成。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翻身做主人，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5、統購統銷

建國初期的一項控制糧食資源的計劃經濟政策。為了緩解嚴峻的糧食購銷形勢，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這一決議 1

是根據陳云的意見，由鄧小平起草的。所謂“計劃收購”被簡稱為“統購”；“計劃供應”被簡稱為“統銷”。后來，統購統銷的范圍又繼續擴大到棉花、紗布和食油。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農業產品自由市場，初期有穩定糧價和保障供應的作用，后來變得僵化，嚴重地阻礙農業經濟的發展。80年代改革之后，該項政策被取消。

6、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和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重要講話。劉少奇、陳云、周恩來、聶榮臻等分別就土改、財經、外交與統戰、軍事等問題作了報告。七屆三中全會是建國初期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上制定的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所確定的任務，對于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和穩步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7.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是我國的一項外交原則。1953年12月，在中國政府同印度政府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區的關系問題進行談判時，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它作為處理中印關系的原則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贊同，并被寫進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后來又分別將“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完善。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我國的外交政策的完整體現，在國際關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8、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是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反對殖民主義、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的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這10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會議號召亞非各國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被稱為萬隆精神。

9、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4年9月 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到會代表1210人，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制定憲法，制定幾個重要法律;聽取審議政府工作報告;選舉新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這次會議的另一個總要成果，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全面建立國家機構。9月28日，大會勝利閉幕。這次大會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進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它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和以《共同綱領》代行憲法的國度狀態，這為加強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基礎，它標志著我國人民從1919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

10.《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1950年2月14日于莫斯科簽訂。條約共有6條，主要內容為：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任何國家的侵略與破壞和平；當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國之進攻時，另一方即盡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同盟、集團與行動；雙方對有關

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將進行彼此協商；雙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中蘇間的經濟文化關系，彼此給予經濟援助，進行經濟合作。條約于同年4月11日經批準后生效，有效期30年。該條約的簽定，是對我國重要的國際支持，不但使我國獲得了國內建設所需的資金和援助，更是我國在國際上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軍，這樣有利于我國放手進行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和平。

11、“雙百方針”

雙百方針，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提出的，繁榮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分別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雙百方針。具體地說就是，在文藝創作上，允許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題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時存在，自由發展；在學術理論上，提倡不同學派、不同觀點互相爭鳴，自由討論.這一方針由毛澤東提出，經中共中央確定的關于科學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針。但是隨著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到來，雙百方針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沒有得到認真貫徹。

12、反右派斗爭

1957年6月，因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之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為此，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右派斗爭，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爭結束。但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復查，將錯劃的予以改正。

13.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1959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２日至16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會上對如何估計國內形勢問題產生了兩種意見分歧，7月10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講話，強調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是不會錯的，并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被稱為萬言書）。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志。隨后，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進行揭發批判。

14、七千人大會

指中共中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了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七千余人,故得名。這次會議主要總結了建國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書面報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講了話。會議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著重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提出修正意見,聯系實際,總結經驗教訓。第二階段,毛澤東作了講話,強調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代表們對此進行了廣泛地討論,進一步提高了認識,加強了團結。會議還統一了對當時經濟形勢的認識。七千人大會雖未徹底克服黨內存在的“左”的指導思想,但對于糾正“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起了重要作用,對于動員全黨貫徹“八字方針”是一個重要轉折。

15、西樓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樓舉行，即“西樓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的中心是討論1962年的國家財政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等問題。會議指出，我們的財政經濟困難是十分嚴重的，我國經濟處在非常時期。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全黨必須集中力量，大力發展農業和日用品的生產，穩定市場，制止通貨膨脹，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在近兩三年內，并以農業為基礎，迅速調整1962年的計劃。西樓會議是我們黨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實事求是地估計了我國當前國民經濟的困難形勢，確定了實行經濟調整的原則和具體設想。通過這次會議和會后的工作，黨內不僅在思想認識上取得了一致，并且找到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使“八字方針”得到了全面的貫徹，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6、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八屆十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也稱為“四清”運動。其前期，在城鎮是開展“五反”，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在農村進行“四清”，即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分工；其后期，擴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城鄉統稱“四清”運動。又稱“大四清。四清運動對于解決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作風問題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種性質的問題簡單歸結為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層干部遭到錯誤的處理和打擊。四清運動，實際上為“文革”的發動作了準備。

17、《五一六通知》

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所謂十大罪狀，逐條批判。《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會。《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左”傾錯誤的綱領。它的通過和貫徹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8、《十六條》

即《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是繼《五一六通知》之后，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錯誤綱領。明確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和對象，“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十六條》的通過，表明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指導方針，從而島之旅全局性的錯誤。

19、上海“一月風暴”

1967年1月5日，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劃奪權。他們相繼奪了《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的權，并策劃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們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發表《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領導權。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奪權之風從此刮遍全國，更加劇了全國混亂的局面。

20、二月抗爭

1967年2月，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對“文革”的錯誤作法提出尖銳的批評。圍繞“文革”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干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問題，同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18日，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老同志。此后，又被林彪、江青等誣稱為“二月逆流”。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平反。二月抗爭的實質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錯誤做法提出的嚴正批評和抗議，是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某種否定和批判，是黨內正義力量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次意義重大的抗爭，它對于后來黨和人民日益深入、廣泛的斗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1、紅衛兵運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次全國性的青年學生運動。1966年5月下旬,北京青少年出于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 首先發起了“保衛毛主席”和“反修防修”的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他們起來“造反”的革命行動, 紅衛兵運動遂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但紅衛兵這一天真的善良愿望,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 他們別有用心地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 將矛頭指向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 將紅衛兵運動引入歧途。在林彪和江青授意和策動下,紅衛兵進行全國大串聯,亂揪亂斗,搞亂了黨的各級領導機構,造成了全國性的大**。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共青團十大籌委會《關于紅衛兵問題的請示報告》,根據《報告》的提議,撤消了全國的紅衛兵組織。

22、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由此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后來被稱為“老三屆”）大部分前往農村。知識青年們“滿腔熱血”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多達1600多萬人，當時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不僅使大批青年失去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而且對于廣大干部及知識分子來講則耽誤了學習和創造的寶貴時光，給國家現代化建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人為地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定。

23、“九一三事件”

又稱“林彪叛國外逃事件”。九屆二中全會以及會后中央和毛澤東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團的權勢，打亂了他們的陣腳，使其處于被動境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鋌而走險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后，林彪與葉群、林立果等于13日凌晨乘飛機叛逃外國，途徑蒙古溫都爾汗附近時，機毀人亡，一場武裝政變陰謀被徹底粉碎，這即是“九一三事件”，成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24、四五運動

亦稱 天安門事件，是1976年4月5日發生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的群眾強大抗議運動。四五運動源于全國人民對周總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無限悲痛。但是，“四人幫”壓制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誣陷鄧小平，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義憤。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25、四項基本原則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由鄧小平提出的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在思想政治上所必需堅持的基本原則。內容包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使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兩個基本點這樣一個完整的指導思想，成為新時期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基本路線。

26、《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于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任務、性質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它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突破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并系統的闡述了建立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決定》標志著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